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发黄的封面，线装本，里面是钢板刻写的学生登记记录。在芦台一中，至今保存着多本新中国成立之前学生例报表。其中一本的封面左侧有竖写的一行毛笔字——“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高中例报表册”，封面右方有横排竖写的职务、姓名（盖章）栏。右数第一行“校长”栏内，盖有“杜书田”图章，第二行“教官”栏内盖有“中西”图章，第三、四行栏内才是主任的图章。其它还有多本表册封面格式也是如此，校长盖章位置左面，教官栏内依次盖有“冈本”、“叶宫”图章。按照顺序，“杜书田”是中国人，是当时的校长，排在第一位理所应当，而“中西”、“叶宫”、“冈本”均是日本人的姓氏，却排在学校主任（中国人）之前，不能不说带有一点微妙的时代特征。
  民国三十三年换算成公元纪年为1944年，那个时期前后正是日本侵华时期，天津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为了加强对中国各个占领区的文化统治，预防文化反日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日本在其占领区的学校中普遍派遣了日本教官。因此，在此期间的学生例报表封面中的显赫位置看到日本人的姓氏就不足为怪了。从上述多本学生例报表封面的名次排序中，间接体现了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学校的控制和监督，安插在学校中的日本教官明为教学，暗中则有监督校长和主任的目的。那么，这些被侵略者视为文化统治机器的日籍教官们，在他们的中国学校履职生涯中能够完全做到心安理得吗？
  除了学校管理人员，在这两本学生例报表中，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名字——齐兆铭。75年前，一个小孩儿在那里上学，75年后，一个老人在那里回忆他的学校。人还是那个人，只不过生了满头的白发。这种令人唏嘘的画面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故事中，让人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芦台一中的前身为宁河县中学，简称宁中。现年90岁的齐兆铭可以说是宁河一中的老校友了。他是宁河县丰台镇人，1939年来宁中读初中，经过6年，高中毕业留校做职员、教员，直至1957年调出。如今虽然已是高寿之龄，可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在芦台一中征集史料时，老先生兴奋地回顾了他来芦台一中求学的经历。他清晰的记忆让人惊诧，而他有关日本教官的回忆，尤其有助于后人了解日本侵华期间某些在华日本人的心态。
  充满防备心的加藤充美
  齐兆铭在一中求学的6年，每年都设有外语课，包括英语课和日语课。加藤充美是齐兆铭读初中时的日本教官。在齐兆铭的印象中，40多岁的加藤充美有点老气，像个小老头儿。面目平和、穿着朴素的他，生活相当平民化。他脚上常穿一双矮腰胶皮鞋，自己做饭吃。一次，在课堂上，他拖着日本腔调说：“中国的白菜，第一好吃。我，每天每天，白菜白菜。”齐兆铭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白菜。后来才知道，日本国内根本长不出中国北方这样的大白菜。再后来听说，当年日本国内这样教育孩子：先给孩子吃中国苹果，再问苹果好不好吃，再告诉这是中国产的，长大去中国就能吃到。齐兆铭料想，可能白菜也像苹果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做教材，借以从小培养日本民族中的扩张性和侵略性。
  表面和善的加藤其实具有极强的防备心理。一天，他上街了，点灯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伺候他的工人张凤在屋内四处找火柴点灯。加藤住的屋子在校舍最南面一排房的西头，南窗外花墙之内，工人王利（原名王连利）正在拔草。加藤此时回来，看到两个人屋里一个屋外一个，黑灯瞎火的，产生了怀疑，他找到校长杜书田，说明疑点，要求校长查明。校长把张凤、王利二人先后找来，当着加藤面询问。王利急于辩解，用学了点半拉架的日语词儿掺和着汉语秃噜出来：“哇达西（我）拔草喂武撒给（兔子。“给”读“自己”的“己”音），张凤他出来进去找麻梯（火柴），他和哇达西（我）没关系。”接着，张凤也急于说明自己是找火柴点灯，加藤还要盘问，经杜校长解劝方才作罢。此事虽小，却间接说明了日本侵华期间，一些日本人的心中是有负罪感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有错，害怕中国人日后会报复，于是不由自主地萌生了极强的戒备心理。
  他们明知有错，可在面对侵略利益和正义的选择时，多数日本人还是会倾向于前者。1941年，齐兆铭的堂兄——当时就读于宁河一中商业职业班的学生齐兆纶因搞地下抗日活动被日伪逮捕。齐兆纶是加藤的得意门生，假意与加藤关系极好。齐兆铭的大妈（齐兆纶母亲）为了救儿子曾找加藤请求通融，谁知加藤竟然摊开双手，一个劲儿摇头，一声不吭。这样的冷漠反映出侵华期间日本人在面对抗日事件时的普遍抵触。
  厌战反战的中西金太郎
  中西金太郎是齐兆铭读高中时的日本教官。50多岁，给人的印象常常是高傲的。他中等身材，面色微紫，长得敦敦实实，穿着讲究，举止有派头儿，象上层社会的人。课下不怎么接近学生，也不在学校吃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投入了战争，日本在战争中领教了美军先进武器的厉害，这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些在华日本人因战事受到挫折产生了厌战、反战心理和悲观情绪。接近日本投降时，中西金太郎在一次课上诙谐地对学生说：“美国的b—29型飞机外面包着厚厚的一层橡皮，子弹打不进去。”可见，此时有些日本人已经不相信他们国内执政者所鼓吹的“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鬼话。
  厉害的教官和温柔的妻子
  还有两个没教过齐兆铭的日本教官，也让他印象深刻。一个叫冈本十寸笺，一个叫叶（此处读“协”音）宫定昌。这两个人语言粗鲁，文化水平不高。他们主要教“日语师资养成所”的日语课。“日语师资养成所”是为在宁河全县小学开设日语课培养师资在宁中开设的。这个“养成所”招收在职小学教师，每期30多人，培训半年，共办过3期。这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手段，借以推行奴化教育。
  30多岁的叶宫定昌是个大长方脸，整天沉着。他很厉害，一次，“养成所”的学员早晨没按时起床，叶宫手拿一块长条木板，追打学员，学员光着身子满院儿跑，普通班学生都跑出来看。厉害的叶宫定昌却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一次，他的妻子拎着暖壶穿过位于西厢房的盥洗室到北面锅炉房打开水，一个学生正巧在室内下水道口小便。听到脚步声扭头一看，吓了个半死，撒腿飞跑。哪知，叶宫的妻子和善地说：“莫跑，莫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事后，她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叶宫。
  事隔多年，往事如烟。但保存在芦台一中的学生例报表以及齐兆铭脑海中的清晰记忆，在向后人诉说着当年那段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故事，可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