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冀东有个大武宏
  武宏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3个哥哥艰难度日。14岁参加红军，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八路军120师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开展抗日斗争。他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在冀东特别是在宁河一带几乎家喻户晓。“大武宏骑大马，白盔白甲把敌杀”，他的抗日斗争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挺进冀东
  部队挺进冀东，从赵家蓬一带通过日伪封锁线，到四海镇的大庄科宿营。第二天早晨起来，方知被鬼子合围了，在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武宏的左腿被打中四弹，天黑撤离时，被安置在八道河大山沟老乡的家中养伤，部队继续向冀东挺进。老乡对武宏特别好，但因伤势重，4颗子弹都洞穿，到10月间还未痊愈。这时宋邓支队又从冀东返回，见了战友，武宏无比高兴，坚决要求归队。领导上就让他到31大队1连7班当班长，不久，又调到萧克挺进军军部，去通信队学吹号，学习后改任号目。
  1939年在转移到平谷县渔子山地区活动时，敌人开始大“扫荡”，一天拂晓，部队被敌重兵包围，鬼子300余人，伪军200余人，用机枪和炮火猛烈射击。战士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僵持到下午，敌军伤亡多了，就用强大炮火，掩护敌军向山上进攻，渐渐使敌我距离缩小。到黄昏时，2队队长牺牲，情况十分危急，眼看敌人到了跟前，武宏就吹起了冲锋号，然后大喊：“同志们，天快黑了，跟我冲呀！”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冲杀下去，敌人阻挡不住，部队胜利突围转移。因为武宏带头突围有功，领导任命他为队长，不再当号目了。
  9月间，冀东一些部队根据上级指示，统一编为八路军13支队，李运昌为司令员，包森为副司令员。1942年的夏天，武宏到香（河）武（清）宝（坻）联合县大队担任中队长，开始了在这一带的对敌斗争。
  八间房突围
  1943年夏天，日寇频繁地对我冀东地区进行“蚕食”和“扫荡”。武宏从县大队调到13军分区4区队3连，在转移中被传染上疟疾，忽冷忽热，四肢无力。部队开到八间房小村子住下时，白虹连长对武宏说今天晚上部队还转移，你有病，让通信员小王陪你在这儿住几天吧。第二天黄昏时，1连的同志也赶到这个村子来宿营了，1连长刘醒华和武宏认识，就让卫生员给武宏弄了药吃睡下。不料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枪声响起，很多鬼子伪军把村子包围了，刘连长带领战士突围，1连伤亡了10来个人，也没撕开突破口。天色发亮，无法硬冲，部队只得撤回村子。
  刘连长知道武宏打仗有经验就征求武宏意见，武宏说：“只要顶到天黑，就有希望。白天不好突围，咱就以村庄为依托，村东头民房掏枪眼，顺墙基挖掩体，在门口、窗口修起简易工事，尽量利用突出部位扩展射界。”机枪手知道武宏机枪打得准就把机枪给了武宏。武宏告诉大家不要乱放枪，等敌人冲上来靠近时再打。先打倒几个，等敌人抢尸首，再一个个消灭他。
  鬼子举着战刀向村子冲来，武宏用点发，连续打倒了3个鬼子，敌人都卧倒不动了，过了一会，敌人猫着腰向前移动想拉尸体，又成了武宏的靶子，敌人气得发了疯似地用机枪、掷弹筒、小炮射击。有民房依托，虽然房顶被打穿，但人员未伤亡。
  天终于黑下来，武宏和刘连长立即组织了突围，以声东击西的方式，吹起冲锋号，高喊杀声，迷惑敌人，使之摸不清突围的方向。由刘连长带主力向西南方向猛打，一下子就撕开了缺口，部队胜利突围。
  激战窝洛沽
  1943年夏天，在八间房突围后，武宏和青英部队活动于丰润、玉田一带。
  敌人非常嚣张，大批日军进驻玉田县城，调来的伪满“讨伐队”分驻重点村镇，天天出动搞“强化治安”，到处封锁交通要道，设立“活电杆”，使抗日活动异常困难。
  为了扭转极端不利的局面，部队领导决定：奔袭窝洛沽！
  窝洛沽位于玉田县城东南约30公里处，是个大镇，驻守的日本鬼子只有七八个人，主要是伪军，约500余人。
  根据情报，部队领导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并组织部队进行了演练。6月11日，侦察员又叫出了愿为我军提供情况的伪保安大队长王绍武的亲信张元，再次详细了解了窝洛沽日伪军的人员、武器、防卫部署等。
  12日傍晚，部队乘夜色，向窝洛沽轻装疾进，午夜时分，接近村边，由于行动快速、肃静，敌人毫无发觉，武宏率突击队直插到伪军东大院墙外，把梯子靠在墙上，迅速上了墙头，这时，炮楼敌哨才发觉，刚问了声谁，就被突击队员猛扑过去收拾了。队伍越墙而过，打开了大门，后续部队一涌而入。屋内敌人警觉了，冲出来激战，3连的同志勇猛冲杀，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手榴弹接连甩向屋内，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日本鬼子很顽固，抡着大刀领着伪军冲出来，被突击队打得七零八落，王绍武特别狡猾，他看情况不妙，利用混乱和夜幕，带着十几个人顺着还乡河沿逃走了。
  天还未亮，整个窝洛沽被我完全占领。七八个日本鬼子都被击毙，俘虏伪军近400人。
  窝洛沽战斗的胜利，使青英部队的士气大受激励，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当地群众更是欢欣鼓舞，地方党政工作也随之开展起来。黄土坎之战黄土坎属丰润县，原为我冀东革命根据地之基本区，但到1942年，日寇大搞“强化治安”、疯狂地“清剿”，已使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很难在那里开展活动。
  1944年1月18日夜，4区队450多人，由田心区队长率领进驻黄土坎，分区参谋长彭寿生，也率领分区13团500余人，进驻黄土坎以北5里之高庄子一带。
  敌人迅速得知我军进驻的消息，就调动了北平、天津、唐山的日寇千余人，伪军数百人连夜开来，除了坦克还有各种炮25门，步兵均乘卡车，分路向我合围。
  上午10点多钟，唐山日军首先到达黄土坎村东，以坦克为前导，步兵跟进。4区1连以村南头大庙为主要阵地，与村头民舍成犄角之势，交叉火力迎敌。敌步兵发起数次进攻，均被击退，敌人又以坦克迂回突击，逐渐攻入村内。
  东路敌坦克进村后横冲直撞，对于坦克，战士们一没见过，二没打过，毫无对付它的经验。机枪、步枪打它，不起作用；手榴弹炸不坏它；后来把老乡的大车、木料往街上堆，还点着了一堆堆火，才迟滞了坦克行动。武宏率领3连在村北街和西北角兰泉河东岸一带民房中，在屋内构筑工事，顺着墙根挖掩体，上面盖上门板、桌、柜，在墙上挖枪眼，顽强抗击敌人。还利用院内菜窖，挖洞贯通各院，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
  南面敌人在砖窑上架起机枪拼命扫射，妄图配合西、北两路敌人进攻，由于2连英勇还击，使敌人亦不能得逞。
  鬼子受到重创后，疯狂地施放起瓦斯毒气来，那是喷嚏瓦斯，很呛人，战士们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坚持战斗。激战约5个小时，到下午4点后，伤亡惨重的敌人看天色已晚，知道晚上更占不到便宜就撤退了。
  黄土坎之战使冀东群众大受鼓舞，称之为黄土坎大捷。鬼子吃了大苦头，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我地方工作人员从此又回到该地区活动。
  白官屯突围
  敌人不甘心，就以伪警备队、治安军为前导，步骑炮兵跟进的办法，盯住我区领导机关，妄图聚歼。
  4月中旬，地委书记兼专员焦若愚带电台人员及4区队3连的战士们，从北部山区到白官屯南面的李家选等村庄活动。农历三月十五日后半夜进入白官屯及其。附近的几个村子，正在号房子的时候，忽听村外响枪，才知道日本鬼子的步兵、骑兵、炮兵，还有伪警备队、治安军，已从四面向我合围。经观察约有鬼子400人，伪军2000来人。其兵力已10倍于我，情况万分紧急。
  3连只有100多人，为了保护首长安全，只能分兵全力拒敌。焦书记沉着果断带警卫和电台人员从村东过桥，准备突围，连长白虹带1、3排，掩护焦书记等向村西北角疾进，派1个班埋伏在河南岸的小转弯处，阻击紧追之敌。副连长武宏率2排占据村西1个大院和1个大坑，那里既便于隐蔽，又可四面对敌。枪声和杀喊声很快就把大部分敌人吸引来。1、3排趁机向北迂回，掩护焦书记夺路过河。刚登上河堰，焦书记的警卫员马玉勤就中弹牺牲，译电员傅克已跑出去二三十米，回头一看马玉勤倒下了，身上还背着焦书记的公文包，便不顾一切地转身回去抢皮包，武宏急用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傅克拿下皮包。
  杀出重围，此时武宏率领的2排子弹也打得所剩无几了，可是才撤出300多米，就发现侧翼有了鬼子骑兵。鬼子虽只7匹大洋马，但我军是步行，又有彩号，敌骑兵中如有一人端着机枪或冲锋枪，拦头横扫，那么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好在鬼子只是举着马刀，武宏就急令机枪手和优秀射手对准先头骑兵猛打，大洋马目标大，最前面的一个鬼子先被打中，掉下马来，接着，又有两匹马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妙，勒住马头往回跑了。敌步兵还在追，武宏领着战士们边打边走，终于胜利突围。
  激战胡家楼
  1944年10月间，我军团部特务连和机炮连掩护着地委专署及蓟玉宝联合县政府400余人，转移到胡家楼一带隐蔽待机，可刚入村驻脚，敌伪军就来了。
  原来是唐山日军得悉我军进驻胡家楼，守备大队长风田寿一就率领日军，并下令蓟县、玉田据点等日伪军，对我军实行奔袭合围。
  10月的冀东平原已无青纱帐可隐蔽。胡家楼一带敌炮楼林立，夺路突围已很艰难，赵文进团长与焦若愚政委（专员）来不及商量，决定打阻击战，待天黑突围。
  战斗进行中，赵团长发现搞堡垒战术对我军不利，且很难坚持到天黑突围，便立即改变部署，即派侦察员于文等在前面探路，令特务连掩护机关向北突围，机炮连打阻击。但敌人火力猛烈，冲不开口子，只得边打边退，掩护专、县机关等人又退回胡家楼村边小树林。团首长决定再次突围，特务连猛扑程庄子，敌人也好像识破了我军意图，拼命阻击且步步缩小包围圈，使第二次突围也未能成功。中午，情况更加紧急，团首长再次调整部署，决定由武宏指挥突围先头分队东南西三面阻击，掩护专、县首长和同志们向北第三次突围。团参谋长杨树元亲率特务连1个加强班从金水河西开阔地猛打猛冲，一下子就撕开了突破口，号称“不怕死”的特务连连长耿兆江带队冲在前面，打得敌人不敢靠近，掩护着专、县首长沿河往北疾进。连长走时对武宏说：“副连长，顶住三面敌人，重担子落在你身上了！”武宏毫不畏惧地说：“有我们掩护，你放心，快走！”
  敌人的指挥所已经推进到河东岸一片坟地里，机枪、步枪集中封锁河堤，突围受阻。紧急关头，耿连长带着战士猛扑河岸坟地，动作非常迅猛，敌指挥官风田寿一还没反应过来，耿连长已到跟前，夺下战刀，顺手一挥，削掉了风田寿一的脑袋。打烂了敌指挥所，敌伪军一下子乱了阵脚。
  秦连长掩护着专、县领导往前冲，武宏命令炮手、机枪手对敌猛烈侧击，全力掩护焦政委等领导沿河边北进，冲出了包围圈。
  武宏带领战士们拼命阻击敌人，一直等到特务连和专、县首长都冲出包围踏上了通往别山的蓟玉公路，太阳也快落山时，才边打边撤，追上队伍。这次战斗创造了在平原上白天与敌激战并胜利转移的辉煌战例，也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冀东主力部队和地方机关的梦想。
  八里庄伏击战
  1944年8月上旬的一天，侦察员探知驻丰润日军有向唐山行动之迹象，武宏即率全连从驻地高各庄一带化装出发，连夜赶到丰润城南之东八里庄与甸子村中间的唐丰公路东侧设伏。当时正值大秋作物旺盛时期，宜于隐蔽。仔细观察了地形地物，武宏做出了战斗部署。
  早晨7点来钟，敌人果然从丰润县城出动，由1个前哨班开路，后面是伪军250余人，再后是鬼子，有近百人。
  敌人走进埋伏圈，武宏命令开火，伪军首先乱了队形。鬼子很顽强，迅速在公路两旁卧倒，然后组织火力向我还击。他们仗着是白天，离丰润城近，又看我军的人数不多，边打边叫，相当嚣张。机枪、步枪子弹嗖嗖乱飞，打得高粱、玉米秆子和叶子哗哗落地，竟把我军的火力压制住了。武宏马上命令甩手榴弹，并在机枪掩护下端起刺刀扑向敌人，一下子压住了敌之气焰。敌人招架不住，就向北逃了。因为没料到敌人会出动这么多人，且火力又强我数倍，因此，武宏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准备撤离。
  没想到被打蒙的鬼子见我不追了，他们也不跑了，整队调头，反扑过来，而且是鬼子在前，伪军在后，一下子冲到战士们的跟前。敌人的掷弹筒连珠炮般打过来，立时有几个战士伤亡。敌人已和我们粘上，走不脱了。本来是想打个伏击就撤，没想到敌人来了这一手，两军对垒，敌众我寡，关键时刻，狭路相逢勇者胜！武宏顺手抓过来一挺刚缴获的机枪，大喊：“同志们，冲啊！”带头冲了过去。一场白刃格斗展开，我军比刚才打伏击时还要猛烈，一下子把敌人也吓呆了。短兵相接，敌人的小炮起不到作用，加上敌队形较密集，我军战士就猛甩手榴弹，打死了不少敌人，敌人这回是招架不住，真的后退了。乘着敌人撤退，武宏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快速转移了。
  攻打下仓镇
  下仓是蓟县的大镇子，敌人在镇上建有据点和几座炮楼，驻有两个中队的伪军，共300多人。在日寇撤进县城后，仍横行乡里，常常出来“扫荡”，抢粮、抢物，残害百姓。于是部队领导决定由武宏率队打掉它！
  战斗是在一个晚上发起的。武宏率部队悄悄接近下仓镇西南角炮楼，趁敌人尚未发觉，他命令3排迅速冲到炮楼跟前，那个炮楼并不高大，敌人刚一还击，战士们一阵手榴弹，甩上楼顶，把敌人炸得乱了套，在机枪的掩护下奋力攻进楼门，拿下了西南角炮楼。
  在进攻西南角炮楼的同时，武宏带领1、2排快速接近敌核心炮楼，实施包围。核心炮楼在街心，上下5层，坚固高大，还有暗堡，四周是开阔地面，平坦无隐蔽物。在30多米以外，才有民房环绕，易守难攻。1排的战士们向敌两次发起冲锋，都未能接近楼底，并且有伤亡。武宏察看了地形，在四面民房墙壁上挖了枪眼，组织火力掩护，又组织了突击队再次强攻，也未能奏效。
  没有炸药，团里给了两盒雷管，武宏派突击手好不容易送到楼跟前，起爆后也没炸开缺口，又用集束手榴弹，也够不着敌枪眼，一直到第二天的后半夜，还未解决战斗。
  武宏和战士们忽然想起了火攻，报告首长，首长们也同意。武宏立即组织部队把老乡的麻秆和高粱秆搬来，对准炮楼像投梭标一样，顺风向往炮楼跟前扔，扔了一大堆后，找来了一些煤油、辣椒面，撒在麻秆上面。点燃之后，烟火腾空，把敌人呛得连声咳嗽，打起喷嚏来，火势越来越大，热度越来越高。战士们还趁势开展政治攻势，劝他们不要戴着汉奸帽子去见阎王。大概是真的受不了了，他们连连喊话求饶，你们别烧了，我们投降！怕敌人耍花招，战士们就说，要投降，先把枪用绑带送下来，不准摔坏，赶紧打开楼门。敌人就真的把枪支用绑带和绳子拴住往下送，战士们停止了射击，灭了火。伪军打开楼门，一个个走出来举手投降了。
  “和平”端炮楼
  1944年，宝坻县北面有个白龙港设有敌人据点，在村头四面有4个小炮楼，村中心有1个大炮楼，驻着伪军20多人，伪队长管玉秀害怕我军袭击，就让一个姓贾的班长代理他，自己跑到天津市里做生意去了。群龙无首，伪军们更是害怕，不敢分散在小炮楼里住，都集中到村中心的大炮楼里了。有的伪军不愿意给日本鬼子卖命了，甚至希望我军“和平”端炮楼解放他们。
  武宏所在的4区队正活动在白龙港一带，了解到这些情况，就协同地方干部到伪军家里做动员教育工作，让家属以探亲为名，去炮楼说服伪军。传回来的消息是，一些伪军也说鬼子太坏，好景不长了，当伪军没出路，弄不好说不定哪天被打死，表示愿意被我军解放，只是几个班长态度有些暧昧，认为如果不“兵临城下”，不好主动投降。
  武宏见时机成熟，便在8月初的一天下午，采取突然行动，把白龙港团团包围，先是喊话动员，后来朝天放了一阵枪，几个伪班长还是犹豫，不肯乖乖缴枪，武宏就让战士们喊话说，你们要不投降我们就真打了！伪军说你们要真打就开炮么。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却有掷弹筒、枪榴弹，武宏就让战士们加点火力，首先打一发枪榴弹试试，那个中心炮楼不高，一发枪榴弹正打在炮楼枪眼处开了花，这一下子就见效了，敌人慌忙喊话，别打了，我们投降！他们打开门，一个个举着枪出来，一个伪军小声说，我们班长一见打炮才下决心投降的。
  后来，宁河县境内的艾林庄据点，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和平”端掉的。
  赵各庄歼敌
  1945年春，驻天津日军少佐掘内文夫率日伪军、特务共千余人从海光寺出发，向我香（河）武（清）宝（坻）抗日根据地袭来。此时，武宏在冀东军区18军分区特务连任连长，分区部队大部分驻在武宝宁联合县的潘庄一带。得知敌军进犯，武宏率队和兄弟部队以及香武宝联合县支队一起向北移动，在敌军深入我内地后，部队部署在史各庄、赵各庄、沟头、牛道口一线，准备全歼来犯之敌。
  2月25日凌晨，时逢大雾，敌人以为有机可乘，由日军在前，伪军在后，通过高仙、宜城，奔向李三店。武宏的特务连和警卫连正潜伏在宜城、李三店之间，迅速发现并鸣枪告警。敌我双方同时展开战斗队形，抢占有利地形，展开激战。武宏率战士猛烈进攻，敌人被打退后又迅速组织反扑。鬼子的先头部队本来有1门九二步兵炮，但在战斗打响后，拉炮弹的骡马受惊，拉着车跑向赵各庄去了。鬼子没有炮弹，大炮打不响，当即被我军缴获。兄弟部队从侧翼增援，武宏也率队边打边跑步实施对敌包围，后续敌军见势不妙，即向赵各庄逃去。剩下的敌人被我军打的死的死，逃的逃。
  部分日伪军从李三店西面绕了个弯奔赵各庄北面的龙潭寺和李申子大庙；还有一部分抢占了李三店南面的商家坟、钱家坟等。
  在日军后面的伪警备队，听到前面枪声，就不继续前进了，停在宜城西边，既不敢参战，又不敢跑，停滞不前（后来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下向宝坻城撤走了）。
  我军攻入了李三店和赵各庄，包围了龙潭寺和李申子大庙，击毙日军30余人及一些伪军特务，趁着夜幕降临，又向占据商家坟、钱家坟之敌发起进攻，连续几次冲锋均未突破敌人阵地，一是因为敌前阵地是开阔地，不易靠近；二是我军投入战斗时间较久，子弹已不多了。正在想办法时，忽然有人报告抓到了一辆敌人的弹药车，原来正是惊跑了的那辆敌弹药车，车上炮弹子弹满满的。战士们有了子弹情绪大振，迅速地消灭了顽抗之敌，日少佐指挥官掘内文夫，走投无路，剖腹自尽了。
  赵各庄歼敌数月后，即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注：武宏，14岁参加红军，15岁加入共产党，1938年进入冀东，曾长期转战宁河及周边地区，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46年组建宁河县支队任支队长。1975年任工程兵第一副司令员，1989年离休。
  （李振起根据《武宏回忆录》整理）
  十二年的“小亡国奴”生涯
  我原籍河北省遵化县城东7公里处的下石河村，东北到关内的交通要道经过这里，1931年7月15日出生。这一年发生了“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华。其实，日本亡我之心，蓄谋已久。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上给裕仁天皇的一个奏折中就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因而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很快侵占东北7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内蒙，即他们所指的满蒙），建立以废帝溥仪为傀儡的“满洲国”。第三年1933年，日本侵略军又攻破长城，直逼平津。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江西“剿共”，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派代表熊斌与日本侵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并于1935年成立以汉奸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冀东22县（包括遵化、宁河）出卖给日本帝国。从此，我们这里，在8年抗战前4年，就被日寇侵占，我也成为可怜的“小亡国奴”。在亲历12年日寇的欺凌与统治下，我感受到什么呢？简略说有4点：一是受屈辱，二是被奴役，三是被掠夺，四是被毁灭。
  一是受屈辱。国旗是代表国家与国民尊严的象征，这时我们已没有举自己国旗的尊严，只能举日本帝国的太阳旗（俗称“膏药旗”）、南京傀儡汪精卫的带黄条的青天白日旗和满州国傀儡政府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
  学生们读的书是日本编的奴化教育教科书，讲的“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中日满提携”，还说什么日本人到中国是要“帮助建设王道乐土”。小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强制学日语、唱日本国歌、演日语话剧、搞日语演讲比赛等。
  二是被奴役。他们强占的工矿业需要劳工，修炮楼需要民夫，都是抓捕的中国人，不用付报酬。用这种办法在东北搞的工矿业产值，很快就超过日本本土。
  成年男人，晚上不敢睡在家，躲到地里睡。白天也东躲西藏跑敌情，但大部分人未能躲过去。当时，我哥哥正是20出头的青年，长期在外躲着，家里农活都是我这未成年孩子和母亲、婶婶干的。但我哥哥仍未躲过这一劫，偶然回家出去担水，被日伪军抓住，扔上车，送到东北抚顺煤矿当劳工。
  三是被掠夺。日寇需要资源，不是靠市场原则，平等交换取得，完全是凭手中枪炮，无代价掠夺。遵化县境内有丰富的黄金矿藏，日寇用不花钱的劳动力，将不花钱的资源开采一空。上天赐给遵化人民的宝贵财富，一文未付，被他们掠夺殆尽。在宁河县的芦台、大北涧沽、任凤庄、茶淀、军粮城（今属东丽区）等地，设立米谷统制会，宁河农民种植的30多万亩水稻生产的稻谷，一律交售给日本。日本人经常下村入户突击抽查，一经发现有吃大米者，抓去轻者打得死去活来，重则丧命。
  四是被毁灭。首当其冲的就是日寇在遵化县境内搞的“无住禁作地带”，人称“无人区”。从东起山海关的九门口，西至北京的独石口千里长城两侧，各5公里内，不许有人居住。外沿挖一条“防共沟”，沟深宽各1丈，沟沿有栅栏，每1公里有1个看守炮楼，通关口设据点，有更多的日伪军把守。在遵化县境内的“无人区”，长达61公里，沟壕、栅栏、炮楼、据点都是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挖筑的。共设炮楼27个，有原籍是宁河县的汉奸、时任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所辖4个团和少量日本兵把守。“无人区”内的原住民4万余人，全部强行赶出，住房全拆掉，不走者杀，返回者杀，对迁出者两个办法：一是自谋生路，有的投亲靠友、流离异乡，生死听天由命；有的躲进深山，过起原始穴居生活。二是“集家并村”，俗称“人圈”（比喻“猪圈”），就是把好多个村里人，集中到一个村里，用沟、寨、炮楼围起来，出入放吊桥、验明“良民证”才能放行。
  日寇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实行了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凡到期未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砍下头悬挂街头示众。遭此残杀的有1200多人。盆楼峪农民廖振富，实在无处投奔，急得一家5口抱头痛哭，而后听天由命，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丈夫携女孩向北走。妻子靠乞讨流落他乡，丈夫客死异地。冷咀头农民张森、张斌两兄弟，多年苦攒盖了3间草房，日寇限期到了，仍不舍得走，全被开枪打死。寨主沟许多人不舍离开，日寇连续19次扫荡，烧了盖，盖了烧，盖了19次，烧了19次，后来老百姓实在无力盖了，只用几棵树叉支撑一张破席的马架子窝棚，日寇也给烧掉了。
  为确保“无人区”不再反复，日寇还专门组织整装化的快速反应部队，普遍轮番查验，所到之处，草木过刀，屋舍过火，推倒墙壁，填平水井，挖走老百姓掩藏的粮食财物。两年光景，遵化县境内的“无人区”就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信子村、罗文峪村坐落在偏僻的深山沟，日寇军用地图上无标记，有幸保存了21间住房。后来汉奸告了密，日寇快速部队闻讯速行进剿，房屋全被烧光。日寇还规定“无人区”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寇便使用“割青”毒招。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被连割3次，甚至连新栽的萝卜、蔓菁、芥菜、南瓜等作物也被铲掉。
  被赶入“人圈”的人们是怎样生存呢？仅以“新生村人圈”为例，它包括9个自然村，530户，2400口人，1942年秋被驱赶入“圈”，四周筑起高大围墙，围墙四角有岗楼，有一个吊桥的出入门，由日伪军把守，成年男人发“良民证”，出入圈验证放行。“圈”内10户为1甲、30户为1保，全“人圈”为1乡，男丁编成保甲自卫团，昼夜轮流巡查。日伪军在“人圈”内横行霸道，随时以“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偷运犯”等等罪名杀害百姓。农民王雅如、张文奎就是以“政治犯”罪名被杀死在家里的。农民陈敏、段文以“私通八路”的罪名，被捆绑着扔进火堆，活活烧死。还以“政治犯嫌疑”之名把谢振邦、金连喜等31名青壮年，捆绑着送去当劳工，一去杳无音信，至今未归。
  日寇把那么多靠种地为生的农民，集中在小小的“人圈”里，不仅吃、住、穿成问题，环境也极端恶劣，污水滋流，粪便遍地，蚊蝇成群，多种疫病流行，又无医无药，只好等死。鸡鸣村“人圈”，传染一种病，几天内就死了50口人；新立村“人圈”病死530人。
  我家住在下石河村，距长城不过10公里，有幸未划入“无人区”，但“无人区”里有亲属，就是我大娘的娘家。日寇刚侵犯时，我与老姑曾在人家那里躲避多日，这次人家有难，求助我家。那时，我家7口人，只住1间茅草屋，尚缺半年吃粮。答应吧，住不下，不够吃；不答应吧，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大人们愁眉苦脸，几次商议不决，觉得很尴尬，一直拖到人家没来。即使这样，也未逃过劫难。那时我只是10多岁的孩子，不晓多少事，但是听大人们议论，一个又一个恐惧消息，让人吓破胆，恐慌万状：“日本人制造细菌武器霍乱菌屠杀中国人”；“日本人在兴隆（北部邻县）强制种大量罂粟（即鸦片），害了很多人”；“日本人在潘家峪（邻县丰润）烧掉全村房屋，集中杀了1230人”（该村在我村南10公里处）。
  我村村北1华里是上石河村，有据点，驻有日伪军一个营兵力；村南3华里的双城子村有据点，也驻有日伪军1个营的兵力。这些日伪军经常到我村讨伐清剿。我本人直接见证了10次讨伐队来我村。他们往往天亮前把村包围，天亮后进村从各户把村民驱赶到一个空场上，要村民交出“八路”。
  记得8岁那年，天未亮，周围响起枪声，天亮后日寇把全村人驱赶到村东关帝庙前的空场上，上来两个伪兵，把我身边一个20岁的李姓青年拽出去，问“谁是八路？”回答不上来，一刀被砍下半个脸，再一刀砍下另一半，又开了一枪。接着又拽出第二个、第三个也枪杀了。当时吓得我躲在母亲背后，抓住母亲双腿，浑身颤抖不止。人们都惊呆了，直到敌人走了许久，大伙才如噩梦方醒，缓过神来。
  11岁那年，1个伪军闯进我家见我爷爷就用棍子打，并喊叫“到村西头开会”，会场边沿，有10几个鬼子在烤火，见我们走来，上前把走在我前面的王锡文小叔叔（13岁）拽起来，扔进火堆里，他们狰狞地大笑起来。我20岁出头的哥哥就是这次被弄到一个房间里，灌凉水、压扛子、刀背砍、皮带抽，搞得遍体鳞伤，最后押到东北抚顺煤矿当了劳工。
  这些往事，由于太凄惨、太恐怖，在我这个当时还是孩提的幼小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相隔几十年，以致每每忆起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不由得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日寇侵华期间，仅在东北，即他们所称的“被征服的满蒙”就移居了500万日本人之多。
  我心里有个阴影：当时日本人，究竟要把中国怎样？是否要毁灭我们的人种啊？我跟一个有知识的同志交流过，殖民主义本质是什么？殖民地结果是什么？后来留意这方面资料，惊讶地发现，世界上不只是一个国家，由外来的殖民者人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或长或短，或快或慢，最终代替了本地原住人种。
  （王光军文，杨舫整理）
  战斗在冀东平原
  童年的家
  1927年农历五月十四我出生在七里海边上的田辛庄。赵家世代贫穷，爷爷家仅有十几亩薄地，每亩产高粱几十斤，为了生计，他的儿子们常年给人家扛活。爷爷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次子过继给人，老三是我的父亲，还一个是我的四叔。爷爷叫赵佩荣，很善良，懂得一些孔孟之道旧学，总嘱咐我好好学习，常说“人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我对他很有感情。1945年我当兵2年多了，部队住在宁河县大贾庄，田辛庄李春普传信给我，说你爷爷死了，想你想死了，我伤心地哭了。大贾庄离田辛庄也就几十里，部队正要转移，未能回去看上爷爷一眼。
  爷爷在世时，有土房4间，3间正房，1间厢房，分家时父亲分了1间厢房，3间正房爷爷和四叔住。父母亲带着我和1个妹妹就住在这1间小土房里。父亲叫赵焕文，脾气暴躁，常搞家庭暴力，弄得兄弟之间很紧张。对我母亲也是非打即骂。我也常遭到他的打骂，但他想办法叫我上学，没有他逼着我读书，我就不能一参军就当上卫生员。这个我记得深。
  我五六岁就跟着大人干一些杂活，母亲因病去世时我才9岁，干的活就更多了，打柴火、掏鱼摸蟹，什么庄稼活都干。1940年父亲让我在村读私塾，念了一年多日本人就不让办了。村里有个地主出身的田友文，是国民党员，儒学深，热衷公益，他从俵口等村募捐，建起了通往天津的一座桥，还建起了田辛庄小学校，他任校长。这个新式学校很新鲜，我常去扒窗户看，于是他们叫我上了学。田校长还编了校歌，记得有一句是“三支水利河，水波荡漾……”学校有3个先生，就是老师，一个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叫陈云鹏，另一个大学生叫张世林，再一个是高中生叫李骥。那个年代这么高的学历的3个人，到1个村子里当教师，真不可思议，至今我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知道这个学校是进步学校。一次李骥拿起同学的草籽饽饽问大家：我们为什么吃这个，为什么有穷有富，日本人干什么来了，我们怎么办？3天后请同学们告诉我。不久，学校被日本人停办了。后来知道，李骥实名叫赵玉川，是静海人，党的外围积极分子。
  参加八路军
  1942年下半年，冀东抗日武装工作队到七里海一带开辟游击区，寒松、马良、刘征、继光等人先后到我们村，他们肩上搭个褡裢，像杵磨的石磨匠，后来武宝宁县支队的王全荣也来了。一次，我对他们说：“天天杵磨，咋不住店呀？”寒松笑着回答“老弟呀，要保密呀。”寒松是个大学生，中等个，长得黑，一脸麻子，一口黑牙。他们这几个人，不同常人，有一种特殊魅力、吸引力，好像世界上冒出一种新人，很叫乡亲们喜欢和信任。后来知道，他们肩负着开辟抗日游击区，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武装的重任。寒松成为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1943年12月牺牲在乐善庄，王全荣成为武宝宁联合县县支队队长，其他人也成为联合县机关或区的领导。他们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不摆架子，在村里号饭，百姓吃啥就吃啥，因此村里人都支持他们的抗日工作，都愿意接近他们。寒松说，敌人把宁河县称为“治安模范县”，我看田辛庄就是“抗日模范村”。王全荣县支队穿的是绿颜色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百姓就给他们编了歌曲，唱道：“一排排，一行行，人像高粱叶子青……”。
  他们都爱唱歌，常教我们抗日爱国、反封建方面的歌曲。有一首对唱讽刺歌曲，是唱给那些抗日胆小的人。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你们抗战我欢迎，千万别到我村中，我村享太平；（白：如果到你村来呢？）上我村来我欢迎，别住我家中；（白：如果住你家呢？）千万别住我家中，我家享太平；（非要住你家呢？）男女老少胆发惊啊胆发惊……”。有一首是鼓励妇女求解放的，其中两段歌词是：“人家女儿走路快又稳，女儿走路真痛苦，妈妈娘你好糊涂，哎嘿哟——我要放大足！”“人家女儿能写又会算，女儿两眼黑大糊，妈妈娘你好糊涂，哎嘿哟——我要去念书！”还有一首歌颂三八妇女节的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像火把，像炸药，像太阳一样的光明……”，教唱的歌多了，记不清了。
  他们人人有手枪，寒松有两支，一支是驳壳枪，一支是撸子，马良的驳壳枪比别人的枪管长一两毫米，可以打得远一些，因此总是吹乎自己的枪好。我常找他们去玩手枪，知道了一些手枪知识，驳壳枪是3号驳壳枪，德国造，撸子也叫勃朗宁手枪，分4个牌子，即一枪二马三花四狗。当时有个顺口溜，“地方干部三种宝，枪牌撸子、钢笔、表”。他们一般把枪藏在身下左首，敌人从后边抓抱时便于右手掏枪。他们非常喜欢我，叫我当了儿童团主任，也就是儿童团团长。马良非常机灵，使用一支上海产的新民牌金笔，他说再得一支笔就送给我。他身边常常带一枚毒气弹，以防不测，可敌人到处抓他也没抓到。他是我的好朋友，解放以后多少年我们还有联系。
  在他们身边明白了很多道理，就有了当兵干革命的想法。我找王全荣说，他说你这么小，得问家里头。我又找寒松、马良他们，他们同意了，继光给我开了一封“鸡毛信”，信纸和烟盒大小，叫我到乐善庄找雷雨田，于是我就去了。在七里海一处大苇塘里找到了他，他问哪个村的，我说“丰收”的，他看完信说，啊你是“于良”？我便正式成为八路军了。“丰收”是田辛庄的化名，在田里付出辛苦，就会丰收，丰收就有余粮，于良是“余粮”的谐音，多有意思，是寒松他们给起的。开辟的村庄和参加抗日工作的，都有化名，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这是1943年夏天，我从此离开了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没告诉父亲，当年16岁。抗日时期，在冀东的一些县，好多村子知道我于良这个名字，抗战胜利到了关外，我又改回真名字赵鸿圃，一直没变。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在部队我一直做医务工作，和伤病员打交道，战争时期也要像战士一样，随时要准备流血牺牲。
  在第4区队休养所
  雷雨田是冀东军分区第4区队第3休养所所长，我成了这个所的卫生员，还有一个医生蔡景华，当时就我们3个人。我什么也不懂，跟着学，几个月后一般的护理治疗都可以了，所长和伤员对我都满意，一次开会，马良说，你看于良这个小同志，抗日意志坚定，半年就成了一个好卫生员，不简单那！休养所在七里海里，住的是老百姓用于看芦苇的窝铺，吃饭、消毒用的锅也是老百姓的，柴火到处都有，粮食是村里送来的公粮，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非常艰苦。夏天比冬天好过些，那寒冬腊月里，穿的棉衣里边没有衬衣衬裤之类的内衣，破了的棉花爬满了虱子，我们就用纱布做内衣，结果虱子更多了，多的没法说。没衣服换，没条件洗，每天没事就拿虱子。我不会做针线，雷雨田把我的棉衣和纱布拿在手里，一针一针地缝，我在一旁看着，温柔轻巧的动作，像是看到了母亲，那“慈母手中线”的意境，好叫我伤感！
  我们接收的伤员大部分是第4区队和武宝宁县支队的，治好了归队，牺牲的就地安葬。第4区队有一个战士，是宁河县冯台子的，在玉田蓟运河边打日军小火轮负了伤，腿被机枪打了两个洞，转到休养所我给治了一个多月治好了，只可惜回到部队当天打仗就牺牲了。我们有服装费，但不让做军装，有军装更不许穿，怕敌人发现。第一次发服装费，我托人捎给了父亲，换了便衣。器械药品一是靠缴获，一是上边通过关系购买发下来的。当了八路军就得剃光头，不让留发，直到抗战胜利我们开进东北才允许留长发。配备的武器只所长一支手枪，我们俩每人两颗手榴弹，自卫条件很差，全靠老百姓保护，一有情况赶紧转移。
  我们带的伤员有时一两个，有时四五个，最多10来个，所里的医务人员最多时就是四五个，主要武器就是手榴弹。一个秋天，我们带伤员住在丰润县胥各庄附近的小刘庄，不知怎么敌人知道了，晚上从唐山出来200多日伪军，把村子包围，他们知道我们人不多，没有战斗力，就都上了房，可能想捉活的吧。当时有10来位伤员，都是轻伤员，加上我们几个，共十几人，支部书记喊着大家：“誓死不当亡国奴，给自己留个手榴弹，决不当俘虏！”大家把手榴弹拉出了弦，从墙上往外跳，跳到柴草里，再跳到一个大坑里，顺着坑边往南拐进一条沟往东跑，结果撞上了敌人，大家扔着手榴弹钻进青纱帐，又穿过一片苇塘，终于甩掉了敌人。跑到铁路边，战友李石的家就在附近一个村子，我们就在这个村子住了一天。在当时，我有四个手榴弹，给了别人两个，背一个包袱跑掉了。所里有个姓沙的伤员，腰部中了一枪，另有两名伤员被捕。那天晚上天特别黑，便于我们行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伤员中有一个侦察员勇敢机灵，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叫芦树清，天津解放我在和平路不期而遇，匆匆分手后再没见过，他是我忘不掉的一位好同志。
  护理伤员或带着伤员转移有时就我一个人，得到敌人信息分析敌情、怎样转移、向何处转移，只有自己做决定。夜里转移我走在前面，手持两颗手榴弹，让抬担架的老乡与我拉开100多米的距离，遇到敌人我扔手榴弹或是呐喊，他们听到就赶紧抬着伤员躲藏。
  当时我十六七岁，大家都说我胆子大。我9岁死了娘，常独自一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练了胆子，一个人到十几里外的大渠淀逮鱼摸虾，黑天回家就一个人走在路上。跟着性格暴躁的父亲生活，逐渐形成孤僻、多思的性格，又胆子大，因而村里人叫我“蔫大胆儿”。说到胆子大，1943年冬季有一次，寒松他们在丰润县南青坨开会，3所在宁河县大月河，雷雨田参加会从这里先走了，我有事要追赶雷雨田，晚上从大月河出发，经过玉田，天亮到达南青坨。路上后半夜下了雪，到时浑身都湿了。寒松批评了雷雨田，这么点的孩子，走一夜路，过那么多据点，你怎么叫他赶过来呢。
  雷雨田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位领导，人厚道，脾气犟，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就回家不干了。他是玉田县五里群人，宁河县丰台镇北不远，20世纪初年我开着残疾车去了他家，他已经去世了。他有个故事，当时队伍里津津乐道：1943年冬跑敌情他回家住了一晚，结果妻子怀孕生了大小子，人们常逗他，你这儿子来之不易呀，还得感谢日本鬼子呐！
  1944年，第3休养所与第2休养所合并，我要求下部队，就到了第4区队的2连，当了连队卫生员，那时到日军投降，我跟着连队打了很多仗。
  在第4区队2连
  第4区队是冀东我军的主力部队，前身是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游击队，代号青英部队，作战区域在冀东一带，曾在宁河蓟运河以东打过丰台、板桥。1942年开辟武（清）宝（坻）宁（河）联合县游击区进入宁河西部地区，最早开辟工作的马良、王全荣等武装工作队员来自这个部队。第一任队长是田心，玉田人，曾率部在艾林庄与伪军交过手，1连连长刘醒华曾带人化装成日军，逮捕处决大八亩坨反动红枪会会首。后来在冀东很出名的武宏，在这个部队曾担任排长、连长。这个部队在苗庄伏击伪军，歼灭1个营，打死伪军副团长，这个战斗很出名。
  我从休养所调到第4区队1连，连长是阎寄尘，指导员是张增堂，他们很欢迎我。连队每人每天定量28两小米，重机枪手、炮手每人30多两。当时是16两1斤。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成熟的卫生员，很快与战友们打成一片。战场上不胆怯，深得领导的信任和战士们的爱戴。第4区队在抗战时期，战死1000多人，刘醒华1连在宁河与宝坻打了一仗，死了八九个战士，不久在丰南他也牺牲了。死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战士们最怕人家说自己“怕死”两个字。最初打仗都害怕，我也同样，腿肚子转筋，打多了，就习惯了，什么也不怕了。越是过年的时候越打，就是利用敌人的麻痹。除了打仗就是夜行晓宿的行军转移，两只腿不闲着。我们正是靠着这种任何军队不能比的精神和毅力，打了一次又一次胜仗。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与其说是打出来的，不如说是走出来的。这话千真万确。我下连队到抗战胜利，和日伪军打了无数的仗，记忆深的有这么几次。
  土山庄战斗。1945年6月15日，以第4区队为主改建为冀东第15团，首任团长叫邢程，政委王恕吾，一个月后就在香河县的土山庄，打了一场漂亮仗。那次打仗，从北平出来300多鬼子被我军包围，打得顺手、痛快，我跟着连长卧在沟里，连长要通讯员传命令，命令1排向敌中心攻击，通讯员重复命令结巴起来，看到这，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连长一点头，我跑向了1排，完成了传达任务，连长好夸我。敌人被彻底歼灭，我军无一伤亡，只有几个中暑的，采取治疗措施后也恢复了健康。当地群众把日本鬼子死尸集中在荒地上，摆了一大片。15团政委王恕吾站在高坡上，非常兴奋，说：“多大的胜利呀！同志们，日本鬼子没啥了不起的！”干部战士更是个个高兴的不得了。战场上有许多瓜田，正是瓜熟时节，仗打下来战士们出汗出的脸都变了样，可是再干渴大家也不动百姓的瓜，中暑的也一样。
  巧打崔黄口。我们从土山庄撤到了宝坻县，休整后准备攻打武清县崔黄口镇，我连住在了牛家牌。1945年7月14日（阴历六月初六），我连利用日本鬼子一部分呢子军装、皮鞋和钢盔武装了1个排，化装成鬼子模样，配了一名会说日本话的翻译，夜间向崔黄口进发。我跟着这个排，后面是大部队。一直向东走，太阳出来后，到了崔黄口。崔黄口镇驻着伪军1个大队，有二三百人，分住在5个炮楼里。化装的排到了跟前，1个伪军排长好像看出了什么，说你们不怎么像吧，话音未落，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后续部队一下冲了进去，分头冲向了几个炮楼。敌人往外扔手榴弹，1个侦察员牺牲，我连1排长负了轻伤，我当场给包扎的。到了中午战斗结束，除伪军大队长趁集日之乱逃出城钻玉米地跑了，其他二三百人全部当了俘虏。战斗结束，我们住到了宝坻县沟头村。过了几天，也就是7月18日，在这个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第4区队参加了滦县的赵各庄战斗，打的很惨，特别是因为雾大自己人打了自己人，加大了伤亡，打崔黄口化装鬼子的1排，除了战死的全被伪满军俘去，战后他们被放了回来，结果又都被遣散了。为此连长阎寄尘沉痛不已，抬不起头来，直到开平打了胜仗，情绪才转过来。阎寄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吉林人，“九一八”流亡学生，平津战役担任团长，牺牲在塘沽。
  开平打军列。1945年秋，日本鬼子快投降了，日军一列军车从唐山开出，刚过开平就被我军包围了，它的火车头在列车中间，日军从前面摘下车头，扔下了东半截往回跑。东半截军车停下了，日军100多人挤在一个敞开的车皮里，战士们冲到跟前往车厢里抛手榴弹，里面的日军还不知怎么回事，想抵抗也发挥不了，没几分钟，里面的尸体就摞起来了。我们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光重机枪就得了40挺，俘虏了几十个日本兵。有伤的我给包扎，包扎时一个个向我鞠躬。这一仗，我们没伤亡。
  任各庄战斗。打开平军车不久，一批成建制的伪军不知什么原因，几百人就坐在任各庄附近唐丰公路上，被我们包围，我们看到他们士气低落叫他们投降，没想到他们竟然抵抗，气得我们发起冲锋，在一片喊杀声中，他们才全部举手投降。我连2排长冲锋时，被自己的机枪手打断了腿死了，这个机枪手，又痛心又害怕，抱着我大哭。2排长的死，是机枪手失误造成的，真叫人惋惜！说到机枪手，我想到了另一个重机枪手，他叫王久亮，大个子，就在这次战斗前不久，攻打任各庄据点，操枪射击时被敌打中，当场牺牲，他就死在了我的身边。
  解放玉田。这是第4区队抗战时期打的最后一仗，正是八月十五，打了3天3夜。当时4区队有5个连，我连任务是打东关，攻不进去，3连连长急眼了，骂一个掷弹筒手，你他妈的就是怕死，再往前把敌人给我炸喽！掷弹筒手刚上去，还没操作，就被打死了。战斗间隙，正在吃饭，菜还有鸡腿，日本人从唐山开来了3辆坦克，3连连长梁秃子没配合好，结果让3辆坦克退回去了。天亮部队打进了城，全歼敌伪1000多，光日军就有二三百，日本人尸首都被打黑了。我们比敌人死的也不少，打扫战场时，看到一个又一个躺在地上的战士，那个滋味，真难受哇！战斗期间，我们到附近的八里庄搜索，没想到还有那么多敌人，子弹像雨点打向我们，司务长抬的一筐月饼都打碎了，这伙敌人也被我们歼灭了。打下了玉田，震动了兴隆一带的满洲伪军，他们成建制的起义，全部被八路军改编，到我们部队的也有一部分。
  要觉不要命
  我们在敌占区打游击，就是在敌人的夹缝中生存，行军战斗跑敌情，两腿不闲着，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有的为了睡一觉什么也不顾了，所以有一句话叫“要觉不要命”。那次打玉田，我解着手睡着了，解完了，就睡在了大便上。一次我在行军路上醒了，往后一看，一个个睡得香啊！有歪头的，有低头的，有来回晃悠的，有流哈喇子的，而他们的双腿却轻轻地快速地迈动着！行军睡觉，是残酷环境逼出来的，一般行军速度每小时6公里就可以边走边睡，这时候没人说话，那脚步声嗖嗖地像吹着风。一次夜里行军，睡觉的战士们下意识地挥动左右手拨开高粱杆开路，走出来后大家竟然不知方才走过的是一片高粱地。在路上一个战士睡着停住了脚步，后边的人睡着也停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一看前面的部队没影了，就赶紧追。战士们习惯了枪炮声，前面轰轰隆隆响着，后边一个劲地打呼噜，一旦听到命令一激灵就起来。战场上枪炮声停了，有时静得没一点声音，静得叫人害怕，这时候再困却睡不着了。
  在抗日时期，尽管环境恶劣，但部队士气高，情绪乐观，经常唱一些革命歌曲。有一首歌词是：“……破飞机，瞎嗡嗡，大炮更稀松，……全凭刺刀手榴弹，消灭鬼子兵……”。还一首歌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大事情，第二战场开辟成。第二战场谁开辟？英美国同盟军，法国北岸把陆登。指战员四百多万，坦克盖地，飞机遮天，小日本，好比石头底下一个鸡蛋……”。还一首歌词是：“勇敢的行列，勇敢的行进，庄严的阵容，铁的子弟兵。新中国就在手中出现……”
  冀东第15团正式名称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5团，打下玉田后的10月，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向东北挺进，从此，开始参加伟大的解放战争了。
  （赵洪圃2010年至2013年口述资料，魏永成整理）
  忆青少年时期的抗日活动
  仇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第二年我的家乡宝坻县八门城镇被敌人占领，先后有日军、警备队和治安军驻防。最早有20多个日本兵，住村东老爷庙，建了12米高的炮楼，上面插着膏药旗。后来在娘娘庙又建个9米高的炮楼，驻扎有40人左右的警备队。
  日本兵和警备队被八路军和区小队打跑后，1943年至1945年又来了300人的治安军，他们在八门城北小街四周修了4个6米高的炮楼，备有轻重机枪、火炮，还有两辆汽车、10辆马车，军马30匹。有三四个日本军官给他们当顾问。这些敌人专门与八路军和区小队为敌，也不放过平民百姓，抢百姓的粮食，强奸妇女，干尽了坏事。
  在我12岁那年，记得有一天是集日，早上玉田县拖床沽的一青年来赶集，路过村东日军据点，因为没有向站岗的日本兵行礼，这个日本兵就叫这个青年把手伸出，日本兵看了一眼，就说：“你的马猴子的有！”（你是八路军！）没等青年解释，上去就是一刺刀，插进青年的前胸，刺刀尖从后背露出来，鲜血流了一地，青年当场身亡，尸体在路边摆了两天，我和很多人目睹了当时的惨景。从此“日本侵略者是鬼”就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我决心跟着八路军把鬼子赶出中国！
  抗日工作
  当时，八路军和区小队在蓟运河以北的八间房、泥庄子和箭杆河南岸八门城以西的西八村（大山庄、小山庄、周庄子、小杨庄、东、西、中、张悟店）一带活动，这里是游击区。区小队在八门城发展了一些党员，如以摆摊儿修自行车作掩护的刘春林、刘云山和王昆林等。我管刘春林叫叔，我知道他是为八路军区小队办事的，就经常接近他。他见我恨日本鬼子，又很机灵，就吸收我为抗日积极分子，教我唱抗日歌曲，给我讲我党的抗日主张，又让我把这些讲给周围可靠的小伙伴。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在河边田间地头玩耍，趁机打探鬼子汉奸情况，很受村中党员的喜爱。
  1943年秋我17岁，我打探到村东日本据点情况，春林叔叫我给八路军送信，我以拾粪为幌子，背着粪箕子，手拿粪叉子，从容地到了泥庄子，找到了我的联络人小四（姓名不详），汇报了敌人据点的现有人数、武器种类、哨兵分布及换岗时间等情况，没过几天，一天夜里，八路军就包围了这个据点，先是开枪，后从四周向据点扔手榴弹。日本鬼子吓得很快撤出了据点，八路军冲进去一把火点着了炮楼，大火一直烧到天亮。
  日本警备队驻扎在我家南面的娘娘庙，中间只隔一条街。为赶跑他们，在1943年冬，我几次在黑夜领八路军到我家，对敌开展政治宣传。我爸我妈见了亲人非常高兴，每次我妈都给八路军拿吃的，我爸从菜窖里取梯子，为八路军上我家房提供方便。有一天夜里，八路军上房后，一部分人站在正房与厢房的平顶结合处运送弹药，另一部分人趴在临街正房的房脊后坡上，向南面的警备队开了一阵子枪，又用做鞋的“夹纸”卷成话筒，向警备队喊话，大概意思是警备队的弟兄们，日本侵占咱们中国横行霸道，是咱们的共同仇人，你们不要给日本鬼子卖命了，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通过几次这样的活动，没过多少天，警备队溜号的就多了，过了些日子就都灰溜溜地撤走了。
  抗日歌曲
  我的家乡比较偏僻，是游击区，八路军和区小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常到我家，对我特别好。他们除了打击日本鬼子、汉奸，还帮助老百姓种田、收庄稼，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还教老百姓唱抗日歌曲。我那时10几岁，听了他们唱的歌很解气，于是找来10多个小伙伴儿，跟八路军学唱，学会后再教给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歌好学，人人爱唱，所以很快就流传开了。至今仍记得这些歌的歌名，如《八路好，八路强》《骂汉奸，唱英雄》《抗日进行曲》《汪精卫不是好东西》等。《骂汉奸，唱英雄》《汪精卫不是好东西》两首歌，现在人们很少唱了，但我对这两首歌的词曲仍记忆犹新，闲暇时我和老伴儿回忆着还能唱下来。《骂汉奸，唱英雄》歌词如下：
  汪精卫呀，殷汝耕，他们是汉奸第一名，拿着华北换了铜，万古留骂名。
  锄汉奸呀，更省工，不用刀砍和枪崩，叫他自己去挖坑呀，埋他个地溜平。宋哲元，大刀兵，卢沟桥上打冲锋，杀得鬼子遍地横，千古留美名。《汪精卫不是好东西》歌词如下：
  汪氏精卫不是中国人，没安好心他成立了治安军，公鬼是他爹，母鬼是他妈，打倒了日本，消灭汉奸，看你往哪爬。
  （李亚光1998年口述资料，张德钰整理）
  抗日儿童团的日子里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丰润县刘家营村，离丰润县城只有20多华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乡被日寇践踏，县城驻满了鬼子，它们经常到各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配合成人们的抗日斗争，我们村成立了抗日儿童团，当时年仅11岁的我虽是个女孩子，但生来却是个男孩子性格，因而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
  儿童团成立之初只有10多个人，一些家长怕发生意外，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为壮大队伍，我召集了几个小伙伴成天挨家挨户去动员，当时有个姓谭的小女孩，我们几次上门动员，她父亲就是不让她出屋，后来竟连屋都不让我们进了。大家吃了闭门羹谁也没有灰心，而是想出了编唱顺口溜的办法继续动员。那天我们结队到她家齐声高唱：叫声谭姑娘，莫再把身藏，大门你不出，二门也不迈，你会变成傻姑娘……，就这样，我们每天都到她家门口高唱，几天后，她父亲终于提高了觉悟，让女儿加入了儿童团。经过大家努力工作，儿童团很快发展到了四五十人。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儿童团经常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站岗放哨时，我们常常是在村头仨一群儿俩一伙儿一面游戏，一面注意来往行人，一旦发现情况和可疑的人立即向村里报告，被大人喻为村党支部和区小队的千里眼、顺风耳。遇有为八路军送信的任务，儿童团员们都是争先恐后地去完成。记得一次村里有一封急信要按时送给姜家营的八路军，当时敌人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路卡、岗哨，盘查很严，成人带信出入危险很大。我闻讯立即找到村支书，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儿童团来完成。村支书说：“去姜家营须翻越地势险峻的龙山口，路上要躲避日伪军巡逻队的盘查，山上还有狼群时常出没，你不怕吗？”我当时挺起胸大声说：“不怕，保证完成任务！”我接过信，装成要饭的，拿了根打狼棍就上路了。路上遇到日伪军能绕行的就躲避，实在避不过的就巧妙地与敌周旋，鬼子见我是瘦小的女孩，又看不出什么破绽就放行了，当我拿着姜家营八路军的回条出现在村支书面前时，村支书说儿童团为这次任务的胜利完成立了大功。
  在我们这一带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大多是外地人，因而为他们带路就成了我们儿童团经常性的工作。一天黄昏，路经我们村的一队八路军要去姜家营村执行任务，我们见他们不识路，就主动把他们带到了目的地，临别时有个叫立臻的八路军一再感谢我们，我们也拿着大人的腔调挥挥手说：“同志，改日见！”回村时天已完全黑了，周围的树木沙沙作响，路边的荒坟似一团团黑影儿，远处村庄点点的灯火也显得雾蒙蒙的，甚至有点恐怖。我挺直胸脯只管向前走，其他团员见团长如此镇静，也都鼓起了勇气。
  在与鬼子作战中，经常有负重伤的八路军和区小队战士隐蔽在附近的山里养伤。为减轻大人们的负担，我们儿童团主动承担了为伤员送水、送饭、送药的任务。在一次打击鬼子的战斗中，两名八路军战士受了重伤，为躲避鬼子搜捕藏在了大杨家山山洞里，我们儿童团轮流上山为伤员送水、送饭、送药，一次我和儿童团员付文秀一起进山送饭时，被山上突然滚落下来的大石头将左肩砸伤（至今伤疤还依稀可见），我强忍剧痛坚持按时将饭送到，两个伤员抚摸着我的伤口感动万分，表示伤好重返战场后要加倍杀敌，以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最令我难忘的要属那次只身深入敌后，为区小队送情报抓鬼子的事情。当时，区小队接到情报，说鬼子汉奸近期要在三里屯聚会，区小队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一面派人进村摸清敌人开会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一面由区小队在村外设伏，发现敌人聚合立即出击，一举全歼敌人。区小队在研究派谁进村摸底时，我主动请缨，说姐姐在那个村，若以看姐姐为由进村摸情况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队长贺明说，这事只能由你去办了，临行叮嘱我千万要注意安全。我在姐姐家住了两天，敌人始终没有动静，埋伏在村外的贺队长万分着急，担心敌人察觉我方行动改变聚会地点。
  第三天午后，我正在当街“玩耍”，忽见七八个鬼子和汉奸溜进了离姐姐家不远的一所房屋，我见状撒腿就往村外跑送信，区小队似神兵破门而入一阵猛扫，将敌人全部打伤捕获。
  那时，鬼子经常到各村清剿讨伐，闹得人心惶惶，生产无法进行，为防备鬼子清剿，给乡亲们通风报信，我们儿童团就在大杨家山山顶设立了消息树，大家轮流站岗放哨，发现敌情立即放倒小树，全村人见了立即转移。乡亲们都说，有了儿童团站岗放哨，干起活来心里就有底了。
  （饶玉英）
  八路军是亲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姥姥家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一段经历是令人难忘的，以至于对我的人生道路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是宁河县潘庄村人，1944年14岁的我小学毕业。我们村有炮楼是敌人的据点，兵荒马乱的，我母亲就让我离开潘庄到宝坻县于家堼我姥家去住。于家堼在潘庄北20里处，是八路军在那经常活动的游击区。
  我舅舅叫于文田，是村里的民兵骨干，经常配合八路军骚扰敌人的据点或去“破交”，让敌人不得安宁，交通瘫痪。他积极抗日，村里老乡们都很拥护。他一回来就有几个小青年围在他身旁，不离左右，问这问那。以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当了八路军的干部，在这一带很有威信。那几个小青年，以后有的也参加了八路军。
  我刚到姥姥家，就发现经常有八路军到姥姥家来。他们见到姥姥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姥姥对他们也特别亲热，总是儿呀儿呀的称呼他们。八路军到了姥姥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而我呢却有些自卑，因为那时的确有少数潘庄人为了生计当伪军，或为日伪当局做事。一条鱼腥一锅汤，在周围村里人们的心目中潘庄人不是好人。还编了歌：“潘庄人笑哈哈，跟着鬼子去讨伐，见着什么都拿着……”。因此就怕说自己是潘庄人。当有一位八路军问姥姥“外甥女是哪的人啊”？姥姥说“是潘庄人”，我当时还真有点抹不开，心里埋怨姥姥，不该告诉他们我是潘庄人。可是，时间长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拿我当外人，像跟姥姥家的人一样亲热，我这才放心了。有位叫陈春生的八路军，还跟我唠嗑，问我上学读书的情况，向我宣传抗日的道理，一片真诚。临行还送我一本《古文观止》让我学习。打那以后，我对八路军同志再也不怯生了。
  住下来以后，我在姥姥的带领下，经常帮姥姥为八路军做一些事情。
  八路军为了躲避敌人的搜索，常常把像炸药、手榴弹一类的东西，放在姥姥家。等一有敌情，我就和姥姥一起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不让敌人找着。我和姥姥为八路军藏过黑炸药、白炸药、黄炸药，还有没装炸药的地雷壳、手榴弹壳等等。最险的一次是鬼子进村了，家里有炸药、手榴弹等物，情况十分紧急。姥姥急中生智，叫我把当院的一堆茬子（烧柴）扒开，把东西藏在里边。刚藏完鬼子就进院了，叽哩哇啦地不知说些什么，东瞅瞅西看看，还用脚踢了踢茬子堆，没发现，什么也没找到。但贼不走空，临走把姥姥家的两只大母鸡逮走了，姥姥坑的没法，看着鬼子的背影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有几次，八路军把几张类似现在包装纸的黄纸交给我，让我帮他们糊信封。信封的规格非常小，只有二寸半长，一寸半宽，每次糊一百个左右。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信封。后来听姥姥讲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小的信封。那时八路军的通讯非常秘密，大件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信件必须得小。信写好后，装在小信封里，急信还要插上火柴或鸡毛之类的标志，像电影《鸡毛信》一样，表示十万火急。然后交给村里，派老乡从甲村送到乙村沿村转，直到到达目的地。沿村要收条，万无一失。在转递过程中，为避免鬼子发现，往往就手里拿着一节秫秸棍儿，把信放在掏空了的秫秸棍儿里。若遇到鬼子，把秫秸棍儿顺手一扔，让敌人什么也得不到。这我才明白信封为什么那么小。
  还有一次，八路军让我帮他们抄写材料，具体内容我现在也记不清了。回想起来大体就是宣传军民团结起来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中有不少顺口溜，有一首我还记得清楚：“小伙真叫棒，站在大道上，鬼子来打我，勇敢去抵抗，拼个死与活，不敢再疯狂”。
  最难忘的是，一到晚上儿童们就围成一圈或站好队，八路军教我们唱歌。那些歌都是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便于传唱、鼓舞人心的抗日歌曲。记得有《八路好》唱道：“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日本鬼子欺侮我们八年整啊，八路军帮助咱们打虎狼、打虎狼……”，还有《赶快去把战场上》唱道：“叫老乡赶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你不当兵我不扛枪无人打仗亡了国，看你怎么活……”。还有《法西斯鬼怪要铲除》唱道：“什么花开花拦住路，什么样的鬼怪要铲除，蒺藜花开拦住路，法西斯鬼怪要铲除，……”。还有《狼牙山五壮士》唱道：“棋盘坨山崖高，战士的血花红，血花红、血花红，勇敢的八路军有五位好英雄……”。还有一首叫《歌唱二小放牛郎》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王小二舍身诱敌深入我埋伏圈，使日本鬼子受到致命打击的故事，十分感人。
  那时我一听到街上有人唱这类歌曲，就非到现场一起唱不可。这些歌曲的魅力所在，就是唱得人们爱国热情高涨，咬牙切齿仇恨日本鬼子，起到了动员人民，团结人民齐心抗日的作用。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使人激奋不已。
  我在姥姥家住了一年多，到了1945年8月，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我在村东头远远看见我舅舅他们带着民兵扛着枪，排成长队，浩浩荡荡行进在青龙湾河的大堤上，向潘庄敌人的据点进发。日本人和伪军跑了，八路军和民兵把敌人的炮楼一把火烧了。至此，我们再不受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欺压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曹立珍）
  在冀中根据地的日子里
  千里夜行军
  1944年寒冬，苗庄伏击战，敌人吃了亏，损失了1个加强连。于是敌人要疯狂报复了。
  一天夜里下着小雨，我们10几个人在老庄子村东头集合，像是在等候什么。森林对我说：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组织上为了保存力量培养干部，决定送你去平西根据地学习。平西就是北平的西边，河北省的最北面。我说：组织关系怎么办？森林说，有专人带。你回家看看，但必须今晚返回河东，明日晚饭前到路北区找我们。
  从老庄子到我家12华里。我到家时约在晚上10点。我对父亲说，上级要我到平西根据地读书。我要洗洗身上。父亲把煤火捅旺，烧了两大壶水。我脱下内衣。哎呀！都是一块块的脓水，大部分结成了硬块，虱子一串串的。全身除了后背、小腿、屁股，几乎没有好地方。满是脓包，有的发硬，有的淌着脓血。没办法用毛巾擦，只好沾热水拣好一些的地方按一按。父亲吃惊地说：你这样能走到平西吗？我说：能。再怎么说也是皮肤的病，离心脏远着呢。
  我在离开家的路上，心想敌人真的出动，反正我一个人，用什么办法都是可以逃脱的。于是我住在了老庄村。次日凌晨我过了新河，直向北走去。
  敌人下乡扫荡时，都是先撒出便衣特务，这是我要特别警惕的。一旦遇上敌人，我的手榴弹不是吃素的。上次砸伪军的那颗边区造，只炸了几瓣，这次的威力大，准跑不了他。或许还能缴获一只枪呢。我边想着，边加快脚步，同时两眼不眨地向四周观察着。到中午我越过唐山至玉田那条公路，估摸走了30余里，离敌人据点更远了。我稍松了口气。可到了森林说的那个村庄，却一个同志也没找到。于是，我又紧张起来。直到傍晚，傻子一挑门帘进来，我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傻子告诉我去平西的集合出发点。我二人在村外分手。我把手榴弹连袋摘下来给他。他说，这个你留着，你们还要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呢！我拿出一颗别在皮带上，说声再见。我向正西，他向正北分手了。那时我已经不能和同志握手，因为手指甲下面全冒脓，手肿得像个肉包子。从此，我离开了家乡宁河县这片故土。
  我们去平西的共8个人，有伍山、长城、志祥、广华、童生（后改名黎光），连我共6个男同志，女同志有亚男、秀生（后改名培宁）两人，年岁最大的十七八岁。
  我们由沿线交通站护送，白天睡觉，夜间走路。眼前是土路、冰泊、山路。还有一条更长的路，那就是学习和革命。与那7位不同的是，我要忍受疥疮造成的巨大痛苦，皮肤的溃烂，肌肉的僵肿，各关节的扭疼……还有怕传染别人和被人讨厌而造成的自愧。我总是想入党誓言，决心学习那些在敌人刑场上誓死不屈的英雄，坚持到底，一定要走到根据地去！
  时光将要跨入1945年的时候，我们在潘家峪听了一次复仇课。1941年春节，日本鬼子在这里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大惨案。全村有1200余人惨遭杀害，老百姓的房子被烧毁，水井被投入尸体、毒物。这就是日本人在中国的杀光、烧光、抢光。我们到潘家峪时，已是发生惨案的第三年，满眼残垣断壁、石头瓦砾，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在山根挖了几孔小窑，三块石头支一口锅。正如《黄水谣》那首歌中唱的：“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给我们讲述的是这个惨案的幸存者，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我过去听同志们讲过潘家峪惨案，但没有这次震撼。我们人人心中怒火燃烧，热血沸腾，咬牙切齿，要为乡亲们报仇雪恨！这次复仇课，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一天夜里，我发现，我们行进的方向不是正西而是偏南了。这是从启明星的方位判定的。在同森林、远明同志一起工作中，当后半夜向正东行走时，它总是高高地挂在我们的前方。向西偏南的第二夜，开始走一片冰泊，每人发一副铁脚马子，绑在脚上，防止滑跤。在冰上走路，腿和脚更要吃力，更增加了我的困难。女同志坐爬犁，一个人像撑船一样撑篙，冰面不平时改到前面去拉。这夜我掉队了，瞄着前面影子走。看不到前面影子时，我就找冰上的划痕。后来是交通员把我迎进村子和住房。这时他们已进入梦乡，我在他们中间扒开个缝，仰面砸了下去。我那时只能仰面睡，侧身都有疮。
  我们过北宁路（天津至北平段）是在白天。公路与铁路并行，白天有敌人汽车、摩托巡逻。交通员对我们严厉地说：“这是敌人严密的封锁线，敌人有巡逻，可能有埋伏。我们准备了一辆胶皮大车，用草栅子围住，装作运白菜。你们坐车，不准出声。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你们也不准动，听我的命令。过路的安全和成功全靠大家。”我们挤上大车，周围是肮脏的草栅子，上面盖了两条破棉被，车把式两人，分坐车辕两旁。我不时掀开缝向外看，心想，真遇上敌人，我的手榴弹就派上用场了。每当我扒开缝，便有人说，快盖上，别让敌人发现。坐车身上不疼、不累，似有睡意。但警惕性总是把它驱除。
  大车终于停下了。我们揪着的心一下子开朗了。我们到了冀中大平原。
  冀中和冀东的土地不一样，挖几尺深都是干土。在距敌人据点较远的地方，各村之间挖有交通壕相连，便于部队运动和群众转移。我们常在白天行军。有一天有两位领导干部和我们同行。他们都有警卫员，一位首长骑一头骡子，另一位骑毛驴，是一头叫驴（公驴）。他们是去延安参加“七大”。当从交通沟上岸时，毛驴犯了犟劲，人拽、鞭子抽，就是不动。到了土坎低处，它才上岸。我们进了一个村庄，看到一头草驴（母驴），那头叫驴一下冲了上去，前蹄高抬，把首长从驴背上掀倒在地，摔了个仰八叉。冀中有个风俗，冬天人和毛驴、猪同居一室。人畜同居，大多是西厢房，布局是锅台连着炕，没有隔断；驴槽和炕相对，驴槽下面有猪。夜间驴叫，猪拱，牲畜拉屎，对习惯了的人，对疲劳的人都无大影响。我们经常住这样的房间。
  我们路过三河县时，发现六七岁的女孩缠脚，仿佛这里没来过八路军。我问大娘或大嫂，他们说，家里穷，孩子将来穿她们的鞋。我摇摇头说，既然穷，你们每人有几双鞋？等你孩子长大了，你的鞋子还能是新的不成？我对秀生说：你们妇女该进行宣传。这时亚男说，别叫我们妇女，要叫我们女士、女子。我说，为啥叫妇女救国会，不叫女士救国会？她瞪我一眼不吭声了。秀生说，谁说我没宣传？
  也就是在三河县这个村庄，我们才知道要过年了，人们磨豆腐，蒸年糕……。
  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们走进了采育庄，人们正在扭秧歌，唱着：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欺压咱们八年整，八路军帮助咱们打虎狼，打虎又打狼。这唱词提醒我，这是1945年，抗战8年了。我们被领去休息，刚进屋，传来消息说，敌人奔咱们这儿来了。于是，房东点上灯，移开柜，领我们下地洞。我们下了许多个土台阶后，要从上钻一个洞口，尔后又下翻。我浑身是疥疮，动作不灵活，疥疼使不上劲，憋得够呛，童生用力把我拽了下去。翻口是防止敌人从洞口打枪、投弹的。我们在洞中，功夫不大，就上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不像在冀东，总是在紧张的气氛中。
  过平汉路时有了紧张的气氛。敌人封锁得很严，有密集的炮楼，有铁甲车巡逻，不管有什么情况，就是一排子弹，瞎打一气。铁路两旁有封锁沟，深宽都在1丈以上。上下沟都有蹬窑，这是过路人挖的，同时也给敌人留下了痕迹。敌人不时向这些地方开枪。
  过路那天下午，我们天黑时分到达过路点。约在晚9时，敌人铁甲车放射着刺眼的灯光，咣当咣当地开过去之后，一片黑暗中我们开始越壕沟过路。和我们一起过路的还有数十人，其中一位放了足的女同志，扒不上沟堤，我蹲下来，让她踩上肩膀，猛使劲将她扛上去。但我也很难扒上去，我抓住那个女同志扔给我的挎包带，有一个同志趴在岸边拉住我的一只胳膊，我拼命越过封锁沟。过沟后，我们急跑了一段，我轻喊长城的名字，找到了自己人。这时我浑身疼痛，哆嗦得厉害。我咬着牙，扶着长城站立起来，继续前行。
  这夜我们进了山。算是到了根据地。正式结束了夜行军。
  我走到了根据地
  我全身长满了疥疮，每走一步路，都冒着脓血。但是我一步又一步地走了约1千多里路，一天又一天地走了30多天。1945年初，我们终于走到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河北省阜平县。
  一路上，我总是默念着刚当八路军时教导员说的：打仗不拍死，负伤不怕疼，困难不叫苦。也经常默诵着一段歌词：听！军号吹，响遍晋察冀边区，斗争的大旗火焰般飞红，向前去闯过黎明前的黑暗，新中国要在我们手中出现！我激励自己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被困难压倒？整天啥也不做，光是走路这一个任务，还完不成？！
  过平汉路那天夜里，由于越过两道深沟，而后又是急跑，使我的肢体承受力达到了极点。但我还是咬着牙，用双肩帮助了一位年龄大的女同志登上沟岸。过沟后的急跑中，我几次跌倒，最后颤抖着双腿走进了宿营的村庄。此时天已经亮了，真可以叫做闯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我进屋时，见7位同志都挤在一条炕上，再没法挤了。我在炕沿上趴了一会儿，便解下身上背的东西，到屋外，去查看自己的伤势。好家伙！原来箍在全身的疮痂、脓包，都已崩裂，露出红肉，满身脓血。我从棉袄下摆处揪出棉花擦拭，疼得钻心。此时，我的棉袄、棉裤上的棉花被我揪用了许多。我正在擦着脓血，路南来的长城突然在身后说：“哎呀！你的疥疮怎么这么厉害！”我撩起帽耳说：“你看这脸上也有疮，俗话说疥上脸，拿席卷（死的意思）。反正这小命没落鬼子手里，我终于走到了根据地，到了老家了。”他说：“不要紧，到了根据地了，想法治吧。”
  洗漱后，离开饭时间还早，我和长城到方才看到房上有柿子的那家去买黑枣、柿子。我们还是头天下午吃的饭，走了不下80里路，实在饿了。只花1元边区票，我们几乎吃饱，还给别的同志带回来一兜。尔后，我们又买了两碗豆浆。这下可坏了，不大功夫，肚子开始疼。我带有大烟（鸦片），每人吃了一点，好点了，但还是觉得堵得慌。冀东一些同志在抄大烟馆时，都弄一点大烟，准备负伤、生病时用。这一路上我把带有大烟全忘了，今天吃了它，身上的疥疮也轻松多了。真是幸运，幸好我把带有大烟这码事忘了，否则一路吃来，岂不成瘾？！
  房东大娘见我二人腹疼厉害，问明情况后，让我们赶快喝酸菜汤。大娘家有一大缸酸菜，乱菜叶子、树叶子，很脏。我们无奈，每人喝了一大碗。这天早饭，我们没吃。出发时，长城找村长给我要来一头毛驴。我腿裆两边都是疮，只能趴在驴背上。走了一段，胃也舒服些了。我下了毛驴，让长城骑，长城坚决不骑。我让女同志骑，可她们也不骑。只好让老乡拉着驴回去。驴子总共跟我们走了10来里路。
  太阳平西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庄。这儿住的是一个领导机关，热情接待了我们。吃白面馒头，每人发了一条棉被。棉被全白色，是边区织的土布，8幅，每幅宽约1尺2寸。晚上给我们放无声电影。片名不记得了，就连村名和接待机关，一点没入脑，只顾高兴了，我们终于到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
  迈进了学校门槛儿
  我们8个人都被分配到联大。联大的全名是华北抗日联合大学。我们都分入教育学院。进了学校门槛儿，我非常高兴。经过两年游击战，我这个小学没读完的穷孩子又进了校门，是挂着大学牌子的中学！
  我们很快学会了校歌：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刻苦，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民要自由，新社会的创造要我们担任。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培养我们革命品质，我们誓死绝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天。这校歌对我们是教育，也是共同的誓言。当然也是对我们一路行军的鼓励和总结。
  一天，我因病没有出操，两位班主任徐波与胡西宗来看我，我说，我是党员，我的介绍信到了没有，是专人带的。徐波同志回去查了一下，不一会儿就回来告诉我：有你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这下，我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了。同来的致祥为没有他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哭了。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在联大我参加过一次党小组会，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盛况，小组会是在山沟阳坡上开的。
  我还和大家一起到校部看墙报，一路上到处是歌声、笑声，一位来自北平市的同学，还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改为“我的家在逶湾的卢沟桥上”唱给大家。身着灰色土布或蓝色洋布的人群，汇成海洋，发出海涛般的歌声：我们在太行山上……；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啊！这里是自由的天堂，这里是雄伟的山岗，这里是抗日战士的演兵场！
  根据地常驻的部队、机关、学校，每个人都要交生产任务，以小米重量为单位。我们新学员，没有分任务。有一天上山割柴草，本来我有病，被通知不参加。但是我逞强，还是去了。阜平的山上没树，都是茅草，山高草多。山地长大的同学，走得快，爬得高，草割得多。我的腿支撑不住，四肢爬山，累得颤抖。回来后便被送到校部卫生所。
  卫生所和校部都在平房村，我住的那间房，门、窗都被鬼子烧了，门上挂了土布帘子，窗子被破席钉住，屋里没有炕，我睡在一小堆草上。对我没有什么治疗，因为没有药。平房村一天夜间闹狼，卫生所怕我被狼咬死，把我迁到了村东头的破庙里。这里连我共7个病号，其中有一位老同志。
  我的疥疮有些渐渐好起来了。我的褥单上，掉有许多疮痂，引来许多老鼠争着吃。它们在我的身上、腿下窜上窜下，钻来钻去，轰也轰不走，甚至白天也来进攻，闹得我夜间不能入睡，起身披上棉被，在地上站着。我怕闹鼠疫，老同志说，鬼子大概没有洒细菌，要是洒过，咱们睡在通铺上，谁也跑不掉。老人不知从哪买的枣酒，非让我喝，我推辞不下，喝了一小口没咽下，喷洒在疮痂上。此后发现有小鼠吃了疮痂醉倒了，被另一个同志用石头砸死了。以后再用这个办法不灵了，老鼠不再吃带酒味的疮痂。
  来学校后，如果第一课是学唱联大歌曲，那么人鼠之战，算是我在联大上的最后一课了。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45年8月，阴雨连绵，我们住在了灵寿县韩信台村。这里是晋冀中学第二班。我是怎么到的二班，又是何时和怎样从阜平平房村来到这里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从冀东同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我不记得向庙中的病友道别，也不知道从阜平县平房村到灵寿县韩信台这一百多里路是怎么走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我在昏迷中被人用担架抬过来的。
  我在韩信台，好像还在种有几株杨树的河滩上听过一次课。我住在一溜6间土窑洞中，是用土坯在旧房基上砌成的。那正是阴雨季节，整天下雨，大雨、小雨、暴雨，宋拉河（当地群众对河的称呼）中，水势翻滚，夜间能听到咣当当的石头撞击声。我住的窑洞不久只剩四间了，最南边、最北面的全塌了。余下几间，土块不住地往下掉。我白天紧盯着土墙冒泡，一旦掉下一块我就往洞口挪动一下。我睡在潮湿的草上，一块破席，每天有人送两次饭，上午是南瓜饭，小米很少，下午是窝头。小便时蹭到窑口，大便时就爬到远一些的地方。
  一天夜里，雨声更大，河水狂啸，夹杂着人声、铁器撞击声。我心想，大概是山洪暴发了，好啊，把这破窑洞包括我在内都一起冲走吧！当然那些对抗战有用的人、畜还是统统逃上山吧！我要回到渤海的碧涛中去了！“怒发冲冠……”我哼起了《满江红》。这时，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他俯身将我背起，冲进了大雨中。我以为山洪暴发，来人要背我上山，我说不用管我，你们走吧。来人说：你说啥？小鬼子投降了！我“啊……”了一声。
  这时我才知道背我的人是刘洁泉，他把我放在街心的碾盘上，只见街上拥满了人，敲锅盖、门板的，敲洗脸盆的，高呼：小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我在碾盘上随着大家一起高呼……。雨水冲洗着人们身上的风尘、污秽，闪电雷声把人们的欢呼声扬向天空，扬向了万里之外。
  天亮了，洁泉把我背进了他们的住房，这里都是熟悉的面孔，其中有冀东的苏中、醒民等更感亲热。洁泉从伙房要来一盆热水。所谓的盆，是边区土造生铁的，如同鬼子钢盔大小，但是浅得多。我烫了手，洗了脸。大家议论着要回冀东，说让我和他们一起走，到冀东找鬼子、汉奸报仇去。我说，你们走吧，我走不了路，不能给你们添累赘。这时我全身肿着，头也肿着，两眼都很难睁开。下午，来了一副担架，送我到阜平县驻军医院。抗战胜利了，我走向了医院，我要健康，我要战斗！我要实现志愿和誓言！
  我没有参加庆祝胜利的大会，我没有看到鬼子投降的场面，但是我看到了同志们和乡亲们的真情欢呼，韩信台的房顶有些被人们跳坏了，但是没有一个老乡发出怨言，相反，却都是满脸的笑容。
  我的抗战经历
  我是河北省任丘县人，生于1922年，贫农出身，幼年丧父，10岁干农活。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我那年16岁，正在田间锄地，空中飞机轰鸣，地上炮声隆隆！国民党兵向南溃逃。国家危亡，我怎么办？……次日我去学校（我是半耕半读生），听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受到启迪，坚定了我不当亡国奴的决心。
  1937年10月，地下党员郭开棣来到学校，动员我的老师刘痴，带领我和一部分同学，参加了任丘县成立的抗日人民自卫军。不久，自卫军改编为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领导的八路军。我先后任野战第16团供给处供给员、南进支队供给部党支部书记。从此，我命运就和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我随军转战华北晋察冀、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南征讨逆（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百团大战等战役。在讨逆战役中，我于1940年3月8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火线入党，倍感光荣。在枪林弹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残酷环境中，坚持了8年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我经历过无数的战斗，现取3例，加以介绍。
  李家洼突围战
  1939年初冬，我16军团奉命开辟冀中区东南部的交（河）、东（光）、阜（城）、景（州）一带，11月10日，我团部住在交河以南伊家村时，战斗部队深入到阜城与故城之间的高土二屯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团长庞大川、政委邓东哲、副团长盛治华的指挥下，一举全歼日伪军100余名，俘日军3名，缴迫击炮1门、掷弹筒2支、长短枪支数十支及其它弹药物资。首战告捷，人心振奋，新区工作迅速展开，抗日政权及农、武、青、妇各抗日团体很快建立与健全起来。
  11月下旬，我16军团团部南进至阜城与连镇之间的孙镇一带时，日寇决定向我报复。某日下午，各路侦查员报告：交河、东光、阜城、景州以及漫河、富庄驿各个敌人据点，兵力均有增加。团首长决定立即转移外线。但在当日傍晚尚未出发时，接到赵承金司令员电报：“十六团原地不动，今夜分区机关（包括司、政、供、卫及直属队）赶到你团驻地送棉军装”。我团立即回电，报告敌人增兵情况，但由于分区机关已经出发，我军只得原地不动。时至下半夜，分区机关赶到，我团供给处长刘痴同志立即动员全处人员连夜将棉军衣发至各连队。军衣发完，天已蒙蒙亮，正南方向战斗打响。为掩护分区机关安全撤退，团长庞大川带领1营在李家洼（注：李家洼是我突围必经之路）北面掩护；政委邓东哲带领3营反击李家洼南侧向我包围之敌；副团长盛治华带领2营在李家洼以西接应；供给处长刘痴带1个连提前突围到敌人包围圈以外的粉章村筹备给养，发动群众烧水做饭。
  分区机关和团直属队在部队的掩护下，由孙镇北撤30余里，到达一条小河的东侧，河西就是李家洼，我团直属队停在河堤上1个多小时，让分区机关先过了河，我团紧跟分区机关之后也过了河。时已过午，刚进入李家洼，敌人从李家洼东、南、北3面同时向我分区机关和团直属队开枪开炮。由于李家洼的地形是东西长15华里，南北两侧村庄只有四、五华里，敌人占据两侧村庄向我射击，形成交叉火力网。我军撤退路线，均在敌人射程之内。幸有我1、3两个营在南、北两侧掩护。2营在西面迎接，拑制敌人兵力，因此敌人只是在村内向外射击，未敢出村拦截，这给我机关撤退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有伤亡，辎重也有损失，但我分区和团首脑机关撤到了预定地点，多数单位基本没有减员。
  我16团供给处30几人，在撤退中互相关照。运输班的秦班长给小同志背背包和米袋。共产党员王辑涛不断向大家动员。一会儿喊：“同志们冲啊！冲出去就是胜利！”一会儿又喊：“马上卧倒！”我和董超年岁最小，我17岁，他16岁，紧跟在老战士身后，当敌人火力密集时就卧倒，火力稀落时就前进。我卧倒在农民耕地旁不足一尺深的土沟里，敌人从南北两侧射来的子弹，交叉从我身上流星般飞过，噗噗地落到沟两侧的沙土里。我虽参军2年多，像这样的紧张战斗还是第一次。
  为了掩护分区机关和16团直属队突围，16团政委邓东哲指挥3营向李家洼南侧村内敌人冲击。他命令3营营长王朴说：“你要带领部队，攻下李家洼南侧村庄，掩护机关撤退。”团长庞大川在一处坟地里，指挥1营向李家洼北侧村内之敌攻击。由于副团长盛治华带领的2营，前几天就在西面单独活动，当时未联系上，因而我分区骑兵连向西撤退时，尘土飞扬，分不清敌我，曾一度误会。经号兵联络，才知晓李家洼西面打重机枪的是2营，随即盛治华指挥2营攻击李家洼北侧之敌。情况危急，盛副团长的马负了伤，正好分区供给部长马景瀛骑马突出了敌人包围圈。盛治华借了驮着满袋钞票的马，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才把马还给马景瀛部长。
  太阳下山时，我们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李家洼西南方向的粉章村。16团供给处人员集合点名，没有伤亡，没有减员，供给处长刘痴早已准备好开水、米饭。我们喝足水、吃饱饭后，连夜行军开到沈波村一带休整，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此后不久，16团连续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献县、交河之间的孙村，一次是在武邑县至衡水公路，两次伏击战，均获全胜。而且都是打了就走，使敌人捉不到踪影。我团的游击战术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进入了大游、大转，声东击西，出没无常的游击战争的高级阶段。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
  拔大章据点
  1940年6月，我随晋察冀军区南进支队野战第16团，在完成了南征讨逆（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挥师北上，由晋鲁豫边区清丰县开赴冀西太行山正太铁路以北参加百团大战。途经冀中区深县五公村时，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我军凯旋归来，纷纷反映大章日军据点的敌人经常出来烧杀抢掠，要求我军拔除据点，消灭敌人，为民除害。
  团首长研究决定拔除日军据点。团长盛治华、政委邓东哲亲自与侦察连长将大章和附近敌伪军的人数、武器、地形、工事等情况侦察了个一清二楚。掌握全部情况后，召开团营连3级干部会议，制定作战方案，交待战斗任务，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精神，保证完成全歼敌人、为民除害的光荣战斗任务。
  具体布置是：1营担任主攻，2营、3营警戒打援。由1营3连组成30多人的突击队，李副连长任突击队长。1营营长吴生开、教导员郭超带领2连为第二梯队。团长、政委亲自指挥战斗。
  夜幕降临，我突击队飞速越过敌据点壕沟，先将哨兵击毙，从后面冲到敌住的房顶上。此时，日军听到枪声，有八九个鬼子登梯上房，均被我勇士们用刺刀捅了下去。我军向院内投弹射击，将敌人赶进屋内。敌人用砖坯垒上门窗，用火力封锁院子，阻止我军进院，企图负隅顽抗。
  黎明时，供给处长刘痴派我和丁益民两人完成一个紧急任务：到农村征集木柴2000斤、煤油2桶，上午10点前送到前线。我两人跑了5个村庄，才把木柴、煤油征集完毕，准时送到前线。
  时至过午，我军将北墙打开两个洞口，向屋内投掷手榴弹和浸上煤油的木柴。霎时，手榴弹爆炸声和熊熊烈火连成一片，将敌人炸得血肉横飞，烧得鬼哭狼嚎，很快结束了战斗。
  此次战斗，全歼日军小队长以下30多人，全部伪军无一漏网。缴获歪把子机枪3挺、枪50余支，子弹、手榴弹、掷弹筒以及粮食罐头等全部军用物资。但我军李副连长等20多名战士光荣牺牲。
  大章据点拔除后，南北峰据点的敌人当夜逃窜。
  此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大家载歌载舞庆胜利，杀猪宰羊慰劳我军。此战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指导员的战斗士气。我们这支部队，受到了冀中军区首长的通令表扬：“表扬我1团创造了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
  参加百团大战
  1940年8月中旬，奉18集团军总部命令，我华北八路军对华北日军所占领的铁路、公路、城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参加兵力有100个团，后称百团大战。
  我所在的16团，编为晋察冀军区部队组成的破袭正太铁路的左、中、右三路纵队中的中央纵队。中央纵队司令员杨成武。16团的任务是攻占娘子关以东的北峪、南峪车站和据点，破坏铁路、桥梁、收割电线，切断敌人西进的铁路交通。
  8月20日早饭后，16团供给处长刘痴召开全处干部会议，传达战斗任务。由2营担任攻坚任务，派我和王辑涛（我二人都是团供给处供给员，他主管军械，我主管粮秣）带1名通讯员田士珍，到2营驻地配合2营供给员邢弼卿做好前线供给工作。我们召集4个连的司务长开会，商定在北峪敌据点北面大山上建1个供应前线粮秣、弹药的联络站，以便及时供应前线的物资。
  当晚10点，正太线东起石家庄，西至娘子关、平定，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各路突击队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铁路和据点，雷鸣闪电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整个正太路全线。我参军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整个正太线上的敌人，都淹没在八路军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16团担任主攻任务的2营营长常仲连，亲自化装侦察日军北峪据点情况，对敌人的兵力、兵种、地形侦察得一清二楚，制定了作战方案，率领部队准时进入阵地。战斗按统一规定时间打响，经过5小时激战，攻克了日军北峪据点。
  攻克据点，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破铁路、炸桥梁的任务尚未完成。由于时间紧迫，80箱黑色炸药使用不当，引爆后只将北峪铁路桥炸开1尺宽的裂缝，桥上仍可通车。营长常仲连，正副教导员安哲、丁润川焦急万分。除立即部署兵力阻击敌人反扑，组织民工扒铁路、毁路基外，进一步研究了方案。由于炸药用完，到8月22日黄昏，炸桥任务仍未完成。这时，聂荣臻司令员到2营营部，找到常仲连营长，询问炸桥情况，并亲自到桥下观察桥梁结构，指明未炸毁的原因，并立即命令他带来的工兵干部，于第二天送来20箱黄色炸药，又派来工兵协助。23日傍晚，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铁路桥被彻底炸毁。
  各营连指战员一面阻击敌人反扑，一面组织民兵、民工扒铁路、毁路基、割电线。经过5昼夜的激战和大破袭，敌人几十里铁路被搞瘫痪。
  在这次大破袭战斗中，全体指战员表现了坚决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强攻据点时，7连连长王士功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很快突破敌人的外围防线，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机枪班长姚长祥，端起机枪站着扫射，掩护战友们冲到敌碉堡跟前时中弹身亡。副班长薛立明接过机枪继续压制敌碉堡火力，给战友们创造了向敌人投群弹、投绑弹（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的机会。战斗的第二天上午，我们的供应站被南山上顽抗的敌人发现，向我处连续发炮，我后肩后背被炮弹炸伤，幸而只伤及皮肉，我未下火线，坚持把站址转移到另一处，继续供应。这时正赶上8连炸铁路的80箱炸药点燃，巨大的爆炸声，弄得敌人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战士们乘敌人胆颤心惊、放松抵抗的一刹那，冲进碉堡，将50多名日军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是在敌人具有坚固碉堡工事、易守难攻的条件下进行的。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小炮3门，手、步枪200余支，子弹、军需物资一大批。我军也伤亡较大，牺牲80余人，其中连级干部10人，伤150多人。6连指导员阎冷同志（原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我的入党介绍人）刚到任一天，即在敌人反扑冲锋时以身殉国。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右臂也负了轻伤。
  在这次正太路大破袭战斗中，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各路纵队，都完成了任务。由于16团在这次破袭战中接连攻下了北峪、南峪、地都等日军据点，完成了破路任务，聂司令员通令表扬“16团是一支纵横平原山岳间的坚强部队”。
  百团大战已过去了70多年，当时激烈的战斗场面仍历历在目。英勇杀敌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青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参加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3年多解放战争，我是幸存者，由一个小兵，变成了耄耋老人，赶上了改革开放，享受着丰厚待遇。我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在有生之年，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魏丰文，李建明整理）
  我经历的西安事变
  我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北淮淀村，少年时在天津永利成银号学徒。1925年20岁时，弃商投身东北军，翌年考入张学良在北京创办的军需学校。毕业后任东北军骑兵6师18团少校军需官，我们的师长是白凤翔。
  1935年东北军调驻陕西，名义上是“开发大西北”，实际上是去“剿共”。同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不久，东北军就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可是出师不利，106师、107师、109师、110师的大部分先后被红军消灭，我们骑兵6师的18团整个团被红军俘虏。百日之内，作战数十次，东北军损兵折将。
  西安事变时，我是骑兵6师18团少校军需官代理师部军需处长。那时，我住在西安小差市街阜丰里5号，往里一拐6号就是师长白凤翔的家，张学良公馆也在这条街上。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司令官们都很熟悉，又由于新编16团团长刘海山的举荐，白师长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所以我和白师长过从甚密。
  1936年12月11日晚上，我和参谋长阎景桥、秘书田立斋在白师长家闲说话。11点来钟，白师长回来了。他倚着沙发，吸着大烟，神情十分严肃。我们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良久，他忽然坐起身，声音有点发颤地说：“现在，有一件最紧要的事，你们各抒己见。”我们立刻正襟危坐，听师长说下去。
  白师长说：“下晚儿（傍晚）的时候，张司令（张学良）把我叫去了，一见面就问我：‘有件大事你敢干不？’我说：‘司令说啥事，没有我不敢干的。’司令说：‘让你去杀日本天皇，你敢不？’我说：‘敢！我杀不了他，他杀了我，我还成仁呢。司令下令吧！’张司令说：‘比这还大的事你敢去不？’我说：‘多大的事我都敢干，作为军人我服从命令。’
  “张司令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在屋里来回踱步，他一边踱步，一边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指责我、唾骂我。国恨家仇不报，我有口难言，也难以为人。刚才，我又去劝蒋老头儿（蒋介石），你说破了嘴，他就是不同意抗日，非得把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说。人家共产党大仁大义，以民族大义为重，我们却在这里跟人家同室操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没脸活下去。’
  “说着，张司令转过身来，果断地说：‘你立即把刘桂武（骑兵18团团长，当时正在长安县王曲镇集训）调来，和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团长）一起带着全团步兵，明天拂晓前赶到临潼把蒋介石捉来。我这叫‘兵谏’，逼他抗日。他答应就放他，不答应再议。’”
  白师长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啥叫‘兵谏’，反正知道是捉老蒋，就说‘一切听司令的。’临来的时候，张司令叮嘱我：‘千万要活的，这影响太大了。前几天我带你去见蒋老头儿，也是有用意的。那里的路你熟，也知道蒋老头住哪里，你敢去不？’我说：‘敢去，保证完成任务！’白师长说到这里，放下烟枪，说：“你们看，这是多大的问题呀，去抓全国‘领袖’啊！”
  一听说要捉老蒋，在座的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事非同一般，弄不好就会天下大乱；喜的是，这事办好了，大快人心，正符合东北军官兵的心愿。阎参谋长说：“老蒋搞‘清一色’，一心想消灭‘杂牌’，他下令‘剿共’让咱们由南向北攻，让老胡（胡宗南）由西向东攻，他们中央军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一点损失也没有。咱们东北军光去年9月到11月就损失了3个师的兵力。老蒋让咱们和共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利，分明是‘借刀杀人’消灭异己。”
  我说：“他对我们东北军和对中央军就是不一样，我们的军饷还不及他嫡系部队的一半。他答应给粮食、衣服、机械，他给了么？”
  田力斋说：“现在全国都要打日本，就他不想打，咱们再跟着，那就会成为千古罪人，要背上万辈子的骂名。”
  白师长说：“你们说的对呀。现在我还有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咱东北军的将领多了，凭什么张司令单派我去呢？我又是热河人，他派我去，那就是信任我，这是知遇之恩，我宁死以报。”
  最后白师长吩咐：“田秘书在家留守，阎参谋长、李处长你们跟上我。敬舆（我的名字）你先准备几万块钱，这事成功了，论功行赏。”
  一切准备停当，我们便出发了，名义是演练部队。驱前的是刘桂武和孙铭九，共两个团的兵力，统一由白凤翔指挥，我乘一辆满载军需物资的汽车紧随其后。
  12月12日凌晨5点左右，部队悄悄包围了华清池，当靠近华清池高墙时，被驻守警卫发现了，警卫刚问“口令”，“叭叭”两枪就被撂倒了。白凤翔是胡匪出身，外号“白三阎王”，他手底下的人也个个神勇，出手不凡。这次，他特意挑选了几个枪法好的来，专门对付警卫。两声枪响后，人们高喊：“缴枪不杀，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
  18团团长刘桂武带领一拨儿人，首先进入院内最后一排房子，冲进蒋的卧室，可是人已不在了，刘团长一摸被窝，说：“还热乎呢，跑不远，快搜！”他马上向白师长报告，白师长马上给坐镇指挥的张学良打电话说老蒋跑了。张学良急坏了，命令“马上搜山！”
  于是，人们四下散去，搜查骊山。不久，老蒋就搜出来了。立功者是我们骑兵6师的上尉副官王国才（号捷三，辽宁新民人）。
  王副官先是在院墙外的乱石沟里发现了一只鞋，一见鞋的品质，就断定可能是老蒋的，于是他便顺着一条小径往上追，果然在一块巨石后面的乱草丛中发现了龟缩在里面的老蒋。王副官便说：“请委员长下山。”蒋说什么也不肯动地方，王副官就往山下拽，但拽全国“领袖”又不好意思死气白赖地。忽然老蒋顺势一推，王副官便一下摔到山坡下面去了，腿、手臂和脸都摔破了。
  说到王副官，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王副官是我的结拜大哥，他受伤的第二天，我和我太太去看他，那天王太太正在炸元宵，见我们进门，她一打招呼，不想手里的元宵掉入了滚沸的油锅里，溅出的油把她的手臂烫了一大片。我赶紧说“快涂上煤油！”当时王国才打趣地说：“捉老蒋，触犯了天子龙威，这可是弥天之罪呀，我们自然都应得到报应，留点纪念喽！”
  王副官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抹去脸上的血，就嚷起来：“师长、团长，委员长在这里呢！”
  白师长迅疾赶到了，我们也赶到了，但是我们只能站在山坡下面看。这时候天色已明亮起来。白师长见了蒋，立即行举手礼。蒋定睛看看白师长，用他特有的浙江口音惊讶地说：“啊，是你！”
  “啊，是你！”这句话里是有含义的，因为前不久我们骑兵6师的第16团全团被红军消灭了，张学良司令带着白师长去谒见蒋时，白师长特向蒋请罪。蒋说：“没问题，这证明你和共产党真的干了，是好样的。我马上命令给你补上完整的16团，并给你晋升中将。”当时，蒋还给了白师长许多财物。现在，蒋说这句话的弦外音是，我刚刚给你加官进爵，你却来抓我，这不是恩将仇报么？
  白师长说：“张副司令请委员长进城议事。”“我不去，你毙了我吧！”蒋说。蒋介石还是不肯下山。无奈，白师长向孙、刘二位团长一努嘴，二人立即会意，走上前架起老蒋向山下走来，然后又把老蒋塞进了汽车，汽车向西安城内新城杨虎城公馆飞驰而去。那里，张学良、杨虎城和他们的高级将领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张学良一见白师长，就一下子握住他的手，说：“你可真是我的萧何呀！”当即，张司令命令刘桂武急回前防，接任白凤翔的第6师师长职，白师长被卸了任，等候新的委任。第二天（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便发表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并通电全国。至于以后，“西安事变”在中共的积极翰旋下得到了和平解决，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李绍曾文，李天嵩执笔，原载《宁河文史资料》第五辑）
  战地记者张高峰
  张高峰是宁河县芦台人，名三俊，生于1918年农历11月20日，祖父张彭述（字信儒）曾任宁河县中学国文教师，是芦台知名的书法家。父张继曾（字伯鲁）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任理化教师，高峰7岁丧父，家境不好，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转到天津、北平读中学。
  1933年，我和高峰在天津河北中学（后改民德中学）同班。我们个子矮，在第二排毗邻而坐。我们都喜欢看报，午饭后常在图书馆里相遇。学校只订《大公》、《益世》和《庸报》，我们看得很仔细。
  高峰不是很活泼的性格，他对人对事常好动脑子观察、分析，往往翻翻白眼，迸出一句又一句幽默的话。
  三十年代初期，日帝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向华北节节进逼。1933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出人意外地自动后撤，使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热河全省，全国舆论哗然，这个绰号汤二虎的胖子，受到了人民的唾骂。高峰写了一篇《可杀的汤玉麟》，发表于《中南报》，这是他在报上发表的首篇文章。
  回忆在河北中学时期，国文教师蔡稚舫先生严格的教导，为高峰日后从事新闻写作，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语文基础。
  初中毕业后，高峰转读天津水产专科学校。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看到日寇在华北到处横行，曾激奋地和水专同学高传得（即后著名画家传得）说：“日军欺人太甚，我要抗日，干什么都行，死也不怕。”这反映他走爱国、抗日道路的坚定信心。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后，高峰离开家乡，由天津乘海轮南下，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敌宣传队，随军在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采写占地通讯发表于邹韬奋在汉口主编的《抗战》3日刊。以后转道长沙，参加宗教界爱国人士刘良模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入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任特约记者，这是中共在邵阳办的地下党报，社长为杨赓。当时高峰的采访足迹遍及湘、川、鄂、豫各省。这年秋天，他只身北渡黄河到晋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1940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儿童哨》《流》两首新诗，就是在晋南采访时创作的，作曲家麦新曾为《儿童哨》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高峰入武汉大学读书，同时兼《大公报》通讯员。在校期间，他主持创办《新闻》部队壁报，从事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2年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教育部联合通知武汉大学：绍令高峰等32名“危险分子”离校。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战场的河南省，同时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饿死达几百万人，加上水灾、蝗灾、汤灾（指国民党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人称之为“水旱蝗汤”四灾。尤其是黄河两岸，树皮吃尽，活现一片人间地狱。
  1942年12月，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的高峰由陕西进入河南采访。他由洛阳到陇海线南侧的密县、登封转临汝、宝丰诸县，目睹灾区人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悲惨灾情，而这灾情却被国民党政府有意掩盖起来，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认为“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陈词滥调的谎报，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并严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在此同时，后方官员仍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侈靡生活。高峰经过实地采访，激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义愤，在叶县写了《饥饿的河南》通讯，2月1日重庆《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予以发表，这使被隐瞒的河南灾情大白于世，群情激奋。
  2月2日《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根据高峰的通讯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指出：“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陇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够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不忍令人卒读。……苦读杜甫所咏陇的《石壕吏》尝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依稀见于今日之事实。”这一篇揭露灾情的通讯，和一篇义正词严的批评，触怒了蒋介石，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了勒令《大公报》停刊的通知，《大公报》被迫于2月3、4、5日停刊3天，这一事件震动了国内外。
  不久，高峰在河南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捕。在各方面的营救下，以“证据不足”获释。他以“张大雷”笔名写了《我是怎样被捕的》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
  （张道梁文，原载《宁河文史资料》第二辑。张高峰抗战时期著名战地记者，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之一，1989年去世。）
  抗战老兵孙纯之
  孙纯之，男，1917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孟仲峰村。少年时期受进步思想熏陶，1930年13岁时从事革命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革命战争中，从事秘密地下活动，贴标语，撒传单，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反租反霸，减租减息，开展对敌斗争。
  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孟庆山和宋长庚领导下，与战友王文波、白怀刚、孙必信等人在高阳县、任丘县、安新县等白洋淀地区，组织参加游击队、武工队炸碉堡、破坏敌伪交通线，与日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次担任游击组组长，游击队队长，抗日青年队长，模范游击队队长。后宋长庚等入伍参加八路军，孙纯之按照党的指示，留下来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1942年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在保定地区多处建立碉堡，并建立保甲制度，对群众残害和控制更加严酷，斗争环境更加艰苦，主力部队转移外线，孙纯之和他的游击队仍坚持在本地开展隐蔽斗争，保存了斗争实力。
  孙纯之还参加了百团大战。战役中，组织民兵和群众，开展战地救助，抬担架运送伤员。
  注：孙纯之，抗战胜利后南下在河南工作，后到河北平山华北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从河南开封转到天津。1955年调入宁河县，曾任县劳动科科长、芦台镇镇长、任凤公社大北管理区书记等职。1983年离休。1991年经上级批准，享受司局级政治、生活待遇。2011年6月，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省部长级医疗待遇。孙纯之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8年抗战，因本人年高体衰失去记忆，其事迹未能具体了解到。
  （李佑生整理）
  抗战名将李兴中
  李兴中，字时甫，1890年1月12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宁河镇内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李瑞墀，满清末年贡生，家中子女虽多，独钟爱长子李兴中。李兴中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2岁时已熟读经史，写得一手极佳的颜体书法。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李兴中在以后的人生和事业发展上，都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戎报国
  李兴中早年进入清河陆军小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1912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他学习勤奋，性格坚韧，当时其背部微驼，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体现军人的英武挺拔，每天操练完毕后，都要背靠墙壁直立一、两个小时，无论刮风还是下雨，烈日还是严寒，从未间断，一年后他终于克服了驼背的痼疾。他以优异的成绩在该校毕业，被分配到段祺瑞部，历任见习参谋、连长、炮兵营长等职。
  因对袁世凯、段琪瑞的倒行逆施不满，有违其“从军雪耻报国”的志愿，李兴中愤然脱离段部，转入冯玉祥部，从事军官训练并先后任教于北京南苑学兵团、张家口军校。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时，任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的参谋长，积极参与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宫等行动。1926年春随冯玉祥赴苏联参观考察。回国后参加五原誓师，先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谋处处长、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政治部部长、洛阳各级军校总监督、总司令部训练副监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时任冯玉祥的参谋长，同年10月任汾阳西北军官学校校长。1933年6月当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军委委员，失败后寓居北平，仍从事抗日反蒋活动，遭国民政府通缉。
  李兴中与吉鸿昌是交换金兰帖的拜把兄弟，在西北军共事多年。1925年他们驻守绥远，共同辅佐李鸣钟进行开发建设。1933年又一起在察哈尔共举抗日义旗，辅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11月蒋介石下令在天津逮捕吉鸿昌，冯玉祥立即派李兴中持其亲笔函去见何应钦进行营救。李赶到北平尚未见到何应
  钦，即闻吉鸿昌已经被害。吉是冯的宠将，在西北军以豪爽义气和作战勇猛而闻名，在西北军有铁军之称，又思想进步，是共产党员，他的死使李兴中悲愤万分。
  参划西安事变
  1935年秋李兴中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兼17路军参谋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5月18日，李兴中受衔陆军中将。当年12月西安事变时，李任联合参谋团成员，秉承张学良、杨虎城旨意参与一切军事问题的研究与策划。12月9日，李兴中代表杨虎城接见请愿学生，表示了坚决抗日的态度，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2月11日晚，参加了杨虎城召集的紧急会议，研究了兵谏实施方案，又亲自和赵寿山等制定了解决西安城内外蒋系军事单位的行动方案。西安事变后，在怎样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李兴中坚决支持杨虎城有条件放蒋的主张，并发表广播讲话，揭示事变真相，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解放日报》刊登了《李兴中广播救亡意见》全文，李在文中忠告蒋介石，劝其改过从善。在那样情况下，李兴中不惧后果，公开表明抗战救国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扬威忻口挥师晋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5月李兴中任38军第177师师长。七七事变后9月1日，李派该师第529旅赴河北参战。
  1937年10月初，日本军部正式向其华北方面军下达攻取太原的命令，以坂垣征四郎统帅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兵团之大部为北路，沿同蒲线越内长城直取太原，忻口战役拉开序幕。为确保山西要地，国共合作组织了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重的一次战役即忻口战役。（该战役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并称抗战初期的四大战役）粉碎了日军“一个月灭亡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10月11日，卫立煌率第十八集军团包括李兴中的529旅在内的四个半师的兵力，从河北星夜驰援忻口（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朱德率部为右翼），于13日始，与凶残日军展开了殊死相搏、血战半月的惨烈战斗。日军以飞机、重炮、战车等掩护进攻，李兴中率部与守军以炮兵协同步兵作战，阵地反复被日军攻陷又被反击夺回，敌我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至24日，日军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竟然使用毒瓦斯、烧夷弹等助攻，使我守军阵地上一片火海，李兴中率部与守军一起，冒着烈火和毒气与日军浴血奋战，寸土必争，重挫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中国军人之威，战役结束，李兴中所率的529旅因其英勇善战被卫立煌称为“雄师”。
  此后，李兴中又率第177师驻合阳至潼关一线，指挥所部并配合地方民主抗日力量固守河防，与日军开展游击战。1938年5月3日，率第177师主力东渡黄河出击日军，血战永济张营镇，首战告捷。继而血战吴王渡，攻取猗氏、安邑、闻喜及围攻运城，收复晋南三角地带13县。当时国内舆论界纷纷发表消息，有文曰：第177师师长李兴中率所部渡河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纵横于黄河东岸，仅用十几天的时间便收复了永济、虞乡、临晋等晋南13县，打出了一路威风。
  喋血中条屏障豫秦
  “赵寿山、李兴中，率领陕西冷娃兵，中条山上打日寇，吓得鬼子一溜风。”这是抗战时期秦、晋两地流传的民谣。中条山横贯晋南山区，横300里，纵三、四里，形似一条长带，屏障洛阳、陕州、灵宝和潼关，是中日必争之要地。1938年6月21日，李兴中晋升为第96军军长，兼第177师师长，于8月率部参加中条山保卫战，以固守西部防线。
  李兴中奉军团部指示，命令47旅739团在楣阳镇设伏，以强大的火力阻击日军抢占先机，为主力部队转进争取了时间，顺利进驻指定位置。
  1938年7月，李兴中第96军设防于山西解县一带，所属部队严加防范，准备迎击敌人。血战永济是国民革命军第31军赴中条山第一场战役，8月8日开始，至8月26日结束，李兴中指挥所属与孔从洲一部，对抗日军牛岛师团，毙敌1000余人，重挫日寇的嚣张气焰。
  首捷风伯峪 1938年8月，日寇在我军转进中条山时，侦察到第96军军部所在地，遂即派出一个联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疯狂地向风伯峪进攻。96军则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待日军进至山腰火力网内，机枪怒吼，手榴弹纷飞，毙伤大量日军。敌恼羞成怒，开始增兵。飞机滥炸，大炮轰鸣。96军直属部队和530旅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充分发挥迫击炮和手榴弹的威力，杀伤了大量日军，迫使敌人龟伏在山腰，一步也不能行动。日军不甘心失败，又一次增加兵力，集中火力，向山上猛扑，少数日军士兵突破96军阵地，冲上山头，形势异常危急。李兴中军长果断命令特务连王志立率1排，集中20挺机关枪，跑步增援。奉命增援的王排长大喊一声：“弟兄们！冲呀！抓活的”，带头冲了上去，机枪齐射，将冲上山的鬼子消灭殆尽，堵住了突破口。山下日军锐气丧失，无力再攻，只好撤退。此战，李兴中的96军以伤亡500人之代价，毙伤千余日军。风伯峪之战，从小打到大打，李兴中将军始终沉着冷静，不急不躁，机智果断指挥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风伯峪战役，是第96军进驻中条山后的第一战，也是第一场胜仗，揭开了中条山保卫战的序幕。
  陌南大会战也称“六·六”战役。1939年的陌南会战，是第4集团军进入中条山，敌人动用兵力最多、双方人员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
  1939年春季日寇“扫荡”失败后，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集中20师团全部、37师团1个旅团、野炮26联队、山炮第1联队和山口集成飞机大队约3万余人，50门野炮，30辆战车，38架飞机，分9路向我军防地进犯。日军的战略部署是：先以主力歼灭芮城附近的第96军，而后集中兵力于平陆、茅津渡聚歼第38军，同时炸毁陇海线上的灵宝铁路桥，彻底摧毁陇海线的运输，为下一步扫荡中条山区、进攻豫陕打下基础。
  5月29日，日军在平陆县内的茅津渡开始试探性攻击。不久，日军即以强大火力为先导，向中条山发起全面进攻。6月2日凌晨，敌大炮轰鸣，炮弹呼啸，连续向第96军阵地发起3次攻击。李兴中军长命令部队从容应战，利用坚固工事打击敌人，黎明前，敌人的3次进攻均被击退，丢下百余尸体。李兴中意识到，中条山西端，可能是日军主攻方向，陌南将是敌攻击重点，还可能全力来犯，他感到形势严重，乃致电赵寿山将军速派兵支援。截至6月3日，在赵寿山、李兴中的指挥下，第96军与第38军独立46旅并肩作战，芮城、平陆各线，寸土未失。
  6月6日上午，陌南镇我军阵地遭敌火炮飞机猛烈，布防于镇西北的第177师连续击退日军4次进攻，官兵们血染征袍，孙克俭营长壮烈殉国，而外援则迟迟不见。独47旅接军部后撤命令，因陷入重围，无法回撤。赵寿山军长率第38军的49旅、51旅驰援陌南，兵至张家滑一带，便遭到日军阻击，无法前进。此时，兵陷陌南的第96军，只能独自为战。第177师退回陌南镇，来不及修复工事，即遭4000余名尾随而至的日军攻击，巷战惨烈，血肉横飞，不少战士抱着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跳入敌群，与日军同归于尽，但寡不敌众，最终不得不退出陌南镇。陌南会战，首先以我军失败而告终。
  6月9日夜，第96军军长李兴中在平陆县东门外农田里召开师、旅长紧急会议，商讨突围之策。李兴中根据盐商的情报和独立47旅旅长孔从洲的建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迅猛冲出敌包围圈。由于独47旅建制相对完整，李兴中命令孔从洲先率所部向北突围，而后他再组织其他部队分头突出重围。
  当日夜间，独立47旅突围成功，打乱了敌人的战斗部署。第177师以100挺机枪的强大火力为前导，从敌人的正面、从丢失不久的陌南镇，出其不意地插了进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终于杀出重围，抵达芮城西部。军部在激战跟进中，从山间不为人知的小路破围而出。6月9日，与第177师主力会合。鬼子牛岛欲歼灭第96军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第177师新兵团的千余名战士、531团的少数官兵，还没来得及突围，就被压迫到黄河边上。他们在与日军拼死肉搏一个多小时后，被逼上悬崖。一位战士高喊：“弟兄们，宁跳黄河死，不做亡国奴！”紧接着数百名官兵高呼着口号，纷纷跳下悬崖、纵身黄河……他们不愧为三秦健儿，不愧为列祖列宗的忠孝子孙！围攻上来的日本军人，也被这壮烈之举惊呆了……
  6月10日，总部命令第96军在芮城之马滑、韩家一带设伏，相机夺取陌南镇。李兴中收拢散兵，整顿旧部，又组织起了五、六千人的队伍，在黄河岸边举行誓师大会，官兵群情激昂，誓雪“六·六”兵败之辱。6月10日，李兴中命令第177师以重兵攻取陌南，177师勇猛作战，歼灭大量敌军，再次收复了陌南镇。
  这时的牛岛、川岸陷入困境，狼狈至极。整个战局已从开始分割包围第96军的局面，逆转到日军受到东西夹击、处处挨打的地步。尽管在6月12日，日军为挽回败局发动了一次进攻，但打到下午，毫无进展；眼见大势已去，只得丢下不少尸体，全线撤退。
  6月12日晚，第38军、第96军在茅津渡与古王、计王之间的圣人涧胜利会师，我军取得“六·六”战役的最后胜利。此役，我军伤亡六、七千人，毙伤日军万余人，日高桥联队队长被击毙，牛岛20师团溃不成军，开回日本补充；日军在运城开追悼会时，供桌上士官以上的骨灰罐，就有1700多个。
  此次战役96军打的最为英勇、最为惨烈！正是他们在陌南会战中坚守阵地、寸土必争，使日军在进攻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96军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多亏李兴中军长沉着冷静，从容指挥，才使部队转危为安，再战沙场。同时，此次战役也是抗战史中不多的几次日军伤亡人数超过中国军队的一次战役。
  自96军进入中条山，与日军小打无数，大打的有11次，其中动用兵力最多、战斗最为激烈、敌我伤亡均多的就是1939年的“六·六”战役。
  1940年8月，李兴中指挥第96军策应配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派出两个加强团和一个营参战。他高度评价百团大战，热情赞扬八路军，印发毛泽东《论持久战》供官兵学习。1941年初，率96军布防洛阳、偃师一带。1943年7月，升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5月豫中会战和1945年3月豫西鄂北会战，率96军与友邻部队一起，给日军以重大杀伤。1945年7月，再升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在他所著的《冯玉祥自传－-－我的抗战生活》一书中，深情地描绘了他的老部下李兴中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李时甫（李兴中）八年以来，由参谋长而师长，由师长而军长，由军长当了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他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品学兼优，谋勇兼备，真是一位明大义、识大体的模范军人。他这一军，两万多人，连死带伤的总有八千左右。”
  注：李兴中，解放战争时期与共产党合作，建国后先后担任河北省交通厅厅长、民革河北省委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62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
  （李为李振起）
  抗战期间的兵工专家俞濯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伟大的节日将要到来之际，我们自然地想到我们的父亲俞濯之。抗战期间，他以对祖国的赤诚忧患之心，矢志于中国的兵工研制生产，在环境极其严酷的大后方，生产的大批武器源源不断地供给抗战前线，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父亲名逢汉，字濯之。1908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北宁河县城内小南庄子。他的父亲俞象颐，字怀生，又名俞言，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随父辈迁往北京大兴府，后随其兄落户直隶省宁河县，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俞濯之先生6岁入县立初级小学，8岁入文昌庙高小，12岁考入芦台中学，14岁随家迁天津入觉民中学。22岁毕业于天津市工业专科学校机械专业，1930年受河北省政府选派，赴英国留学。1933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机械专业，受聘于英国雪菲鲁特欧文特殊钢具厂，赴该厂设在上海的信昌机电工程公司任工程师。1934年父亲与母亲李裕如在上海结婚。李裕如，1911年生于河北省宁河县，是爱国将领李兴中之长女。1926年中学时期，参加北伐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女子宣传队，宣传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放足、剪发、婚姻自由。政治部主任系共产党员刘伯坚。此后，母亲就读于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西方文学专业，思想追求进步。
  “九一八”事变后，眼看东北大片国土沦丧，父亲怀着爱国之心，于1936年放弃信昌公司的优厚待遇，自荐进入工作条件艰苦的南京金陵兵工厂。时任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民主人士、实业家。他为人正直、作风清廉、酷爱读书。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倡导“无技术不能立国，亦不能图存”“勤俭求知，兴国利民”之道。是一位受人崇敬的长者。1949年受中央人民政府之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37年7月父亲被借调到铁道部浦口弹簧厂，受铁道部指派赴美工作。在纽约，见到了斯诺著《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如获至宝，立即购买，仔细阅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和行动，思想受到很大影响，决心要在兵工战线上抗日救国。在以后的近70年中，父亲辗转南北，多次搬迁，却始终将这本书带在身旁，作为永久的收藏。
  1938年战火烧到南京，迫于形势，金陵兵工厂从南京迁往重庆，改称21兵工厂。此时，父亲还在美国，他谢绝了美国华昌贸易公司的聘用，怀着抗日救国之心，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到重庆，投入到为抗日制造武器弹药的洪流之中。
  1939年父亲担任21厂轻机枪厂主任，职工600余人。成功试制捷克式轻机枪，并批量生产送往前线。兵工署特选出6支枪，送往瑞士参加国际比赛和展览。1940年，轻机枪厂遭日军轰炸破坏，为了安全，迁往四川省江津县铜罐驿镇。同时迁去的还有迫击炮厂、工具厂，职工共1200余人。父亲出任21兵工厂铜罐驿办事处处长。他们利用铁路隧道和山洞做车间，不占良田，从修防洪排水渠、整修隧道、修路、建桥、建房，到搬迁安装机器，只用了1个月，建起了2000米长的山洞工厂，避免了精密设备遭日机轰炸。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改进了82毫米迫击炮，使之更适合中国军队使用；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国产材料，改进82迫击炮炮弹的工艺及设备，节省了人力，保证了生产。1944年，他组织职工自行研制三十三式120毫米迫击炮成为定型产品。兵工厂的产品源源不断送往抗战前线。
  抗战时期，21兵工厂优良的厂风使全厂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当时由郭沫若作词、贺绿汀作曲的《第21兵工厂厂歌》极大地鼓舞了全厂职工的志气，在厂区内广为传唱：“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
  父亲晚年写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感悟，关于抗战时期的部分内容，我们照录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出，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为了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是怎样工作和战斗的。
  ——我是天津市宁河县人，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学成后，先与英国雪菲鲁特欧文特殊钢具厂签约，任工程师并被派往上海工作。1936年自荐进入了南京金陵兵工厂任工程师，开始了我从事中国兵工事业的难忘历程。
  进金陵厂几个月后，在铁道部工作的朋友邀我到铁道部浦镇机车车辆厂筹建弹簧厂。金陵厂厂长李承干不愿放我走，答应只让我借往铁道部6个月，这是1937年的事。在金陵兵工厂只干了几个月，就去了浦镇机车车辆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入侵上海，铁道部又要派我去美国选购机器。抗日前线需要武器，我很想赶快回金陵厂，参加到生产武器的行列之中，尽一番爱国之心。而铁道部不容考虑，限我3天乘飞机去香港，再转机去美国。我匆匆到金陵厂与李承干厂长告辞，到美国与有关机床厂洽谈购货事宜。基于国内局势危急，我不得不留个心眼儿，订货款不到我不与任何厂家签约。此时，国内政局发生变化，由于国民党政府转移到重庆，铁道部在江南、华东、华中一带的工厂大部分也都被日寇掠取，我只好准备“启驾回府”。在美国，有个华侨开办的华昌贸易公司想留我合作。我思想上有个抗日救国的念头，想到与金陵厂约定出借6个月，虽是口头协议也应遵守。这时金陵厂也来电催我回厂，并派人在香港给我安排了由香港到重庆的安全路线。
  1938年我回到重庆。那时南京金陵兵工厂已迁往重庆，改名为重庆21兵工厂，我脱去西装，投入到为抗日制造武器弹药的工作之中。
  1939年，工厂派我去接收重庆华西公司轻机枪厂，这个厂原本是四川军阀刘湘办的兵工厂，有职工600余人，以制造启拉利轻机枪为主，兵工署从其手中收买后交21兵工厂管理。当时厂内各种管理制度都不健全。时值抗日，职工有强烈的抗日情绪，厂中还有秘密进步组织，他们组成了抗日宣传队，为此时常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当时它是个不太平静的厂。去接收时，21厂给我配备了两名技术员，两名管理员，我们5名“接收大员”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又不了解内情，真有点六神无主，好在与总厂只有一江之隔，随时都可回厂请示。
  搞好与地方的关系，整顿厂风，研制新产品，这三项是轻机枪厂的主要任务。搞好与地方的关系，这是一项与官方打交道的事，由总厂另派人员办理，但我是轻枪厂的主管也不得不介入。充满书生气的我，对此不无为难之处，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首先碰到的事，是能否允许工人组织抗日宣传队。当时总厂没有这种组织，几番商议最终决定对轻机枪厂予以特殊对待，允许保留抗日宣传队，但必须在业余、小规模活动，避免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当时宣传队有歌咏队，读书会，图书阅览，后两种是室内活动，军警不来找麻烦，可相安无事。只有歌咏队是街头活动，易与军警产生矛盾。宣传抗日是爱国活动，不应禁止，于是厂里规定每周二、六晚上为活动时间，届时我就亲自前往做疏导工作，真诚地和工人交朋友。
  工作中，我得知主持这项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技术员黄伯涛，他毕业于湖南大学，为人热情坦直。另一位是工人刘宗灵，四川人，初中生，技工。读书会、图书阅览，每天晚上都有活动，因此在那段时间，我就很少在晚10点以前回家。读书会和图书阅览都在同一个地方，是借用的两间临街店堂，因此，行人可以随意进出，但仍能保持安静。图书室内有个小小的藏书室，由一位老工人负责管理，里边都存放着什么书我不曾知道，那是“外人不得入内”的地方，我也得遵守此规定。为了丰富工人们的业余活动，我倡议责成黄伯涛筹建起灯光篮球场，室内乒乓球，克郎球和棋类室。由此厂内业余活动多了，我们和工人们的感情更为融洽，自然对生产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不久兵工署又把一个新收购的地方小兵工厂合并到轻机枪厂，我们只把它的设备和技术职工接收过来，其他人员遣散了，杂物处理掉了。当时四川有帮会组织，有些工人入了帮会，免不了就把帮会的关系带入他们所在单位。为了防止这种陋习流入我们厂，我在接管这些厂不久，就组办了工厂职工联谊会、技术交流会等活动，它促进了全体职工的友谊。活动中，竟把技术交流会办成了较有水平的技术攻关会，解决了不少生产上遇到的难题。
  轻机枪厂在国府路，与国民政府在一条街上，相隔很近，我们厂经常试枪打靶，因而干扰了蒋介石的休息，为此我这无名小卒也时常被召入国府问话，从而认识了国府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不知出于何故，他对我很友善，以后很久未再找麻烦。有人误传说俞济时是我本家哥哥，理由是两人的名字中间那个字偏旁都有三点水，着实可笑。
  在轻机枪厂由于我们自己不单独办理采购物资，财务方面只有向总厂领发职工工资一项任务，而管理工资的人员又是总厂派来的，因此在整顿轻机枪厂厂风里，就没有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21厂的厂训是：“公正廉洁、勤俭求和、亲爱精诚，忠实职务。”这个厂训，不是说着给人们听的，是切切实实抓实干的，凡出现违反者，不管是谁，都立即纠正，绝不宽容。厂办小学校校长贾谊夫是厂长的知心好友，他在21厂主办小学校，又兼管工人食堂，为改善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他还自告奋勇地办了个半机械化养猪场，功劳很大，很受全厂职工尊敬。一次贾校长在中午开饭时，与一位工人发生口角，一时情急，打了这个工人。李承干厂长知道后就立即亲笔写了一个字条,要求贾校长向被打的工人道歉,否则就与他断交。50多岁的贾校长拿着李厂长的手条,在食堂当着上百工人的面宣读,而后诚恳地向被打的工人三鞠躬,此刻那被打的工人抱着他的校长痛哭失声（那工人是校长的学生）。当时正在吃饭的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碗,静静地注视着这感人的场面,片亥0间大家敲起饭碗,为双方的真诚和解欢呼,十分感人。那位被打的工人,就是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李厂长写的那个手条ー直保存在余祖德的手 中,此事解放后在21厂传为佳话,余祖德把他临摹的ー份李厂长手条,送给我作为 纪念。
  整顿轻机枪厂成后,一些有吸毒嗜好的和曾偷过机枪零件、车间工具的员エ都悄悄离去。我们又及时调整了各级的领导,基本没有向总厂要人,都是就地择优 选用,深受大家欢迎。到1940年新型捷克式机枪试制成功,兵工署特选出6枝枪, 送往瑞士参如菌际比赛和展览。
  就在一切工作基本就绪之时,轻机枪厂主厂房遭日军炸弹碎片破坏,幸未伤及人员设备。为了安全,总厂接兵工署指宗,决定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工具厂迁往铜罐驿,派我负总责,任铜罐驿办事处处长（未叫分厂,实际是分厂,共1200余名职ェ）。这3个厂的设备也是21厂的精华设备,从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解放。
  铜罐驿距重庆90余华里,是ー个依山傍水的小乡镇,地处长江上游,居住着两千余人,只有水路交通没有公路,从重庆沿长江步行亦可前往。那里的农民以种稻 和柑橘为业。该处曾有兵エ署第一兵エ厂筹建处,本打算利用成渝铁路隧道和山腰上的山洞为基础建厂，因与当地农民关系紧张，竟激化成互相残杀，实在待不下去，只好撤出。兵工署就把这个残缺不全的厂址交给21兵工厂，也就成了我们在铜罐驿建厂的厂址。铜罐驿铁路隧道有3个，是东西向，从东头第一个隧道到西头第三个隧道全长共约2000米。洞内均为自然状态，到处淌水，地面洞壁都高低不平。经丈量，长隧道可将轻机枪厂机器装上，短隧道可容下迫击炮厂的设备，中间的小隧道正好安装1台445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如此，发动机在中间也便于输配电。再在各隧道间盖些简易平房，基本就可满足轻机枪和迫击炮两厂的需要。工具厂就设在山腰上那个天然洞里，那个山洞距路基约200米高，洞内有500平方米一片大平地，安装工具厂的精密机器和仪器也足够用。洞内温度变化较小，也合乎工具厂要求。只是地形高了点，但其产品没有重大器件，搬运也不成问题。生产场地就如此安排下来。至于办公室和宿舍则需另选空地。建办公室和宿舍的选址原则是，不占良田，尽量利用山边空地，这样与农民的矛盾小了，但增加了我们建厂的难度和费用，须加设排水沟渠，以防山洪。我们从修整隧道，修路，建桥，建房，搬迁机器，到复工只用了一个月，可谓神速。这种两千米长条的工厂，在全世界也少有。
  由于抗战的需要，我们的建厂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因此在初期，虽复了工，职工生活还不太方便，家属不能同时进入，暂时都需要住在拥挤不堪的单身宿舍，有的还要住在厂房里。但为了抗战，职工们对这些都不计较，以全力投入生产。为保证生产，要求工人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我们适时提出安民布告，要军民相互友好（我们是军方），并由工厂的警卫组成巡逻队到镇上巡逻，保障当地居民安居乐业。尤其是公休日和集市日期，更要加班巡逻，对工厂职工严加教育，规定不得侵犯居民利益，倘若发生纠纷，职工应负主要责任。为了便于与地方沟通信息，我们又聘请表现较好的保甲长为联络员，农民有意见也可通过他向工厂反映。由于我们建厂注意到保护农民利益，加上工厂也给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消费的人口增加了，乡镇上的商业也随之活跃了，农民对我们有了好感，彼此相安无事，工厂得以专心从事生产，并继续进行厂区建设。
  21厂向来注重职工的业余生活。到了铜罐驿，远离总厂，当地又没有娱乐场所，如长时间不能解决势必出现问题，于是在生产进入正常时，立即修建俱乐部、灯光球场、演出台等，把篮球、排球、棋类、京剧、图书阅览等项活动都开展起来，还聘请了专职京剧教师、球类教练。同时又建起完全小学、医务室，使职工们的子女都能正常读书，一般疾病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就这样逐步将铜罐驿办事处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工厂小区。同时尽最大努力扶持乡镇市场，使职工及家属都能买到生活必需品。李厂长对此颇为欣赏，他经常利用假期到铜罐驿休息，还把他中学时的老师张继带去参观，（张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是国民政府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从来也不带自己的亲属来玩，他就是这么一位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人。
  当时厂里大多数职工倾向进步。在迁厂去铜罐驿之前，曾在轻机枪厂组织抗日宣传队的黄伯涛不辞而别，走前把阅览室的图书装入木箱，委托那位管图书的老工人交给了我（老工人不是工厂的人）。经过半年有余，闲时开箱才发现里面全是进步书刊。我怕被人发现，就将它们严密保管，直到解放。
  1947年老厂长李承干退任，举荐父亲接任21兵工厂厂长。父亲受命于非常时期，与国民党当局斗智斗勇，为避免兵工厂遭国民党败退前的破坏，从1949年3月起，他组织厂里骨干力量进行艰险的护厂斗争，至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厂，将一个拥有万人的21兵工厂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他说：“我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成功追求！”
  注：新中国成立后，俞濯之继任21兵工厂（解放后改名为456厂）厂长，后调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二级工程师，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常规兵器技术研究所、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材料研究所副所长。文革后任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1986年退休后，受聘为第三届理事会荣誉理事，2003年95岁高龄受聘为第六届理事会顾问。1990年获国务院首批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2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97岁。
  （俞楷俞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