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叫李瑞庆，化名忠勇，宁河县南淮淀人，今年70岁，1942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经王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以保长身分接待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转运支前物资等，先后任武宝宁联合县被服厂厂长，五区区长等职，现离休，离休前在河北省承德市邮电局工作。
  1942年秋天（农历九月），马良、孙英、刘征都到过我们村。第二年春天，李志到过我们村。寒松也是在这时候，带着王全荣的队伍来的。来的同志姓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不许问，所以详细情况都不知道。1943年春节，一个叫醒民的在村提共产党的事，我问过，过了几天，王书文来了，和我谈完话，从衣服里掏出个表儿来让我填，让我保密，不让我和别人说。后来继光、顺华都找我开过生活会，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是党员的。参加革命之初，我在村当堡垒户，后做采买，去塘沽、寨上，给八路军买过笔墨纸张，又从天津买过炸药。1944年调供给处。方刚当县长时，我当供给处主任。当时主要工作就是做军装，修理破枪，弄两个医生治疗伤什么的。后在我村成立了被服厂（当时没有被服厂这个名），我是负责人。
  被服厂一开始在北淮淀以北的苇场，因我对那边地理环境不熟悉，经请示方刚同意，搬到了北大份，军装被子棉衣都放在地洞里。被服厂有两部新缝纫机，3部旧的，干活的有一个魏师傅，老道（我们家族中的一个二哥），还有北淮淀的郑林祥等。被服厂设在稻地户开的小房子里，紧靠着金钟河边，一次一艘由天津开寨上的小火轮从河中过，一个战士就向火轮扔了一颗手榴弹。第三天，天津来了日本鬼子，把被服厂给抄了，缝纫机被抬走了。
  1944年年底，日本鬼子把全村房子烧了个净光，惟独给八路军藏的粮食没有受到损失。娄平也经常到我们那儿去，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许多人要去东北谋生，人一走，对我们工作非常不利。我向娄平说，想在村正南至金钟河挖一条深渠，政府是否可以拿些粮食，搞以工代赈，有了粮食了，老百姓就可以渡过难关。娄平说行。
  随后，方刚就布置这项工作。挖河占的地，都是新河老米家和葛沽老张家的，我们和他们提前讲明，你们要出工，两岸地还归你们，你们要是不出工，两岸地就归河工所有。他们都表示不出工。方刚主持开了大会，向全县（武宝宁）指示，南淮淀所有扛活的要放两个月的假，回家挖河，不许扣工钱，河工挖1方土，给2斤半红高粱，挖100方土的，给5亩河滩地，并明确了我为河工委员会主任。河挖完后，连着下了40天大雨，把河冲的又深又宽，第二年长了好麦子，收益不少。1945年8月到年底，我在五区当区长，我是接高兴桥的手。高兴桥以前是王兴云。之后，我又在潘庄当了冀东贸易公司（冀兴号）宁河县福隆商店经理，1946年底，我随方刚（还有潘庄的杨健民）一起搬到了遵化。
  当时武宝宁一区的区长，我记忆开始是继光，接着是云龙，后是高英、芦波（焦民政）、陆英（陈伯平）、王兴云、高兴桥，接着是我，我以后是李健、张国清。高英（以后改名叫袁太）、陆英被敌人逮去以后，都先后跑回来了。陆英是从塘沽跑回来的，他直接到村找到我老伴儿，说：我回来了，就不找老爷儿了（指我），先到俵口去一趟。高英是从南涧沽过河，借上厕所的机会跑的，高英回来后，没敢直接进村，在柴草垛里住了一宿，因为提前日本鬼子已经声明了，他们当了特务。后来，高英和陆英经过组织审查，没发现变节问题，又重新安排了工作。
  关于我当保长情况。我村李恩朴和李九庆都想当保长，因为争执，经伪县有关部门判定，不许他俩当。后来李恩朴找到自己的亲戚当上了保长。李九庆也是这一套，运动了北淮淀乡警长李云集，把我给选上了保长。我父亲当时正患重病，得知这消息后，一是不让当，二是赶我走（指离开这地方），不答应就撞墙，不久，父亲死了。我不愿意干，正好中李九庆的意，他以我的名义干上了保长的差事。后来八路军来了，让我以保长身份，干些抗日的工作。
  开辟地区时，马良给开个大会，我把本保所有甲长编成小组，负责站岗放哨送信，隐藏八路军，管吃管住等。给八路军组织粮食，不仅本村用，也往小王台子送过。县区来了同志，我们至少要派3个人带着，有两个人要在前几十米的地方走，不让同志们出事。后来成立了抗日一面村，存放过冀东情报部门的电台。从天津运来的电台也在我家存过安过，我组织12个甲长轮流站岗放哨。
  在抗战阶段，我先后4次被捕，下面把经过简单叙述一下：
  第一次。1943年5月，李九庆负责的保没有人收款，煤河款、军麦款没有交齐，大乡副李少芳向我要，我说我没管，就这样以抗粮抗款的罪名把我绑送到潘庄，押进一个让人站不起、坐不下的铁笼子里，后又转到芦台后街警察局。警察局监狱是一个厢房，门口有木栏。他们将我推进去，放在一个拉屎撒尿的木桶边，就用皮鞭抽我，让我撞笼。一天给2两红高粱，还要自己推磨磨面，“炕头”（狱中的头目）还要占一半，不好就要挨打。后熬得上了炕，也是不许动，不让翻身。押了两个月，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找了我村一个开石磨姓李的写了保条，将我保释出来。
  第二次。同年12月，我派夫役李玉宣送信，走到大小王台岔路口，被突然跳出的两个小偷给抱住了腰，两个小偷问清了情况后，将信抢了过去，押着夫役李玉宣找到我家叫门，我一出去就把我给支上了。我被带到李玉宣家，一看柜上放着两封信，就明白了意思。他们问我，你是保长吗，信是你给的吗？我答应后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你们要是用钱我这里有钱。两个家伙一姓崔，一姓王，要了400元钱，骑了我的一辆自行车，拿了一身夹衣服，朝八亩坨方向骑去，正遇上在八亩坨收款的李云集，李云集认识这是几天前送走在押的罪犯，便把二人给拘留。后把我找了去，让我跟他去芦台法庭走一趟，我说，到那儿怎么说，他说你说呢？我说信是半点不能提，就说是诈财案。李云集派人把我和两个小偷一起押到法庭，李云集也去了，并打通了法警。到审问的时候，姓崔的刚说了个“送”字，“信”字还没吐出来，就被李云集一个大杠子打下去，当时打得死了过去。第二次开庭审理，法官低着头问话，不看我们，问姓王的，姓王的说“信”，法警一个大巴掌打了下去，将他打懵了半天。再问姓崔的，姓崔的承认是诈财，又问姓王的，姓王的也承认是诈财。就这样，结了案子，把我放了。我把诈去的钱、车子和夹衣都送给了法警。
  第三次。我叔伯哥儿们一个孙子叫李文明，在天津洗衣房干事，一次他借他爷的名义来南淮淀，走到堤头让区小队给截住了，一看他穿着很洋气，经云龙和继光盘问，他说去南淮淀找我。云龙、继光一听是工人，还是我孙子，就想让他买炸药，并和他商量了八九成。过了些日子云龙问我此事，我说此人是吃杂巴地的，不可靠。李文明又来了，云龙说，此事你老爷儿给你担保我们就买。李文明找到我说，此事办成可落4千块钱。我一听就火了，便说：“给八路军买东西要靠抗日热情，要搭钱搭工，从中落钱可不行。”他看见了我家的4麻袋麦子，想借，也遭到我的拒绝，他恼羞成怒一跺脚说，你等着我吧！
  就在我去芦台打完“诈财案”官司回来的当天，感觉很累，晚上睡得很香，一觉醒来，突然听到房上有脚步声来回走动，我赶快把门窗打开，免得敌人进不来乱打枪，随后敌人进来将我绑上了。我老伴儿见事儿不好，上墙跳到了邻居家，又被敌人抓了回来。敌人将一个大梯子放在地上，把我绑在上面，脸上用一个破窗帘盖上，露着3个窟窿眼儿，敌人一面对着我的口和鼻子灌凉水，一边用杆子在我肚皮上轧，问有枪没枪，有洞没洞，来过八路军没有。老伴抱着孩子，说孩子冷受不了，在敌人不注意之际，从后门跑到了后街藏了起来。我的闺女也在场。这时一个日本兵踩在我的肚子上，用刺刀尖顶住我的肚子比划着向我二闺女说“不说就扎死。”我二闺女说就来过柳部队（指柳小五的部队）。在一旁的柳部队的翻译笑了，说：这小闺女真会说话。敌人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灌死了，停一会，又叫醒，接着继续灌。从早天亮一直到天快黑，敌人才发了不再灌的命令。
  他们七手八脚把我从梯子上弄了下来，让闺女拿了件破棉衣，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途中，敌人中间有人高声说：“这小子真不是玩艺儿，你看，让咱们跑了这么老远，逮了这么一个细皮白肉、老婆孩子一大堆的，这像八路吗！”我接着搭话：“报告的是什么样啊？”“你还不知道，这人西服革履，戴着毡帽。”我一听，这是李文明。到了八亩坨敌人过堂，我说：我家里一个孙子，向我要4千块钱，还要擎我的家业，没有达到他的满意，他就诬告我。这样说，就把和敌人的斗争变成了家事应付。敌人说：“在路上我们打听了。麦子是你自己收的。”当时我让赶车的李振华给家里捎了个信儿，说清这事是李文明干的。
  我由八亩坨到俵口后又到潘庄，把我绑在磨棚里，敌人让民工把磨房窗户给垒上了。这时日军金翻译带着李文明来到磨棚，我一见李文明，火冒三丈，直冲他撞去，结果没撞着，我又扑在他身上，几个敌人连踢带打把我抓走。李文明说，我是天津海光寺特务，你给老奶儿（指我老伴儿）写个条，给我4千元钱，我保你出去。我说，你们看他还想讹我4千块钱呢。这时一个高个头儿拿着日记本问我，寒松给你用小驴车送粮食，你的八路名叫“忠勇”？我回答，我是一个保长，八路的一个县长咋能用小驴车给我送粮食呢，忠勇是中国的美德，是乡亲们给我送的美称。一番话说得这个军官无话可对。他走后，又来了一个日本鬼子，进屋就在屋内耍大刀，边耍边说，我杀了399个八路，今天要凑整儿。我说，你们有枪有炮，我浑身是肉，杀我算啥能耐，你把珍珠港拿下来才算真能耐呐！这日本人一听，马上跑出磨棚，接着来了不少日本人。他们问：珍珠港的你的明白？我说这不是报纸都登了嘛？
  我被逮以后，区长高英就督促我村李无计去潘庄保，结果遇到李文明，让他给吓唬回来了。又过了20多天，高丽金翻译（已被买通），打电话说，明天（旧历年）要回天津，过时就把我送给伪军，要保赶紧保。寒松牺牲前，曾和我老伴说过，要不惜一切费用把忠勇保释出来。李占宽找我老伴要钱，老伴说都给了李九庆了，找到李九庆，他说钱花了，李占宽一赌气，说“卖我家的房产！”我老伴儿蹚着很深的大雪挨家收钱，李占海把家存的钱拿出了一些，无计、学诚去潘庄把我保了回来。
  第四次。回到村后，苇子已经全打了，到处是一片光，为了隐蔽同志，区里孙英、云龙布置要挖一个大洞，要求能藏一个连。
  1944年春天一天，我从村外回庄子回早了，被讨伐队（队长姓赵）包围，一个日本人指着我问李玉贺，他是谁？李玉贺说，是老百姓。为证实我是老百姓，当走到我家门口时，我告诉了他们这是我家。正在这时，本村李××被日本鬼子一吓唬，说八路军住在我家，日本鬼子当时拉住了我，用皮鞭抽我有两个小时，又把我绑上了。学诚认识赵队长，跟他嘀咕了几句，结果在向潘庄日本人交差时，赵队长说我是老百姓。日本人又审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天津教书的，家有渔港，回家挖渔港来了。这样，逮了我一夜，就把我放了。这其中，学诚是花钱了。
  寒松牺牲后，民主政权在整个地区都垮了，只剩云龙、孙英顶着。等陆英、高英回来的时候，才开始重新组织，主要是1944年农历四月，抄佛堂、砸大乡，镇压八亩坨红枪会。我们这次行动全部化装成日本人，刘鸣歧（以后当了叛徒）当翻译，方刚、马良都在内。八亩坨的红枪会，一看是日本来了，都立在村两边表示欢迎，都是小兵，刘鸣歧嘀噜嘟噜地说了一阵子，大头儿都出来了，这时让我们都给支上了，进行了教育。这是方刚来后的头一手。
  日降后，我到武宝宁五区当区长，从那时就离开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