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的幼年是在老家芦台、宁河等地度过的，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后来常听母亲给我“讲古”，使我略微了解一些幼时家庭和家乡的情况。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父亲被关押在县监狱的两、三年期间，家中失去生活来源，为了糊口，我们哥仨在母亲带领下，往来于县城李氏宗族和岭头村各舅父家庭之间。那期间我们吃尽了亲戚们的白眼，饱尝了世态炎凉之苦，勉强撑过了那段难关，直至父亲获释、全家出关迁往东北长春。
  出关以前，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在宁河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处是宁河县衙门头的二姨家，第二处是宁河县城东街，第三处是岭头村，第四处是芦台。
  （一）杨家贞节二姨
  在衙门头二姨家住的时候，我也就两三岁，父亲正在县衙门打官司，还未最后定案，但已经被拘禁起来。二姨家是一座不太大、但很整洁的临街四合院，灰色砖瓦房，大门朝东，出门的左侧就是衙门朝南的大门。二姨是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而且很具典型性。据母亲讲，二姨比母亲大十几岁，18岁时嫁给宁河县姓杨的大财主家。婚后几个月男人便患痨病死去，她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没有子女，独自一人，一守就是二三十年。杨家靠着财大气粗，为她申建了个“贞节牌坊”，成为全城有名的贞节烈女；可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未见过那牌坊是个什么模样。二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终日满面冰霜、不苟言笑、性情古怪，这可能是由于她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大好的青春白白地为一块牌子而牺牲掉，以致造成孤僻的性格和寡欢的脾气。她对我这个小外甥不仅不亲近，反而见我就烦，甚至动则骂我“小猴七儿”，以致每次见到她，我就害怕，就往母亲背后藏。所以，我心目中的二姨母既不可亲、又不可近，从她身上找不到半点亲情的影子。我们住在二姨家的时间不长，那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天跑来跑去地外出找熟人、托亲戚，为父亲打赢官司找门路、求解脱。那段时间，我随母亲曾经到西街李家老宅的二爷和三爷家走动。那是两所并列的灰砖瓦房，每所约有三五间，周围有围墙，中间隔着一道墙把两所房子分隔为两个独立的院子，二爷和三爷以及他们的后代就居住在那里，看上去是县城里的中等人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爷爷辈的家里串门，我亲眼看到过的宁河本家爷爷辈的情况，仅此而已，更多的事情就无从说起了。
  （二）东街轶事
  第二个住处在宁河县城东街，那是租住的一间小土坯房子，地处东街的东头、路北侧。那年我三四岁，父亲已经身陷囹圄，家庭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既要照顾我们哥仨生活，又要为父亲能够早日出来到处奔走。那房子的东头不远处有一条河，可能通往蓟运河吧？我说不清楚。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哥哥出门，把我锁在家里，怕我自己出门掉到河水里出事。那条河确实不安全，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个被河水淹死的小孩，被大人捞了起来，摆在岸边，一个妇女搂着尸体大声哭叫，引来周围人们的一片同情声。母亲外出有时也会带上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甘铸元大爹家，甘大爹是父亲的朋友，家道小康，在地面上估计是个有头脸的人物，他家的具体地址我说不清楚，但是记得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砖瓦房，院子不小，里面栽种了许多花草。母亲每次去都是为了父亲的事，求他设法把父亲早日解救出来。有时母亲一面与甘大爹说事，一面抹眼泪，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去甘家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母亲和哥哥一起出去，却把睡觉中的我独自锁在家里。当我醒来睁眼不见一个亲人时，恐惧地爬起来奔向屋门，可是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住，顿时令我六神无主，倍感恐惧，于是一面用力推门，一面大哭大叫，母亲不见了！哥哥也不见了！如何是好？不知过了多久，在我哭得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他们终于回来了，总算结束了那恐怖的一幕。至今那一幕仍在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影子。
  我家的门外是县城的东街，斜对面有一处大宅院，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显得门户森严，据说那是江苏省督军齐燮元的父亲齐茂林的宅子。按当时街面上的议论，齐燮元是宁河县出息的大人物。后来才知道，抗战时期此人当了汉奸，曾担任过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治安部总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枪毙于北平。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哥三个都听老宁河人讲过，还听说齐燮元小时曾与父亲在同一个私塾读过书。可是据后来我核对时间，齐的年龄比父亲大十四岁，不可能同时在一起读书，也许是同一个私塾先生教过的学生，用如今的话讲，仅仅是校友而已①。齐燮元年轻时到天津陆军学堂当学兵，即现在说的军校学员。据说学兵时期就参加过战斗，表现十分勇敢，毕业后当了军官，升迁很快，一直当到江浙督军、省长，二十年代已经是中国有名的大军阀，我曾在《民国演义》上，读到过有关他在众多军阀当中，左右逢源，迂回捭阖的记载，虽说演义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大体上应该是有根据的。他出息了，他在宁河的家人也随之有了名望，成为县城里的特大门。不过他父亲齐茂林并未离家随他生活，而是一直住在县城里。他家虽说宅深院大，但从院外却看不到豪华景象。他家的人与外人很少往来，终日大门紧闭，像是有意识地与世隔绝。只听邻居的大人们说起，他家院子里养了猴子、大鹅等动物，为他们看家守院，一旦有人进入，大鹅就会大叫着拧人，猴子更厉害，会把来人挠伤。听了这些传闻，我和哥哥总是绕路经过他家门前，不敢靠近。
  在东街住的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1932年，那年夏天，县城东北面的大庙里（是魁星楼？还是文昌阁？），住进了不少的中国军队，天天在那里唱歌、上操。我和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每天都去看热闹，大家围着看他们走步、喊操、刺杀、…。每当他们解散休息时，就会有几个士兵走到我们小孩子堆儿里逗大家，有时把我这样的幼儿抱起来，问东问西地逗着玩。他们一律灰色军装，头戴大沿帽，都很年轻、很活泼，看上去并不可怕，反而可亲，与后来在乡间见到的那些散兵游勇大相径庭。从时间上看，那些军人应该就是“9·18事变”后从东北退却到长城内冀东一带的东北军，或者是原来驻守在关里的东北军。从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看，正规的东北军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颇能战斗的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军令限制，东北军是有可能能顶住日本关东军的入侵而避免东北沦陷的。“七七事变”后，东北军也为全民抗战而浴血奋战过，表明他们并不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我的那段亲身感受，尽管属于小孩子的直觉，但是也说明那些正规的旧军队并不像某些文字写的那样，一律是草包、匪军。他们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在驻防中，不扰民、不欺民，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很坏的印象。我是他们之后的中国军人，尽管党派不同，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为前辈的一些军人正名：我们中国军人历来大多数都是好的，并不是不堪一击的豆腐渣，如果说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堪一击的队伍的话，那是上层腐败或指挥失当造成的，应该属于上层官长的责任，因为世上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官长。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战士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昨天还是枪响就跑的国民党兵，今天被我们解放过来，上了战场马上就变成勇敢的战士。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只能说队伍的性质变了，上层指挥不同了，因而同一个战士的表现也就变了。我们这一代由共产党、老八路带出来的学生兵，原本是些很少接近群众的书生，但是在老八路的教育下，很快就变成以人民为父母、待群众如家人的八路接班人。我们热爱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我们，他们遇到困难总是首先想到找解放军，军人成为社会上最受信赖的群体、最可爱的人。什么原因？只能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英明，组织领导有方，难道还会有其他别的解释吗！
  （三）姥家——岭头
  我家住过的第三处是岭头村，时间是1932年的秋天至1933年的秋天、在我四五岁之间，那里是母亲娘家，有三个舅舅居住在那里。我们搬到岭头的原因很清楚，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在县城里住不下去了。岭头是个地道的农村，村子有两条街——东街和西街，两街之间隔着个大壕沟，没有水，在壕沟的东侧有座小庙和一家铁匠炉。我的二舅叫王章，是个教书先生，住在西街路北；三舅叫王衡，是农民；老舅叫王柏，也是农民。他俩家在西街路南，住对面屋，两家分别有一头驴和马，用土改政策看，估计是个上中农吧！二舅家我从来没去过，只见过二舅一两次面，他是个瘦高、弯腰驼背、头顶帽头、戴副老花镜的老夫子，至于二舅上头是舅舅还是姨我就说不清了。刚到岭头时，我们住在三舅家里，家中有舅母、表兄和表嫂等，人口不少，我们四口突然到来使他家难于应对。所以不久我们就在东街的西头租借了一间草房，迁往那里自己起火，靠舅舅们的帮助维持生活。其实由于当时时局混乱，而且时旱时涝年景不好，舅舅们的日子也很艰难，没有多大的力量帮助我们，以致我家不时断炊，生活无着。记得入秋之后，哥哥多次带我到高粮地里，拾捡掉在地上的粮穗，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捡回粮穗之后，母亲便用木棍打掉带壳的米粒，再放到破缸里舂掉一些壳子，便成为我们的食粮。那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岭头度过的，临近春节时，平日几乎很少有人走动的东西两条街，立刻热闹起来，外乡的小商贩纷纷集聚到街上，卖鞭炮的、卖对联的、卖各种年货的摊子摆在街道两旁。入夜，唱乐亭影的小戏班子在大车上支起屏幕、搭成戏台，点上汽灯，临街演唱起来，吸引许多村民围观，好不热闹。这一切都使得平日死气沉沉的农村，焕发出一缕生机，我们哥三个也因此而兴奋起来，融入迎接春节的欢乐海洋之中。我和二哥看到别家孩子手提灯笼玩耍时，我们便缠着母亲也要买一个，可是她哪里有钱买这种奢侈品呢！但是为了让我们过上一个快乐的节日，她想方设法地拣到一只上了锈的小铁盒子，剪掉周围大部的铁皮，然后用一块红纸剪成纸花贴在盒子的周围，里面点上一只别人送给的小蜡烛，灯笼便做成了。我和二哥提着它欢天喜地地度过了那贫困寒酸的除夕夜，这是母亲的剪纸作品第一次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后来我们定居长春时，每到春节临近时，母亲总要用红纸剪一些娃娃、鲤鱼、公鸡、花朵等为主题的剪纸，张贴在窗玻璃上和门上，邻里都夸她手巧。由她亲手糊制的贴满剪纸的笸箩，一直保留到她离开人世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从家中消失。至今回想起七十年前的剪纸灯笼的往事时，还从心里佩服母亲那精湛的剪纸技艺和乐观的心绪。如果她在解放后多活几年，一定会为点缀新社会而创制出许多剪纸艺术品的。
  在岭头居住的第二年春天，我突然染上了小儿麻疹，终日高烧，满身斑点，难受得又哭又叫。那时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境况窘迫的我家，就更谈不上求医抓药了。母亲焦急无奈地日夜抱着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总算挺了过来，我的高烧开始退了，身上和脸上的斑点也逐渐结成痂，一天天地好起来。按当地的民俗，小孩子得麻疹之后的结痂期，为了乞求子孙娘娘保佑，让孩子身上的斑痂早日脱落、不落“麻子”，应该买芝麻烧饼给病孩吃。母亲为了一个烧饼，走了几家烧饼铺，说了不少的好话，总算讨到一个已经干瘪了的烧饼给我。母亲为我不会生麻子而高兴，我则既想吃、又不舍得吃地啃尽了那个虽硬却香的干烧饼。岭头是个偏僻的北方农村，平时十分安宁，但是在三十年代初，由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导致国内北方混乱，这个村子经常成为散兵游勇袭扰的对象。当时村民把那些散兵叫做“大兵”，把逃避他们袭扰叫做“逃反”，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我家曾经几次随村民一起“逃反”，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还有一次是大雨中逃出村庄。逃避的地点大都是附近大户人家的坟茔地，叫做“坟圈子”。每次“逃反”的时间大都不长，在野外呆上一天半日，“大兵”过村后，村民便返回家园。但是也有一次是逃往另一个村庄，躲避了两三天，才得以回村。平时村民家家都为“逃反”提前做好了准备，把家中的细软坚壁在草垛、地下、假壁墙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并准备好衣服、鞋子等随身用品以及大饼子、咸鱼干等应急食品。我家没有细软可藏，但是大饼子和咸鱼干还是有所准备的，记得母亲为我们哥三个做了分工：大哥负责拿几双鞋子，二哥提大饼子，我拿小包咸鱼干，当听到有人敲锣大喊“大兵来了！大兵来了！”时，我们立即拿上应急物品，随着邻里的人们，逃向村外躲避。那些“大兵”是些三三两两掉队或逃亡的士兵，他们没有组织约束，也没有供应保证，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拿到哪里，有的甚至骚扰妇女，对她们施以非礼。记得那年秋季，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哥哥逃到外村躲大兵时，曾经亲眼目睹散兵扰民的经过。一天夜间，外逃的女村民为了避免遭受大兵的袭扰，大家都集中在一家的炕上，母亲抱着我、与另两位年龄大的妇女坐在炕沿附近，年轻的则挤成一团藏身于她们的背后。为了避免受到骚扰，年轻人的脸都用锅底灰涂抹成黑白相间的道道，很像京剧的脸谱。地下摆着农家木柜和长条板凳，柜上点着一盏若明若暗的小油灯。半夜时分，突然窜进个大兵，他高高、瘦瘦的，二十左右，一身不整洁的军装，提支长枪。进了屋子，坐在长板凳上，一面高声喊：“拿钱来！”，一面用枪托猛击地面，用以加强他的语气。当时炕上的女人们大都把头部压得很低，尽量使自己的脸庞躲开他的视线，只有母亲抬着头，用乞求的口气央求说：“老总，我们都是逃难的，那里有钱呢！”，那人其实也看到了当场的情景，料到从那些衣着褴褛的女人身上搜不到钱，但是还不死心，回过身来打开背后的木柜翻腾起来，自然是一无所获。还算万幸，最后他匆匆地开门离去，连头都没回。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幼童，但是那场面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像电视剧一样，印在脑海里，甚至连那大兵的东北辽宁口音（当然是我长大后对照识别出来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当时家乡民不聊生的混乱状况可以看出，“9·18事变”不仅使三千万东北民众沦落为亡国奴，也波及到华北大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中国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生。
  （四）重返芦台
  1933年父亲被放了出来，回到岭头，失业在家。还是家在关外的姑妈惦记着我们一家，她给父亲寄来笔路费，让他到关外——当时的伪满洲国寻求生路。于是父亲便带上大哥出了关，投奔家在长春——即伪满首都“新京”的姑妈家，并在长春孟家桥粮食交易所谋了个记帐员的角色，暂时安顿下来。父亲离开老家后，母亲带二哥和我也离开了岭头，重返我的出生地芦台，等待父亲的消息。迁到芦台时，母亲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任务是替某主人家看管房子。那个主人家的姓氏我不知道，但是听说很有来头，是满清聂军门的儿媳，让母亲看管的是她存储财宝文物的一间房子，我们就住在那个房间里。地址大约是中街西大桥附近，在一座临街四合院里，是西厢房。正房住着的是姓李的商人家，主人叫李子真；东厢房空闲着。
  到了芦台我们的生活一时安定下来，但是替人看家的差事并不好干，因为主人不时地为我们带来不愉快的插曲。这位女主人个头小小的、瘦瘦的，穿一身清末民初的抿怀衣装，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像是从坟墓爬出来的古代僵尸，那是个主子气十足、高傲刁钻的老太婆。她对存放在屋子里的一些箱箱柜柜是否完好，里面的东西是否被我们挪动过，总是放心不下，因此隔三差五便来查看一番。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耐地让母亲给她拿便盆来，伺候她解小手。方便完毕她立即精神焕发，一面审视那些箱柜的外表以及里面的扳指、水烟袋、念珠一类古董，一面拉长了脸以主子的口吻责问母亲。不是说我们动了她的东西，就是指责母亲箱柜没有擦洗干净。总之，在我和哥哥幼小的心灵上，一次又一次地留下的是那老妖婆的狰狞面目，以及随母亲一起受辱而激起的愤懑心情。为了发泄这股气愤，我俩常常捉几条小虫来，把虫子当成那老太婆，用树枝反复地抽打，还念念有词地喊着：“打死你，老妖精！打死你，老妖精！”，直打到虫子变成一滩稀泥，才算略解我们心头之恨。
  我家的具体住址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对照芦台街道图，按图索骥式的判断，可能是在中街西头的路南，记得我和哥哥曾经沿着街道往东头走，越走越繁华，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吃的、卖穿的、文具店、药铺，…，路北还有一家戏院。还记得在我家东面不远的路北，有一座很气派的祠堂，临街是些牌坊、房子、石碑类的建筑，院子深处有个很高很大的半圆型土包，可能是座坟墓。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为哪位大人物修建的，是杜家？聂家？还是于家？会不会就是聂军门的祠堂呢？到现在也说不清楚。1934年的春节我们是在芦台度过的，家乡的节日精彩纷呈，热闹非凡，到处焰火，满街高跷，店铺门前灯红彩绿，人们喜气洋洋。元宵节放焰火，据母亲说，每放一个焰火就能打出一出戏来，能够看到戏里主角的摸样。我年龄太小、不懂戏，所以尽管我曾经身临放焰火的现场，但只留下了五彩烟花的印象，却从来没看到过人物的形象。焰火出现人物这个事，至今我依然没有搞明白，要么是对母亲讲的话理解有误，要么是外行看不出门道的缘故，还有待向老家的焰花专家请教，以解开这毕生之谜。
  1934年的春天，母亲觉得我跟二哥终日在家淘气不是办法，应该让我们上学读书了。正好我家的斜对面是一所小学校，母亲便把我俩送去入了学，同在一年级读书。学校的校长为我俩分别起了学名，哥哥叫其祥、我叫其龙，可是当我们把学名告诉母亲时，她连呼不可，她说：“宁有富命、不叫富名，你怎么能叫“其龙”呢！皇上是龙，你敢‘骑’皇上？那是犯天条的啊！”第二天她找到了校长，说了这个道理，校长便把我的“龙”字改成了“荣”字；把哥哥的“祥”字改为“强”字，满足了母亲的请求。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其荣、其强的学名，哥哥终生未变，我则于1946年，为了改大年龄、逃避国民党征兵，不得不改名为其颖；不过家人还是一直叫我其荣，直到现在。
  芦台那所学校的大概环境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学校在大街的北面，临近小河的东岸，周围是灰色砖砌成的院墙，校门面临大街，院子里是三排呈Ⅱ字形排列的教学用房，一律是灰砖瓦房，共有十几间。教务室和我们班的教室临街，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年轻人，瘦瘦的脸上带一幅近视镜，身穿大袍。他好像是新教师，对小孩子不太耐心，动辄发脾气。我当时六岁，未经过幼儿教育，懂事甚少，铅笔不会拿，毛笔更不会握，甚至无法习字；老师讲算术加法时我一窍不通，像个小傻子。于是我便成为全班最落后的一个，时不时地受到这位老师的体罚，不是打手板，就是挨藤棍，打得我嚎啕大哭。哥哥在班里当副班长，看到我那幅可怜像又是着急，又是无奈。值得庆幸的是，学校有一位十分有耐心的副校长，年近四十。他了解到我的幼稚情况之后，便常常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抱着我、手把手地教我握毛笔的方法，给我讲一加一是什么意思。他的态度和善，不厌其烦，好像是对自己家里的孩子，跟那位班主任的粗暴态度大相径庭。那所学校属于当时的洋学堂，按着当时政府指定的教科书上课。记得我们学的课本中有：大狗跳、小狗也跳，…；猴子玩火…等适合孩子们学习的生动内容。另外还有手工课，体育课、音乐课等，教学内容表明，当时的国民教育还是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培养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颇为注重素质教育。我们一年级小学生就开始上手工课，大家用小小的手工刀，把五颜六色的手工纸切成均匀的小条条，再用不同颜色的纸条编织成彩色条纹、花草等多种图案，对开拓儿童的美感、观赏能力、动手能力、形象思维等都十分有利。学校也注重学生的身体发育，记得有一次学校为全校学生量体重，地点是学校的大门洞里，工具是旧式大秤下面吊了个大筐，学生坐在筐里，由两位校役抬起秤来，为学生量体重。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样的测量方法有些好笑，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学校能够作到那种程度，确也难能可贵。
  在那所学校只读了几个月的书，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88年在我阔别故乡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到老家探视时，曾有意地探询了我最早的母校，听说那所小学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彻底毁坏，现在于另一个地点新修了一所，叫芦台第三小学。
  1934年，大约是9月，父亲寄来笔路费，让母亲带我们哥俩到长春。我和哥哥退了学，随母亲坐火车出关进了东北。从那以后，我们家五口人便一生定居在东北长春，那年我六周岁。到我动手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父母亲和两位哥哥都已客逝关外，从宁河到长春的全家五口人，仅剩下一个年近八旬的我了，正像孔老夫子说的那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何时追随他们而去，只能听其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