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是宁河县岳龙村人，1931年出生，1945年7月入党。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艰难。父亲过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姊妹4人种点地，勉强维持生活。母亲小脚，姐姐多病，家里行二的我就成了主要劳动力。10岁刚出头的女孩子，每日躲避日寇的疯狂扫荡，起早贪晚下地挖野菜、打柴草、种庄稼，我就成了在苦海里挣扎的“野”丫头。
  1944年9月，为调动广大农民抗日积极性，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根据地，冀热边特委作出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我们村的穷人们被秘密发动起来了。贫雇农、扛长活的走上街头游行，每人手持一面红绿纸的三角旗，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坚决抗战到底！”我也跟在大人后头，一起喊口号，大造声势。地下党考察了我的情况后，选我当了村女儿童团长，后来还成了村里的妇女干部。族里人看不惯，骂我“老李家老少姑奶奶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这辈出了个现世报。”可我满不在乎，就是每天带着儿童团员和妇女们，一起做着抗日工作。
  那时小，啥也不懂，但是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干劲。我跟着地下党，身处敌人烧杀抢掠的残酷环境中，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掩护军用物资，宣传抗日主张，从来不惧生死，与敌人斗智斗勇。我没上过学，接受任务后，全凭着脑子记和机智灵活。有时去丰润的青力村等地去送信，我先将信卷成一个小纸捻，然后放在鞋壳旯里，或放在裤子里。遇到危险情况，就千方百计脱身，或将信处理掉，决不能将信落到敌人手里。有时去送口信，我要记住口信内容和送信地址，还要记住联络暗号，对上暗号才能准确完成送信任务。
  党组织经常派给我们各项任务。记得一次我和霍秀英去五道桥（今唐山丰南区内）侦察敌情。那天，我们两个人装作走亲戚，一人拎一个小笼筐子，里面分别放些熟食。遇到有人问时，她就说去看她姑，我就说去看我姥姥。到了五道桥，我们两个人分开两路，去观察、探听敌伪据点的人数、武器、给养和周边情况。然后，我们集合回家，一起向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情况。汇报情况时，党组织负责人坐在炕沿上，我和霍秀英一边说，一边用土坷垃在地上画出敌人据点草图，为八路军打鬼子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受到了领导的夸赞。
  最多的时候，我们是给八路军掩埋和转移军用物资。为了作掩护，八路军在村里成立了贸易货栈。我们经常利用夜幕的掩护，给八路军纺棉花，掩埋和输送物资。我们选择比较隐蔽的时机，将部队弄来的土布、纱线、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包裹好，埋藏在霍秀英家后园子挖的坑里，上面放上玉米秸、干树枝进行遮挡。然后，再根据上级的指示，将这些物资转移。战时一批一批物资，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被保护、转移，输送到抗日战场最前线。前几年我回老家，特意去看过掩埋军用物资的地点。一马平川的土地上，已经旧貌换新颜。惟有略显低洼的地方，还默默地埋藏着过去的故事。触景生情，我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抗战期间，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把村里的广大妇女发动起来，做军鞋、护理伤员，送丈夫、儿子上前线杀鬼子。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我们将群众分为进步户和顽固户，按照家里妇女人数、可靠情况，分配缝制军鞋的任务。通常是上级给党支部书记陈纪作任务，有时150双，有时200、300双，时间为10天。然后我们妇女干部给乡亲们分配具体数量。我们将全村妇女分成几个组，一个组安排做多少双，逐户发鞋里鞋面，多少鞋就发多少布。那时，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广大妇女群众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打裌衹、纳鞋底，婆婆媳妇齐动手，婶子大妈没有落后的，做鞋底的麻绳、铺衬都是群众自愿从家里拿出来的。我的母亲也和其他妇女们一样完成了多次做军鞋的任务。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广大妇女以不愿做“亡国奴”的朴素感情和强烈愿望，尽其所能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永远不能忘记1945年，村书记王作廷跟我郑重谈话，发展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是单线发展，秘密发展，不能将自己的党员身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配偶。入党那天，正值盛夏，我们聚在梁泽英的家里，屋外蛙声一片，屋内热血沸腾。窗户和门用棉被和土布严严地堵上了，我和霍秀英严肃地站在一起，面对墙上贴着的马恩列斯头像，高高举起紧握的右手，王作廷带着我们进行庄严宣誓。王作廷说一句，我们说一句。“对党忠诚，不怕牺牲、永不叛党……，”一句句入党誓言，深深地铭刻在了我们的头脑里和心灵中。70年了，我作为一名农村的普通妇女，跟着党坚定地走过风风雨雨，迎来了炎黄儿女的扬眉吐气，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泱泱中华造就了不屈的血脉。感谢党的培养，使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孩子、苦孩子，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感谢新中国，让我们这些没有尊严的“亡国奴”，像一头东方醒狮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阳光普照的今天，我们要永远牢记历史，努力维护和平，让世界的每寸土地都沐浴在和谐幸福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