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在老屋木柜中，我珍藏着一张毕业证。毕业证的上方贴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少年时代的我。毕业证的下方印着一枚暗红色的大印——宁河县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每当看到这张“历史文物”，尘封记忆的闸门大开，思绪如潮水般涌来，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便浮现在眼前。
  1958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全国上下狂热之潮风起云涌。工业“钢铁之帅升帐”；农业，亩产万斤粮“放卫星”；教育，各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如雨后春笋。值此，宁河县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就应运而生了。
  工业技校的前身叫群立中学，是所民办学校。
  技校的校址坐落在芦台南街。校舍是旧中国时芦台大恶霸闫海的宅院。北院是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南院是学生宿舍和食堂。全是青砖瓦舍。
  校长张良知。教师有二十余人。我印象颇深的有张扬老师（我的美术恩师），刘志芬老师（我的班主任），还有王金寿老师，王贵富老师，秦云龙老师，冯兰英老师。
  学生300多人，大多来自全县农村，也有芦台镇一部分。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大多数年龄偏大，有的已经结婚。我是最小的，毕业时18岁。
  学制三年。半工半读，一周上课学习，一周下厂劳动。理论联系实践。这正符合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所学课程有数学（代数、几何）、语文（文学、汉语）、政治、物理、化学、车工工艺学、钳工工艺学、机械制图。（工艺学因工程不同而学）
  学校隶属宁河县文教局与宁河县工业局双重领导。
  学校有一个特点：学生的书费、学费全免。这些费用由勤工俭学的收入支付。
  炉火熊熊 勤工俭学
  1958年9月，我和同村的几个同学第一次离开了故乡，徒步来到“遥远”的县城。（县城离赵本庄60华里）我第一次看到古老的繁华的芦台镇，第一次看到浩浩荡荡的蓟运河。
  入学不久，便开始了勤工俭学劳动。那时候，正是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热潮。提出“15年超英，20年赶美”的口号。为发展工业，必须先发展钢铁，因而大搞“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各地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宁河县也不例外。芦台建起了土高炉。这些土高炉的地址，就在今天的芦汉路以南经济开发区。我们就在那里参加砸铁矿石劳动。
  炼钢铁的原料是铁矿石。这铁矿石需用火车从外地运来，卸到芦台火车站，再用汽车、马车运到高炉工地。另一种原料是和种生产、生活铁器用具。当时，各地供销社大量收购各种铁器。人们踊跃卖铁器，甚至把做饭的铁锅都卖了，以此支持“钢铁元帅升帐”。（当时人民公社吃食堂，各家不用铁锅做饭了。）
  高炉工地原来是一片荒凉的野地。芦苇丛生，荒冢横卧。就在这苍凉的处所，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蔚为壮观的景象。高炉林立，浓烟滚滚，铁水奔流，钢花四溅，马达轰鸣，人声鼎沸，红旗招展，歌声飞扬。夜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整个工地红光四射，灯光闪烁。有诗为证：
  炉火熊熊腾烈焰，铁水奔流如瀑悬。
  机声高歌人影乱，火树银花不夜天。
  同学们就在这热闹非凡的工地上劳动。运来的铁矿石块比较大，需要砸小块，我们就用锤子把大块铁矿石砸成核桃大小。一把锤子，一堆铁矿石，“叮叮当当”，砸呀砸呀，一天到晚累得胳膊疼。一开始，还觉得新鲜，可时间一长，就吃不消了。我们在那里干了好几个星期。
  后来，因土高炉炼出的铁质量不合格，派不上用场，就逐渐停产了。高炉工地上，残骸狼籍，灰飞烟灭。“上马”不久的“钢铁之帅”就此“下马”了。
  除了参加大炼钢铁劳动外，我们还维修过铁路。
  铁路的路基用小石子铺成。天长日久，石块中掺杂了很多尘土，需要用人工把尘土清除。我们就参加这一劳动。
  同学们乘火车，朝唐山方向沿京山线北上。列车驶到田庄车站，同学们下车。在铁路工人师傅的指导下，我们在铁路边热火朝天的干起来。有的用钢镐把路基表面的石子刨下来，有的用铁铣把石子扬到筛子里，杂土从筛子上漏出。然后再把清干净的石子填回路基。
  劳动中，有一件有趣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八月清秋，我穿着一件红色的线衣，很耀眼。领队的工人师傅却看着不顺眼。他对我说：“小同学，明天你换一件上衣行不行？”我惊异地说：“为什么？”“你穿的红上衣会影响火车司机的视线。”“为什么？”“火车进站要靠红绿灯或红绿旗指挥，你懂不懂！”“……”我恍然大悟。
  同学们既当“工人”又当“农民”。
  农历五月，骄阳似火。“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垅黄。”同学们去芦台附近的董庄子割麦子。
  当时的董庄子叫“五一农庄”。据说，苏联的“五一农庄”曾来人到中国的“五一农庄”参观访问。赠给一台高音广播麦克风。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社会主义好》歌曲。同学们和社员们一起在那嘹亮的歌声中挥舞银镰干劲十足地割麦子。中午，“五一农庄”管饭。大馒头，凉拌黄瓜。同学们吃得那样的香甜。
  麦收刚完，紧接着插晚稻。同学们又去芦台农场起芽子（拔稻秧苗）“一把青秋趁手青，轻烟漠漠雨溟溟。”一方方稻田，一簇簇秧苗，一渠渠清水，仿佛一张绚丽的水彩画。
  我第一次干这种农活，根本不会，就胡乱地拔。边干边玩，倒也快活。
  通过各种勤工俭学劳动，同学们既锻炼了体魄，又学会了生产知识与技能，还解决了上学的费用问题。
  机车隆隆 半工半读
  入学一个多月，教学秩序逐步转入正轨。一个星期在学校上课，一个星期下厂劳动，如此循环。我被分配到农机厂车工车间。（厂址在芦汉路西侧，现在此厂还在）其他同学有的去钳工车间，有的去铸工车间。（还有的同学被分配到电机厂、印刷厂）
  记得入厂那天，同学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高举着红旗，敲打着鼓乐，兴高采烈地跨入工厂的大门。
  进入工厂车间，到处是新奇的景象。高大宽敞的厂房车间，一台台机床整齐的排列。“天轴”在头顶上飞快地旋转。机器的轰鸣声，钢铁的撞击声，不绝于耳。
  我跟着一位姓除的老师傅。当时工厂里生产水泵。我们的机床车水泵的底座。水泵部件由铸工车间铸造出来。师傅教我用锤头扁铲把水泵底座的边沿凿平，然后上车床卡好，开动机床，把水泵底座的轴瓦部位按尺寸先车好。七十多斤重的大铁家伙，搬上搬下，对身小力薄的我，真吃不消！没办法，一干就是八个小时。
  还有比我干的活更重的，那就是铸工。有两位个子较大的同学，整天抬着大筐的废铁，吃力地爬上斜梯，装入化铁炉内。这两个同学的肩膀都压肿了。
  端铁包，接铁水，浇铸件的活也不轻闲。废铁达到一定的高温，融化成铁水。用钢钎扎开炉眼儿，红红的铁水奔流而出。马上用铁包接着铁水，飞跑进去，把铁水倒入预先做好的沙模中。火花四溅，把衣服烧得大洞小眼，斑斑驳驳。
  轻闲一点的是钳工。搬子、钳子、榔头、凿子等，工具较小，干的是修理活。
  在工厂劳动是三班倒。每天24小时中，白班是早8点至下午4点。前夜班是下午4点至夜间12点。后夜班是夜间12点至第二天早8点。最难受的是后夜班，特别是冬季，又冷又困，实在难熬。
  在那个年代，虽然艰苦，但人们的情绪高昂，干劲十足。尤其是工人，他们具有坚定的政治思想，无私的敬业精神。他们中间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和事迹。其中，李向文同志就是一名优秀的典型。李向文是车工车间主任。四十多岁。工作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以厂为家，大公无私。他善于搞发明创造，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台大型龙门刨。5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北京全国群英会。当时，全厂上下掀起向李向文同志学习的热潮。在工人中影响很大。
  在工厂里劳动，使同学们学会了一定的技术。有的同学能独立操作车床，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同学们从工人师傅的身上学习了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
  饥肠辘辘寒窗苦读
  下厂劳动是繁重的；在校学习是紧张的。
  每个学期的下厂劳动要用二分之一的时间，剩下的二分之一时间要把所学的课程学完，这自然要紧张得很。
  同学们每天上八节课。早自习一节，晚自习两节。没有喘息的时间。尤其在冬季，早六点起床，天还漆黑。教室里亮起了灯光。同学们开始早自习。晚上，教室里又是灯光通明。上完两节晚自习，已是晚十点钟。窗外寒风呼啸，室内书声琅琅。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测验、考试也十分频繁。每次上课，老师在讲新课前，都要叫同学们拿出一张小纸条进行知识小测，以催促同学们学习。
  学习虽然紧张，但并不单调枯燥。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活动，举办运动会，搞班级板报专栏，开设图书室。
  图书室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我读了很多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迎春花》、《苦菜花》……
  这些课外书对我的作文很有帮助。教语文的班主任刘老师很欣赏我的作文。在作文点评课上，经常把我的作文念给同学们听。
  刘老师还给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评析》（1985年出版），我爱不释手，有空就读。至今还能背下很多首唐诗。这本书至今我还珍藏着。
  刘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我以后走上教学岗位，能教语文是分不开的。我深深地感激我的班主任刘志芬老师。
  不论是上课学习，还是下厂劳动，这都是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了。
  1960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内形势困难重重。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我国讨债逼债。国内，农业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加之大跃进的盲动浮夸，种种灾难如雪上加霜向中国人民头上袭来。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饿着肚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60年的上学期，吃粮开始定量了。开始每人每月45斤，这还能勉强吃饱。以后，就越来越紧张。最少定量每人每天8两。吃不饱怎么办？用各种“瓜”与“菜”代替粮食，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瓜菜代”。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瓜”与“菜”。我们曾经吃过河里的“苲草”、“水蓬蓬”、“棒子骨头”（玉米轴）、“菜根子”等等。最难以下咽的是用苲草掺麸糠蒸的“增量法”窝头，还有用磨成粉末的玉米轴蒸的窝头。吃下去拉大便都困难！
  有一次，同学们喝用野菜熬成的菜粥。有个同学的碗里竟然有一只煮熟了的大蝼蛄，真使人哭笑不得！
  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皂甸农场（后并入汉沽农场）开荒种菜。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老师带领同学们自己动手，在田地里盖起了三间土坯房，开垦了十几亩荒地，撒下各种蔬菜的种子。同学们轮流着在菜地里锄草、浇水、施肥。干在那里，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每人每天给补助4两粮食。
  有一次，我们用玉米面和甜萝卜叶子（自己种的）包菜饽饽，好吃极了！那简直是世界上最香美的食物！至今我还回味着那香喷喷的滋味！（其实，因为挨饿，吃什么都感觉香。）
  我在学校挨饿，牵挂着家中的父母的心。爸妈经常给我捎点干粮。那时，生产队经常派大车来芦台，顺便捎几个饽饽。那是两们老人从口中省出来的粮食，那是父母对儿子的一颗挚爱的心！
  有了那几个饽饽，我没有得浮肿病。那时，因为饥饿，缺乏营养，很多人患浮肿病。
  同学们就在饥肠辘辘中上课学习，下厂劳动。坚持，坚持……
  军号声声 劳武结合
  现在的孩子们无论上大学、中学、中专，每开学时都要搞军训。那时候叫“劳武结合”。那是1959年的下学期，芦台与汉沽之间的八号兵营（现已不存在）派来一排炮兵，来学校组织同学们搞军事训练。
  解放军同志利用早晚课外时间指导同学们训练。我们学的是“82迫击炮”。这是一种步兵协同作战的小炮，是1937年苏制的武器，比较陈旧。一门炮由五个人操作。炮长一名，负责指挥。一炮手一名，负责炮筒。二炮手一名，负责炮架（瞄准具）。三炮手一名，负责炮底座。四炮手一名负责炮弹箱。五个人分工合作。
  解放军同志手把手地教我们各种动作要领。同学们认真学习，刻苦训练。
  早晨，嘹亮的军号响起，同学们集合在大操场上。个个身背、肩扛着迫击炮的部件，精神抖擞，真像个战士的样子。操练开始了。只见炮长手挥小红旗，发出口令：“预备——架炮！”顿时，四名炮手几乎同时动作，只用几分钟时间就把迫击炮架好。我是三炮手，这是个气力加技巧的活。随着炮长的口令，我要用两手挑起背带，把背在后背的二三十斤重的圆盘炮座“嗖”地一下从头顶上甩过，随即一猫腰，“啦”地一下，把炮座拍落在地上。动作干净利落。紧接着二炮手和一炮手同时动作，把炮筒安装在炮座上，把炮架上的瞄准具调整好，然后四炮手从弹药箱中递过炮弹，由一炮手填装入炮筒中。就这样，我们反复练习。
  紧张的训练正值期中考试。双重压力，心火上攻。一下子，我患了夜盲症。每天傍晚，眼前模糊，看不清东西。尽管这样，也咬牙坚持。
  经过十几天的训练，同学们已基本上掌握了要领，操作自如了。遗憾的是，没有进行实弹射击。
  有一次，解放军同志给我们防空、防化学武器的表演，一队战士，头戴防毒面具，身背肩扛“8.2迫击炮”部件行进在田间小路上。突然，排长吹起急促、尖锐的哨声，这是发出的防空警报。刹那间，战士们立即卧倒，隐蔽在路边的小树丛中。过了一会儿，防空警报解除。战士们从树丛中钻了出来，摘掉防毒面具，满头满脸全是汗水。看着眼前的惊险场面，一股敬佩的情感油然而生。
  军训即将结束了，解放军同志就要离校返回兵营。学校组织了欢送会。战士们与同学们依依不舍。
  这次军训，使同学们从解放军身上学习了铁一样的纪律；钢一样的意志；春风般温暖的情感；秋水般明澈的心灵。
  乐趣融融 画笔写景
  学校为了丰富课外生活，培养学生的爱好兴趣，成立了课外活动小组。如美术小组、音乐小组、歌舞小组等等。我从小就爱画画，自然参加了美术小组。张扬老师为指导教师。张老师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是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他不仅版画好，水彩画、国画也好。在美术小组中，他教我们画素描、速写、水彩、国画，还经常带我们去野外写生。
  春天，蓟运河畔，杨柳依依，芦苇丛生，波光粼粼，白帆点点。同学们挥动画笔，对景写生，描绘美丽的大自然。
  在野外写生，景物庞杂。同学们不知怎样选取景物，张老师教我们做取景框：用一块长方形的硬纸板，中间挖空，再用两条黑线呈十字形固定在挖空的硬纸板上。经线为垂直线，纬线为水平线。把取景框放在眼前，远处的景物便会套在其中。这样就可以画了。
  秋日，小镇街头，热闹非凡，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张老师带我们去街头速写。他教我们画动态中的人物，要画静态中的人物，如马路边修自行车的，修鞋的，摆摊的。要抓住人物的主体，不要过细，因为这是速写。
  又一次画国画，张老师教我们画树。他边示范边讲：怎样用笔，怎样用墨，怎样造型。树分四枝，左右枝好画，前后枝难分。树枝要有穿插，要画出层次。树叶的画法，分点染与双勾两种等等。同学们按张老师的指导认真地画。
  到第二次上课时，张老师对同学们的作品进行讲评。张老师拿出来我的作品，只见我画的几棵树，已经染上了绿色，（张老师染的）十分好看。张老师以我的画作示范进行讲评，我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当时，学校或班级搞专栏、板报。张老师就叫我去画刊头，装饰花边。我自然乐于当此重任。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后来，张老师去了县文化馆作美工。退休后，去了北京。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张老师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请教张老师。我在美术上的点滴进步与张老师的谆谆教诲分不开。
  童心悠悠 苦中作乐
  三年的技校生活是在艰苦中度过的。紧张的学习，繁重的劳动，最难忍受的是忍饥挨饿，虽然艰苦，但同学们苦中作乐。同学们有的十七八岁，有的二十左右，毕竟是孩子，都有一颗快乐的童心。
  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是看电影。有时学校包场，更多的是自己花钱。凭学生证买一张电影票才五分钱（半价）。我经常坐在电影院里享受那美好的艺术。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大多是一些著名电影演员主演的。如赵丹、白杨、王晓棠、冯喆……他们的表演才艺深深的触动了广大观众的心扉。
  我看过很多电影。如《青春之歌》、《聂耳》、《英雄虎胆》、《海魂》、《黑山阻击战》、《战上海》、《羊城暗哨》等等。还有外国电影片。如《唐吉歌德》、《王子复仇记》、《三剑客》等等。那些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战斗故事影响着那一代青少年的心灵。
  还有一件快活的事是星期天没事逛大街。那时的芦台镇只有三条街。同学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在铺着石子的街上茫无目的瞎逛。连每条小胡同都串到了。
  最使人期盼的是放假回家，每次放假，同学们大都是夜行军往家里赶。
  有一回放暑假。我们的心早就飞回家了。吃完晚饭，连学校的包场电影都不看，迎着夕阳的余晖，我们就上路了。走啊走啊，边走边说，边走边笑。天越来越黑，头顶繁星粒粒，迎面凉风习习。小路两旁，田里的庄稼叶子沙沙作响。我们一直走到午夜一点多，才到家乡的村头。村头新打的水井哗哗地流淌着清凉凉的井水。我们弯下身大口地喝着，家乡的水真甜啊！
  有一回放寒假，忘却了是什么原因，我自己在白天走回家乡的。冬天的田野一片荒凉。当我独自一人走近家乡时，语文课本上鲁迅描写“故乡”的语句从心底油然而生：“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座荒村，房屋瓦楞上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就是我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
  每次放假回家，只能住上半个月，就又回到学校，继续在艰苦中奋斗。
  一晃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同学们面临毕业，大家各奔东西。有一部分同学留在了工厂，有一部分同学去开拖拉机，大部分同学回家了。（还有一小部分同学在中途被分配到了农村学校，当了小学教师）。
  在我们的上届曾有一批毕业生。当我们毕业时，还有一批刚上一年的学生。此时，他们也停学了。从此学校就停办了。
  技校如夜空中的一颗流星，一闪即逝。虽然短暂，但也留下了那光辉耀眼的瞬。
  技校培养的学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走向社会，大都是有用之才。留在工厂的，后来有的当了车间主任、工程师。回到农村的最起码当了生产队的大小队会计。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银行会计，有的参军去了部队，还有的当了副县长，司法局副局长，外贸局局长等领导干部。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古老而崭新的芦台镇早已找不到工业技校的位置。当年的老师有的已经作古，当年的同学有的已经辞世。
  可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让我这个年近古稀的学生写此拙文以作永久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