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芦台首建抗日秘密联络站
  日军攻占山海关后，直入华北，占领了承德、秦皇岛港及滦河以东各县，随后侵入玉田、丰润、蓟县、遵化等县，宁河受到层层包围，处于日军监视控制之下。中共京东特委充分考虑了宁河是天津的门户，且芦台东临北宁铁路，南靠塘沽港口的重要地理位置，为确保京津唐等地的交通联络，并唤起宁河各界民众，积蓄抗日力量，于1934年夏末派遣共产党员陈荻（陈白秋、陈临武）来芦台组建芦台秘密联络站，陈荻公开身份是邮局邮务佐。
  当时芦台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渗透加剧，人们恐怖情绪与日俱增的非常时期。陈荻肩负党的重托，认真分析了形势，周密地安排了工作计划，然后秘密与当时在芦台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张家庆、田泽林、张家声等接上了关系。由此，芦台秘密联络站、联络站党支部成立，陈荻任联络站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根据京东特委的指示，规定了联络站的工作范围：一、开办“新生医院”为联络站立足点，筹集资金购买药品，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二、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交通联络等任务。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传组织当地广大人民，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致抗日。四、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首先，联络站着手筹集资金，开办了“新生医院”。新生医院设在芦台天齐庙以东40米处，张家庆、张家声为医生，田泽林为司药先生。联络站以下，设丰台联络点，由抗日积极分子张桢、刘静文夫妇负责。同时，按芦台联络站形式，开办了“柏林医院”。有了立足点，联络站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张家声在芦台发展了下线方甫（王德钧），方甫的下线是玉田人齐玉和与老田。陈荻还以投递信件为掩护，深入宁河中学（芦台一中的前身）、商会、绸缎庄、书店等，对学校师生及开明绅商，宣传党的主张，指出民族危亡的现实，号召各阶层民众结成爱国统一战线。通过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人们向往共产党，仇视“不抵抗政策”的情绪，坚定了人们抗日的信念。宁河中学广大师生素有抗日热情，曾多次组织过各种团体，进行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陈荻深入宁河中学后，秘密与教员、地下党员刘亚夫接上了关系，决定由刘亚夫出面团结进步学生，以“宁河中学读书演讲会”的形式进行秘密抗日宣传，从事地下斗争。“七七”事变后，刘亚夫带领“读书演讲会”8名成员及其他4名进步学生一行13人，从芦台出发投奔抗日根据地（由于交通联络失误，误入反动军阀张荫梧占领区冀县。刘亚夫等有的牺牲，有的被捕，仅有2人脱险）。1937年，冀热边特委根据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和冀东人民抗日不断出现高潮的形势，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抗日武装暴动。秘密联络站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购进药品，严密包装，运往冀东暴动指挥机关，为暴动做必需的物资准备。同年秋，中共河北省委派李楚离（1937年9月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党团书记，1939年任冀东区党分委书记，兼冀东军分区政委）取道芦台，深入冀东，了解冀东各县群众基础和党员分布情况，以便对暴动作出部署。李楚离来芦台，经新生医院的同志护送，安全东进丰润等地。1940年，李楚离率平西整训部队返冀东，途中与敌军遭遇负伤，由北京再次来芦台，受到了新生医院同志们精心医护。京东特委书记胡锡奎、丰玉宁联合县县长胡光、《救国报》编辑柳梅等同志都曾几次经由新生医院，奔赴各地进行革命斗争。
  1938年6月末，冀热边特委决定举行冀东大暴动时，陈荻调离宁河，带领张家庆等投入了冀东大暴动的行列之中（陈荻1940年6月1日在丰润县郭庄子壮烈牺牲）。
  陈荻走后，秘密联络站的负责工作由张家声接替，直接受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点线工作委员会的“点”指城市，“线”指铁路）领导，继续开展斗争。方甫在张家声的领导下，在芦台童家胡同旁开估衣铺，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抗日工作，后调到丰玉宁工作，因战负伤，牺牲于1942年。
  后来，由于秘密联络站介绍宁河中学某毕业生到游击区工作，该生在丰润县流沙河一带被捕叛变，带日本宪兵队破坏了芦台地下党组织，随之，张家声等也遭敌逮捕。
  秘密联络站被破坏了，但它作为宁河地区抗日活动的先声，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加深了人们对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的了解，同时也完成了交通联络的特殊使命。
  （魏永成）
  东北军在芦台一带的抗战
  1933年，自日军攻陷山海关，攻陷热河省会承德，继而向长城各口进犯而引发的的长城抗战，虽中国军队和抗日义勇军英勇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难于遏止日军攻势，4月17日，中国军队撤至滦河西岸。国民党政府不求阻止日军侵入，却准备与日军直接交涉，结束战事。
  4月19日，日军转移主力于古北口方面。5月中旬，以何柱国为军长的57军，虽在长城抗战中取得战绩，也不得不遵命后撤，一部于19日驻丰润县丰台，109师驻芦台，其所属部队625团及抗日义勇军驻芦台以东的裴庄至塘坊一线，日军紧随其后。中国军队、中国民众不甘屈辱，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摆开战场，决心死战。
  5月下旬，日军进攻，恰逢大雨，中国军队在泥水里，与日军奋战，不怕牺牲。芦台一带广大群众书写壁报，散发宣传品，送上慰问品，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前，鼓舞抗日将士奋勇杀敌。这一战，挡住了日军继续西进的脚步，刹住了日军的气焰。
  局部的胜利，终于抵不住全局的妥协投降。5月31日，华北军代表熊斌于日方限定时间内，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情势下，屈辱地在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就是《塘沽协定》。从此，宁河随冀东一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蒙受12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于光文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冀东暴动在宁河
  1938年7月，冀东爆发了有20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大暴动。组织起来的起义军，在各处摧毁敌伪政权，打击敌伪武装，强烈动摇了冀东敌伪统治根基，鼓舞了冀东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暴动中，广大军民得到了锻炼，为后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准备了力量，打下了基础。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抗战时期最大的民族解放大暴动，震动了全国，引起了世界关注。它的壮举，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宁河县时为冀东22县之一，在暴动烈火中，1933年起即遭日军践踏、蹂躏、统治之苦的广大民众，揭竿而起，怀着阶级仇、民族恨汇入革命洪流，一举拿下了伪宁河县公署，在丰台镇与日寇进行了血战，坚持斗争数月之久，直接参加暴动的农民有数千人。他们的壮举，反映了全县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甘做亡国奴的斗争愿望。抗日暴动，打击了敌伪反动势力，震动了宁河的敌伪统治，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抗战热情，增长了斗争经验，锤炼出一批骨干，为后来建立丰玉宁联合县、武宝宁联合县抗日游击区，为动员全县人民抗战，打下了组织、思想基础。抗日暴动，打响了宁河武装抗战第一枪，拉开了宁河全民抗战的序幕，是宁河人民抵御日寇12年罪恶统治最为壮观的一页。
  历史已经证明宁河暴动的重要意义。历史还应该记住：宁河暴动曾有数千人参加，组成了几支暴动队伍，有的队伍编入了冀东抗日联军有了番号；暴动队伍攻下了伪县城，有数百人在县城突围和丰台守城战斗中殉难。宁河暴动是整个冀东暴动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冀东暴动的一些专题读物中，未见对宁河暴动的具体记述，与冀东其他县份被记述的事件比较，宁河的暴动最为惨烈和悲壮）。宁河暴动已经过去77年，由于资料的缺失，已不能完整地再现暴动的全部。下面是《宁河革命史》关于抗日暴动的记述。
  1937年9月，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要不失时机地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要具体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支援冀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同年5月，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在天津召开会议，该会党团书记李楚离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对冀东抗日武装暴动作了具体安排，并组建了冀东抗日联军，推举高志远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5月31日，由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4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两路从平西斋堂出发，挺进冀东。6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邀请各界人士在丰润县田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确定7月16日举行冀东抗日大暴动，后起义消息暴露，在紧迫形势下，有些地方只好提前组织暴动。自7月6日始，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抗日暴动的烽火燃遍滦县、昌黎、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玉田、蓟县、平谷、三河地区和以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山地、平原，随即燃及卢龙、抚宁、密云、顺义、香河、宝坻、宁河、武清、兴隆、青龙等周围各县。
  冀东自1935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之日起，实际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宁河人民在日伪的重压之下，本已苦不堪言，又逢1938年夏秋之交的洪涝灾害，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天灾人祸，国难家仇，逼得宁河人民无路可走，决心奋起抗日，投入到冀东大暴动的行列之中。
  暴动的浪潮最先影响到岳龙庄（当时岳龙、丰台等地均属丰润县所辖）一带。于潮庄伪大乡盐务所盐警张桂民（丰润县大谷庄人）、王文章（西蛇麻港村人）等去丰台，受暴动队伍刘汝栋部（刘部为国民党组织的“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7路军的一个师）的影响，联合乡邻、好友数十人，先后收缴了赵庄（现属丰台镇的东、西赵庄）、屈家庄等村乡团8支步枪，继而到曾家庄、大良庄、小良庄、小阎庄等村，讲述暴动形势，宣传抗日，号召群众加入暴动队伍。小阎庄的刘树红、沈秀平、王文等率先放下锄头，拿起枪杆。东魏甸、西魏甸、东蛇麻港、西蛇麻港、屈家庄、李茂庄、岳秀庄等村150多人也随即而起。数日后，又有100余人加入暴动行列。与此同时，蓟运河以西的黄庄镇（现属宝坻区）自卫团，公推小芦庄侯庆岚为带头人，组织暴动队伍。侯庆岚等人随即联合东棘坨、俵口、大八亩坨、黄庄等地各阶层数百人，先后收缴了黄庄公安分局和散落在民间的长、短枪470多支。其后，兵员猛增，队伍迅速扩大到1700多人，经与冀东抗日联军联系，部队受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军13总队第5团，侯庆岚任团长。
  随着队伍的扩大和斗争的复杂化，人们希望得到共产党领导的愿望日趋迫切，他们以各种民间传统形式，表达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思念。同年8月，八路军第4纵队在遵化铁厂与冀东暴动队伍会师。八路军主力的到来，给冀东各地暴动队伍以巨大的鼓舞和实力上的依托。
  活动在丰润县南部地区的鲍子菁部迅速与蓟运河以东暴动队伍取得联系，并经鲍子菁将宁河与丰润县暴动队伍一部合编为22团，任命张桂民为团长，22团下属3个营，刘树红为1营营长，率宁河300余人。张桂民率队曾先后巧捉唐山新民会小头目缪子寿，攻打白官屯，也曾配合李运昌在白沫子设伏，转战数十次，威风大振。蓟运河以西暴动队伍人多势众，士气高涨。1938年9月间，侯庆岚率队，会同“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7路军一部，从江洼口村乘船出发，经田庄坨村分兵5路，攻打县城宁河镇。当暴动队伍兵临城下时，没打几枪，守城日伪军300余人，便弃城南逃。队伍进城后，首先砸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穷人，然后核查户口，清除隐患。6天后，敌人汇集了各处日伪军1000余人包围了宁河镇，战斗持续了近一昼夜，侯庆岚部伤亡副营长以下30余人。由于暴动队伍弹药不足，加之兵员大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缺少战斗经验，不得不做出突围的决定，突围时涉水又溺死百余人。时隔不久，获悉日伪将有7辆载重车途经宝坻新安镇八间房村，抗日联军第13总队队长高小安派人送来700余枚手榴弹，并指示：巧妙设伏，打好这一仗。这一天，队伍按预定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当7辆车载着300余名日伪军进入埋伏圈后，队员们迅速出击，以密集的火力，压得日伪军抬不起头来，日伪军被击毙70多人，其余慌忙逃散。此战，暴动队伍还缴获39支步枪和一些军用物资。
  9月中旬，正当冀东暴动向纵深发展之际，传来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信息，一些领导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日军“围剿”冀东，平原不好坚持，作出了把冀东暴动队伍带到平西整训的决定。党中央和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电示劝阻暴动队伍西撤。指出：目前即将游击队大部撤到白河以西，是很不妥的计划。……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有些领导认为此时已是“万不得已”，坚持大部暴动队伍西撤。西撤队伍沿途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由于时间仓促，没有很好地对部队指战员进行思想教育，途中部队除作战伤亡外，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只有少数队伍撤到平西。一部分队伍停止西撤，途中东返与八路军留下的3个支队配合，坚持了敌后抗日活动。冀东暴动队伍西撤受到严重挫折，也影响到宁河。蓟运河以东张桂民部大部被瓦解，有的投降了日伪军，有的逃往他乡，有的被日伪军剿杀。蓟运河以西侯庆岚部，不久也被日伪军包围在玉田县内官庄，伤亡惨重，突出重围后，剩下不足100余人。不久，宁河暴动也随着冀东暴动的失败归于失败，宁河人民的抗日斗争陷入低潮。
  注：此文源自《宁河革命史》，有改动，新配图片。对比本文后面的两篇文章及大事记，暴动史实记述有几处不一致，原因是此文采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调查材料，其他文章参考此文又采用了21世纪初采访的资料。
  （魏永成）
  丰台喋血红枪会
  1938年8月，活动在大八亩坨的红枪会（又称大刀队）西武堂，组成5个中队，在堂首张德林（外号秃丸子）带领下，从大八亩坨村西坐船开到宁河镇，配合“红军”（侯庆岚为首的冀东暴动起义队伍的一部），于22日攻占了宁河县城，6天后，又随同“红军”突出日军的反围攻，撤至丰台镇。“红军”与红枪会相约共同防守丰台，携手对付日本人，并准备再次夺取宁河县城。红枪会一部住在东大门北侧的正兴德茶庄，另一部住在了小西门里，“红军”大部住在了南村宋家店内。当时，正值特大洪灾，丰台方圆百里可行船。
  西武堂红枪会会员，一色青衣青鞋，青布包头，除有几支步枪，人手大刀长矛，攻占宁河县城时有300余人，撤至丰台后不到200人。他们在丰台立即设坛拜神，操练刀枪，宣传抗日，招纳会员，丰台的齐兆禄、殷宝贵等10多人，窑头村刘焕余及周边村的青年农民，怀着报国之心参加了红枪会。9月初，日军一小队人马从宁河县城乘小汽船开到了丰台镇南部，向城内开枪骚扰，刺探军情，被住在南村宋家店的“红军”击退。“红军”与红枪会会商，认为被动驻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应乘宁河之敌立足未稳，主动出击。于是双方决定，出动全部兵力，借用百姓船只，出其不意端掉敌人的老窝，再次夺取县城。日军在丰台遭到“红军”打击，正想进行报复。一个名叫廉华的特务提供了情报，决定提前进攻丰台，将“红军”和红枪会就地歼灭。日军将要进攻丰台的前一天，“红军”和红枪会也得到了情报，双方紧急约定，“红军”用机枪、步枪阻击，红枪会用大刀长矛近前拼杀，互相配合，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红枪会会员崇信神祗保佑，个个吃朱砂、吞纸符，念咒上法（一种迷信的做功形式），认为这样可以刀枪不入。
  9月8日（农历闰七月十五），为红枪会做饭的王旭文、廉占奎、段占文及王某4人，准备回家避难，刚走出正兴德茶庄东门（王某又转回茶庄取衣服，后死在其中），东面骤然响起枪声，王、廉、段赶忙往家跑。此时，日军的大队人马（其中有一部分伪警察）乘坐小汽船，已在丰台东村小东园子登陆，顺着傅家胡同南面小河沿往前，占领了东大桥，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火炮，对准东门进行轰击。城墙上几名有枪的红枪会员进行反击。“红军”首领侯庆岚听到枪炮声猛烈，爬上房顶看到日军人数众多，来势凶猛，知道“红军”和红枪会抵挡不住，就向西武堂堂首张德林建议，赶紧弃城撤退。张德林等人执意不肯，要和日军决一死战。侯庆岚无奈，在协商不决、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侯庆岚命令“红军”单方撤出了丰台镇。红枪会第5中队长张林俊见势不妙，命部下摘掉第5中队标牌后分散隐藏起来。
  东大门门板为铁板敷设，又有铁制蘑菇钉加固，日军炮火未能炸开，他们就用机枪掩护一部分士兵冲到城门下，一部分士兵爬上了城北的民房。日军在房上用机枪向城上和街里的红枪会扫射，10数个红枪会员被打倒。几个日本兵跳下房，冲向东大门，打开了城门，东门外的日军冲了进来。正兴德茶庄的红枪会员几十人，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冲向日军，前面的10数人未到跟前，就被日军的长短枪打倒。接着，又有10数人被打倒。后面的10数人终于冲到了日军面前，抡起刀枪和日军拼杀，砍倒了几个日军后，又先后被日军刺杀倒地。这时，丰台镇的6个城门，均被日军占领。住在小西门的红枪会员冲出院门，在十字街与日军遭遇，红枪会员奋起拼杀，几个日本兵被砍倒，红枪会员一部分被日军刺杀在地，一部分被逼进一所民房里。日军围住民房爬上房顶，揭开房瓦往里扔手榴弹，屋里的红枪会员全部被炸死。堂首张德林眼见众信徒瞬间丧命，再拼也是白白送死，与其子张尔祥等人藏入夹皮墙，躲过了敌人的屠杀。另有20多名红枪会会员冲向北门，夺下了日军一挺机枪，又牺牲了几个会员，逃出了丰台镇。
  丰台镇没有了抵抗，日军挨个查看在地上的红枪会会员，没有死的当场刺死或手枪打死。随后，又挨户搜查红枪会会员。刚过17岁参加红枪会不久的齐兆禄，受重伤后爬到了茶庄后院，在茶庄主母冯氏的掩护下，躲过了日军的搜查。当天，日军将死伤的10几名士兵用小汽船运到了玉田县城，100多具红枪会员尸体由丰台商会出钱雇人，投入了还乡河中，纵贯丰台镇的还乡河到处漂浮着死尸。
  惨案发生后不久，日军占据了丰台镇，并在北门外修建了碉堡。张德林和儿子张尔祥逃回大八亩坨，半年后被日伪警察逮捕杀害，西武堂红枪会不复存在。西武堂红枪会会员大多为青年农民，战死者中有48人为大八亩坨人，另百人左右为小八亩坨、齐家埠、兴家坨、东棘坨、宁河、丰台、桐城等地人。殉难者有姓名或有绰号或有身份者，查到大坨村有41人，小八亩坨有5人，齐家埠有1人，桐城有4人。其他村镇殉难者均未得以考证。
  西武堂抗敌记
  ー九三八年七月,冀东抗日大暴动蜂 起,大八亩坨红枪会西武堂为民族气势所激 昂,为日寇钛蹄所慨愤,集众百余人,共船赴 难于丰专镇ー值洪水泛城,日伪千余乘船围 攻,西武堂与刘氏义军共守抵御,大部命殁 テ寇。城中还乡河残躯浮沉,尽被血染,天为 之怒,地为之忿!当夜笋至ヨ大八亩坨呼儿唤 子之声迭起,四野悲恸,阖庄震颤!全村四十 六人陨笏,堂首张德寐及子尔祥死里逃生, 半年后继遭日寇捕屠,先后四十人者,九人姓名失考,三十九人英名可鉴:
  张德林 张尔祥 张小兰 张振艳
  张殿ニ 李有余 张连荣 张崇良
  张巨营 张芝满 张殿祥 史连成
  张小六 史庄福 张贺连 张殿环
  张殿忠 张小克 张殿如 张殿生
  张庆余 张尔公 张尔富 张庆俊
  张保太 张二有 张林德 张林福
  张连纪 王守然 王文连 张大焕
  张连环 史朝祥 苏万海 老板子
  张长エ 王立侠 张殿河 张殿国
  历历英名昭千古,烈烈忠魂感地天。西 武堂众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大八亩坨支部委员会 大八亩坨村民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魏永成）侯庆岚举义旗驱日寇
  侯庆岚，原名侯凤岚，曾用名侯大光。1907年3月13日出生于宁河县小芦庄。1928年参加东北军，曾在张学良骑兵24旅任少校副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军撤入关内，同年底解甲归田。受东北军抗日思潮影响，1938年夏，在小芦庄组织义军，呼应冀东抗日大暴动。7月，以黄庄自卫团为基础成立抗日救国军，受编为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7路军第2营。半月后队伍发展到近1000人，长短枪700多支，遂被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13总队独立第5团，侯庆岚任团长，化名侯大光。
  侯的队伍民间称之为“红军”。1938年8月，侯庆岚率部从黄庄开赴江洼口，借运粮船14对，分水、旱两路直扑宁河县城，到田庄坨又将兵力分为5路。伪县长姚桩及日伪军300余人，望风逃窜。“红军”进城后，砸开大狱，放出被关押的抗日分子和穷苦百姓。张贴布告，安抚百姓，清点户籍，查访汉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号召民众参军参战。第三天，侯庆岚率部乘船南下，欲乘胜拿下芦台，登陆进抵皇姑庄与日伪军交火，受挫后又撤回宁河县城。第六天，日伪军1000余人反扑，在武器装备远不及敌的情况下，率部浴血奋战，伤亡近200人后，终于冲出县城。侯率部占领县城，攻打芦台，武装抗击日军，唤起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打响了宁河地区武装抗日的第一枪。6天里，100多农民参加了抗日队伍。不久，伪县公署也被迫从宁河镇迁到了芦台。
  “红军”北撤后不久，在宝坻县新安镇设伏，300余名日伪军被打死打伤70多人，缴步枪39支和一大批军用物资。之后，侯庆岚又率部攻打宝坻县石桥，端掉了日军两个据点，消灭日伪军30多名。当地民众向侯部送“万民衣”、“万民伞”，以示拥戴和庆贺。李运昌奖励9头肥猪，并进行表彰。1938年9月，侯又率部与13总队的两个连攻打丰台。收复后，一部开往黄庄，自己率余部与张德林的红枪会共同驻防，宣传抗日，维护治安。不久，日伪军以重兵围剿丰台，侯见敌强己弱，在力劝张德林一并撤出无果后，为保存实力，率部单方撤出了丰台。之后，部队在玉田县内官庄被日军包围，侯率100余人突出包围，转至景忠山休整。为解决战士过冬棉衣，卖掉了家中田产，购置了所用布匹。1939年根据李运昌遣撤指令，与其部下全部回家听命。1940年，侯庆岚在黄庄召集离散官兵，再次拉起500人的抗日队伍，后得知日军要围剿的消息，又解散了这支队伍。
  注：1945年日军投降后，侯庆岚投入国民党军，1953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1963年提前释放回小芦庄务农，1992年9月病故。
  （魏永成根据《宁河革命史》、王希华提供资料整理）
  “大得胜”绰号的来历
  我的父亲任学芝，1907年生于宁河县赵本村，大号任得胜。1966年60岁时去世，生前多次讲述他的革命经历。
  1927年秋，父亲参加了著名的玉田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是张明远和我县的早期革命家于方舟领导的，没想到短短的一个多月，起义就失败了。父亲根据上级的指示，潜回老家等待革命时机。父亲回到赵本家里，由于没有土地，和大于村的张有起开了个豆腐坊维持生计。不久，来了一个地下党与父亲单线接头，指示父亲在县城建一个秘密联络点，地下党返回的时候被敌人发现，牺牲在了杨富庄附近，父亲找人秘密将他掩埋了。父亲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在宁河镇南门外买了块苇滩地，以种西瓜为名等待上级指示，联系失散的人员，不知是单线中断还是其他原因，结果没有等来上级来人，西瓜也没种好。
  1938年，大约是9月，父亲赶着7口猪去宁河镇我姥姥家，途中经过帮道沽遇见一支抗日暴动队伍正在招兵，他兴奋地不顾了那几头猪，当即加入了队伍。这支队伍是侯庆岚领导的，有1000多人，称“红军”，为了壮大声势，准备攻打宁河县县城。父亲曾参加过暴动又熟悉县城的地形，队伍就发给父亲一支枪作为攻城的先头，在队伍刚接近宁河镇西门的石桥时，父亲攻城心切，朝城门放了一枪，只身冲了进去，城里没发现一个敌人，他砸了警察所，抄缴了4杆枪，砸了大狱，放出了70多个穷苦百姓。县城轰动了，说八路军攻进城了，百姓出来一看就父亲一个人，我姥爷看到他正在台阶上抽烟，肺都快气炸了，万万没想这个八路军就是他的女婿。姥爷担心他出事，紧催他赶紧出城，不久暴动队伍在他引领下进了城。父亲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能够勇敢地独身进城，受到部队的赞扬，被冠以“大得胜”的称号。后来，人们传扬父亲一人一枪打下了宁河县城，并说得神乎其神，70多年的今天，还有人在传说着“大得胜”的故事。其实，据史料记载和父亲对我讲过的，当暴动队伍逼近宁河镇时，敌伪人员和反动武装已经逃离，城里没有了任何抵抗，才顺利地一个人砸了警察所和监狱，放出了“犯人”。不过，乡亲们始终认为这段故事是父亲革命生涯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从狱中被解救的农民，把父亲看做恩人，小从庄一个叫王恩伯的，被救后随父参加了暴动队伍，后来在战斗中负伤成了荣军，20多年后的1963年我们全家没粮食吃，王恩伯念当年父亲救过他一命，便把家中仅存的80斤稻种给了我们救急。这80斤稻谷，包含着多深的革命情谊呀。
  暴动部队占领县城没几天，遭到敌人的反攻包围，伤亡了一些人后被迫撤到了玉田坚持战斗。父亲早年学过裁缝，就在暴动部队流动军服厂做军服，一次日军进村扫荡清剿，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为了不连累乡亲，紧张地收拾房间、转移布料服装和缝纫机，直到敌人到了隔壁清查，他们才乘着夜幕潜进青纱帐。进了青纱帐消失的时候，部队行动受到影响，大约在11月整个冀东暴动大部队就开始向西撤，也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平西大撤退”。父亲所在的侯庆岚部没有撤，在日军围追堵截下，逃散的很多，一次在玉田遭日军包围，不足百人队伍冲出重围后就溃散了。父亲在狂奔中跳进冰冷的河水才躲过了一劫，后被乡亲救起，养好伤回家藏在厢屋里，几个月没有露面。在清明节的那天，父亲去给爷爷上坟，被地主仇人赵二胡子发现后告密，被日本鬼子抓走，告示3天后处决。我奶奶、我母亲可吓坏了，要是出事可就塌了天，于是全家所有的人四处奔走找关系救父亲。李城庄我的姑奶奶，变卖了家产，并和伪军队长于得胜媳妇认了干姐妹，求他们通融日本人。我叔任学孟和任学彬也四处活动求人。我奶奶找到城关杨镇长，杨镇长没忘父亲小时候给他家看过孩子，就联合几个村的保长作保把父亲救出来了。但我的哥哥那年7岁，正在患天花发高烧，由于全家忙着救父亲，耽误了治疗，不幸夭折了，我二姐也因患水痘耽误了治疗，落下了终身残疾。
  大约是1941年，父亲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这个队伍好像是青英部队，也叫第四区队。这时冀东的抗日斗争正是极其残酷的时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割电线、破坏交通、伏击敌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一次在苗庄子获得战斗胜利，他高兴地双手举枪欢呼，差点被隐藏的敌人打死，多亏战友发现将敌人击毙。敌人对抗日队伍恨之入骨，收买汉奸多次对抗日军人家属进行迫害，有一次一个汉奸带着日本鬼子把我母亲捆在我家大槐树上，逼问父亲和他的战友行踪，母亲誓死不说，汉奸竟用鞋底搧母亲的脸。父亲总想找机会报这个仇。大约在1942年夏秋季节，连日下雨，村庄周围都是水，父亲正在李城村摆渡口一个窝铺里和乡亲们说话，突然来了一伙子日本鬼子和汉奸，用枪指着大喊：出来一个人带路，到赵本去抓大得胜！父亲已经明白敌人不认识他，悄悄把盒子枪塞进苇席下，非常镇静地要求去划船带路，而那几个乡亲有的却尿了裤子。父亲把鬼子送到了赵本村，又偷偷返回窝铺拿走了枪，当晚，在大月河村河埝上处死了那个带路的汉奸，还以八路军的名义扔下了一纸告示。日伪军到赵本村直奔我家，却扑了空，之前，父亲怕敌人报复，已经把全家搬到了河北省张家口的康保县。 （任永利）
  丰玉宁联合县
  现宁河县域内蓟运河东，抗日战争时期属于丰玉宁联合县。其中经历了3个阶段，先后属于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1941.10～1943.2）、丰（润）玉（田）遵（化）宁（河）联合县（1943.2～1943.8）、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1943.8～1946.1）。（为称呼简便，前一个“丰玉宁联合县”称“前丰玉宁联合县”，后一个“丰玉宁联合县”称“后丰玉宁联合县”）
  一、前丰玉宁联合县
  1940年初，冀东区党分委领导党政军民大力开辟新区，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建设政权，活动地区不断扩大。翌年，冀东中部地区的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工作已发展到丰润县南部，并进入宁河县境。1941年10月，冀东区党分委决定：丰玉遵联合县南部与新开辟的丰润、宁河地区，组建前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
  宁河县域内蓟运河东范围，属于丰玉宁联合县三区（丰台北门以北，鸦鸿桥以南——当时为丰润县地）、六区（新军屯、南青坨以南，直至北宁铁路以南，含岳龙、板桥、大泊、幺家铺一带）、十区（丰台西门以西，窝洛沽、石臼窝以南，含大盘龙庄、小盘龙庄一带）。1941年底，六区内又建起六分区（西起蓟运河东岸，北到油葫芦泊，南临北宁铁路，含现宁河县蓟运河东大部地区）。
  县委
  书记：石光（1941.10～1942.4牺牲）
  田心（代1942.4～1942.7）
   鲁健之（1942.7～1942.11牺牲）
   田心（代 1942.11-1943.2）
  组织部部长:鲁健之（时期不明）
  宣传部副部长:曾侨（高庆潭1941~1942）
  青年报国会主任:佟宇光（1941.10~1942.4牺牲）
  县政府
  县长:胡 光（1941.10～1943.2）
  教育科科长:陈钊（时期不明）
  财政科科长:星光（时期不明）
  县地方军事机构
  武装 部 部长:田 心（1941.10~1943.2其中1942.11~1943.2为兼任）
  县基干队队长:田 心（兼1941.10~1943.2）
  （青英部队）
  三区（宁河境内）
  区 委 书 记:艾群（1941.10~1941.12）
   洪华（1941.12～）
   林华（时期木明）
  区长:余生（鲁振亚1941.10~1941.12）
   海天（李宁1941.12～）
  六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项明（王向承、楚征1941.10〜）
   曹文斋（1942.12～1943.2）
  区长:马 宁（1941.1〇〜1942.5）
   任永和（罗英、刘鸠1942.5〜1943.2）
  十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常丰（长风,兼,时期不明）
  区长:余生（1941.12～1943.2）
  六分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赵英（1941.12～1943.2）
  区长:陶 野（宇明,1941.12～1943.2）
  二、丰玉遵宁联合县
  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冀东游击根据地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前丰玉宁联合县大片根据地被敌蚕食，党政军机构遭到极大破坏。为了集中力量和便于领导，1943年2月冀东地委决定，将丰玉遵和丰玉宁两个联合县合并为丰玉遵宁联合县。
  宁河县蓟运河东范围属于丰玉遵宁联合县的是三区（原丰玉宁联合县三区、十区合并而成）、六区（原丰玉宁联合县六区）。
  县委
  书记：伍仁（王维昕、王明义1943.2～1943.8）
  组织部部长：冀华（1943.2～1943.8）
  宣传部部长：张世英（1943.2～1943.8）
  县政府
  县长：胡光（1943.2～1943.8）
  民教科科长：余尚三（郑旭1943.2～1943.8）
  财粮科科长：高洪（兼）（1943.2～1943.8）
  县地方军事机构
  武装部部长：田心（1943.2～1943.8）
  三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空）
  区长：余生（1943.2～1943.8）
  六区
  区委书记：曹文斋（1943.2～1943.8）
  区长：陶野（宇明1943.2～1943.8）
  三、后丰玉宁联合县
  1943年秋，经过艰苦的斗争，丰玉遵宁联合县陆续收复了被敌蚕食的大片根据地，情况好转。同年8月经上级党委批准，丰玉遵宁联合县恢复为丰玉遵、丰玉宁两个联合县。
  宁河县蓟运河东范围属于后丰玉宁联合县的是四区（东到新军屯、南青坨，北到大坎、包家坎，西到窝洛沽，南到东丰台的一部分）、六区（北到油葫芦泊，西到蓟运河，南临北宁铁路，东接幺家泊，含现宁河县蓟运河东大部分村庄）、五区（北到李麻圈、麻坨、褚庄、岳龙一带，西至蓟运河，南至北宁铁路，含现宁河县内蓟运河东大部村庄。1943年底，六区一部分划归五区）。
  县委
  书 记:张世英(1943.8～1944)
  负 责 人:彭宏(1944.4~1944.7)
   实践(王甲一 1944.7～1944.12)
   张世英(1945.1~1945.8)
   艾群(1945.8~1945.10)
   赵光(1945.10~1946.1)
  组 织 部 长:彭 宏(1943.8～1945.5)
   魏建华(1945.5-1946.1)
  宣 传 部 副 部 长:高展(1943.8-1944.4)
   培文(1945.8～1946.1)
  宣 传 部 副 部 长:陈棣(1944.5～1945.2)
   培 文(1945.2～1945.8)
  敌 工 部 部 长:赵化ー(1943.10～1944.4)
   江汉(兼 1944.4-1945.2)
  武汉・(1945.2946.1)
  敌工部副部长:赵化ー (1944.4～1945.lp
  城 工 部(原敌工部)
   部长:陶野(1944.5～1945.5)
  社会部部长:白云声(1944.1～1945.6)
   崔西山(1945.6～1945.8)
   王克林(时期不明)
   宁治中(1946.1～1946.1)
  抗联会主任:鲁夫(1945.初～1945.9)
  民运部部长:田民(时期不明)
   徐明(时期不明)
  县政府
  县 长:任永和(1943.8～1944.4)
   江汉(1945.2～1945.8)
   王鹏程(1945.8～1946.1)
  民 教科 科 长:毕醒愚(1944.5～1945.5)
   仲天(1945.5～1946.1)
  财粮科科长:陶野(1943.8～1944.5)
  王化三（1944.5～1946.1）
  公安科科长：白云声（1944.1～1945.6）
  崔西山（1945.6～1945.8）
  王克林（时期不明）
  宁治中（1946.1～1946.1）
  武装科科长：赵化一（1943.10～1944下半年）
  县地方军事机构
  武装部部长：江汉（1944下半年～1945.7）
  武装部副部长：张洪武（1944下半年～1945.7）
  武委会主任：张洪武（1945.7～1946.1）
  县基干队队长：赵化一（1943.10～1944下半年兼）
  张洪武（兼1944下半年～1945.5）
  县基干队政委：张世英（兼1943.10～1944.4、1945.1～1945.5）
  实践（1944.7～1944.12）
  县支队队长：杨正春（1945.5～1945.8）
  县支队政委：张世英（兼1945.5～1945.8）
  艾群（兼1945.8～1945．）
  县支队副政委：戈亚明（时期不明）
  四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洪华（时期不明）
  砥新（时期不明）
  赵英（时期不明）
  李子仕（时期不明）
  区委副书记：赵秋云（时期不明）
  孟毅然（时期不明）
  区长：翔九（时期不明）
  林友（时期不明）
  李文章（时期不明）
  六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曹文斋（1943.8-1944.4）
  林华（1944.5-1944.6）
  洪华（1944.7－）
  延生（时期不明）
  克林(1944.12～1945.1)
  列东(1945.1～1946.1)
  区长:陶野(1943.8～1943.8)
  林友(1943.12~1944秋)
  宏彬(黄海1944秋~1945.6)
  志田(1945.6-1945.9)
  丛民(1945.9～1946.1)
  五区(宁河境内)
  区委书记:鲁夫(1944初~1944.12)
  森林(1945.3~1945.8)
  远明(1945.8~1946.1)
  区长:国华(时期不明)
  孟佐(时期不明)
  以上为共产党领导的涉及现宁河县蓟运河东的先后3个联合县党政领导机构 建制。日伪所属宁河县、丰润县、玉田县、遵化县及各区、镇、乡则另有一套行政建 制,他们利用军队、特务、汉奸等,打击抗日活动,压迫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党政机 构严密搜捕,残酷杀戮,地下党政领导机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危险。但是共产党人、革命干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胜利。
  (李佑生)1941年10月至1945年8月丰玉宁（丰玉遵宁）联合县县级、区级部分领导干部
  王维昕，原名王智，字哲轩，化名王明义、莎荻、从众、伍仁。丰润县人。1943年2月至1943年8月任丰玉遵宁联合县委书记
  张世英，山西省下村乡人，中共党员。曾任丰玉宁联合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县基干队政委、县支队政委等职
  赵光，丰润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45年10月任丰玉宁联合县委书记
  彭宏，丰润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3年8月至1945年5月任丰玉宁联合县委组织部长
  江汉，实名刘锡静，丰润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任丰玉宁联合县县长
  曹文斋，原名曹福海，丰润县大旺庄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委组织委员，1942年5月六区区委书记
  鲁夫，实名高瑞，遵化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4年初至1944年底任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委书记
  朱远明，化名远明，丰南县人，1944年4月参加革命，先后任丰玉宁五区、六区区委书记
  列东，原名张贵顺，丰南县人，1945年春至1946年初任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委书记森林，1945年至1945年8月任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委书记
  赵秋云，乐亭县常各庄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丰玉宁联合县四区、五区区委副书记
  余生，实名何丰海，丰润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10月至1943年8月先后任丰玉宁联合县三区区长、丰玉遵宁联合县三区区长
  林友，丰润县七树庄人，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长
  孟毅然，1944年9月参加革命，曾任丰玉宁联合县四区区委副书记
  武汉兴，丰润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5年2月任丰玉宁联合县委敌工部长
  杨花庄的开辟
  我俩是蓟运河东杨花庄人。1938年闹“红军”（“红军”指暴动队伍－－编者），我村的毕绍云、贾玉清等人去丰台投奔“红军”，板桥、苗庄一带没有组织多少人，也没有人牵头组织，只是各村都有那么两三个七八个去丰台、岳龙一带投“红军”。人们对“红军”的认识还不清，弄不清它们的性质，所以没有多少人去参加，但丰台、岳龙一带的暴动活动却惊动了许许多多的有钱人家，他们自知形势于已不利，纷纷离开农村到大城市躲避。冀东暴动队伍西撤后，板桥、苗庄一带组织过新民会、乡团等，名义上为防土匪，但多数人被反动政府和坏人所驾驭，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
  板桥、苗庄一带开辟地区时，大约是1943年，最早来的有鲁夫、志勇、万化、国华等人。他们白天不来，隐蔽在岳龙一带较巩固的村庄，晚间便过小新河到我们这些村庄活动。到杨花来就找保长郭忠瑞。处于那时的环境必须先找伪保长才行，充分利用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让他们倾向抗日，才能站住脚跟，开展工作。
  经常到我们村来的有兴华和尚中，他俩在我们村站住脚后，马上抓住时机，召集苦大仇深的青年人，启发、诱导他们，向他们讲述共产党、八路军的性质、作用。针对我们受剥削的实际，精辟、透彻地讲解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为什么整年不劳动就得粮，而且吃得肥头大耳的道理，又把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派来的头头作比较，分清共产党、八路军好在什么地方，地主反动派坏在什么地方，共产党、八路军要帮助穷人推翻反动统治，打倒地主阶级，均分土地，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还举例说，杨花庄的穷人捆柴禾，从地里捡了落下的小青高粱穗带回家，要叫地主或代理人看见就得挨罚。粮食上场，穷人扬高粱时皮子里有一点点粮也得挨罚。这样拿地主和共产党、八路军两相对照，使我们清楚了穷人要过上好日子必须在八路军、共产党领导下，打倒封建剥削。在我们的阶级觉悟、民族觉悟有所提高的基础上，兴华、尚中等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破交活动。在破交活动中涌现了一批骨干分子，于是他们开始物色发展党员了，首先发展了祝华、庆华、刘凤珍，组成了杨花庄一带的中心支部，祝华任书记。
  祝华比我们入党早一个多月，我们是在贫农刘宝柱屋里宣誓入党的，墙上有马克思、毛主席等4位伟人像，誓词很简单，大致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反动派，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那时我们称入党宣誓为拜像。
  中心支部成立后，就开始发展党员，我们做了具体分工，祝华分管老庄子、赵学庄、双庄的发展工作，廉月廷负责杨花、盆罐庄的发展工作。我们依据兴华、尚中的经验，找出身贫苦的亲朋好友，从各方面与他们接触，向他们渗透八路军、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盆罐庄陈瑞林、李宪月等人都是经孟宪芝发展的，这些人再通过自己的关系发展别人，这样，以杨花庄为中心的党的发展工作就全面铺开了。征粮、征款、征鞋、征袜、传递情报等，保障我党各级干部安全等工作也随之开展起来，杨花庄一带成了我们党比较巩固的立足点。党员之间有联系的暗号，晚上有紧急情况，谁敲谁几下门，马上就可以知道情况紧急的程度和需要做些什么应急的准备。党员马玉良家里挖有地窖，经常使森林、兴华等人躲过敌人的搜捕，转危为安。
  抗战时期的环境很残酷，但党员的学习制度却一直坚持着，从建立支部起，我们每7天学习一次，首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大家帮助，尽管批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但是受批评的同志大多数都心悦诚服，使党内始终有一个团结的气氛，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区里给每个党员印发了学习小册子《常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常识》的内容也不断在变化，以使党员的思想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支部的工作性质是秘密的，村政权的工作也没有公开。在没有发展党员时，村政权就已经出现了，村里有村长负责，村以下有几个人配合，但没有详细分工。我们建政工作刚展开时，板桥特务几乎每天下乡搜捕我区、村干部，破坏建政工作。这时，村政权和敌伪的保甲制同时并存，我们的政权是秘密活动的，保甲制当然是公开的，保长的行动必须取得我们的同意，那时的保长，很多是真心向着我们，假心向敌，逐步由两面政权变为一面政权。我们在掌握政权后就派党性强、斗争坚决的同志去充任村的保长，联合多方力量，对付敌人，使敌人大为恼火。1944年秋天，板桥敌人下乡催粮、催款，把我村共产党员（保长）李贺清绑起来毒打，向他催逼粮款，并要我村干部的姓名及区干部的住处，他咬紧牙关，一字不说，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对日伪的催粮逼款，我们的政策是迟交、缓交、少交、不交。
  离敌据点较近的村庄，由于敌人统治得紧，一般不向我们交粮交款，成了敌人的天下。为了打开这个局面，我们曾设法潜入这些村庄，找到保甲长，教育他们要有民族自尊心，要他们向我们交粮款。1944年10月，廉月廷和祝华夜间摸进了盆罐庄村，找到该村保长于保立。于保立平素和板桥特务打得火热，自以为八路军、共产党不会到炮楼底下白送死，当他一见到我们的人时，立刻吓得两手发抖，我们当即跟他晓以民族大义，并且要求他按时向我们交粮款。
  我们中心支部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严防敌人刺探军情，配合区委做了大量的工作。1944年秋天，我和祝华在我村捉住了敌人的密探孙百川，夜间押往东魏甸交予我区政府。
  那时敌人为增添耳目，不惜花钱雇佣大批情报员，每村都有，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在了敌人的前面，使得大部分密探成了我们的人。如我们村的孟宪江，被敌人雇佣作情报员后，心向我们，他把敌人的行动及时汇报给我们，把假情况报告给敌人，他一次就写几十张“平安无事”的条子，不管有什么情况都送给敌人一张“平安无事”的纸条，弄得敌人不知真假。当他弄清板桥伪乡长胡宝玉表现情况和他的行动踪迹后，征得区委同意，由他领着尚中和孟宪芝夜间摸到胡宝玉家，向他征粮征款。胡宝玉家与板桥敌据点，只十几米之隔，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共产党会夜间到他家，把他吓得打拱作揖，连连答应保证照办。他哪里知道，这都是他们花钱雇佣的情报员提供的线索。
  （孟宪芝、廉月廷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小新河以东的开辟
  我是丰南县王玉石庄人。1943年3月在王玉石庄经丰玉宁六区区委书记曹文斋同志介绍入党，同年担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44年4月被丰玉宁县委宣传部抽调参加基层（村）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同年同月由于我家被日伪所抄，脱产参加革命，和我一起脱产参加革命的有列东、兴华等同志。我被分配到丰玉宁五区区委任干事，搞群众工作，当时五区书记鲁夫，区长国华、组委森林、儿童团长鲁智。1944年底我任五区组织委员，1945年7月任五区区委书记（鲁夫调走后，森林任区书，森林调走后我任区书），日本投降后改任宁河县七区区书，1947年“土地会议”后，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常委）兼七区区书（兼七区区书时间不长），1949年春，带领宁河县部分干部南下。
  抗日战争时期，丰玉宁县委宣传部经常举办基层支部书记训练班。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需要，训练班时间较短，多则半个月，少则10天。当时主持培训工作的是县委宣传部长培文，训练班的目的是提高基层支部书记的工作能力，加强对党的性质、任务的认识，掌握党在抗战阶段的方针、政策，坚定抗战必定要胜利的信心。县委领导和专门负责培训工作的宣传部的同志们，深入浅出地给同志们剖析救国救民的道理，指出中国的出路就是驱逐日寇，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学员们没有课本，条件很艰苦，学习场合时有被日伪搜捕的危险，有时在村庄的小学校，有时在堡垒户的家中，更多的时间是在野外，但学员们因陋就简，努力学习，争取在短暂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知识。许许多多参加过训练班学习的同志，脱产参加革命，为救亡图存，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舍弃妻儿老小，离开了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有的走上了区、县的领导岗位，成了地方革命力量的中流砥柱。
  1943年以后，板桥、苗庄、阎庄子一带被五区区长国华、尚中等人所开辟，那时根据当地群众基础、革命力量强弱，五区划分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即以小新河为界，王赞铺、学郝铺、东魏甸、大小田庄等小新河以北的村庄为根据地，板桥、苗庄子等小新河以南的村庄为游击区。工作方针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白天在根据地里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征粮、征款，组织和发动群众，晚上到苗庄、板桥、芦台附近活动，走家串户，以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宣传抗日，争取保长抗日，激发他们的民族觉悟。开始，小新河以南村庄的乡公所、保公所多是两面政权，后来由于我们工作的深入开展，则多倾向抗日的一面，蒙蔽、欺骗日伪，加速了伪政权的瓦解。
  1943年板桥附近村庄我方政权的形式比较简单，没有明确分工，就是几个人一起干，党支部秘密掌握村政权，伪村政权干什么事必须征得支部批准，才能实行。1944年4月以后，宁河县蓟运河以东村政权已普遍建立，并且绝大多数村政权的权力被我们所掌握。围绕建政，我们也曾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
  1945年4月，县委宣传部部长培文召集丰玉宁五区区委在大吴庄（今属丰南区）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兴华（时任财粮助理）住在了东双庄，第二天，板桥特务队长吴乃彬带人来这个庄，兴华没有走脱，被敌人打死在东双庄村北，区财粮账也被敌人拿走。估计板桥敌人会在第二天来，我们遂决定在张子铺设伏，就在那天夜里我亲手打死了罪大恶极的吴乃斌。
  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是1944年以后组建的，开始是学郝铺、王赞铺、张子铺、张凤庄、小茄庄等，以后蓟运河以东（宁河县界内）普遍建立。
  建党建政搞得比较好的村庄是杨花庄，象孟祝华、孟庆华、朱思田、孟宪玉等都是那个村的，他们相继脱产参加了革命。
  发展党的工作，首先是从学郝铺、王赞铺、双庄、杨花庄这一带开始的，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发展党员，开始区委干部深入各个村庄访贫问苦，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启发他们的抗日觉悟，当这些积极分子觉悟提高后，区委就不失时机地把他们吸收进来。第一批党员的基本成份大多是雇农。当一个村子的党员数达到3人以上后，根据区委的指示，在适当的时机成立支部。1944年时，宁河蓟运河以东的村庄除离据点较近的村庄和敌据点所在地如丰台、板桥、阎庄等外，村村都有党员，有党支部的村庄超过一半以上。
  除在运动中发展党员外，还通过征粮、征款、征鞋，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象杨花庄的孟祝华、马玉良、会彬，王赞铺的醒民，他们斗争积极，冒着危险给我方送粮送鞋，为了探听敌情报，保护我们深入村庄的同志，遇到敌人搜捕，他们就挟着被褥搬到野外去住。传递党的文件，保守秘密，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这些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后，有的奔赴抗日战场，成了战斗英雄，有的脱产参加县、区的领导工作，有的坚持在本村与敌人周旋。
  发展党员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区委直接物色发展，另一种是被发展的党员再发展比较可靠的亲朋好友。
  随着基层政权的巩固，发展党员工作的深入，有很多村的保长、管帐先生成了我们的积极分子，有的就是我们的党员，如王玉石庄党员朱文生就当了保管所里的先生，这样就使村里的伪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朱远明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褚家庄秘密情报站
  我是宁河县褚家庄人，这个村位于现宁河县东北部，紧临县境。抗日战争时期，丰台、岳龙一带，是两面政权，一面是汉奸汪精卫政府统治下的伪丰润县政府丰台乡公所，统治形式是保甲制；一面是边区政府领导下的丰玉宁联合县第六区区公所，管理形式是“八大委员”。岳龙庄一带的曹道口、东蛇麻港、西蛇麻港、褚家庄、李麻等村是1941年七八月建政，而蓟运河以东大部分村庄建政是1942年底。丰玉宁六区区委派云山（姓赵）、康民等人到这些村召开群众大会，区委提出候选人，群众选举产生八大委员。在这以前，褚家庄已有武装班长、办事员，产生的八大委员与武装班长、办事员在六区区公所干部（即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领导下从事抗日活动。八大委员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抗日，改革保甲制，领导农民运动，武装班长主要负责监视日军的情报员。
  我村最早的党员是张炳恒、张宝珍，1942年8月，经赵云山、张炳恒介绍，我也加入了共产党。同月建立起村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张炳恒、张宝珍为支委。这是现宁河县境内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紧接着，1942年10月，建立了褚家庄秘密情报站。情报站站长是我，情报站工作员是尹寿山、良士桐，赵云山全面负责。
  褚家庄秘密情报站主要是负责传送文件、搜集情报。情况紧急的信件分两种：一种是紧急信，又分特急信件和一般紧急信件，前者两端都有鸡毛，后者一端有鸡毛；另一种是平常信件，没有鸡毛。信件的主要内容是侦察员侦察的情况，还有上级给下级的指示，下级给上级的汇报等。这些信件我们情报站都及时、准确地送到。
  1943年底或1944年初，附近岳会村已设有日伪据点，岳龙庄有警察所，属丰润县丰台分局管辖。敌人军警密布，秘密情报站的活动是很危险的。
  1943年曾有一段时间，机密紧急信件的标志是两端均有一颗火柴头，说明十万火急。1942年田心的青英部队攻打丰润县黄土岭，战斗是夜间开始的，一夜间我陆续接到3封信，其中一封信是给我的，上边写着急速交陈守忠（我的化名）。当时我打开一看，上有三句话：“黄土岭战斗打响了，希你急速安排伤员住处，做好一切准备。”落款是六区区委。黄土岭在褚家庄以东约六、七十华里，属丰润县。伤病员之所以向我村集中，是因为这里离战场远些，干部意志坚强，群众基础好，比较安全。遵区委指示，我和张炳恒等几人连夜到小张庄、王玉石庄（两村今属唐山市丰南区）两个村安排伤员住处，伤员先就近来到小张庄，然后再向我村安排。一共接待了三、四十名伤员，又发动褚家庄群众烧水做饭。象这样接到区委指示为部队安排伤病员住一夜，就有三、四次。六区区委直接领导情报站，面对面的领导是云山，为了便于联络，良士桐化名为大老粗。
  1941年，区委女干部宇光在我村青年报国会中选择骨干，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在村建党的前身，青年团领导人主要是宇光。
  青年团在工人增资、减租减息的斗争中作用很大，主要是配合区委鼓动群众斗争情绪，宣传党的政策，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总的口号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
  青年团还在据点附近瓦解敌人，争取伪军抗日，激发其民族自尊心，弃暗投明，倒戈对敌，主动赎罪。还配合村秘密情报站传递信件、接送伤病员并安排其护理、住宿等，起了重要作用。
  （高维藩1985年文，王桂义整理）
  褚家庄第一位共产党员展飞
  看着手里发黄的照片，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一个响亮的名字——展飞联系在一起。然而听着展飞老伴、外甥女、儿子的叙述，又必须承认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褚家庄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那个威武不屈的展飞。展飞，原名张炳恒，男，1921年出生，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像一束抗战火种熠熠生辉。
  1941年10月，随着武装力量的加强，游击区的扩大，共产党在宁河的发展已经具备条件，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委遵照上级的指示，结合实际，制定了发展党员计划。建党工作首先从佃户村抓起，采取的方式，一是区委秘密个别吸收新党员，区委组织干部深入村庄，亲自培养入党对象，对那些出身好，抗日工作积极的，经考验后，由区委讨论批准。二是通过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推荐给区委，经过培养，由区委讨论批准。三是通过吸收的新党员，向本村或邻村发展，由区委讨论批准。
  六区区干部宇光、赵云山等秘密进入褚家庄，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展党员工作。组织干部赵云山经常打扮成叫花子找到张炳恒，认真考察了张炳恒本人成分、抗日态度，对他进行了重点培养，多次在田间、地头、坝坎下进行谈话，同时进行实战考验。通过赵云山的引导，使张炳恒明白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组织，现在要驱逐日军出中国，将来还要让穷人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懂得了党员的责任，要永远忠于党，绝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在抗日工作中要事事带头，保护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根据地。1942年6月，21岁的张炳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炳恒被党组织分配了重要任务，不遗余力地为党工作。为传递党的情报，经常奔走于各个情报点之间，多次经历生死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时配合区委干部赵云山，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培养高维凡等入党，联系党的抗日骨干。其间，由于当时情势紧张，长期奔波在丰玉宁等地区，破坏敌人的军事活动，经常躲避于乡村田野间，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
  褚庄村党支部是宁河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为迅速开辟工作，张炳恒不分昼夜，深人贫苦农民中，发动群众除奸反霸，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由于汉奸告密，张炳恒先后两次被捕，一次被捕于东丰台，一次被捕于新军屯。被捕后，在监狱中被多次使用酷刑，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灌辣椒水，倒栽葱式的往水缸里灌。张炳恒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但仍然保持气节，未曾吐露党组织的一字一句，后经党组织用人质交换的方式，营救其顺利脱险。
  1943年初，侵华日军实行了“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反复扫荡”，使全县党的工作受到影响，一些地下党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岳龙村党员安希玲曾由于敌情突变，到张炳恒家中躲避。有一次安希玲参加敌情分析会后，来到张炳恒家中，正好碰到伪军临查。为掩护安希玲脱险，张炳恒一边让她藏进后院地洞中，一边和妻子到院中应付，阻止敌人进屋搜查，当敌人强行进屋后，安希玲已经顺利到地洞中藏好，躲过了一场生死危险。
  随着抗日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张炳恒化名“展飞”往来于丰润、玉田、丰南、宁河一带，传送情报、解救战友、侦察敌情，使敌人对他有所察觉。日伪军多次到张炳恒家中搜捕，妄图找到证据，致使家中被打砸焚烧，家中仅有的物品被破坏殆尽，一片狼藉。但张炳恒早已将情报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加以掩藏。
  在艰苦的抗战中，张炳恒与村支部干部同仇敌忾，多方奔走，浴血奋战，多次配合区小队，开展对敌袭击行动，鼓舞了村民抗战士气。为切断日军作战部队与指挥部的联系，切断电话线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张炳恒与其他人一道，摸清了日军通讯线路情况，多次割断敌人通讯线路（电话线），使敌人的活动受阻。割电线的方法很简单，一种是爬上电线杆子，用老虎钳直接剪断电话线。另一种是用镢头把木头电线杆从根部砍断，电线杆一倒就是几里地。割下的电线，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就埋在麦堆中、泥土里。通过这些行动，破坏了日伪的战斗力，保护了百姓的生命安全。
  （安希芬、齐兆敏、张庆华口述，徐永刚整理）
  蓟运河东民众的对敌斗争
  我是宁河县岳龙乡东魏甸村人，1942年，开辟地区的八路军刚来时，我就同他们接触，1943年任村民兵队长，1945年秋至1947年土地复查时，任村政权主任，1948年任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当年脱产任公办教师，以后从政。
  关于蓟运河以东抗日战争时期事情，我知道一些。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岳龙乡那一带是两面政权，一面是日伪政府，属伪丰润县丰台乡公所；一面是边区政府，属丰玉宁联合县第六区区公所。现在的岳龙乡21个村，那时几乎村村都是佃户村，于潮、岳龙这两个村稍好一点，佃户少点。我们东魏甸村就是佃户村，几乎全村都是佃户，土地、庄子都属于几户大地主的，大齐坨（属丰润县）张志潭等地主，在岳龙一带占有大量的土地。西魏甸有个大地主王刚，号称王百万，他家一年能收入100多石粮食，姜、胡二甸、王玉石庄（今属唐山市丰南区——编者注）等村尽是他家的地。佃户们只能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当长工度日。庄稼十年九涝，日本鬼子苛捐杂税又重，加上烧杀抢掠，人民可苦了。中等年头一亩地收二斗粮，一斗攒官粮，剩下一斗再交地主地租，就所剩无几了。
  当地穷人一到头秋就刮小盐儿。当时我村150户多一点，得占80％的户要饭。七七事变时，我还小，人人都恨日本兵，抗日心情非常迫切。1938年，冀东闹“红军”（指冀东农民抗日大暴动——编者），当年发大水，在丰台驻着两股“红军”，一股是拿枪的（即以小芦庄侯庆岚为首的农民暴动队伍），一股是拿刀的（即大八亩坨村一带，以张德林为首的抗日的一派红枪会又称大刀队）。日本军队攻打丰台，是坐小汽艇从东村那个方向来的。拿刀的主张打，拿枪的主张撤，商量不到一起。结果拿枪的撤了，拿刀的和鬼子打上了。鬼子从东门攻进了丰台城，红枪会抵挡一阵，退到小西门附近一所民房里，鬼子开始上房拆瓦，向屋内投掷手榴弹，红枪会会员被炸死了。那是100多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为了抗日牺牲了，死尸扔到河里了，河里的鱼都没人敢买了。我曾几次提议应当在丰台立一块碑，告诉后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打日本的血战，也是一次惨案，把这里建设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因为丰台、岳龙这一带，农民生活十分穷苦，对日本鬼子有满腔仇恨，冀东大暴动一起来，群起响应。暴动是从丰润县那边起来的。那时，各村都是保甲制，各村都有枪，拿枪的人叫乡保团。“红军”一起来，要收枪，有些乡保团整个就当了“红军”。去了以后，到了丰润县界内，找到一个人叫鲍子菁（人称鲍司令），他根据你带的人多少，任命了团长或者营长。“红军”曾经在韩城（今唐山市丰润区）一带和日本军队作战，被打散了，有的撤退了，有的投敌了，有的互相吞并。
  “红军”闹过去以后，1941年，就听说有了八路军，与“红军”不一样，是山里人，和老百姓一个心。不久，就来了区长马宁（是丰玉宁联合区第六区区长——编者注），很厉害，到我们村的有云山、云龙，来去飘忽不定，来时像庄稼人一样，晚上开群众会，讲的通俗易懂，深入人心，都是抗日的道理，大家都愿意听，讲完就走，这些人里没有当地人，谁也不敢问家乡住处。后来听说，云龙是丰润县两山（可能是“仰山”——编者注）人，云山可能姓赵，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开始是在麻坨、褚庄子、岳会、李麻活动，很快就到了东西蛇麻港、大小田庄、东西魏甸，逐步发展。为了保密，各个村、每个干部起了化名，东魏甸叫“夏家”，西魏甸叫“曹营”，大小田叫大小“乐农”，王玉石庄（今属唐山市丰南区）叫“宝地”，教军场（今属唐山市丰南区）叫“训营”。各村都找了关系人，就是武装班长和办事员。有的村是两个人，有的村是一个人干两方面的事。我们东魏甸村就是一个人，叫王立功，化名真文，1942年就入党了。从那年起，我们那一片就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一般由已入党的武装班长、办事员来发展。
  1942至1943年间，日本人的统治更加厉害了，这时，小孩儿也不敢看热闹去了。丰台、板桥、东棘坨、岳会都驻上了日本人，建了据点。八路军活动起来比较危险、比较艰苦，但是，地下活动还照样进行。后来来了区长国华、区小队长元芝（杨英庄人，现属唐山市丰南区），还有一名区干部叫列东，后来他当了区委书记。他们一到村，就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有民兵队、抗联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我那时在村当了民兵队长。那时的组织非常隐蔽，日本投降以后，才比较公开了。
  1944年春天，日寇为加强统治，强令在岳龙、板桥、苗庄一带，从北往南，挖了一条河，叫“裕民河”，从于潮庄和东棘坨（现前棘坨）中间，往南奔屈庄子、李茂庄西边，到王赞铺、张子铺，再往南奔小茄庄、柳庄子，人们称为小新河。挖这条河，就是为挡东边的八路军。河东边日本人叫“匪区”，河西边就叫“绥靖区”。这么一条小河，怎么能挡住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怎么能挡住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车轮呢？真是妄想！
  日本投降后，1946年秋，边区政府所属的联合县撤消，改成单一县，恢复了宁河县建制。我们这一带叫宁河县八区。区委书记是斯民，区长是高旭东，干部们有走的，有留的，有了很大的变动。
  我们这一带都知道这样几件事：
  1943年1月，天气特别冷，发生了李麻惨案，唐山、玉田、新军屯、丰润好几处日本鬼子，把周围30几个村的部分老百姓圈到李麻村，毒打、雪埋、冰冻、枪挑，杀害了18人，死的最多的是张稳庄、张六庄（两村属丰润县）的人，李麻周围村的也有。
  日本投降前，丰玉宁县大队的活动不算多，活动多的是四区队（即青英部队改编成的13军分区第四地区队），队长田心，化名龙海航，一来就是三、四百人。在丰润县韩庄子有一场战斗，那是1943年，八路军正式部队刚过来。这次仗打了有半宿，双方伤亡都不少。以后听说，这次战斗有唐山、丰润、玉田的敌人，对群众震动很大。
  四区队第1连连长叫刘醒华，挺坚决，作战勇敢。1944年（应1943年——编者）冬下大雪，这个部队驻在我们庄，日本鬼子围了庄，刘醒华带队撤了出来，我也跟着队伍，撤到杨英庄子。吃完早饭，往东走，碰见10来个日本鬼子，被我们打死了几个，有几个鬼子跑到桥下，不是六道桥就是七道桥（丰南县唐坊附近），刘醒华想抓活的，结果反倒被日本鬼子给打死了。
  我记得还有远明（丰玉宁五区区委书记，后任宁河县县委常委，兼七区区委书记）的两件事：
  日本刚宣布投降，远明和另外两个人都没有枪，他们就把“高丽圈”给抄了。远明他们一去和回来都经过我们庄。听他们告诉过闯“高丽圈”的经过。一天上午10来点钟，他们直接闯进“高丽圈”，日本人已没有了，把一个“老高丽”逮住了，缴了1支枪，有子弹，还有10几颗手榴弹。半路上，“老高丽”想跑，被打了个窟窿，最后“老高丽”还是跑了。我亲眼看到他们把缴获的武器转移到北边村去了。大家都认识远明，人人都夸他，非常佩服他。
  板桥敌伪据点有个日本特务叫吴乃彬（艾林庄人），非常坏，到村就杀就抢，作恶多端，这一带都深受其害。远明知道了这种情况后说，等叫我碰上就亲手打死他。1945年4月一天夜里，吴乃彬带人去围张子铺，正好与远明相遇，埋伏在街里，（应为村外——编者）一枪就把吴乃彬打死了。
  （徐文美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抗战时期的妇女儿童团
  我是宁河县岳龙村人，1931年出生，1945年7月入党。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艰难。父亲过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姊妹4人种点地，勉强维持生活。母亲小脚，姐姐多病，家里行二的我就成了主要劳动力。10岁刚出头的女孩子，每日躲避日寇的疯狂扫荡，起早贪晚下地挖野菜、打柴草、种庄稼，我就成了在苦海里挣扎的“野”丫头。
  1944年9月，为调动广大农民抗日积极性，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根据地，冀热边特委作出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我们村的穷人们被秘密发动起来了。贫雇农、扛长活的走上街头游行，每人手持一面红绿纸的三角旗，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坚决抗战到底！”我也跟在大人后头，一起喊口号，大造声势。地下党考察了我的情况后，选我当了村女儿童团长，后来还成了村里的妇女干部。族里人看不惯，骂我“老李家老少姑奶奶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这辈出了个现世报。”可我满不在乎，就是每天带着儿童团员和妇女们，一起做着抗日工作。
  那时小，啥也不懂，但是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干劲。我跟着地下党，身处敌人烧杀抢掠的残酷环境中，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掩护军用物资，宣传抗日主张，从来不惧生死，与敌人斗智斗勇。我没上过学，接受任务后，全凭着脑子记和机智灵活。有时去丰润的青力村等地去送信，我先将信卷成一个小纸捻，然后放在鞋壳旯里，或放在裤子里。遇到危险情况，就千方百计脱身，或将信处理掉，决不能将信落到敌人手里。有时去送口信，我要记住口信内容和送信地址，还要记住联络暗号，对上暗号才能准确完成送信任务。
  党组织经常派给我们各项任务。记得一次我和霍秀英去五道桥（今唐山丰南区内）侦察敌情。那天，我们两个人装作走亲戚，一人拎一个小笼筐子，里面分别放些熟食。遇到有人问时，她就说去看她姑，我就说去看我姥姥。到了五道桥，我们两个人分开两路，去观察、探听敌伪据点的人数、武器、给养和周边情况。然后，我们集合回家，一起向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情况。汇报情况时，党组织负责人坐在炕沿上，我和霍秀英一边说，一边用土坷垃在地上画出敌人据点草图，为八路军打鬼子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受到了领导的夸赞。
  最多的时候，我们是给八路军掩埋和转移军用物资。为了作掩护，八路军在村里成立了贸易货栈。我们经常利用夜幕的掩护，给八路军纺棉花，掩埋和输送物资。我们选择比较隐蔽的时机，将部队弄来的土布、纱线、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包裹好，埋藏在霍秀英家后园子挖的坑里，上面放上玉米秸、干树枝进行遮挡。然后，再根据上级的指示，将这些物资转移。战时一批一批物资，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被保护、转移，输送到抗日战场最前线。前几年我回老家，特意去看过掩埋军用物资的地点。一马平川的土地上，已经旧貌换新颜。惟有略显低洼的地方，还默默地埋藏着过去的故事。触景生情，我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抗战期间，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把村里的广大妇女发动起来，做军鞋、护理伤员，送丈夫、儿子上前线杀鬼子。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我们将群众分为进步户和顽固户，按照家里妇女人数、可靠情况，分配缝制军鞋的任务。通常是上级给党支部书记陈纪作任务，有时150双，有时200、300双，时间为10天。然后我们妇女干部给乡亲们分配具体数量。我们将全村妇女分成几个组，一个组安排做多少双，逐户发鞋里鞋面，多少鞋就发多少布。那时，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广大妇女群众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打裌衹、纳鞋底，婆婆媳妇齐动手，婶子大妈没有落后的，做鞋底的麻绳、铺衬都是群众自愿从家里拿出来的。我的母亲也和其他妇女们一样完成了多次做军鞋的任务。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广大妇女以不愿做“亡国奴”的朴素感情和强烈愿望，尽其所能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永远不能忘记1945年，村书记王作廷跟我郑重谈话，发展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是单线发展，秘密发展，不能将自己的党员身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配偶。入党那天，正值盛夏，我们聚在梁泽英的家里，屋外蛙声一片，屋内热血沸腾。窗户和门用棉被和土布严严地堵上了，我和霍秀英严肃地站在一起，面对墙上贴着的马恩列斯头像，高高举起紧握的右手，王作廷带着我们进行庄严宣誓。王作廷说一句，我们说一句。“对党忠诚，不怕牺牲、永不叛党……，”一句句入党誓言，深深地铭刻在了我们的头脑里和心灵中。70年了，我作为一名农村的普通妇女，跟着党坚定地走过风风雨雨，迎来了炎黄儿女的扬眉吐气，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泱泱中华造就了不屈的血脉。感谢党的培养，使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孩子、苦孩子，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感谢新中国，让我们这些没有尊严的“亡国奴”，像一头东方醒狮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阳光普照的今天，我们要永远牢记历史，努力维护和平，让世界的每寸土地都沐浴在和谐幸福的阳光里。
  （李则贤口述，李建明整理）
  击毙日本特务吴乃彬
  1945年4月的一天，丰玉宁联合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培文在大吴庄（时属丰润县）召开五区区委会议，我当时任五区组织委员，参加了会议。五区财粮助理兴华，没去开会，他不是区委委员。兴华晚上住在东双庄，第二天上午，板桥日本特务吴乃彬带人包围了东双庄，兴华事先没得到消息，没有走脱，被敌人打死在东双庄北边地里了。
  我们区委听到兴华牺牲的消息，非常沉痛。当天下午，我当即带着几个人过了小新河，派人把兴华遗体用车拉到河东，这时发现兴华的背包没有了，背包里都是各种的财粮账，估计是到了敌人手里，我当即通知了各村把军粮和军鞋转移到丰润县东边的村子里去了。
  第二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张子铺村（兴华丢失的账本上记载着张子铺村存放粮食额数字）。我们五区区委与县大队事前分析到敌人一定会到张子铺村搜查粮食，于是，拟定了在张子铺村设伏的作战计划。那天夜里，县大队与五区区干部、区小队分成两路，分头埋伏在张子铺村的周围，等待敌人上钩。一会儿，在朦胧的月光下，看到前边黑乎乎的一片人影儿，都以为是丰台的治安军（丰台治安军实力较强），县大队决定分路撤退。我们区干部、区小队这一路从张子铺向王赞铺转移时，又遇到一股敌人，我大声喝问：“什么人？”回答“板桥的”。我随即朝敌人打了一枪，然后分两路向敌人包围过去，敌人匆匆忙忙地就撤走了。第二天才知道，我开枪打死的正是罪大恶极、人人痛恨的日本特务吴乃彬。吴乃彬是宁河县艾林庄人，死心蹋地地给日本鬼子卖命，1944年8月的大北涧沽乡李庄惨案、9月的苗庄惨案、捷道沽惨案、10月的杨富庄惨案等，他都在现场充当日寇的马前卒，杀人放火、抢粮烧房无恶不作。这次被我一枪击毙，人心大快，群众都轰动了，家家吃喜面，都说我给兴华同志报了仇，雪了恨。
  （朱远明1985年文，王桂义整理）
  以八路军名义散发的两张公告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团结全民族抗日的宣言，蒋介石贪生怕死，一直幻想与日本鬼子谈判。他跑到重庆后，又企图依靠英美势力，搞假抗日，真反共，用他的主要兵力来围攻解放区，致使广大国土与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军民，都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大长了全国人民的志气。
  帝国主义历来都是对外搞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剥夺和文化腐蚀，精神摧残。1939年后，日本鬼子把一部分朝鲜农民押送到宁河县，强迫他们在河西开荒，并弄来很多鸦片种子命令朝鲜人和本地人种植，以后他们廉价收购，再以高价卖给中国人吃。
  1940年夏初，这些象征着亡国灭种的鸦片烟苗的白花，在芦台镇的周围开的秘密麻麻。有些麻木无知的人暗喜，他们计算着这东西比棉花还值钱。鸦片烟鬼们高兴了，认为从此可以吸到本地物美价廉的好烟。多数人是怒目相视，背后骂日本鬼子和反动政府，而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晓得一百年前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对鸦片的毒害深恶痛绝。我和几位好同学，曾几次放学后在水泵的高坡上，痛心看着这些白花，好像看见到处是一些烟鬼枯瘦的白脸，听从外人欺凌。我们在思索看如何能劝农民铲除烟苗，改种粮食作物。当时我们真恨不得马上变成一个巨人，一下子把这些毒苗全部铲除干净。
  1941年的冬天，我到刘庄子二姑母家里。有个夜晚，八路军有几位同志到庄里来了，与有关人员联系后，在我住的隔壁家堂屋里，八路军与老百姓见面了，我有幸也参加了。坐的坐，站的站，满满地挤了一屋子。他们讲了抗战的形势；讲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讲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积极抗日，取得了一个个的重大胜利；讲了抗战的前途，我们必胜；也讲了未来的新社会人人劳动生产，都过幸福的好日子……在苦难中挣扎的老乡们听了多么高兴啊！有的煮饭做菜，有的送米送蛋……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听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声音，他们朴实诚恳的态度和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日本鬼子最怕八路军游击队，游击队神出鬼没，为民除害，使敌人昼夜不安。正因如此，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最高，人们把个人的希望，国家的命运都与共产党八路军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人们天天盼着“老八”早点打过来，过上太平日子。
  为什么不能利用八路军的声望来铲除烟苗呢？几个青年人的思想火花碰在一起，终于想出了一个较好的也是危险的办法，以八路军的名义出公告，说服农民铲除这些毒苗，改种粮食作物。
  于是，一篇几百字的公告写成了，它揭穿了日本鬼子的罪恶阴谋，讲了鸦片烟危害的严重性，劝乡亲们铲除鸦片烟苗，改种粮食作物，否则恶果不堪设想……起草后修改审查几次，当晚就用一张对开的白纸抄写，最后落款是八路军芦台办事处。并用肥皂刻了个一寸见方的“八”字章，盖在年月日的上面。夜深人静，我轻轻地开了门，见大街四处无人，急忙走向宝塔寺（牲口市处）贴在墙上。回来好久睡不着。次日赶集，早晨我上学路过时公告不见了，也未听到动静，心里很是纳闷。过了两天，我决心写第二次公告，把原稿稍加修改，并请我的同学张健民也抄写一份，都把“八”字盖好，夜静时我穿了件黑长衫，把公告藏在里面，走到街上连狗都没看见一条。我迅速把事先粘好浆糊的公告贴在宝塔寺和东城门各一张，回家后还是反复睡不着，思考着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次日又是赶集，早晨看公告还是贴着的，中午放学在马路上就听到有人悄悄议论“老八”贴告示了，叫铲烟苗……好，对呀……。到家后才知道捅了马蜂窝，原来轰动了全城。日本领事馆伪县政府与警备队都出动了人，他们用酒精把公告喷湿慢慢地揭下来，拿着挨户搜查对笔迹找对象。按他们的推测，把目标对准本地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据我大哥说。这些家伙到我家时，对他很注意，把他屋里的东西都翻遍了，查到一本曾胡治兵语录，就反复审问。正要搜查我和二哥的房子时，大哥说，他俩到天津去还未回来（门也是锁起的）。那时户口管的很严，走要报，回要销，不然要受处分。我俩回来后还未销假，故称未回来。谢天谢地，就这样一场大祸躲过去了。随后去销了假，免得再找我麻烦。
  当我听到大哥和二哥对那公告给予高度赞赏时，我心里感到高兴，也有些后怕，开始抑制着情绪，强作镇静地听着附和着，生怕暴露自己。我又立刻想到底稿和章印还在我房里，得马上消除后患。于是，我未听完，饭也未吃，跑回自己房间内，先把放在桌上的“八”字章毁掉，又把褥子下面的底稿和一些杂记都烧了，并把一些思想进步的书刊送到乡下亲友处，听说夜里还要搜查，下午上课静不下心来，晚上睡觉也不安宁，心里像吊着多大个东西，每听到狗叫，更加心惊肉跳，幸好夜间未再来人搜查。
  此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十里百里的群众都在议论着。事情就是这样，反动派越是压制，群众越是相信，群众是明辨是非的，真正的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敌人的指挥棒是压不倒群众的民族气节的。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看到地边、路旁和河沟里一堆堆拔下的烟苗，后来在蓟运河内也经常看见一堆堆的烟苗在飘动着。有些土地已开始改种，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这件事未用一枪一弹，也未流血牺牲，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威信高，群众信得过，大家都恨透了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认识到鸦片烟是祸国殃民的毒药，因而大家都自觉的铲除了。当时的保密工作也好，只有我和张健民、孙钟麒知道，都未惊动家里人，这个公告究竟宣传到多远，烟苗铲了多少，改种了些什么，当时无法调查统计。总之两张公告是成功的，达到了目的，影响大，效果也好。从这以后，就基本上未发现再有人种鸦片烟了。
  这也算是我们爱国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中为国为民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刘建公文，原载《宁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本鬼子的死对头毕少成
  毕少成，1918年10月14日出生于芦台镇杨家洼。他的祖上在河北省丰南县的毕家，到了太爷一代迁到芦台，给大户人家看坟种地。后来坟主把坟边的地给了毕家3亩，几代人即靠着这3亩地干些杂工聊以为生。毕少成八九岁时就帮着家里干活，经常到芦台火车站捡煤渣。13岁时，与火车站的坏人发生冲突，怕连累家人，夜里独自跑到海边的蔡家堡，找了个船家干活，家里以为他死在了外边，半年后才知道下落。东家只管饭不给钱，2年后他又回芦台，在一家名叫“铜银号”的商号当杂役，挑水、浇花、跑腿。17岁给地主家扛活，干了近3年。二十一二岁时，在本村的地下党王守山、陈七等人的鼓动下，参加了抗日斗争，晚上活动在芦台火车站一带。期间认识了毕家的毕新文领导的地下党党员武汉兴，皂甸村韩振福、小陈庄刘金瑞等。
  毕少成是背着家人参加抗日斗争的。他个头高，胆子大，动作机敏，腿脚快，练就了扒火车的本领。家里弟兄4个，他行二，又性格豪爽，战友们就亲切地叫他“二老毕”。1941年，毕少成同王守山、陈七等人，夜间摸入芦台火车站扒火车，被日军发现，两边开枪射击，一个战友负了伤，毕少成背起一气跑了七八里，甩掉了日军追捕。1942年秋天，毕少成与王守山、刘金瑞等人正式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一次，他扒上火车扔下300多条鹅毛毯，亲自秘密运往冀东军分区。日军到处搜捕扒火车的人，闯到毕少成的家里，挨个拷问毕少成的下落，用枪把子磓打毕少成的父亲，抄走了全部家当。毕少成的父亲毕兆勋胸口遭重伤，又受惊吓，没几天离开了人世。死时才50岁。其实，家里人都不知道毕少成的去向。
  家里遭难，家人劝他别干了。毕少成急眼说：不干谁干？就凭着我爸爸的死，也得干，不能让小日本在我们的地儿上横行霸道！一天冀东军分区送来紧急密信，说当晚有一日本军列经芦台开往唐山，在芦台火车站加水，想办法搞点武器，并注明列车到站时间。毕少成立即行动，安排3个人在4里开外的任庄接应。夜里他一人摸到火车站外，藏在铁路坡下的树棵子里，军列开到他眼前还在提速时，看准了一节车厢，一跃抓了上去，攀登到厢门，几下扭开了门锁铁丝，到了任庄扔下了12捆武器。12捆武器全是长枪，毕少成和他的战友当夜转移到蓟运河边，交给了冀东军分区秘密交通站的人。
  这一次，日军、伪军、特务撒开大网抓捕抗日民族先锋队。没抓到毕少成，就抓走了毕少成的哥哥毕少祥。毕少祥哪里知道二弟的事，日本鬼子不信，扒了衣服用鞭子抽打，用火钎子烫，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第二天1个在警备队混事儿的急匆匆找到毕家，快呀，快找保长吧，今儿晚上要往大河扔啦！大河指的是蓟运河，驻芦台的日伪军逮住抗日人员或所谓不良分子，拷审用刑后往往捆住手脚，在夜间扔入蓟运河。家人找保长死说活说，保长出主意把毕少祥保了出来。放出来的毕少祥，浑身是伤，后背火钎子的烙印一条一条的。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报复，1943年毕家外逃。一次逃到肖家坊子刚刚住下，敌人就追了过来。毕少成提前得到消息，跑到家里带着老小藏在远离村庄的壕沟里，躲过了一劫。一天夜里，毕少成按照上级部署，带领战友和民兵破坏北宁铁路，在裴庄二道桥遭日军射击受了重伤，刘金瑞、毕少文将他背到家里，作了伤口处理后将他转到野地一个地窨子里。又连夜将毕少成的妻子儿女弄到野地另外一条壕沟里。藏了几天才回村。毕少成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可靠的富农家里。不久，全家转移到田兰庄，住在地下党齐宝和家里。日军经常带着伪军清乡，每次来，毕少成一家人赶紧往大苇塘里跑，那里有非常隐蔽的地窨子。芦台有一个绰号叫“大金牙”的特务，专盯着毕少成和他的家人，几次带人到村里搜查。有时家人跑不出去，乡亲们就把毕少成的儿女抱走当作自己的孩子，把毕少成的妻子脸上抹上锅灰藏起来。
  毕少成的儿子毕井华曾回忆父亲负伤夜里到家的情形，他说，当时吓得妈妈哭，我也哭，爸爸还生气地说，嚎啥，有啥可嚎的！那恐怖的气氛和满身的血，是爸爸留给儿子的最早记忆。他还说，那年月，多亏了乡亲和爸爸的战友，不然，全家早没命了。
  1943年秋，毕少成的战友刘金瑞奉命到艾蒿岭送信，回来的路上被特务逮捕，押到日军警备队拷打审问，刘金瑞没向敌人低头，死前在刑场上痛骂日军特务，高喊着“我叫大义子，今年十八岁，再过十八年，我又是一条汉子！”毕少成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战友，悲愤不已。对家里人说：为我担心啥？刘金瑞好样的，打鬼子就得豁出去！还没有完全养好伤，毕少成和战友们又和鬼子干开了，不是摸炮楼，就是扒火车，弄得日伪军一提到毕少成就心惊胆战。
  （魏永成）
  我的父亲马永志
  马永志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长子。他1910年6月出生在宁河县蓟运河畔的苗枣村。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接着又控制了冀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又向我内地进攻，侵占了我们大片领土。于是，一场抗日战争全面地爆发了。
  那时，父亲正值年轻力盛，血气方刚。他亲眼看到：日寇在咱们大好河山上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刀跃马，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明目张胆地祸害民众。此情此景，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日本法西斯的极深的仇恨心理。于是从1940年起，他就积极向抗日工作人员靠拢，多次主动秘密接触当时的丰玉宁联合县六区的宣传委员兴华，不但接受革命思想教育，还亲自参加抗日活动。
  兴华是化名，真名实姓不知道了。只知道他是河北丰润县人。丰玉宁联合县是共产党八路军为便于抗日活动成立的，当时的宁河县蓟运河以东为联合县六区，我们村即属于六区，后改为五区。兴华当过区的宣传委员、财粮助理等职务。那年他在杨花庄站住脚后，秘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思想，接着就在周围像东双庄、苗枣村等一些村庄努力发展共产党员，启发青年参加抗日，并多次组织对敌斗争活动，还开展征粮征款征鞋征衣活动。后来被敌人发现了。1945年，在东双庄先是被敌人用枪打伤了腿，日本人追上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临死前，为防止党的机密外泄，还躲在一处坟地里，把文件撕碎全部吞进肚子里。真是英雄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咱们中国就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盟国的一个成员国，咱们国家本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区。我的父亲马永志在这一时期，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担任了苗枣村抗战干部，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斗士啊！
  1942年，经过兴华同志的亲自介绍，父亲马永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因为，他有主心骨儿了。他经常瞒着家人和乡亲们，在自家的厢房里组织革命秘密会议，并多次到玉田县参加丰玉宁联合县政府召开的秘密会议。
  1942年，日寇在苏中地区发动了“大扫荡”，目的在于消灭江北的新四军。紧接着，日寇为了把华北地区建成“大东亚圣战兵站基地”，华北派遣军主力先后多次向北合击共产党晋察冀军区，随后又对共产党冀鲁豫边区实行了“铁壁合围”。为了革命有生力量的安全，也是为了防备敌人的偷袭和情况的万一，我父亲马永志他们头脑中紧张着的那根弦儿，始终绷得紧紧的。他经常把会议记录或者秘密名单什么的搓成纸卷，塞进已然掏空了秫秸瓤的秫秸杆儿里，然后把这些东西再放回到秫秸垛里藏好。他还时常在夜间抱着自家的被子跑到野外，趴伏在壕沟里过夜。
  就这样，我父亲跟着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抗日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马庆兰2011年文，郭永柱整理）
  丰玉宁时期的战斗经历
  拔掉柳庄子据点
  冀东早在1935年就成立了以殷汝耕为首的伪自治政府，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后又挂青天白日旗，但在上方多了一个三角形的黄布条，上写“反共救国”，冀东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宁河县是冀东22县之一，是大汉奸齐燮元家乡。宁河县在齐燮元“关照”下，要办成“良民县”，成立保甲，包括13岁的男孩都要办“良民证”。
  1938年，日本人在蓟运河西靠近芦台，强占大片良田，由高丽人种水稻，供给华北日军。当地人称这块地为高丽圈，解放后为芦台农场。1942年，敌人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强迫人民在宁河县东部边界，挖了一条护境河，即护宁河之境，把宁河县与丰润、玉田等县隔开，老百姓称为新河。
  1943年，敌人在新河西岸柳庄子设立据点。由一个中队伪军，保护着3个日本技术人员，在蓟运河至新河之间测量土地。八路军得到这个消息，分析敌人可能要在这一地区再搞一个高丽圈。于是决定打掉这股敌人，破坏日本人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12月，我们1个连乘敌人炮楼尚未建成之机，长途奔袭了柳庄子据点。
  冀东平原冬天很冷。我们在农民刨了高粱槎子的冻土地中行军，碰碰磕磕，稍不小心就摔倒。一旦找到路，我们就开始小跑。在凛冽的寒风中，或走或跑，大约3个小时后，到了新河东的王赞铺附近。队伍按照命令停下来。我们整理行装，扎紧绑腿、鞋带，摆开战斗队形，向西岸柳庄子扑去。新河结着厚厚的冰。枪响了，我从堤岸跃到冰上时滑倒了。正面机关枪压住了敌人火力。我所在二排从右翼插向村中，冲向敌人的临时炮楼。我们冲进一个宅院，进了正房。不知是谁用手电一照，只见炕上乱七八糟的被子，人跑了，墙上挂着枪，我蹿上炕抓了一支枪，是汉阳造马枪。我们追逐逃跑的伪军，到前院又冲到街上，高喊：“交枪不杀”。左翼攻击的分队也冲到了街上。
  这时月亮探出了头。几十个伪军都举着双手，他们中有3个穿便衣的，我走上去一看，其中一个戴着日本军帽，帽檐下压着一副眼镜，两道发蓝的光射向我。我举起了枪托，吓唬他。突然一个同志喊了一声：“小鬼！”大概是制止我打他吧。我说了一声才学的日本话：“交枪不杀！”其实我是想说“优待俘虏！”可猛一下子忘了怎么说。
  一个班押着俘虏走了。部队集合后，连长说：“小鬼！领着唱个歌。”我们高唱：“冀热边哪，多英豪，打的打呀，破的破，打的打呀，破的破，把鬼子毙死在王八窝！”当歌唱完的时候，我也几乎站不住了。连长急忙问：“你负伤啦？”我说：“过河时，在冰上把脚崴了”。连长说：“你怎么不说，快，找担架。”
  这一仗，我们俘敌近40人，缴获机关枪1挺，步、马枪30余支。伪军号称1个中队，实际就那么几十个人。这一仗，我们打掉了日本人在宁河县强占农民土地，以战养战的计划，也打碎了宁河县“良民区”的招牌。我们冀东子弟兵，在敌人的“良民区”，克敌制胜，来去自如，打出了威风。
  60年后，我回到柳庄子，见到已70多岁的何松江老人。他说：“打仗那年，我17岁。伪军住在财主王成直家，用土坯在大门口和房上垒了炮台。一队伪军三四十人，保护日本人搞测量。听说，八路有个伤员，是从房上摔下来，伤了腿，在一个柴火棚子找出来的。八路临走，还唱歌，挺齐整。第二天芦台敌人来了，抓人审问。大家一致说，我们只听见枪响，都趴在炕根下，怕枪子儿打着，谁也没敢开大门。不知道有多少八路，也没见他们往哪里走了。”
  我说：“从柴火棚子找出来的，是伪军中队长。”在拉家常时，何老说：“早在那时我不但知道你的名，还知道你是哪个庄的，你从哪儿当八路的。”
  全国解放后，报纸上曾登过《汪精卫病逝的内幕》。文章说：“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担，壮丁20万名，以支持日本在东南亚作战。当年11月底的一天，侵华日军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催粮、催壮丁。汪精卫心中烦恼，心中慌乱一脚登空，从楼梯上滚下来……。”此事或可说明，我八路军当时判断“日伪军在柳庄子设据点，勘测土地，是想搞农场，再搞一个高丽圈种稻子”的消息，是准确的，出兵打掉这个据点，是对敌人后方供应的一个有力打击。
  困难中见真情
  柳庄子战斗结束后，我被留在一个小村庄的农户家养伤。我左脚腕肿的很粗，只能靠一根粗木棍艰难移动，小便时可以凑合，大便就困难了。一条腿蹲不下，只好找一捆高粱秸秆或是一捆玉米秆坐上去。起来时更难，一不小心还把裤子弄脏。我只好少吃饭、不喝水。反正不干活，不跑路，饿着点没关系。房东大娘看我少吃、不喝，说我有胃病。我说，没事。
  后来村干部请来一个中医先生，说是接骨的。先生看了伤、轻轻的摸了摸，说是没有骨折，只是小骨劈裂，筋扭伤了，还需要按摩。他一下手，我疼得受不了。医生让村干部找来艾叶，泡了温盐水洗过，又找来几块卖豆腐记账的小竹牌子，用布把脚腕包扎好、固定住。嘱咐少用力，过几天再来看。先生说这伤不会残废。听后，我的心豁亮多了。
  大约第四天，来了一位女干部，是区妇救会的，名叫宇光。她看了看我的脚，露在外面的脚趾都冻得发紫了。马上找村里的大嫂们为我做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棉袜子，套在脚上，暖和多了，也不怕碰着了。她还给房东做工作，感谢他们。她走后两天，又来了，带来一个年轻农家雇工，让他协助我跑敌情。就是说，敌人来了，他搀着我或是背上我走。这个青年比我大五岁，叫庆头，没有大名。他待我比对亲弟弟还好。他说有个弟弟也当八路。他除照看我外，常为房东扫院子、挑水、干零碎活。
  庆头来后，为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解大便蹲不下的难事。庆头借来一个腌菜的小缸，放在后院枣树旁。树上栓条绳子，让我大便起坐时拉住绳子。此时方便多了，我的情绪也好了许多，天天教庆头识字，唱歌，用枪。但更多是觉得离开部队，真的没了家，胡思乱想。有一天突然想到上学时，老师讲过热胀冷缩，于是我把枪管捅到窗户纸外，冻一冻，看看枪的口径是否会缩小。我的汉阳造马枪太老了，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试了几次，都不见有变化。庆头说，你试那么一小会儿，哪能行，冻一夜差不多。我说，不行，有人发现把枪夺走怎么办？庆头说，我到外面看着去。我说，不行，天太冷。其实，一般的冷暖温度根本不会影响枪的口径伸缩。
  我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一二十天。1944年春节到了，庆头回家去了。
  多少年来，我常常哼着一首歌：八路军哪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生产战斗在一起，受苦受难在一起，咱们是血肉相连，永远不分离。
  袭击敌伪水上稽查所
  1944年春节过后，我的伤已经大好，慢慢走路，可以不拄木棍了。上级决定我留在丰玉宁联合县新建第六区任区儿童团长。云山同志对我说：你们当家的同意把你留在这里。他说当家的，我想可能是区队长。田心同志就是丰玉宁联合县书记兼区队长。他说，儿童团长属青抗联干部，组织各村儿童团，教他们唱歌，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男女老少齐抗战嘛！我说，中，这我能干。又说，我的枪怎么办，要交回区队吗？是我自己缴获的！云山说，枪是打鬼子的，咱们也是打鬼子。
  没过几天，区里一位同志找我借枪，说要执行任务。我说，不行！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只是过年时村报国会武装班借枪，照顾我的雇工庆头参加站岗用了一回。那位同志说，我们去打一个稽查所，枪少，想借你的马枪用用，要不你也参加，怎么样？我说，那当然行。不过路太远了，或是跑、跳，怕腿伤出问题。他说，咱们坐车去，抄了就走。
  天擦黑时，我们四五个人上了一辆骡子拉的胶皮轮大车。我很高兴，又能参加战斗了，况且是到芦台附近，这是我参加八路前曾经到过的地方。
  车走的挺快，约两个小时后，我们越过一条土公路，到达目的地。夜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很冷，像要降雪。这是一个孤立的院子，院墙很高，周围也看不到住户，几个人很快弄开大门，他们齐涌进去，留我门口站岗。我把子弹上膛，打开保险，摸着台阶坐下，细听什么动静也没有。我站起来摸摸大门，不是大户人家那种厚墩墩的木门，而是像我上学时倒流村学校的那种薄木洋门，有把手，一拧就开，有暗锁，里面有小铁棍插关，能较容易地破门而入。我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同志们的呵斥声。我想，大概是妓院，或是大烟馆吧！
  约半个小时，同志们从院里出来，匆忙上车。我摸了一下，这次车上有皮箱，柳条箱。不到天亮，我们回到原出发地。我到了住处，老想昨晚究竟抄的是个什么地方？下午，找我借枪的那个同志来看我，给我一个礼帽，一件灰色学生上衣，还有一条黑斜纹布马裤。他说，这是经领导批准给你的胜利品。你没有便衣，活动不方便。我一穿，很合适。他说，你穿上这衣服，像个学生、阔少，进县城，上唐山，下天津，伪军、小鬼子都得给你打敬礼。我说，穿上这玩意，不会走路啦！除此，他还给我一个手指般大小的圆牛角盒，里面是一个牛角手戳，一把小镊子，还有印泥和几个阿拉伯数字铅字，可以往手戳上镶嵌的。我很是喜欢。他说：昨晚抄的是水上稽查所。他们专收过往船只税，看到船上好东西，就当走私品没收，归己所有。昨晚上只有一个老稽查员兼书记和他老婆。我们翻腾、呵斥他们，是想找枪，结果没有找到。我听后解了疑。过了月余听到传说，老百姓认为八路军打得好。又听说，敌人在被打后，增加了武装。这时我弄明白了，我们打的那个稽查所在阎庄闸口，距芦台仅5华里，凡蓟运河从南到北的来往船只，经过这里，都要受它的勒索。
  这次打稽查所，因得了一个小图章，竟使我改了名字。我请褚庄子小学校长复初同志进城时给刻个手章。复初同志也是脱产干部，因有任务常进城。十数天后，他刻回手章，把“鲁之”改为“鲁智”。他说，你那个“之”没什么含意，而“智”代表聪明，智慧。再者说，前些时有一期救国报上，登过鲁之缴枪的事。你想想，敌人很注意搜集咱们报纸，万一他们看到那张报纸，刻字铺都有他们眼线，和你名字对上，特务们找茬子。你说是不是？我急问，登缴枪的事，是哪次战斗？他说记不清了，同时轻藐地看了我一眼。我心想，你别看不起人，我还就是缴了枪，别管报上登的是不是我，反正枪在我手里。登报是表扬，我又不是争光荣，没有一个连打仗，凭我怎么能缴到一支马枪？！功劳不是我的！
  袭击高丽圈
  1938年日本鬼子在蓟运河西岸，芦台以北，强占大片良田，迁来大批高丽人种水稻，供给华北日军。当地人称这块地方为高丽圈。那时不准中国人吃大米。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谁家吃了大米，便用刺刀捅你的肚子：“死啦！死啦的有！”老百姓恨鬼子，也恨高丽圈。
  1944年夏天，在六区区长带领下，我们还有区小队和爆破组乘两只木船，从河东岸刘庄子出发，直奔西岸高丽圈驶去，想去那里缴枪。我们没遇到任何抵抗。我在后面船上，最后一个登岸。我从水边登上二十几道台阶，见一个大门向南开，就靠右进入了院落。一个同志也没看到，我很纳闷：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这时一个身穿破西服的高丽老头，正在搓稻草绳，用手指了指北房，又指西边，同时哇喇哇喇地嚷。我进入北房，见是一间办公室，墙上挂着的电话机和听筒被摔在地上。说明前面的同志来过了。
  我从办公室出来，向左下了几个台阶，进入东房。这是一个大通间，沿河边建的。房里有一排铁柜，上面装有表，有指针、刻度，但不是时钟。管它是干啥用的，反正是鬼子的，砸了它再说。我用枪托啪啪砸了几个。那老者像疯了似的对我喊叫。这时，忽然听到南面哒哒哒响起了机关枪声，又听一些人喊：“鬼子炮艇来啦。快撤！”
  我急忙从东房出来，忽见院子大门左扇门后，有一颗大号手榴弹，木把有一尺长，弹头比拳头还大。这玩意儿是鬼子守炮楼用的，从上往下扔不费劲。我拧开盖，拉了弦，把它投进了铁柜房间，并立刻跳出院门，冲下河岸。只听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从铁柜房的窗户冒出白烟，闪着火光、蓝光。
  我到了水边，只见我们的两只船已经划出去二三十米。我遂跳入水中，上了一只靠西岸北行的民船。这只船装满了烧柴用的秫秸秆。我坐在秫秸上，让老乡把船划向东岸。
  鬼子汽船从南面驶来，侧翼的机关枪疯狂射击渡向河东岸的两只船。船上多数人身着绿军装，目标大。我乘的船位于上游，除了水手，就我一人，先前没引起敌人注意，后来敌人子弹也射了过来。我对水手说：“老乡，快跳水！”说着我跳了下去。水很深，我泅了几米，脚才触到了泥底。我钻入芦苇塘，密集的芦苇，子弹穿不透。我蹚到水浅处，拧干了衣服，斜背着枪，判断方向后，向刘庄子摸去。
  一进刘庄子，就碰见了刘保长，被我高声叫住。他转过身来，说：“你怎么还没走啊？区长他们早走啦，敌人可能来搜查，你快走吧！”我把枪一举说：“怕啥！鬼子来了，有这个！”但转念一想，让我走也是好意呀！于是，我放缓口气说：“我钻了几里路的苇塘，累得走不动啦，你给动员一辆大车吧。”保长说：“刚套走了几辆，村里没车了。”我说：“那就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吧。”我不客气地进了他家院子。
  迎面见一女人，估计是保长老婆，我向她要了一小块干净布，坐在院中开始擦枪。心想：真有情况，我的四发子弹，起码撂倒他三俩的。又想：敌人炮艇钻不了苇塘，如果从芦台走土路，十几里路，两旁青纱帐，他不一定敢走！想罢！我连头也没抬说：“保长，能不能给我借一身裤褂换一下，穿这湿衣裳皱皱巴巴的，不好走路。天也晌午了，派顿饭吃。”保长说：“借衣裳可以，派饭来不及。”说着他转身出大门。他老婆没好气的扔给我两件衣服，我到屋里换上，还合适。我拿着湿衣服说：“大嫂，给找个盆。我投投衣裳，凉干了我就走。”
  保长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小纸包，对我说：“这是几块绿豆糕，先垫补一下，大车也套好了。”他这么一说，我倒是不好意思了。
  我上了大车，把投过水的衣服凉在车框上，把绿豆糕塞给赶车大哥。他是地主家长工，摇摇头说：“你吃吧！”又说：“小同志，你今天可把姓刘的给制住了。全庄人不管哪面的（指抗日还是亲日）都不敢惹他。”我问：“今天套了几辆大车送前面同志？”他说：“连这个共两辆。”我想：保长这小子又糊弄我。我说：“我一个人坐大车不合适，你送我到公路边上就回去吧。”他说：“没事，我赶这趟车就是歇着。”
  这天晚间我和同志们汇合了，睡了一夜，我的双眼红肿，眼痛头也痛。中医说是爆发火眼。可能是钻苇塘被苇叶刮擦的。
  区委书记鲁夫来看我，让我说说打高丽圈的过程。我把上述情况又说了一遍。书记说：“这次行动有错误，拿了高丽人十几箱衣物。高丽人也是受鬼子欺压、奴役的呀！还有，这高丽圈在武（清）宝（坻）宁（河）地区，不和那里的同志联系，不该越区行动。你炸了扬水站变电间，可算这次行动的成绩。”我说：“小日本吃中国粮食，吃饱了又来杀中国人，太便宜了狗日的。”
  为了这次行动，听说开了一天区委扩大会议。违反纪律的同志受到了批评，做了检讨。他们发的洋财全部交了公。
  58年后，我重回小刘庄，和老人们谈起打高丽圈的事。刘福华老人说：那个保长叫刘福中，解放后挨了斗争，如今早已过世。他老婆得了精神病。他哥哥在日本时是汉沽宪兵队翻译。他两头都吃得开。
  战友中得快乐
  1944年时，六区区小队有十几个人，不到十支枪，而且很老旧，老套筒，小金勾，捷克七九算好枪。但这个队伍很整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绿色军装、皮带、胶鞋。夜间出发也要列队整装齐步。老百姓隔门缝，或趴墙头看见，都说这是八路军的大部队。队长化名“有为”，头上有疮疤，背后有人叫他秃子。还有一个爆破组长，化名“洪武”，红脸庞，为人诙谐。他管他的地雷叫地炮。我在部队当宣传员时，演过一个快板剧《馋老婆告状》，据说是洪武编的。但是他不承认。
  抗日时，我们枪支很少，我有一支汉阳造马枪，常被他们约着去打伏击。有一次我们在敌人据点附近土公路两旁设伏，目的是打伪军缴枪。那时日本鬼子不准老百姓在道路两旁一里路内种高粱，怕八路军利用青纱帐掩护打他们。我们趴在一片豆子地里，天没亮进入了选好的位置。
  太阳升起时，传来情报说，这拨敌人不光是伪军，还有一小队鬼子。有为听后转身就跑，似乎忘记还有一小队人。洪武立即起身大骂：李秃子我……还没骂出来，有为又突然趴下了，高声喊：都不许动，不就是一条命吗？！同时他把压倒的豆棵扶起。洪武愣了一下，哈哈大笑，高喊：大家都准备好，把眼睛睁大点，看老子的“地炮”显显身手。鬼子也是肉长的。他的话诙谐有力，振奋斗志。
  大家静悄悄地在豆子地里趴着。七月的天气，太阳升高了，豆子地里闷热，人们浑身是汗。过了大半天，也没见敌人来。于是我们只好撤走。洪武说，“地炮”的坑别填，让鬼子看看八爷在这儿欢迎他。路上大家都各有想法。回到出发地，洪武开了口，哎……同志们，听我给大家说段快板：“有为、有为真有为，豆子地里显神威，今天战斗没打响，杀敌再等下一回，呱唧呱，呱唧呱（学打竹板的声音）。”这段快板，像是在返回路上就琢磨出来的，大家听后挺舒坦，平复了对有为的看法，也鼓舞了斗志。用今天的话说，是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
  洪武还经常唱一段：“哎，哎，八路军（指便衣武工队）三大宝，钢笔、手枪、小皮袄，我洪武也有三大宝，地雷、炸弹、大臭脚。”说着就捏着两只臭袜子去追别的同志。
  打高丽圈，他也参加了。回来后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上午大家在院里洗衣服。我正闹眼病。洪武说：这病好治，用汤（稀）鸡屎，抹在眼皮上，很快就会好。说着，他嘻嘻笑着满院找鸡屎，我赶紧往老乡屋里躲。大家哈哈大笑说，小鲁别跑，看看“医生”的药灵不灵。
  这天他还编了一套长快板，在院子里敲着盆沿，打着点：
  哎，哎，区小队大郭华（郭华区长身高体壮），
  一心要把高丽圈打。
  三八大杆（盖）没缴到，
  弄了两箱臭鞋袜，呱唧呱，呱唧呱。
  哎，哎，小鲁小鲁不简单
  甩了一颗手榴弹，
  炸坏鬼子上水站，呱唧呱，呱唧呱。
  哎，哎，叫声同志你别烦，我的快板还没完
  鬼子开来两炮艇，打漏我们小木船
  区小队真勇敢，扑通扑通水里钻
  哎，哎，拥着区长上了岸。
  哈哈哈哈，大家听后笑得前仰后合。此事过后不久。一位区领导，批评洪武的快板是丑化八路军自己，批评小鲁缺乏群众观点，一个人要坐大车。洪武看我年龄小，安慰我。他说：你都成了落汤鸡，鞋袜都湿透了，怎么走路啊？要是伤员，还要坐四人大轿（指担架）呢！
  对于批评，我们都不大在意，批评也是爱护嘛！
  减租减息
  打高丽圈之后，我因眼病休养了七八天，病愈后按照区委书记指示，我只能和区团体（工、农、妇、青）一块行动，于是我被分配与云山等同志一起搞减租减息。
  第一个村子是东魏甸。它距敌人据点不足二十华里，西北、西南、东南都有敌人驻扎。但是，这时正是青纱帐盖地，鬼子、伪军不轻易出来。
  我的任务是组织村中儿童团，给他们讲形势：第二战场开辟啦，小鬼子快完蛋啦。还教唱从根据地传来的歌曲。有儿童团团歌：春天里春风吹，儿童团们开大会；夏天里麦子黄，保卫麦熟兵马壮；秋天里忙打粮，粮食充足打东洋；冬天里，河水冻，去上冬学好儿童。配合减租减息教唱：张老三心盘算，盘算着要把租子二五减，减租子为那般？为的是穷人吃饱饭，吃饱饭为那般？为的是抗战不困难……。
  我从部队到第六区，这是第一次干儿童团工作。花了好几天工夫，才组织了13个人，其中11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大多十一二岁，没有超过15岁的。我组织这13个人站队、走步，站岗放哨，盘查进村的人，按云山的话说，别让坏人破坏减租减息，别让坏人刺探情况。我那年14岁，个头挺高，头戴军帽，足穿黄胶鞋，打着绿绑腿，肩背马枪，斜挎两颗手榴弹，挺神气。十几个团员整天围着我转，到吃饭的时候抢着拉我到他们家吃饭。
  减租减息，首先是发动群众，让人民知道什么是减租减息、为什么这样做、怎么个减法等等。发动群众的标志是游行。首次游行是雇工，我带领着儿童团员走在队伍前面，喊口号，后面有十数名雇工跟着，每人手持一面红绿三角旗。上写口号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齐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走狗汉奸！实行减租减息！坚决抗战到底！……东魏甸是个中等村子，百十来户。我们走在街上许多人站在家门口观看。几名团员挤在我的周围，另外有些半大孩子跃跃欲试，想参加我们游行队伍。
  第二天，区女儿童团长宏光来了。云山对我说：小鲁，你到西魏甸去吧，那儿离据点近些，还是男同志去好。我说，是。
  宏光比我大两岁，她来了，有利于发动青年妇女。
  我到西魏甸一看，那里只有一位同志，正在摸情况，哪家是地主，哪家是贫农、佃户……。总之，工作刚刚开展。很快我们又接到回东魏甸的通知，说要集中力量搞完一个村子，再铺开。这时县委书记实践同志在区委书记鲁夫陪同下来到了东魏甸。实践穿一身银灰色裤褂，胖呼呼的。我躲得远远的，没说话。
  东魏甸有几家地主富农，部分中农，大部分是佃农（或称贫农）。佃农就是种地主土地，秋后按四、六或三、七分粮。比如每亩地产粮10斗，地主得4斗或3斗外加柴粮，柴粮即高粱秆地主不要，但要折为少许粮给他。减租的标准是：四六分粮的减为三七；三七分粮的减为二五七五，即10斗粮地主得2,5升，佃农得7斗5升。一律取消柴粮。
  凡借贷收息的，不管是借粮、借钱均按二五减息。对收高利贷，或驴打滚利的债主，进行说理批斗。但地主、债主是在别的村，路远，靠敌人近，就减不成了。对雇工实行了增资增酬，即：雇工每年得三石粮的再增五斗；每年春节期间，雇主、雇工当面商定缩短休息，正月早上工。
  东魏甸减租减息胜利结束，最后民选村长。宏光我俩教儿童团唱《选举歌》：杨树叶儿青，柳树叶儿长，今天要选举一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选你滑头鬼，不选你白眼黑心狼。绿油油的庄稼，漫山遍野青纱帐儿起，狗头的爹，孩子的妈，张家长工，李家的雇工，都来哟，来选举。要选打鬼子实心眼的，不选你滑头坏蛋皮，嘿！嘎咕的坏家伙，俺就不选你！
  中秋节小韩庄突围
  秋天来了，青纱帐倒了，日本鬼子和伪军汉奸们又疯狂起来。
  区委书记鲁夫对我说：今晚有个行动，你不参加了，你去小韩庄号房子，等候我们。我想：小韩庄离敌人据点丰台镇太近，怎么住那儿去？又转念一想：既然领导定了，必有原因。
  太阳将落下地平线时，我越过小新河，直向西偏北方向走去。这条新河是大汉奸齐燮元强迫人民，沿宁河县东边境挖的。河西是所谓的良民区，河东是“匪”区。可我们八路军却称河东为巩固区。我走了十一二华里，天擦黑时，到了小韩庄。这村子很小，30几户人家，一条街，东西走向，街南北各有一排泥坯房。我找到保长，说明来意，在街的路北靠东头号下房子。
  小韩庄与丰台镇相距5华里。丰台镇坐落在丰（润）、玉（田）、宁（河）三县交界，驻有伪治安军一个团，还有日本顾问、特务和警察。我们住在小韩庄，确实有点冒险。
  我睡到半夜被人叫醒，原来鲁夫等3同志到了。我一看有金某，心中有些不快。金某是派报员，负责收发八路军印的小报和宣传品。他镶着几颗金牙，走路迈八字步，摇头晃尾。我们打绑腿，上下一般粗。他打绑腿下细上粗，还学伪军样子，捋几个鱼尾花。不是我一个人和他吵过。
  第二天是中秋节，也叫八月节，当地老乡买不起月饼，用面粉做蒸饼，上面用木模印个花，有枣树的人家打下枣子，给左邻右舍送一点。有的买一二斤沙果。我们也和乡亲们共享节日快乐，上级发给每人5角钱的过节费。
  这天早饭后，鲁夫给一个同志写信。那时我们用自制信封，牛皮纸的，扑克牌大小，信皮写各村化名，沿村转送。鲁夫这次写信，用唐山皮影调边写边唱：……发动（动员）撸子与二把（都是手枪名），没有拿出来白喜欢……。我听后，忙拉青华同志到外间屋，问是怎么回事。青华是鲁夫的通信员，小个子，长圆脸，大眼睛，有点烂眼边。他告诉我，昨夜在陆庄子村动员财主家把枪拿出来抗日，白吵吵了半夜，人家说没有枪。我们临走时还告诉人家，明天要到小韩庄来交差。我吃惊的问，怎么把住在哪儿也暴露了？青华说，人家说这叫真真假假，偷狼卖道。我问：“是金某说的吧。”
  保长来了。他说，今个是八月节，同志们想吃什么？鲁夫说，我们自己拿钱，你找人去镇上买肉，包饺子。中午饺子煮熟了，在里屋炕上摆了炕桌，还摆了四碟凉菜、一壶热酒。我端上一碗饺子到外间屋吃。青华同志给我夹了几块猪肝放在碗里。一会儿，鲁夫到外屋问我：“是不是没让你参加昨晚行动不高兴？”我说：“不是。号房子也是任务嘛。我是看不惯大金牙（金某的外号）滋儿咂喝酒的样子。”鲁夫说：“小鬼，别这样，都是革命同志嘛。”
  午饭后，我到对门找青少年开会，教唱歌。一共教了两首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第二战场开辟（当时是指美、德开仗）啦”。还有“东洋兵太混帐，奸淫掳掠又杀人，还又把金钱抢，嘿！他妄想把咱们中国灭亡。嘿！叫声好老乡……。”我们正高兴，房东大娘慌慌张张进来说，街上来了扛大枪的。我扒大门缝一看，是戴大盖帽的治安军，他们从东向西走过去。
  我几步蹿回住处，插上大门。鲁夫正提着手枪，来回踱步。我说敌人已进了街，快往后门走。我急忙背好手榴弹袋，扎紧皮带，拿起枪，推开后门。房东的后院，靠西边有一间磨棚，金某正撅着屁股，往磨盘底下塞他的两个大挎包（都是报纸、传单）和手榴弹袋。我照他屁股踢了一脚，他乘势蹿起，跑向玉米地。我背起金某扔下的手榴弹袋，跟着鲁夫钻进玉米地。敌人的枪弹射向房东的后门，又射进玉米地。
  玉米地块很小，向东是一片开阔地。青华趴在一个土坎下，用他的七九步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我跑了几十米，卧倒在另一个土坎后面，高喊，青华，快撤，我掩护。青华刚起身迈步，弯腰拾取滑落在地的衣服时，敌人的两匹马、一只狼狗即刻向青华扑去。我开了一枪，那只狼狗蹿了一米多高，摔在地上。我又朝鬼子军官骑的大洋马开枪，可是枪没响，我急忙拉枪栓，怎么使劲也拉不开。无奈，我起身东跑，敌人枪弹在我前后左右噗噗地激起土泡。金某个头比我高，他的弹带子太长，手榴弹在我的胯下、前后敲打，使我跑不快。
  我真想把它丢掉，可手榴弹是武器，怎么能丢啊。我的眼前冒着一个又一个红圈，舌干口涩，好容易跑进了那片白高粱地。
  白高粱比红高粱熟得晚，人们又多用它的秆子盖房子，怕砍倒后受损坏，只把穗子掐走，剩下高粱秆。这片地对我们起了掩护作用。高粱叶子已大部分脱落，显得稀稀疏疏，敌人子弹不时地穿进来。汉奸们高喊，小八路，你跑不了啦，赶快缴枪投降吧。我骂他们狗汉奸，认贼作父。可我口干、胸紧，喊不出大声来。一急之下，嘴里发腥，一张嘴，吐了一口血。我无力地坐在土埂上，心想这回真要完？又一想，不行，王二小（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中小英雄）把敌人领进了埋伏圈，敌人被消灭了。我还没干啥事，不能完。我强打精神撅了一棵高粱秆嚼了起来，口中清爽了许多。我把金某手榴弹袋的带子结短，用皮带紧勒在腰间，背好马枪，打开手榴弹盖，挽上弦，想和敌人拼死到底。这时想起了一句歌词：“战斗员哪，刺刀安（上刺刀）。手榴弹也挽上弦，……”于是更有了精神。
  我一步一步地向东，向小新河走去。只见左边李茂庄的房子上有了敌人，河堤上也有人，但只有一个人，向我这边瞭望。走近些，才看清是李茂庄保长。他50多点年纪，两撇胡子，赤着上身。那时的保长，有些是给鬼子死心塌地地干事，有些是真心给八路军办事的。李茂庄这位保长就是一个有勇气、真抗日的老大爷。当他看清是我，便急忙上前，把我拉上河堤，扶上笸箩，涉水把我向东岸推去。我捧起河水咕冬、咕冬喝了两口，又往脸、头上撩了一把，觉得清爽多了。他把我送到岸，又要回去，我说，敌人可能进了你们村。他说，我去接青华，鲁夫说你们俩在后面。我摇了摇头，含着泪说，青华同志被俘了。
  我们渡河时，南面板桥敌人据点方向响起了密集枪声。这股敌人已接近我们渡河点，向东岸射击着。我和老保长伏在东河堤下，敌人干着急，打不着我们。河宽三四米，鬼子的哇哇叫声，伪军们的吵骂声，我们听得真真切切。我想，要是我的枪不坏，一出枪，准撂倒他一个。我把枪摘下来，仰面躺着，想把枪弄好，可是不行。但是我们又离不开这个河堤，因为当你走到堤岸遮不住你的位置，正是敌人的火力范围。从大车路上走是这样，从路两旁的高粱槎子地里走，更不行，因为地里泥泞走不快，中枪弹的可能性更大。
  一般说敌人是不敢过河东来，只有在冬天结冰时，敌人才有可能分几路来河东冒险。但是我们就这么等着天黑，那岂不急死人。幸好这股敌人没带六零炮、掷弹筒之类的武器，我们比较安全。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家里玩打仗，用裤腰带甩土坷垃或瓦片，可以甩得很远。为啥不用这个办法甩手榴弹试试。我解下布裤腰带，用皮带把裤子勒紧，用布裤带兜住那枚开了盖的手榴弹，悠荡了两下，似乎还可以。我让老保长往北边挪动几米远，以防甩不出去时炸了他。我把手榴弹弦拉出，撕一条布紧紧拴在裤腰带上，于是抡起来，向西岸甩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不知是炸在西岸边的水际，还是甩在了岸上，也不知道炸没炸着敌人。这一举动，引来了敌人一阵密集枪声和发闷的手榴弹炸声。大概敌人的手榴弹落在了河水里吧。我甩出了这个手榴弹后，内心感到很舒坦，好像把没打响那第二枪所憋的气，都放出来了，也好像是为青华同志报了一下仇。可是我甩的手榴弹引来的这一阵枪声，爆炸声，却耽误了来接我们的大车。赶车人听到西边开了火，不敢向河岸接近。敌人在河西岸，闹腾了一阵便撤走了。
  我和老保长坐上大车，这时我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河？”他说：“我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西边枪声，觉得有情况，便警惕起来。我想是八路军被追。我便拉上笸箩到河边来了。”直到月亮快要升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到达东魏甸，和鲁夫等同志汇合了。我第一句话就说，青华同志被俘了。接着我把老保长介绍给大家。这时鲁夫说：“感谢你，老大爷，感谢乡亲们。”
  我把金某的3颗手榴弹交给了鲁夫，鲁夫顺手交给了治安助理志勇同志，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家休养。一天来了两个同志为我修枪。他们用探条捅了捅枪管，说子弹卡在枪膛里了。于是，用小木棒轻轻敲打枪栓，终于卸下枪栓，清理了枪膛，又顶上一颗子弹，先前的弹头被顶了出去。一位同志说，前发子弹药力不足，子弹头没打出去，火药的热气体憋住了弹壳和枪栓。现在好了，给你枪吧。我说，这枪我不要了，我只有一发子弹，要枪干什么。但是，我说了又有些舍不得。这支汉阳造马枪，我从伪军手中缴获后，背它快一年了，很有感情。直到1986年，我在一次梦中，还用它打日本鬼子。梦中还留心记它的号码。万一什么时候遇到这个“老战友”呢。
  58年后，也是中秋节，我到了小韩庄，几位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名叫任宗盛的老人说，当年我教唱歌时，他也在场。他还现场唱了几句当年我们唱过的歌。他们说，那年你们突围后，板桥的鬼子和伪军把保长高俊德抓走了，打了半死，全村花钱把他赎回后就死了。那年你们就住在他家。而今他的儿子也过世了。他孙子高景华也是30多岁了。我们在高景华家吃着我带去的月饼座谈，都颇有伤感。冀东人民为抗日，为八路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中秋惨案
  小韩庄突围后，我们几个同志在河东休息，我请假一天回家看看。过小新河后，我路遇刘瘸庄老乡，听说了中秋捷道沽惨案，日军一个班，警备队40多人来到村，以开会为名把全村人集中到街中，进行威逼恐吓，抓走青壮年多人，带到村南事先挖好的大坑残害枪杀。
  街上烟囱炊烟袅袅，我悄悄从东头小庙插向家的后门。父亲一碗稀粥，半块高粱饼子，正在吃饭。不久，从东边传来闷声闷响的枪声。为躲避敌人，我报假名“李方白”躲过了便衣盘查，还过芦沟子藏到了地里。
  敌人走后，我回到家里，见敌人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还把家里的锅砸了。我跟父亲说，敌人到咱家来乱翻，看来他们知道我当了八路，你老先躲躲。父亲说，打你走后快两年了，我没有在家里多呆。这几天为等你的消息。你今儿个来了，我放心啦。我啥都不怕，就是担心你。你当八路的事，特务们怕不是刚刚才知道。听到这里，我非常替父亲担心。
  父亲接着说，从打那年特务棒打郑鸿汶，我就看出小塔慈庄有坏人，鬼头蛤蟆眼的。郑鸿汶是个雇工，跟八路没有关系，村里花点钱，就完事了。俺是抗属，没人敢保，村里也不会（不敢）拿钱打点。越花钱打点越没完。我身上榨不出油来，弄死我一个老头子，他们能得到啥？我说，话虽然这么说，该躲还是得躲躲。
  在抗战白热化的状态中，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八路军家属的危险、担忧与泼洒的鲜血，丝毫不亚于抗日前线的将士们。应该列入县志，树立纪念碑，让人民永远记住日本侵略军的笔笔血债。
  在敌人据点周围发动群众
  中秋节过后，几乎是全区同志，集中在新河东的一个大村庄。在这里，我得知了节前在捷道沽挖沟和陆庄搞枪的行动，是在这儿统一计划的。按我当时的一点经验，以及所受的教育，已经感到上述活动，以及选住小韩庄，甚至打高丽圈，都不是太正确的。它没有打击了敌人，相反使自己受到了损失，使群众受到了损失。大家在这里集中，不知是否做了总结。我不知道，也不便打听。
  云山找我谈话，让我和远明、森林去开辟西小区。所谓西小区包括：东起小新河，西到蓟运河约6-7公里；北起丰台，南至芦台约30公里。这片土地上有几十个村庄，人口近万。
  芦台是北平至奉天（今沈阳）铁路的一个中等车站，驻有大批鬼子、伪军、警察和特务，宁河伪县政府也在这里。北面的丰台，虽是一个镇，但它是丰润、玉田、宁河三县交界处，驻有伪治安军一个团，团长是大汉奸齐燮元的一个外甥。该团武器装备优于一般伪军。中秋我们在小韩庄被包围，就是这个伪团长带队。芦台和丰台之间有一条土公路，中间板桥设有据点，常驻日军一个小队30余人，伪军百余人，特务10余人。与板桥相对，蓟运河西有宁河县旧城，也驻有大批日伪军和特务、警察。这几处敌人，互相呼应，经常到各村讨伐，特务出没频繁。
  由于敌伪的严密控制，西小区群众对抗日比较缺乏认识。同时他们受敌人的压迫、奴役也更厉害。这个地区，在我们之前，早有八路军活动。我们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工（雇工）会、农会、妇救会、青抗联，当然主要的还是建党。不过，当时我不是党员，根本不知道。
  这时天气渐渐冷了，很快进入了冬天。我们都是夜里活动。傍晚从小新河岸出发，向西走，去哪个村庄由森林、远明选定。我通常先于他二人出发，去通知保长开会，选定地址。到会的，一二十、二三十人，在一个为地主到庄上收租粮的官房，点上一两盏油灯。一般是远明先讲，我后讲，森林不大讲话。有时是他们二人到会，打个照面就走了，找人个别谈话，就我一个人讲。
  我先讲形势：第二战场开辟啦，小日本的轴心国，德、意法西斯被同盟国打败了，小日本就要完蛋啦……。此外，我还讲捷道沽惨案。我讲，有人说小日本在捷道沽杀人，是因为八路军在公路上挖沟，这话不对。日本鬼子到中国来，又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八路挖沟？当然不是！日本人是来侵略我们中国嘛！抢我们的粮食、棉花、煤、铁……，抓劳工去到日本当奴隶。日本人他想当我们国家的主人。
  我认真给群众分析，大家都看到了，日伪军整天在公路跑，清乡、讨伐，抓人。有的人觉着，不关我的事，惹不起，忍着吧；可是也有人，心中有气憋不住，在公路上，挖几道沟，给狗日的们一点不方便，这是正当嘛！借口此事，日本鬼子就一道沟杀一个年轻人。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杀个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宰个小鸡。反过来还让汉奸造谣，说八路军挖了沟，皇军才杀人。这是挑拨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破坏八路军的威信，破坏抗战！你们日本人说八路军挖沟，为啥不去找八路，你们杀那些没挖过沟的老百姓干什么？！
  我们每天夜间十一二点钟结束工作，然后再走十几里路，到河岸边找个村子住下。日本鬼子总是在拂晓包围村庄，所以我们要睡的时候，也是敌人行动的当儿。因而我们在进村前总是先视察一下，趴在地上听听动静。有时我们干脆住在野地里，事先挖好的坑，铺上干柴。但是几个小时后，虽然盖着早准备的被子，也冻得全身麻木，带的墨水瓶都冻裂。
  我们长期不能洗澡，不能换内衣，所以每个人都生虱子，许多人生疥。我的疥最厉害，已从干疥转为脓疱疮，没有医药，顶多用点热水擦一下。我忍着疼痛，尽量隐瞒，怕别人讨厌我，怕让我离队休养。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每个人情绪都很高，深信今天的痛苦才能换来明天的好日子。当夜里结束工作，行进在寒风冷月下，有时还哼个小曲。远明常扭动着身体唱：月儿弯弯影儿长，抗战的男儿想家乡。他两手拽着衣袖，来回扭动，其实是为自己后背搔痒。这时森林就挤兑他，老远想媳妇啦！远明笑着说，丈母娘还没给生哪！我接过远明的歌词唱：“问你家住在哪里？长城外，大道旁，门口对着松花江……”
  一天夜里，我们住在宁河县苗枣庄。我们每次号房子，都向保长说明，不住有钱人家，不要招待好吃食。这天夜里，我们很疲劳了，进屋就睡。当地老乡都是头朝炕外，我们是头朝窗户，院里动静容易听见，一起身就下炕，方便。有的同志甚至睡下不脱鞋袜。我不行，不管啥时候都要解开腰带，脱掉鞋袜。虽然打仗都是生死刹那间，可我说，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了。
  这天起床后，我发现屋子里，四角空空，连个板凳都没有。我走到外屋，见大嫂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锅上冒热气，贴卷子、熬白菜。我到东屋，屋子里冷冷的炕上两个不过两岁的孩子，围着一个破棉被，眼巴巴的看着我。我转身说：大嫂，家里日子过的难吧？她落下眼泪。我又问，大哥呢？她答，到西头望着去了。就是瞭望敌人。
  我把大哥叫回来，这时森林、远明也起来了。我说了他家的情况：老人才去世，秋天打的粮食，除了交租、还债，没剩下多少，冬天很难得过去。白面和被子都是保长借来的。西屋热炕让给了我们，他们5口人一条破被，在没烧火的东屋挨冻。我说着落下泪，远明泪花花地，森林也难过，低着头不吭声。远明从锅里拿了两个卷子，给东屋两个孩子送去，大哥大嫂拦着。我们让大哥大嫂和两个孩子们一齐吃饭，他们说啥也不。森林、远明和我三人，每人只喝了一碗粥。远明把东屋两个孩子抱到西屋热炕上，大哥又把孩子抱回去。双方争执的结果，还是我们在西屋休息，大嫂从灶膛中掏出一堆火灰到东屋，借余热取暖。
  森林、远明和我都是穷人家出身，又有共同的怜悯之心，这使我们三人的感情紧密地拧结在了一起。
  一天森林对我说，小鲁，这一带你哪个村子最熟？我说，当然是我们村，干啥？他说，你给我找两个穷人家的青年。我思索了一下，前后街挨门数了数，然后说，一个叫刘廷和，人很厚道，另一个叫刘廷相，人有点笨，不大灵活。后来在解放后，知道他们都成了抗日时期的老党员。
  在日本鬼子占领地区，我们黑夜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当时就叫作开辟新区。这也为面临的抗日大反攻，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红旗在这里招展
  老庄子村位于小新河西岸，靠近河边，我们常驻在这里。一有情况，可以很快到巩固地区。这天晚饭后，我们没去西边村庄工作。远明去找人谈话，屋子里就我和森林。他对我说，小鲁，今天我跟你说一件重要的大事，你经区委批准了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年多来，你表现勇敢，战斗中缴枪，掩护同志破坏敌人变电所；工作中也很积极，不怕苦，能和老乡处好关系，老乡们有事愿意找你，同志们也喜欢你。缺点是一度不安心，想回部队。现在入了党，今后必须把服从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怎么？说你这个缺点，你不同意？森林大概看出了我激动的情绪。我急忙说，我是高兴，让我入党，高兴的。我这一年多，并不是做事很好。骂金某，就不对。枪打坏了，剩一发子弹就不想要枪了，现在要有那支枪多好。
  森林盯着我说话。好像是想听我还要说什么。于是我接着说，森林同志，我原以为当了八路军，也就是共产党了。森林说，共产党是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政党，共产党有中央、有各级组织，共产党员是最勇敢、最革命的先进分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党员，就像你，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考察。你家庭出身好，抗日积极勇敢，现在才接受你为党员。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要记住。现在我领你宣誓。
  誓言，我至今每个字都记得，它好像是岳母在岳飞背上刺的字。不过它比“尽忠报国”那几个字神圣得多，伟大得多。誓言如同插在我心上的一面红旗。我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在红旗指引下，打垮日本，干革命，这是多么伟大而光荣的事！森林又说，由于年龄的关系，你现在是候补党员，到了十八岁，表现好，才能转为正式党员。我乍听，愣了一下，心想：还是比别人差一截。但马上转念，谁让自己年龄小呢！能干革命，怎么都行。一切穷人都不吃糠菜，有粮食吃，冬天有热炕睡，人人平等，谁也不欺负谁，那该多好！我眼前是一片美景，过年似的美景！
  远明回来后，和我热烈握手。显然他知道我们的谈话。这让我特别兴奋。
  森林和我谈话入党这一天是1944年11月5日。这夜我向他二人提出一个建议。我说，打鬼子没有枪不行。在据点附近特务、伪军常有单个人下乡弄钱，到了正月也有。咱们3人对付他一两个，问题不大。我在家时，就遇到两次机会。一次是一个新民会的文特务来我们对门看他亲戚，带1只二把盒子。候了他半天没有找到机会。还有一次，在学校，两个特务打球，把手枪放在茶桌上，用礼帽扣上，我想抢了就跑。但往前蹭时被许老师发现，没得手。打篮球特务和许老师是相好。
  远明说，那时你会使枪？我说，当然会。我老姨嫁给我们村一个傻子，他家以前有钱，有大枪、手枪。大枪在1938年闹红军拿走了，是经我父亲的手拿走的。后来八路军说，他家有枪，要拿出来打日本。老姨的婆婆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说，把枪交八路打日本，是正理儿，放在家里是祸害。手枪在我家里放了几天，父亲出去找八路，留我在家看着枪。父亲教会了我怎么用，那是一支张嘴等。有30发子弹，都用蓝布包着。后来尚忠到我家把枪取走了。森林、远明听了挺兴奋。老远说，哎！小鲁还有这故事，你咋不早说。他家现在还有枪吗？我说，早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家没有枪了。要有，父亲早想法儿弄给咱们了。我现在这支钢笔，就是父亲从他家弄来的。
  我入党后，仍在西小区工作。我的劲头十足，好像腿上的疥也不疼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天天哼哼“棋盘坨山崖高，壮士的血花红。”心里想着，当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狼牙山壮士那样，死的壮烈，活是英雄！
  苗庄伏击战
  1944年的冬天，好像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北风吹起来，脸上像挨刀子割，棉衣难以遮寒。
  一天晚饭后，鲁夫对我说，今天晚上有任务，你带路。让你带路为的是不惊动老百姓，以免走漏消息。这条路你熟悉。你先去睡吧，到时候叫你。我睡到半夜被叫醒，鲁夫的通讯员傻子（化名）对我说，同志们来了，快起来。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对我说，听说你长疥能走得动吗？我哼了一声说，走也行，跑也行，你不一定是个儿。
  我同两个侦察员走在最前面，后边还有一个尖兵班。我才睡醒，走在寒夜里，冻得直打冷颤。天还没亮，我们到达苗庄村外，这是从芦台到丰台60里土公路上中间的一个大村子。村子南北走向，土公路从街中心通过。苗庄南距芦台，北到丰台都是30华里，北到板桥据点不到8华里。
  我对侦察员说，村子西头是蓟运河，村西北角有个乡公所，那里有电话，得把电话线掐断。部队陆续到达，把整个村子封锁。鲁夫和傻子也到了。我们3人号了房子进去。我问鲁夫，在这里打伏击？敌人从北面还是从南面来？鲁夫说，丰台的敌人从芦台运给养，咱们劫了就走。
  我身上的疥，这时长得厉害了，手指缝脚趾缝都是脓包，腿裆里也有。今天急行军几十里路，腿裆脓包磨破了，粘糊糊的。我从棉裤上掏了一块棉花垫在里面，上炕睡下。我毕竟年轻，也累了，一上炕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我到外屋舀了一瓢凉水，漱了口，洗了脸。泼水时，见一小战士脚踩着板凳，扒着墙头向街上瞭望。
  房东叫我们吃粥，那位小同志头也没回地说，等打完了这一仗再喝。我说，等打完这一仗，该吃大米饭炖肉啦。我的一碗粥没喝完，西北面响起枪声，我问，街上有敌人吗？他说，没有。我把他拉下板凳又说，你想摔死！我边说边开大门。我们俩踊出去，只见街两旁都是战士向北跑。那个小同志像小孩子过年穿了新鞋一样，一蹦一跳地往前跑。我真羡慕他那么灵活，行动自如。跑到村北头，见东西向有一条上水渠，我过了桥跳进另一条水沟。
  这时无论是大河、渠沟都早已结冰。我尽量找向西、向北方向的沟，向枪响的小朱庄方向走。走了一段，我趴在渠坎上，向枪响处观察。见正北方有几个伪军背朝着我这边，不知鼓捣什么。我从另一条沟接近他们，同时准备好手榴弹。这是我唯一的武器了。上次突围甩了一个，炸了，谁知道这次响不响？我背的手榴弹是我们八路军土造的，叫黑四秒，就是黑色炸药，拉弦后大约四秒钟爆炸。
  我把手榴弹弦挽在手指上，爬上堤埂，一看那几个家伙离我只有20米左右，低声骂道：八爷今天抄你们的后路。我猛地摔出手榴弹，几乎是用全身力气高喊：缴枪不杀！手榴弹炸了几瓣，吓得敌人像兔子一样向北逃窜。我走到他们的位置一看，是一门比六〇炮大得多的家伙，我没有看见过迫击炮。还有个像铁锅盖的东西。
  我背上皮盒子，扛起炮管就往东走。我走了不远，碰见两个老乡抬伤员下来。那个担架就是一扇门板，两头套上绳子，用扁担中间一穿，前后各一人。我问，同志，你哪儿挂花啦。他指了指大腿。我说，这炮管放在担架上，你负责交公，我还得回去拿别的零件。伤员说，你把我的枪拿上，看碰到敌人。我摆了摆手。当我走到原来的地方一看，那个铁锅盖和几个扁木箱都不见了。我反身往东走。为
  年摄于苗庄乡办公楼前。了避风，我跳到水渠里的冰上走。这时听到有人喊，我们得的都是新家伙，还有一门迫击炮，我很高兴，心想，这炮是我缴的。
  我们往东走了几十里路，住到褚庄子。一进老乡家，我就撑不住了，拿了一条毛巾，塞在裤裆里，垫在疥疮上，上炕睡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傻子说，锅里给你留着饭。我揭开锅盖一看，大米豆干饭，白菜炖肉。我美美地吃了一顿。我边吃饭，傻子问我，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想捡点洋落，碰运气弄支手枪什么的，结果啥也没落上。
  到吃晚饭的时候，我肚子里还是饱饱的。饭后鲁夫写了一个便信去找部队要一支枪。自从青华被俘，傻子调来，就空着手，没有枪。我问傻子，今天是哪个部队打的。他说，咱们的老部队。我说，我也去看看。我俩走在路上，他告诉我说，今天本来是劫敌人从南边来的给养车，结果丰台的治安军，来了一个加强连，是迎接、保护给养的。这个连先钻进我们北面设置的卡子，两面便干起来了。我们没得到给养，却得到百十支新马四环。我说，几个月前就是这拨伪军包围我们的，这回给青华报了仇，我也解了恨。可惜我的手榴弹没有炸倒他们。
  我们到了队部，区队长李兴同志看了鲁夫同志写的信，答应给1支新马四环枪，20发子弹。傻子嫌子弹少，我也说你们真抠。这时，一个同志大声嚷嚷着进到屋里。这人个子不小，挎着手枪，很神气。他用眼睛盯着我，上下打量，突然说，你是不是捡了一个皮盒子？我说，怎么啦。他说，大家反映一个小鬼打着绿绑腿，背着个皮盒子。我说，你看，我没打绑腿。他哈哈笑着说，你骗谁？看这刚刚解下绑腿的褶印子！他用手指着我的两腿。
  这时李兴说，这次战斗咱们得了一门迫击炮，可是没有瞄准器，你要是捡到，就交出来吧！我说，捡？那是我缴获的。李兴说，好，你拿来吧。我说，不行，要拿1支三号驳壳枪换，还得给40发子弹。那位后进来的高个子说，你先把盒子拿来，看看是什么玩意儿，要是炮镜，咱们再商量。我说，没错儿。话说到这里，我真想说，是我用手榴弹炸跑敌人得的炮。要是敌人开了炮，还不知道我们要死伤多少人呢！可我又一想：炮管是我给了伤员让他交公，炮座和炮弹也是别人搬走的，我争这功干什么！于是我啥也没说。一直到今天，我回忆往事，才第一次写出这件事。
  我把皮盒子拿来，那位大个子是杨正春副队长，看后连说太好了！手枪没有，给你一支步枪吧。我说：我背不动步枪，就要手枪，少给几发子弹也行。李兴同志说，你这个小同志嘴还真厉害，这样吧，我这支枪给你背，你人也留在这干吧。我说，我本来就是这儿的嘛，留下来是正理儿，可是我现在的疥疮很厉害，走路困难，等好了，一定来。听了李队长的话，我要手枪的劲儿，一下子煞了气。我想，这一仗顶多得一两支手枪。我们部队中的排长，有的都没有手枪。于是我们的“谈判”达成了协议：再给傻子20发子弹，给我两颗新缴获的手榴弹，TNT黄色炸药威力大，盖是螺丝口的，不像我们的黑四秒，像啤酒瓶子一样，是压上去的马口铁盖。此外，还给了我一个皮盒子，是从敌人的皮马鞍上割下来的，有皮背带，挎在肩上好像是什么新式手枪。我还提出要点儿药棉花，卫生员给我拿来一小捆，这是我最需要的，再不为疥疮流浓血发愁了。
  傻子和我在返回的路上说笑着，唱起了歌：“你要我唱个歌，我唱个民族英雄王和，王和是个好小伙，他干着侦察员的工作……”傻子曾是部队的侦察员，喜欢这支歌。而今我们无论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还是在部队，都想这首歌中另一句歌词：“经常地出没在敌占区，好像黑夜里一朵火”。这火光照亮了群众的心，也在燃烧着大地。
  在我回忆往事时，为了更准确地弄清当时情况，58年后，大约在2001年，我到苗庄子找老人们座谈。小朱庄85岁老人朱国安说，八路人少，被伪军包围在一个院子里，村外有一座烧砖的窑，窑上架着机关枪，伪军官指挥着打。后来八路从苗庄子压过来，把伪军包围。伪军官被他自己的勤务兵打死了。100多人，都让八路消灭了。
  郑有堂老人说，八路常到我们庄来。他指着在座的朱德民说，他当年就跟八路军干部尚忠，动员我们准备绳子、扁担，说挑胜利品。还有个小鲁之，也是本地人，打仗那天，他住在我家隔壁。枪响后，他也冲到小朱庄……。我说，你现在见到鲁之，还认识他吗？老人摇摇头。我说，我就是当年的鲁之。几位老人听后，都和我再次热烈握手。
  注：鲁智，宁河县塔慈村人，生于1930年8月，本名李凤墀，1943年5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11月加入共产党。抗战时期在丰玉宁联合县，后期在华北抗日联合大学学习。1988年8月任军事科学院院务部部长（正军职），授少将军衔。1992年11月离休。此文系鲁智《还没有消逝的记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见“宁河人域外抗战”《在冀中根据地的日子里》。
  （鲁智原著，李建明整理）
  武宝宁联合县
  以七里海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政权武宝宁联合县和抗日游击区，是在冀东抗日战争非常残酷的形势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1941年3月至1942年3月的1年里，日军在冀东推行了四次“治安强化”和“扫荡”运动，许多地方干部和无辜百姓被围剿残杀，许多武装人员战死，尚不稳固的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被摧毁或被严重破坏。为保存斗争骨干以图发展，冀东军分区将武装力量转移到长城以北隐蔽。此时的宁河县及北宁线南部沿海一带系敌后的敌后，相对于冀东北部抗日斗争旺盛的地区，日军的注意力和兵力不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决定，避开敌人的进剿锋芒，转移敌人的视线，在敌人的后方开辟游击区，保存力量，变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推动和发展抗日斗争。这就是宁河西部以七里海为中心开辟抗日游击区、建立武宝宁联合县的敌我斗争背景。
  冀东军分区青英部队担当了开辟新区的先期任务。队长田心精心挑选刘征、马良、孙英等人组成武工队，化装成百姓，于1942年6月由丰润县秘密进入七里海，对宁河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状况和日伪统治情况做了初步了解，认为宁河西部地广人稀，特别是广袤的七里海，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当年7月，武工队第二次进入宁河西部，与七里海畔的兴家坨、齐家埠、兴隆淀、八亩坨、南淮淀等村开明人士和穷苦百姓建立了联系，以各种身份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多农民向他们靠拢。
  他们在七里海得到群众支持，有了落脚点之后，寒松、王书文、王全荣、焦民政、佐天、铁锋等几批党政工作者和武装队员分期进入宁河西部，以南北淮淀、齐家埠、兴家坨、兴隆淀等七里海附近村庄为基础，工作触角向宁河北部，武清东部、宝坻南部地区延伸，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紧密联系群众，发展党员，培训骨干，逐步建立起区村党政和群众组织，建立起民兵武装。1943年7月，经冀热边特委第五地区委和冀热边行署第五地区专署批准，武宝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简称武宝宁工委）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简称武宝宁办事处）正式成立。武宝宁县支队也得到发展壮大。
  开辟工作异常艰苦和危险。武宝宁联合县地区开辟后，日伪也加强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和镇压。七里海周边村庄和要道，多处设有据点和岗哨，反动组织严密，特务活动猖獗，稍有不慎，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书文、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一区区长焦民政、青英部队随队上级干部石云山、南淮淀村财粮委员李占宽等军政领导和一批区村干部，就是在开辟工作中被日军杀害的。有的村庄，日军借口有八路军活动，把枪口对准无辜百姓，很多村民被毒打、杀害，很多民房被烧毁。
  开辟武宝宁游击区的党政工作人员，为了保存自己采取了很多措施。每个人，开辟的每个村，均起了化名，如北淮淀化名汉口，南淮淀化名武昌，田辛庄化名丰收，乐善庄化名博爱，齐家埠化名思贤，大八亩坨化名赵村，兴家坨化名河中等，开辟游击区的干部也是如此。他们刚开辟时，白天在村里工作，傍晚到七里海苇丛中或庄稼地里过夜。联合县县级和区级机关没有固定位置，被称为背包“政府”。村干部开会，往往也在偏僻的村外，叫做“坚持野外”。在野外的干部，有时一夜换几个地方。
  尽管抗日斗争环境艰苦险恶，武宝宁联合县的人民，七里海的人民，没有退缩，没有屈服，利用各种形式与日伪军坚持斗争，各级党政组织逐步完善，武装队伍得到壮大，游击区域不断扩大，到抗战结束，以七里海为中心的武宝宁抗日游击区，与冀东抗日根据地连为一体，为驱除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大贡献。
  附: 武宝宁联合县党政领导机构沿革
  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
  书 记:王书文(1943.7～1944.7)
   石青(1944.11～1945.10)
  副 书 记:寒松(1943.7～1943.12)
   方刚(1944.4～1945.10)
  エ 委 委 员:寒松、程文、佐天、马良、继光、王全荣
  武宝宁办事处的组成:
  主 任:寒松(1943.7～1943.12)
   方刚(1944.4~1945.10)
  秘 书:陆英(1943.7~1943.12)
   余生(1945.1~1945.6)
  1943年7月～1944年9月，全县分为4个区：
  第一区，东起蓟运河，西到小淀，南到海河边，北到纪庄、大贾庄、俵口、兴家坨以南。第二区，东起八里庄、东棘坨，西到大黄堡、上马台，北到大小刘坡、唐庄，南至大龙湾、大小海北、桐城。第三区，宁河镇以西含大小月河，直至梁家沽、小河套一带。第四区，第二区、第三区以北，宝坻城南一带（凡现属周边区县的区，沿革从略，下同）。
  第一区
  区委书记：云龙（1943.7,1944.4）
  孙英（1944.4～1944.8）
  刘顺华（1944.8～1944.9）
  区长：高英（1943.7～1943.12）
  焦民政（1943.12～1944.4）
  陈伯平（陆英）（1944.4～1944.9）
  （区属各部门略，下同）
  第二区
  区委书记：鲁民（1943.7～1944.9）
  区长：苏林（1943.7～1943.12）
  钟振国（1943.12～1944.9）
  第三区
  区委书记：佐天（1943.7～1944.9）
  区长：马良（1943.7～1944春）
  第四区
  区委书记：高朋（时期不明）
  区长：铁克（时期不明）
  1944年9月，全县分为8个区。第一区，黑狼口以西，大口屯以东，现宝坻县境内。第二区，牛家牌以南，大白庄、李贤庄一带，现宝坻县、武清县境内。第三区，王家铺、貉子沽以北，八门城以西，含黄庄洼一带，在现宝坻县境内。第四区，宁河镇以西，含廉庄、高景庄、大小月河一带。第五区，原属一区俵口、南淮淀、北淮淀以东部分地区。第六区，原一区朱头淀、潘庄、东塘坨、大王台一线以西部分。第七区，大龙湾、杨庄、大小海北一线以北，黄庄、大白庄一线以南，双庄、西棘坨以西，王三庄以东。第八区，口东、郝各庄一带，现宝坻县境内。
  第四区
  区 委 书 记:程功(1945.2~1945.10)
  区 长:@(1944.9～1945.10)
  第五区
  区 委 书 记:孙 英(1944.9~1945.10)
  区 长:王兴云(1944.9~1945.1)
   高兴桥(朱琳)(1945.1~1945.8)
   李忠勇(1945.8~1945.10)
  第六区
  区 委 书 记:刘顺华(1944.9~1945.6)
   文胜(1945.6~1945.10)
  区 长:陈伯平(1944.9～1945.6)
   钟振国(1945.6～1945.10)
  第七区
  区 委 书 记:远久(1944.9~1945.1)
   鲁民(1945.1~1945.10)
  区 长:钟振国(1944.9~1945.2)
   岳荣(1945.2~1945.3)
   北辰(1945.3～1945.10)
  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八区从略。
  1943年冬,武宝宁联合县因公章丢失,曾一度改称宁武宝联合县,后又改称武 宝宁联合县。1945年10月,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县政府成立, 取代了之前的武宝宁联合县エ委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
  (李佑生)
  1943年7月至1945年10月武宝宁联合县县级、区级部分领导干部
  石青，河北省河间县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44年由迁青平联合县区委书记调任武宝宁联合县工委书记
  刘顺华，原名王景山，曾用名汪文静。遵化县人。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历任武宝宁一区区委书记、六区区委书记。1945年7月至1946年1月，历任武宝宁联合县抗联会主任、农会主任
  陈明，左一，又名高朋、鲁良、田丰，武宝宁四区区委书记
  于光，原名窦广玉，1914年生于丰润县破寺。1938年参加冀东暴动，任班长。1945年9月，任武宝宁联合县武委会副主任
  运岗，实名郑治生，宁河县北淮淀人，1944年5月参加革命，曾任武宝宁联合县五区抗联会主任
  @，1944年9月至1946年1月任武宝宁联合县第四区区长
  1945年蓟运河东部丰玉宁联合县与西部武宝宁联合县示意图
  武宝宁县支队
  武宝宁县支队，是在开辟地区的同时发展起来的。1943年8月，第4地区队排长郭子兴带1个排，来到蓟运河西部地区，配合开辟新区。1944年9月，第4地区队3连连长王全荣奉命来到武宝宁组建县支队，王全荣任支队长。原有队伍40来人，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15岁，战斗力不强。王全荣和郭子兴商定后，选了20至30岁的16名精干战士，其余全部被动员到村当干部。1944年11月，石青继任武宝宁工委书记后，兼任县支队政委，开始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使这支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到日军投降时，武宝宁县支队发展到3个连，加上各区区小队有500多人，不久连区小队一起编入分区58团，王全荣任副团长。
  武宝宁县支队和各区区小队一起，设埋伏、杀敌寇、捉汉奸、拔据点，经历了一年的战斗生活，发展壮大了自己，为地区的开辟作出了积极贡献。
  打苏楼据点
  王全荣组建起的16人县支队，只有8条破步枪，每支枪仅有二三发子弹。人员少，装备差，战士们信心不足。为了鼓舞士气，扩大队伍，县支队成立不多日，王全荣决定打苏楼据点。
  苏楼据点在武清境内。一座炮楼，外围扎着铁丝网，里边驻着伪军1个小队，30多人。王全荣决定，利用敌人早起开门之机冲进去，消灭敌人。分工是白桦负责待敌人开门时往里冲，褚林率突击队，郭子兴带人警戒八里庄据点敌人（时住1个中队）。夜里，王全荣带着16人从七里海出发，拂晓摸到苏楼据点隐蔽起来。太阳升起，1名伪军开门，发现外边有人，撒腿就往东跑，褚林随手扔了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惊动了炮楼里的伪军，不知外边有多少八路军，一个劲儿地叫喊，别打呀，别打呀，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王全荣和队员迅即跃过铁丝网冲进炮楼，端着枪，举着手榴弹，吓得伪军全部当了俘虏。县支队缴步枪30来支，子弹1000多发。当场有的俘虏被放回了家，有的自愿参加了县支队。
  这是武宝宁县支队建队后的第一仗。由此，武宝宁县支队发展到60多人，建立了两个排，郭子兴任1排排长，褚林为2排排长。
  纪庄伏击战
  1945年3月10日深夜，武宝宁四区民政助理何仁率领纪庄民兵两组20多人，快步来到潘庄至宝坻的一条公路上，一组向南，一组往北，共同任务是拔出电线杆，割断电线卷好，再把这些扛回村里。民兵们动作快捷，很快完成了任务。这是武宝宁县支队设计打击潘庄日伪军的第一步，通过破坏日军的通讯线路，把敌人“激”出来。第二步则是把敌人“激”出来之后，在敌人可能报复讨伐的地点，埋伏下部队给予狠狠打击。3月11日凌晨时分，县支队队长王全荣带领大部队300人赶到预定地点，分别埋伏在纪庄、杨庄、孙庄3个村子里，形成犄角之势。各班排在各村选好有利地形，做好伪装，封锁消息，不准村中任何人擅自出入，只待日伪军钻进口袋。
  通讯中断果然敌人被激怒。11日上午，潘庄日军组织兵力向附近各村讨伐。一小队日军带着特务和伪军约七八十人，向纪庄等村进发。3月大地没有了庄稼，县支队哨兵老远就看到了敌人。日伪军径直来到纪庄村头。往常日军到村，保长等人早已迎候在村口，这次却不见一个人出来，日军起了疑心，就把一挺歪把子机枪架在了村口，然后以戒备姿态缓缓进村。带路的特务杨学孟和另一名特务窜到村西头，发现有部队埋伏，一头扎到草堆里藏了起来。这时，隐蔽在房上、地下、墙头后、草垛边的县支队指战员，纷纷出击，一时枪声大作。3个日本兵用机枪扫射，火力十分猛烈，正在指挥的支队长王全荣，拿过战士手中的长枪，连发3弹，两个日本兵当场毙命，另一个跑了不远也死在了路旁。县支队战士冲上前缴获了日军的机枪。日伪军抵挡不住县支队的打击，狼狈逃回潘庄。
  驻潘庄日军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兵力于第二天反扑县支队，结果扑空，县支队早已撤离。
  孟庄遭遇战
  1945年7月，武宝宁县支队正活动于宁河北部地区。一天夜里，支队长王全荣带领30多名精干战士，悄悄摸到“高丽圈”农场日军据点，将日军一个班打垮，两个日军士兵被打死，两个被打伤。为防意外，王全荣率部迅速撤出战斗，连夜向孟庄转移。
  时值高粱抽穗，河水暴涨，孟庄周围悄然无声。先遣人员进庄封锁了街口，之后县支队两个连100余人跟进，分散在各处休息。天亮后，部队正在酣睡之中，流动哨兵报告，村北3公里开外有200人的伪军队伍正向孟庄走来。王全荣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不许出声，做好战斗准备。干部战士闻风而动，以班、排为单位就势隐蔽，同时加强了街口的打击力量。
  原来，这股伪治安军到乡下抢粮，沿途准备到孟庄行劫。上午10时许，敌人进到孟庄村头，前面是12人的特务队，后面100多米处是30人的便衣队，再后1公里外是大部队。敌人走走停停，行进速度很慢。特务队毫无戒备，走到村口大树下歇凉，哼哼哈哈，若无其事，然而县支队战士们的枪口却已对准了他们。接着，敌便衣队也到了跟前。县支队正等着这一时机，只待一声令下，先消灭这两股敌人。突然，一个特务惊叫一声：“有埋伏！”起身就跑，其他特务还没反应过来，县支队的枪声已响。霎时枪声大作，几个特务当场被打倒，企图逃跑和躲藏的几个特务也被击毙，仅几秒钟，12名特务全被打死。后面的便衣队被骤然而降的凌厉攻势吓懵，30多人一枪未发，在一片喊杀声中全部跪地投降。没几分钟，两股敌人悉数被歼。县支队指战员非常振奋，个个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主力部队。敌主力听到枪响，加快脚步欲援前面之敌，发现特务队和便衣队已被歼灭，折身回返，不顾一切地奔逃。县支队边追边射击，一伪中队长被击毙，几个伪军被打伤。伪军逃远，县支队即返回孟庄。
  武宝宁县支队毙、伤、俘敌人50多名，缴长短枪53支、子弹数百发、手榴弹50多颗，县支队无一伤亡。县支队打扫完战场，押着俘虏，以青纱帐作隐蔽向西转移，连夜行军40多公里，第二天清晨开到七里海根据地。
  （魏永成）
  七里海方圆数十里,芦苇丛生,能进能退,能攻能守,为武宝宁联合县游击区中心区域。难忘开辟武宝宁
  1942年3月，日军对冀东地区实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调集重兵围剿、扫荡，交通沿线普建碉堡，深挖沟壕，采取步步为营、层层封锁的战略，妄图摧毁我党的基层政权，建立他们的“新秩序”。一时间，革命根据地被蚕食，不少党组织被破坏，基层党员干部遭受严重损失。为保存革命力量，我主力部队转移到山区作战。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根据晋察冀分局关于“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决定除坚持恢复基本区工作外，抽调部分干部深入敌占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支援解放区的斗争。
  为落实县委决定，青英部队队长田心抽调刘征、孙英和我等人组成武装工作队，首先进入宁河。出发前，田心同志传达了分局和县委的指示，讲了任务，介绍了敌情，研究了工作方法，并阐明开辟宁河新区的重要意义。要求我们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机动灵活，胆大心细，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武工队接受任务后，先在杨家泊、高庄一带活动，调查情况，勘察进入宁河的线路，做好准备工作。当时这一带情况十分复杂，不仅敌情不明，而且对群众的思想状态也不清楚，甚至连一份宁河县地图也找不到。只能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确定由芦台和汉沽之间通过。在6月初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我们从大泊村出发，由群众引路，穿过封锁线，越过北宁（京山）铁路，夜半之后到达路北的大田庄。由于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进村，就在该村小河套的芦苇丛中暂时栖身，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进村找到伪保长，向他讲明我们是八路军，为了抗日救国，来到该村，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并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阐明中国人民必胜等革命道理。同时还指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保长也不能例外，要怀民族大义，不当亡国奴，协助抗日工作，告诫他们不准向敌告密。经过做工作，保长们赞成抗日救国的主张，愿意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工作。这一带村庄接近解放区，保长们的亲友往来频繁，对八路军有较好的印象，通过大小田庄，大小马勺沽村保长们互相介绍，很快打开了局面。只是这里离芦台、汉沽敌据点很近，敌特、伪警时常往来。为防止意外，我们白天在芦苇丛中栖身，晚上进村开保、甲长会，进行宣传教育。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这里就成了我们开辟的基地。
  蓟运河西岸是桥沽，北岸是孟家，这是两个较大的村庄，情况复杂，除保甲统治外，还有“九宫道”（封建迷信组织）。当我们路过这两个村时，正赶上“九宫道”会长组织数十名会众（道徒）绝食，不吃饭，只饮清水，贴符念咒，说什么禁食15天即可成为仙体，刀枪不入。被骗的会众已饿得卧床不起。邻村怕受牵连，不敢向我们介绍，我们也不便勉强，决定夜渡蓟运河，绕过孟家，直奔兴隆店。由于行动不密，被敌人发觉，尾随追击百余里。为不影响下一步工作，我们经大从庄、任千户，从北岳庄渡河，过北埋珠，回到丰玉宁联合县六分区，找到了田心同志，汇报了情况，研究了下步工作。田心同志指示，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上层工作。利用伪乡保长、地方绅士、九宫道首领的关系，西进七里海，先由点到线，然后向面上铺开。我们领取了活动经费，当年7月再次进入宁河。
  进入宁河后，我们一边做好小河套内4个村的巩固工作，一边与保长协商。为便于他们应酬敌人，不出问题，要他们推荐一个联络员（村干部的前身），在村边找一个隐蔽联络点，由联络员与我们接头，有事让联络员代为转达。保长们认为这是替他们着想，同意这个办法。找到可靠人选后，由我们审查，对外称为“保丁”，由保公所发给工资，我们给些补助费。联络点、联络员的设立，为我们巩固和发展新开辟村庄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刘征同志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三教九流的事情他都懂一些，于是就由他带队，借了衣服，化装为探亲访友的农民，买了些香纸、果品，渡河到桥沽，直接进入“九宫道”佛堂，摆上果品，烧了香纸，讲了几句“行话”，会长出来接见，相互问候，谈话比较融洽，遂把我们当成朋友，安排了食宿。次日还派会众送我们去孟家。到孟家后，我们照样摆果品、烧香纸、拜佛堂，会见会长，交了“朋友”。会长很高兴，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表示可以协助。随后，我们又到了大八亩坨。这样，保长介绍保长、会众介绍会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七里海周围的齐家埠、兴家坨、东西塘坨、乐善庄、北淮淀、大小王家台等20多个村庄全部打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安排了下步工作计划，携带宁河县地图、七里海周围地形图向上级汇报。上级同意我们行动计划，我们当即从南淮淀，南下金钟河。金钟河西岸（南、北大份村）的群众，大部是从山东、静海县迁过来的农民，对八路军有一定的认识，很容易接近，一见面就问长问短。伪保长也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能接受抗日救国的主张，工作很快打开局面。这里距敌据点较远，敌伪往来较少，比较安全，时间不长就建立了联络点，安排了秘密联络员。成为开展天津近郊抗日工作的重要基地。
  由于新区工作不断发展，武工队几个人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又派来佐天（李志）等同志来宁河工作。1943年春，地委又派寒松等一批同志来到宁河。我们随即北上，到了宁河、宝坻交界的大小邓庄、胡晋庄、大小月河、前后大安（蛤蜊堼）等10余个村庄。于春节前夕赶回孟家、桥沽。这次回来对“九宫道”道首及保长，公开了身份，教育其协助抗日救国。他们声称：组织九宫道就是为抗日救国，经交谈有了些共同语言。做了安排之后，我们到大田庄买了几担大米，于除夕之夜回到解放区，大家过了个愉快的春节。节后，田心同志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布置了继续扩大新区，巩固已有根据地，建立基层政权的任务。我们根据田心同志的指示重返宁河。
  宁河的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有时是非常尖锐的。武工队晚上入村开会，宣传组织群众，会后还得转移到村外，不论风雪严寒，经常在荒草、墓冢群中露宿。即使有时在村中睡下，拂晓前也要撤离到村外，以防敌人突然袭击。为了广泛联系群众，争取群众信任与支持，扩大政治影响，农忙时武工队的同志经常与群众一起下地除草，插秧拉水。一方面帮助了老乡的生产，另方面从中了解情况。我们在与老乡相处的日子里，严格以党的纪律约束自己，不占群众一点便宜。在地里干活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回村时自己买些玉米面，请群众代做。住在贫穷的群众家里，把玉米面饼子与家中人同吃，群众对此颇为感动。在亲友中进行传播，影响很广。
  武工队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群众的好评，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常在一起拉家常，询问我们的家庭情况。他们对武工队员离开温暖的家庭，舍生忘死、抗日救国深为钦佩。这些消息不仅传播很快，甚至传得很离奇，说我们是八路军的“飞虎队”，什么能飞檐走壁呀，来无踪去无影呀，谁好谁坏他们都知道，不能做坏事等等。武工队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怀着一颗为党为人民的心，虽苦犹荣，大家谈笑风生，亲密无间，为完成党赋予的任务而忘我地工作。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宁河地区除离敌据点较近的村庄外，我们基本上都开展了工作。普遍建立了联络员及秘密联络点，特别是七里海周围方圆数十里，芦苇丛生，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成为我们的游击根据地。
  随着工作的全面铺开，群众的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建政的条件日益成熟。1943年夏，由冀东区党分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王书文任工委书记，寒松任办事处主任。联合县一开始划分为3个区。武工队的同志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结合到各区的领导班子中工作。我和李志分到三区。按工委的分工，我还经常到大田庄一带帮助工作，组织群众搞征集粮款等活动。
  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震惊了敌人。日本侵略者为维护治安“模范县”，加紧了活动和对乡保的统治。此时的九宫道也被日本人逐步收买，改为红枪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环境日趋恶化，斗争更加复杂、残酷。特别是办事处主任寒松、工委书记王书文等一批同志先后在日伪围剿中被捕和牺牲。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地委指示成立县大队、区小队，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摧毁了伪大乡，破坏了交通，拆除了电话网，杀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乡长、情报员、红枪会会长、新民会会长。未被镇压的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地主纷纷逃往芦台，我们的行动震慑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武工队开辟宁河地区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是党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指示和决策；二是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能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大小田庄、大小马勺沽、桥沽等村，虽位于敌人重兵驻守的芦台和汉沽之间，面临北宁铁路交通要道。但这一带的群众思想觉悟较高，对敌斗争坚决，不仅是我们前进的桥头堡，而且成为我们活动的重要基地。从天津出来参加工作的学生和进入天津的秘密情报人员，开始都要经过这一条路线，群众都能妥善地接待，从未暴露过秘密。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到大田庄休养，群众为保护我的安全，昼夜放哨值勤，直到我痊愈离开。有一天，孙英和芦波被敌人围困在桥沽，当特务入户搜查时，被孙英一枪击毙。群众迅速擦净血迹，将尸体抬到稻草中掩藏，沉着应付敌人，未出任何疑点，敌人只好返回芦台。这种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这种军民的鱼水情意，使我至今难忘。
  （马良文，原载《汉沽革命斗争史料》）
  战斗在武宝宁地区
  我本名刘建民，冯光、鲁民是我的化名。我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6月脱产参加革命，跟随王维昕同志工作。1942年日伪军在冀东实行四、五次“治安强化”时，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我冀东抗日中心丰、玉、遵联合县，被日寇集家并村，有的村庄被烧成一片焦土，我就在这一地区工作。此时造成长城内外东西长约800余里，南北宽约百余里的无人区，敌人散布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行“王道乐土”。这是日寇的欺骗宣传，谁也不相信。冀东人民是热爱这块土地的，是爱国的，是抗战的人民。敌人二里一碉，五里一堡，想永远霸占冀东，激起了人民的抗日怒火。敌人将房子烧了人民再盖，敌人又烧了，就潜伏在山洞，给八路军站岗放哨。由于敌强我弱，一时不好开辟工作，冀东军区党委决定，地方人员配合地方部队，向武宝宁、香武宝、蓟宝三等地区开辟新区。我就是1943年11月由担任丰玉遵宁联合县县委书记的王维昕同志分配去开辟武宝宁地区的。
  我刚到武宝宁时，这个地区开辟不久，联合县党的领导机构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武宝宁工委）。首期到该工委的先遣人员有继光、寒松、佐天（后改名李志）、马良、陈伯平（陆英）、孟林、鲁良等同志，寒松同志为县长（当时称办事处主任）。此时活动是以桐城、俵口、乐善庄、北淮淀为中心的七里海一带。共开辟了4个区，由潘庄以南至天津郊区为一区，区长陈伯平，区委书记刘顺华；潘庄以北至黄庄以南，南北宽30余里（东至蓟运河木头窝村，西至武清县边界阎皮庄），东西长约80余里为二区，区长钟振国，区委书记由我担任（当时化名鲁民）；从黄庄、大刘坡、南李自沽以北至林亭口一带为三区，区长马良，区委书记先为佐天，后为鲁良；从该区东北部至蓟运河为四区，区长、区委书记铁克同志。
  关于两位县领导人的牺牲
  我是1943年11月到武宝宁工委工作，12月就发生了寒松牺牲的惨案，过了不到7个月，又发生了王书文牺牲的惨案。
  1943年冬，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带领办事处人员，潜伏在七里海边的乐善庄，被敌人发觉，敌人向寒松等同志包围过来，寒松及身边人员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这是武宝宁联合县政府成立前一次最大的惨案。半年以后王书文牺牲。我和王书文一起工作，和他比较熟悉。
  1943年夏季，丰玉遵宁联合县县委书记王维昕同志（伍仁）分配从后方抗大（即抗日大学）毕业回来的王书文同志（石家庄高邑县人），到武宝宁任工委书记。他的通讯员是张树仁（今河北丰南县人）。1943年11月，王维昕同志除分配我之外，又分配方纲（陈栋）、石青、程文、洪波、鲁夫、余生、刘顺华、苏林、苏中、苏硕斌、岳荣、钟振国（一民），李光、普光、阎之、鲁愚、静珍（女）、许哲（女）、小林（女）等同志来到这里。1944年8月，我从原武宝宁联合县二区调到一区任区长。一区的范围从黄庄、大刘波、南李自沽村以北至大口屯和玉田县草盘村一带，地区辽阔，区域比现在县的范围还要大。我当时官名刘伯权，化名赵学众。
  在这阶段，我军逐步壮大，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根据地日渐扩大。我刚到武宝宁联合县一区时，大口屯以西的村庄，地主富农原有的枪支还未收上来。我通过政治工作，收上来大小枪支共120多支，子弹若干发，记得还发动出一支全面法兰的24响的枪牌撸子，交给了高森同志使用。该区用发动出来的枪支，扩充了区小队，到处打击敌人。这时负责开辟该区的青英部队和区小队共同配合，随时打击大口屯和林亭口一带的敌人，当时进行政治攻势，瓦解伪大乡，曾记得庞桥头村的一个地主（姓名记不清了），在大口屯伪大乡当乡长，通过关系将他争取过来了。只要大口屯敌人出发，他就提前给区里送信。从此，打得敌人少数人不敢出来，使该区工作顺利开展。当时只剩敌人据点附近村庄成为忠于敌人应付八路军的两面村，大部村庄都被我解放区控制。
  1944年7月19日，工委书记王书文召集各区区委书记在李贤庄（现属宝坻区）开会，我和三区区委书记鲁良于7月18日到该村。一区区委书记刘顺华和四区区委书记铁克未到，为了等他二人，到次日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就从李贤庄村北面来了敌人，由于有青纱帐，远处看不见。敌人快要进入庄西头时才发现，此时王书文等所有负责人员从庄北面的篱笆中冲出，沿着青纱帐弯腰突围，我和鲁良、通讯员刘志远3人也向北面突围，边跑边喊警戒。当跑进青纱帐时，敌人的马队顺大路飞跑追来。敌人问老乡：“八路的有？”老乡用手向西南方向一指说：“向西南那边跑了。”欺骗敌人的话我们听得很清楚，敌人立即骑马向西南方向追去。这时我们3人脱险了。当我们冲出村庄，王书文和他的通信员张广仁向西边方向冲去。我们3人到下午得知敌人已经走了的消息，又回到李贤庄村，得知王书文牺牲了。老乡告诉说，王书文遗体已由继光埋在村南的土岗子上了。我们3人到坟前追悼后，便出发了。
  我从武宝宁二区调一区任区长时，二区的区委书记由远久和文胜先后接任。由于他们对当地组织工作不熟悉，在与敌人斗争中，有些党组织联系不上，1945年1月组织上又从一区将我调回原来的武宝宁二区（这时已改为七区），仍任该区区委书记，该区区长是北辰，妇救会主任静珍，许哲做妇女工作，小林到后方学习一去未回，农会主任斯民，青救会主任运建恒（运庄子人）。
  争取红枪会的斗争
  1943年冬至1944年春，根据上级指示，在各村一片抗日凯歌声中，乘势将群众组织起来。武宝宁二区区委会在运庄子村（今属天津市宝坻区）开会研究决定，首先在中心村、大唐庄、运庄子、高庄户、随庄子、董槐庄、大白庄、董麻庄、大小张庄、狼窝村等有基础的村庄，组织雇工成立工会，组织农民群众成立农会，组织妇女成立妇救会，组织青年成立报国会。将这些村庄组织起来后，再逐步向其它各村推广，然后开展扩军，补充主力部队，准备秋后反扫荡。传达了区委会的决定，群情高涨，很快将各种组织建立起来。接着在董槐庄村召开扩军大会，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大会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无枪出人上战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要踊跃参军，抗日报国。这次大会，扩充新兵100多人，当日组织起来，每人发军装1套，大枪1支，子弹5发，手榴弹5颗。武装齐整，编入区小队。在张文广队长率领下，将队伍拉起来了。
  乘大好形势，积极开辟新村，各村原有的迷信团体——红枪会，认为能够刀枪不入，他们组织很严密，开始不愿接近八路军，见到八路军与群众团结紧密，不断打击日寇，也开始向八路军靠拢。有一天鲫鱼淀村红枪会的会长（姓名记不清了）到小堼村找到我，要求我去他们村组织群众。我说：你们刀枪不入，打日本鬼子不是更有利吗？他高兴地说：“刀枪不入是真的，不然我将衣服挂在树上，贴上符，你用手枪打这衣服3枪。如果将这衣服打一个眼，我对红枪会就不信了。”我说：我也不打，你也别挂树上衣服。你不是要求我去你们村里组织群众吗？今晚上就去。会长连声说：欢迎，欢迎！话已出口，不能不去，那里就是杀人场也要去。该村红枪会组织很严，离潘庄敌据点8华里，思想落后，好多同志未去过，说老实话，我去该村确实也心中无底数。夜晚，我和通信员艾林出发，我右手紧握一支“花牌”撸子，走到该村口时，会长早已迎接上来。他在前面带路，红枪会人手持长矛、月牙大斧、长枪、长柄大刀等兵器，全副武装列成对面两排，从村口一直到“香堂”。我走进“夹道欢迎”的队列，他们将兵器高高举起，搭成一溜十字架，我跟随会长弯着腰从十字架下进入“香堂”。听他们说是所谓的欢迎礼节，什么礼节，纯是看一看你的胆量大小。“香堂”里供奉的是关公，会长明知八路军不信迷信，他偏气你说：烧两股香，看看日本鬼子今天出来不出来。随后他又说：香着的很好，日本人不会出来的。要给号饭，我说吃过了，你们给号间房子，今晚就住这村了。不久有人带路领到我们住处。夜深了，人静了。我与艾林同志说：“咱两人出发，不找带路的，到野外去坚壁清野”。次日白天，我们又回该村做政治工作，从此这个村对八路军很忠实，变为抗日一面村了。
  事后该村群众传出反映说：有两个小八路军，年岁都不超过20岁。胆子真大，手拿着一支小枪。他们两人夜间就敢到咱们村来。从此冯光的名声远扬。敌人也知道了。后来敌人得知年前冬天“抗粮”“打狗并平毁封锁沟”、“捣毁伪大乡”等都是区委书记冯光、县长方纲他们配合区小队搞的，于是敌人下达通缉令，如果谁抓住冯光、方纲送到皇军这里，赏给“中国联合准备币”1万元。到1944年春，敌人开始大肆围攻扫荡，到各村专抓冯光、方纲。敌人多次未能抓到我，就将董槐庄的董殿文抓去，敌人将他绑在大车上，到各村游街，就说他是冯光，敌人借此宣传说：你们不要再听冯光的话了，冯光已叫我们抓住了。现在大车上绑着呢。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谁和他有关系赶快投降吧。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采取两项紧急措施：1、找董槐庄。人去保董殿文，随即召开各村党支部会议，说明情况，党员在本村内宣传、戳穿敌人欺骗宣传。2、敌人白天宣传过后，我晚上召开各村会议，向群众讲明冯光并未被捕，他们抓去的是董槐庄的董殿文，他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不要相信敌人欺骗的谣言。敌人的几次阴谋都被粉碎了。总结这次对敌斗争，敌我都有伤亡，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到此这场斗争还不算结束，负责原二区开辟工作的队长是青英部队1连连长刘醒华。他率队来二区时，有人向他汇报说：现在大八亩坨的红枪会的祖师爷张林立和该村的红枪会会长已经叛变。敌人在大港村捕去区小队同志弄去的4条大枪，日本鬼子都交给他们了，还打死二区1名助理。刘醒华连长说：“你不要管了，我们收拾他吧”
  时隔不久。他率队到大八亩坨村将张林立和1名红枪会的会长（姓名记不清了）押赴刑场，代表人民宣判了他二人死刑，当众枪决，将4支大枪又收了回来。同时将红枪会刀、枪全部装上大车，拉入解放区。得知这一胜利消息后，我们对原二区各村的红枪会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宣传说：你们的祖师爷和会长都避不住子弹，你们还能刀枪不入？乘势将红枪会的大刀、长枪、月牙斧等武器全部收缴过来，发给了民兵。从此，各种武器都掌握在八路军手里，将号称刀枪不入的迷信团体——红枪会全部瓦解。各村群众同心协力，与八路军共同抗日。
  武宝宁抗日游击区的“三大战役”
  1943年11月我刚到武宝宁工委二区任区委书记时，群众不敢公开接近八路军，对开展抗日工作非常不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区委会研究决定，对日寇开展冬季政治攻势。在董槐庄村开的会，参加会的人员有鲁夫、阎之、静珍、子华和我，由我主持。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开展冬季的“三大战役”。
  第一个战役－-－抗粮斗争。日寇在芦台镇以西的蓟运河沿岸，抢占一大块土地。用土墙围好，从朝鲜抓来农民，给日寇种稻谷。当地群众都管这个土围子叫“高丽圈”，当地群众也有种稻谷的，日寇为了抢夺稻谷，成立了“稻谷征收委员会”。如果被这伙强盗发现群众家中有稻米，便硬给你定个罪名，说是你从“高丽圈”偷来的。除将稻米抢走外，还将人打得死去活来。有的给钱就饶了你的命。当地群众反映：有一个病人（村名、姓名记不清了）刚从别人家借点大米煮饭，被敌人发现，除将粥扔在地上，还说他偷吃皇军的粮食，活活地将这个病人给打死了。此地群众生活非常艰苦，整天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群众只从野地割野黄蓿草吃，有的将黄蓿籽碾碎掺在高粱米饭内度命。当时人们反映说：武宝宁的人民生活非常艰苦，他们的大便干了，被风一吹就刮没了。当时听了并不相信。经过一段工作。亲眼见到，确实干大便被风一吹就刮走了。人民个个都是黄皮寡瘦。见到这种情形，心中很难受。
  为了早日解放这块土地上的群众，我们组织群众进行抗粮斗争。群众开始有顾虑，怕事情不成反而闯出大祸。我们分析，主要是敌人的“稻谷征收委员会”在这一带欺压群众太甚，群众都怕他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到处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并用实际行动提高群众觉悟，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不向敌人交粮，如果敌人出来，就向区里报告，咱们军民团结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敌人就不敢再来了。
  后来敌人带着讨伐队到村搜粮，我们就早早布置群众将粮食藏好。区小队配合青英部队（青英部队1连连长刘醒华同志负责开辟二区工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吓得敌人夹着尾巴逃回芦台镇去了。区小队也到处打击武装特务和伪稻谷征购人员。这样一来，敌人就不敢轻易出来。群众的抗日抗粮情绪也高涨起来，为了引敌深入，当“高丽圈”稻谷收割的时候，首先与青英部队提前联系好，由区小队站岗，组织群众把“高丽圈”敌人的稻谷装上口袋运出来。发放给群众吃用，这次敌人真的出来了，我们早埋伏好了。敌人一到，刘醒华连长率领全连指战员，又狠狠地打击了这股敌人，由于敌人离据点很近，他们又很狡猾，听到枪声后就夹着尾巴逃回了老窝，再也不敢出来。从此，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群众见到敌人也怕部队，抗日情绪更为高涨。军民鱼水之情逐日加深。从此军民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抗粮斗争。
  第二个战役——打狗、平毁封锁沟。抗粮斗争的胜利，使群情激昂。按照区委会决定，进行第二次战役，打狗。一天下午，按划分的3个小区，分头通知，至晚上全部通知完。当夜全部将狗打死。我们告诉保长次日早晨给敌人据点送情报，就说八路军大部队过来了，若敌人问向那个方向去了，你就说向西走了，4路纵队整过一夜，有用骡子驮着的枪，还有用好几匹骡子拉着用苫布蒙着的铁轮车，也不知是什么武器。各村都异口同声地向潘庄、黄庄等据点敌人报告。当天的夜里，又派区小队队长张文广带领全部武装齐整的200余人和自带锹镐的群众，开赴武清县边界，将封锁沟平毁两丈多宽。然后全部人马面向西，在沟上踏平。前走后退都要脚尖朝西，将平好的封锁沟踏平以后，返回尔王庄村集合。在打狗并平毁封锁沟翌日，通知各村群众，有枪带枪，无枪带着锄镰锹镐，不能空手，各村都要列队到尔王庄村开大会。当时在尔王庄高搭席棚，声势很大，参加会议人员有万人以上，以后就叫万人大会。在会上主要宣传我军到处打击敌人节节胜利的消息，加强军民团结，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发动更大的对敌政治攻势。正在开会当中，侦察员到台上向我报告说：潘庄的敌人已经出来了，在鲫鱼淀村堤坡上用望远镜向这边瞭望呢！我说：“不要怕，继续开会。等张文广队长带队回来就好了。估计很快就会回来。”正在这时张文广队长完成平沟任务后胜利地返回了。也未休息，发扬了连续作战精神。我分配张队长说：“将两个排留在大会警戒，换班休息吃饭。派1个排带着干粮去阻截鲫鱼淀敌人。不要先开枪，观察敌人的行动。如果敌人向会场这边走，就开枪射击。然后这两个排也增援上去，如果敌人不敢来，就不必开枪。咱们的目的是开好会”。结果敌人向尔王庄瞭望后，又听区小队在房上吹号。未敢到尔王庄来，夹着尾巴偷偷地回潘庄老窝去了。根据这次迷惑敌人的“空城计”的胜利，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敌人几天不敢出来，群众情绪更加高涨，打开了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第三个战役－-－砸毁伪大乡。这次战役原计划是在本区内将伪大乡捣毁，后来县政府看到在二区带动下将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它区群众情绪也随着高涨，抓住这个大好形势，在全县筹划各区配合在同一天夜晚砸毁伪大乡。全县各区伪大乡林立，敌人原则上实行五家联坐，十坐一甲，十甲一保，十保一乡。敌人据点和伪大乡电话线就象蜘蛛网一样。对我抗日工作确实不利。全县共有伪大乡72个。计划在同一天夜里全部砸毁，将电话弄走。我负责砸毁大唐庄、大刘坡、张老仁庄等伪大乡。首先通知各村干部，将本村本段的公路全部按5尺距离3尺宽挖截断公路的壕沟。电线杆全部砍倒，电线各村谁弄归谁。由区小队负责在敌据点附近放哨，警戒敌人。按村按段按任务都必须在统一时间完成。这天我带一个班区小队将大唐庄伪大乡首先捣毁，将敌人文件焚烧，后又带队捣毁大刘波伪大乡。到大刘波伪大乡时，电话线还未破坏，就乘机给敌人据点打电话，通告敌人说：“我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你们将武器全部集中到一起，我部队负责到那里接收你们”。这时在电话中听到在据点内的敌人乱成一团。也不敢出来，只好向天上打信号弹，我们随即将电话线砍断，将机子带走，将敌人文件焚毁后，立即出发准备捣毁张老仁庄伪大乡。有的同志报告，已有同志捣毁了，这一夜县内公路全部破坏，电线杆全部砍倒。72个伪大乡全部捣毁，有的群众对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伪大乡长就地枪决。对于其它的伪大乡长，集中一起受训三天。由县政府教育后，释放回家。各村也不给敌人送情报了。有很长时间敌人摸不着头脑，不敢出来，只是通知各村保长将公路平好，距离敌据点远的村庄不敢平。我们向区里请示怎么办？经与县领导请示后，向各村说：对敌斗争要有时、有理、有利、有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要硬抗。后来群众有的将公路给平好。敌人乘汽车出来一转，马上就缩回老窝。从此群众抗日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高涨，抗日经验也丰富多了。在革命光荣传统和同志们作风影响下，群众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抗日歌声到处传唱，群情高昂，进一步掀起更大革命高潮。
  （冯光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抗战时期的南淮淀村
  南淮淀村是祖先们在这里熬盐住草铺演变成村，立村已有500多年，到抗日战争时期，尤其贫困。全村300户，1500口人，有洼碱耕地600多亩，不靠山，不近河，处于荒洼之间，没有一间砖瓦房，真是穷乡僻壤。
  村南边，原是清朝政府的放马场，后被天津市的吉顺号家垄断，几百顷土地也不耕种，放荒收打柴草。村北边，是七里海，基本上是北淮淀村地主所有，专养芦苇。真是哪里的地主越大，哪里的穷人就越穷。围村1000多顷土地被外村地主垄断着放荒，本村的土地80％以上属于地主富农，广大贫下中农有点土地，又洼又碱，再加上常年闹蚂蚱、发大水，十年九不收，大多数人无力耕种，只靠出卖劳力，给地主打柴草、打苇子等。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地主手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常年靠野菜草籽充饥。人们说：“有福的生在条河两岸，无福的生在八亩坨子淮淀，脚蹬牛皮大绑，手使怀镰大钐，肚里吃的黄蓿大蛋。”全村仅有1个私塾，有20多个孩子上学。全村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华北，我们村属于华北冀东地区，即华北的心脏地区，天津市、塘沽附近，京山铁路中段西侧，是日本侵略军水陆联运的重地。所以日寇加强这个地方的统治，成立了以汉奸姚桩为首的伪宁河县政府，以韩在余为首的伪三区政府，以李在民为首的伪乡政府，以李学成为首的伪保公所，十户就有一个甲长，实行区区乡乡联合的保甲制，还有大量的军事力量，县有伪县保安队，区有区的武装，县、区都有伪警察特务等。敌人的据点、炮楼星罗棋布，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常来我村“清乡”、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断地来抓人当劳工，给他们修炮楼，还有的被弄到日本国当奴隶。数不尽的苛捐杂税、强征暴敛。地主们又把加重了的负担转嫁给贫下中农，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借机发国难财。广大贫下中农，给地主打苇子、打柴草，每天干10几个小时的活，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给地主种地拉耠子，地主管吃，还得给地主1角钱。因货币膨胀、物价飞涨，干长工更是不行，议定工价时，一年可买几石粮食，到年终给钱时仅能够买几斗红高粱。工人们说“年满价完衣裳破，白干一年没法活。”凶狠狡猾的地主，因地税加重，就少种地，多放高利贷，扩大剥削范围，穷人出卖劳力都很难。如北淮淀村的地主李在余，人称死人裤子，就放弃一部分耕地不种，撂荒打柴草，少雇工，多放高利贷，放到我们村的很多。开始三分利，以后涨到五分、对半，借一个还两个，驴打滚，蹦蹦利，还要人担保，以土地作押，借钱时候就写下抵卖契，到期还不上高利贷，土地归债主所有。由于剥削阶级掌握政治上的统治权，经济上的垄断权，变着法儿地挤兑压迫穷人，剥削穷人，贫下中农毫无办法。日本侵入我们这里初期的3年，即从1937年秋至1939年，全村不完全统计就饿死60多人，卖儿女卖妻的20多户，一家人女的外出去讨饭，或者男的出外谋生的有30多人永未团聚，流离失所，单人出外谋生的不算，光是全家外逃的100多户，全村仅剩174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派来了善打游击战的八路军，到华北冀东地区，与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武宝宁联合县的县长寒松、公安局长马良等，来到我们村，首先到李瑞庆（化名“忠勇”）保长家，宣讲革命的道理，并动员李瑞庆参加了抗日。李瑞庆家作地下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与城市接通关系，供应我军用服装、医药等。为便于革命活动，我村化名“汉口”，作消息交流点。寒松等深入群众反复宣讲革命的道理，给我们指明前途，明确地提出，劳动人民只有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别无出路。提出革命的现阶段，是反帝反封建，打鬼子除汉奸，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最后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启示，受到教育，感到八路军跟过去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过去那些军阀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兵匪不分，兵贼不分，是富人的看家狗，穷人的冤家。那些反动政府的官员们，也都是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共产党是为国为民，给劳动人民撑腰。百姓觉着在绝望中有了救，在黑暗的社会见到阳光，都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44年春就砸了伪大乡，取消保甲制，烧了《良民证》，组织了民兵和村干部跟日本鬼子展开斗争。有些觉悟高的青年，陆续参加了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如董云堂、李青英、李功成、李子文等都不怕流血牺牲，去抗日。还有些人，也不顾身家性命，在村中半脱产或当村干部。1943年建立村政权，李无计任村主任，还有姜国良、冯有福、董云付加入共产党，坚持抗日。
  日本鬼子经常来村“扫荡”，声言要消灭八路，还说什么他们来中国是帮助搞建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要求“中日亲善”，叫我们给给养。实际上他们是来烧、杀、抢、掠，叫我们当亡国奴，我们至死不屈。鬼子派造甲城的冯桂珠来说服我们，向我们征粮，被村主任一口拒绝。我们坚决实行抗捐、抗粮、抗税、抗勤、抗抓丁等与日寇斗争。群众把怕抢的粮食等物资藏起来，加强通讯联络，设立岗哨，一旦发现敌情就跑，不便回村时就钻进地洞躲起来，敌人走了我们仍是积极从事抗日工作，经常地配合我县、区队阻挠和打击敌人。
  1944年，我村就有10几人加入共产党，在联合县里佐天和区里孙英领导下，成立了党支部，李无计任支部书记，姜国良、李洪恩和我为支部委员，在区委和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部、儿童团等，全面展开反帝反封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动群众，经常配合县、区武装人员破坏日寇的电话线、铁路、公路和水运，阻挠敌人的通讯、行军和物资供应。敌人在勾楼沽、茶淀等办的农场，不断被我们破坏，敌人在据点、炮楼里也不得安宁，我村民兵配合区队经常去打枪、喊话，叫敌人投降，搞得他们惊恐万状。有一次，曾因刺猬在炮楼下活动的声响，吓得他们打了半夜枪，一夜没敢睡觉。
  为了反帝反封，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二者同时进行。开始由村中主要干部，把最大地主吉顺号家的经理张德明找到我村，给他讲述革命道理，指出凡是中国人都应参加抗日，必须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吉顺号在抗日根据地，有几百顷土地，不拿抗日负担，而且过重地剥削抗日的人们，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允许的。经过教育，张德明答应向他主人汇报，后来给我们送来一批款，支援抗日。经政府同意，用他送来的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方便群众，防止私商剥削，体现了群众跟地主斗争的胜利。对本村的抗日负担，也作出了规定。根据土地的好坏，折成标准亩，每4个标准亩担负1个抗日勤务工，以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根据减租减息的精神，不准高利贷盘剥，借高利贷时定的契约一律作废，雇佣劳力要给合理的报酬，不准过重地剥削。与此同时，进行革新，破除迷信等，拆了村北的文昌阁和西大桥旁的土地庙，拆下的物料兴修本村的水利，泥作的神仙垫了濠沟，留下小鬼和判官，在村头给人们站岗。迷信道会门的经教育不愿活动了。跳大神、相面、算卦骗人的不敢了。反动的九宫道、一贯道被取缔了。对虐待工人的罚款10元，吃他的顽固。对刁婆婆欺负好媳妇或者儿女不养老人的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还不改的要在群众大会上坦白认错，臭贼小偷之类基本绝迹。在共产党领导下，时间不长，就感到换了个天下，当地的反动政权被推翻，反动势力一败涂地，劳动人民满心欢喜。
  1944年，为了改变我村的贫困面貌，地委方远、县长寒松、区委孙英来到我村，共同研究决定，挑一条引水河，政府给我们6万斤粮食，以工贷赈，叫挑河的人有饭吃，好干活。组织了施工领导班子，由李无计任主任，李洪恩、李春旺和我为委员，在政府的领导下，领导班子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当年春季挑成全长15华里的西引河。把金钟河水引到我村，结束了死旱村庄的历史。引进来的水，既能浇田、运输，又能养苇养鱼，还能滋润柴草地，在抗日战斗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让劳动者得到实惠，控制地主，把引河的东西两岸各宽75米的土地归挑河的工人所有，参加挑河的204个劳力每人一份永久为业。
  日本鬼子借口说我们挑河是给八路军挖战壕，又来我村“扫荡”，杀死我村的财粮委员李占宽，还抢走很多的东西。以后敌人又派造甲城的冯桂珠送来恫吓信，叫我们给他送粮、送款、送劳工，甘当亡国奴，被我们一口回绝。1944年12月13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本鬼子带领汉奸，九宫道的头子们，来到我村，把我们的房屋烧了200多间，用刺刀扎伤许多人，李永芳差点被扎死，他们烧到董云香的房屋时，董云香想从屋里背出有病的母亲，敌人不让，把房子点着火以后，董云香虽把母亲抢出屋来，可是母亲因烟熏火燎，不久死去。过了几天，造甲城的冯桂珠又来说服我们，当然地被我们拒绝。我们早已下定决心，宁死不能当亡国奴，坚决跟鬼子斗争，要把他烧杀抢我们的损失夺回来，直至彻底胜利。这么说的就这么干了，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压迫越狠，斗争越烈。广大人民群众仇恨鬼子的革命烈火一个劲儿地喷发出来，男女老少齐参战，千方百计打击敌人。凶狠狡猾的日本鬼子被我们搞得蒙头转向，一塌糊涂。例如日寇从潘庄岗楼通往堤头的电话线，经常被我们破坏，大部电线、电杆用车拉来，敌人很难修复，常不通话。由北淮淀村至芦台、天津的公路，被我们破坏得常不通车。由茶淀至宁车沽的铁路，也不安全，常被我们炸断铁轨、扒了路基。有时我们全村出动，搞铁道大翻身，阻止鬼子的火车运行，给鬼子运军火和供应物资造成很大困难。宁车沽火车站上的枕木被我们夺来两千多根。当时我们仅4个持枪的民兵警戒在车站的岗楼旁，就吓得鬼子没敢动弹，等我们弄着木头走后，他们才打枪给我们送行。车站北边的13号桥，刚刚卸下的桥木，想要修桥，被我们弄来3大车，我们去的时候，赶着大车从伪站长门口过，只一人拿着打不响的六轮子警戒在伪站长门旁，吓得伪站长连大气都不敢喘，叫我们把木头拉来。日本鬼子想从宁车沽火车站下车，来我村“扫荡”，被我们把宁车沽的大桥拆毁，迫使鬼子改变了计划，行凶未成。民兵们用牲口嚼子挂在宁车沽火车站旁的高压电线上，电线一断两节，既省人又省事的小动作，比炸翻火车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还大。我们配合县队和主力部队，一举拿下茶淀火车站的炮楼，打死日本鬼子和伪军，缴了他们的武器，挫败他们不可一世的威风。我们配合区小队打下三叉子（日本大兴公司），杀死鬼子，烧了他们的仓库、房屋和摩托车，夺来很多东西。全村去了100来人，50多辆车满载而回。打进三叉子时人喊马嘶，火光冲天，距离3华里的茶淀火车站有许多鬼子和伪军，都没敢来救援，等我们走后他们才鸣枪给我们送行。日本的建设公署，人称老公司，被我们跟着区小队打下，破坏了他们的建设指挥机关，日本人胆颤心惊，很久未能修复。中锅炉即日本农场总场，既有日军又有伪军，我们几个持枪的民兵带领群众，就从那里把大车夺来，并破坏他们的很多设备。小锅炉是日本农场的扬水站，被我们破坏，连场房都被彻底拆毁，并把物料拉回来，使敌人的农场长期瘫痪不能生产。日本人想盖宿舍，没等他盖齐，就被我们拆了好几十间，拆来的木料搭了我村南的大地洞，那里给八路军缝制衣裳。日寇从陆地运输不便，从水上运输，也同样的遭到破坏。1945年秋季，日寇用西河大船运硫酸，被我们从金钟河劫来，通过西引河卸在我们村南苇洼里，以后沿村转到大后方，作了抗日的军火。同年还劫来一船生铁、氧气，又劫来一船麻，一船红砖，所劫的船只都是通过西引河，先卸在村南苇洼，然后转到后方供我军使用。我们自己挑的小河起到抗日的作用。由于我们破坏敌人的农场和运输，阻断敌人的后方供应，人民群众感到自豪。贫农李玉桂说：“这样整治鬼子，真解气，他无故来侵略我国，叫我们当亡国奴，我们就得跟他斗，齐心努力参军参战，一定能够把他打败。”
  由于党支部紧跟革命形势，顺应民意，党支部指向哪里，群众就跟向哪里。需要多数人干的革命工作，可以全村出动，如打三叉子、夺枕木、铁道翻身等。需要少数人的工作，就去少数人完成任务，例如民兵骨干李玉安、董云芳、董步义、董步廷、李万增等，配合县、区队跟敌人战斗周旋，常年不休。出去抬担架的群众，没有一个人不完成任务就回家的。成年人跟鬼子斗争，小孩也跟鬼子斗，如1944年日寇来村“扫荡”时，有的村干部没跑出村被日军圈在群众之中，日寇采取一个一个的过箩方式，追问谁是八路军村干部，群众坚决不说，才12岁的李学明被日军单独地拉去逼问，被打得死去活来，也未暴露八路军和村干部，日本鬼子悻悻撤回，村干部及其家属安全脱险。我们除在农村坚持抗日以外，还有的协助城市工作。支部书记李无计和我都曾接受县委城工部长继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作城市工作，同敌占区的同志们共同打击敌人。
  日本鬼子虽然很凶，对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村齐心努力，参军参战，日寇不敢轻易来“扫荡”，汉奸伪军更怕得要死。如我村南大地主天津吉顺号家，多次企图买动南河伪乡团，来镇压我村革命，保全他的土地财产，伪乡团的团长刘恩相怕死就没敢来。斗争实践证明，日本鬼子也是纸老虎，汉奸伪军更是狗熊，一切人民的敌人都是欺软怕硬，要胜利就得斗争。我们这个村不愧是抗日的模范村。我村的党支部是坚强领导核心、战斗堡垒。有了村党支部的领导，南淮淀村的抗日活动才搞的这样活跃，这样得力。
  （郑怀仁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游击区的减租增资
  大贾庄乡王庄李汝奎口述：
  我是王庄村人，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我村的骨干，跟着共产党活动，搞过减租活动。
  王庄村在抗战时期共有土地48顷，其中36顷为宝坻县城关地主陈晓轩所有，12顷为宝坻县阎皮庄地主闫学辅所有，全村坑壕道路、碱岗余荒没有一点穷人的份，是一个典型的佃户村。地主雇用宝坻县城关一个姓许的为代理人，我村翟福岩为收租人（人称“庄头”）。讲的是秋收三大份分粮，后来又加上附加就走了样，简直成了“四六”（“附加”就是每亩地加收1升或2升，东家来村还得管饭伺候）。当时是小亩，10亩折标准亩9.276亩。
  我村的减租工作是1944年9月开始的，是共产党推行的一项有利于抗战、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减租，是指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向地主少交租额，不管是实物地租还是货币地租，地主一律减收原租额的25％（简称“二五”减租）。那年，陈晓轩的三孙子陈绍彦来我村查看收租，被佃户张其友打了一顿，那年租没收成。到第二年日本投降后，佃户代表张启洪、王凤元、李汝桐等4人去宝坻找陈家算减租的账，陈因为拿不起应退的地租粮食，把地契交了，原来谁租种的地还由谁种。
  前几天，我找了杨建村丁占起（当年村农会委员）、白庙村丁凤有（当年村工会领导人，1945年入党）、大贾村贾振华一起对减租减息做了回忆，认定附近4个村的减租减息都是1944年9月开始的。4个村的干部联合在白庙村崔九洪家开的会，统一布置的这项工作，会议由顺华同志主持，我村有李汝桐、王秀山参加，白庙村有崔文洪、丁奉友参加。
  杨建村土地有36顷，也是宝坻县陈晓轩家的。白庙村的土地除本村财主外，有10顷地是卢新河地主杨一善家的。
  这项政策对穷人有好处，王庄村执行了减租，穷人非常高兴，抗日积极性倍增。当时，对地主也讲团结，争取他们一道抗日。（1986年7月10日）大贾乡大贾村贾振华口述：
  1944年9月，区委书记刘顺华找到我，让我动员几个人搞减租减息，当时村干部有赵继先、刘泰增，我又找了张学义、赵跃、刘景增、刘步墀、姜永胜等人。十天以后，约是9月中旬，我们拿着算盘，找到给地主代收租人员张建波、赵景春、邢金海等人提出退粮。我村是3个大户的庄子，全村有160户，土地是3个36顷（含荒地），租种土地3000多亩。当时，佃户已经按以前定的租额，把地租粮食交给了地主委托的收租人，粮食还没有拉走。经过算账，佃户将按3大份交给地主的一份粮食全部退回。每亩平均退回30多斤，共退回73000多斤粮食。这一次，是我和张学义带头搞的。
  不久，友华领导了工人增资。工人增资指的是给地主雇佣的长工增加工资。地主虽不情愿，但是有抗日政府支持，也只有按照执行。增资前，最好的工人每年可挣60～70元，合红粮600～700斤。增资后，每年每人增加3石，折600多斤，每年发给衣服一身，布鞋一双，草帽一顶。全村共有10多个长工，全部增加了工资。这对长工可解决了大问题，长工们更加拥护共产党，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造甲城乡赵温庄尚云松口述：
  我是穷苦人出身，1945年8月入党，1944年开辟地区之初就跟地下干部刘顺华在一起活动，也兼做周围村的工作。
  1945年初，刘顺华（当时已任区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你们小锄会（指长工们的组织）有什么活动？”“你们一天挣多少钱？”我说，一天1块钱。当时1块钱不准够1个人一天吃的。他说“不够吃，干个什么劲？你把小锄会组织起来，不用给他们干了。”我问：那我们吃什么？他给我们写了一张条子，让我去找区财粮助理云仲。结果，一人借给1麻袋文化米。这就开始罢工了，我是个领头的。雇主们着急了，就去找顺华，顺华就找我们谈，他问：得多少工钱才够吃呢？经过交涉，答应了条件才开始干活。原来一天工钱3斤高粱，涨到21斤，当时叫1斗。区里抗联会主任广大也支持我们。
  不久，日伪抓了大唐庄的工头贾宜兴，贾叛变了，反过来对付我们，他还经手枪毙了东塘坨的雇工头儿叫张学什么的。我们也没有退缩，反而跟共产党贴得更紧了，抗日也更积极了。
  （李汝奎、贾振华、尚云松20世纪80年代口述资料，李佑生整理）
  武宝宁五区区小队
  武宝宁联合县五区位于现宁河县南部北淮淀、南淮淀、俵口一带，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是开辟较早的抗日游击区。五区区小队建立于1944年8月，区小队干部、战士都是宁河县人，五区的最多，他们仇恨日本侵略者，较早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培养，热爱人民，热爱乡土，作战勇敢，一心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一、攻打三叉子试验场
  抗日战争时期，宁河境内的三叉子试验场是日本大兴公司所办农场的试验场，也是日本粮食仓库所在地，坐落在后来的清河农场南部，离茶淀村（今属天津市汉沽区）不远。这里有日军驻守。日本兵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民愤很大。
  1945年4月，武宝宁五区区委书记孙英召集区小队干部、南淮淀村民兵干部商议，想打掉摆在眼前的试验场，大家早有这个意思，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把它打掉。李复新是五区区小队队员，郑怀仁是南淮淀村民兵指导员，跟大家一样，情绪高涨，跃跃欲试。
  三叉子试验场周围挖有深沟，围墙很高，门口里有铁制的大栅栏，不易攻取。五区区小队长铁军（本名田庆德，宁河县后大安人），听说三叉子试验场作饭的师傅是勾娄沽人（今属天津市汉沽区），就找到本区小队战士裴洪盛（也是勾娄沽人），叫他去三叉子找同村这位师傅拉关系，做工作，攻打时请他做个内应。裴洪盛找到这位师傅，讲了中国人决不受日本人欺负，应该团结起来，赶走鬼子，很顺利地做通了工作。经过几次串通消息，确定了进攻日期和具体时间。
  到了那天夜晚，五区区小队队长铁军带领区小队战士、南淮淀村民兵，连同跟随的50多辆大车近100人，悄悄地候在试验场外。李复新负责警戒，把守茶淀的铁路、站台路口。场内师傅事先把狗锁好，打开大门，壕沟搭上橇板，并按约定燃起火把作为信号，区小队铁军、李金明（新河人，今属天津市塘沽区）等十二三人轻手轻脚进了试验场，直奔日本军官住的西厢房，屋内没有熄灯，窗帘也没有挂。区小队长铁军向预先组织好的突击队员又嘱咐了一遍：上好刺刀，进了屋一个对准一个，只许用刺刀，不许打枪。说完，铁军一挥手，区小队4个战士铁斌、金鹏（南淮淀村人）、铁山、金山（芦台农场大韩庄人）一个接一个快速闯进屋内，“噗嗤！”“噗嗤！”捅死两个，另两个鬼子听到动静蹿了出去，一个想爬上院墙逃走，被区小队战士急步赶上去，一刺刀结果了其性命，另一个腿脚快，在大家的喊叫声中逃跑了。这次战斗，未放一枪，缴获三八枪4支，手枪3支，子弹几百发，手榴弹几大箱，双手带战刀数把，铁盒子内奖章、勋章多枚。库内汽油、稻谷装上大车，试验场的房屋、汽车、摩托车全部点火烧毁，拉不走的稻谷也点起了火。现场人喊马嘶、火光冲天。相距3里远的茶淀火车站驻守的许多鬼子和伪军竟没敢出动救援，只待区小队、民兵离开后打了几枪。区小队、民兵大获全胜，满载而归。第二天，这件事还上了敌人的报纸，说是八路军一部，夜袭三叉子试验场，战斗了多长多长时间，打了多少枪等等。这成了周围村群众谈话的笑料。
  二、水上劫获日本军用物资
  1945年5月中旬，五区区小队刚发了新军装，战士们情绪饱满，斗志正旺。区小队为攻击日军黑猪闸据点，就近驻扎在金钟河边的北大份村（位于北淮淀村附近，建国后并入他村）。一天，李复新和同志们正在河边放哨，从金钟河驶来一条大船，看样子装着重载。区小队战士把船喝住，叫船主上岸回话，问他船是谁的，装的什么，谁的货，船主说，我是西河村的（现属唐山市丰南区），船是自家的，货是天津海光寺1480特务队让运的。有硝酸几十罐，氧气瓶几十桶，麻袋几千条。区小队和北大份村民兵把货全卸下来，把船主领到区长朱琳面前说：“区长，给他开个收条吧！”接着告诉船主：“你拿这个条子回去就可以交差了。”
  劫获的这批物资，由南淮淀民兵沿新挑的西引河运走隐蔽起来，以后交给第18军分区供给处，拨给炸弹厂做了抗日军火。
  （李复新、郑怀仁1985年口述资料，李佑生整理）
  武宝宁六区区小队
  武宝宁联合县六区位于宁河县西部潘庄、朱头淀、东塘坨、大王台、胡张庄、山岭子一带。六区区小队成立于1944年8月，我从区小队成立时就当了区小队战士，参加过几次战斗。
  造甲城伏击战
  1944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潘庄以西公路被挖开了4道沟，砍了10多棵电线杆子。第二天下午，潘庄据点的敌人出发了，当时我们武宝宁六区区小队正在造甲城，敌人沿公路检查线路，向西奔东堤头（当时也属六区）方向去，敌人的行动被群众发现后告诉我们，我们经过商议，决定乘此机会打击敌人。于是组织了16人在西深坑（现潘庄农场以西，造甲城以北）设伏，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等着，只听得从造甲城方向传来了枪声，经过侦查才知道，原来敌人改去了造甲城进行讨伐，区小队决定在敌人返回的路上进行袭击。当区小队刚转移到潘庄至造甲城的小路时，发现敌人坐着4辆铁轴车往潘庄方向来，区小队同志出其不意，一阵枪炮，把敌人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敌人急忙占领有利地形，对区小队反击。战斗对峙很长时间不分胜负，区小队队长冯千成和我敏捷地绕到敌人后面开了枪，敌人一见腹背受击，纷纷举手交了枪，我们得枪20支，敌人全部当了俘虏。
  砸毁伪潘庄乡公所
  1944年农历八月，为打击伪潘庄乡日伪反动气焰，我们武宝宁六区区小队决定烧毁伪潘庄乡公所。这月初九夜，几个打入乡公所的抗日群众假装打牌看夜，在内部策应。夜深人静，区小队摸进了潘庄，到了伪乡公所，门已打开，我们闯进院内，里应外合，没费什么事。当准备点火时，我提出火一起来，必然烧毁民房，队长冯千成当即决定，砸毁桌椅，烧毁帐目。我们把抽屉、柜子全打开，把帐目、文件往地上一堆，浇上洋油，一把火就烧了起来。接着把橱柜、抽屉全部打烂踩碎，投入火堆，我们扬长而去。等日伪军牵着狼狗赶来时，区小队早已不见了踪影。
  烧毁欢坨大桥
  欢坨大桥是日军欢坨据点和范庄、霍庄一带的交通要道，武宝宁六区区小队和附近民兵决定毁掉它。1944年9月间一天晚上，区小队队长冯千成组织田辛、赵温两村民兵，来到大桥附近隐蔽在路旁的草丛里，观察没有可疑迹象，就摸到桥边，把预先准备的两桶煤油泼在桥上点着后，就撤离了大桥。第二天派人秘密查看得知，煤油在桥面燃烧，直至熄灭，大桥并没受到损害。找出了失败的原因，区小队和民兵决定改变方法，进行第二次破桥行动。这一次由县大队带领，田辛、赵温两村民兵配合。夜间县大队战士和两村民兵又来到大桥旁，部队战士从金钟河上弄来一条敌人停泊的木船，装满芦苇，固定在大桥下面，泼上煤油点燃，刹时火头冲上桥梁。当夜，欢坨大桥被彻底烧毁，日军遭受一次沉重打击。
  一打汽车队
  1944年11月，在东堤头东边打过一次汽车，参加战斗8个人，由我负责带着。敌人的第一辆汽车在离东堤头6里的骆驼脖子处被我们打坏了，第二辆车载有30来个日本鬼子。那天正下大雪，看不清，8点钟左右，我们打了一阵枪，扔了手榴弹。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有利地形，占了上风，我们跑到了白庙村南头，敌人追过来，我们又跑到贾庄子村。此次战斗，我们逮了1名警备队员，后被我们打死，缴获了4只信鸽，被我们摔死了。
  二打汽车队
  1945年5月（麦子拉黄），敌人处于收缩状态，经常由宝坻、蓟县一带运粮食去天津，每天必经东堤头。处于天津至唐山的大榆路边的我们武装部队，经常乘机骚扰经过的日军运粮车队，下地雷，打伏击。敌人为了运粮安全，每天总是派人在东堤头设卡监视。一天，15军分区开来1个连，连长姓张，同我们六区区小队联合打了一次伏击。给区小队任务是，拂晓封堵据点，断绝交通。分区部队1排在东堤头村西北口，2排在村西南口埋伏，两排各配1挺机枪，3排隐藏在东西堤头中间的棘树林中作后卫，这里离东堤头村口有1里多地。我们六区区小队埋伏在西堤头村西魏家河子，负责打敌人增援（附近范庄子、欢坨均有敌人）。1排由我村干部刘玉良作向导，情况比较熟悉，2排由我作向导，主要负责和村里联系，后勤人员化装隐蔽。一切安排妥当，一直到上午九点多，才发现了敌人的车队，共3辆汽车。第一辆是空车，没有打，放过去后在街里被截下了。第二辆汽车全是日本兵，车刚到村西路口上坡处，村口两侧的机枪齐发，顿时汽车停了下来，沿来的方向迅速后退。车上20多个日本鬼子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只剩下五六个人。车停在了距我们有50米处的一个小石桥附近，剩下的敌人跳下车，以汽车为掩护进行抵抗。这时敌人的第三辆汽车已经赶到，车上的敌人提前就做好了战斗准备，跳下车，占领了村西北高地，用两挺机枪封锁住村口。埋伏在村南北两侧的我方战士火力不能发挥。张连长命令冲，可战士刚一站起，即被敌人子弹击中。部队难以坚持，决定撤退。这时范庄子、欢坨300多敌人已经赶到，区小队不得不迂回转移，不料又和另一股敌人遭遇，区小队两面受敌，冒死突围，有20多名同志英勇牺牲，才得以脱离险境。
  这次战斗打响后，分区这个连的3排不但没出击，排长反将全排队伍撤走。第二天，部队进行战斗总结，有人反映，3排排长是日本特务。抗日斗争的复杂性，给我们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
  （冯伯英1985年口述资料，魏永成整理）
  武宝宁联合县委敌工工作
  我是玉田县孟大庄乡芦贾岫村人，1943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当年3月入党，化名友村。1944年春来到武宝宁联合县做敌工工作，来前是18地委敌工部（全称敌伪军工作部）干事，来时，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方刚刚刚来到这里。
  我到达时，那里的敌工工作主要是开辟芦台、汉沽、北塘、茶淀、塘沽等地敌伪军工作。联合县委敌工部部长是继光，对外称宣传部长（1944年9月始称敌工部，后任部长是佐天）。敌工部分工是，李跃海（化名易春）负责芦台、汉沽、茶淀、芦台农场的敌伪军工作；李连洪（南淮淀村人）负责塘沽、北塘、新河工作。由我和张友林（宁车沽村人，非党员）配合。后来我又调五区工作一段，当时的区长叫高兴桥（化名朱琳），以后他叛变了。书记是孙英，又名太城。
  我知道联合县委敌工部做了以下工作：
  塘沽盐警大队被我们拉了过来。1944年间，塘沽盐警大队队长姓高，一只眼，绰号高瞎子，赤碱滩（后来称赤土村）人。一次，李连洪说，经过一段工作，高瞎子有新动向，可能要投降，他们要求参观解放区。继光对李说，你同他联系，同意他的要求，他来也由你陪同活动。我到淮淀去，万一有变化，容易撤离。后来，双方谈得很好，还在一起吃了饭。不久，他们又变卦了。继光听到汇报，立刻写信给张士超（58团参谋长），把他们拦住了，再度做说服工作，终于把他们争取了过来。
  从敌人手里搞交换台。一次，18军分区给县委敌工部一项任务，要求搞1台交换台，从敌人手里夺取或买均可。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晚到了一星期。要买就得进城市，来往很不安全，又费时间。我们结合区小队，把日伪的北塘电话局袭击了一次，搞到了一台，完成了任务。
  同伪镇长搞统战。1945年，也许是1944年，我们潜入北塘，接触了伪镇长刘维尧，经多次艰苦工作，教育他要爱国，要一致对外，他态度有了转变，同意同我们搞抗日统一战线。从这以后，他向我们交粮交款，为抗日做出了一定贡献。
  运盐。抗日根据地食盐很困难，上级交给我们一项解决一批食盐的任务。我们同盐工结合，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且运了出去。
  日本投降前后的紧张工作。日本投降前，我们配合县抗日联合会搞减租减息、雇工增资。1944年9月，丰玉宁联合县开始搞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此后不久，武宝宁联合县也开展起来。我们刚参加不久，就赶上日本投降。当年10月，县长（联合县办事处此时已改为联合县政府，主任改称县长）方刚和县委敌工部部长佐天，奉命与“高丽圈”日本场长谈判，接收该农场。之前，我们紧张地搜集“高丽圈”农场的情况，供谈判使用。结果，谈判很成功。接收后，专署任命李志（此时，佐天化名李志）任农场场长。
  日伪时期，联合县有一个叫刘磊的，在特务队工作，后来想弃暗投明。开始，继光认为靠不住，我们就考验他，他给我们搞来了两条德枪，200发子弹。后来国共合作，他到北京去了，但没有投靠国民党。他是我们的统战人物，为我们做了一定工作。
  1945年10月底，我离开武宝宁联合县，到冀东行署学习，情况就不清楚了。我们那时的抗日干部都公认，南淮淀、北淮淀、乐善庄、兴坨等村比较可靠，是我们的根据地。
  当时，那里百姓生活很苦，整天吃野菜，环境也很艰苦，但是广大人民还是勇于坚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马春雨1985年口述资料，李佑生整理）
  参加抗日斗争的回忆
  南淮淀村是宁河县的一个贫困农村，有史以来人民都是以苇草获利为生，没有多少肥沃耕地。该村三、四十年代，只有五六户比较富裕，第一个是李九庆，他是继承祖遗的产业，结交邻村几个劣绅，上爬成了一个地头蛇。他与俵口村于德枢，潘庄韩在馀，小八亩坨刘绍虞弟兄，北淮淀李在民等互相勾结，合股在芦台开了一个粮栈，做屯积倒把的勾当。同时勾结伪县政府的官僚走狗、伪保安大队长田德寅，当了淮淀大乡副乡长。第二个是李恩朴，他早年在关外贩卖鸦片发点财，回村后置买了土地房屋并开了个杂货铺，雇有两个长工，在日寇侵入华北时，他加入反动的一贯道，且是一个坛主，大量发展道徒，曾一次把李占兴私运钢铁的事向芦台日军报密。李占兴被捕到县，因李占兴原是多年在天津专门给日本商人当买办的，会日语，因此他没受什么损失，不久就释放了。不过这也说明，李恩朴是与日本特务有关系（在土改斗他时他自己也承认是汉奸）。第三个是李学诚，他是一个很会钻营拉拢权势的家伙，他可以到处借钱购置土地，长期不还人家的债，他先养民船包运货物，偷盗客货，后做了大船，更包揽汉沽渤海化工厂的货物运输，在直奉战争时也曾在金钟河把跟船的逃兵打死，夺了步枪。家中开了个杂货铺，雇有两三个长工，拜认李宝忠（天津东六区巡长）为干老子，当了本村保长（他儿子后来也是伪保长）。
  日寇侵入宁河县后横征暴敛，加上土豪劣绅们的经济剥削，我村穷人无法生活，不得不把住房拆卖光。潘庄的刘世裕（曾任我村小学教员）欺骗村民，把许多人贩卖给东北日寇当了华工，记得有：李增庆（全家）、李守庆（全家）、李奎庆（全家）、李宝光（全家）、郑桂芬（全家）、李占宗（父子）、李士林、齐××（全家）、郑怀仁、李承远等。有些人到阜新县煤矿和老头沟煤矿干苦工，约一年多，陆续逃回，南淮淀就是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才盼到了革命力量潜入进来。
  边区政权开辟我村，约在1942年前后，当时也正因天津黄海社收摊儿，给了我一个月工资遣散失业回家，任村短期小学校教员。当时政府工作人员不断来村活动，主要是在李瑞庆家（化名忠勇），常来的有寒松、刘征、马良、孙英、继光与李志等县区干部。不久，忠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此时没有脱产。在他家主要是具体布置政治工作和经济供应等事。我曾给抗日政府去天津买过军用西药，是到赵庆元家请他买的（赵是塘沽久大医院的大夫，与我相识多年）。本村小学不久并入北淮淀乡立高小，我也随去任语文教员，不久县派来的校长郑长棋和两名教师都跑回芦台。一是乡里不给开工资，二是这儿是共产党的游击地区，他们害怕。后又派一个校长张克勤来，没几天也跑回去了。所以，我一个光杆当了代理校长，但同样没人给工钱，饿得先卖了祖遗的几分北海苇地，接着把7间房子拆木料卖了。
  在北淮淀学校我被日本特务队拘了一次，原因是他们从学校传达室检出一张八路军宣传品——《新长城》。把我带到队部追问这是谁的，我说“从我的学校查出的自然是我的”，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我说：“谁给我我也得要。”炕上正好是被捕去的高英，他下炕把我叫到套间屋，问我现在八路军活动情况，我说：“我不是村干部，不知道这些。你要想从我身上立功的话，就在这里处理我，死我是不怕的。”他说：“到不了这个程度。”晚上放我回家，正在忠勇家呆着，突然高英进屋手拎手枪坐下，说“快给我弄饭吃，我是跟日军回去到北涧沽私自跑回的。”并向我说：“我自被敌人捕去想死都死不了。”他这是针对他问我时，我表示“死不在乎”的话。吃完就到野外睡去了。第二天，陈伯平也从军粮城跑出，带的是一支德国枪，据他讲是同天津海光寺日军出发到军粮城连夜逃出，陈伯平与高英一起去区里报到。经审查无变节问题，继续工作。高英后改名袁太，陈伯平仍当这个区区长（被捕前名叫陆英）。
  1943年陈伯平主持建立村政权，按民主公开原则，选我任第一任村政权主任，原伪保长仍存在，让他应付敌伪方面，但村内一切都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才准执行（当时伪保长是李学诚、李连祺、李士奎）。此时我们县支队（队长是王全荣）几次破坏茶淀附近铁路，打炮楼。那时还没有民兵组织。村干是何桂才、董云昆临时负责。政府来往信件由何桂才派人送。有关优待抗属以及配合政府查抄反动一贯道窝子等，是董云昆等人配合干的。
  1944年抗战进入紧张阶段，敌人围村扫荡抢劫日渐频繁。我军游击队也发展很快，屡次破交，拿据点，打敌农场。村干也多了，日常应付工作的主要有李洪恩、郑怀仁、何桂才、李金棠、李金海、李春旺、董云昆、李玉安、李万增等，民兵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村是一心依靠革命政府，所以日伪对我村十分仇视。在那年秋收时，继光同志对我说：“无计同志，你敢不敢对敌抗粮抗税，成立一面抗日村？”我说：“只要政府支援我们当然敢干。”继光说：“好，政府自然支援，但苦难一些要忍受。”到十月二十前后（农历），日寇派来造甲城据点儿一个叫冯桂珠的，在李占宽家找到我，通知说皇军要你村交军粮，没等他说出要征多少数字，我就一口回绝了。到农历十月二十八（公历12月13日）下午，驻在北淮淀的敌军派人送来一张布告，内容大意是说：“南淮淀抗粮不交，决定烧了该村，人们不要在屋里，急速离出……”但布告还未贴，敌军已进村了。当日西北风很大，敌军就从西北角开始放火烧房，我立即找了个人把我母亲背到村南干壕沟里，同几个村干部躲在远处，眼看大火燃起，我嘴里虽然还硬，但心里实在担忧。天黑了，敌人才走，我进村到家看了看房子，火烧得正旺，我不敢进去。这时连起从东面来，对我说：“大爷，咱俩把两扇大门搬下来，让增大爷（指增庆大哥）剩这点儿吧。”于是，我们俩把门搬下来，随后房盖都着了。一所好房就只剩四面墙了，这次，一直烧了200多间房。烧村后第三天，敌人又派冯桂珠来说皇军仍然要粮，我说：“你不是看见了吗，村都烧光，粮也烧净，只剩活人了，日本军可以再来把人都杀光算了。”我赌气走了，冯也只好回去。
  我们村那几年生活是万分困难的，1943年全村竟饿死60人，全年只生了一个孩子。又加上这次烧庄，很多穷人想外出谋生，我心里感到沉重，那天继光同志来了，我向他讲村子现在怎么办，继光同志随我找了忠勇，我们研究结果是从村前向南，直开一道引水河，共长14华里，发动村民以工代赈，再按每人挖的面积把两岸堤地归私人所有。上级政府答应供给6万斤玉米和秫米，运到随即拨工分出。到1945年春初河工才完，这就使穷人们度过了难关。
  1944年农历十一月份，区委孙英同志找我谈革命的前途和组织的意义，我当即提出参加共产党，孙英同志走后没几天就回来了，把入党批准证交给了我。同时李志同志也来找我，叫我大胆发展党员，指定我任支部书记。经我发展的党员有：郑怀仁、李洪恩、李玉安、李金海、李连城、李春旺、董云清、董云华。1944年的一天，我方干部刘鸣歧（后叛变）杀了一个敌特，日寇追查此事，问我八路军哪时到你村？我说我白天去北淮淀教书（其实学校早散了），晚间回来，不知道。又说：“你也没听别人传说？我们知道八路来到你村，只问你他们往哪方向去了。”我说：“八路军往哪里去，是不叫老百姓知道的，就夜间来过我们也是闭门不出，谁能知道他们的来去。”他问过去八路军都走过哪些道路，我说：“听说八路军夜间大半往村东南角去。”日寇看了地图说这里没路，横着条小河，你瞎说。翻译打着我的脑袋，日寇吓唬我要过堂，我就解衣，准备脱去外衣由他打，日寇站起来左右打了我十几个耳光，直到口流鲜血，敌人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李无计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护送盟国飞行员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住在宁河县大贾庄，那里是对敌斗争的前沿。一个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远望市区方向，黑烟滚滚，还隐隐听到爆炸声。这时，从市区方向飞来3架飞机，飞得不高。中间那架尾巴后面拖着一道长长的黑烟。他们向北飞去，没过多久，冒烟的那架飞机落下个东西，在夕照下，像个小亮点，缓缓落下。这架飞机随着黑烟消失了，而其余两架则飞得更远了。村里人看了，马上明白这是飞机来轰炸小日本，不幸中弹，飞行员跳伞了。此时，东淀村的乡民听到一声巨响，村南不远处黑烟滚滚，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慌忙去看，但隔着高粱地看不清。腿脚快的青年人便跑到近处看，然后回来告诉大家，说是一架飞机把地面砸了个大坑，正在燃烧。这时，大家也就明白了，一架飞机坠落了。
  出事地点离鬼子的潘庄据点那么近，飞行员怎样脱离危险？事不宜迟，大贾庄组织30几位民兵，立即行动。依靠青纱帐的掩护，他们很快接近了出事地点。但还是来迟了一步，从据点出来的鬼子兵，已经把出事地点团团围住了。营救工作遇到了困难。
  然而这时，从出事的方向跑来一个外国飞行员——他借着青纱帐自己逃出来了。这个飞行员黄头发，蓝眼睛，高高的鼻梁，腰间带着手枪。民兵们赶紧带着他向西奔去。一口气跑到几里外的景家庄，大家的心才踏实点。飞行员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款待。休息片刻后，飞行员由民兵送到下一站，最终到达后方根据地。
  （贾耀先文，载《今晚报》2015年6月20日第九版）
  注：关于盟国飞行员，宁河县委党史研究室存党史资料有2处记载：一处是资料第8卷第97页杨秉亨文，他说“我记得1944年夏秋之交，同盟军美军1架飞机飞到天津，不知是侦察还是轰炸，被敌击伤，坠毁于潘庄西北5里左右地名叫李家洼的地方。该机坠落后，砸至地下很深，飞机起火，内部机件焚烧，坑周围的高粱被烧死很多。美军驾驶员跳伞后，钻入青纱帐，据说被我军救走了。飞机残骸之大部（主体）被日伪军挖出，拉到潘庄。”杨秉亨为潘庄人，资料写于1985年4月22日。另一处是资料第28卷17页党史研究室发给赵温庄尚云松调查信的底稿：“……1945年7月，1架美国飞机执行任务时，在现宝坻县尔王庄一带坠毁，美国飞行员1人被抗日群众救护送到潘庄。那时地区抗日联合会成立，武宝宁联合县抗日联合会首任主任刘顺华（之前，任武宝宁联合县第六区区委书记，该区即为潘庄、大贾庄所在的区）要带参会人员赴新安镇参加会议，决定顺便将美飞行员送到18军分区。为确保安全，武宝宁联合县支队派1个班护送。派这个班的排长姓李，为赵温庄人。请您帮助查找此人，以便进一步了解此事。……”此信发出时间是1985年6月15日。
  （注者李佑生）
  解放“高丽圈”
  日寇侵入华北后，1938年在宁河县芦台至宁河县城公路以西，马鞍子、马从庄以北，花牛庄以东，任千户、大于庄以南，强征18个村农民的土地6万余亩（每亩只给6元钱），由朝鲜移民3700口人，成立农场，人称“高丽圈”。强迫移民和附近农民在这6万余亩土地周围挖沟筑堤，里面修排水河4条。在蓟运河西岸、木头窝南修建3台900口径水泵的扬水站（一扬），并设有炮楼1座，住有1连朝鲜警备队，2挺机枪，2个掷弹筒。当中修上水干渠2条。在九孔闸修有600口径扬水场1座（二扬），在花牛庄修有2台600口径排水场1座（三扬）。把这6万亩土地分成24个方块，正中设中央里，为场部所在地。并建炮楼1个，住朝鲜警备队2个连，特务30余人，有朝鲜人和中国人。有六年级小学校1所，朝鲜教职员30余人。有600～700小学生，学生都得学日语。其他23个方块建设23个里（即中国村庄），雇中国人用高粱杆给他捆把子，由东北运来松木当立柱和檩条，用高粱把子当墙和上盖抹上碱泥，每户3间房，叫朝鲜农民去住。每村住50户，设村长1人。10户设1甲长，每户用贷款方式贷给耕牛、农具、种籽、肥料等。农民每月按人口配给一定数量的小米、高粱米、玉米面、豆饼等为主食。农民收获的稻子不许吃，全部归军用。如果谁吃了就犯法。
  中央里设日本场长1人。利用1名朝鲜律士（所谓秀才）为委员长，日本场长利用他来统治3700口朝鲜农民。农场的一切行政、经济工作通过这个委员长，召开保甲长会议贯彻执行。场长下设财务科、农贷科、水利科、技术科等，共三、四十名职员（少数日本人，多数是朝鲜人）。日本场长和朝鲜委员长每人住1所小洋房。职员住砖瓦房，并设有收发报机1台。
  我党为了团结朝鲜人民一起抗日，1940年、1941年先后派了两名朝鲜同志到里边种地，都被日寇杀害。1943年冬，冀东区党委敌工部长崔征同志通过十五地委派朝鲜同志李大成（中共党员）到宁河开展朝鲜人的工作，经县委研究，叫我带着李大成同志在农场周围开展工作。当时因日寇叫朝鲜人种稻子．但不叫吃稻米，农民生活很困难。每到春天，朝鲜农民把化肥、豆饼偷卖给附近的农民；到秋后把稻谷偷出来卖给附近农民。我和李大成等同志依靠附近农民，把朝鲜人领到家里与李大成见面。熟悉后，李大成同志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逐渐发展朝鲜抗日同盟组织，李大成同志自编自印同盟刊物，并叫农民带进去秘密地做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思想政治工作，在23个村内建立起抗日同盟支部，并在两个朝鲜警备队内也建立起抗日同盟支部。
  1944年冬，李大成同志亲自带着赵普小队1个班，夜间突击到“高丽圈”，杀死两个民愤极大的保长。从此以后，特务对我们的行动进行侦察，经常带着日寇、伪军（芦台来的）到“高丽圈”周围进行扫荡。但由于群众对敌占土地恨之入骨，坚决抗日，拥护我党的各项政策，使我们没有受到损失。
  “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连朝鲜警备队找李大成带着全付武装起义，他们过来后，十五地委书记常佩池同志亲自来宁河在双庄召开欢迎大会，并讲了话。事后报冀东军区派人把他们接走。
  这两个连起义后对“高丽圈”震动很大。23个朝鲜村都升起了朝鲜国旗，要求朝鲜独立。日本场长怕我们发动18个村的群众抢稻子。于是派人找李大成和县长方纲、马良、县委书记石青等谈判。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如下：①高丽圈为和平解放，双方武装部队都不许进入，农场为非军事区；②日本场长、朝鲜委员长和李大成、佐天一起办公，双方保证这4个人的人身安全；③为了叫附近农民和朝鲜农民吃上稻米，由我区政府组织18个村群众分片包干收割23个村的水稻，并按所收的稻谷除交抗日政府30％的公粮外，其余都归朝鲜农民所有，18个村的农民每割1亩水稻，由朝鲜农民付给30斤稻谷的报酬。
  这时，日本场长提出朝鲜农民欠他的农贷，要用稻谷偿还，我们和李大成通过朝鲜委员长召开各村代表会。叫代表们讨论这笔贷款应不应还。开会时叫日本场长和朝鲜委员长参加。代表们与他们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代表们提出朝鲜农民给日本军国主义当了8年奴隶。用自己的汗水种稻子，自己却不能吃。你们吃的是大米，我们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豆饼，你们说是谁欠谁的债呢？要求你们发还我们8年的工资这笔帐算不清，你不能走。问的日本场长一言不发。结果只有放弃还贷款的要求，但是他又向我们提出，他们在华北有100万日军没有饭吃。要求我人民政府许可他们用现款买100万斤稻谷，经请示上级同意，允许他们买了100万斤。
  稻谷收完后把日本场长送走，以李大成同志为首的成立了农场管理委员会，正式接管了这个农场。在这期间，李大成同志号召朝鲜青年参加朝鲜自卫军，并任命李易民为队长（李系我党党员，1945年春被捕入狱。日本投降后由北京监狱放回）。到1945年冬共招收青年200余人入伍。有的是上海、北京带枪来参加的（这里边可能有少数日本派来的特务）。1945年底，经上级指示，命令李易民带着这200多人由柏各庄坐风船经大连回国（大连当时由苏联红军占领）。
  在这期间，李大成同志在农场找了个朝鲜姑娘（小学教员），经上级批准在农场结婚。后因农场电源被敌人（芦台）控制不能种水稻，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叫李大成同志分两批带着这3700口农民由柏各庄经大连回国。有的到延边自治区种地。
  （佐天1984年文）
  接收“高丽圈”
  1945年8月初，有消息传说日寇无条件投降了，这自然使我松了一口气。8月15号县里来人调我到潘庄，县区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在，记得马良讲，日寇虽然表示投降，但国民党不准日寇向我们交武器，只交给蒋介石。为此分配同志们到新区还要一面接收一面警惕。李志同志领导我们具体分工，去接收“高丽圈”。但工虽分了还不能立即入场接收，因为日军还都原封不动。我们也只是在各农场村子里活动，有时去总场，有时夜间进到分场内农奴家，找到朝鲜一位地下关系李大成布置工作，或探探消息，天未亮就出来。我虽然是分到北涧沽农场，但也只能在那一带农村活动，而且稻谷还不到收割时。这时忠勇任五区区长，他也到过北涧沽一带。
  有一次县委在任凤庄开大会，方刚同志讲了国内形势和如何做群众工作等，会上我揭发了中兴沽地主刘永奎家送给我金戒指，我扔给了他的老婆，并警告了他家。另外我在村内调查，有人对我讲刘家买了12个金戒指，还有几块银砖，是要专门送给八路军工作人员的。我要求在座的同志受过这家贿赂的要坦白交待。这话讲完的第二天就跑了两个，一个跑到芦台叛变了；另一个叫文明的，他光顾跑，过了河乱撞头，没有敌方关系，竟被国民党特务打死，把财物劫去。有一天上级通知说日寇驻场的军队要收割稻谷，应把情况搞清楚。李志同志立即带了手枪单独进入“高丽圈”与日军交涉。日军说：“我们没有上级指示收割稻谷，可能不久我们就回国了。”这一来我们心里有底了。上级还给调来武装小队，队长是梁振国，还有工作干部青云同志。我在北涧沽也常常与日军事务人员接触，这些家伙们对我很客气，又过几天，敌军全部走了，但武器始终不向我军交。我们进农场（指“高丽圈”）后先把稻谷收割了，还在总场开了一次欢送朝鲜农民回国的大会。北涧沽农场是3000亩一个小场，是与北涧沽、马鞍子、中兴沽、李庄子、船沽合营性质的，只“高丽圈”是日本独营的朝鲜农奴开办的。我们进场就成立一个党总支部，李志是书记兼场长。
  （李无计1985年文，李佑生整理）
  四次被捕的惊险经历
  我叫李瑞庆，化名忠勇，宁河县南淮淀人，今年70岁，1942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经王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以保长身分接待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转运支前物资等，先后任武宝宁联合县被服厂厂长，五区区长等职，现离休，离休前在河北省承德市邮电局工作。
  1942年秋天（农历九月），马良、孙英、刘征都到过我们村。第二年春天，李志到过我们村。寒松也是在这时候，带着王全荣的队伍来的。来的同志姓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不许问，所以详细情况都不知道。1943年春节，一个叫醒民的在村提共产党的事，我问过，过了几天，王书文来了，和我谈完话，从衣服里掏出个表儿来让我填，让我保密，不让我和别人说。后来继光、顺华都找我开过生活会，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是党员的。参加革命之初，我在村当堡垒户，后做采买，去塘沽、寨上，给八路军买过笔墨纸张，又从天津买过炸药。1944年调供给处。方刚当县长时，我当供给处主任。当时主要工作就是做军装，修理破枪，弄两个医生治疗伤什么的。后在我村成立了被服厂（当时没有被服厂这个名），我是负责人。
  被服厂一开始在北淮淀以北的苇场，因我对那边地理环境不熟悉，经请示方刚同意，搬到了北大份，军装被子棉衣都放在地洞里。被服厂有两部新缝纫机，3部旧的，干活的有一个魏师傅，老道（我们家族中的一个二哥），还有北淮淀的郑林祥等。被服厂设在稻地户开的小房子里，紧靠着金钟河边，一次一艘由天津开寨上的小火轮从河中过，一个战士就向火轮扔了一颗手榴弹。第三天，天津来了日本鬼子，把被服厂给抄了，缝纫机被抬走了。
  1944年年底，日本鬼子把全村房子烧了个净光，惟独给八路军藏的粮食没有受到损失。娄平也经常到我们那儿去，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许多人要去东北谋生，人一走，对我们工作非常不利。我向娄平说，想在村正南至金钟河挖一条深渠，政府是否可以拿些粮食，搞以工代赈，有了粮食了，老百姓就可以渡过难关。娄平说行。
  随后，方刚就布置这项工作。挖河占的地，都是新河老米家和葛沽老张家的，我们和他们提前讲明，你们要出工，两岸地还归你们，你们要是不出工，两岸地就归河工所有。他们都表示不出工。方刚主持开了大会，向全县（武宝宁）指示，南淮淀所有扛活的要放两个月的假，回家挖河，不许扣工钱，河工挖1方土，给2斤半红高粱，挖100方土的，给5亩河滩地，并明确了我为河工委员会主任。河挖完后，连着下了40天大雨，把河冲的又深又宽，第二年长了好麦子，收益不少。1945年8月到年底，我在五区当区长，我是接高兴桥的手。高兴桥以前是王兴云。之后，我又在潘庄当了冀东贸易公司（冀兴号）宁河县福隆商店经理，1946年底，我随方刚（还有潘庄的杨健民）一起搬到了遵化。
  当时武宝宁一区的区长，我记忆开始是继光，接着是云龙，后是高英、芦波（焦民政）、陆英（陈伯平）、王兴云、高兴桥，接着是我，我以后是李健、张国清。高英（以后改名叫袁太）、陆英被敌人逮去以后，都先后跑回来了。陆英是从塘沽跑回来的，他直接到村找到我老伴儿，说：我回来了，就不找老爷儿了（指我），先到俵口去一趟。高英是从南涧沽过河，借上厕所的机会跑的，高英回来后，没敢直接进村，在柴草垛里住了一宿，因为提前日本鬼子已经声明了，他们当了特务。后来，高英和陆英经过组织审查，没发现变节问题，又重新安排了工作。
  关于我当保长情况。我村李恩朴和李九庆都想当保长，因为争执，经伪县有关部门判定，不许他俩当。后来李恩朴找到自己的亲戚当上了保长。李九庆也是这一套，运动了北淮淀乡警长李云集，把我给选上了保长。我父亲当时正患重病，得知这消息后，一是不让当，二是赶我走（指离开这地方），不答应就撞墙，不久，父亲死了。我不愿意干，正好中李九庆的意，他以我的名义干上了保长的差事。后来八路军来了，让我以保长身份，干些抗日的工作。
  开辟地区时，马良给开个大会，我把本保所有甲长编成小组，负责站岗放哨送信，隐藏八路军，管吃管住等。给八路军组织粮食，不仅本村用，也往小王台子送过。县区来了同志，我们至少要派3个人带着，有两个人要在前几十米的地方走，不让同志们出事。后来成立了抗日一面村，存放过冀东情报部门的电台。从天津运来的电台也在我家存过安过，我组织12个甲长轮流站岗放哨。
  在抗战阶段，我先后4次被捕，下面把经过简单叙述一下：
  第一次。1943年5月，李九庆负责的保没有人收款，煤河款、军麦款没有交齐，大乡副李少芳向我要，我说我没管，就这样以抗粮抗款的罪名把我绑送到潘庄，押进一个让人站不起、坐不下的铁笼子里，后又转到芦台后街警察局。警察局监狱是一个厢房，门口有木栏。他们将我推进去，放在一个拉屎撒尿的木桶边，就用皮鞭抽我，让我撞笼。一天给2两红高粱，还要自己推磨磨面，“炕头”（狱中的头目）还要占一半，不好就要挨打。后熬得上了炕，也是不许动，不让翻身。押了两个月，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找了我村一个开石磨姓李的写了保条，将我保释出来。
  第二次。同年12月，我派夫役李玉宣送信，走到大小王台岔路口，被突然跳出的两个小偷给抱住了腰，两个小偷问清了情况后，将信抢了过去，押着夫役李玉宣找到我家叫门，我一出去就把我给支上了。我被带到李玉宣家，一看柜上放着两封信，就明白了意思。他们问我，你是保长吗，信是你给的吗？我答应后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你们要是用钱我这里有钱。两个家伙一姓崔，一姓王，要了400元钱，骑了我的一辆自行车，拿了一身夹衣服，朝八亩坨方向骑去，正遇上在八亩坨收款的李云集，李云集认识这是几天前送走在押的罪犯，便把二人给拘留。后把我找了去，让我跟他去芦台法庭走一趟，我说，到那儿怎么说，他说你说呢？我说信是半点不能提，就说是诈财案。李云集派人把我和两个小偷一起押到法庭，李云集也去了，并打通了法警。到审问的时候，姓崔的刚说了个“送”字，“信”字还没吐出来，就被李云集一个大杠子打下去，当时打得死了过去。第二次开庭审理，法官低着头问话，不看我们，问姓王的，姓王的说“信”，法警一个大巴掌打了下去，将他打懵了半天。再问姓崔的，姓崔的承认是诈财，又问姓王的，姓王的也承认是诈财。就这样，结了案子，把我放了。我把诈去的钱、车子和夹衣都送给了法警。
  第三次。我叔伯哥儿们一个孙子叫李文明，在天津洗衣房干事，一次他借他爷的名义来南淮淀，走到堤头让区小队给截住了，一看他穿着很洋气，经云龙和继光盘问，他说去南淮淀找我。云龙、继光一听是工人，还是我孙子，就想让他买炸药，并和他商量了八九成。过了些日子云龙问我此事，我说此人是吃杂巴地的，不可靠。李文明又来了，云龙说，此事你老爷儿给你担保我们就买。李文明找到我说，此事办成可落4千块钱。我一听就火了，便说：“给八路军买东西要靠抗日热情，要搭钱搭工，从中落钱可不行。”他看见了我家的4麻袋麦子，想借，也遭到我的拒绝，他恼羞成怒一跺脚说，你等着我吧！
  就在我去芦台打完“诈财案”官司回来的当天，感觉很累，晚上睡得很香，一觉醒来，突然听到房上有脚步声来回走动，我赶快把门窗打开，免得敌人进不来乱打枪，随后敌人进来将我绑上了。我老伴儿见事儿不好，上墙跳到了邻居家，又被敌人抓了回来。敌人将一个大梯子放在地上，把我绑在上面，脸上用一个破窗帘盖上，露着3个窟窿眼儿，敌人一面对着我的口和鼻子灌凉水，一边用杆子在我肚皮上轧，问有枪没枪，有洞没洞，来过八路军没有。老伴抱着孩子，说孩子冷受不了，在敌人不注意之际，从后门跑到了后街藏了起来。我的闺女也在场。这时一个日本兵踩在我的肚子上，用刺刀尖顶住我的肚子比划着向我二闺女说“不说就扎死。”我二闺女说就来过柳部队（指柳小五的部队）。在一旁的柳部队的翻译笑了，说：这小闺女真会说话。敌人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灌死了，停一会，又叫醒，接着继续灌。从早天亮一直到天快黑，敌人才发了不再灌的命令。
  他们七手八脚把我从梯子上弄了下来，让闺女拿了件破棉衣，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途中，敌人中间有人高声说：“这小子真不是玩艺儿，你看，让咱们跑了这么老远，逮了这么一个细皮白肉、老婆孩子一大堆的，这像八路吗！”我接着搭话：“报告的是什么样啊？”“你还不知道，这人西服革履，戴着毡帽。”我一听，这是李文明。到了八亩坨敌人过堂，我说：我家里一个孙子，向我要4千块钱，还要擎我的家业，没有达到他的满意，他就诬告我。这样说，就把和敌人的斗争变成了家事应付。敌人说：“在路上我们打听了。麦子是你自己收的。”当时我让赶车的李振华给家里捎了个信儿，说清这事是李文明干的。
  我由八亩坨到俵口后又到潘庄，把我绑在磨棚里，敌人让民工把磨房窗户给垒上了。这时日军金翻译带着李文明来到磨棚，我一见李文明，火冒三丈，直冲他撞去，结果没撞着，我又扑在他身上，几个敌人连踢带打把我抓走。李文明说，我是天津海光寺特务，你给老奶儿（指我老伴儿）写个条，给我4千元钱，我保你出去。我说，你们看他还想讹我4千块钱呢。这时一个高个头儿拿着日记本问我，寒松给你用小驴车送粮食，你的八路名叫“忠勇”？我回答，我是一个保长，八路的一个县长咋能用小驴车给我送粮食呢，忠勇是中国的美德，是乡亲们给我送的美称。一番话说得这个军官无话可对。他走后，又来了一个日本鬼子，进屋就在屋内耍大刀，边耍边说，我杀了399个八路，今天要凑整儿。我说，你们有枪有炮，我浑身是肉，杀我算啥能耐，你把珍珠港拿下来才算真能耐呐！这日本人一听，马上跑出磨棚，接着来了不少日本人。他们问：珍珠港的你的明白？我说这不是报纸都登了嘛？
  我被逮以后，区长高英就督促我村李无计去潘庄保，结果遇到李文明，让他给吓唬回来了。又过了20多天，高丽金翻译（已被买通），打电话说，明天（旧历年）要回天津，过时就把我送给伪军，要保赶紧保。寒松牺牲前，曾和我老伴说过，要不惜一切费用把忠勇保释出来。李占宽找我老伴要钱，老伴说都给了李九庆了，找到李九庆，他说钱花了，李占宽一赌气，说“卖我家的房产！”我老伴儿蹚着很深的大雪挨家收钱，李占海把家存的钱拿出了一些，无计、学诚去潘庄把我保了回来。
  第四次。回到村后，苇子已经全打了，到处是一片光，为了隐蔽同志，区里孙英、云龙布置要挖一个大洞，要求能藏一个连。
  1944年春天一天，我从村外回庄子回早了，被讨伐队（队长姓赵）包围，一个日本人指着我问李玉贺，他是谁？李玉贺说，是老百姓。为证实我是老百姓，当走到我家门口时，我告诉了他们这是我家。正在这时，本村李××被日本鬼子一吓唬，说八路军住在我家，日本鬼子当时拉住了我，用皮鞭抽我有两个小时，又把我绑上了。学诚认识赵队长，跟他嘀咕了几句，结果在向潘庄日本人交差时，赵队长说我是老百姓。日本人又审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天津教书的，家有渔港，回家挖渔港来了。这样，逮了我一夜，就把我放了。这其中，学诚是花钱了。
  寒松牺牲后，民主政权在整个地区都垮了，只剩云龙、孙英顶着。等陆英、高英回来的时候，才开始重新组织，主要是1944年农历四月，抄佛堂、砸大乡，镇压八亩坨红枪会。我们这次行动全部化装成日本人，刘鸣歧（以后当了叛徒）当翻译，方刚、马良都在内。八亩坨的红枪会，一看是日本来了，都立在村两边表示欢迎，都是小兵，刘鸣歧嘀噜嘟噜地说了一阵子，大头儿都出来了，这时让我们都给支上了，进行了教育。这是方刚来后的头一手。
  日降后，我到武宝宁五区当区长，从那时就离开了村。
  （李忠勇1985年口述资料，李佑生整理）
  抗日烽火中的宁河镇
  1933年就陷入日寇把持下的冀东，开始遭受日军的严酷统治和残暴掠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伪越发变本加厉。民族仇恨激起了1938年的冀东农民武装大暴动。日伪宁河县公署就是这一年在暴动农民军的打击下逃到芦台，也就是这一年，宁河镇和周边的老百姓开始参加到抗日活动的。
  县城得而复失中的老百姓
  1938年夏，大雨如注，河水泛滥，天连水，水连天。9月的一天，在依稀的河道中驶来一长列小汽艇，速度很快，后面还跟着很多木船，越来越靠近宁河县城。船上站着的是一群黄色服装的日本兵，他们头戴钢盔，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凶相毕露。这是日本军队来攻打刚刚占领宁河县城的抗日农民军。
  6天前，冀东暴动队伍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13总队第5团在团长侯庆岚（宁河县小芦庄人）领导下，加上有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7路军的配合，分5路进攻得手，日伪县公署见势不好，先行撤向芦台。农民军进城后，首先砸开监狱，解救被关押的穷人，并安排安民、守城。日伪闻讯，急忙调动日军，这支日军部队就是来夺城的。
  农民军本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缺少战斗经验，开始战斗不久，形势不利，不得不突围。怀恨的日军进城后，挨户搜查，抓人打人，到处抓捕农民军。几个鬼子踹开三村陈士贵家院门，砸碎门窗，喊叫着冲进屋内。陈士贵一家老小正蹲在炕沿下躲着，鬼子一把抓住陈士贵的衣领，把他拉到街上，嘴里喊着“你的，良心坏了坏了的！”连踢带打起来。陈士贵被打不过，拳头朝鬼子脸上打去，二人厮打起来。鬼子兵恼怒了，朝着陈士贵就是一刺刀，“噗”的一声，鲜血喷涌，肠子冒了出来，一位无辜的农民，悲惨地被日本鬼子刺死了。街上到处是抓捕“八路”的日军，好些人被拉到街上边打边问。一群鬼子闯进村民阎兆成家，见阎兆成正躲在炕沿下，鬼子大喊一声“八路的有！”，朝着阎兆成的屁股就是一刺刀，……还没有撤出去的农民军，投出手榴弹，开枪射击。鬼子有10多个被打死了。鬼子兵急急忙忙把尸体装进麻袋，扛到船上。“模范县”的苦难
  日伪军警武装镇压，保甲连坐，再加上特务汉奸，到处碉堡据点，各种统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预防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1939年春，日军在宁河、板桥等地修建炮楼，征调劳力，搜刮木料。各村伪保长、狗腿子，天不亮就挨户砸门，大呼小叫，在大街上见人就抓，谁不出工也不行。鬼子兵端着大枪，像放羊似的赶着村民去工地。村民们到了工地上强压怒火，消极怠工，东躲西藏，出工不出力。炮楼修得很慢，监工头目心急如焚，抓起木棍就打人，有的民工饥饿难忍，打也不动，有的昏倒在工地，有的被鬼子关在小黑屋里，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木料缺了，名为购买，实则拆房，什么不说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同年，以至于此后，每年夏秋都要砍青苗。就是把公路两侧一段距离的庄稼砍光。原来蓟运河东，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六区。那里抗日活动开展得早，抗日政府成立得也早（此时武宝宁一带尚未开辟地区），六区区委书记曹文斋、区长陶冶（又名宇明）领导的抗日斗争，蓬蓬勃勃，附近杨庄、杨花庄抗日群众基础尤其坚实。周边村民兵破坏交通，打击日伪军开展得很活跃，全靠青纱帐掩护。日军恼恨不已，才采取了砍青苗的举动。
  为砍青苗，有一次仅从宁河三村就抓去10来个人，其中有青年陈广和梁俊，人们在刺刀和大枪威逼下，乘东窝摆渡，过了蓟运河，来到丰玉宁联合县六区界内。人们无精打采，慢慢腾腾地走着，突然路旁高粱地里，呯砰地响起了枪声，队伍立刻就乱了，鬼子特务急急忙忙抱着脑袋滚到沟里，吓得不敢抬头。等他们抬起头来，人们早跑散了。鬼子大喊：“站住！站住！”“谁再跑就开枪啦！”民工们连理也不理，各自跑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在摊派出民工的任务时，警官、汉奸借机欺负、坑害百姓，藉以济私。一次，伪警长孙凤岐看上了一个农民的妻子，心生歹意，故意派这个农民到胥各庄修铁路，出劳工。自己好做手脚。为使其野心长期得逞，他又设法托人对那农民百般陷害，致其死在异乡。他称了心，长期霸占了这个妇女。
  老百姓在日伪政府、封建势力压榨之下，整天提心吊胆，生活又极其艰难。仅宁河三村就有六七户出外讨饭。阎生明家就是其中之一。阎生明的母亲需要养活4个孩子，足足要了5年的饭。一年冬天，她到蓟运河东齐家沽、板桥等村要饭，孩子们在家里等着。母亲转出去一整天，天色黑了下来，要来饽饽、剩粥舍不得吃，迎着寒风往家里赶，腹中无食，饥饿难耐，走到北窝过河时，两腿麻木，掉进河面的水眼里，幸亏有人闻声赶到，才保住了性命。等她赶到家里，3岁的女儿已哭不出声来了……次日早饭时，她到了西关一家财主门前，被恶狗扑咬，脚后跟撕裂，鲜血湿了鞋袜。宁河二村少年宋广平家穷，上不起学，与同龄李成广结伴，每天去端庄、鲁庄、大月河一带讨饭，风里来，雨里去，受尽苦难。后来，他俩都参加了八路军，宋广平在东北壮烈牺牲。老百姓过的是如此生活，日伪还标榜其为“模范县”。抗日战争时期，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编的《宁河小调》，歌词中描述了当年百姓的生活惨景：“冀东的宁河呀，美名模范县。亡国的滋味令人痛心酸哪，同胞们，房子上捐地被占，妻离子散不相见哪，老少难团圆哪！……”
  1940年，由于伪宁河县公署粉饰太平极有成效，“模范县”有突出“成绩”，深得上级赏识，日军侵华头目因此还到过宁河城。
  不投降就消灭他
  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好转，宁河县内交通线常被破坏，城镇的敌人日益孤立，惶惶不可终日。11月的一天早晨，在宁河大十字街上的老爷庙（即关帝庙，坐落在宁河镇中心，坐北朝南）头，出现了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强盗”、“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一张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抗日同胞书》。《同胞书》中讲了国内抗日的大好形势，日本侵华强盗在各处都吃了败仗……全国民众要团结起来，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人们蜂拥挤到庙前看布告，这可吓坏了伪警察和特务，他们急忙轰散人群，立刻跑到一四一八特务队驻地报告，鬼子特务连忙将布告撕了下来。
  这一带属于武宝宁联合县四区，区长@和抗联会主任昌富（真名于宝田，木头窝人）、区小队长赵普（真名郑恩楷，北淮淀人），领导的抗日斗争战果明显，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配合抗日形势，多方开展宣传工作。宁河镇内的标语，使民众受到极大鼓舞。
  1945年8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城门楼子西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八路军的一支——大得胜小队来打击宁河县城内的鬼子兵。日本兵和汉奸一股人，与大得胜小队遭遇。敌人被八路军的火力压得不敢抬头。大得胜（真名任学芝，赵本庄人）作战一向勇敢，1938年9月农民军攻打宁河县城时，第一个冲进县城的就是他，这一次，看到日本鬼子垂死挣扎，他打得更起劲。此时，日本已宣告投降，但是面前这伙敌人不向八路军投降。战士们的信念是，日军不投降，就消灭他。进攻中，另一队已经打入了北城门，顺便将伪镇公所（此前的县衙）一把火点着了，火光冲天，日伪军一见，心里更加害怕，仓皇地败退出宁河县城，逃向芦台。宁河城得到解放。
  解放宁河县城，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大家都牢牢地记住，1945年8月23日。
  （黄学元文，李佑生修改）
  抗日岁月中的姜大卫
  我的三叔姜宽，号文轩，于1910年出生于宁河县前帮道沽村。少年时聪颖好学，只念过两年冬三月的书，便认得不少字，毛笔字也写的很好。酷爱读书，限于当时穷乡僻壤书籍很少，就把村里能借到的《呼家将》《杨家将》《三侠五义》等鼓词唱本看了个遍，使一个懵懂少年无意中受到了英雄主义的熏陶。
  三叔家境贫寒，性情刚烈。18岁那年，和同村富家子弟发生争执，事情闹大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河北省宣化龙烟铁矿当起了矿工。因为他比较机灵又喜欢舞拳弄棒，当上了护矿队员。
  龙烟铁矿地处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北100余华里，1919年建矿，1937年被日寇侵占。日伪时期的龙烟铁矿生产规模较大，劳动力来源主要是抓来的劳工，还有从附近农村以欺骗的手段招来的农民。日本鬼子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劳工们吃的是“橡子面”，穿着破衣烂衫，住着大工棚，劳动环境又极其危险。所以，不断有工人死于冻饿、疾病、事故。特别是一有瘟疫来临，矿工更是成批的死亡。劳工忍受不了欺压，就冒着生命危险往外逃，有的侥幸逃出，有的被抓回，抓回来的即遭到枪决。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日本鬼子不但逼迫护矿队加强监视，还亲自出马盯着工人。
  三叔表面上应付鬼子，暗地里和日本人抗争，想办法护着矿工。迷茫中的三叔在此期间信仰了基督教，他崇拜圣经中的少年英雄大卫，大卫曾经杀死侵略者犹太人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保卫了祖国的城市和人民。三叔给自己起了“大卫”的教名，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试图像大卫那样救国救民。
  后来八路军常到矿区偷袭，日本兵又令护矿队对付八路军。三叔姜大卫恨透了日本兵。1941年，在一次日本人处决矿工的时候，三叔忍无可忍，手持钢刀趁夜杀死一个日本兵后逃出龙烟铁矿，跑回老家宁河前帮村务农。
  姜大卫和我父亲是拜把子哥们，排行老三。1942年底我父亲任得胜已是武宝宁联合县武装干部。经父亲向马良、佐天（李志）推荐，三叔正式成为一名抗日队伍的成员。
  姜大卫懂武术，在龙烟铁矿也算见过世面，作战勇敢，头脑灵活，参军半年就被任命为县武工队的小队长，战斗在宁河、武清、宝坻、丰润、玉田一带。当时武宝宁联合县机关常驻小月河村一带，而县大队的各小队分散住在不同的村庄。住在芦台和宁河镇的日伪军，不但白天常下乡清剿，夜里也不时偷袭县武工队驻地。因怕汉奸告密，武工队经常入夜后在一个村庄宿营，下半夜又悄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休息，战士们难得睡一个整宿觉。有时敌情紧张，就在野外沟壕里睡觉。夏天还好说，冬天真是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武工队仍然坚持锄奸反特，抗击日寇，开辟地区。
  姜大卫枪法很准。一次在倒流村休整，战士们嫌“马拐子”枪小而且不好使，向三叔姜大卫提出换好枪，姜大卫接过旧枪，上膛、抬手，朝大庙的旗杆上就是一枪，旗杆顶被打了个洞，风吹弹孔像口哨声作响。从此“大卫百步穿杨功，神枪专打旗杆顶”的顺口溜流传开来，使日本鬼子闻而生畏。
  高丽圈（芦台农场）红房子扬水站有一个班的日本鬼子保护泵站，他们经常带着高丽人到木头窝村抓鸡抢东西。1943年有一天，三叔姜大卫和父亲任得胜为了教训日本鬼子，提前埋伏在村边，时间不长来了3个带枪的日本兵和高丽人，姜大卫和任得胜手拿驳壳枪直径追了上去，一直追了3里路，那3个日本兵和高丽人吓得跑进了红房子。从此他们再不敢轻易到村里横行了。实际上姜大卫和父亲的枪没子弹，日本鬼子是被姜大卫和父亲的气势吓跑的。
  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打击日伪军的气焰，县大队经常破交通、割电线、炸铁路、打伏击。11月里，三叔带领队员在唐山二道河铁路桥埋地雷，待火车进入伏击圈，拉响地雷将车头炸毁，押车的日本鬼子抵抗不住逃跑了，缴获列车上的大批粮食、棉被、武器等物资。这批战利品和本县征的粮食装了50余辆胶皮大马车，县大队领导安排姜大卫小队押送到蓟县冀东军区。为了躲开敌人的封锁线，姜大卫周密安排行军路线。在八门城过蓟运河时，姜大卫怕有闪失，冒着严寒，趟水摸清河水深浅，在河里指挥车队渡河，直到整个车队安全通过。这次运粮各县均有损失，只有姜大卫负责的运粮队车未少一辆，粮未缺一斤，由此受到了冀东军区的通报表扬。
  1945年春夏之际，三叔姜大卫带领队员们和区小队一起配合军分区的部队在天津东部的西堤头打过一次伏击，结果被汽车增援的300多日本鬼子包围，战场里的西壕沟和东壕沟全被戴着钢盔的日本鬼子占领。姜大卫告诉战友：不要乱动，让你卧倒你就卧倒，让你冲锋你就冲锋，让你撤退就撤退。姜大卫一只手举着两只手榴弹，一只手拉着弦向敌人冲去，日本鬼子见状慌忙隐蔽，姜大卫一下子把手榴弹朝鬼子扔去，趁机呼喊战友赶快突围。日本鬼子带着钢盔、穿着马靴跑不动，区小队的战士们穿着便鞋跑的快，得以突围。这次伏击战共有有20多名战友牺牲，姜大卫小队仅有18名突出重围。后来这18名战友成为姜大卫拜把子弟兄。战友们不解，为什么日本鬼子那么多人看着姜大卫手举手榴弹不敢开枪？姜大卫笑着说是耶稣在保佑。其实是被姜大卫的英雄气概所震慑。
  （任永利）
  我的父亲田铁军
  我的父亲田铁军，原名田庆德，1915年出生于宁河县后大安村（原称后蛤蜊堼）。1938年参加冀东暴动，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給我父亲起名叫“尚武”，后来佐天见我父亲英勇善战，领兵帅将无坚不摧，就又给我父亲改了名字叫铁军，后来田铁军的名字就一直使用下来。我父亲参加暴动后跟随当时是冀东抗日联军第13总队独立第5团团长侯庆岚在武宝宁一带和日伪战斗，1939年，部队在玉田县一个村子被日军包围，仅百余人突围。为保存实力，根据李运昌遣撤指令回家待命。1942年初，上级派马良、佐天来宁河开辟根据地，我父亲被召回，后任第五区区小队队长。1946年随军南下，当时任第四野战部队四十五军第十师二十六团特务连侦察排排长。1953年任广西公安水上巡逻大队二中队队长，1954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从广西部队转业回乡后，曾任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东棘坨公社社长。1989年去世，时年75岁。
  我父亲少年时，因家境贫穷没读过书，只是后来在部队学了些文化，参加革命时正值二十出头，年轻气盛，性情刚烈，聪敏胆大。到部队后又经马良介绍去唐山拜师节振国习武练枪。回来后身手更加利索，枪法又准，端炮楼、打伏击、搞破交、除汉奸，在宁河一带很有名，与玉田县的野明、北淮淀村的赵普一同被人们誉为“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很得马良、佐天、孙英等领导的赏识和重用。
  我父亲前半生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才结婚，那时他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而且还是我的母亲只身赶赴广西，在部队和父亲结的婚。父亲一生最怕给政府添麻烦。听母亲说当年父亲回乡，部队的首长不让，是父亲知道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怕给部队添麻烦而坚持要回来的，而且拒绝县里的照顾，坚持回到老家当了农民。在当农民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1976年地震受灾，从未向国家伸手，从不申请困难救助。有亲友见我家孩子多（四男三女）生活困难，就对我父亲说，你是有功劳的人啊，又有那么多的战友当大官儿，找找去呀。父亲要不就是不理睬人家，要不就是暴怒地骂人家是放屁，吓得没人再敢劝他找政府或战友了。父亲即使犯病时偶尔找到乡里或县里，也是不吵不闹不提任何条件，只是安分守己地静坐而已。而且很感恩政府的热情招待和关怀，七十年代初，县政府民政科的高维凡科长代表县政府送父亲去河北省军区疗养院养病一事，父亲许多年念念不忘。
  我父亲平时不爱说话，也不善言辞，特别是不爱提自己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战斗经历，他说那是值得骄傲的事又是叫自己伤心的事，因为自己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自己有什么资格夸耀呢。但有时看见空中的飞鸟，他会情不自禁的举手做射击状说，当年手起枪落，子弹是不会虚发的。我们相信父亲的话，一是因为父老乡亲都在说父亲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二是因为我们有过深刻的记忆：还是我们七、八岁的时候，母亲饲养的一窝半大鸡，不知怎么惹恼了患病的父亲，父亲关闭了院子的大门，用石子儿“飞弹击鸡”，把鸡全部报销在院子里，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鸡都是脑袋被打碎，不但使我们有了向小伙伴吹嘘的资本，还有了好几天吃鸡肉的幸福生活。
  南下回到家中，父亲不肯老实地在屋里呆着，一天到晚地到四外八庄、田间野地转悠，有时步行去芦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姿势和习惯，那就是不论去哪里，肩上总是扛着一根棍子，像扛枪正步走那样，挺胸昂首，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居住的后大安村离县城芦台有五、六十里的路，他有时一天走个来回也不感觉累，可见是他战时锻炼出来的身体体能是非常棒的。
  我们出生前，父亲就已经患病了，很小的我们不可能知晓父亲的事迹，等到我们长大了，父亲根本不向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我们耳闻目睹的只是他那刚健的形象和神秘的传说，还有他精心珍藏着的二十多枚军功章。我们知道父亲的每一枚军功章都会有一个惊险、动人的故事，可父亲不说，我们也无可奈何。后来父亲的脑部病疾愈见严重，更是寡言少语，我们知道，想让父亲开口讲述他自己的可能性更趋渺茫了。不料，在我们彻底失望之时，竟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那是1980年农历三月，在湖北武汉任法院院长的马良到天津看望佐天，提出想见见铁军，父亲很激动，甚至有些急不可耐。我们知道平时家里有天大的事父亲也不在乎，只在乎他那些不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战友们，他不知多少次伤心地说到赵普死得太年轻啊，才二十多岁，太年轻啊！像马良、佐天及曾经是部下的战友们的来信，总是常常拿出来默默地看了又看而且保存得很好。那天天气出奇的好，父亲的情绪也出奇的好，我陪父亲赶去天津的佐天家，见面后，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个人，兴奋不已。已身居高位的老领导们看见我的父亲也很激动，热烈拥抱我的父亲。马良还拉着我父亲的手说，铁军哪，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啊，你还记得不，你入党时间是在黑夜的野地里啊。我们那时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生死都不在乎，更不知道啥叫害怕呀！他们聊到我父亲端掉敌伪北涧沽炮楼的事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双眼竟炯炯有神，全然没了往日的冷漠与呆滞。他仿佛恢复了一切记忆，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讲了那年（大概是1944年）上级说要壮大革命队伍没有武器不行，指示我父亲和野明、赵普要想办法搞枪支弹药。他们装成当地的农民，接近炮楼，进行侦查，待掌握了敌伪活动的规律后，就在夏天里很热的一天，化妆成卖西瓜的小贩，趁敌伪口渴买瓜的机会，没费一枪一弹，成功袭击了敌伪北涧沽炮楼，缴获12支步枪、1箱子弹、3箱手榴弹，有力地支持了区小队的武装建设。那仗打得漂亮，赤手空拳呀！父亲手舞足蹈地比画着说，看得出这件事他很引为自豪。
  父亲还讲了“破交战”和“黄庄炸集”的故事。
  破交战是指破坏敌人交通联络的一次较大的行动。1944年8月初，按照上级的指示，要在一夜之间，把日伪宁河、大于、芦台、七里海一带的公路和电线杆全部破坏掉，使敌人的电话联络和道路交通全部瘫痪。当时，我父亲任武宝宁二区区小队队长，负责东董、西董、七里海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和我父亲一起行动的还有铁朋、于福全等人。三区区小队队长赵普负责杨拨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大约组织了二三百人，民兵们趁着黑夜，掘路的掘路、锯电杆的锯电杆，把路面破坏的千疮百孔，把电线杆锯断扔进水沟，一夜之间使鬼子的道路和联络陷于瘫痪，于是就有了恼羞成怒的鬼子在9月份对杨拨庄、捷道沽等村庄的疯狂报复，造成了许多村的惨案。
  黄庄是宝坻县较大的村镇，设有集市，为日军所控，百姓买粮必得先交钱买准予买粮的凭证，特别是有汉奸欺行霸市，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父亲听到乡亲们的诉苦，决定干掉为首的汉奸，杀一儆百。于是就在1944年初春的一个集日，父亲和野明、赵普三人扮作买粮人，进入了黄庄集市，因为有日本宪兵队巡逻，就商量好谁遇那个汉奸就由谁动手除掉他，其余二人掩护撤离，为了分散目标，决定分散撤离出村到八里庄汇合。赵普先发现了目标，那个汉奸还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还在集市上耀武扬威地不可一世，赵普给了我父亲一个信号，我父亲示意他马上动手。赵普枪响，那个汉奸应声倒地，我父亲和野明也分别朝天开枪，整个集市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我父亲他们趁乱撤出了黄庄。此后，黄庄集市安宁了许多，老百姓拍手称快。
  特别是当佐天问他，铁军呀，你知道当年你和野明捉到的高丽圈的那个日本人是谁吗？父亲说，知道，他叫田中啊。佐天不说话了瞅着我父亲嘿嘿地笑，马良也笑，我父亲不知所措。当佐天、马良告诉他捉的那个日本人现在是日本的一个大官时，父亲吃惊地一下子站起来，更兴奋了，情不自禁地跟众人讲起他当初捉田中的过程。当时，田中在高丽圈是最大的日本头子，这个家伙很狡猾，深居简出，父亲跟踪了他足足一个月，才在现在的芦台农场的小壑村把他活捉，后来，在押送去县大队的路上又让他逃掉了。父亲讲完了又有些懊丧地说，可惜叫他跑了，哼，要不可省他在日本当大官，早叫他在阎王殿当小鬼了！
  晚上，老哥几个住在了佐天家，睡在一个大床铺上，夜深了，父亲他们仍然兴奋的聊着，我听到父亲他们在说马良、铁军、野明等人锄奸的事，好像有廉庄子、后大安、李花毛等村的汉奸伪保长，还有一个汉奸的小学校长都被他们镇压了。他们说了很多，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竟没有熬过他们，撑不住，稀里糊涂睡着了。这事儿，我到现在还后悔，常常自责：人生一辈子咋就缺那么点儿觉呢，要不，会听到他们说的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啊！
  第二天，原县大队副队长于光、原一区区长谭鹤光、原县政府粮食局局长铁锋等人也到了佐天家，父亲更高兴了，话多得令我和在场的老领导们既吃惊又兴奋。就是在那个场合，我听到他们说起父亲打汉沽三叉子试验场的事。
  大约是1945年，我父亲任武宝宁五区区小队队长，大约是四月份，区委书记孙英召集我父亲和南淮淀村的民兵干部郑怀仁等人，商议想打掉在宁河境内的汉沽茶淀三叉子试验场。这个试验场是一所日本农场，是日本侵华的粮食仓库所在地，在这里驻守的日军横行霸道，常出来祸害百姓，民愤很大。我父亲非常高兴，当场坚决地接受了组织攻打任务。
  我父亲先是做了周密侦察，发现三叉子试验场周围挖有很深的防护沟，围墙又很高，只宜智取不宜强攻。我父亲打听到在那个试验场里做饭的大师傅是汉沽区勾娄沽人，正好区小队有个姓裴的战士也是汉沽区勾娄沽人，平时关系还不错，就叫这个战士去做那个大师傅的工作，经过几次联系，那个做饭的大师傅答应做内应，并确定了攻打的具体日期和时间。
  到了那天晚上，我父亲率领区小队全体战士和南淮淀村的民兵，还有拉粮食的几十辆大车，悄悄接近并埋伏在试验场附近。夜深人静，那个做内应的大师傅事先把狗锁好，打开大门，壕沟上搭好撬板，并给出了信号。父亲带领十几名战士悄悄地摸了进去，一直摸到驻场的日本军人的窗下敌人也没有发觉。父亲说那几个日本家伙不知是贼大胆还是靠光亮壮胆，睡觉的两个屋子都没有闭灯，父亲叮嘱战士上好刺刀，进屋一人对付一个，只准用刺刀，不许打枪。结果这次战斗一枪未放就漂亮结束。不但缴获了枪支、弹药、汽油、稻谷，还把敌人的汽车、房屋、摩托车和拉不走的东西放火烧了，火光冲天，相隔只3里路的茶淀火车站的日伪军那么多人竟没敢出动救援。真是大快人心哪！父亲开心地笑着说。
  住了几天，佐天派车送我父亲回家，下了车，父亲还沉浸在欢聚的幸福中。父亲不肯进家，围着村子转着给我讲了他当年打死日本人引来报复的事。
  大约是1944年开春的一天深夜，执行完任务后想顺便回家探望一下我奶奶的父亲，为了安全起见，到达前大安村时叫开村干部家的门探询情况（这大概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父亲养成的习惯），董申的父亲紧张地告诉我父亲说后大安村里有鬼子，不能回家。我父亲就借了一床被子，在路边的坟地里睡下以便观察动静。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父亲被响动惊醒，黑暗中发现鬼子已经到了跟前，（后来知道是汉奸吴乃彬带领艾林据点的鬼子去东棘坨村骚扰）父亲反应非常机敏，迅速举枪打死了一名日本鬼子，趁着鬼子混乱，家也没回就一口气跑回了七里海驻地。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悬赏一百块大洋捉拿我父亲。当年7月7日，吴乃彬带领鬼子包围了前、后大安村，把两个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后大安村的街中心（原田庆吕、田庆付门口），威逼老百姓交出我的父亲。否则就要杀人，这时，我奶奶挺身而出说，我是田铁军的母亲。日本鬼子问，你儿子田铁军在哪？我奶奶说，不知道。敌人又问，你丈夫在哪？我奶奶说，死了。正巧当时我父亲的奶奶刚去世，我奶奶还穿着孝鞋呢。敌人不死心就问，你三儿子、四儿子在哪？我奶奶就说去了黄庄。敌人恼羞成怒，开始放火烧我家的房子，此时，躲藏在人群里的三叔顺着墙根儿往村外逃，被鬼子发现开枪打倒在村头水沟里，双眼被打瞎。见没抓住我父亲，敌人就把两个村的村干部董永芳、董广金带往高井村用刺刀挑死。
  忽然，我感觉不对劲儿，也许是三叔和村干部的死勾起了父亲的悲伤，或许他又想起牺牲了的战友，他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渐渐的，他的眼睛又直勾勾的且浑浊起来，冷漠着一言不发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怕父亲犯病，赶忙劝慰他，还好，半响，他终于喃喃地像自言自语说出了一句话：那么多该活着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就是拣了便宜，还说啥说呀！此后，他闭口不言，一直到他1989年去世，我们再也没有听父亲说过他自己的事。
  （田芳、田勤提供资料，李振起整理）
  潘庄的抗日斗争
  1935年，汉奸殷汝耕卖国投敌，成立了伪冀东22县自治政府。宁河县来了日本军，潘庄这里的穷人扛活的多，当华工的多，挑八股绳的多，当小工的多，熬小盐小碱的多。他们各有各的苦楚。扛活的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羊饭，起大早睡大晚，一年挣两个月的钱。当华工的赚的是卖身钱，家里混不了，到关外给日本人下煤窑，出去的人多，回来的人少。明知是火坑，为了一家人老少生活也得往里跳。招华工的是人贩子，几元钱的安家费就是卖身钱。最后，轻的累伤，重的累死。雇农杨桂芬，一家六口，日子没法过，只得了五块钱安家费就当了华工。他肚子上长着一个大疖子，走的时候，连顿饭都没舍得吃就走了。
  汉奸走狗卖国求荣，勾结日寇，大发国难财，步步欺压人民。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规定的捐费就有多种，比如亩垧税、井税、房捐、月捐、养猪税、养驴税、治安税、团款、警察费等，甚至死人还得交墓税。遇到群众一时交不起税的，他们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或是拔锅抱被子，叫你没法做饭，没法睡觉。贫农王秀珍娘俩儿因有一点地交不起垧捐，仅有的一口锅被揭走，被子被抢走，逼得大腊月里冒着严寒出去乞讨。
  1937年日本人修建三支河水利工程，一个姓韩的财主通过亲戚走通日本人关系。以每方1元2角包下7万方土方工程，强迫群众出工挖河，谁家不去，就押起来，每方只给两角，他一下赚了7万元巨款。从此，他与日本人勾结的更紧了。三支河水利工程修完后，来验收的日军失踪了两个，这个姓韩的竟诬陷贫农刘某和冯某二人是杀人犯，捆绑起来交给了日本人，结果，刘某被带到天津海光寺日本特务机关，受尽毒刑摧残，被狗活活咬死，冯某被带到芦台，严刑拷问后，也被日寇用刺刀挑死。
  正当潘庄人民苦受恶霸、伪军、警察迫害的时候，1943年又开来了一拨日本鬼子兵。进村后就抓马征料，强拆民房，修盖炮楼。他们以潘庄为据点，四处讨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次，日寇在汉奸贾义兴带领下出来扫荡，在唐庄子将西塘坨长工运新林抓住带到潘庄八座坟，一刀一刀的片死。日寇还经常逼着老百姓给他们在前面带路，蹚地雷，要车要人，装运粮食。有一次出去讨伐，把田辛庄一百多户房都给烧了，前后抓来的人有20多个，有被枪毙的，有受不住折磨上吊死的。鬼子经常晚上活动，砸门踹户，寻找“花姑娘”。老百姓吓得一到晚上，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青纱帐起来的时候，鬼子怕八路军埋伏，又强迫老百姓把大道两旁30米以内的高粱、玉米一律砍掉。庄稼正在扬花吐穗，眼看已是到手的保命粮，谁舍得砍？但是，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只得含着眼泪，压着怒火砍掉庄稼。
  潘庄住满了日伪机关，有日本守备队，特务搜索队，伪大乡公所，新民会等，再加上汉奸土豪，这个抓人，那个征税，这个催租，那个抱被，真是豺狼当道，乌烟瘴气，老百姓好像在热锅上过日子。
  1942年，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一年，也是敌人向解放区进行“扫荡”最残酷的一年，敌后的广大人民受到鬼子的摧残蹂躏损失很大。这时，党为开辟游击区，进行反“扫荡”，解救人民，派出了武工队到敌后开展工作。就在这一年，开辟武（清）宝（坻）宁（河）联合县，下设8个区，潘庄属第六区，区长是陈伯平。抗日工作队云龙、继光等人到潘庄一带进行活动。区小队长是冯千成，活动在潘庄、任凤庄、八亩坨子一带。当时活动的策略主要是：活动农村，孤立据点，掌握上层，接近下层。对上层人物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通过教育或斗争，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对下层基本群众进行个别扎根串连，发展地下力量，建立秘密关系。通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六区的工作逐步打开，大部分村都有了村干部，发展了地下党员，潘庄的抗日斗争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潘庄据点鬼子经常出来讨伐，祸害百姓，必须把这个据点控制住。但是，敌人的守备力量很强，不便直接打进去。于是设法建立地下关系，及时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以便有准备地进行反扫荡斗争。1943年下半年，区小队冯伯英和潘庄的贫农冯永俭、陈家文、王洪春等人建立了地下关系，从此潘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惊心动魄的抗日斗争。
  一、不叫敌人过年
  为了疲劳敌人，扰乱它的军心，区小队隔十天半月就对潘庄的敌人进行一次武装骚扰。在东桥打几枪，在西桥打几枪，不让敌人睡觉，叫他们不敢出来讨伐。1944年腊月底，区上开展了“政治攻势动员周”，决定在三十儿这天晚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抗敌活动，不叫敌人过太平年。于是，区小队召集赵庄、大贾庄民兵50多人，带着和尚念经用的家伙，带着传单、小旗、煤油桶和鞭炮，晚上9点钟从赵庄出发来到潘庄。到达后，四路封锁，小路下岗，正面集中到村北炮楼下面。先敲一通锣鼓，接着就齐喊：“伪军士兵，回家团聚，同过新年！”“不要替日寇卖命！”“人民等待你们，赶快回到祖国怀抱！”“我们优待俘虏！”等口号。这时，在庄子里接应的冯永俭拿走一叠传单到庄内各处粘贴。直闹到夜里两点多钟，又在大路小路上插了不少写着“小心地雷”“此处有雷”的小旗，打了一排子枪，在煤油桶里放了一挂子鞭炮，这才有说有笑地返回赵庄。这一夜，把鬼子汉奸闹得晕头转向，他们只听得又是喊口号，又是打机枪，不知来了多少八路军，吓得动也不敢动。第二天大年初一，鬼子出来一看，村里满街上贴的都是标语，村外到处插得都是小旗，吓得嘴里乱嚷：“八路大大的有，大大的有！”他们逼着村里的百姓赶着牲口拉着碌碡（轧地轧场用的石滚子）去轧地雷，特务搜查队跟着拔小旗。这一次活动，弄得敌人手忙脚乱，吓得好多天不敢出村。
  二、活捉特务“范阎王”
  提起“范阎王”，人人恨得牙根疼。这小子心狠手黑，杀人无数，还火烧了田辛庄。区小队早就想把他掏窝干掉，但总也找不到机会。到了1944年底，他要回天津过春节，叫大乡给他备专车，当时在大乡当差的冯永俭一口答应，心说：“好，这回叫你活阎王去见死阎王。”一面准备大车，一面赶忙通知了区小队，叫他们半路上埋伏。不料，第二天战斗没打响，活阎王漏网跑到了天津。区小队准备等他回来再收拾他。果然这家伙正月初七由天津回来，坐在一辆洋车上，车刚到堤头，消息就传了过来。区小队冯伯英立刻化了装，骑着一辆自行车向“活阎王”迎了过去。走到跟前，“活阎王”还美滋滋地唱着小曲，冯伯英嗖的一下亮出匣子枪，“活阎王”一下明白，转身跳下车就跑，区小队的人绕过车一个箭步就把他按在沟里，顶住后心，将他带到了田辛庄，审问后就地镇压，为百姓除了一害。
  三、夜袭大乡
  为了镇压潘庄伪乡保长的反动气焰，区小队决定烧掉“大乡”（乡公所）。1944年8月9日夜，几个打入伪大乡的抗日群众伪装着打牌看夜，准备策应。夜深人静时候，区小队摸进潘庄，进了“大乡”屋，把抽屉、柜子全砸开，把存放的账单、文件全部倒在地上，浇上煤油，点火烧了起来。考虑到“大乡”连着百姓的房子，没烧桌柜等家具。待日寇发现“大乡”起火，拿着枪带着狼狗赶到时，屋里已空无一人，区小队早已安全撤走了。
  四、给八路军送军鞋
  一次，区小队通过潘庄的内线关系，找到已被我们教育过的伪保长，让他负责给八路军备办一批军鞋，待一百多双军鞋准备好了，贫农刘立田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本岗楼，将鞋全部送到了西塘坨地下交通联络员处，转送给了八路军部队。
  五、伏击警备队
  敌人经常出来讨伐，只要他们一出来，混进大乡的王洪春就能很快知道。因为要“讨伐”，一定从大乡要大车。有一次，伪警备队要到西堤头接他们从天津回来的队长，还没走，消息早已从王洪春那里传到区小队的耳中。区小队提前赶到东堤头，埋伏下来。第二天，二三十个伪警备队吵吵嚷嚷走过来，区小队让了过去，准备他们回来时再打。伪警备队从西堤头回来了，进了区小队的埋伏圈，区小队长冯千成打了第一枪，接着大小枪支、手榴弹响成一片，吓得警备队一个个钻了壕沟，他们一枪没放就乖乖地做了俘虏。区小队对被俘的伪军教育了一通，每人发五元钱路费，全部释放。这一仗共缴获20多支枪。后来区小队在造甲城还打了一仗，缴了18条枪。就这样，民兵区小队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
  从开辟抗日工作，到1945年日本投降，潘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3年多艰苦激烈的斗争。期间，广大百姓也都行动起来，与日伪军开展斗争。群众为探听敌军的活动情况，有的装作拾粪，经常到日本守备队门口观察动静，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果看见日本鬼子往身上挎着的小水壶灌水，就能断定，敌人要出去讨伐。消息很快传出村，等到敌人到达讨伐地点，我军民早已安全转移。这样，敌人的军事行动，便一天天陷入盲目，相反，我们的情况越来越明。群众自发地在街上撒抗日传单，甚至把标语贴到了敌人的炮楼上。到1945年上半年，潘庄人民的地下抗日活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除了日本鬼子和少数的特务头子之外，一般特务伪军对群众的抗日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的是给自己留后路。这时的潘庄实际上已经控制在我们党手中。
  3年多的抗日斗争，把党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1945年8月解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群众欢喜若狂地出去几十里地找区小队回来。潘庄大庙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群众聚会在这里，用各种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人们眼里噙着泪花，高兴地说：“苦日子到底算熬出了头。”不久区上的国民、云仲等人进村，召开群众大会，建立村政权，领导群众开展一系列反封建斗争，潘庄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魏永成根据潘庄村史整理）
  我的抗日经历
  我叫马玉崙，宁河县大从庄人，今年60岁。1943年冬入党，介绍人是马良、佐天，我是大从村第一个党员。
  那时，我村这一带是由日伪统治。我村有个叫王第的，村里的事由他说了算。他和宁河镇的特务们有关系，和日伪宁河县警备大队副、县警察局代局长田德寅也有联系，和宁河镇据点马晓峰是叩头弟兄。八路军刚开辟我村时，就在他家吃住，有事也找王第。
  我1943年春开始接触八路军干部，曾发动过工人罢工，破坏电线，给政府送信，搜集情报，监督社会，了解邻村情况等。那时为保密，不但人要有化名，各村也都有化名，我村化名叫“和平”。开始，我挑八根绳儿（每支筐4根绳，两支8根—编者），每天去宁河镇购货，实际是搜集情报。1944年，我村建党支部，我是第一任支书。同年建立村政权，当时设村长、农会主任、民兵连长、妇联主任等，我是公安员。我的工作是区干部指定的，暗地里我是村党支部书记。这是我村第一次建立村政权。那时，环境很残酷，建立的政权不久就让日本人给打跑了。1945年，第二次建政，有一个村干部叫王凤岐，被日本人枪毙了。
  我入党时，组织要求一定要保守秘密，上不通父母，下不通妻子。
  1944年春，我领导工人搞“二五减租”，和穷哥儿们联系，少给地主交粮。当时按我村情况，叫“富份庄子”，不是像大于庄、李花毛村那样，全庄由齐燮元一家所有的庄子。按规定，我村农民要把收获的高粱个子按三大份交给地主一份。由于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三七五分粮，我便去通知本村地主孙学增，要从此少收农民的粮食。他不得不照办。
  艾林庄据点有个叫于尖仓的，我常找他摸据点里的情况。据点设在村东头，巡官李治模住在村外，他是乡里的巡官。据点里面住的都是警备队。由据点至宁河镇电话线原是从我村北房后走（这是直线），由于连着被砍了两次，第三次改道由李城、高庄、杨富、前帮一线通过。自1944年10月杨富庄惨案发生后，敌人又来到我村，把村都围上了，找保长保长已跑光，找甲长（全村1个保、12个甲）甲长有不少也不在。敌人恼羞成怒，把全村保甲长家的房都点着了，接着，又去小从庄一连砍了3个人。我村原村公所用王廷全的房，看到房子好，也给点着了。
  程功当区委书记时，让我在村里坚持斗争，对邻村情况也要了解清楚。同时让我在我家地洞下再挖地洞，里面安上下两口锅，便于隐藏东西。这些我都照办了。
  县大队的二排长褚林投敌时，鲁庄有人同他在一起，清楚此事。褚林原来和我不错。
  我记得有一年发大水，程林（入党后，投奔伪大乡工作）由铁道南用船运来100多支枪，交给我，要我转交县大队。这时，有人在屋里玩枪，走火差点伤了人。
  （马玉崙1985年口述资料，李佑生整理）
  童年的记忆
  我稍懂事时，共产党派来地下工工作者，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把日本人赶跑。这里，我把童年经历的事讲一讲，告诉儿孙后代不能忘了那一段受日伪欺负的日子，让他们珍惜今天的好生活。
  我生于1940年，祖籍山东。听父辈传说，是祖辈挑着儿女，逃荒讨饭来到赵温庄这块地方的。我小时候，这里受日伪统治，整天不是这个村杀人，就是那个村放火，大人、小孩儿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驻扎在潘庄的日本兵，经常窜往七里海周边各村寻衅滋事，任意欺辱老百姓。有一次，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蹓蹓哒哒自西向东走进赵温庄，一小个子日本兵手握铁链，牵着一条大狼狗。。当时，我的七婶不知干什么在街中往前走着，我和几个伙伴儿在玩儿，她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小个子日本兵狞笑着对我们几个小孩儿喊着：“小孩的，花鞋的有！”说着指了指我七婶的背影。我还没明白，这个日本兵松开铁链向狼狗打了个手势，大狼狗一跃蹿了前去。我一下明白，大声喊道：“七婶快跑！”我七婶儿回头“哎呀”一声没命地往前跑，狼狗几蹿追到跟前，一下儿把七婶儿扑倒，七婶儿捂头哭喊着在地上翻滚，日本兵和伪军在周围前仰后合地狂笑，街上的村民眼看七婶儿在地上挣扎，谁也不敢言声。七婶的绣花鞋从脚上掉下来，那狼狗一甩头，叼起一只，摇头摆尾地送到小个子日本兵手里。小个子日本兵开心地摩挲着大狼狗，日伪军仍嬉笑不止。日本兵带着狼狗和伪军离开了村，人们纷纷上前救护七婶，七婶瘫软在地两眼呆滞，说不出话来了。。
  我七婶儿被日本兵狼狗惊吓咬伤，险些丧命，身体好长时间才得以恢复，我从此在心里种下了对日本鬼子的无比仇恨。
  我们村有血性的青年组织了民兵，参加了武宝宁联合县支队，在七里海一带与敌伪展开了殊死斗争。冯千成为队长的6区区小队，有一次伏击日寇的汽车队，牺牲了20多人，赵温村青年冯克俭（乳名二吉）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我的外祖父是赵温庄人，叫霍玉真，很和善，有文化。小时候他经常教我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上的字句，还教我写毛笔字、打珠算什么的，所以我入学比较早。记得我入学是6岁。那时应该是1945年春天，村里没有学校，就在庙堂里上课。老师姓霍名家同，是地下党（后来知道的）。当时课程不多，有国语、算术、美术、唱歌、体育等，都由霍老师教。他教的歌儿有《军队和老百姓》，歌词大致是：“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亲呐！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军队和老百姓，一定要团结紧！团结紧，打敌人，才能打得赢啊，才能打得赢啊！”还有一首是《八路好》，歌词是：“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啊，八路军来帮助咱们打东洋……打得那敌人没处藏啊，打得那侵略者回了东洋！”当时我们年岁小，不知道东洋是什么，也不懂什么是侵略者，老师就给我们讲，启发我们长大要跟日本鬼子作斗争。老师还告诉我们在外边不能随便说，说了就会有危险。就这样，我们上小学明着学的是日本的那一套，暗地里学的是共产党的抗日思想。
  （尚克信）
  日本翻译的一句话
  1943年夏秋之际，高粱苗有一人高的时候，李志、赵普、张志光带领区小队30多人在赵本庄活动，准备转移到宝坻黄庄、貉子沽一带，由赵本庄的民兵队队长任庆奇带领赵问存、刘瑞德，赶着3辆马车送八路军区小队队员。此时，正好从西苗庄来了一队骑马的日本兵讨伐队，从望远镜中看到马车拉着八路军已经到了李城庄西的下洼地，立即迎面赶了过来，此时3辆马车已经看到远处日本兵赶来，立即调转车头拼命奔跑，任庆奇利用狂奔的马车扬起的阵阵灰尘，掩护八路军跳车进入青纱帐，3辆空马车冒着日本鬼子的子弹继续狂奔，吸引日本鬼子向李城庄方向跑去。赵问存和刘瑞德的马都是青壮年马，早已逃之夭夭，而任庆奇的马是匹带着马驹的马，落在了后面，刚进李城庄就被日本鬼子围住，任庆奇被日本鬼子一把从马车上揪了下来，照头上就是一刺刀，任庆奇头一闪，左脸被划开一道口子，然后照腿上又是一刺刀，把大腿穿了一道口子，任庆奇从脸上到腿上流的到处是血。
  日本鬼子把任庆奇吊在临街的棚子上拷打，任庆奇一口咬定自己是庄稼人，看见打枪才跑的。日本鬼子没审出什么结果，就将任庆奇捆在车上押送去芦台。到了赵庄蓟运河渡口，日本人准备上船，马车不好上，一个苗庄姓韩的翻译指着捆在马车上的任庆奇，向日本人说，他可能就是庄稼人，马有马驹，要吃奶，让马车回去吧，日本鬼子也着急回营，又看了看任庆奇的手，满是老茧，不像是八路军，就将任庆奇给放了。
  任庆奇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任永利）
  武宝宁早期的两位共产党员
  孙启瑞：
  我叫孙启瑞，化名隐民，尹民，64岁，宁河县鲁庄人。1942年秋，共产党干部来到我村开辟工作。那时是日伪统治，共产党的开辟工作是秘密进行。1943年秋我在村入党，我的化名就是入党后起的。不但人有化名，村名也要起化名，鲁庄化名“聪明”。
  1944年10月我脱产工作，共产党干部佐天（此时是我区区委书记，以后化名李志）把我介绍给县委组织部长程文，程文派我到武宝宁情报站工作。我负责搜集情报，转递情报。干了不到一年，1945年上半年，情报站由县委转交给县支队，由胡民接收。我调到县委当管理员，直至日本投降。
  我记得是1942年下半年，一天晚上，第一次见到马良、佐天，带着一个通讯员，来我村宣传抗日。那时我当甲长（接李芝的甲长，他儿子叫李焕臣），我忙活做饭、烧火，这样一来，有了接触八路军的机会。
  那年深秋，庄稼都收干净了，来了两个特务，保长庞英接待，把特务带到孟禄家，佐天和通讯员还有一个八路军3个人正住在孟禄家对门，我秘密告诉了佐天。他立刻把那两个人叫醒（夜里工作，白天在睡觉），做好准备，他让我假装送水，看看特务带没带枪。我虽然害怕，沉住气就去了，回来告诉有一人带着枪。他从此很信任我，我对佐天也更加亲近。他常给我讲抗日的道理，我村杨庆林也常来听。1943年秋天我和杨庆林先后入党，佐天和陈明（陈明是我区组织委员）是介绍人。一天下午，在杨庆林家院子里宣的誓，那天陈明组织我们宣誓，佐天没有参加。
  我村附近，江洼口、丰台、宁河、板桥、艾林庄、黄庄、黑狼口都有日伪据点。日伪为加强统治，强化了保甲制，10户一甲，我村编为5个甲。甲有甲长。上面是保，10甲一保，保有保长。谁家出了事，讲保甲连坐，就是全甲全保都要治罪。
  我村我和杨庆林入党最早，两个月转正后，就建村支部。那是1943年冬，我村党支部是武宝宁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开始我任村支书，杨庆林是组织委员。在村发展了3名党员，黄恩荣、王小柱、李焕臣，3个人都参了军，前两个先后都牺牲了。我脱产后，由杨庆林任村支书。日降后，李焕臣叛变，连同他所在的1个排，投降了国民党。
  马良他们宣传抗日时，还教唱一首歌，名叫“宁河小调”，歌词有：“蓟运河两岸哪，黎民遭涂炭，日本鬼子把土地来霸占哪，建起了高丽圈。”全首歌能唱四五分钟。
  1943年，我家挖了地洞，藏过一小驴车大布，经我手运出去的。地洞没有藏过别的东西，也没有隐蔽过革命同志。1945年春，地洞暴露了，敌人烧了我家的房。
  杨庆林曾被捕过，并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区里的干部在杨庆林家住过，因为他家便于隐蔽和疏散。也是这个原因，没住过我家。
  我在情报站时，工作由程文领导。区组织委员陈明又化名田丰。
  1943年夏成立武宝宁联合县时，下面设立区，我村一带是三区，区委书记是佐天，区长是马良。以后，佐天调县委城工部任部长，区委书记由程功接。马良调县政府财粮科当科长，区长由@接。
  那时，环境很残酷，我村附近的八里庄有个保长，因为靠拢共产党，让日本人给挑死了。大从庄村干部王凤岐，也叫日本人枪毙了。杨庆林：
  我叫杨庆林，宁河县鲁庄人，中共党员，62岁。我是1942年（应为1943年——编者注）旧历十月初十经区委书记佐天、区委组织委员田丰（即陈明）介绍入党的。我是鲁庄，也可说是大、小月河，端庄、鲁庄，张彪、小邓、刘庄、大辛等村庄党发展的第二个党员。第一个党员是我村隐民，他比我早入党几天。
  1942年（同上注）以前，我就听说北边有共产党、八路军，专打坏蛋，解放穷人，抗日救国。对共产党大家都有一个好印象。1942年（同上注）旧历八月十四，马良、佐天来到鲁庄，他们寻访穷苦人，决定在鲁庄落脚。因他们未来之前，我对他们已有好感，所以我主动接近他们，不久就熟悉起来。当年旧历十月初十我入了党以后，我就配合地下党工作，虽然我不是区委，有时也参加区委会议。
  鲁庄党支部是1942年（同上注）冬天建立起来的，村支书是隐民，组委是我，宣委孟兆然（此人后妥协）。这个支部是由田丰主持建立的，隐民不久到区委工作，由我当支书。
  当时鲁庄是中心村党支部，主要管大、小月河，端庄、鲁庄，小邓、张彪、刘庄、大辛。隐民是1944年初到区里工作的，此前村里党员有我、隐民、孟兆然、李焕臣、王××（大月河人，小名大锁，他父亲叫王五）、韩××（埋珠人，在鲁庄扛活）、黄恩荣（鲁庄人）7人。
  支部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侦察敌情、宣传群众（包括统一战线的内容）。
  武宝宁为什么一度叫宁武宝呢？就是因为寒松牺牲，连公章都丢了，才改的联合县名。
  马良和他的交通员建国第一次来我村是通过保长庞英召开了全村大会，讲的是抗日救国道理。
  方刚在小月河开过大会，那时1944年7月份，会散后方刚等人来鲁庄住过两天。
  我在区里听说，武宝宁联合县从开辟到抗日胜利，县干部牺牲4人，区干部牺牲18人，共22人。
  抗日战争时期，鲁庄支应敌我两个方面就是保、甲长，暗地里服从村党组织。
  鲁庄一带是武宝宁三区，三区共70多个村庄，划分成3片，每片是一个小区。小区管发放通行证，回收粮票，布置各村工作。小区的干部，一个星期一碰头。如区长不在，几个小区的区长一碰头就可以作出决定。
  日本即将投降时，鲁庄才有了村干，我村这一带都是这样。
  艾林庄据点有一个巡官姓于，我们曾向他了解过据点情况，这个据点一共三、四十人，都是伪军。江洼口据点比艾林庄据点大几倍，有日军、特务、警备队，江洼口伪大乡还有两个警察。附近张头窝据点有治安军1个连。
  这几个据点的敌人因为人少，不敢轻易下乡。
  收拾艾林庄据点，我听说咱侦察员套着大车，拉着半车沙果，都穿着大褂，据点站岗的问干什么的？回答：给巡官送鲜货，站岗的一听挺高兴，就让进去了。结果，里应外合，很快就把据点拿下来了。
  收拾江洼口据点是咱侦察员过摆渡故意不给钱，不说理，打到据点里面去。这时，警备队长王奇刚正剃头，他听到动静，刚要摘枪，就被咱打死了。
  这两次据说都是欧阳波平部队干的，时间是1941年。
  1944年，县委、区委决定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区干部野明被派到鲁庄，三区负责从江洼口到宁河，二区负责由宁河到廉庄，不管高压线、低压线、电话线一律砍倒。三区区小队分成两拨，奔江洼口一拨，奔宁河一拨，有人负责警戒，约定以枪响为令，枪一响就往家跑。砍下的电线杆子凑成堆，够一堆就烧。三区离公路近的村都有人参加，每次破交不超过两个钟头。
  （孙启瑞、杨庆林1985年口述资料，李佑生整理）
  “武宝宁三只虎”之“傻赵普”
  “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这是抗战时期武宝宁联合县宁河西部地区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赞扬3位抗日英雄。赵普，1925年生于宁河县北淮淀村，原名郑恩楷，参加革命化名赵普。弟兄二人，他是老大。读过私塾，粗通文化。性情刚直，聪敏胆大，处事利落。17岁参加抗日活动。1943年12月乐善庄惨案发生后，与铁军等青年民兵参加“砸大乡、锄汉奸”行动，杀掉了给日军通风报信、死心塌地为日军办事的敌伪人员。那时黄庄（今属宝坻）集市为日伪控制，百姓买粮必得先交钱买扉（一种准予买粮的凭证）后买粮，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1944年初春一个集日，赵普扮做买粮人，趁日本宪兵队不备，一枪将为虎作伥的卖扉人打死，趁炸集之乱迅即出了黄庄。从此，“黄庄炸集”故事流传民间。1944年1月，与铁军等人化装日本兵配合青英部队1连连长刘醒华将大八亩坨红枪会反动头目张林立等2人逮捕处死。1944年仲夏，与铁军、野明等化妆成卖西瓜的小贩，奇袭敌伪北涧沽炮楼，缴获步枪12支、子弹1箱，民兵无一人伤亡。又一次，孤身在廉庄村打埋伏，持手榴弹截获日本人载货马车一辆。1944年秋，与铁军、野明在大月河将日本特务于沂打伤逮捕，拉到艾林庄处决。一次在“高丽圈”农场一条路边，发现远处6个日军、特务走来，当即下稻田装作拔草，两个日军走近，挺身顺手连发两枪，日军当场毙命，后面敌人慌忙回跑，再准备反击时，他已经缴获一支手枪消失在芦苇丛中。一次在板桥徒步追赶一个骑自行车的日军特务，眼看特务跑远，他抢过一个邮差的自行车猛蹬，追至一饭店旁将特务击毙。
  日寇最恨的是公路、电话线路不断被赵普破坏。1944年8月8日，担任武宝宁三区区小队长的赵普赶到杨拨庄召开民兵会议，发动民兵破坏敌人的交通，目标是宁河通往芦台的公路和两侧的电线杆。当夜，民兵按时到达预定地点，在赵普的指挥下，齐帮动手干了起来，一组挖掘公路，把路面挖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另一组锯倒电线杆，把电话线剁成碎段扔到路边的水沟里。不多时，民兵完成任务，日军宁河与芦台的交通联络陷于瘫痪。
  宁河到艾林庄的电话线，屡遭当地民兵和八路军区小队的破坏，日伪军第三次修复后，赵普决定再次毁掉它。1944年10月30日，赵普分别在杨富庄、高庄、赵本、大从等几个村召开民兵会议，布置任务，决定当夜破袭宁河县城到艾林庄的电话线。他告诉大家敌人修建公路架设电话线，是为了便于集结兵力，加强联系，对游击区威胁很大，地委指示对敌人的这些设施要进行彻底破坏，让他汽车不能运输，电话不能联络。宁河县城至艾林庄之间的电话线第二次被破掉后，他们第三次又架起来，对抗日斗争十分不利，绝对不能让它存在。赵普要求各村民兵联合行动。民兵接受任务后，各自回家准备工具。午夜时分，几个村的民兵汇聚到指定地点，分段执行任务，顷刻之间电话线被毁十来公里，砍断的电线杆、电线或烧毁或拉走，顺利完成任务。
  日军多次组织强大兵力讨伐区小队，悬赏100元大洋缉拿赵普，赵普和他的区小队与敌人斗智斗勇，巧于周旋，终使敌人的追剿行动一次又一次落空。
  （魏永成）
  赵普处死日军特务于沂
  赵普是宁河县北淮淀村人。大个子，性情刚直，胆大心细。抗日战争时期任武宝宁联合县三区区小队长，是有名的“三只虎”之一（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1944年深秋的10月，正是日本鬼子制造杨富庄子惨案那一天。赵普等三人正在大月河村，站在大街东头高房隐蔽处观察敌情，看见从鲁庄子来大月河村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时百姓根本没有自行车）。当骑到村的南坑之处，碰到本村人李永太。李永太是个花花公子，游手好闲，整天骑着马，放鹰抓兔，抽大烟。骑车进村的人是日军1418特务于沂，戴着礼帽，商人打扮。他两个经常在一起吸大烟，很要好。双方寒暄了几句，于沂问：“村里有情况吗？”李永太不知道赵普他们在村里，便回答说：“平安无事！”特务大胆进村，想搜刮民财，弄点钱花。之后，他找到保长孙永禄，孙叫副保长李殿福应酬。李殿福随即把于沂领到我们家东屋里，简单地安排一下，就出屋给于沂准备打点去了。于沂摘下帽子，把橹子枪挂在东墙的钉子上，很自然地躺在炕上歇起来，并和我爷爷徐广聚闲谈。这时赵普闻讯赶到我家，正碰上我，我很害怕，小声问我：“人在哪？”我用颤抖的手指了指东屋，就赶紧离开了。赵普他们先进了前层西屋套屋，然后到后院西厢房，那两个人都隐蔽在东屋前的马棚里。这时赵普手持双枪，用右手枪挑开东屋的门帘，正看见于沂清闲的躺着，赵普问：“你是于沂吗？”于沂一看情况不好，急忙站起来想摘下墙上的手枪，只听“砰”的一声，赵普一枪打中了于沂的小肚子，于沂又急忙从腰里掏出手雷（即甜瓜手榴弹），赵普一个箭步飞快地把于沂按倒在炕上，夺下手榴弹，拿走手枪，一顿踢打，于沂不动了。赵普他们三人当即就撤走了。我爷爷徐广聚一看于沂并没有死，这怎么收场呢？立即找到保长，委派村民兵于伯凡骑自行车找回赵普。他们并没有走远，追到村西李家坟一带就追上了赵普三人，于伯凡恳切地说：“赵队长，于沂没有死，你回去处理一下吧！”赵普说：“不要紧，我马上回村。”赵普返回村中，看见村民李香的青骡子正停在自家门口，村民李润轩下地刚回来，就叫几个人把于沂搭放在骡车上，倒绑着，头冲着车后，脚在车前，还穿着一双白袜子。指派李润轩赶车，赵普三人押车，送往宝坻县貉子沽村。一路于沂疼痛难忍，嘴里一边呻吟一边念叨：“你们慢点赶啊，颠的我忒疼了……李永太呀，李永太，你把我害死了……”有人问于沂：“李永太和你是什么关系？”于沂说：“他是我的密探……”车到了貉子沽村头，把于沂埋在了柴火攒（即柴火堆）里了。以后大顷甸的村民又把于沂抬到艾林庄，区小队为了震慑敌人，在距离敌人据点不远处，由区小队长赵普把于沂枪毙了。
  事后，我爷爷徐广聚找到了李殿福，扯着他的脖领子大喊大闹：“李老五，李老五（即李殿福），你咋不把于沂领到你们家去哪？你真害死人哪！”我们全家不敢在这房子里居住，把门窗堵死，搬到别处居住了二年多。
  李永太是富户李会的儿子，本来就是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又与特务于沂亲如手足，为于沂打探军情。区小队派人立即把李永太抓捕归案，押至小月河村时，李永太见机撒腿就跑，他放鹰抓兔出身，腿脚利落，一边跑一边绕圈，但没跑多远还是被区小队一枪打死在董家坟一带。他的尸体由他的家人埋在了村西边的大道旁。
  （徐风亭口述，刘焕君执笔）
  我的二爹赵德林
  我的二爹叫赵连敏，乳名小黑，号德林，宁河县东棘坨村人。我很小的时候，家乡就流传着“武宝宁三只虎，铁军、德林、傻赵普”之说，但我不知道那三只虎里的“德林”就是我的二爹。因为他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一样下田劳动，挖沟挑河，普通的很，没有一点大英雄的虎气，只不过个子比常人高大魁梧，且有点横眉立目，人称“赵大胆”，脾气还特别急躁，遇上不称心的事常常甩手不干，有个外号叫“大甩”，后来上了岁数，人们就管他叫“甩爷”。再加上私下里听有人说他是逃兵，心里就很纠结。1980年，我在村里教书，他找我帮他给县民政局写申请落实军人政策，我给他写材料时，才知道他不仅是抗日骨干分子，还跟大武宏干过，只是1949年负伤转地方和部队失去联系，根本就没有逃兵这一说。特别是当我看到赫赫有名的大武宏给他亲笔写下的“赵连敏号德林，1942年参加抗日工作，任县大队侦察班长……”证明时，我才惊叹，二爹果真是抗日英雄三只虎之一的“德林”，这些年他是经受了误解和委屈，二爹的形象一下子就在我的心中高大起来，就有了我缠着二爹讲打鬼子、杀汉奸的请求，也有了我留心向村里老人们如黄振玉、贾志奇等人了解我二爹抗战事迹的行动。对打鬼子的事，二爹对我毫不保留，但对除汉奸、杀伪保长的事却极力回避，说那些人的后人都在，就不要再提了……
  适逢县政协主编抗日史料，故将我二爹德林打鬼子的事迹述说二三。
  空手夺机枪
  1944年，二爹德林由区小队抽调到武宝宁县支队，在侦察排当侦察员，不久又调到4区工作。
  1944年3月的一天，根据线报，潘庄的日伪军要出外讨伐。得到这个消息后，武宝宁县支队队长王全荣立刻和区小队商量，决定集中县支队和区小队的兵力打一个伏击。我二爹跟着王全荣连夜侦察地形，决定把伏击地点就设在纪庄、杨庄、孙庄这3个村子。县支队和区小队连夜布置，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形成犄角之势，并派出固定观察哨和流动观察哨兵，随时观察报告潘庄据点日伪军的动静。
  上午，观察哨兵不断传来消息，据点的敌人开始出动。并不时报告敌人的动向。
  当敌人进入纪庄后，发现有情况，立即就在村口架上机枪，趴在地上向村里疯狂地开枪射击。一阵扫射后，敌人开始向村里进发。埋伏在村里、村边的县支队和区小队成员，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很快就把进村的日伪军赶出村外，逃到村外的日伪军在日军机枪的掩护下向一起聚拢，机枪封锁了道路，使县支队不能前进。埋伏在两旁的部分县支队和区小队队员从两侧不断袭击敌人，敌人见势不妙，在机枪的掩护下，开始撤退。负责正面攻击的县支队队长王全荣，抓住有利机会，用长枪将两个日本机枪手击毙，就在另一个机枪手愣神之际，我二爹从侧面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紧紧抓住打热的机枪管，把机枪和日本兵硬拽过来，随着一脚踢在日本兵的身上，夺过机枪。
  日伪军抵挡不住上面进攻的县支队和区小队，丢下尸体，纷纷逃回潘庄据点。
  我二爹空手夺机枪的事，在战士和老百姓中间广泛流传。但他的双手被打热的机枪管烫伤，落下伤疾，双手的10个手指弯曲，一直到他去世都伸不直。
  只身救乡亲
  住在艾林据点的日伪军在县支队和区小队的打击下，恼羞成怒，四处讨伐，烧杀抢掠，造成一系列村庄惨案。并扬言要对东棘坨村报复，甚至放出“先烧王小二（伪保长王相林），再烧马天祥（富户，被告密通八路），杀死小黑娘（我二爹的娘）”的狂言。
  1944年初秋的一天，艾林庄据点的日伪军和宁河据点的日伪军一起，又一次对各村进行讨伐。我二爹正在王洪村养伤，接到上级命令，连忙到东棘坨村，负责区委同志的转移工作。
  我二爹把区委的同志安全转移出村后，又返回村里，找到村里的负责人，让他们通知村民尽快出去躲一躲。但还没有通知，村子就被敌人包围了，我二爹快速跑到村中的大庙里。密切观察情况，见日伪军正挨户搜查，就乘机从大庙里大大方方地走出来，拐向西街，并顺手从西街村头老李家的门口，抄起拾粪筐和粪叉背在身上，猫腰装作拾粪的老人，穿街向村外走去。在街中间，被两个负责警戒的伪军拦住，我二爹不慌不忙，抬起头用双目紧紧盯着这两个伪军，右手伸向腰间，这两个伪军一看是德林，吓得赶紧小声对他说：“您老一直向西走，西面都是艾林据点的人，没有日本人”。这样德林大模大样地装作拾粪的老人走出村子，潜伏在村边的沟里。
  日伪军在大汉奸吴乃彬的带领下，把老百姓轰赶到村中的大庙院中，并把我二爹的母亲抓住，也押到大庙里。日伪军从人群中抓出张永善、张洪文、尚大等9个人，用白布把9人的双眼蒙上，用木棍边打边问八路军区小队的下落。日伪军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出什么，就恼羞成怒，用木棍更加用力打在这几个人的身上。9个人中的尚大，是个由山东来东棘坨村扛活的人，不忍日伪军的毒打，就用手撕下蒙眼的白布条，并随手从伪军手里夺过一根木棒，用力向小日本打去，当即把小日本兵打倒在地，乘日伪军慌乱之际，撒腿越墙向庙后跑去。当日伪军醒过闷来，赶紧拿枪追出庙外，砰砰几声枪声，只见尚大栽倒在沟边，并顺势滚入沟里，钻进高粱地跑了。
  隐藏在村西边沟里的德林，听到村中的枪声，以为日伪军对乡亲们下了毒手，就从沟边向村里连开几枪，又借着对村子周围环境的熟悉，马上转向村南，在村南又打了几枪，然后又转向村东，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战术。这时，接应区委撤离的区小队，听到村子三面有枪声，也从北面赶过来，向村中打枪。日伪军被四面的枪声搞得蒙头转向，以为中了埋伏，来不及对村民下毒手，慌忙集合队伍，退出村外，撤回据点。
  把日伪军吓跑后，我二爹又利用熟悉的地形，迅速追上了自己的队伍，向领导交代了任务的完成情况。从此，我二爹在日伪军的眼皮子底下从容脱险、勇救乡亲的英雄故事，在东棘坨一带的村民中广泛流传。
  智除变节分子
  抗战胜利不久，原4区民政助理何仁（宝坻区大唐乡董关庄村人），当时担任着区钱粮财粮助理，他被手中的钱财所迷惑，竟携带区小队和县支队的钱款逃往敌占区，在敌占区肥吃海喝，寻花问柳。
  为了严惩和教育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我二爹奉上级命令，只身深入敌占区去除掉何仁这个变节分子。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二爹很快就找到了何仁的藏身之地，摸清何仁的活动规律，并和组织商量出一套抓捕方案。为了起到更好的打击和教育革命意志薄弱人的效果，他向组织提出把何仁押回解放区，交由政府处决的想法，他的提议立刻得到区政府领导的赞同和批准。我二爹和地下组织，重新认真研究了活捉何仁的对策和把他顺利押解出敌占区的办法，决定利用敌人岗哨松懈的有利机会，由我二爹一人负责抓捕。那天晚上，我二爹越墙潜入何仁的住地，把何仁抓住，睡梦中的何仁惊恐万状，看清是我二爹后，马上求饶放他一条活命，我二爹告诉他，老老实实地跟我走，还能多活几天，要不然马上就毙了他。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躲过敌人的岗哨，把变节分子偷偷送出城外。
  由王洪村的李玉轩用马车把何仁悄悄送到东棘坨村的大庙里，由区公安特派员高振兴组织人员对变节分子何仁进行了秘密看押。因为何仁是我姨父爷的弟弟，有点亲戚关系，加上我家是区干部马良、佐天抗日活动堡垒户，政府还安排我的母亲给他送了几次饭。由区委负责人劳动对何仁进行了审问，后在胡晋庄的北面，召集了区委的干部和部分住村干部代表参加，对何仁进行了公开审判，由野明负责处决了这个变节分子（有说是活埋的）。因为何仁腐化变节但没投敌，政府就派东棘坨村的农会主席胡克宽（化名古月）去告知何仁的家属。因为大唐乡董官庄与东棘坨境内的东白村隔潮白河相望，胡克宽没有去很远的地方绕道，而是凫水过河送的信儿。何仁没有成家，只有一个哥哥。
  这次活动对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
  （赵洪忠文，李振起整理）
  抗战中的于会昌及家人
  于会昌，宁河县俵口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日伪军扫荡俵口村时遭枪杀，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于会昌出生于1915年，是村里干农活的好把式。下地打苇子是四里八村的头钐，下海捕鱼是村里的网头，有一大批穷人围在他身边，他为穷人争得打渔场地，穷人围在他身边共求生计。靠着一身好本事，他和老父亲一起支撑起有两个弟弟的5口之家。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父亲一次在天津给日本人干活遭受毒打后致死，他挑起了照顾母亲、弟弟和妻儿的重担。
  1943年，宁河县冯台子村人李长林秘密发展了俵口村水产品销售商马德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于会昌与马德美、于春雨、于学福、于作山、于学元、于连波等打渔种地的穷哥们，先后加入了党组织。同年成立了中共俵口村支部委员会。于会昌在村党支部书记马德双的带领下，开展了敌后抗日、减租减息、发展党员等工作。村的“八大党员”长期在沽顶窝草房、七里海头沟鱼铺、六沟鱼铺等地点活动，宣传党的主张。他们用“灯头朝下、吃面机器打、穿衣机器轧”来描述共产主义，吸引穷人向往未来的美好社会，组织穷人起来斗争。
  由于马德双、于会昌等人的积极努力，使当时的有志青年于合堂、于会云（后化名为于渤海）等先后参加了抗日队伍，于会泉、于会江、于会波、于会源、于西香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天，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于春贺等人向地主于向斋、于德书等展开减租斗争，使村罾口河两岸上万亩土地回到了老百姓手中，当时称为“怀镰大钐起民众”。
  群众的抗日斗争，引起了日伪军的疯狂剿杀。1945年6月，盘踞在潘庄镇的日伪军三四十人，对村进行扫荡。正在田间干活的于会昌发现后，跑到村里，通知党员干部转移。他隐藏好支部文件，最后一个向村外转移。在他跑到于作瀛家房屋旁时，被迎面伪军开枪打中，肠子流了出来，向前爬行了十几米后壮烈牺牲，留下一滩血迹。
  于会昌牺牲后，其妻悲痛去世，其子于作明15岁，大女7岁，次女双目失明4岁成了孤儿。于作明背着失明的妹妹，兄妹3人流浪在宝坻县一带，以讨饭为生。1947年土地改革，于作明分得4.2亩土地和部分苇海，生活有了来源。
  多年后，于会昌的弟弟于会波、于会云回家寻亲，方知家中尚有侄子侄女，于是与人民政府联系，由村干部于学福等出面，为当时被称为“小叫花子”的于作明做媒成亲。结婚时，于方舟夫人谈芳荪主婚，成为一段美谈。
  在于会昌的影响下，本家弟兄5人都加入了共产党，其中3人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在革命和建设中成为党的事业骨干。于会泉任湖南省醴陵地区党委书记，于会云任内蒙古赤峰市纪委书记，于会江任哈尔滨市运输公司书记，于会源在塘沽天津碱厂干部岗位上离休。
  （李建明根据于学军、于学来口述整理）
  “小八路”的回忆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7年到1945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自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历时8年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抵制战争维护和平，面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未来，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凝聚民族魂。
  我是一位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的抗日老兵，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日寇对冀热辽地区的残酷扫荡，见证了战友们前仆后继的英勇风姿，体味到抗日的艰辛和人民坚定的斗争意志。时常想起那段烽烟岁月，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深感今天的幸福，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崛起来得是多么的不易。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狼子野心的一块遮羞布。它带给中国人民的是痛苦和仇恨，我们还原历史就是为了表明真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25年9月18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俵口村。家庭成员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生活很是拮据。由于家庭困难我们都没有上过学。大哥务农，二哥在抚顺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父亲经常外出打工。1940年父亲在天津一个日本工厂找到了一份装卸物资的活，那是一种又累又脏的苦差，正是这份苦差和日寇的霸道夺去了我父亲鲜活的生命。
  那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日子，一天父亲在搬卸麻袋时由于体力透支没有码好垛，被日本监工发现，便不由分说抬起一脚把父亲踢倒在地。坚硬的皮鞋和猝不及防使父亲受了重伤，3根肋骨被踢折，再也无法站立，日本人看到父亲再也不能为他们卖命了，就把他赶出了工厂。工友们非常气愤但惧怕日本人的淫威，大家保持了沉默。有几个好心的工友把他送到在天津陈家沟开柴场的同乡家，这位同乡连夜用船把父亲送回了家。
  清晨我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乳名，妈妈说你出去看看是谁在叫。我赶紧出去惊讶的发现父亲躺在船舱里，苍白的脸色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急忙和护送的人把父亲背到屋里。母亲一边询问事情的经过，一边查看父亲的伤势，望着父亲腰部和胸部那黑紫的淤血，母亲心痛地哭了。
  父亲是一个坚毅的人，肿胀的伤势有时痛得他满头大汗，但他从不叫一声。父亲的伤主要是内伤，由于无钱医治伤势越来越重。虽经母亲精心护理但始终没有起色，人也日渐消瘦，3个月后他带着对家庭的眷恋和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离开了我们。这杀父之仇从此便在我的心灵里扎了根，激发了我复仇雪恨的愿望，“小鬼子你等着，这笔血债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加倍偿还！”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鬼子讨伐队的种种罪恶，当兵打鬼子的愿望在我心里日益膨胀。可是在日伪占领区想当兵打鬼子也是一件很难的事，由于保密的需要，八路军的行踪飘忽不定，上哪儿去找他们？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经商的马德双，我俩闲谈说起日本人在俵口讨伐的事，我说：“我想当八路为我爹报仇，把小鬼子赶出去，但没路子，找不到八路军，你有办法吗”？
  他说：“你真的想当八路，我有个朋友家住冯台子村叫李长林，是个八路军，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找他的。”
  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愿望，当天下午我便去了冯台子村。到村里见人就打听李长林这个人，听到的回答都是一样，不知道！
  我信得过马德双，相信他不会骗我，便继续向村西头找去。在村口处的一个农户门口遇到了一位老人，我急忙上前询问：“大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这村里有一个叫李长林的人吗”？老人抬头仔细的打量了我一眼，看我穿着破旧的衣服，又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便说：“你是他什么人，找他有啥事”？我说“我是他表弟，找他有些家长里短的事”。
  看到太阳快要落山了，老人说：“你说实话找他到底有啥事？也许我能帮你”。我说：“是我们村的马德双让我来找李长林的，我要当八路”。老人听了看着我说“你要当兵就先在我家住一晚，明天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他”。我一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这位老人一定认识李长林，便高兴地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饭时他家来了一个中等个子肩背背包的中年人，他和房主人说了一会闲话，听口音是当地人，中年人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李长林。他问你找他干啥？我说我要当八路。那人看了看我说：你真想当八路就跟我走吧。
  我不知道那人是谁，老大爷也没跟我说，但直觉告诉我他可能就是李长林。路上他问我谁告诉你到冯台子来找李长林的，我回答是马德双。他又问我是怎么和马德双认识的，我说我们是一个村的。他又问马德双是干啥的？我说他是做小买卖的，家里还有一台自行车。他家有几口人？我说3口，有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几岁了？他又问。我告诉他大概有四、五岁的样子，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些我家的基本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当时因年纪小有些事情还不太懂，但我已隐约的感觉到他是在考察我，看我说的是否真实。保持警惕是那个年代对敌斗争的需要，这是我参加八路军后才明白的道理。
  经过一番询问他解除了疑虑，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听了心里一阵高兴，我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有了当兵打鬼子为父报仇的机会。
  我们进了北淮淀村，来到一户农舍的门前，他告诉我你在外面等着，约十几分钟后他叫我进去。里面有一个陌生人，李长林对我介绍说这是我的领导胡秀，职务他都没有说，后来才知道这是保密的需要。
  那人看着我没有说什么，李长林问我：“让你当交通员你干吗”？我说“交通员是干啥的”？李长林说交通员就是送信的，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两个信封指给我看，这个没有标记的是平信，是我们工作人员日常交往的普通信件。这个有“火”字图案标记的是紧急信件，要绝对保密，快速送达。任何信件都不许拆看，不许丢失，不许让任何人知道。如果遇到危机情况必须销毁，一是烧掉一是吞到肚子里，决不能落到敌人之手，这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事，你记住了吗？我回答记住了。李长林又补充说对敌斗争是残酷的，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安全，对谁也不能泄露你的家庭地址和家人姓名，并把我的原名于汇云改为现名于渤海。并叮嘱我说你知道的有关情况也不许对无关人员说，更不能打听其他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不该你知道的事都不要问，这是保密纪律。
  1944年的8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我光荣的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千百万革命斗士的一员，我感到很自豪！
  战争年代交通员的任务非常重要，时间性强、保密性强、危险性大。为了让我尽快进入角色适应工作，次日清晨李长林便带我去了桐城，和桐城的接头人见了面，晚上又回到了北淮淀。
  北淮淀是我们的交通站，交通站的站点设在村公所。在这里李长林为我介绍了村干部李志勤和另外几位工作人员，具体职务一概不知，也不准打听。一切对外来往信件都没有通信地址和收发信人的姓名，每个人的信件是用不同的标记或颜色来确定的。
  李长林把我安排到村公所和看门的老头住在一起，吃饭是由村里直接派的。开始几天还行，到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时间难以保证，组织上决定让看门的老头给我做饭，我就把每顿的饭票和菜金交给了老人家。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革命的光荣传统，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吃饭都是按标准付钱的。我的伙食标准是一天一斤半粮食，早午晚各半斤；四角菜金，早晚各一角，中午二角。
  我们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武清、宝坻、宁河3个县的结合部，是日伪军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敌我双方在此犬牙交错相互周旋。为控制这个特殊的地区，敌人经常对八路军进行扫荡和讨伐，气焰十分嚣张，当地百姓深受日伪军的摧残之苦。在我还没有参军时我曾亲身经历这悲惨的一幕。
  那是1944年6月间的一个清晨，铜锣声打破了村里的宁静，更夫们敲着锣沿街叫喊，让全村的人都到村里的大庙集合，如有违抗者皇军逮住就要杀头。随后我从门缝里看到伪军们正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不一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赶到了村里的大庙前，我也在其中。敌人将全村的男女分开，四周架着机枪，刺刀对着人群，恐怖致极。
  这时一个日军翻译趾高气扬地喊道，“乡亲们！你们这里有没有八路，要是有不得隐瞒，如知情不报皇军是不会饶过你们的”。
  村民们谁也不做声，面对死一般的沉默，一名挎着军刀的鬼子不断地在群众面前走来走去，凶残的目光像刀一般的在众人面前来回扫视。凡有疑虑者即刻被他拉出人群，问：“你的是不是八路”，只要回答不是就是两个耳光或拳脚相加。两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被打伤的群众则被罚跪在大庙前，个个鼻青脸肿，口角鲜血直流。一直持续到中午，村维持会出面请鬼子吃午饭，鬼子才扬长而去。后来听马德双说本次扫荡鬼子一无所获，把气撒在了伪乡长于光弼的身上，把他弄到大庙院里灌了辣椒水，真是惨无人道。
  这件事再次唤起我的新仇旧恨，坚定了我参军杀敌的意志。但由于交通员不配枪，也没有上战场的机会，心里一直痒痒的。后来我想不上战场并不等于我没有杀敌的机会，相信只要用心机会一定会有的。
  1944年春我军在桐城诊所设立的一个联络点，由于一个姓李的汉奸举报，被日伪军破坏。事后这个汉奸感到情况不妙便逃到了任凤村他姑娘家躲藏起来（任凤是日伪军据点）。为了严惩汉奸，我参军后和铁人奉命执行擒拿任务。经查访，汉奸有个后老伴和一个继子，我俩通过做她们的工作，让她们把姓李的叫回来。我们说，这事是否是他干的，如果是，赔礼道歉就行了，反正也没伤人；不是，回来说清楚就行了；他不回来将来就得你们顶罪。
  1944年9月初的一天李姓汉奸终于回来了，我们找到了汉奸的继子，要求他配合我们。当我们到他家抓捕时，他的继子猛地从背后把汉奸抱住，我们用绳子把汉奸绑实交由上级处理，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1944年9月下旬，潘庄、造甲城、任凤3个据点的日伪军对我八路军驻地进行了重点扫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从北淮淀驻地刚要转移，任凤据点的伪军就到了离我军驻地不远的乐善庄，随后乐善庄燃起了一片大火。1944年11月间敌人扫荡结束，我们返回途中又一次看到了乐善庄的火光，敌人两次进庄纵火烧毁民房，真是十恶不赦。
  一天我执行任务返回，经过季庄时在街里的一个拐角处突然发现了几个伪军。我急忙躲在墙角观察，看见一名伪军挎着枪进了一个厕所。我想机会来了，便捡起一块砖头握在手里藏在身上进了厕所。那个伪军正蹲在茅坑拉屎，见我进来便朝我吼叫，“出去，出去”！我说：“老总我有尿病，裤子都尿了”。伪军不再言语只管低头拉屎，我抓住机会举起砖头猛朝伪军的头上连击3下，伪军晕了过去。我赶紧摘了他的枪躲进胡同，借着高粱地的掩护跑回了驻地。见到县长方刚后我把夺枪的经过向他作了汇报，县长只是点头，既没表扬我也没批评我。我请求县长把夺来的枪留给我，县长说交通员不准带枪这是纪律，你喜欢带枪等以后不做交通员时再给你配也不迟。
  这两件事的发生如同投石击水，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志们夸我是人小胆大了不起，称我为“小渤海”、“小大胆”。日伪军则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盘查，一时间“小八路”“小渤海”成了我的代名词。日伪军扫荡、讨伐每到一处首先要找的人就是小八路和小渤海。
  敌人的盘查给我的行动带来了不便，也潜伏下极大的危险。同年11月间，我去桐城送完信回北淮淀，路上为了防止意外，我找了一个粪筐作掩护，偏巧进淮淀村真的碰上了伪军。“站住”，“你是干什么的”？伪军问。我回答“捡粪的”。他又说：“不是，你是小八路”！我说不是。那你是哪个庄的？我就是这个庄的。
  我边走边说，他端着枪跟我进了村，想必是要核实我的真实身份。村里有一个果子铺，我曾在这里吃过饭，一位老婆婆正在家中劳作。我毫不犹豫地放下粪筐，跑进屋里一下子扑入婆婆的怀里叫声妈！并说“老总说我是小八路”。伪军见状指着我说，“他是不是小八路”？婆婆说“他不是小八路，是我的老儿子”。并招呼伪军说“老总进屋喝口水吧”！伪军感到无趣转身走了。
  我此次脱险是这位老妈妈救了我，我非常感激，我对她说妈妈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会报答你。这样的例子在抗日战争年代很多，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她让我一生感动。
  这次险情的发生使我感到自己已不再适应做交通员的工作了，因此1945年初我找到了武宝宁县大队队长王全荣同志要求到部队去。时逢冀热辽军区10区队队长邢程在场，邢程说你乐意上前线就跟我去吧！我说愿意。就这样我到了邢程的部队，邢程说你脑子好使又机灵就给我当通信员吧！从此我便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
  1945年抗日战场的形势日渐明朗，敌我双方交战的次数呈上升态势。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我所属的部队先后与日伪军发生了6次遭遇战和攻坚战。
  第一次战斗是在1945年春节的三十晚上，我军的目标是宝坻县的黄庄据点，参战部队是我们10区队和县大队。战斗在晚上8点开始打响，伪军面对我军的两次佯攻没有开枪还击。午夜时分双方通过协商，伪军答应在其辖区内为八路军提供一切方便和敌情情报，我军答应撤离战斗。伪军为了麻痹鬼子在我军撤离后，据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第二次战斗是1945年3月在宝坻县的赵各庄发生的伏击战。当时部队正在赵各庄休整，经侦察发现鬼子30余人、伪军百余人，正沿村北的一条旱河向赵各庄进发。我军的4个连队立即在旱河沿岸有利地形设伏。战斗历时3个小时，歼灭日军20多人，打死和俘虏伪军大部，只有十几名鬼子乘混乱之际，逃进了村中的一户人家。狡猾的敌人把百姓困在屋中作为人质，门窗用土坯封死，只留枪眼作为临时掩体负隅顽抗。为了百姓的安全，部队决定放弃攻击撤离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缴获敌人部分枪支弹药，还有一门“平射炮”，平射炮在冀热辽军区是首次缴获的大炮，当时意义非常重大。
  第三次战斗是1945年的五一前后，当时我们15团正驻扎在季庄。团部设在住户的一个大院里（10区队此时已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第15团），敌人可能得到情报想偷袭我团。部队利用环境熟悉的优势，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军安全撤离。随后我们看到了团部原住地燃起了熊熊大火，那肯定是敌人恼羞成怒的结果。
  第四次战斗是1945年6、7月间，我们15团团部在南淮淀遭遇任凤据点伪军的讨伐队，当时团部和两个连队在一起，与敌军交火，战斗经历半个小时，我军安全撤离，没有伤亡。
  第五次战斗是1945年的7、8月间，部队攻打古冶煤矿据点，战斗从日落开始打响，由于敌人工事坚固3小时未能奏效，部队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我军有7人受伤，两名战士壮烈牺牲。
  第六次战斗发生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拒绝向我所在地的八路军缴械。驻扎在唐山的部分日军利用火车作为防护，用麻袋装满沙土堵死车门和车窗，企图向山海关逃窜。我军14团、15团接到命令，务必在唐山与秦皇岛之间歼灭拒降之敌。14团、15团紧密配合，首先破坏了唐山与秦皇岛中间的一段铁路，堵住逃跑之敌。战斗从晚上12点左右打响，为了全歼顽敌，我14团在路北，15团在路南对敌展开攻击。战士们用炸药包把车门炸开，用刀割开沙袋，把手榴弹投入车厢，至清晨9点战斗结束，6节车厢的日军全部被歼灭。
  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人民战争的铁拳下低下了那颗龌龊的头。但日寇在这片土地上制造的无数罪恶和累累血债罄竹难书。无论是南京大屠杀的残忍，还是731部队的罪行，都是日寇对国际法准则的践踏，是反人类反和平的罪魁祸首。
  8年抗战中国人民赴汤蹈火英勇杀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500万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万里海疆。无论是白山黑水的烽火，还是大别山脉的刀光；无论是卢沟桥的烽烟，还是平原大漠的枪声，都留下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丰功伟绩！
  每当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牺牲战友的音容宛在，我深深的缅怀他们，向他们致敬！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中国人民不需要战争，但中国人民也从来不惧怕战争。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野心，不再重蹈被外敌入侵遭受的欺辱。呼唤全民族团结起来，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持一份清晰的头脑，绝不准许历史的悲剧重演，用我们的意志和国家强盛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把我们家园建设的更加美丽繁荣昌盛！
  （于渤海）
  冀东军分区的第4区队
  抗日战争时期，一支由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出现在宁河地区，活跃在蓟运河东西部，他们的战绩和献身杀敌精神，使敌人闻风丧胆，让百姓扬眉吐气，这支武装就是冀东军分区第4区队，简称4区队。它最初为丰玉遵联合县特务大队，成立于1940年5月，不久又改名为丰玉遵联合县基干队。当年秋，基干队被上级命名为青年英雄部队，简称青英部队。1941年10月丰玉宁联合县成立，青英部队改称丰玉宁联合县基干队。1943年2月，丰玉遵宁联合县成立，13军分区在冀东成立8个武装地区队（后增加为10个），青英部队升编为分区第4地区队。1944年4月与军分区11团合编，一分为三：一部编入11团，一部编入第10地区队，一部组建新的第4区队。1944年底，13军分区撤销，第4地区队属冀热辽军区之第18军分区，是年8月组建15团挺进东北，隶属东北民主联军。第4区队前身青英部队成立时仅20人，到组建15团时，已有4个连的建制。历经数百次战斗，有1300多人牺牲，其中连级干部就有13人。
  第4区队（青英部队）活动在冀东西部地区，中心地区在丰润、玉田、宁河、宝坻、武清一带。在宁河境内，配合丰玉宁、武宝宁游击区的开辟，打过丰台、板桥，在苗庄伏击运粮伪军，端掉艾林庄据点，歼灭小芦庄伪军，配合地方民兵惩治汉奸特务，开展砸大乡巩固游击区运动等。在宁河境内，1941年主要活动于宁河县东部地区，1942年第4区队派马良等人进入七里海，开辟武宝宁游击区，后又派郭子兴、王全荣进入宁河县西部，成立武宝宁联合县大队（后改为支队），配合开辟以七里海为中心的武宝宁游击区工作。
  这支部队以英勇善战、甘于牺牲、纪律严明、官兵同心而闻名，因此它的干部战士，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对它的称谓不一，有的习惯称“青英部队”，有的习惯称4区队，在宁河蓟运河以东，多称青英部队，蓟运河以西多称4区队。
  （魏永成）
  攻打丰台板桥的战斗
  1940年11月，以邓文彪为总队长的新华部队打了一次丰台，俘获敌警察分局局长、保安队队长以下50余人。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仍然四处逼粮派款，成为开展抗日工作的绊脚石。青英部队（此时为丰玉遵联合县基干队，对外称青英部队）针对这种情况，及时调集力量，组成40多人的精干队伍，于1941年春的一个清晨，突然将丰台乡公所包围，伪乡长张慧纯等人全部被俘。尔后，收缴武器，烧毁文件、账目，遣散部分乡丁、乡警，随即撤出了丰台。
  1943年6月12日，青英部队先后彻底摧毁窝洛沽、石臼窝据点后，决定在当天夜里乘胜攻打丰台据点，再打东棘坨据点。在两个胜利鼓舞下，战士们纷纷请战，在伪治安军当排长起义的田钺，一再请求带队前往，队长田心批准后要求他，部队进到西大街转北门时，一定停止待命。不料刚进入河西的西大街，零散的伪军就开了枪，田钺带队到北小门不能停止，一气冲到了据点前，敌人机枪一梭子打下来，当场伤亡5个人，田钺牺牲。部队已处于被动，只得撤了出来。丰台战斗失利，田心遂改变打东棘坨计划，将部队转移到大韩庄宿营休整。
  1941年7月，青英部队和武装报国队150余人，摧毁了伪宁河县警察局板桥派出所。
  1943年3月7日是农村二月二龙抬头传统节日。此前，宁河县的敌伪在与丰润县交接的地方，挖了一条界沟，用来阻截八路军，并在板桥设立了据点，有一小队伪军据守，并掩护日本人在附近开垦稻田。青英部队决定端掉它，白虹和张志超化装先作了侦察。据点前后门有短墙掩体，尚未修建碉堡。青英部队从3个连挑选胆大勇敢的战士组成突击队，携带两挺机枪，1连连长刘醒华统一指挥。这是青英部队第一次打据点，队长田心命令：不惜伤亡，一定要攻克！3月7日夜，青英部队突击队快速赶到板桥，到据点前后门、东西院蜂拥而上，爬上墙头敌人发觉射击，突击队两挺机枪猛射，在机枪和手榴弹掩护下，突击队冲进院里，伪军在伤亡五六人后全部交了枪。
  除一小队伪军被俘，突击队还俘虏了日军科技人员3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日军物资，缴获日本武士道传统战刀一把。
  （魏永成）
  河西首战小芦庄
  为了开辟抗日游击区，配合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工作，青英部队1连受田心队长之命，于1943年9月开进武宝宁地区，寻机打击敌伪。不久，在小芦庄与1队伪军遭遇，连长刘醒华率全连战士勇猛向冲击，将敌人追出村外，击毙敌小队长，毙伤敌兵5人。此次战斗，虽杀伤不多，但这是开辟武宝宁地区以来第一次与敌人的武装较量，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斗志，对该地区抗日工作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注：田心，青英部队的创始人，原名齐见思，1908年生于玉田县。1941年10月起先后担任或兼任丰玉宁联合县青年英雄部队队长、武装部长、代理县委书记等职。1943年2月至8月，担任丰玉遵宁联合县县委委员、武装部长。1940年5月，亲手组建抗日武装青年英雄部队（简称青英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使队伍不断壮大。1942年两次派遣武装工作队到宁河开辟新区，后派王全荣组建武宝宁联合县大队，亲率部队进入宁河打游击，为武宝宁联合县游击区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永成）
  苗庄伏击战
  1944年下半年，宁河地区形势发展很快，丰玉宁联合县和武宝宁联合县所辖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各级抗日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加之开展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广大军民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同时，日伪军及伪政权为挽救其垂死命运，加紧了对游击区村庄的讨伐和报复，全县的抗日斗争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为了粉碎日伪军阴谋，有效配合地方抗日工作，1944年12月，晋察冀18军分区第4地区队1部奉命转战丰玉宁地区，寻找战机，打击日本侵略者。4区队宿营于刘瘸庄，侦知驻丰台的伪治安军，经常抓丁派夫，强拉民车去芦台运给养。又通过抗日基本群众，摸清了伪军活动规律：只要伪治安军向乡、保强派民车，第二天没有特殊情况就要到芦台运给养，同时兵分两路，一路押送给养，一路负责接应。不久，4区队得到情报，丰台伪治安军集结了附近村庄数十辆马车，准备明日用1个营兵力护送到芦台运给养，次日派两个营出丰台沿路接应。
  4区队决定抓住战机设伏痛击敌人。副区队长杨正春、总支书记张圻之、特派员张万如紧急研究作战方案并提交排以上干部讨论，决定避开押运给养之敌，集中力量打击接给养的两个营，参战部队在拂晓前进入苗庄和南朱庄伏击点，封锁消息，枪声一响速战速决。总的兵力部署为：1连连长王万珍、指导员华良率两个排，分头埋伏在苗庄几个院内，隐蔽警戒，待敌进入村中，即行出击；3连连长朱宝臣带部队在南朱庄设伏，待伪军进入苗庄1连打响后出击，拦腰切断敌之联系，使其首尾不得救援。
  12月26日拂晓前，部队急行军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地隐蔽，张网以待。上午10点许，4区队通过两向侦察员确知：由于风大逆行，自芦台出发的押运之敌行动迟缓，距伏击圈还有10公里；从丰台出发的接应之敌，正顺风而来，距苗庄仅2.5公里，迫在眉捷。此时，正是4区队实施作战计划，歼灭接应之敌的有利时机，副区长杨正春命令部队准备出击。10点30分左右，丰台接应之敌的便衣和尖兵先后进入苗庄村，紧接着大队人马暴露在4区队伏击部队面前，杨队长一声令下，枪声四起，伪军便衣和尖兵慌作一团，无力抵抗，来不及逃跑，当场交了枪。4区队1连两个排，从正面发起攻击。3连听到枪声迅即突破，将敌人队伍拦腰掐断。伪治安军毫无防备，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头。最后面的敌人用马车拉着重机枪，掉转车头拼命逃回丰台。战斗持续不到20分钟即告结束，伪治安军团副杜绍裳被击毙，毙伤营以下兵官30多名，俘虏70多人，邀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长短枪80余支。4区队仅轻伤2人。待押运给养的敌人赶到苗庄后，4区队指战员满载胜利品，押着俘虏早已撤离。
  这次战斗，以少胜多，干净利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震慑了反动势力。晋察冀第18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通令嘉奖了参战指战员。自此，自恃人多势众的驻丰台治安军如惊弓之鸟，终日提心吊胆，再也不敢轻易出动。
  （魏永成）
  智取艾林庄据点
  1944年8月，武宏所在的13军分区4区队兵不血刃，拔掉了宝坻县北面的白龙港炮楼。是年冬，已任18分区特务连连长的武宏，又率部转战至武宝宁四区，准备拿下艾林庄炮楼。艾林庄为日军重要据点，炮楼高10米多，墙体厚1米余，驻有一个近30人的伪警备队和近10人的伪警察所。据点曾有日军把守，因局势所迫，日军龟缩于主要城镇。留下的伪军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不知哪天被八路军吃掉，得知武宏到达后更不敢出门。
  四区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武宏部队的到来，并强烈要求武宏将据点打下来。武宏与区长@等分析认为，据点里的敌人已为惊弓之鸟，战斗力已经动摇，拿掉这个炮楼，对巩固扩大抗日游击区，震慑马从、宁河、板桥等处炮楼的敌人，有重要意义。采取突袭围攻的办法拿下据点不成问题，但打起仗来双方都要消耗弹药，以致造成伤亡，如能象白龙港战斗那样，在做好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再来个“和平”端炮楼，不仅可以避免伤亡、获得更多的武器弹药，而且对周围其他据点的敌人，也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武宏、区长@、财粮助理谭鹤光等军地干部，立即分头开展工作，利用各种关系与伪军及其家属接触谈话，讲政策，讲形势，讲出路，对生活困难的伪军家属还给予了粮款照顾。当地的伪军家属早就对家中有伪军感到不光彩，时刻担心家里的亲人性命难保，经过工作，他们主动跑到炮楼，动员伪军放下武器，不给日军卖命。在做伪军家属工作的同时，王洪庄伪乡长李玉轩、胡晋庄保长李勇积极配合武宏、@等人，分别找到伪警备队队长、班长以及警察所警官反复做工作。在此基础上，特务连和区领导与反正的敌方人员约定了夺取炮楼的时间。
  一天晚上，伪乡长李玉轩在家里设宴专请伪警备队小队长李连弟和警官李绍模吃饭，胡晋庄伪保长李勇作陪。席间李连弟和李绍模顾虑重重，不情愿放下武器。此时武宏和@突然出现在席前，一番谈话后，武宏郑重向他俩表示：只要真心投向光明，一律欢迎，保证不予伤害，回到家里，也一定受到保护，不咎既往。二李没料到武宏到场，又被大家诚恳的态度和友好的气氛所打动，权衡利弊后，终于表示放下武器。
  在武宏给伪二李做工作的同时，区长@乘机离开了李玉轩家，独自一人骑自行车赶到炮楼与伪班长刘宝海取得联系，将伪军全部集合到了院子里。同时，为防止意外，特务连也将炮楼包围起来。随后，武宏带着伪小队长李连弟、伪警官李绍模赶到。伪二李不知这样的安排，始为惊讶，一些不知底细的伪军明白过来后，立即向武宏、@敬礼，向特务连战士鼓掌。伪军们列队交出了全部武器弹药以及一些烟土和钱，特务连收了枪支弹药，将烟土和钱退给了伪军。伪军见武宏部队不搜腰包，还把烟土和钱退给他们，非常感谢。有的当地伪军担心在家里被敌人追查不好交代，提出杀条狗，洒点血。武宏体谅他们的心情，命人找来一条狗杀掉，把血洒在了地上和炮楼的墙上，以示这里进行了流血战斗，伪军是被打垮的。
  拂晓，特务连和当地群众点着了炮楼，又将其拆毁，有家的伪军各自收拾行李四散回了家。后来，多数伪军和伪警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
  （魏永成）
  七里海八路军伤员休养所
  1942年冀东抗战最艰难时期，冀东军分区组成的武装工作队秘密进入七里海，开辟武宝宁联合县游击区，随之，这里也成立了八路军伤员休养所，正式名称是“冀东军分区第4区队第3休养所”。共三四个人，一名所长，一名医生，另外是卫生员。为了安全，休养所工作人员和伤员一律不穿军装。配备的武器，所长有一支“狗牌撸子”手枪，其他的每人仅有两三枚手榴弹。休养所的器械药品敷料等，是上级拨发，有时当地部队缴获的也送给他们。收治的伤员，来自本地区的抗日部队，少时一两个，多时十几个。第4区队有一个伤员，宁河县冯台子人，攻打蓟运河上的日军小火轮腿被打穿两个洞，从玉田转到休养所，痊愈返回部队的当天，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休养所刚成立时，在乐善庄不远的七里海里，工作人员和伤员分住在百姓看护苇田的窝铺，借用百姓的铁锅做饭和卫生消毒，粮食由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分派村里解决。
  随着游击区的扩大，休养所活动方圆有二三百里。他们没有固定地址，一有敌情就带着伤员转移。一次，休养所从七里海一带转移到丰润县小刘庄，晚上被唐山来的200多鬼子汉奸包围，十几个工作人员和伤员呼喊：“誓死不当亡国奴，给自己留个手榴弹，决不当俘虏！”大家把手榴弹拉出弦，从墙上往外跳，扔着手榴弹钻进青纱帐，甩掉了敌人。这次转移，一个伤员腰部中枪，两个伤员失踪。
  休养所与上级联系往往是用鸡毛信。信封角上插一根火柴，表示“十万火急”，插上一根鸡毛，表示“飞快”。有时直接写上字，如“沿途转送”、“急送莫压”等。信件传递和伤员接送，是各村可靠的干部和斗争骨干，有时所里人员要亲自出动。
  七里海时期的第4区队第3休养所，所长为雷雨田，玉田县五里屯人，医生是蔡景华。卫生员有一个叫赵鸿圃，化名余良，七里海田辛庄人，是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批准他参军的。当时他16岁，拿着寒松的亲笔信，在苇滩中找到休养所，所长雷雨田说，在田里付出辛苦，就会多打粮食，吃着就富裕（田辛村化名“丰收”），你就叫“余良”（余粮）吧。后来，他成为休养所意志坚定的卫生战士。
  1944年，第3休养所与第2休养所合并，继续战斗在冀东敌人的“心脏”。他们的信念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开展抗日活动更安全”。
  （魏永成）
  苗庄战斗经过及体会
  1944年12月24日，我方侦察到驻丰台伪治安军23日已集中附近村庄马车数十辆，于24日，在1个营护送下，到芦台运输给养，25日返回，并由两个营出丰台到苗庄一带迎接。
  我部队得此情报时，正宿营于后刘瘸庄。当即与总支书记张圻之、特派员张万如研究并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讨论决定：一、打击这股出来迎接之敌。二、在方法上部队在拂晓前进入指定地点，严守秘密。三、在战术上速战速决不得恋战，战斗结束后部队同向后刘瘸庄方向转移。具体部署是：1连（连长王万珍，指导员华良）及新起义的张树华、郭瑞生两个排计30人，进到苗庄分几个院隐蔽警戒，待敌人进到村中间后即行出击；3连（连长朱宝臣，指导员×××）于拂晓前进到苗庄西北约3华里的南朱庄警戒隐蔽，待敌进到苗庄，1连打响即出击将敌拦腰斩断。
  12月25日这天，正刮着六七级偏北风。我部队按时到达指定隐蔽地点，部署好兵力与火力，等待着敌人的到来。10点左右，侦察到由芦台运给养的大车还距我伏击点近20华里，因大风行进缓慢，而由丰台出来之敌距我仅5华里，对我出击非常有利。
  10点30分左右，敌便衣已进到苗庄村中间，其尖兵已进到村北学堂，若无其事，摇摇摆摆地向村里前进。
  我及时发出冲锋号和出击信号，1连两个排及张、郭两个排从正面发起攻击，敌人尖兵吓得慌做一团，想后退已来不及，乖乖地交了枪。这时3连听到枪声，向敌部队中间突破，将敌拦腰斩断，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战斗不到20分钟，就全部结束。这次战斗我仅轻伤2人，而击毙伪副团长杜绍棠，打死打伤敌30余人，俘虏7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4挺，各种枪80余支。
  这次战斗中我的体会是：
  一、掌握敌人活动规律非常重要。在这次伏击前于11月份，一个丰台大集日子，我带1连曾到苗庄进行伏击，部队进村后就予以封锁，不许出只许入，整整一天敌人未来，却集结了许多赶集商人和群众，除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外一无所得，主要是未掌握敌人活动规律。后来了解到，敌人只要前一天向附近村庄要马车，第二天就到芦台拉给养，第三天必然返回，同时每次都有部队迎接。由于我们掌握了敌人这条活动规律，这次打伏击才得到成功。
  二、在战术上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速转移。由于敌众我寡，同时还要防备芦台运给养之敌增援使我腹背受敌，加之地形开阔运动不利于隐蔽，必须突然袭击打敌人个懵头转向。得胜后急速转移。
  三、部队行动必须隐蔽。到达伏击地点后，要肃静，不得有任何响动，稍一不慎就会暴露目标，走漏消息，给部队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这次伏击的成功与广大指战员严守机密，动作迅速敏捷，英勇果敢是分不开的。
  四、指挥统一，协同一致。干部战士思想明确也是这次战斗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得知敌人活动情况时，首先区队领导和随队总支书记、特派员统一了思想认识，然后召集排以上干部充分讨论作战意图、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思想一致后又在部队中传达讨论。由于每个指战员都知道这次战斗的目的与意图，每个行动计划部署都是按预定方案进行的，因此取得了这次较大的胜利。
  这次胜利对敌人打击极大，以后敌人不敢轻易出动，广大群众受到极大鼓舞，扬眉吐气，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也鼓舞了我部队士气，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参战的指战员受到13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通令嘉奖。1945年元旦，为了迎接新年、庆祝我部队这次胜利，副团长田心在窝洛沽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他作了报告，附近村庄组织高跷、秧歌、旱船、话剧等到会场演出，一直到深夜结束。
  （杨正春1985年文，邵铁山整理）
  新华部队和12团在宁河的战斗
  1938年，冀东大暴动受挫之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冀东的军事政治统治。蓟运河东部的芦台、丰台两镇陆续增派了日伪军。网罗汉奸，加强反动地主武装。建立情报网，增设岗卡，设立警备电话网。实行保甲连坐制，发放居民证书，进行保甲自卫团训练。大量拉夫建筑军事设施。
  丰台是冀东大镇之一，水路、陆路交通便利，且有6门的封锁，易守难攻。而要开辟东魏甸、西魏甸、大田庄、小田庄一带，又必须攻克丰台。1940年11月，以邓文彪为总队长的新华部队（新华部队是代号，实为冀东军分区直接领导的游击总队）通过于潮庄农民姜凤翘（原为保安队员），弄清了丰台守敌的情况，精选20名战士，乘丰台集日，秘密潜入该镇，干净利落地拿下敌人近10个哨卡，然后迅速与埋伏在镇外围的主力部队取得联系。200多名战士在邓文彪带领下，身穿缴获的军装，扮作日伪军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进入丰台。继而分兵两路，第一路迅即冲进敌警察分局，一枪未发，生擒局长王泽高以下十几人，缴获其全部武器，然后放火烧掉了敌巢。与此同时，第二路直插保安队部，当保安队的岗哨发觉，鸣枪告急之时，战士们已经冲到了面前，被枪声惊呆的队长李春华等36人做了俘虏。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出了丰台。
  1941年8月，冀东抗日武装军分区12团一部，在参谋长欧阳波平带领下，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到达宁河地区，化装成给敌据点送粮食的农民，机智勇敢地深入敌巢，一举拔掉艾林庄据点。然后又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出敌不意，攻克要镇黄庄。继之装成乘摆渡过河的农民，故意不给摆渡钱，伪装打架说理混进江洼口据点，击毙警备队的队长。3处共生俘伪军70多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由于没有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又缺乏群众基础，奇袭后只得返回根据地。但这一行动对当地影响很大，为这一地区后来开辟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魏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