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宁河县光绪十六年（1890年）遭受的水灾较比前两次都严重。评估的资料依据详见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三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直属上年（1890年）水患之大，灾象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各河同时漫溢，天津地处下游，众流所归。卫南洼等处周围数百里，水深丈余，民遭昏垫，城乡内外岌岌可危。”据丰宁镇总兵奎英等奏：“查此次大雨滂沱下注，彻旦连宵，为近数十年所未有。其河流盛涨较诸光绪九年（1883年）实过之。”
  这三次特大水患都是间隔三年左右时间。第三次不同于前两次的是，汛期来得早，一进五月就大雨连绵。据李鸿章奏：“本年自五、六月（6月17—8月14日）间，雨水过大，昼夜倾盆二十余日。山水暴发，河道桥梁多被冲刷沉陷，街市、铺户、军民等房间亦多坍塌倾圯，陵寝附近地面水深三、四尺不等。水势之大，实为向所未有。”……查这次水患，祸及宁河、宝坻的祸源，还是潮白河。自明朝嘉靖年间，潮河与白河在北京密云县境汇流，在没有修建潮白新河水利工程之前，直接与北运河汇流。而北运河之水通过两条减河（注：减河是分流的引河），即青龙湾河、筐儿港引河导入蓟运河排海。除此之外，辽代开凿的“肖太后运粮河”（今绣针河）也沟通北运河，直抵黄庄洼自张头窝入蓟运河。至今在宝坻县黄庄镇西北部还有辽代肖太后运粮河的古河道遗迹。自张头窝以上蓟运河段，是宝坻县与玉田、蓟县的界河。蓟县玉田县北部山区，南部也高阜，汛期众山水归之蓟运，受害者首为宝坻，次为宁河。这就是《宁河县志》记载称“蓟运河每为宝坻患”的原因。
  这次水患刚开始，李鸿章就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初九日，把初起汛情上奏朝廷：“五月二十一日（7月7日）以后，阴雨淋漓，水势逐渐增长，洼区被淹，各河均出险工。……自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六日（7月15—22日），大雨狂风连宵达旦。……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庐舍民田尽成泽国，人口牲畜淹毙颇多，满目秋禾悉遭漂没，实为数十年所未有。……城外练军营并机器制造各局，皆在洪波巨浸之中，官署民房多坍塌。驿道均被阻断，各路电线亦多摧折，文报消息不通。……小民或依树营巢，呼船渡救，或挈家登陆，迁避无方。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几于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这次大水，因蓟运河宣泄不及，全境二百五十九村全部泡在大水之中。向来“高阜平阔”的宝坻县城也被大水淹泡。据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潘祖荫等奏：“宝坻城墙坍塌七处。其余衙署、监狱俱各坍塌不堪，倒塌民房盈千屡万，俱有伤毙人口。大小河堤无处不决，田禾大致水进即消之地，间有补种荞麦、白菜等类，然多有被水冲沙压，一时不能栽种者。……顺天二十四州县，几无完区，实为百数年来未有之奇灾。”潘祖荫以光绪九年（1883年）水患为例，与光绪十六年（1890年）相比，说“九年（水患）民房间有坍塌，本年各属报坍房屋无算（数）。九年被灾在七月间，早禾已成，本年被灾在五、六月间，高粮等类出土仅二、三尺，枝叶较嫩，一轻水浸萎折霉烂……。”另据八月十四日潘祖荫奏：“水来太骤，数百里内一片汪洋，田庐荡然，朝不及夕。若待遍查户口始议散放，必至延缓时日。不得不先入最重之区极贫之户下手。至于稍轻之区次贫之户，留待冬抚一律普遍。”……宁河县属重灾放抚清单之内。”清单内称：“宁河县被灾二百五十九村，急抚查过八千三百四十三户，大小口三万二千百四十三名口，尚未放竣。”其受灾村落，全县二百五十九村无一幸免，最轻者成灾八分，实为历史所罕见。见李鸿章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奏折：“宁河县于三庄等一百六十一村成灾九分，大北涧沽等九十八村成灾八分。”与宁河毗邻的黄庄洼等一百一十九村成灾十分。这场特大水患不仅冲毁众多堤防。严重影响来年抗御水灾的能力，严重的是农田大面积存水，尤其是低洼地势，洼地积水使得当年秋麦和第二年春麦都无法播种，从而夺去了一水一麦地区的农民生活，出现了“饥黎遍野，觅食维艰”流离失所的惨景。
  光绪十八年（1892年），祸不单行，宁河又继而发生了重大水患，虽比上次略轻，但连年遭灾，实让农民承受不了。这年从六月初五开始，大雨一直连续下到六月二十六日，阴雨连绵二十一天。据李鸿章奏：“节次大雨连宵达旦，势若倾盆。”使宁河县大八亩坨等四十四村、小北涧沽等一百一十三村，任家庄等七十一村，塘儿沽等三十一村，共二百五十九村，分别成灾七至五成。当年冬季支粮赈抚：“宁河县芦台一带义赈饥民一万一千三十四户，折合大三万六百十三口。……宁河县北塘一带义赈饥民三千三百六十七户，折合大六千五百六十八口。……”次年春天又赈支：“宁河县芦台一带义赈饥民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四户，折合大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二口。……宁河北塘一带义赈饥民三千二百三十八户，折合大六千二百一口。……”
  宁河县在光绪年间遭受的三次特大水患，在民间影响极大，因史料不全很难全面反映当年灾患情况，本文只能介绍其梗概，遗漏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