宁河区图书馆

千里夜行军
  1944年寒冬，苗庄伏击战，敌人吃了亏，损失了1个加强连。于是敌人要疯狂报复了。
  一天夜里下着小雨，我们10几个人在老庄子村东头集合，像是在等候什么。森林对我说：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组织上为了保存力量培养干部，决定送你去平西根据地学习。平西就是北平的西边，河北省的最北面。我说：组织关系怎么办？森林说，有专人带。你回家看看，但必须今晚返回河东，明日晚饭前到路北区找我们。
  从老庄子到我家12华里。我到家时约在晚上10点。我对父亲说，上级要我到平西根据地读书。我要洗洗身上。父亲把煤火捅旺，烧了两大壶水。我脱下内衣。哎呀！都是一块块的脓水，大部分结成了硬块，虱子一串串的。全身除了后背、小腿、屁股，几乎没有好地方。满是脓包，有的发硬，有的淌着脓血。没办法用毛巾擦，只好沾热水拣好一些的地方按一按。父亲吃惊地说：你这样能走到平西吗？我说：能。再怎么说也是皮肤的病，离心脏远着呢。
  我在离开家的路上，心想敌人真的出动，反正我一个人，用什么办法都是可以逃脱的。于是我住在了老庄村。次日凌晨我过了新河，直向北走去。
  敌人下乡扫荡时，都是先撒出便衣特务，这是我要特别警惕的。一旦遇上敌人，我的手榴弹不是吃素的。上次砸伪军的那颗边区造，只炸了几瓣，这次的威力大，准跑不了他。或许还能缴获一只枪呢。我边想着，边加快脚步，同时两眼不眨地向四周观察着。到中午我越过唐山至玉田那条公路，估摸走了30余里，离敌人据点更远了。我稍松了口气。可到了森林说的那个村庄，却一个同志也没找到。于是，我又紧张起来。直到傍晚，傻子一挑门帘进来，我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傻子告诉我去平西的集合出发点。我二人在村外分手。我把手榴弹连袋摘下来给他。他说，这个你留着，你们还要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呢！我拿出一颗别在皮带上，说声再见。我向正西，他向正北分手了。那时我已经不能和同志握手，因为手指甲下面全冒脓，手肿得像个肉包子。从此，我离开了家乡宁河县这片故土。
  我们去平西的共8个人，有伍山、长城、志祥、广华、童生（后改名黎光），连我共6个男同志，女同志有亚男、秀生（后改名培宁）两人，年岁最大的十七八岁。
  我们由沿线交通站护送，白天睡觉，夜间走路。眼前是土路、冰泊、山路。还有一条更长的路，那就是学习和革命。与那7位不同的是，我要忍受疥疮造成的巨大痛苦，皮肤的溃烂，肌肉的僵肿，各关节的扭疼……还有怕传染别人和被人讨厌而造成的自愧。我总是想入党誓言，决心学习那些在敌人刑场上誓死不屈的英雄，坚持到底，一定要走到根据地去！
  时光将要跨入1945年的时候，我们在潘家峪听了一次复仇课。1941年春节，日本鬼子在这里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大惨案。全村有1200余人惨遭杀害，老百姓的房子被烧毁，水井被投入尸体、毒物。这就是日本人在中国的杀光、烧光、抢光。我们到潘家峪时，已是发生惨案的第三年，满眼残垣断壁、石头瓦砾，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在山根挖了几孔小窑，三块石头支一口锅。正如《黄水谣》那首歌中唱的：“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给我们讲述的是这个惨案的幸存者，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我过去听同志们讲过潘家峪惨案，但没有这次震撼。我们人人心中怒火燃烧，热血沸腾，咬牙切齿，要为乡亲们报仇雪恨！这次复仇课，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一天夜里，我发现，我们行进的方向不是正西而是偏南了。这是从启明星的方位判定的。在同森林、远明同志一起工作中，当后半夜向正东行走时，它总是高高地挂在我们的前方。向西偏南的第二夜，开始走一片冰泊，每人发一副铁脚马子，绑在脚上，防止滑跤。在冰上走路，腿和脚更要吃力，更增加了我的困难。女同志坐爬犁，一个人像撑船一样撑篙，冰面不平时改到前面去拉。这夜我掉队了，瞄着前面影子走。看不到前面影子时，我就找冰上的划痕。后来是交通员把我迎进村子和住房。这时他们已进入梦乡，我在他们中间扒开个缝，仰面砸了下去。我那时只能仰面睡，侧身都有疮。
  我们过北宁路（天津至北平段）是在白天。公路与铁路并行，白天有敌人汽车、摩托巡逻。交通员对我们严厉地说：“这是敌人严密的封锁线，敌人有巡逻，可能有埋伏。我们准备了一辆胶皮大车，用草栅子围住，装作运白菜。你们坐车，不准出声。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你们也不准动，听我的命令。过路的安全和成功全靠大家。”我们挤上大车，周围是肮脏的草栅子，上面盖了两条破棉被，车把式两人，分坐车辕两旁。我不时掀开缝向外看，心想，真遇上敌人，我的手榴弹就派上用场了。每当我扒开缝，便有人说，快盖上，别让敌人发现。坐车身上不疼、不累，似有睡意。但警惕性总是把它驱除。
  大车终于停下了。我们揪着的心一下子开朗了。我们到了冀中大平原。
  冀中和冀东的土地不一样，挖几尺深都是干土。在距敌人据点较远的地方，各村之间挖有交通壕相连，便于部队运动和群众转移。我们常在白天行军。有一天有两位领导干部和我们同行。他们都有警卫员，一位首长骑一头骡子，另一位骑毛驴，是一头叫驴（公驴）。他们是去延安参加“七大”。当从交通沟上岸时，毛驴犯了犟劲，人拽、鞭子抽，就是不动。到了土坎低处，它才上岸。我们进了一个村庄，看到一头草驴（母驴），那头叫驴一下冲了上去，前蹄高抬，把首长从驴背上掀倒在地，摔了个仰八叉。冀中有个风俗，冬天人和毛驴、猪同居一室。人畜同居，大多是西厢房，布局是锅台连着炕，没有隔断；驴槽和炕相对，驴槽下面有猪。夜间驴叫，猪拱，牲畜拉屎，对习惯了的人，对疲劳的人都无大影响。我们经常住这样的房间。
  我们路过三河县时，发现六七岁的女孩缠脚，仿佛这里没来过八路军。我问大娘或大嫂，他们说，家里穷，孩子将来穿她们的鞋。我摇摇头说，既然穷，你们每人有几双鞋？等你孩子长大了，你的鞋子还能是新的不成？我对秀生说：你们妇女该进行宣传。这时亚男说，别叫我们妇女，要叫我们女士、女子。我说，为啥叫妇女救国会，不叫女士救国会？她瞪我一眼不吭声了。秀生说，谁说我没宣传？
  也就是在三河县这个村庄，我们才知道要过年了，人们磨豆腐，蒸年糕……。
  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们走进了采育庄，人们正在扭秧歌，唱着：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欺压咱们八年整，八路军帮助咱们打虎狼，打虎又打狼。这唱词提醒我，这是1945年，抗战8年了。我们被领去休息，刚进屋，传来消息说，敌人奔咱们这儿来了。于是，房东点上灯，移开柜，领我们下地洞。我们下了许多个土台阶后，要从上钻一个洞口，尔后又下翻。我浑身是疥疮，动作不灵活，疥疼使不上劲，憋得够呛，童生用力把我拽了下去。翻口是防止敌人从洞口打枪、投弹的。我们在洞中，功夫不大，就上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不像在冀东，总是在紧张的气氛中。
  过平汉路时有了紧张的气氛。敌人封锁得很严，有密集的炮楼，有铁甲车巡逻，不管有什么情况，就是一排子弹，瞎打一气。铁路两旁有封锁沟，深宽都在1丈以上。上下沟都有蹬窑，这是过路人挖的，同时也给敌人留下了痕迹。敌人不时向这些地方开枪。
  过路那天下午，我们天黑时分到达过路点。约在晚9时，敌人铁甲车放射着刺眼的灯光，咣当咣当地开过去之后，一片黑暗中我们开始越壕沟过路。和我们一起过路的还有数十人，其中一位放了足的女同志，扒不上沟堤，我蹲下来，让她踩上肩膀，猛使劲将她扛上去。但我也很难扒上去，我抓住那个女同志扔给我的挎包带，有一个同志趴在岸边拉住我的一只胳膊，我拼命越过封锁沟。过沟后，我们急跑了一段，我轻喊长城的名字，找到了自己人。这时我浑身疼痛，哆嗦得厉害。我咬着牙，扶着长城站立起来，继续前行。
  这夜我们进了山。算是到了根据地。正式结束了夜行军。
  我走到了根据地
  我全身长满了疥疮，每走一步路，都冒着脓血。但是我一步又一步地走了约1千多里路，一天又一天地走了30多天。1945年初，我们终于走到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河北省阜平县。
  一路上，我总是默念着刚当八路军时教导员说的：打仗不拍死，负伤不怕疼，困难不叫苦。也经常默诵着一段歌词：听！军号吹，响遍晋察冀边区，斗争的大旗火焰般飞红，向前去闯过黎明前的黑暗，新中国要在我们手中出现！我激励自己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被困难压倒？整天啥也不做，光是走路这一个任务，还完不成？！
  过平汉路那天夜里，由于越过两道深沟，而后又是急跑，使我的肢体承受力达到了极点。但我还是咬着牙，用双肩帮助了一位年龄大的女同志登上沟岸。过沟后的急跑中，我几次跌倒，最后颤抖着双腿走进了宿营的村庄。此时天已经亮了，真可以叫做闯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我进屋时，见7位同志都挤在一条炕上，再没法挤了。我在炕沿上趴了一会儿，便解下身上背的东西，到屋外，去查看自己的伤势。好家伙！原来箍在全身的疮痂、脓包，都已崩裂，露出红肉，满身脓血。我从棉袄下摆处揪出棉花擦拭，疼得钻心。此时，我的棉袄、棉裤上的棉花被我揪用了许多。我正在擦着脓血，路南来的长城突然在身后说：“哎呀！你的疥疮怎么这么厉害！”我撩起帽耳说：“你看这脸上也有疮，俗话说疥上脸，拿席卷（死的意思）。反正这小命没落鬼子手里，我终于走到了根据地，到了老家了。”他说：“不要紧，到了根据地了，想法治吧。”
  洗漱后，离开饭时间还早，我和长城到方才看到房上有柿子的那家去买黑枣、柿子。我们还是头天下午吃的饭，走了不下80里路，实在饿了。只花1元边区票，我们几乎吃饱，还给别的同志带回来一兜。尔后，我们又买了两碗豆浆。这下可坏了，不大功夫，肚子开始疼。我带有大烟（鸦片），每人吃了一点，好点了，但还是觉得堵得慌。冀东一些同志在抄大烟馆时，都弄一点大烟，准备负伤、生病时用。这一路上我把带有大烟全忘了，今天吃了它，身上的疥疮也轻松多了。真是幸运，幸好我把带有大烟这码事忘了，否则一路吃来，岂不成瘾？！
  房东大娘见我二人腹疼厉害，问明情况后，让我们赶快喝酸菜汤。大娘家有一大缸酸菜，乱菜叶子、树叶子，很脏。我们无奈，每人喝了一大碗。这天早饭，我们没吃。出发时，长城找村长给我要来一头毛驴。我腿裆两边都是疮，只能趴在驴背上。走了一段，胃也舒服些了。我下了毛驴，让长城骑，长城坚决不骑。我让女同志骑，可她们也不骑。只好让老乡拉着驴回去。驴子总共跟我们走了10来里路。
  太阳平西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庄。这儿住的是一个领导机关，热情接待了我们。吃白面馒头，每人发了一条棉被。棉被全白色，是边区织的土布，8幅，每幅宽约1尺2寸。晚上给我们放无声电影。片名不记得了，就连村名和接待机关，一点没入脑，只顾高兴了，我们终于到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
  迈进了学校门槛儿
  我们8个人都被分配到联大。联大的全名是华北抗日联合大学。我们都分入教育学院。进了学校门槛儿，我非常高兴。经过两年游击战，我这个小学没读完的穷孩子又进了校门，是挂着大学牌子的中学！
  我们很快学会了校歌：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刻苦，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民要自由，新社会的创造要我们担任。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培养我们革命品质，我们誓死绝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天。这校歌对我们是教育，也是共同的誓言。当然也是对我们一路行军的鼓励和总结。
  一天，我因病没有出操，两位班主任徐波与胡西宗来看我，我说，我是党员，我的介绍信到了没有，是专人带的。徐波同志回去查了一下，不一会儿就回来告诉我：有你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这下，我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了。同来的致祥为没有他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哭了。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在联大我参加过一次党小组会，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盛况，小组会是在山沟阳坡上开的。
  我还和大家一起到校部看墙报，一路上到处是歌声、笑声，一位来自北平市的同学，还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改为“我的家在逶湾的卢沟桥上”唱给大家。身着灰色土布或蓝色洋布的人群，汇成海洋，发出海涛般的歌声：我们在太行山上……；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啊！这里是自由的天堂，这里是雄伟的山岗，这里是抗日战士的演兵场！
  根据地常驻的部队、机关、学校，每个人都要交生产任务，以小米重量为单位。我们新学员，没有分任务。有一天上山割柴草，本来我有病，被通知不参加。但是我逞强，还是去了。阜平的山上没树，都是茅草，山高草多。山地长大的同学，走得快，爬得高，草割得多。我的腿支撑不住，四肢爬山，累得颤抖。回来后便被送到校部卫生所。
  卫生所和校部都在平房村，我住的那间房，门、窗都被鬼子烧了，门上挂了土布帘子，窗子被破席钉住，屋里没有炕，我睡在一小堆草上。对我没有什么治疗，因为没有药。平房村一天夜间闹狼，卫生所怕我被狼咬死，把我迁到了村东头的破庙里。这里连我共7个病号，其中有一位老同志。
  我的疥疮有些渐渐好起来了。我的褥单上，掉有许多疮痂，引来许多老鼠争着吃。它们在我的身上、腿下窜上窜下，钻来钻去，轰也轰不走，甚至白天也来进攻，闹得我夜间不能入睡，起身披上棉被，在地上站着。我怕闹鼠疫，老同志说，鬼子大概没有洒细菌，要是洒过，咱们睡在通铺上，谁也跑不掉。老人不知从哪买的枣酒，非让我喝，我推辞不下，喝了一小口没咽下，喷洒在疮痂上。此后发现有小鼠吃了疮痂醉倒了，被另一个同志用石头砸死了。以后再用这个办法不灵了，老鼠不再吃带酒味的疮痂。
  来学校后，如果第一课是学唱联大歌曲，那么人鼠之战，算是我在联大上的最后一课了。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45年8月，阴雨连绵，我们住在了灵寿县韩信台村。这里是晋冀中学第二班。我是怎么到的二班，又是何时和怎样从阜平平房村来到这里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从冀东同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我不记得向庙中的病友道别，也不知道从阜平县平房村到灵寿县韩信台这一百多里路是怎么走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我在昏迷中被人用担架抬过来的。
  我在韩信台，好像还在种有几株杨树的河滩上听过一次课。我住在一溜6间土窑洞中，是用土坯在旧房基上砌成的。那正是阴雨季节，整天下雨，大雨、小雨、暴雨，宋拉河（当地群众对河的称呼）中，水势翻滚，夜间能听到咣当当的石头撞击声。我住的窑洞不久只剩四间了，最南边、最北面的全塌了。余下几间，土块不住地往下掉。我白天紧盯着土墙冒泡，一旦掉下一块我就往洞口挪动一下。我睡在潮湿的草上，一块破席，每天有人送两次饭，上午是南瓜饭，小米很少，下午是窝头。小便时蹭到窑口，大便时就爬到远一些的地方。
  一天夜里，雨声更大，河水狂啸，夹杂着人声、铁器撞击声。我心想，大概是山洪暴发了，好啊，把这破窑洞包括我在内都一起冲走吧！当然那些对抗战有用的人、畜还是统统逃上山吧！我要回到渤海的碧涛中去了！“怒发冲冠……”我哼起了《满江红》。这时，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他俯身将我背起，冲进了大雨中。我以为山洪暴发，来人要背我上山，我说不用管我，你们走吧。来人说：你说啥？小鬼子投降了！我“啊……”了一声。
  这时我才知道背我的人是刘洁泉，他把我放在街心的碾盘上，只见街上拥满了人，敲锅盖、门板的，敲洗脸盆的，高呼：小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我在碾盘上随着大家一起高呼……。雨水冲洗着人们身上的风尘、污秽，闪电雷声把人们的欢呼声扬向天空，扬向了万里之外。
  天亮了，洁泉把我背进了他们的住房，这里都是熟悉的面孔，其中有冀东的苏中、醒民等更感亲热。洁泉从伙房要来一盆热水。所谓的盆，是边区土造生铁的，如同鬼子钢盔大小，但是浅得多。我烫了手，洗了脸。大家议论着要回冀东，说让我和他们一起走，到冀东找鬼子、汉奸报仇去。我说，你们走吧，我走不了路，不能给你们添累赘。这时我全身肿着，头也肿着，两眼都很难睁开。下午，来了一副担架，送我到阜平县驻军医院。抗战胜利了，我走向了医院，我要健康，我要战斗！我要实现志愿和誓言！
  我没有参加庆祝胜利的大会，我没有看到鬼子投降的场面，但是我看到了同志们和乡亲们的真情欢呼，韩信台的房顶有些被人们跳坏了，但是没有一个老乡发出怨言，相反，却都是满脸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