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听老人们说过，民国二十七年（1938）发生过一次特大水灾，丰台镇方圆百里的地区均被大水淹没，丰台城六门以外多浸泡水中，至今本地还流传着“民国二十七年，大水发的真可怜……”的民谣。据史料记载，当年从4月下旬至9月上旬连续降雨一百多天，总降雨量近一千毫米，百里之内均可坐船直达。
  正值宁河县人民陷入洪水灾祸之中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芦台。8月间，又有两架日本战斗机轰炸了丰台镇，炸死炸伤无辜群众三十余人，从而激起了本地人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激励下，宁河人民决心奋起抗日，首先在岳龙庄一带，农民们放下锄头，拿起枪杆，组织起来，参加到抗日救国行列。他们的行动大大激发了县内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情绪。蓟运河以东百十个村庄，一千多农民，筹集枪支、大刀、长矛，树起抗日旗帜，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抗日队伍，群众称之为“红军”。
  蓟运河西大八亩坨村，成立了红枪会，设有东武堂、西武堂。9月间，红枪会联合“红军”攻占了宁河县城，赶走了伪县长。驻在芦台的日本侵略军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从芦台乘小汽船来攻打宁河县城。日军从西门、南门包抄过来，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密集火力，迫使红枪会与“红军”放弃县城从河北撤退转移，开进丰台镇。
  红枪会与“红军”于10月初进驻丰台镇。红枪会一部驻东大门里北侧的正兴德茶庄（现丰台医院内），另一部驻在小西门里，“红军”大部驻在南村宋家店内。不久，日军一小队从宁河县城乘小汽船至丰台城南郊与西赵庄中间地带，一面向城内刺探，并不时向城内开枪射击。驻在南村宋家店的“红军”一边用步枪还击，一边在城头燃放鞭炮、二雷子。日军听见密集的响声还以为是机枪的声音，怀疑城内有抗日的大部队，急忙逃回宁河县城送信。
  当时，我的爷爷王旭文和康占奎、段占元、王××（名不详）四个人正在正兴德茶庄为红枪会做饭。有一天晚饭后，王旭文转到正兴德后院，见一名红枪会的士兵手舞足蹈正在上“法”，一位红枪会的头目站在一旁询问情况，上“法”的士兵说情况不好，明天上午鬼子大队人马要来。王旭文刚听到这里就被这位红枪会头目看见撵走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王旭文想着昨天听到的鬼子要来的消息，就将康占奎、段占元、王××三人连拉带拽哄出了院，让他们先回家休息，待午饭前再来。几个人出东门刚走几步，王××执意回去取袄，又转回正兴德茶庄（后死在途中）。就在这时，远处就听到了枪声，三个人赶忙往家里跑。
  日军大队人马从宁河县城出发，乘小汽船在丰台东村小西园子登陆，由付家胡同南面的小河沿绕至东大桥。日军将机枪和小钢炮架在桥头，先是对着东大门一阵的轰炸和扫射。然而东大门上覆有铁板，密布蘑菇钉，虽然弹片横飞却安然无恙。事后据东大门里看门的芮昌河介绍，当时，他正在城房内吃饭，枪炮声就响了。他拉了双被子捂在头上在地上躺着，差一点被震死，子弹顺着墙缝都钻进了屋子里。日军见城门难以攻破，这时红枪会少数几个有枪的士兵站在城上开始射击。日军则一方面用机枪压住城内火力，一方面组织一部分鬼子从城北的民房上跳进城内红枪会的驻地，双方展开激战。这时，城内其它的红枪会与“红军”均纷纷奔往事发地点。“红军”首领见日军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就劝红枪会头领弃城撤退。据说红枪会战士打仗前都吃一种类似兴奋剂的药，说是刀枪不入，更不怕死，因此，红枪会人马不同意撤退，“红军”只好自行撤离了，只剩下红枪会会员与日军孤军奋战。此时丰台城内六门多被鬼子所控制，红枪会边打边向十字街方向撤，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加上武器落后，死伤大半，剩下三五十人迎着北门上机枪扫射硬冲了过去。大部分红枪会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最后有十几个人拼死夺下日军一挺机枪从北门冲了出去。
  日军在城内又做了一次大搜查，发现没死定的红枪会员要补上一枪，城内到处是血淋淋的红枪会员的尸体。在丰台籍的红枪会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叫齐兆禄。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在东门里正兴德茶庄内，他被流弹所伤，倒在血泊之中，当战斗向十字街转移后，他忍痛爬到了后院茶庄主母冯氏老太太的住处。冯老太将齐兆禄扶到炕上用棉被盖好，又将齐兆禄脸上和屋内外的血迹擦净。待日军搜查到此处，冯老太说炕上是自己的老儿子患了伤寒，幸好鬼子没有纠缠，齐兆禄这才幸免于难。
  血战之后，日军一小队驻在丰台城，并在北门外修筑了碉堡。丰台商会为维持城内日常生活，出资雇人清理街道，根据日本人的要求，将城内的死尸都抛入还乡河中，每拽一具死尸抛入河中赏大洋一块。很多有良知的镇民都不忍也不愿去挣这份钱，最后是一些抽白面的烟鬼将那些烈士的遗体都投入了还乡河中。那一天，还乡河的河水是红色的，丰台镇也从此陷入鬼子的魔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