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
  1933年5月，从山海关退守下来的东北军何柱国部被闯入关内的日本关东军追赶到宁河境内，芦台附近的北宁线上枪炮声不断。日军轰炸机在宁河上空盘旋，寻找抗战部队，5月21日轰炸了丰台。5月24日，日本骑兵200余人配合伪军赵雷部队，侵占了宁河镇。自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至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日军铁蹄已夺略热河，踏占冀东广大地区，逼近平津。
  冀东，系指天津——北京——古北口一线以东河北省的东部地区，因地处北京以东，早期称京东，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简称冀，因而称冀东。按抗战前的建制包括宁河、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三河、香河、武清、宝坻、蓟县、兴隆、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卢龙、抚宁、临榆、昌黎、滦县、乐亭22县和唐山市及秦皇岛和塘沽两港。总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630万。宁河当时区域面积1961.6平方里（另资料2298平方公里），人口21.203万。
  《塘沽协定》是日方提出停战协定，并限定时间，一字不容中方修改的情势下签订的。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6月3日，汉奸李际春部1500余人，进驻芦台以东的村庄，国民党政府借口执行停战协定，指令不予还击。
  这个协定，是继袁世凯“二十一”条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它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三省及热河省的占领，剥夺了中国在自己冀东地区的驻兵权，为此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方便条件。
  《塘沽协定》既是长城抗战失败的标志，也是冀东地区变为殖民地的开始。在军事方面，此后的冀东已无中国的军队。该地区的“治安维持”，由随日军侵入冀东的汉奸李际春部所改编的战区保安队第一、二总队和东北军于学忠部两个团改编的战区特警第一、二总队负责。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撤出冀东后，除将关东军撤到“大致长城一线”外，仍在北宁铁路北京至山海关间的较大车站常驻守备队，建立据点。因此，《塘沽协定》后的冀东地区实际上处于日本侵略军单方面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此后，北宁铁路从山海关到通县包括芦台站在内的各大站的日本守备队，秘密增加兵力，不断进行军事演习。1935年3月，日军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芦台、塘沽、唐山、秦皇岛等地分别演习巷战、野战。这一年，日军沿北宁线建筑了大批军事工事，仅宁河境内芦台站东西铁路线上就建了10来座地堡和炮楼。这些地堡和炮楼高在三四米以上，厚几十厘米，全部为混凝土结构。大批的工事说是对铁路的守备，实际为扩大侵略作军事准备。
  在行政方面，河北省政府从当年7月下旬开始派员接收冀东各县。按照侵略者的要求，这些接收人员赴任前，均须与日军接洽，并于到任后“将其施政一切，随时申报日军”。所谓接收，不过是个名义。10月，国民党政府将冀东战区划分为两个行政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殷如耕、陶尚铭分别被委任为两个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这样，《塘沽协定》后的冀东地区，已成为名义上保留中国行政权的日本占领区。
  从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冀东地区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城乡一派残破、衰败景象。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使冀东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含宁河的战区19县受直接损失近1亿元。其次，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大批日货流入中国，挤占了冀东的消费品市场，沉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和土布等手工业。同时，日、韩浪人大量涌入，疯狂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致使赌局、妓院和“白面儿馆”（吸毒贩毒的场所）像毒瘤一般遍布冀东城乡各地，以此诱惑和毒害各界群众。再者，便是城乡大地土匪丛生。《塘沽协定》订立后，随日军侵入冀东的伪军除一部分被改编为战区保安队外，余皆遣返。被遣返的一些兵痞沦为土匪，他们烧杀虏掠无恶不作，但极少触动日本人，有的还受到日军的保护。
  1935年12月6日，冀东人民请愿代表团发《冀东民众告全国同胞书》，揭露了日伪《塘沽协定》签订后在冀东犯下的罪行。全文如下：
  冀东民众告全国同胞书
  （1935年12月6日）
  告全国同胞书：塘沽协定断送了冀东22县领土的主权，使得我们600万人民，受着奴隶的待遇。自冀东汉奸政府成立后，我们更进一步陷入了奴隶的悲运！
  日本把冀东当作朝鲜一般的看待，到处横冲直撞蹂躏，无所不用其极。兹依冀东600万人民的嘱托，谨向我全国同胞作哀痛之陈述与呼吁。
  1．冀东政府完全是以少数汉奸败类，在日寇指使下所成立的。因此，各县政府及保安队，均有日本顾问，监视操纵一切，县长办事完全听日本顾问意旨，日本顾问时常下乡检验，或查学校，以防止人民有爱国思想和举动。
  2．日本军统治，更属厉害，所有城镇，均有日本守备队，他们不仅打人示威，闯入民宅搅扰，更有2000余浪人，勾结当地汉奸，任意拘捕人民，加以非刑拷打。
  3．日人为便利其军事运输，加强他们在冀东的统治作用起见，大修公路及建筑电线网，因此强拉民夫，强占民地，复随意占据民宅，招待日鲜工人。日军用电线（有一条由通州至长春）时常被破坏，日寇及汉奸们强迫人民，赔偿损失，拷打乡长，搜查民宅，逼迫人民看守电线。目下冀东人民因要守电线，日夜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不见了电线，当地人民便遭殃了。汉奸政府也会藉此题目向人民大敲竹杠。
  4，日寇汉奸，唯恐冀东人民起来抗日，便尽量用麻醉方法，实行奴化教育，想根本消灭人民的抗日思想，修改教科书，大唱中日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等邪说，强迫各学校，订日文是必修课，学生如不愿上课，即受学校处罚，日本教员随意辱侮打骂，恐斥学生，为所欲为。又在各地设立日语研究会、日语学校，造就汉奸人才。
  5．日人进入冀东以后，首先带来的“王道乐土”是白面馆、赌博花会、娼妓，日鲜浪人勾结中国汉奸，遍地设立淫窑毒窑，企图毒化冀东，消灭人民抗日意志，并藉以吸收大批金钱。
  6．日鲜浪人设立洋行赌局，强占民房，抵押民妇，乡民也不敢报告，致使妇女陷入火坑。
  7．汉奸鉴于自己的不得人心，企图加强他们的统治，先叫人民实行“五家联保”验检，改编伪保卫团扩充保安队，最近更大批调动各警务人员，训练警官电话生，以巩固自己地位。
  以上所述，不过略举数端，其实日寇和汉奸之蛮横无耻的种种罪恶，即使磬南山之竹，也不能尽其万一。我们在日寇汉奸的重重压迫下，望政府收复冀东，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中国各界同胞及要人，万勿忘我冀东600万人民日夜翘首盼望之心，请政府迅速出兵收复冀东失地，驱逐殷汝耕，救吾人于水火。
  冀东人民请愿代表团
  《冀东民众告全国同胞书》是在汉奸殷汝耕1935年11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第10天发表的。说明自《塘沽协定》至冀东伪政府的成立，二年多的时间里，冀东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二
  《塘沽协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变冀东为第二个“满洲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春夏，日军阴谋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通过与国民政府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基本上把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赶出了华北，实现了其吞并华北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接着实施第二个战略目标，策划“华北自治运动”，运作失败后，即把“自治运动”先转向了冀东。冀东是东北与华北交通咽喉之地，有北宁铁路大动脉，有数百里海岸线，有两大港口及无数个可以直接登陆点，矿产、盐产、水产及各类工农业资源丰厚，战略位置和资源的重要性．早已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垂涎。夺取冀东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进而夺取全中国的步骤之一，《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所谓的“非武装区”，既为夺取冀东埋下了伏笔。1935年11月25日，认敌为父的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认“委员长”（1个月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称“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的“委员长”改称“政务长官”），从此，冀东22县屈于更黑暗的统治之下，彻底地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殷汝耕公开卖国，与伪满洲国结盟，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行全面统治，冀东人民的苦难不断叠加。其罪行简述几项如下：
  增配驻屯军。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协定，八国联军在京山线包括芦台各主要战略要地驻扎军队，任意筑碉堡，建营盘，增加兵力。尤其是日本，驻屯军兵力增加迅速，到1936年春，日本驻屯军总数达到5774名，是1901年的4倍多。日本驻屯军七七事变成为占领华北的前卫力量。
  设日本领事馆和日本顾问。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各县市，均设日本领事馆和顾问，实际掌控军政大权，他们庇护日本军人及浪人欺压百姓，庇护日本人走私，支持日本人开办工商、金融企业垄断冀东经济，支持日本人掠夺物产和矿产资源，秘密调查搜集冀东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准备。
  走私和掠夺经济资源。冀东划为非武装区后，日本商人在日本武装的保护下，在渤海湾各大小港湾，秘密或公开地将日本工业产品大量走私到冀东，通过冀东流向华北甚至中国其他地区，严重冲击了中国尤其是冀东、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同时掠走低廉的日本国内稀缺的中国工农业产品，致使中国财政遭受重大损失，人民生活极度下降。笔者在宁河革命史资料中查到一句话：“1935年，伪县长陈赞余依靠日寇冀东保安第一大队镇压人民，保护奸商从海上进货。”“1935年”说明，日本走私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在殷汝耕冀东汉奸政府成立之前就很猖狂了。鹿鸣（李运昌）1937年7月6日发表在《解放》期刊的《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中提到，日本在宁河、丰润等县强制农民种棉，收购盐滩，将芦盐运往日本等，也说明宁河曾是日本走私和掠夺经济资源的重灾区。
  滥征苛捐杂税。唐山市档案馆与天津南开大学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书载，1936年4月至9月，有人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下的22县经济状况作了调查，当年10月24日发表在《东方杂志》。其中关于苛捐数，22县共423种，最少的是兴隆7种，宁河最多，整整60种！这个当年的调查资料，主要内容也刊载在唐山市政协文史委编著的《冀东阴云》一书。60种苛捐都是什么，见前页左侧截图。
  奴化教育和反共宣传。培植汉奸宣传教育人才，在管理机关设置日本人作顾问。强制各级学校开办日语课程，在各级学校配置日语教员。在各种出版物和课本里，极力宣传殖民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歌功颂德，极力污蔑民族抗日精神，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斗争等。
  竭力推行毒化政策。冀东日伪相勾结，除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奴役，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和掠夺外，还竭力推行以榨取人民钱财、毒化社会、消磨民众抗日意志为目的的吸毒、赌博、娼妓三项毒化政策。自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即派遣和怂恿日、韩浪人到中国内地大肆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开设赌场和妓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随着日货走私猖獗，这些肮脏活动愈演愈烈。仅毒品一项，在冀东平均每县有数十家白面馆，每个村都有几人、十几人乃至数十“白面儿鬼”。整个冀东因吸食毒品致死有十几万人。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殷汝耕等汉奸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冀东人民的顽强抵抗。冀东日本傀儡政权成立之初，“宁河、玉田等11县县长先后声明，反对殷汝耕组织伪自治政府，表示绝不附逆。”“宁河县县长去任”。1937年7月29日，驻通县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率部反正，杀死日本特务机关细目繁大佐等日军官兵260多人。8月中旬，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由通县迁至唐山，汉奸池宗墨取代殷汝耕任政务长官。1938年2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销，所辖22县改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4月1日划为伪河北省冀东道。池宗墨被任命为伪河北省省长。七七事变后汉奸政权的嬗变，使冀东大地陷入更加黑暗统治之下，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