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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德，字纯一，号敬修，谥号文端。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家乡宁河镇病故。
  杜立德是经历明清两代、三朝的老臣。明崇祯末年进士。顺治年间，破格提拔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擢刑部尚书。自康熙亲政起，连任十四载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加封太子太师。
  在朝期间，辅佐康熙皇帝治国平天下，建树了一定功勋。康熙皇帝称他“久任中枢，洵称良佐。”曾分别为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题点神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还乡时，康熙帝御制五言律诗一首，及“怡情洛社”图章，以示恩宠之隆。死后，康熙帝亲题“永言惟旧”四字，刻于杜立德专祠。
  一、初步仕途
  杜立德祖居金陵（今南京）。其始祖杜敬，在明朝初年任昭信校尉时，随明成祖燕王朱棣征战有功，明永乐初年授封于梁城所（今宁河镇）任职，遂定居繁衍，杜立德为梁城杜族八世。父亲杜守礼（字致中），自幼勤奋好学，行为谨慎，一生重学立品，从来“不谈他人之过，不夸个人之功”，其品德素为乡人敬仰。杜立德在其父的教育、影响下，苦读诗书，治学不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考中举人。随后，他继续刻苦学习，意志不衰，终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考中进士。不幸的是，时逢明末乱世，他虽在而立之年成名进士，却没有步入仕途为封建皇朝效力的机会。
  明朝末帝朱由检，从当皇帝那一天起，就在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朝纲不振，气息奄奄。崇祯十七年（1644），也就是杜立德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城，将明王朝一举推翻。随后就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的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纪元年号为顺治。顺治皇帝福临六岁登基，继承皇位，谋政多靠他的母亲皇太后，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出身蒙古族科尔沁部，自幼学习汉族文化，精通历史。顺治皇帝在母后的抚养和影响下，也喜欢汉学，主张用汉人的儒家仁政学说来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入关立国，就注意寻访和任用明末遗贤，这就为杜立德步入仕途提供了机遇。当时，青年时代的杜立德虽踌躇满志，但怀才不遇，只好在梁城家乡闲居。幸好顺天府巡抚宋权（曾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发现了杜立德这个人才，他于顺治元年（1644），向朝廷进疏，推荐杜立德为地方上的第一人才。从此杜立德始有机会进京，被授予中书科掌印职。中书科是直接为皇帝
  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与之平行机构还有通政使司、奏事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专司缮册文、诰敕等事宜，掌印职也称内阁中书，职级系从七品。这是杜立德步入仕途的开始。
  二、任职简谱
  杜立德从顺治元年（1644）受人举荐直接进入内阁中书科授掌印职起，时年已三十四岁。顺治二年（1645），参加朝中考核，考选了户科给事中，官职为五品顶带。顺治八年（1651），提升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顺治十年（1653），破格提升为工部左侍郎（正二品）。这次破格提升等于连升三级。同年六月调兵部任右侍郎。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农历，下同），调任吏部右侍郎。同年九月，调任太仆寺卿，后转大理寺卿，比原职降了一级（降级原因后有专叙）。顺治十四年（1657）任刑部左侍郎，次年兼任殿试读卷，武殿读卷。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从刑部左侍郎晋升刑部尚书（从一品）。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由刑部调任户部尚书。
  入康熙朝，杜立德继续在户部任尚书。康熙三年（1664）十一月，调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于二月任户部尚书时兼任会试正考。康熙六年（1667），兼武会正考。康熙八年（1669）四月，由吏部尚书升入内国史院大学士，次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同时兼任礼部尚书，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退休回故里，共任相十四载。加上以前在工、兵、户、刑、吏、礼六部任职的时间，居官四十年，阅历丰富，政声显赫。
  康熙十八年（1679），杜立德已年近七十。他自知年事已高，不宜再参与朝廷政要，主动向康熙皇帝疏请退休回故里。康熙帝环顾左右阁臣，谓：“在廷诸臣，谁堪大用者？”杜立德面疏数人，皇帝相比之下，觉得都不如立德，因而留之缓退。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天，杜立德再次疏请退休，方得皇帝批准，提升原兵部尚书王熙担任杜立德原职。
  在杜立德告老回故里之际，康熙皇帝赐御制诗及怡情篆章，驰驿遣行人保归。《御制赐大学士杜立德旋里诗》曰：“十载资贤佐，劳深致太平。讦谟留紫闼，风度重丹楹。方倚盐梅略，难违邱壑情。餐芝黄绮伴，轩冕有余清。”
  三、治平之道
  杜立德初登仕途，在任户科给事中时，就向皇帝奏疏，“疏陈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一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于一时，法则昭于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一曰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也。”（《清史稿·杜立德传》）当时正值顺治初年，清朝建国不久，天下初定，国家各方面的法制尚未建立，君子之德品，天下尚不知晓，国家平乱尚在用兵之际。杜立德所进“治平之策”，承袭了汉人治国经验，体现了儒家仁政学说，主张天下敬仰天子，天子注重修身养德；主张以法治国，借鉴古代经验治理国家，提倡兴学，以法制纲伦治世；主张弘扬仁爱宽恕，君臣民应一视同仁。这些意见，在当时明末反清势力尚存，汉人对满人统治普遍不满的形势下，可以说切中时弊，深得顺治帝的欢心，“深嘉纳之”。
  在此之后，杜立德多次向皇帝进疏，概括其内容要点主要是：（一）建立经筵制度，择师给皇帝讲学，用儒家学说治国，首先从皇帝做起，“自古帝王致治，必由经术，宜及时举行经筵日讲，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裨益圣治。”（二）对民间荒地要丈量清楚，逃亡民丁要审核登记，以此为蠲免赋税的依据。“凡遇赈蠲，宜分别款项，预行颁示，使小民咸喻，胥吏不能为奸，条编法简。”（《清史稿》赋役）主张税赋公开。提倡用一条鞭之法。指出，近来因为军务纷乱繁忙，征收柴草粮豆未有定额，因临时需要立即开征，使百姓不知详细，往往卖妻卖子，只中饱了贪官猾吏的私囊。如朝廷政令晓喻百姓，就可防止官吏为奸作弊。（三）让朝臣直接面见皇帝，直陈个人意见，使言路畅通。“礼部示知群臣，入朝每月不过三次，请于初一、十五行大朝礼，使群臣能够见到皇上，并直陈自己的意见，让上谕直接下达，下情直接上通。”在清初大臣辅政常有专擅的情况下，提出这些建议，对于顺治、康熙两帝粉碎多尔衮、鳌拜等专擅政权，都是很有益处的。
  此外，在诸如反对旗人圈地，兴修水利，用兵等方面，杜立德还提出了许多治国平天下良策。他提出的许多深刻透彻、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意见，对清初立国完善各项政策和制度，平抑各方面矛盾，建立盛世朝纲，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大都被皇帝采纳，杜立德也深受皇帝器重，在职务上不断得到提升。
  四、秉公执法
  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京城发生了一起光禄寺以菜园不足而圈占民田的案件。光禄寺是属户部管辖的，这起圈占民宅民田案得到户部的批准和支持。当时正在刑部任尚书之职的杜立德，申张正义，敢于为民请命。他不顾得罪户部，挺身给皇帝题本，请旨“查审户部圈占彰仪门内民房园地事”。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是战功显赫的满州旗人车克，并挂有内阁大学士衔。杜立德不畏强权，执法秉公办案。他给皇帝奏本称：“今以光禄寺题请，菜园不足等事一疏。（户）部复查地补给，致使居民失业，哀呼万苦，虽两造未质，真伪不辨，但今查圈未完，诚恐蠹棍借题圈占，骚扰畿民，若不严加穷诘，将来奸棍恣意效尤，何所底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杜立德的题本史料，因上部分残缺，内容不全，余下整理登载的内容约有四千字。主要案件是围绕光禄寺菜户张汝源、马二、秦大、田傻子等，巧立名目扩大菜园为由，依仗户部势力“朦胧圈占城内民园，或强占园地，吞霸菜苗，或拆毁房基，推坏墙屋，或夺坟地，而破冢殃民”。菜户依仗户部后台，横行市井，为所欲为，受害居民，“情词惨痛，纷纷具告”。从菜户张汝源供词中可以看出户部与此案的联系：“我系光禄寺种官菜菜户，因官菜不足，具题添补园地时，本衙门大人马喇，同户部大人将宋福地圈给与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那个时候，圈地是清初入关建国所面临的一重大社会问题。满州贵族以征服者自居，进关后大量圈占土地，建立旗人庄园，尤其在京畿一带更为严重，迫使大批汉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清朝顺治皇帝虽有旨禁止圈地，但屡禁不止。光禄寺以扩充菜园为名，圈占城市民宅和田园案件，是众多圈地事件的一个，而且是同清皇朝中央部门有牵连的，处理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杜立德为了避开户部的干扰，于次年六月再次题本，将此案“请敕吏部查议”。最后皇帝批复：“依议。”
  杜立德在治国平天下之策中提出：“尚德缓刑。”处刑取宽大政策，这是他在刑部和以后任内阁大学士职时治狱的思想依据。据《清史稿》记载：“十六年（1659），擢尚书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用法平。”顺治皇帝十分欣赏，对左右朝臣说：“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杜立德公平执法，定案量刑取宽大政策。有的官吏定案不当，就常被退回，令其重新审理，有的即便定案适当，也尽量寻找可以不处死的理由。康熙皇帝和以后接替杜立德任保和殿大学士的王熙，都称赞杜立德襟怀若谷，有古大臣的风度。杜立德为人宽厚，“阁老厚德”的名声，当时响誉京畿乡闾，不仅方志有所记载，就连同朝大臣的著述中也有表述。
  清代康熙朝任刑部尚书的王士桢，也是一个学者。他崇尚杜立德的治狱之德。在他的笔记《池北偶谈》中，写有《杜公厚德》一章，夸他“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温之色”。介绍，京师有个无赖子，经常同给王公大臣掌管车马的人挑斗寻衅，无理取闹。有一次，这个无赖子喝醉了酒，就跟在杜立德舆列后，不断地辱骂，而杜公就当没听见。这个无赖子一直跟随到相府大门口，仍然叫骂不绝。骂了好久，杜公问他，“骂可已乎？”无赖子方归。当他醒酒后，有人告诉他，“昨天你辱骂了宰相。”于是他仓惶地跑到杜相府跪地谢罪。杜立德不但没有治罪他，反而给金二两，“令其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岁时必至公门叩拜”。最后这个无赖子成为了一个善良的人，一直到死没有做坏事。从一位大臣笔记的记述看，杜立德确实“位高善下”，温颜和蔼，宽宏大度。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称：“公在内阁十四年，以彝鼎重望为海内仪表。”“勋茂弥谦，位高善下。温然冬曦，蔼若春阳。光大含宏，行以直方。”说杜立德执法不阿，身居高位，对下和善，其温颜有如冬天的丽日，和蔼有如春天的阳光，性格海涵大度，行止正直大方。封建社会撰写碑文，都有溢美、隐恶的局限，但从这些评价中也看到了做为一位封建儒臣的一般修养和气度。
  五、赈济大名
  顺治十年（1653）闰六月，京畿地区阴雨连绵，“逾旬不停，河溢田淹，房屋倒塌”。畿辅各州县水灾严重。这次水患，在《畿辅通志》也有顺治帝的圣谕记载：“朕朝夕乾惕，冀迓时和。乃兹者霪雨匝月，岁事堪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小民艰于居食，深可轸念。”（《畿辅通志》诏谕）当时杜立德正在兵部担任右侍郎之职，皇帝降旨，遣命他为救灾施赈大臣，到大名府放粮救济灾民。他秉公施赈，不贪不占，家乡遭灾也毫不顾及。据《敕封儒林郎吏科给事中致中杜公墓志铭》记载，在杜立德施赈救灾期间，杜守礼曾写信给儿子杜立德，嘱咐他，“任务完成之后，要即刻回朝复命，不要以老父为念而绕道回乡探望。”杜立德谨遵父命，兢兢业业，完成任务以后就马上回到朝中报到。杜立德在大名府赈济灾民的政绩十分突出，这在《清史稿·杜立德》中也有记述：“畿辅水灾，奉诏赈济大名，全活甚众，再调吏部。”
  杜立德调吏部任右侍郎的时间是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同年九月初四（公历10月13日）曾受到降调一级的处分，被调任太仆寺卿，后转大理寺卿。降职原因没有详细史料记载，有关一些史料扼要称：“以前任兵部时旧案，镌一级。”从相关史料记载分析，降级的原因同弹劾大学士冯铨有关。顺治八年杜立德曾在朝上疏，请求皇帝将状告大学士冯铨奸贪的案子，交满汉大臣公议。冯铨受此弹劾，被黜一年，又于顺治十年（1653）三月重新起用，官复大学士原职，一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退休。杜立德因直言弹劾冯铨“纳贿招权”，素为冯铨所忌，降级同此有关。冯铨退休不久，杜立德又从大理寺卿晋升刑部右侍郎。在此之前，杜立德曾因父病故，回乡守孝。杜立德墓志铭有“澄叙官方，铨政以肃”。此“铨政”，指的就是顺治初大学士冯铨参政的那一段历史。
  六、整肃吏制
  清初建国，顺治六岁继皇位，康熙八岁登基，都经历了大臣辅政，专擅朝纲的一段历史。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辅政，他结党弄权，互相倾轧，吏制腐败。康熙初年，由四大臣辅政，排序第一位的索尼年老多病，不问朝事；遏必隆处事圆滑，不发表政见；苏克萨哈与鳌拜争权，结果为鳌拜借故处死。鳌拜在朝位尊权重，结党营私，阴谋篡位。杜立德透彻看清这一吏制的弊端，认为大臣辅政，必然造成奸臣专权。为整肃吏制，他同专擅奸贪之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多尔衮专擅期间，大学士冯铨同陈名夏等朋比为奸，弄权受贿，奸吏横行，杜立德为此深恶痛绝。因此，他在任吏科给事中时，就不顾官小职微，敢于在朝状劾大学士冯铨之流。有关史料记载的“冯铨奸贪”案这样写道：在弹劾冯铨有奸贪罪之前，检都赵开心就曾上疏，“疏论大学士冯铨、陈明夏等，各植门户，开朋党之渐”。（《清吏稿·赵开心》）当时，因冯铨佐理朝中机务，协助多尔衮辅政，重权在握，很难劾倒。顺治二年（1645），“御史吴达劾铨，向降将姜镶索银三万，许以封拜”（《清史稿·冯铨》），揭发冯铨的儿子冯维淮，经常出入叛将姜镶门下，并“张宴欢饮”。同时揭发冯铨的，还有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等三位给事中，及御史王守履等多人。当疏状上朝后，竟半个月不见消息。杜立德挺身而出，请旨皇帝令满汉大臣共议此事，要当着皇帝和众大臣的面，申张是非曲直。杜立德在奏言中称：“诸臣俱实以告，将逾旬日，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言辞十分激烈。他“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申公议，鼓直言之气”，但由于当时多尔衮专权，此案交刑部处理，以所劾不实为词，凡劾冯者，都分别受到了降调或夺官的处理。顺治八年（1651），皇帝亲政，对此案重新复议，诏谕冯铨“得叛将姜镶贿，便当引去”，这才革职。但时隔不久，又召冯铨入朝，顺治皇帝所考虑的是，国家初建，正在用人之际，况且视冯铨有才，决定官复原职，“以观自新”。冯铨复出，对弹劾者杜立德、赵开心、吴达等人非常不利。结果，杜立德以劾冯铨，“为所切齿，又检都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这就是所谓杜立德兵部旧案降级的原委。冯铨退休的第二年，即顺治十年（1653年）杜立德又升任刑部右侍郎。康熙三年（1664），又进入吏部，担任尚书要职，为以后进一步整肃清初吏制创造了条件。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一举粉碎鳌拜阴谋集团。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时任吏部尚书的杜立德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经过是：
  顺治皇帝于1661年死后，由年仅八岁的幼主玄烨继皇位，并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在索尼病故后，鳌拜野心勃勃，胁迫年幼的康熙皇帝杀掉苏克萨哈和大臣苏纳海，集权于自己一人之手，专擅朝政，为非作恶，并图谋杀害康熙皇帝。年已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早已觉察鳌拜图谋不轨，并为除掉他提前做好准备。“选侍卫中之年少有力者，令习捕击（也称布库）之戏，即入奏事也不避。鳌拜以为帝懦弱且好嬉，心益坦然”（《清史编年·康熙朝》上）。康熙八年（1669）六月十四日，鳌拜按定例朝见皇帝，玄烨遂命久经训练的侍卫当场将其拿获，谕吏部定罪。
  时任吏部尚书的杜立德接旨后，即展开调查取证，将鳌拜定了欺君擅权，擅杀大臣，结党篡政，阻塞言路等等三十条罪状。康熙帝考虑到此案涉及中央和地方很多满汉官员，便以甄别为名，对京师和地方官员进行审查清洗。当年六月二十六日将鳌拜死党满员吏部尚书阿思哈处斩（当时尚书职满汉各一人），其余在京的满汉官员“革职、降级、休致共八十三员”。随后改组内阁。杜立德协助康熙皇帝粉碎鳌拜集团得到皇帝信任，拜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史编年·康熙朝》上）。
  杜立德在吏部和任相时，一贯主张整肃吏制，肃清奸贪。他所提倡的政令，简编易懂，百姓家喻户晓；他主张皇帝上朝，可直接向朝臣下旨令，朝臣亦可直接面君汇报下情；主张地方官不宜频繁调动，以考验政绩等等。这些都为整治官场奸贪腐败恶习起到一定作用。
  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对愚骗皇帝的深痛之。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造太和殿、乾清宫告成。举行庆典，康熙帝亲自参加。当时御钦天监奏：“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杜立德当即予以驳斥。他说：“皇就是吉星所在，即是吉神。皇帝迁入新宫，理应从中门进入。”斥责御钦天监是妄奏胡言。皇帝听了杜立德之言，直接从正门入，使钦天监这位专司风水星象的大臣十分难堪。
  七、减赋为民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曾发生了一起惊世的“三藩之乱”。所谓“三藩之乱”，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联合反清叛乱。这三个藩王，原来都是明朝边关守将，他们叛明投清以后，因功封以为王。吴三桂驻防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驻防广东。耿精忠驻防福建。这三个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以吴三桂势力最大。他们在南方割据一方，专横暴敛，似如豺狼，每年还要向朝廷索取巨额军饷，“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康熙皇帝亲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可见“三藩”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疏请告老回辽东。吴三桂和耿精忠知道后，惶惶不安，假意上疏，请求撤藩，想以此试探皇帝对“三藩”的态度。康熙皇帝正求之不得。当即下旨撤藩。当吴三桂接到撤藩之旨后，大失所望，于是狗急跳墙，网罗党羽，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动反清叛乱。另两个藩王一起响应，不到数月就占领了两广及云、贵、湘、川六省之地。在危急情况下，康熙帝在大学士杜立德、李蔚、冯溥的协助下，运用安抚、收买、军事压力相兼的手段，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斗争，才使“三藩之乱”得以平息。
  杜立德在平息“三藩之乱”中，身负内阁要职，参与制定机务大计。《清史稿》记载：“三藩事起，立德与李蔚、冯溥参与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平叛后，他得知广东赋税杂多。这些杂税并非中央所定，而是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强加给老百姓的，“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便向皇帝请求平乱地区蠲免赋税，以安民生，使天下安定。皇上从其言。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谕户部，吴三桂叛后，各省地方因被侵占，进而从逆，情非得已，故于平定之后，悉免其旧欠钱粮。……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著尽行蠲免。”
  据《杜文端公墓志铭》记载，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天下正在除旧布新，同皇帝共议颁布恩赦诏书的大事，都得由杜立德参与。但不巧他因病卧床未能参加。皇帝命近臣携诏书到病榻询问杜公，拟颁诏书还应增加什么内容。一贯处事谨慎的杜立德说：“皇上以天地父母之心，连这么非常细小的地方，都想得很周到了，为臣愚昧，怎么能随便议论呢。”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皇帝过元宵节，为庆贺三藩平定，赐给群臣升平宴，在乾清宫设宴，“君臣一体，共乐升平”。皇帝慰杜公辅佐功劳，在其卧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在杜立德家中赐御宴，并手书诏旨，表示慰问。可见杜公当时在朝中地位和影响。
  杜立德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做了许多好事。他自己居官不贪，奉公守法，堪称百官表率。他的这一品德，从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被革职一事可见一斑。熊赐履是粉碎鳌拜的功臣，他曾上万言书指控鳌拜罪行，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反被解职呢？据史料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军务，熊赐履擅开票据，出现失误，受到三法司检举。熊赐履便更改票签，署大学士杜立德之名义，将原来自己草签的票据毁掉，企图将过失嫁祸于杜立德。此案由吏部审查，认为委过于位高德重的杜立德，有失大臣的体面，于是“坐夺官归，侨居江宁”。这件事，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杜立德比较清廉的品德。
  八、兼任主考
  杜立德在朝为相，属于熟悉和精通经儒之辈中的佼佼者。他在清代历经两帝，从中书掌印升至大学士，在中央六部都任过要职，熟知朝政机务，善于熟练地处理朝廷奏章，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凡有重要的乡试、会试、殿试，朝廷都委任他做主考。有关史料记载，杜立德在主考取士方面，以公正之心待人，没有远近亲疏的界限，虽是平民百姓，生平无一面之交的，如果有一技之长，都要负责荐引。“公曾为浙江乡试主考，又为礼部会试考官，都可称选人得当。”
  杜立德在任刑部侍郎时，就先后担任两次殿试的考官。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朝他曾主持过几次殿试和会考，为朝廷荐引人才，这对“康熙盛世”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康熙三年（1664）三月举行的会考，杜立德任主考官，经殿试，取严我斯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及第出身，并给予委任；康熙六年（1667）十月，杜立德担任殿试武考正主考官，赐武举人秦藩信等一百人武进士及第出身，并予委任；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杜立德主持会试，后经殿试，赐韩炎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并予委任。杜立德为人公正，取才不论亲疏，一视同仁，其同父异母弟弟在家课读，进取时同寻常百姓子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关照。大学士王熙称赞他：“这都是平常人所难办到的。”
  九、主要著述
  杜立德在朝为官四十载，主要从事机要政务，所存遗稿，大多是公文奏章，留给后人的著述很少。从有关史料整理，择其主要介绍如下（奏章除外）：
  康熙十年（1671），纂修成《皇帝家谱》。担任《太祖圣训》的总裁官，同年《圣训》告成，由图海、李蔚等重加考订，编成全书。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担任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先后撰写了《仁孝皇后神主》、《孝昭皇后神主》等。
  《宁河县志》收录杜立德文章主要有：《问奇集小引》、《工部地修堤记》（节本）。前者是为张洪阳所著《问奇集》作序，主张作学问，要学习古人，治学严谨，求深求精，词句精辟，含义深刻，这样才能够纠正讹误，正传于乡里，正风俗。后者是为当时宝坻县东南海滨（现汉沽区营城西南）工部地修堤所题。他在《记》中指出，要想为人民办些公益事业，是不容易的。人心不齐不好办，而关键在于一县之长是不是有事业心。说利己的事有人干，为了公家的事则不出力，这怎么行呢？他鼓励办公益事业应提倡义举。他的这些思想当时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杜立德是清初四大才子之一。在康熙朝任刑部尚书的学者王士桢称清初四英才是：“大学士高阳李公（蔚）、宝坻（原宁河属宝坻所辖）杜公（立德）、临朐冯公（溥）、掌院学士昆山叶公。”杜立德佐理顺康两朝机务，才华出众，为朝臣所尊崇。
  十、皇帝厚待
  清初立国，顺治皇帝就十分器重杜立德，一再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康熙皇帝经常称赞他有古大臣的风度，在朝居大学士十几年，“恩泽沾渥尤隆，常赐宴，特准坐于殿堂之内，汉人大学士入殿能坐者，是由立德始”。死后，朝廷震悼。康熙三十年（1691）十一月十三日，皇帝遣顺天府知府刘元慧谕祭（译文）：原任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师、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之灵。朕以国家倚重老臣，有如股肱，勤于国事，呈献良谋，则生前有爵禄之赏，而殁后受褒崇之荣，这是用以酬赐功勋典范最为隆重的了。杜立德心怀恭谨，行秉忠诚。从政初期你就尽职尽责，从未有失；官阶晋升后，更加秉公办事，勤而不怠。朕嘉奖你的功绩，故特提拔你参与机要。你能够认真地议论朝政，确定国家大计，尽心竭力献计献策，堪作居官表率。你秉公正直敢言的风度，既识大体，更识要端，以和颜悦色的仪容，从不偏激，又不苟同。才到告老退休之年，就递上辞官解职的呈请，表现出胸怀高雅。
  康熙帝的谕祭，对杜立德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这里足可以看出，他在朝廷中的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又为杜立德赐御制碑文，称他为臣工僚佐的表率，久任中枢要职，堪称辅佐良臣。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二千多字，对杜立德的一生进行了概括性评价，赞扬他乃朝廷鼎辅重臣，为海内臣民师表，功德广布于万众。生前告老还乡之时，皇帝赐御诗表彰其功。在职时杜立德曾以清世祖顺治皇帝“实录”告成，赐给鞍马金币，加太子太傅。康熙皇帝曾在十九年（1680）下旨，诏请杜立德，瀛台赐御书一轴，行书唐诗一卷。在康熙十八年（1679），杜立德自知年事已高，主动请旨退休，没有得到批准，康熙皇帝派册封皇后副史，专门扶持上朝，免行君臣大礼。史料记载：“汉大学士入殿坐，自立德始也。”
  十一、故乡梁城
  杜立德的故乡在今宁河县宁河镇，古名梁城，原隶属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三月十九日，分设宁河县。因“县无城池，四面环水”，靠蓟运河环绕，借用天然地利，捍御县城安宁。
  古代梁城，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镇。因为梁城是清初杜阁老故里，所以这里素有“仁义之乡”的美名。其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
  今者宁河县，古者储粮城。
  储粮自何代，魏武记分明。
  桓桓曹孟德，蹋顿将徂征。
  二渠启开凿，汛海来香粳。
  南以溯滹沱，军粮犹留名。
  其北达泉州，储此给厥兵。
  数面水环绕，无假高闬宏。
  神龙姜师度，循此旧轨程。
  史言避海难，蓟运想早成。
  云胡不学者，渠梁妄改更。
  渠上架小梁，称城真瞽盲。
  陈志及唐书，略举告后生。
  这是载入《宁河县志》的一首普通五言诗。它以丰富的历史掌故，记述了梁城的演变历史，这是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资料。这诗的大意是：今天的宁河县（实际指县治驻地，今宁河镇），古代叫储粮城。储粮始于何代呢？这在《魏书·武帝纪》里都有明确的记述。那时威武称雄的曹操，正在准备征战乌桓贵族首领的蹋顿，开始挖了泉州渠和平虏渠，通过蓟运河运输南方的粳米，它南面通着滹沱河，军粮城的名字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它的北面可以到达泉州（今武清地），粮食储在这里是为了给边关军士。这个地方几面都被水环绕着，没有高大的城墙。唐朝神龙二年（公元706），沧州刺史姜师度，也沿着泉州渠的故道开河通漕，史籍都说避海运之险，我想蓟运河早有了。像五代战乱刘仁恭之流，不学无术，号称梁王，妄想把储粮城改为渠梁城，以便符合他的王号，一小渠上架小桥，怎么能堪称“大梁”呢！看来这些无耻之徒是无根据的瞎说。
  从署名“前人”的这首诗不难看出，梁城之名始于五代。“渠梁”为含有“大梁”之义，是五代战乱的产物。在此之前则为“储粮城”、“军粮城”。
  梁城杜氏为一大族。自明初其始祖杜敬，因武职移居梁城以来，又历经杜宪、杜铭、杜仁、杜朝先、杜守礼、杜立德七代。杜立德堪称封建社会地方一代人杰。清代慕杜公之名游历梁城者不少，有些历史留下的诗赋可知当年杜阁老的声名。清代翟文台所作《过杜相故宅》，其中有这样几句：“城中有宅似官衙，群识当年国老家。开国功勋耀千载，钟鸣鼎食足豪奢。峥嵘甲第邀荣赐，高悬匾额书金字。声气居然仕宦家，街行艳说谁能置。……相公起授中书荐，官阶屡陟人争羡。圣主优崇赐宴时，特恩列坐先皇殿。子弟承恩侍禁闱，一家门第生光辉。……”署名前人的《杜氏宗祠》这样写道：“环城流水映祠堂，开国勋名衍泽长。一代鼎钟隆宠眷，千秋俎豆荐馨香。”
  杜立德死后建有专祠，名为“杜大学士祠”，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祠上“永言惟旧”的匾额为康熙皇帝御赐。杜立德的墓，在宁河镇东头约一里，石兽碑碣和皇帝谕祭碑文，50年代均完好无损，在60年代后期已荡然无存。
  附：大学士杜立德任职年表
  崇祯十六年　1643年　考中进士
  顺治元年　1644年　中书科掌印
  顺治二年　1645年　考选户科给事中
  顺治四年　1647年　任兵科、吏科给事中
  顺治八年　1651年　升任太常寺少卿
  顺治十年　1653年4月　破格提升为工部左侍郎
  顺治十年　1653年7月　调兵部任右侍郎
  顺治十一年　1654年10月　降一级调任太仆寺卿
  顺治十一年　1654年11月　因父病故回乡服丧
  顺治十三年　1656年　由太仆寺卿转大理寺卿
  顺治十四年　1657年8月　晋升刑部右侍郎
  顺治十四年　1657年9月　改任刑部左侍郎
  顺治十五年　1658年4月　刑左殿试读卷
  顺治十五年　1658年11月　刑左、武殿读卷
  顺治十六年　1659年11月　升刑部尚书
  顺治十七年　1660年5月　刑尚、武殿读卷
  顺治十八年　1661年8月　改任户部尚书
  康熙元年　1662年　继任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康熙三年　1664年12月　调任吏部尚书
  康熙六年　1667年10月　吏部尚书、武会正考
  康熙八年　1669年5月　拜内国史院大学士
  康熙九年　1670年9月　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6月　从大学士任上退归故里
  康熙三十年　1691年　农历六月八日病故，享年81岁

史料来源及参考书 1．《清史稿》 2．《清史编年》（康熙朝·上） 3．《清代职官年表》（第一册，大学士部院大臣部院汉侍郎） 4．《清代历史资料丛编》 5．《宁河县志》（乾隆本）《宁河县志》（光绪译注本） 6．《池北隅谈》 7．《北京历史纪年》 8．《前清盛世》（康熙朝） 9．《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卷） 10．《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11．《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