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42年3月，日军对冀东地区实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调集重兵围剿、扫荡，交通沿线普建碉堡，深挖沟壕，采取步步为营、层层封锁的战略，妄图摧毁我党的基层政权，建立他们的“新秩序”。一时间，革命根据地被蚕食，不少党组织被破坏，基层党员干部遭受严重损失。为保存革命力量，我主力部队转移到山区作战。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根据晋察冀分局关于“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决定除坚持恢复基本区工作外，抽调部分干部深入敌占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支援解放区的斗争。
  为落实县委决定，青英部队队长田心抽调刘征、孙英和我等人组成武装工作队，首先进入宁河。出发前，田心同志传达了分局和县委的指示，讲了任务，介绍了敌情，研究了工作方法，并阐明开辟宁河新区的重要意义。要求我们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机动灵活，胆大心细，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武工队接受任务后，先在杨家泊、高庄一带活动，调查情况，勘察进入宁河的线路，做好准备工作。当时这一带情况十分复杂，不仅敌情不明，而且对群众的思想状态也不清楚，甚至连一份宁河县地图也找不到。只能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确定由芦台和汉沽之间通过。在6月初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我们从大泊村出发，由群众引路，穿过封锁线，越过北宁（京山）铁路，夜半之后到达路北的大田庄。由于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进村，就在该村小河套的芦苇丛中暂时栖身，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进村找到伪保长，向他讲明我们是八路军，为了抗日救国，来到该村，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并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阐明中国人民必胜等革命道理。同时还指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保长也不能例外，要怀民族大义，不当亡国奴，协助抗日工作，告诫他们不准向敌告密。经过做工作，保长们赞成抗日救国的主张，愿意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工作。这一带村庄接近解放区，保长们的亲友往来频繁，对八路军有较好的印象，通过大小田庄，大小马勺沽村保长们互相介绍，很快打开了局面。只是这里离芦台、汉沽敌据点很近，敌特、伪警时常往来。为防止意外，我们白天在芦苇丛中栖身，晚上进村开保、甲长会，进行宣传教育。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这里就成了我们开辟的基地。
  蓟运河西岸是桥沽，北岸是孟家，这是两个较大的村庄，情况复杂，除保甲统治外，还有“九宫道”（封建迷信组织）。当我们路过这两个村时，正赶上“九宫道”会长组织数十名会众（道徒）绝食，不吃饭，只饮清水，贴符念咒，说什么禁食15天即可成为仙体，刀枪不入。被骗的会众已饿得卧床不起。邻村怕受牵连，不敢向我们介绍，我们也不便勉强，决定夜渡蓟运河，绕过孟家，直奔兴隆店。由于行动不密，被敌人发觉，尾随追击百余里。为不影响下一步工作，我们经大从庄、任千户，从北岳庄渡河，过北埋珠，回到丰玉宁联合县六分区，找到了田心同志，汇报了情况，研究了下步工作。田心同志指示，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上层工作。利用伪乡保长、地方绅士、九宫道首领的关系，西进七里海，先由点到线，然后向面上铺开。我们领取了活动经费，当年7月再次进入宁河。
  进入宁河后，我们一边做好小河套内4个村的巩固工作，一边与保长协商。为便于他们应酬敌人，不出问题，要他们推荐一个联络员（村干部的前身），在村边找一个隐蔽联络点，由联络员与我们接头，有事让联络员代为转达。保长们认为这是替他们着想，同意这个办法。找到可靠人选后，由我们审查，对外称为“保丁”，由保公所发给工资，我们给些补助费。联络点、联络员的设立，为我们巩固和发展新开辟村庄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刘征同志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三教九流的事情他都懂一些，于是就由他带队，借了衣服，化装为探亲访友的农民，买了些香纸、果品，渡河到桥沽，直接进入“九宫道”佛堂，摆上果品，烧了香纸，讲了几句“行话”，会长出来接见，相互问候，谈话比较融洽，遂把我们当成朋友，安排了食宿。次日还派会众送我们去孟家。到孟家后，我们照样摆果品、烧香纸、拜佛堂，会见会长，交了“朋友”。会长很高兴，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表示可以协助。随后，我们又到了大八亩坨。这样，保长介绍保长、会众介绍会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七里海周围的齐家埠、兴家坨、东西塘坨、乐善庄、北淮淀、大小王家台等20多个村庄全部打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安排了下步工作计划，携带宁河县地图、七里海周围地形图向上级汇报。上级同意我们行动计划，我们当即从南淮淀，南下金钟河。金钟河西岸（南、北大份村）的群众，大部是从山东、静海县迁过来的农民，对八路军有一定的认识，很容易接近，一见面就问长问短。伪保长也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能接受抗日救国的主张，工作很快打开局面。这里距敌据点较远，敌伪往来较少，比较安全，时间不长就建立了联络点，安排了秘密联络员。成为开展天津近郊抗日工作的重要基地。
  由于新区工作不断发展，武工队几个人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又派来佐天（李志）等同志来宁河工作。1943年春，地委又派寒松等一批同志来到宁河。我们随即北上，到了宁河、宝坻交界的大小邓庄、胡晋庄、大小月河、前后大安（蛤蜊堼）等10余个村庄。于春节前夕赶回孟家、桥沽。这次回来对“九宫道”道首及保长，公开了身份，教育其协助抗日救国。他们声称：组织九宫道就是为抗日救国，经交谈有了些共同语言。做了安排之后，我们到大田庄买了几担大米，于除夕之夜回到解放区，大家过了个愉快的春节。节后，田心同志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布置了继续扩大新区，巩固已有根据地，建立基层政权的任务。我们根据田心同志的指示重返宁河。
  宁河的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有时是非常尖锐的。武工队晚上入村开会，宣传组织群众，会后还得转移到村外，不论风雪严寒，经常在荒草、墓冢群中露宿。即使有时在村中睡下，拂晓前也要撤离到村外，以防敌人突然袭击。为了广泛联系群众，争取群众信任与支持，扩大政治影响，农忙时武工队的同志经常与群众一起下地除草，插秧拉水。一方面帮助了老乡的生产，另方面从中了解情况。我们在与老乡相处的日子里，严格以党的纪律约束自己，不占群众一点便宜。在地里干活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回村时自己买些玉米面，请群众代做。住在贫穷的群众家里，把玉米面饼子与家中人同吃，群众对此颇为感动。在亲友中进行传播，影响很广。
  武工队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群众的好评，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常在一起拉家常，询问我们的家庭情况。他们对武工队员离开温暖的家庭，舍生忘死、抗日救国深为钦佩。这些消息不仅传播很快，甚至传得很离奇，说我们是八路军的“飞虎队”，什么能飞檐走壁呀，来无踪去无影呀，谁好谁坏他们都知道，不能做坏事等等。武工队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怀着一颗为党为人民的心，虽苦犹荣，大家谈笑风生，亲密无间，为完成党赋予的任务而忘我地工作。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宁河地区除离敌据点较近的村庄外，我们基本上都开展了工作。普遍建立了联络员及秘密联络点，特别是七里海周围方圆数十里，芦苇丛生，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成为我们的游击根据地。
  随着工作的全面铺开，群众的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建政的条件日益成熟。1943年夏，由冀东区党分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王书文任工委书记，寒松任办事处主任。联合县一开始划分为3个区。武工队的同志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结合到各区的领导班子中工作。我和李志分到三区。按工委的分工，我还经常到大田庄一带帮助工作，组织群众搞征集粮款等活动。
  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震惊了敌人。日本侵略者为维护治安“模范县”，加紧了活动和对乡保的统治。此时的九宫道也被日本人逐步收买，改为红枪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环境日趋恶化，斗争更加复杂、残酷。特别是办事处主任寒松、工委书记王书文等一批同志先后在日伪围剿中被捕和牺牲。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地委指示成立县大队、区小队，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摧毁了伪大乡，破坏了交通，拆除了电话网，杀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乡长、情报员、红枪会会长、新民会会长。未被镇压的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地主纷纷逃往芦台，我们的行动震慑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武工队开辟宁河地区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是党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指示和决策；二是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能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大小田庄、大小马勺沽、桥沽等村，虽位于敌人重兵驻守的芦台和汉沽之间，面临北宁铁路交通要道。但这一带的群众思想觉悟较高，对敌斗争坚决，不仅是我们前进的桥头堡，而且成为我们活动的重要基地。从天津出来参加工作的学生和进入天津的秘密情报人员，开始都要经过这一条路线，群众都能妥善地接待，从未暴露过秘密。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到大田庄休养，群众为保护我的安全，昼夜放哨值勤，直到我痊愈离开。有一天，孙英和芦波被敌人围困在桥沽，当特务入户搜查时，被孙英一枪击毙。群众迅速擦净血迹，将尸体抬到稻草中掩藏，沉着应付敌人，未出任何疑点，敌人只好返回芦台。这种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这种军民的鱼水情意，使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