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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宰相杜立德
高殿清
杜立德，字纯一，号敬修，谥号文端。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家乡宁河镇病故。
杜立德是经历明清两代、三朝的老臣。明崇祯末年进士。顺治年间，破格提拔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擢刑部尚书。自康熙亲政起，连任十四载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加封太子太师。
在朝期间，辅佐康熙皇帝治国平天下，建树了一定功勋。康熙皇帝称他“久任中枢，洵称良佐。”曾分别为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题点神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还乡时，康熙帝御制五言律诗一首，及“怡情洛社”图章，以示恩宠之隆。死后，康熙帝亲题“永言惟旧”四字，刻于杜立德专祠。
一、初步仕途
杜立德祖居金陵（今南京）。其始祖杜敬，在明朝初年任昭信校尉时，随明成祖燕王朱棣征战有功，明永乐初年授封于梁城所（今宁河镇）任职，遂定居繁衍，杜立德为梁城杜族八世。父亲杜守礼（字致中），自幼勤奋好学，行为谨慎，一生重学立品，从来“不谈他人之过，不夸个人之功”，其品德素为乡人敬仰。杜立德在其父的教育、影响下，苦读诗书，治学不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考中举人。随后，他继续刻苦学习，意志不衰，终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考中进士。不幸的是，时逢明末乱世，他虽在而立之年成名进士，却没有步入仕途为封建皇朝效力的机会。
明朝末帝朱由检，从当皇帝那一天起，就在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朝纲不振，气息奄奄。崇祯十七年（1644），也就是杜立德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城，将明王朝一举推翻。随后就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的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纪元年号为顺治。顺治皇帝福临六岁登基，继承皇位，谋政多靠他的母亲皇太后，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出身蒙古族科尔沁部，自幼学习汉族文化，精通历史。顺治皇帝在母后的抚养和影响下，也喜欢汉学，主张用汉人的儒家仁政学说来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入关立国，就注意寻访和任用明末遗贤，这就为杜立德步入仕途提供了机遇。当时，青年时代的杜立德虽踌躇满志，但怀才不遇，只好在梁城家乡闲居。幸好顺天府巡抚宋权（曾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发现了杜立德这个人才，他于顺治元年（1644），向朝廷进疏，推荐杜立德为地方上的第一人才。从此杜立德始有机会进京，被授予中书科掌印职。中书科是直接为皇帝
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与之平行机构还有通政使司、奏事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专司缮册文、诰敕等事宜，掌印职也称内阁中书，职级系从七品。这是杜立德步入仕途的开始。
二、任职简谱
杜立德从顺治元年（1644）受人举荐直接进入内阁中书科授掌印职起，时年已三十四岁。顺治二年（1645），参加朝中考核，考选了户科给事中，官职为五品顶带。顺治八年（1651），提升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顺治十年（1653），破格提升为工部左侍郎（正二品）。这次破格提升等于连升三级。同年六月调兵部任右侍郎。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农历，下同），调任吏部右侍郎。同年九月，调任太仆寺卿，后转大理寺卿，比原职降了一级（降级原因后有专叙）。顺治十四年（1657）任刑部左侍郎，次年兼任殿试读卷，武殿读卷。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从刑部左侍郎晋升刑部尚书（从一品）。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由刑部调任户部尚书。
入康熙朝，杜立德继续在户部任尚书。康熙三年（1664）十一月，调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于二月任户部尚书时兼任会试正考。康熙六年（1667），兼武会正考。康熙八年（1669）四月，由吏部尚书升入内国史院大学士，次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同时兼任礼部尚书，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退休回故里，共任相十四载。加上以前在工、兵、户、刑、吏、礼六部任职的时间，居官四十年，阅历丰富，政声显赫。
康熙十八年（1679），杜立德已年近七十。他自知年事已高，不宜再参与朝廷政要，主动向康熙皇帝疏请退休回故里。康熙帝环顾左右阁臣，谓：“在廷诸臣，谁堪大用者？”杜立德面疏数人，皇帝相比之下，觉得都不如立德，因而留之缓退。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天，杜立德再次疏请退休，方得皇帝批准，提升原兵部尚书王熙担任杜立德原职。
在杜立德告老回故里之际，康熙皇帝赐御制诗及怡情篆章，驰驿遣行人保归。《御制赐大学士杜立德旋里诗》曰：“十载资贤佐，劳深致太平。讦谟留紫闼，风度重丹楹。方倚盐梅略，难违邱壑情。餐芝黄绮伴，轩冕有余清。”
三、治平之道
杜立德初登仕途，在任户科给事中时，就向皇帝奏疏，“疏陈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一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于一时，法则昭于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一曰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也。”（《清史稿·杜立德传》）当时正值顺治初年，清朝建国不久，天下初定，国家各方面的法制尚未建立，君子之德品，天下尚不知晓，国家平乱尚在用兵之际。杜立德所进“治平之策”，承袭了汉人治国经验，体现了儒家仁政学说，主张天下敬仰天子，天子注重修身养德；主张以法治国，借鉴古代经验治理国家，提倡兴学，以法制纲伦治世；主张弘扬仁爱宽恕，君臣民应一视同仁。这些意见，在当时明末反清势力尚存，汉人对满人统治普遍不满的形势下，可以说切中时弊，深得顺治帝的欢心，“深嘉纳之”。
在此之后，杜立德多次向皇帝进疏，概括其内容要点主要是：（一）建立经筵制度，择师给皇帝讲学，用儒家学说治国，首先从皇帝做起，“自古帝王致治，必由经术，宜及时举行经筵日讲，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裨益圣治。”（二）对民间荒地要丈量清楚，逃亡民丁要审核登记，以此为蠲免赋税的依据。“凡遇赈蠲，宜分别款项，预行颁示，使小民咸喻，胥吏不能为奸，条编法简。”（《清史稿》赋役）主张税赋公开。提倡用一条鞭之法。指出，近来因为军务纷乱繁忙，征收柴草粮豆未有定额，因临时需要立即开征，使百姓不知详细，往往卖妻卖子，只中饱了贪官猾吏的私囊。如朝廷政令晓喻百姓，就可防止官吏为奸作弊。（三）让朝臣直接面见皇帝，直陈个人意见，使言路畅通。“礼部示知群臣，入朝每月不过三次，请于初一、十五行大朝礼，使群臣能够见到皇上，并直陈自己的意见，让上谕直接下达，下情直接上通。”在清初大臣辅政常有专擅的情况下，提出这些建议，对于顺治、康熙两帝粉碎多尔衮、鳌拜等专擅政权，都是很有益处的。
此外，在诸如反对旗人圈地，兴修水利，用兵等方面，杜立德还提出了许多治国平天下良策。他提出的许多深刻透彻、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意见，对清初立国完善各项政策和制度，平抑各方面矛盾，建立盛世朝纲，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大都被皇帝采纳，杜立德也深受皇帝器重，在职务上不断得到提升。
四、秉公执法
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京城发生了一起光禄寺以菜园不足而圈占民田的案件。光禄寺是属户部管辖的，这起圈占民宅民田案得到户部的批准和支持。当时正在刑部任尚书之职的杜立德，申张正义，敢于为民请命。他不顾得罪户部，挺身给皇帝题本，请旨“查审户部圈占彰仪门内民房园地事”。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是战功显赫的满州旗人车克，并挂有内阁大学士衔。杜立德不畏强权，执法秉公办案。他给皇帝奏本称：“今以光禄寺题请，菜园不足等事一疏。（户）部复查地补给，致使居民失业，哀呼万苦，虽两造未质，真伪不辨，但今查圈未完，诚恐蠹棍借题圈占，骚扰畿民，若不严加穷诘，将来奸棍恣意效尤，何所底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杜立德的题本史料，因上部分残缺，内容不全，余下整理登载的内容约有四千字。主要案件是围绕光禄寺菜户张汝源、马二、秦大、田傻子等，巧立名目扩大菜园为由，依仗户部势力“朦胧圈占城内民园，或强占园地，吞霸菜苗，或拆毁房基，推坏墙屋，或夺坟地，而破冢殃民”。菜户依仗户部后台，横行市井，为所欲为，受害居民，“情词惨痛，纷纷具告”。从菜户张汝源供词中可以看出户部与此案的联系：“我系光禄寺种官菜菜户，因官菜不足，具题添补园地时，本衙门大人马喇，同户部大人将宋福地圈给与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那个时候，圈地是清初入关建国所面临的一重大社会问题。满州贵族以征服者自居，进关后大量圈占土地，建立旗人庄园，尤其在京畿一带更为严重，迫使大批汉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清朝顺治皇帝虽有旨禁止圈地，但屡禁不止。光禄寺以扩充菜园为名，圈占城市民宅和田园案件，是众多圈地事件的一个，而且是同清皇朝中央部门有牵连的，处理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杜立德为了避开户部的干扰，于次年六月再次题本，将此案“请敕吏部查议”。最后皇帝批复：“依议。”
杜立德在治国平天下之策中提出：“尚德缓刑。”处刑取宽大政策，这是他在刑部和以后任内阁大学士职时治狱的思想依据。据《清史稿》记载：“十六年（1659），擢尚书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用法平。”顺治皇帝十分欣赏，对左右朝臣说：“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杜立德公平执法，定案量刑取宽大政策。有的官吏定案不当，就常被退回，令其重新审理，有的即便定案适当，也尽量寻找可以不处死的理由。康熙皇帝和以后接替杜立德任保和殿大学士的王熙，都称赞杜立德襟怀若谷，有古大臣的风度。杜立德为人宽厚，“阁老厚德”的名声，当时响誉京畿乡闾，不仅方志有所记载，就连同朝大臣的著述中也有表述。
清代康熙朝任刑部尚书的王士桢，也是一个学者。他崇尚杜立德的治狱之德。在他的笔记《池北偶谈》中，写有《杜公厚德》一章，夸他“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温之色”。介绍，京师有个无赖子，经常同给王公大臣掌管车马的人挑斗寻衅，无理取闹。有一次，这个无赖子喝醉了酒，就跟在杜立德舆列后，不断地辱骂，而杜公就当没听见。这个无赖子一直跟随到相府大门口，仍然叫骂不绝。骂了好久，杜公问他，“骂可已乎？”无赖子方归。当他醒酒后，有人告诉他，“昨天你辱骂了宰相。”于是他仓惶地跑到杜相府跪地谢罪。杜立德不但没有治罪他，反而给金二两，“令其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岁时必至公门叩拜”。最后这个无赖子成为了一个善良的人，一直到死没有做坏事。从一位大臣笔记的记述看，杜立德确实“位高善下”，温颜和蔼，宽宏大度。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称：“公在内阁十四年，以彝鼎重望为海内仪表。”“勋茂弥谦，位高善下。温然冬曦，蔼若春阳。光大含宏，行以直方。”说杜立德执法不阿，身居高位，对下和善，其温颜有如冬天的丽日，和蔼有如春天的阳光，性格海涵大度，行止正直大方。封建社会撰写碑文，都有溢美、隐恶的局限，但从这些评价中也看到了做为一位封建儒臣的一般修养和气度。
五、赈济大名
顺治十年（1653）闰六月，京畿地区阴雨连绵，“逾旬不停，河溢田淹，房屋倒塌”。畿辅各州县水灾严重。这次水患，在《畿辅通志》也有顺治帝的圣谕记载：“朕朝夕乾惕，冀迓时和。乃兹者霪雨匝月，岁事堪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小民艰于居食，深可轸念。”（《畿辅通志》诏谕）当时杜立德正在兵部担任右侍郎之职，皇帝降旨，遣命他为救灾施赈大臣，到大名府放粮救济灾民。他秉公施赈，不贪不占，家乡遭灾也毫不顾及。据《敕封儒林郎吏科给事中致中杜公墓志铭》记载，在杜立德施赈救灾期间，杜守礼曾写信给儿子杜立德，嘱咐他，“任务完成之后，要即刻回朝复命，不要以老父为念而绕道回乡探望。”杜立德谨遵父命，兢兢业业，完成任务以后就马上回到朝中报到。杜立德在大名府赈济灾民的政绩十分突出，这在《清史稿·杜立德》中也有记述：“畿辅水灾，奉诏赈济大名，全活甚众，再调吏部。”
杜立德调吏部任右侍郎的时间是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同年九月初四（公历10月13日）曾受到降调一级的处分，被调任太仆寺卿，后转大理寺卿。降职原因没有详细史料记载，有关一些史料扼要称：“以前任兵部时旧案，镌一级。”从相关史料记载分析，降级的原因同弹劾大学士冯铨有关。顺治八年杜立德曾在朝上疏，请求皇帝将状告大学士冯铨奸贪的案子，交满汉大臣公议。冯铨受此弹劾，被黜一年，又于顺治十年（1653）三月重新起用，官复大学士原职，一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退休。杜立德因直言弹劾冯铨“纳贿招权”，素为冯铨所忌，降级同此有关。冯铨退休不久，杜立德又从大理寺卿晋升刑部右侍郎。在此之前，杜立德曾因父病故，回乡守孝。杜立德墓志铭有“澄叙官方，铨政以肃”。此“铨政”，指的就是顺治初大学士冯铨参政的那一段历史。
六、整肃吏制
清初建国，顺治六岁继皇位，康熙八岁登基，都经历了大臣辅政，专擅朝纲的一段历史。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辅政，他结党弄权，互相倾轧，吏制腐败。康熙初年，由四大臣辅政，排序第一位的索尼年老多病，不问朝事；遏必隆处事圆滑，不发表政见；苏克萨哈与鳌拜争权，结果为鳌拜借故处死。鳌拜在朝位尊权重，结党营私，阴谋篡位。杜立德透彻看清这一吏制的弊端，认为大臣辅政，必然造成奸臣专权。为整肃吏制，他同专擅奸贪之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多尔衮专擅期间，大学士冯铨同陈名夏等朋比为奸，弄权受贿，奸吏横行，杜立德为此深恶痛绝。因此，他在任吏科给事中时，就不顾官小职微，敢于在朝状劾大学士冯铨之流。有关史料记载的“冯铨奸贪”案这样写道：在弹劾冯铨有奸贪罪之前，检都赵开心就曾上疏，“疏论大学士冯铨、陈明夏等，各植门户，开朋党之渐”。（《清吏稿·赵开心》）当时，因冯铨佐理朝中机务，协助多尔衮辅政，重权在握，很难劾倒。顺治二年（1645），“御史吴达劾铨，向降将姜镶索银三万，许以封拜”（《清史稿·冯铨》），揭发冯铨的儿子冯维淮，经常出入叛将姜镶门下，并“张宴欢饮”。同时揭发冯铨的，还有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等三位给事中，及御史王守履等多人。当疏状上朝后，竟半个月不见消息。杜立德挺身而出，请旨皇帝令满汉大臣共议此事，要当着皇帝和众大臣的面，申张是非曲直。杜立德在奏言中称：“诸臣俱实以告，将逾旬日，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言辞十分激烈。他“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申公议，鼓直言之气”，但由于当时多尔衮专权，此案交刑部处理，以所劾不实为词，凡劾冯者，都分别受到了降调或夺官的处理。顺治八年（1651），皇帝亲政，对此案重新复议，诏谕冯铨“得叛将姜镶贿，便当引去”，这才革职。但时隔不久，又召冯铨入朝，顺治皇帝所考虑的是，国家初建，正在用人之际，况且视冯铨有才，决定官复原职，“以观自新”。冯铨复出，对弹劾者杜立德、赵开心、吴达等人非常不利。结果，杜立德以劾冯铨，“为所切齿，又检都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这就是所谓杜立德兵部旧案降级的原委。冯铨退休的第二年，即顺治十年（1653年）杜立德又升任刑部右侍郎。康熙三年（1664），又进入吏部，担任尚书要职，为以后进一步整肃清初吏制创造了条件。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一举粉碎鳌拜阴谋集团。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时任吏部尚书的杜立德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经过是：
顺治皇帝于1661年死后，由年仅八岁的幼主玄烨继皇位，并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在索尼病故后，鳌拜野心勃勃，胁迫年幼的康熙皇帝杀掉苏克萨哈和大臣苏纳海，集权于自己一人之手，专擅朝政，为非作恶，并图谋杀害康熙皇帝。年已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早已觉察鳌拜图谋不轨，并为除掉他提前做好准备。“选侍卫中之年少有力者，令习捕击（也称布库）之戏，即入奏事也不避。鳌拜以为帝懦弱且好嬉，心益坦然”（《清史编年·康熙朝》上）。康熙八年（1669）六月十四日，鳌拜按定例朝见皇帝，玄烨遂命久经训练的侍卫当场将其拿获，谕吏部定罪。
时任吏部尚书的杜立德接旨后，即展开调查取证，将鳌拜定了欺君擅权，擅杀大臣，结党篡政，阻塞言路等等三十条罪状。康熙帝考虑到此案涉及中央和地方很多满汉官员，便以甄别为名，对京师和地方官员进行审查清洗。当年六月二十六日将鳌拜死党满员吏部尚书阿思哈处斩（当时尚书职满汉各一人），其余在京的满汉官员“革职、降级、休致共八十三员”。随后改组内阁。杜立德协助康熙皇帝粉碎鳌拜集团得到皇帝信任，拜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史编年·康熙朝》上）。
杜立德在吏部和任相时，一贯主张整肃吏制，肃清奸贪。他所提倡的政令，简编易懂，百姓家喻户晓；他主张皇帝上朝，可直接向朝臣下旨令，朝臣亦可直接面君汇报下情；主张地方官不宜频繁调动，以考验政绩等等。这些都为整治官场奸贪腐败恶习起到一定作用。
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对愚骗皇帝的深痛之。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造太和殿、乾清宫告成。举行庆典，康熙帝亲自参加。当时御钦天监奏：“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杜立德当即予以驳斥。他说：“皇就是吉星所在，即是吉神。皇帝迁入新宫，理应从中门进入。”斥责御钦天监是妄奏胡言。皇帝听了杜立德之言，直接从正门入，使钦天监这位专司风水星象的大臣十分难堪。
七、减赋为民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曾发生了一起惊世的“三藩之乱”。所谓“三藩之乱”，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联合反清叛乱。这三个藩王，原来都是明朝边关守将，他们叛明投清以后，因功封以为王。吴三桂驻防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驻防广东。耿精忠驻防福建。这三个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以吴三桂势力最大。他们在南方割据一方，专横暴敛，似如豺狼，每年还要向朝廷索取巨额军饷，“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康熙皇帝亲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可见“三藩”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疏请告老回辽东。吴三桂和耿精忠知道后，惶惶不安，假意上疏，请求撤藩，想以此试探皇帝对“三藩”的态度。康熙皇帝正求之不得。当即下旨撤藩。当吴三桂接到撤藩之旨后，大失所望，于是狗急跳墙，网罗党羽，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动反清叛乱。另两个藩王一起响应，不到数月就占领了两广及云、贵、湘、川六省之地。在危急情况下，康熙帝在大学士杜立德、李蔚、冯溥的协助下，运用安抚、收买、军事压力相兼的手段，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斗争，才使“三藩之乱”得以平息。
杜立德在平息“三藩之乱”中，身负内阁要职，参与制定机务大计。《清史稿》记载：“三藩事起，立德与李蔚、冯溥参与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平叛后，他得知广东赋税杂多。这些杂税并非中央所定，而是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强加给老百姓的，“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便向皇帝请求平乱地区蠲免赋税，以安民生，使天下安定。皇上从其言。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谕户部，吴三桂叛后，各省地方因被侵占，进而从逆，情非得已，故于平定之后，悉免其旧欠钱粮。……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著尽行蠲免。”
据《杜文端公墓志铭》记载，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天下正在除旧布新，同皇帝共议颁布恩赦诏书的大事，都得由杜立德参与。但不巧他因病卧床未能参加。皇帝命近臣携诏书到病榻询问杜公，拟颁诏书还应增加什么内容。一贯处事谨慎的杜立德说：“皇上以天地父母之心，连这么非常细小的地方，都想得很周到了，为臣愚昧，怎么能随便议论呢。”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皇帝过元宵节，为庆贺三藩平定，赐给群臣升平宴，在乾清宫设宴，“君臣一体，共乐升平”。皇帝慰杜公辅佐功劳，在其卧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在杜立德家中赐御宴，并手书诏旨，表示慰问。可见杜公当时在朝中地位和影响。
杜立德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做了许多好事。他自己居官不贪，奉公守法，堪称百官表率。他的这一品德，从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被革职一事可见一斑。熊赐履是粉碎鳌拜的功臣，他曾上万言书指控鳌拜罪行，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反被解职呢？据史料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军务，熊赐履擅开票据，出现失误，受到三法司检举。熊赐履便更改票签，署大学士杜立德之名义，将原来自己草签的票据毁掉，企图将过失嫁祸于杜立德。此案由吏部审查，认为委过于位高德重的杜立德，有失大臣的体面，于是“坐夺官归，侨居江宁”。这件事，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杜立德比较清廉的品德。
八、兼任主考
杜立德在朝为相，属于熟悉和精通经儒之辈中的佼佼者。他在清代历经两帝，从中书掌印升至大学士，在中央六部都任过要职，熟知朝政机务，善于熟练地处理朝廷奏章，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凡有重要的乡试、会试、殿试，朝廷都委任他做主考。有关史料记载，杜立德在主考取士方面，以公正之心待人，没有远近亲疏的界限，虽是平民百姓，生平无一面之交的，如果有一技之长，都要负责荐引。“公曾为浙江乡试主考，又为礼部会试考官，都可称选人得当。”
杜立德在任刑部侍郎时，就先后担任两次殿试的考官。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朝他曾主持过几次殿试和会考，为朝廷荐引人才，这对“康熙盛世”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康熙三年（1664）三月举行的会考，杜立德任主考官，经殿试，取严我斯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及第出身，并给予委任；康熙六年（1667）十月，杜立德担任殿试武考正主考官，赐武举人秦藩信等一百人武进士及第出身，并予委任；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杜立德主持会试，后经殿试，赐韩炎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并予委任。杜立德为人公正，取才不论亲疏，一视同仁，其同父异母弟弟在家课读，进取时同寻常百姓子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关照。大学士王熙称赞他：“这都是平常人所难办到的。”
九、主要著述
杜立德在朝为官四十载，主要从事机要政务，所存遗稿，大多是公文奏章，留给后人的著述很少。从有关史料整理，择其主要介绍如下（奏章除外）：
康熙十年（1671），纂修成《皇帝家谱》。担任《太祖圣训》的总裁官，同年《圣训》告成，由图海、李蔚等重加考订，编成全书。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担任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先后撰写了《仁孝皇后神主》、《孝昭皇后神主》等。
《宁河县志》收录杜立德文章主要有：《问奇集小引》、《工部地修堤记》（节本）。前者是为张洪阳所著《问奇集》作序，主张作学问，要学习古人，治学严谨，求深求精，词句精辟，含义深刻，这样才能够纠正讹误，正传于乡里，正风俗。后者是为当时宝坻县东南海滨（现汉沽区营城西南）工部地修堤所题。他在《记》中指出，要想为人民办些公益事业，是不容易的。人心不齐不好办，而关键在于一县之长是不是有事业心。说利己的事有人干，为了公家的事则不出力，这怎么行呢？他鼓励办公益事业应提倡义举。他的这些思想当时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杜立德是清初四大才子之一。在康熙朝任刑部尚书的学者王士桢称清初四英才是：“大学士高阳李公（蔚）、宝坻（原宁河属宝坻所辖）杜公（立德）、临朐冯公（溥）、掌院学士昆山叶公。”杜立德佐理顺康两朝机务，才华出众，为朝臣所尊崇。
十、皇帝厚待
清初立国，顺治皇帝就十分器重杜立德，一再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康熙皇帝经常称赞他有古大臣的风度，在朝居大学士十几年，“恩泽沾渥尤隆，常赐宴，特准坐于殿堂之内，汉人大学士入殿能坐者，是由立德始”。死后，朝廷震悼。康熙三十年（1691）十一月十三日，皇帝遣顺天府知府刘元慧谕祭（译文）：原任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师、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之灵。朕以国家倚重老臣，有如股肱，勤于国事，呈献良谋，则生前有爵禄之赏，而殁后受褒崇之荣，这是用以酬赐功勋典范最为隆重的了。杜立德心怀恭谨，行秉忠诚。从政初期你就尽职尽责，从未有失；官阶晋升后，更加秉公办事，勤而不怠。朕嘉奖你的功绩，故特提拔你参与机要。你能够认真地议论朝政，确定国家大计，尽心竭力献计献策，堪作居官表率。你秉公正直敢言的风度，既识大体，更识要端，以和颜悦色的仪容，从不偏激，又不苟同。才到告老退休之年，就递上辞官解职的呈请，表现出胸怀高雅。
康熙帝的谕祭，对杜立德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这里足可以看出，他在朝廷中的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又为杜立德赐御制碑文，称他为臣工僚佐的表率，久任中枢要职，堪称辅佐良臣。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二千多字，对杜立德的一生进行了概括性评价，赞扬他乃朝廷鼎辅重臣，为海内臣民师表，功德广布于万众。生前告老还乡之时，皇帝赐御诗表彰其功。在职时杜立德曾以清世祖顺治皇帝“实录”告成，赐给鞍马金币，加太子太傅。康熙皇帝曾在十九年（1680）下旨，诏请杜立德，瀛台赐御书一轴，行书唐诗一卷。在康熙十八年（1679），杜立德自知年事已高，主动请旨退休，没有得到批准，康熙皇帝派册封皇后副史，专门扶持上朝，免行君臣大礼。史料记载：“汉大学士入殿坐，自立德始也。”
十一、故乡梁城
杜立德的故乡在今宁河县宁河镇，古名梁城，原隶属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三月十九日，分设宁河县。因“县无城池，四面环水”，靠蓟运河环绕，借用天然地利，捍御县城安宁。
古代梁城，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镇。因为梁城是清初杜阁老故里，所以这里素有“仁义之乡”的美名。其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
今者宁河县，古者储粮城。
储粮自何代，魏武记分明。
桓桓曹孟德，蹋顿将徂征。
二渠启开凿，汛海来香粳。
南以溯滹沱，军粮犹留名。
其北达泉州，储此给厥兵。
数面水环绕，无假高闬宏。
神龙姜师度，循此旧轨程。
史言避海难，蓟运想早成。
云胡不学者，渠梁妄改更。
渠上架小梁，称城真瞽盲。
陈志及唐书，略举告后生。
这是载入《宁河县志》的一首普通五言诗。它以丰富的历史掌故，记述了梁城的演变历史，这是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资料。这诗的大意是：今天的宁河县（实际指县治驻地，今宁河镇），古代叫储粮城。储粮始于何代呢？这在《魏书·武帝纪》里都有明确的记述。那时威武称雄的曹操，正在准备征战乌桓贵族首领的蹋顿，开始挖了泉州渠和平虏渠，通过蓟运河运输南方的粳米，它南面通着滹沱河，军粮城的名字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它的北面可以到达泉州（今武清地），粮食储在这里是为了给边关军士。这个地方几面都被水环绕着，没有高大的城墙。唐朝神龙二年（公元706），沧州刺史姜师度，也沿着泉州渠的故道开河通漕，史籍都说避海运之险，我想蓟运河早有了。像五代战乱刘仁恭之流，不学无术，号称梁王，妄想把储粮城改为渠梁城，以便符合他的王号，一小渠上架小桥，怎么能堪称“大梁”呢！看来这些无耻之徒是无根据的瞎说。
从署名“前人”的这首诗不难看出，梁城之名始于五代。“渠梁”为含有“大梁”之义，是五代战乱的产物。在此之前则为“储粮城”、“军粮城”。
梁城杜氏为一大族。自明初其始祖杜敬，因武职移居梁城以来，又历经杜宪、杜铭、杜仁、杜朝先、杜守礼、杜立德七代。杜立德堪称封建社会地方一代人杰。清代慕杜公之名游历梁城者不少，有些历史留下的诗赋可知当年杜阁老的声名。清代翟文台所作《过杜相故宅》，其中有这样几句：“城中有宅似官衙，群识当年国老家。开国功勋耀千载，钟鸣鼎食足豪奢。峥嵘甲第邀荣赐，高悬匾额书金字。声气居然仕宦家，街行艳说谁能置。……相公起授中书荐，官阶屡陟人争羡。圣主优崇赐宴时，特恩列坐先皇殿。子弟承恩侍禁闱，一家门第生光辉。……”署名前人的《杜氏宗祠》这样写道：“环城流水映祠堂，开国勋名衍泽长。一代鼎钟隆宠眷，千秋俎豆荐馨香。”
杜立德死后建有专祠，名为“杜大学士祠”，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祠上“永言惟旧”的匾额为康熙皇帝御赐。杜立德的墓，在宁河镇东头约一里，石兽碑碣和皇帝谕祭碑文，50年代均完好无损，在60年代后期已荡然无存。
附：大学士杜立德任职年表
崇祯十六年 1643年 考中进士
顺治元年 1644年 中书科掌印
顺治二年 1645年 考选户科给事中
顺治四年 1647年 任兵科、吏科给事中
顺治八年 1651年 升任太常寺少卿
顺治十年 1653年4月 破格提升为工部左侍郎
顺治十年 1653年7月 调兵部任右侍郎
顺治十一年 1654年10月 降一级调任太仆寺卿
顺治十一年 1654年11月 因父病故回乡服丧
顺治十三年 1656年 由太仆寺卿转大理寺卿
顺治十四年 1657年8月 晋升刑部右侍郎
顺治十四年 1657年9月 改任刑部左侍郎
顺治十五年 1658年4月 刑左殿试读卷
顺治十五年 1658年11月 刑左、武殿读卷
顺治十六年 1659年11月 升刑部尚书
顺治十七年 1660年5月 刑尚、武殿读卷
顺治十八年 1661年8月 改任户部尚书
康熙元年 1662年 继任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康熙三年 1664年12月 调任吏部尚书
康熙六年 1667年10月 吏部尚书、武会正考
康熙八年 1669年5月 拜内国史院大学士
康熙九年 1670年9月 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6月 从大学士任上退归故里
康熙三十年 1691年 农历六月八日病故，享年81岁
史料来源及参考书
1．《清史稿》
2．《清史编年》（康熙朝·上）
3．《清代职官年表》（第一册，大学士部院大臣部院汉侍郎）
4．《清代历史资料丛编》
5．《宁河县志》（乾隆本）《宁河县志》（光绪译注本）
6．《池北隅谈》
7．《北京历史纪年》
8．《前清盛世》（康熙朝）
9．《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卷）
10．《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11．《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
御制杜立德碑文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御制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碑文：
朕惟国家慎简臣工，置诸辅弼，必藉端醇彀谨之彦，以克襄犹烈。表率班联，故生有显秩之劳，殁厚饬终之礼。所以彰德酬庸，俾垂永久，典至隆也。尔杜立德，持躬厚重，赋情朴诚；早陟掖垣，旋跻卿寺。议事每抒侃直，居心力矢公忠。洎简任历试诸曹，而笃棐恒如一日，有伦有要，展综理庶物之材；克慎克勤，尽夙夜在公之谊。朕心嘉赖，命典纶扉，密勿与闻，股肱攸寄。尔更秉怀渊塞，砥节端方，表弼亮之风规；虚哀而衡国是，殚经纶之事业，正色而肃官常。久任枢机，洵称良佐。是以引年遂请，而眷念不衰。尚冀田里优游，遐龄未艾。告终忽至，朕甚悼焉。爰命有司，厚其葬祭，易名考行，谥曰文端。呜乎！老成陨谢，怀风度于当年；纶〓丕宜，播休声于奕〓。岂为尔子若孙之光宠，抑亦百尔有位之观型。爰勒贞珉，昭垂无斁！
译文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帝为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所作的碑文：
朕惟以国家慎重地选任群臣，辅佐朕躬，必审选品行端正、性情淳厚的俊彦之士，以赞襄伟略宏谋。作为臣工僚佐的表率，所以生前有爵禄之荣，殁后有祭葬之礼，用以表彰功德，酬其勋劳，使之名垂后世，恩典最为隆重了。杜立德，居身淳厚，天性忠诚，早年在司曹佐政，后来官职晋升成为朝廷的重臣。论事刚直敢言，秉公无畏。历任各职，勤勉如一，有条有理大展治理政事的才能；谨慎勤奋，尽到了日夜从公的心愿，朕甚嘉许和信赖。因此委以重任，参与机密，倚若股肱。你更有远见卓识，砥砺的节操，表示匡弼之忠诚，虚心衡定国家大计，展现政治之才干，正颜整肃职官行风，久任中枢要职，堪称辅翼良臣。虽然答应了你的请求，允许你告老回乡，但对你一直思念，希望你在乡间生活舒适，健康长寿。忽然间接到你去世的消息，朕心非常悲痛。乃命令有司，厚给祭葬费用，考终定名，谥曰文端。德重年高的人故去，使人怀念他当年的风貌，颁布诏书，广泛传播美名，不仅是你子孙的光耀，也是为在位臣工树立典范。勒工镌石以不朽，流芳千载而永昌。
杜立德家族墓地
杨国奎
杜立德家族墓地坐落在宁河镇镇东约半里处。该墓地早已被毁并辟为农田，现遗址处已无任何遗存。
杜氏墓地在“文革”前保存尚较完好。整个墓区占地约数十亩，地势较高，呈南低北高之势，北端有约两米余高的土垣，东、南为苇荡所包围。墓园最南端有一座大型四柱三进式石刻牌坊，额题康熙帝手书“永言惟旧”四个大字，字态端庄雍容。牌坊往北有长达数十米的神道。进入牌坊，沿神道往北约二十余米，居中有大型石制供桌一座，上设石鼎、石薰、石觥、石碗等祭具。供桌左右矗立巨型碑碣三通，碑体宽逾四尺，厚约尺许，高可丈余。碑座为一长逾两米的龟形石兽，全碑通高超过五米，巍峨耸峙，蔚为壮观。碑制即俗谓“王八驮石碑”。其碑雕工精美，石兽昂首而伏，栩栩如生；碑券藻饰华美；碑文为满汉双语，汉文系正楷官体，字大如盎，虽经两三百年风侵雨蚀犹未缺损。据考，三碑中一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帝遣顺天府尹阎宝印同宝坻知县方之璧谕祭杜立德父杜守礼、母张氏、继母张氏碑；二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遣顺天府尹刘元慧谕祭原任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师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碑；三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御制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碑。供桌与碑碣以北神道两侧，相对而置石马、石羊、石骆驼、石翁仲（即石官）等。神道尽处至北端土垣为墓区，其中有封土大墓二十余座，墓前大多有墓碑，碑前有石碗。据考，宁河镇东之处墓地为杜氏老茔，内葬有宁河杜氏始迁祖杜敬及杜立德曾祖杜仁、祖杜朝先、父杜守礼、杜立德，再下则不闻。20世纪60年代初，该墓地已略显荒凉，其中荆棘丛生，蒿草没胫，似久已无人祭扫，但规模尚在，仍不乏庄严肃穆之象。
杜氏墓地不失为一处较有文物价值的古迹，其地上遗存弥足珍贵。其中墓葬规模可供研究古代葬制；坊、碑等均是上乘的石雕工艺品，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碑文不仅是较佳书品，也是研究清初历史的实证。
1964年秋，当时驻宁河镇的“四清”工作队为去坟还田布置统一的平坟行动，杜氏家族墓地被平毁。墓地中的石碑坊被拉倒，石碑被炸断，加上其他石制品均被用作石料修了扬水站。所有墓葬都被一一掘开，将棺木拆散移出后填平；墓主遗骨被扔弃，棺中殉葬物如金、银、玉、珍珠等被收集起来，先是送到县城展览，后被拿到天津变卖，得款用于宁河四村办了有线广播。据说杜立德墓也未逃此劫。其墓穴中共有棺五具（杜立德妻妾可考者有三位，即元配王氏，继配王氏、侧室李氏），其中杜立德之柩为三层套棺，最外为长方形棺罩，均以方木排列构成；罩内为椁，长近丈、宽三尺余，巨大而厚重，质似楠木，通体未朽，罩漆黑亮如新，柩前墓主榜文为烫金宋体，熠熠闪光且历历可辨；椁内有棺，棺呈长方形，质似为柏木，棺与椁之间有灰白色膏泥质防水填充物；棺中墓主肉身已无，仅剩尸骨，其周匝以黄绫塞倚，葬衣未朽，其锦缎官服上以金银丝绣就补服图案及波浪状海牙，华丽绚烂。棺中出土玉带一条、闻烟壶一个、印章一枚（据考，杜立德致仕时，康熙帝亲赐其“怡情洛社”图章一枚，想即是此）；其妻妾棺中则有凤冠、金簪等物；穴中又出土汉白玉杜公墓志铭一方，边长约二尺半，厚约半尺，铭体毫无缺损，上有两千余字铭文。墓志铭和印章后为县文化馆收藏。
另外，杜立德贵为宰相，其里第被称为“钟鸣鼎食”之家，当年在宁河镇内东大街曾拥有杜氏牌坊、杜公祠堂和规模很大的杜大学士府。其中杜公祠在今宁河镇小学处；杜府据说因其后人没落，于清末民初鬻予齐燮元之父，改建为齐府，现为宁河中学。原建筑今均已无存，经访问镇内九旬以上老翁，亦未能忆出其原貌。
宁河镇曾因出过一名阁老而闻名遐迩，如今杜府、杜祠与杜氏墓地均已了无踪迹，想来也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
浙闽巡抚刘兆麒
杨国奎
按：提起丰台刘巡抚，可谓声名显赫，遐迩闻名。有关刘巡抚的传说，在丰台一带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传说，刘巡抚是个大贪官，他先后两任湖广巡抚，专事搜刮，有“穷了湖广两省，富了刘府一家”之说，当地人疾之如虎，所以当他第一次卸任时，楚人皆弹冠相庆，并书“虎去山还在”匾以讽之。刘巡抚自恃有靠山（据说他是孝庄太后的义子），盛怒之下，放言“山在虎还来”，针锋相对地向楚人示威。果然，时隔不久他便再次谋得此任，重返湖广。这一次搜刮更狠，竟将当地地皮刮下一层，用大船载运回乡。据说刘巡抚家族墓地的坟山即是用湖广之土堆成。
这个传说与事实恐怕很有出入。据考，刘氏曾有两代三任湖广巡抚。首代为刘兆麒，只做一任，并未再任。两任湖广巡抚的是刘殿衡，他的生父刘兆麟，是刘兆麒亲兄。刘兆麟生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曾中顺治辛丑（1661年）科武进士，但因当年其弟刘兆麒被任命为湖广巡抚往外省赴任，刘兆麟以才不如其弟，遂自愿不仕而奉亲在乡，并因其弟已过壮年尚无子嗣，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刘殿衡过继给刘兆麒为嗣。刘兆麟死后，因其亲子刘殿衡显贵，被追赠为光禄大夫、湖广巡抚，是其有巡抚之名而无巡抚之实。
刘兆麒在湖广任职八年，卸任后，楚人经请示有司，为其建生祠于武昌；之后三十余年当刘殿衡履任湖广时，“遗民故老犹有拥马首问公（指刘兆麒）起居者”，可知其人誉不错，即使不是廉吏，也够不上贪官。
刘殿衡首任湖广十年后遭父丧（刘兆麒去世）丁忧释官，守孝三年期满又复任，后来死在任上，竟至“身殁萧然无余财”，可知也非贪官。如此看来，传说并不足凭信，刘巡抚身后所负贪名有点冤枉。
那么，何故而有“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之说呢？推测原因如下：当刘兆麒任湖广巡抚时，江南的反清斗争方兴未艾，李来亨（李自成农民军将领李过之子）领导的农民军仍活动于荆襄的群山之中，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在清兵的重围下粮尽援绝，李来亨全家自杀，农民军大部壮烈牺牲。刘兆麒作为镇压农民军的主要官员之一，幸存的农民军乃至明代遗民自然对他恨之入骨，悲愤之余喊出“虎去山还在”的豪言，以图东山再起，是十分可能的。面对农民军的挑衅，身为清朝统治阶级一员的刘兆麒声言“山在虎还来”还以颜色，也是很自然的。后来，反清复明已然无望，而这两句口号却流传下来，不知何时被赋予贪官的内容，演绎成现今的传说，它的原义却被人淡忘了。以上推测当接近于事实。
刘兆麒（1629—1708年），字瑞图，宁河县丰台人。累任康熙朝湖广巡抚、四川总督、浙闽总督、黑龙江水师总管等职，为清初重臣。
刘兆麒祖籍江苏沛县，明嘉靖间其曾祖刘信始迁居丰台。其父刘世则生二子，长子刘兆麟中顺治辛丑科武进士，终生未仕，次子即刘兆麒。刘兆麒生于明末动荡年代，当时的明王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此起彼伏的斗争，外受满州女真族虎视眈眈的窥伺和侵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开始覆灭明朝的军事行动。他经常派兵打进长城，深入河北、山东等地大肆劫掠，同时也顺势在内地网罗汉人中的人才，以备将来所用。刘兆麒“幼而端重，寡言笑，举止如成人；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皆有理法”。1642年刘兆麒14岁时，于清兵在北京附近的一次侵扰中招揽，被带到关外。皇太极“见而异之，令入官学读书”，并编入汉军镶白旗。1644年随清兵入关。后学有所成，在顺治六年（1649年）对汉军的一次考试中名列第一，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和侍从。当时，顺治帝经常亲临内秘书院，发现刘兆麒“年少敏达，心喜之”。此后10年中多次被提拔，先后任都察院启心郎、宗人府启心郎，后晋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顺治帝的亲信。
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的桂王在缅甸被俘，云南、贵州等地被清军平定，但李来亨、郝摇旗等领导的农民军转入荆襄一带的群山中，继续坚持反清斗争。为镇压反清势力，巩固对江南的统治，清廷选派心腹大臣前往镇抚。1661年，康熙即位后不久，年仅33岁的刘兆麒被委以湖广巡抚的重任，开赴武昌，“倚办军兴事宜”。到任后，他一方面“宣布威信”，积极督剿反清势力；一方面“与民更始”，蠲免苛赋繁役，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当时，清廷调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在西山一带围剿农民军，境内“禁旅云集”，官府征粮派伕以供军需，“丁夫困转输，往往颠踣涧谷”，搞得地方上“财殚力竭而功不克”。刘兆麒“悉心经划”，曲为调度，命各州府县“照粮均派，而宽其负任”，使“民无重累，士皆宿饱”，多数民伕能保命还乡，因而“闾里晏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1663年秋，长江发生特大洪灾，沿江一带“人畜漂没者无算”。刘兆麒一边“缮疏”朝廷，报告灾情，请求赈济；一边动用省力“百方赈恤”，使灾民免于饥饿和流离失所。他在湖广任职八年，使“伏莽悉定”，肃清了反清势力，也多少疗治了民间疾苦和战争创伤，史称“仁恩被于江汉”，被加授工部侍郎衔。离任后，当地人立其生祠于武昌大观山南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刘兆麒参予剿杀农民军的行动，自然难辞镇压人民之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清统一全国已成大势所趋，尽快结束战乱，使百姓脱离战争，使国家归于安宁，毕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何况刘兆麒役民尚不太苛刻，也为老百姓办了些好事，对他也就不必过于苛责了。
康熙七年（1668年），刘兆麒升任四川总督，在任仅几个月，仍致力于平叛安民，遂以抚川功加兵部尚书。康熙八年（1669年）调任浙江福建总督。当时台湾为郑氏父子占据，浙闽居于海防前线，他殚精积虑筹划海防事宜，所上奏的条陈，皆“老谋硕划，凿凿然洞中肯綮”，人民“赖之以安”，两省“皆称严疆”。康熙九年（1670年）进阶光禄大夫。此时，他以总督辖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官阶为从一品，一时达于其仕宦生涯的巅峰。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乱起，京师震动。刘兆麒回京述职，被任命为直隶援剿提督，作为特用的三大文臣之一前往平叛。一年后，“三辅清晏”，改任江南崇明水师提督。他积屯粮草，整饬兵备，并严惩克扣军饷的不法官吏，使军威复振。当时，清政府为孤立台湾而实行海禁，使大批沿海居民失业，生活苦不堪言。他下令允许渔民用竹筏下海捕鱼，同时采取措施平抑市价，禁止商人用高利贷盘剥百姓，惩治饮博无赖之徒，使“民乐其业，商旅通途”。在崇明任职十年，号称“内地宁谧，人不知兵”，当地人树仁政碑以颂其德。
参加反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之战是刘兆麒一生中最具光彩的一页。明末清初，俄罗斯帝国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在中国边地强建雅克萨和尼布楚两城，侵入索伦、呼尔喀等部。为制止沙俄的侵略，清王朝决定以武力反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刘兆麒调任黑龙江水师总管，率水师奔赴前线。1685年，他与都统彭春、瑗珲将军萨布素合水陆军一万五千人击败俄军于雅克萨，并捣毁了雅克萨城。撤军后，俄军又重新侵入，筑城固守。刘兆麒等又从黑龙江两岸及江面以水陆军围困该城，终于迫使沙皇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划界；毁雅克萨城，迁俄人出境。雅克萨之战制止了沙皇的扩张野心，奠定了我国东北部边界。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刘兆麒作为主要将领之一，率水师先后三次击败俄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刘兆麒驻守黑龙江八年后，“边塞既靖”，遂以自己年逾六旬而又母老在堂为由，上疏请求退休，获准后还乡。有评论说他“〓如卧虎，屹若长城”，历仕三朝，为“岿然一柱”；又说他年未及老而激流勇退，“可谓报国保身两得之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刘兆麒在家乡期间，奉命以退休大臣的身份监修北运河，工竣，恢复总督兵部尚书从一品衔名。他还捐资维修过丰台天尊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刘兆麒在家乡逝世，终年80岁，葬于丰台刘氏家族祖茔。
刘兆麒去世后，在其履任地湖广省被崇祀为名宦，在其家乡宝坻（原丰台属宝坻所辖）被崇祀为乡贤。
参考资料：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清代《宝坻县志》
丰台《刘氏家谱》
《浙闽总督瑞图刘公墓志铭》
《瀛洲大都护刘公仁政碑记》
《大司马前湖广巡抚刘公祠堂碑记》
湖广巡抚刘殿衡
杨国奎
刘殿衡（1656—1717年），字玉伯，宁河县丰台人。清康熙年间曾两任湖广巡抚。
刘殿衡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生父刘兆麟是武进士，后来过继给其叔父浙闽总督刘兆麒为嗣。他“自少喜读书，负经济才，天资长厚，不治生产，尤笃于伦纪”。稍长，受父荫入国子监为监生，受到良好教育。学成，又以父荫被选任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不久，升任刑部江南司郎中，分巡井陉道，主管刑名狱讼，他“性宽不苛，专务抚循”，使地方上“讼稀盗息”；调任直隶守道，负责钱粮之事，在保定“综理钱谷”，结果“蠹除民〓”；之后改任陕西西宁道（今青海西宁市）道台。当时的西宁是清朝的边塞咽喉，控制着西北诸藩，驻有大批军队。旧例于每年春季向百姓预征当年军粮，使当地“民力甚疲”。刘殿衡上任后，经向上司请示缓征，改为一律到秋后征收，使百姓得以喘息。西宁多回民，清廷为加强对其统治，采取以回治回的办法，责成礼拜寺掌教对回民施以“约束”。当时有人密告西宁掌教冶大魁勾结外藩为乱，冶大魁被逮捕入狱。回民数千人拦住刘殿衡的马车，向他鸣冤。刘殿衡为民请命，代向总督剖白其冤，终使朝廷赦免了冶大魁，并赐其世袭掌教。“诸回人欢喜罗拜，愿世世竭力，以报公德”，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维护了回民利益。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刘殿衡因政绩突出，被越级提拔为湖广巡抚。他为政“简静宽大”，颇知体恤民情。因系履其父旧任，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许多当地情况，“稔知江南赋重民贫”，所以上任伊始便“清隐冒以省版荒之累”，将地主隐瞒的田产和冒名他人的土地清查出来，增加了应征的田亩，扩大了赋税的来源，同时也就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赋役负担。又“经划水利，备旱潦蓄泄”，以促进农业生产。淮扬一带发生饥荒，他“躬历部屋，按口给赈”，全活了许多饥民。为政之暇则“遍视田野”，了解民间疾苦。在其任内，他曾于1699年和1703年两次接待康熙南巡，皆“供张唯预，而无扰于民”。由于刘殿衡在任十年间为江南百姓办了一些好事，所以当地吏民“心归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刘兆麒逝世，刘殿衡依例释官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后，刘殿衡于1711年被再次起用为湖广巡抚，“江汉之人迎公于路，耄稚忭舞”，受到欢迎。复任期间，他考虑到“荆楚泽国，当筹百世之利”，因而致力于兴修水利。当时长江的荆门、沙阳一带江堤薄弱，水患频仍。他倡议官绅捐款，采办石料，调动民工加固了沿江堤防。同时在堤上修筑若干涵闸，依水位定时开合，不仅控制了洪水，而且为沿岸农田提供了灌溉之利。另外，长江宜昌至公安一段，江流湍急，多有暗礁，是长江航运的危险航段，经常发生船只触礁甚至舟毁人亡的情况。刘殿衡决心加以治理，他选择长江枯水季节，募集民工截去突出的礁石尖角，并修筑傍岸月堤，以避免船只磕碰，又便利纤夫行走，同时沿江设置许多救生船，用于抢险救溺。他的这些措施对减少长江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促进长江航运，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是他任湖广巡抚期间最主要的政绩。
刘殿衡重视教育，爱惜人才，为人“宽容正直，不苛细，不矜饰”。他对读书人十分关心，亲自主持官学考课，以“拔其尤”；提调本省乡试中，“恤士周至”，以致“江南人士爱且慕，忘其为上官，公亦接之如乡井”。省内有一知县，因断案公允触犯了上司，考核时被列为下等，面临被黜，刘殿衡为之力争，结果被考定为“卓异”，后来此人成为有名的廉吏。刘殿衡在任时有一次长江突发大水，江陵、监利等县洪水漫堤，部议失防官员一律革职。刘殿衡以江堤是百姓自筑，未费国库帑银，其责不在防官为由，“疏请独当不职之罪而免其余”，甘冒丢官的危险而为属下开脱，其人品从中可见一斑。
刘殿衡比较清廉，他“遇人患难疾苦，周之惟恐不及”；“训子弟以义，不遗以金，谓安贫乃士常”；殁后“萧然无余财”，没给子孙留下多少遗产。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冬，刘殿衡62岁时病死在湖广巡抚任上，终官光禄大夫、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讣闻传出，“士大夫咸悲悼”，“直隶、陕西、江南湖广，公所历处，父老皆涕泣。”其子刘嵩龄奔赴武昌扶柩还乡，葬于丰台北之林亭口。
刘殿衡逝后入湖广省名宦祠，在宝坻（原丰台隶属宝坻）被祀为乡贤。
参考资料：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清代《宝坻县志》
丰台《刘氏家谱》
《巡抚湖广刘公墓志铭》
《前湖广巡抚刘公祠堂碑记》
刘巡抚家族墓地
杨国奎
刘巡抚家族墓地坐落在丰台镇西村村西，南临丰玉公路，北、东、西三面都是民房。该墓地“文革”中被平毁，现遗址处尚存石狮一对。
墓地原先规模颇宏大，总面积约达百亩。墓园呈长方形，东西短、南北长，地势北高南低。其东有小河环绕；西有守墓人庐舍；北端是一带横亘东西的土山，高近两丈，略呈弓形，上植多株松柏。墓园南端为一道东西向与墓地同宽的高墙，长约八十米，高约三米余。高墙居中是墓园大门，有各宽约3米的木栅门两扇，可左右开启。门外两侧各有石狮一只；石狮左右各有高大幡杆两根，其近顶处各置木斗。墙内侧矗立东西相望的华表，高逾两丈，其汉白玉柱身通体雕琢华美，顶端蹲坐一昂首向天的石兽，其名“望天吼”，是该墓的标志性建筑。墓园门一直往北为长约四十米、宽约十米的神道。神道居中距墓园门约二十米处为一巨型石制祭台，台长约五米，宽近两米，上置石祭坛5具；台前有稍低的石供桌，上有石香炉、石鼎、石酒盛等祭具。祭台左右各有大型神道碑一通，碑基是巨大的石赑屃，碑之两面镌有满汉两种文字的碑文。神道碑再往北，神道两侧，由南至北两两相对，排列着石狻猊、石骆驼、石马、石羊和官服执笏的石翁仲。这些墓前设施将整个墓地烘托得极为恢宏、肃穆而又森严。
神道之北、土山之南是墓葬区，区内有坟四十余座，其始祖墓居最北，余坟依次向南呈雁阵形排列。据考，这里是丰台刘氏祖茔，葬有始迁祖刘信、二世祖刘国桢、三世祖刘世则、四世祖刘兆麟、刘兆麒及其后人共十余代。而两任湖广巡抚刘殿衡已分葬于林亭口，故不在其中。
该墓地约在清乾、嘉年间进行过一次修葺。当时，丰台一带屡遭洪灾，墓地也多次被淹泡。刘氏族人遂在墓地四周筑以高墙，其北借土山，东、南、西三面皆夯土为墙，墙体里外再以砖包之。墙高约四米，厚约三米。原墓园的木栅门也改为石闸门，遇水关闸，从此可拒洪水于外，使墓区无水患之忧了。
解放初期，该墓地除墓墙已大半坍塌、四根幡杆已不见外，其它如华表、石碑、石兽、祭台及坟墓尚存。显贵的墓主、华丽的墓表，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据说这块墓地极有风水，早年间，每到深夜，墓园里的石马、石羊等就变成活物，往往跑出来食人禾稼。一天半夜，有个看青人发现一匹马正在啃食庄稼，一气之下挥镰便砍，正中其耳。那马负痛而奔，眼见逃入刘家坟地。转天再看园中石马，果有一匹仅剩一耳。另据刘氏传人、现居丰台北村的刘瑞发说，原国家一位领导人也是丰台刘氏后裔，他的夫人曾率子女亲到丰台拜谒过祖墓。种种传说和故事，越发增添了这块墓地的神秘，使它远近闻名而成为丰台一景。
1967年该墓被平毁。墓内除石闸门太重无法搬动现仍埋于地下、一对石狮幸存外，其它所有石制品如华表、石碑、石兽、祭台等全被运走用于兴修水利，大部分墓葬被掘开。据说有的一穴中有棺四五具之多，且都有棺有椁，棺椁之间尚有木炭、膏泥等防水填充物，材质大多为楠木，罩漆如新，均未糟朽，棺中墓主身着葬衣，发肤尚存。没人注意刘兆麒墓是否被刨开，只说是被刨的有“驸马坟”、“公主坟”，因为其中出土有凤冠，还有玉带、金银、珍珠等殉物，整整装了一大水桶。这些东西被人带到北京欲出售，结果换了许多“红宝书”；因为刨坟时有多人围观，秩序混乱，还有部分殉物散落在民间。据查，刘家未出过驸马；刘兆麒的继室姓钮氏，当为满州贵族，她受封为一品夫人，应戴凤冠入葬。推测所谓的“驸马坟”、“公主坟”实应是刘兆麒之墓，那么他的墓大约是被毁了。
如今的刘巡抚家族墓地已变成庄稼地，其北端原坟山处还建起了民宅。现在只有孑遗的一对石狮还凄凉寂寞地守候在那里，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主人往日的辉煌。
参考资料
丰台《刘氏家谱·坟茔图》
仓场侍郎廉兆纶
高殿清
廉兆纶，榜名师敏，号琴舫，字葆醇，宁河县人。道光庚子（1840）年间进士，选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授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户部侍郎、仓场侍郎。
擅长书法，有著作《深柳堂集》刊行于世。
皇帝重用 连升三品
廉兆纶，少年聪明过人，不仅能写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好。新婚那天，他参加县考，文章写得井然有序，一字不苟，被县令定为首卷。唐宗泰县令夸奖他将来必成大器。道光二十年（1840）进京赶考，果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按清代科举制度，一甲进士可以直接榜下授职，二甲、三甲需选一定名额的进士进庶常馆学习，选中者称庶吉士，三年以后再进行大考，并经皇帝亲试。廉兆纶在庶常馆学习期间，因丧父回家守孝。清道光宣宗皇帝看到兆纶有才，将来得破格任用，“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注1）。”咸丰元年（1850）兆纶服孝期满回京，次年庶吉士大考，获二等，授编修（从五品），入直南书房。咸丰四年（1854）授右赞善，这是詹事府的官职，掌东宫讲读笺奏、记注、纂修等。就在这一年，又被皇帝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随即破格再擢升内阁学士。内阁是为皇帝办理例行事务的枢秘机构，品高位崇，其内阁学士的官职为从二品。（注2）廉兆纶在一年之内官级提升三品，这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咸丰五年（1855），授工部右侍郎（正二品），咸丰八年（1858）改任户部右侍郎，同年改任仓场侍郎。
效忠朝廷 筹饷招兵
廉兆纶在督江西学政期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风靡江西全省。咸丰六年（1856），“湘军以十万兵力投入江西战场”。（注3）廉兆纶奉命同江西广信知府沈葆桢与太平军作战。。据《清史稿》记载，廉兆纶任工部右侍郎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余，逼会城。上命兆纶帮办广信、绕州防剿”。在太平军攻陷很多县城的情况下，广信城遭围困也十分危急。“城兵闻警先溃，葆桢筹饷湖口，夫人林氏，誓以身殉。”（注4）广信知府沈葆桢的夫人林氏，系林则徐之女，在危难中以身殉职。此时，廉兆纶受命替沈葆桢往湖口筹饷招募，但形势已十分紧迫。剿防太平军之战，使廉兆纶充分看清了当时清军的素质，他向朝廷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有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势日张，瑞州、林江相继失守。”（注5）他向皇帝建议招募兵勇，要裁去一切名号，统编成军，每军四五千人，委派有威望的监司统领。在广信城危急之时，廉兆纶动员组织诸生员编成乡团与太平军作战。他亲上前线指挥，冲出城外去筹集军饷，招募兵勇，使衢州镇总率二千一百士兵援救广信城。在防守危城时，他将自己的俸银全部献出，补充军饷，而自己却落得贫病交加，生活不能自给。据《清史稿》记载：“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注6）
咸丰七年（1857），廉兆纶病愈，仍值南书房，任工部侍郎，次年五月，改任户部右侍郎。这时，英法侵略军已陈兵天津大沽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京师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外敌入侵面前，廉兆纶主战态度非常坚决。咸丰八年（1858）五月二十五日，他给皇帝奏折，请旨将沙船水手编勇，以备抗敌。“窃维海运南粮到津已五十多万石，约计沙船不下四五百号，水手即不下一二万人。此项水手，平日本非安份之徒，又往来海道以为常，未必与夷人全无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辈游手多人，欲归则无路可通，欲住又无以自赡，当此津民惶惑迁徙之际，万一该夷暗遣二三奸党，与之潜相构煽，该水手等惟利是视，则天津之患，曷可胜言。臣再三思维，或将此项编为义勇，分布于官兵乡勇之中，则顷刻间得胜兵一二万人，军威可为一振。抑或稍稍津贴，沙船练为水师，联为战舰，亦可自成一队。相应请旨，敕下直隶督臣作速设法，妥为安置。”（注7）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奏议。当年六月，廉兆纶调到户部，任户都右侍郎。九月十四日，又任仓场侍郎。在他刚到户部任上时，就同兵部尚书全庆联名向皇帝递送奏折，认为北塘一带也很空虚，敌人千方百计想阴谋得到北塘，建议皇帝速派重臣，调发劲旅，“兵力既厚，勇气自申”，（注8）待敌穷困时打击其锐气。但这个建议并未被皇帝采纳。
临危受命 统管漕运
廉兆纶担任仓场侍郎一职，正值外患内忧的多事之秋。外敌海口陈兵，粮饷海运受阻，内陆漕运不畅，粮仓不时被抢。
廉兆纶临危受命，格外尽职。当时，他所主管的漕运皇粮，是供职官廪禄，八旗人丁官俸及军饷的主要来源。在那朝政腐败之时，仓场管辖的皇粮，不仅是各级官臣贪欲的一块“肥肉”，也是外寇和“内匪”哄抢的目标。咸丰年间的清廷，各方面已积弊很深，仓储、漕运等环节，常被贪官、奸人所把持，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当时，在户部侍郎任总督仓场的廉兆纶，同仓场侍郎李菡（宝坻县人）一起，验收通州太仓，验收漕船运米，查获奸人、棍徒把持仓务，“奏除之，置于法”，但由于当时朝廷定例：“漕运驳船搀杂亏短之米数，由经纪人查出者，责令船户照数独赔，若经纪人并未查出者，责令船户经纪人各赔一半。”这就造成奸人有机可乘。因此，尽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不大。于是，李菡、廉兆纶于咸丰八年（1858年）联名上疏：“驳船运输亏米，若令船户、经纪人各半分赔，船户持有人代赔，势必任意偷窃；经纪人知异罪同罚，势必徇私隐报，以免赔累。”并奏陈：请将“驳亏米、经纪人未能查出”一条，改为“除责令船户全数赔补以外，再令经纪人加赔二至四成。这样，船户所赔之数，即其所偷之数，即可戢户舞弊之心，经纪人同时补罚，则沿途稽查必严”。然而，奏疏进上，未待允准，上命照旧章办事，以归划一。可见，在那朝政腐败之际，朝臣中虽有改革良策也很难被采纳。
淡泊名利 潜心诗书
咸丰九年（1859），英法等侵略军陈兵津门大沽口，由海上漕运的粮米不能顺利运抵京城。皇帝圣谕廉兆纶，凡有南方江、浙海上运米船过境，“饬令于登、莱等处海口暂行停泊”。当时，军事粮饷筹集遇到空前困难。在这种动乱形势下，在仓场侍郎任上的廉兆纶，如坐针毡。咸丰十年（1860），英军抢掠了京城德胜门外的丰益仓，这是京城十三仓之一。廉兆纶面对粮仓被抢，不得不引咎自责，给皇帝上疏，请求责罚。皇帝念其过去有功，免于处罚，才保住乌纱。
但是，时隔不久廉兆纶就大祸临头了。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历6月4日），“廉兆纶奏，勇目指廉兆纶姓名索诈，请饬拿交直督审办。”这是发生在直隶交河县粮商非法囤积粮食案。当时，因为内外战事吃紧，国储空虚，在形势动乱的情况下，交河粮商乘机囤积粮食。廉兆纶得报，即派勇目捕捉粮商。不料派去的兵勇头目，竟以廉兆纶之名，向粮商敲诈勒索。从翁同龢日记所载内容看，本来是廉兆纶请旨，命直隶总督查办敲诈勒索的勇目，但皇帝不明真相，命刑部将廉兆纶逮捕问罪。审查之后，以用人不当，革职回到原籍，在天津主讲问津书院，以微薄的讲学收入维持晚年生活。
廉兆纶回乡后，心清如水，淡然超脱，对功名利禄漠然视之。他观摩古今名作，潜心研究诗文书法，借以抒发情感，修养情性，著有《深柳堂诗集》流传于世。同治六年（1867）在家乡病故。
廉兆纶与宝坻乡宦李菡同朝为官，曾同级同品，一度接任李菡的仓场侍郎，但李菡在宝坻素有“李半朝”之称，亲族借其威而富者不计其数。相比之下，廉兆纶却远不如李菡名声显赫，这恐怕与他居官清廉，一生清贫不无关系。
据《宁河县志》记载：“诰授资政大夫，户部右侍郎，仓场总都廉兆纶墓在县西南五里谷家庄。”（今宁河镇所辖）随着时光流逝，家乡对这位廉侍郎的名声影响，早已随之淡忘，受皇帝荫封的廉兆纶墓地已旧迹难寻。1958年春天，笔者去谷家庄参加西关引河水利工程时，曾目睹一具被盗的清代女尸，暴晒荒野，也无人知其身份及墓主。后来，发现湮埋在土里的一块墓碑，上刻诰命一品“廉门高氏夫人”模糊字样，与《宁河县志》印证，这正是廉兆纶的墓址。高氏，乃本县岁贡高天池之女。
注①《清史稿（廉兆纶）》
②《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④《清代七百名人传》（沈葆桢）
⑤《清史稿（廉兆纶）》
⑥《清史稿（廉兆纶）》
⑦《筹办夷务始末》（卷四）
⑧《筹办夷务始末》（卷四）
“铁脖御史”陈鸿翊
高殿清
陈鸿翊，字仲銮，宁河县人，祖籍北塘。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始，先后任吏部主事，都察院工科掌印给事中，山西道监察御史，（注1）福建汀漳道。
多次上疏皇帝，主张加固北塘海防，坚决反对僧格林沁的撤防诱敌之下策，未被采纳。致使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侵占津京，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
陈鸿翊在山西道监察御史任上期间，时逢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海防吃紧，外敌入侵十分危急之际。他怀着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多次向咸丰皇帝提出加强海防的御敌之策，坚决反对督办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的错误战略，围绕北塘海口的防务问题，在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力主海口御敌，反对撤务除防
咸丰八年（1858）四月，僧格林沁接替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督办天津海防，受命钦差大臣。他曾任御前大臣，颇受恩宠，战功卓著，曾因屠杀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而名噪京师，加之咸丰九年（1859）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受到重创，由其指挥的这次战斗大捷，更使他身价百倍。
海防的一次胜利，使僧格林沁冲昏了头脑，铸成了骄傲自恃的心态。他认为北塘海口无险可守，不应设防，自信凭借自己指挥的马队完全可以在岸上克敌制胜。咸丰九年（1859）四月，僧格林沁向皇帝递折，奏请撤除北塘海口的防务，拟在离海口四十余里的营城修筑炮台，该位置介于北塘和芦台之间。随后派直隶总督恒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来宁河县勘察地形，决定在营城沿蓟运河东西两岸修筑炮台，为撤北塘海口的防务做准备。当年五月，僧格林沁、西凌阿向皇帝奏报勘察结果，拟建营城炮台，撤北塘海口防务。
僧格林沁的奏章在朝中引起争议。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陈鸿翊，祖居北塘，对天津海防的地理、交通形势了如指掌。他坚决反对撤北塘海口的防务，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之举。而僧格林沁明言，撤北塘防务，就是要空出海口，诱敌上岸，然后靠马队堵剿，并称“北塘炮台后路，即系村宅，民房鳞次，无险可扼”。他不采众议，一意孤行，咸丰皇帝最终采纳了僧格林沁的意见，于当年七月将北塘海口的防务全部撤除。
上疏皇帝详陈御敌之策
力主加强北塘防务的陈鸿翊，针对僧格林沁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于同年九月二日向皇帝递折，奏请加强北塘防务。奏折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当年五月抗敌大捷，在重创敌人之后重修大沽、北塘炮台和添筑营城炮台的必要性。同时指出这场战争之后，敌人败退南旋，意必益饷添兵，再图报复。必须提高警惕，不为敌人表面恭顺所惑。要严加防范英法朋比为奸，将北塘河口作为登陆的进口。指出：“英夷诡诈异常，前在大沽接仗时，彼之所以致败，与我之所以致胜，既已深知，自必变计而思逞。”深刻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设想如果敌人再至大沽，敌人明着与僧亲王接仗，而暗于夜间，令部队从北塘上岸，“阻我营城驻守之兵，不得过河援应。因而南趋大沽北炮台后路，前后夹击，则大沽甚为吃重。虽其间新河地方亦设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绕越。且恐该处弁兵猝不及防，或有惊扰，转致掣动大局，此尤不可不虑者也。”请旨敕谕带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于北塘河口调回兵丁炮位，申谕镇将，严为防守，使该夷无计可施，方为万全之策。或即将营城所驻之兵移至北塘，更为扼要”（注2）。
陈鸿翊的奏折准确指出了北塘撤防的危害，锋芒指向僧格林沁这位领兵大臣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他所提出的御敌之策，在朝中曾引起咸丰皇帝的重视，当即廷寄军机大臣，命僧格林沁“体察情形，密为防范”。同年九月九日，僧格林沁复奏朝廷，重申北塘不能设防，坚持诱敌上岸，自信靠新河的防兵足以打败敌人，就这样拒绝了陈鸿翊的奏议。
密疏引起争论
围绕北塘防务一事，陈鸿翊与僧格林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引起清政府内部秘密争论。陈鸿翊的御敌方案，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敌我形势，主张集中优势兵力，防堵洋人于海口之外，以防敌人上岸、海陆夹击夺取大沽炮台，从而失掉保卫京城的屏障。这个主张引起不少朝臣的赞同。
据《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记载：“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居大沽、营城，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陈鸿翊密疏争于朝。”（注3）当时正在僧王府的幕僚翰林院编修郭松焘等都极力反对撤北塘防务。僧林格沁对郭松焘说：“彼以船来，不能多带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郭松焘以议论怕伤和气而辞去。郭松焘是洋务派，官至兵部左侍郎，为我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抗击外来侵略方面，他主张妥协，认为捻军起义是心腹之患，劝僧王剿捻，认为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应当与之称兵，办理海防无功可言。他反对北塘撤防，主要不是抗敌而是看出僧格林沁在战略指挥上的愚蠢。据《闽侯县志》记载，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林寿图也曾向朝廷进疏，反对撤北塘防务，称“僧格林沁督办海防，狃于大沽之捷，撤北塘之兵而退居营城，期纵敌登岸，劲骑蹙之。寿图抗疏论，北塘驰防非计，宜层层设防，以策万全”。然而，陈鸿翊的正确御敌之策，并未被皇帝采纳。
奏疏为战争发展所证实
陈鸿翊的奏折没有被采纳之后，北塘海口撤防，向英法美俄等侵略者敞开大门，北塘镇成了敌人的大本营，从此悲剧发生了。
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英法政府通告各邦，对中国正式宣战。战争一开局，正如陈鸿翊在奏折中所分析的那样，清军猝不及防，骄傲自恃的僧格林沁，此时他管带的骑兵马队，见了洋枪洋炮，也惊恐地乱了阵脚。他原想敌人从海上来，不可能多带马队，结果敌人从北塘上岸的骑兵就有三千之多，而且有一千多辆双轮独辕炮车。面对敌人的大举进犯，僧格林沁统领的清兵，已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下面是英法联军以北塘为大本营，向津京进攻的简要时间表：
八月十二日，敌军占领了军粮城，随即占据新河；八月十四日，敌军逼进塘沽，十五日塘沽落入敌手，僧格林沁向朝廷奏报，大沽形势危急，“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圣谕僧格林沁先行撤退；八月十六日，僧格林沁为稳定军心，查出在塘沽首先败退的宁化兵，业经正法，传知各营；八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陷落，提督乐善中炮死，僧格林沁驻守的南炮台，已先行撤退；八月二十三日，敌军占据天津城。
面对北塘溃败，诸军尽散的局面，当时有诗云：“一溃军威不再扬，官军逃散似飞蝗。”原来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一路败退，“衣履尽失，每过一县，得银二、三两，充旅食”。万余大军，只剩寥寥数百人到古北口立营。
英法等侵略军自北塘登陆，包剿大沽炮台后路，海陆夹击，先攻陷大沽，后陷天津，随即攻破京城，到处焚掠残杀，清王朝皇室逃往承德，从此，清政府同英法等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铸成千古遗恨。
北塘的失守，实际上是拱手相送的。面对洋人的烧杀奸掠，家乡横遭劫难的惨状，陈鸿翊万分悲愤。当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鸿翊再次向朝廷递上奏折：“窃臣籍隶畿东，世居北塘。现接家信，闻逆夷由北塘上岸，黑鬼子及红头布约有万余，意欲暗袭大沽后路。”他在奏折中再次坚持将驻守在营城之兵调北塘追剿敌人后路。“为今之计，臣愚以为应令北塘以北营城驻守之兵，西由宁车沽直趋北塘，攻击逆夷后路，以分其势。”他请求皇帝发兵二万，速来大沽御敌。如果这样的话，沿河居民必然受到鼓舞。同时指出敌人久居北塘的危害。认为敌人以北塘为基地，不仅要取大沽、营城，而且威胁津京。他在奏折中揭露营城带兵大员，在大敌当前，不思设法防敌，反而查拿难民为奸细，人心极为不平。“沿河居民破家失业，迁徒流离，既遭夷害，又被兵扰，苦累惨不可言。”请旨安抚蓟运河沿岸居民，勿使失所，以收人心。
据奏折的原件看，清朝同治年间，由官方纂辑的《筹办夷务始末》删掉了奏折的结尾部分，因为其内容提及了他上年进疏没有被采纳，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被删掉的奏折结尾写道，“臣生长北塘，地势情形，皆所素悉，是以上年八月，有北塘仍宜设防之请。今接家信，知事已至此，焦急万分，为此不揣冒昧，据实直陈，伏乞皇上圣鉴。”（注4）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陈鸿翊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想的是如何抗敌，对冒犯天颜和王臣威严的后果全然不顾，仍直陈上年的御敌主张，其精神实乃可佳。
办团练雄心报国
就在大沽口陷落的前一天，清廷命陈鸿翊回宁河原籍办理团练。
陈鸿翊胸怀壮志，决心强兵报国。八月三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再次提出了利用民团御敌的计划。他主张在武清和静海筹办团练，表面上以维护治安为名，而暗中调动武清练勇迎剿敌人，利用静海之勇尾追敌人，使入侵之敌首尾不能相顾，不得进犯北京。然而，陈鸿翊的良苦用心已全然无用了。清政府御敌仅是装装样子，妥协求和之心早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抗击外敌。
僧格林沁把北塘拱手让给英法联军之后，有如堤坝溃坍，祸及北京，殃及全国，其情形正像当时津门居士有诗讽刺的那样：“战将谋臣无良策，连营百里一时空。”
大沽溃败之后，有些有识之士终于看出了败绩的实质，认为今日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不在疆场而在朝廷，海口虽极力防御，费过百万，但朝廷怀着必和之心，怎能成功？就在英法联军逼近京城之际，无心抗敌的咸丰皇帝已下令调大兴、宛平两县五百车辆，准备弃城逃跑。
这时，陈鸿翊御史还在致函军机大臣，报告他回宁河本籍所见之情景，再次提出“拟重组芦台练勇，以备抗敌”。
孰不知，此时英法联军已逼近北京八里桥。九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率后妃宫眷及部分王公大臣，离开圆明园逃往热河。十月六日敌人开始抢劫和焚烧圆明园。随即在敌人的枪炮逼迫下，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北塘海口撤防，是僧格林沁一手造成的悲剧。当时有诗讥讽道：“滔滔海水流不尽，难与千秋洗恶名。”由于海防败绩，僧格林沁被清廷先是摘掉顶戴花翊，后又革去爵职。
陈鸿翊在那外患侵扰的动乱之秋，不畏皇权，敢于同最受皇帝恩宠的王公大臣抗争，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他的御敌良策虽然在朝中引起争论，但动摇不了清政府对外“柔远”妥协求和的政策，这就是陈鸿翊虽有良策，而不得施的根本原因。他力主抗敌的思想及正确的防务战略主张，虽为战事的发展过程所证明，但也无功可记，就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宁河县志》也无他的政绩、卓行记载，仅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筹防海口疏》，并在正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它，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还发着光。民间传说中的“铁脖御史”，实际上是对陈鸿翊同王权抗争直陈抗敌主张的褒奖。
文人武官王燮
高殿清
王燮（1848—1900），字襄臣，号湘岑，宁河县芦台镇人。清代著名将领王锡朋的曾孙，著名语音学家王照的大哥。擅长诗文书法。袭承祖荫补任京城右营都司，升至左营游击，后加总兵和仓场待郎衔，特加二品衔。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被义和团误杀身亡。有诗作《秦园诗草》，辑诗词152首传世。
（一）
王燮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祖父王锡朋，出身行伍，善骑射，曾任寿春镇总兵，久经战场，战功累累，1841年10月，在定海抗击英军中壮烈殉国。祖父王承泗，曾任山西代州知州，署蒲州知府。其父王楫太学生，承袭都骑尉兼云骑尉武职。清咸丰年九年（1859），王燮不幸丧父，他年仅11岁，下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二弟就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国最早的文字语音的改革家——王照；三弟王焯和王照一样，都考中了进士，在吏部任职。王燮的父亲病故后，由母亲带着兄弟三个节俭度日，生活拮据，二弟王照由叔父王〓收养。王当时任刑部员外郎（注1）。同治七年（1868）王燮补县学生，娶妻刘氏。同治十二年（1873）举行顺天乡试，王燮因家庭生活困难而错过了参加乡试的机会。后来，靠袭职候补官缺，也就是这一年，25岁的王燮补任了京城右营都司。这是清朝政府的步军统领衙门，俗称“九门提督”统领下的武职，为正四品顶戴。对于初步仕途的王燮来说，这官阶品级可算不低。他感谢皇恩浩荡，格外尽职尽责，成绩突出，很快提升为左营游击（从三品），后又特加二品，赐总兵衔和仓场侍郎衔。
王燮任京城左营游击一职期间，时逢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义和团运动也风起云涌，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大批涌进京城，治安秩序非常混乱。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日，八国联军有二千余名进犯北京，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廊坊落垡遭到了义和团的阻击。这时的京城治安形势日趋严峻。涌入京城的大批义和团仇杀洋人，查拿奸细，烧洋店铺，烧教堂，割电线，砸车站邮局，团民的过激行动也严重地伤及无辜。比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那场大火，有关史料就有这样的记载：“火烧大栅栏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件颇具影响的事。有些论著谈及此事时，只讲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将延烧大片民居事加以讳饬；有的甚至对此事加以颇高的肯定评价，以为表现了义和团反帝和‘严厉禁贩售洋货’的决心。这显然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事实上，由于一场大火给数千家居民带来灾难。”（注2）在这样的治安形势下，王燮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坚持巡逻，惟恐失职。这时清廷为加强京城治安，特命专职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稽查巡逻。义和团的行动是杀灭洋人，但也仇视私通洋人的官军。就在王燮巡逻遇害的前几天，清廷西太后连续四天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招抚义和团。六月十九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就在官军同义和团联合抗击外敌的情况下，王燮在六月二十一日巡逻中，被义和团拿获，误认为是私通洋人的奸细，惨遭杀害。时年52岁。
（二）
王燮在幼年读书时就喜欢诗文和书法，曾拜师书法名家戴彬元。戴彬元（1836—1889），是宁河县小刘庄人，翰林院编修，书法颇有名气，时京城有南黄（黄自元）北戴之称。他的书法主要师承颜真卿而又有发挥，出名后求他写字的人颇多，以能得到他写的字为荣。在光绪十二年写的《司空诗品》曾经石印刊行于世。戴彬元比王燮年长12岁，他们的关系既是师友，又是同乡，感情甚厚。
戴彬元死后，王燮十分悲痛，作了一首“故翰林院编修戴公彬元”哀悼诗。从这首诗中，不仅看出他们同乡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也可对他的书法造诣略见一斑。诗的全文是：
论书善变平原法，
蝯叟雄姿媲石庵。
近代奇瑰谁第一，
得公崛起已成三。
传人艺业吾乡望，
雅度汪洋庶类涵。
援笔昔时承指授，
灯窗回首独何堪。
译释成白话：
论及书法这门艺术，你在师承颜体的过程中又善于有自己的创新变化，其书法奇特、雄伟、强劲的风格可与何绍基、刘墉相比美了。如果有人要问，在清代谁堪称书法第一大家，除刘墉、何绍基，再加上戴公就是你们三个人了。你在书法艺术上的业绩，给咱家乡增添了光彩，你那高尚的品德、宽广的襟怀，就像汪洋大海那样的博大精深。我过去跟着你学习书法，曾受过你的指教，如今你不在了，让我一个人面对孤灯，回首往事怎么承受得了呢！
这首诗作于戴彬元病故的光绪十五年（1889）。前四句颂扬戴公生前的书法造诣，其意境之深邃，非一般熟知书法艺术的人所能理解。后四句，主要是尊崇和怀念戴公的品德，回顾生前的友情。诗中所引用的人物，都是我国书坛著名的书法大家。如第一句中的“平原”二字，是指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曾任平原太守，后封鲁公，所以后人称他为“颜平原”或“颜鲁公”。第二句中的“〓叟”和“石庵”，乃指何绍基和刘墉。清代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叟”，清道光年间进士，“工书，得力于颜真卿而参以北碑及唐欧阳通、李北海笔法，书风遒劲、峻拔，别具一格”。刘墉（1719—1804），号石庵，清代书法家，乾隆、嘉庆两朝先后拜协办大学士和体仁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注3）他的书学董其昌并承颜真卿、苏轼等，用墨厚重，貌丰骨劲，在清代书坛也是有名的书法大家，在诗中排序从时间上应列何绍基之前，这里是求押韵而做了颠倒。王燮诗中颂扬戴彬元是近代（当时指清代）继刘墉、何绍基这两位书法大家之后的第三位。诗的前两句是说戴公的书法师承颜真卿而又不拘泥于颜体，能在书中求变有独自的风格，其造诣可与刘墉和何绍基媲美。后面两句称他们三人都是清一代书坛上的佼佼者。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燮对书法艺术造诣是很深的，如果没有对书法史的深刻了解，没有对各大名家的深入研究，要用高度浓缩的语言写出这样的诗句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王燮在内乱外患的战火中丧生，生前遗稿遗墨传世很少。这首悼亡诗，是《秦园诗草》中的一首。
（三）
王燮的诗也很有特色，是晚清诗苑一束盛开的奇葩，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块瑰宝。现仅存的《秦园诗草》，共三卷，是他三弟王焯从灰烬中找到的，后记为清代著名学者贺涛所作。诗集共辑诗词152首。其中咏物68首，赠友21首，哀故11首，和吟8首，感怀29首，叙事4首，词11首。
王燮在补县学生和袭职进京后，常和文人名士交往，虽为武职，却常以文会友。他在自家院内建起书斋，名曰“漏月轩”，取“林深漏月”之意，并自号“骚坛小都尉”。清代著名学者贺涛、吴汝纶都是他的文友。吴是桐城才子，字挚，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任内阁中书，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佐僚多年，“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奏疏多出汝纶手”。（注4）是当时名噪京师的古文学者。他和贺涛的事迹，在《清史稿·文苑传》均有记载。贺涛是吴汝纶的门生，任刑部主事，在古文诠释方面造诣很高。王燮的诗词受这些名家的影响，古文底韵深厚，有人赞誉他“屡以古学冠顺天”。王燮死后六年，吴汝纶在吏部见到了王燮的弟弟王焯，并将收藏的一篇诗稿交给了王焯，这才连同从灰烬中找到的三册刻印成册，吴并受王焯之托，为王燮撰写了墓志铭。
王燮自幼生长在芦台，进京当官以后，对家乡深怀眷恋之情，他的好多咏诗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故乡的爱，对岁月的感伤。下面辑选几首供读者品味：
野眺
郊原风日暖，孤客意闲闲。
绶带随春去，轻车载句还。
冰痕裂渚外，芳信动林间。
回首芦台望，烟尘起市圜。
天津道中
曲径苍茫古树阴，
马前一片积水涔。
车掀白浪二三里，
霜染红霞千万林。
落叶有情还恋树，
秋风无客不沾襟。
行踪到处原难定，
且任狂生放浪吟。
京师道中
虫吟古道欲三更，
独自轻车古道行。
黑暗深林疑鬼瞰，
荒凉孤冢有狐鸣。
长天夜静星光白，
细草香飘雾气清。
隔岸树中寒犬吠，
遥知村店在前程
秋赴北塘
望眼拓荒遐，鱼盐近海涯。
天光入遥野，云影点平沙。
风爽盈鹰鹘，溪寒绝蝇蛙。
寂寥孤垒外，斜日起悲笳。
南涧沽晓渡
半规斜月没寒云，
野径苍茫曙色分。
日出平原瞻鸽背，
草迷曲岸卧羊群。
棹歌隐隐随河转，
牧笛迢迢隔树闻。
帽影鞭丝榛莽里，
征衣何日净尘氛。
北塘道中
烽火传鲸海，孤城隐豹韬。
书生能默识，大将任贤劳。
身世嗟如梗，风尘防不毛。
十年分鹤俸，未忍就诗豪。
散步宁河城南堤调寄蝶恋花
午睡觉来闲眺瞩，碧草萋萋，恨煞春波绿；搴得芦芽才满掬，风中偶度归来曲。绶带斜飘人懒束，且棹轻舟，撑过重杨渡；信是溪南春意足，柳花阴里蜂相逐。
王燮这些诗词中的景物和地名，都是在家乡司空见惯的。他二十几岁离乡，久居京城，然而对家乡的河光海色、芦涛树影，依然是那样历历在目，那样念念不忘，足见其对家乡眷恋之深，思念之甚。在他的诸多诗篇中，既充溢着“落叶有情还恋树”，家乡难忘，落叶归根的浓浓思乡之情，同时也隐含着“帽影鞭丝榛莽里，征衣何日净尘氛”，感慨乱世之秋，厌倦武官生涯，期盼脱掉战衣早日回乡的感伤。
王燮出身宦门，但他也体察平民生活疾苦，不同于那些为富不仁和麻木不仁的官僚，当社会出现大的灾难时，他从内心发出哀诉，对难民表示深切同情。光绪三年，北方大灾，饥民逃亡甚多。王燮得知后，心绪难宁，特赋诗一首，记述灾民的惨状。
哀饥民
光绪三年，北五省大饥，畿辅难民相望于道，有交河县人赵永平，绝粮于芦，而嫂与叔争鬻子女，以奉其叔父者，余既嘉其义而又悯之，因赋此篇。
天狼光冷风怒号，
北地冻裂夜天高。
大儿啼饥小儿绝，
满街击柝杂嘈嘈。
渤海孤臣罢夜读，
不忍侧听鬓屡搔。
爰命仆人出慰问，
云自西河来遁逃。
年已荐饥冬末雪，
来岁那得种麦莜。
流民之难画难状，
匍伏僵蹶遍四郊。
交河老妇面如鬼，
入门哭诉时艰遭。
骨肉九人未忍离，
相扶叔舅老悴憔。
阿侬小叔直且鲁，
诚将鬻子充腹枵。
贫妇安肯斩其嗣，
愿鬻吾女甘一抛。
我闻斯言独太息，
冻饿犹解礼让标。
可知身被圣人化，
何以未免今嗷嗷。
芦蒲健儿喜游荡，
纨袴相炫矜奢骄。
叶子摴蒲日徽逐，
惯餐珍味轻江瑶。
谁怜流落弃恒产，
寒饿空觅粕与糟。
救苦扶危岂难事，
九牛不肯拔一毛。
忆昔世宗入嗣位，
上承祖德崇唐陶。
神文圣武光宇宙，
四海鼓腹兴歌谣。
即今苏淞达京洛，
长河输运粮万艘。
仁主洒涕念民依，
行将亲慰鸿嗷嗷。
驽钝才疏愧温饱，
问世何人能为我后分忧劳。
王燮是京师的一名武官，他的诗词带有特定的时代的痕迹和生活气息，是当时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他的诗作，措词生动，意境深远，状物细腻，写景逼真，风格简淡而传神，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从其诗作看其文学修养，不愧是一个饱学之士，从他修词润句的娴熟程度，可以看出他古文底韵的深厚，其技巧也超出了一般文人的俗套。
清代著名文人高庚恩
刘宝迎
高庚恩（1840—1917），字曦亭，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后升任四川学政使。清代著名文人，也是芦台三翰林中文才最出众的一位。一生著述七十余部，诗七千余首。著述之多，名列天津文人之冠，在全国亦属少见。
高庚恩，祖居北塘，后迁居芦台。同治元年（1862）考中举人，光绪二年（1876）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侍读、侍讲等职。后授资政大夫，官职为太常寺少卿，弘德殿行走，不久升任四川学政使，陕西汉中道台等职。
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册立总理大臣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因为慈禧太后非常欣赏高庚恩的学识，把他召回宫中做溥隽的老师。没想到时间不长，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溥隽的父亲载漪因唆使义和团围攻使馆，被各国公使指责为罪魁祸首，结果载漪被充军新疆，溥隽被废，当老师的高庚恩至此也就告老还乡离开了清宫。回到乡里，他在芦台镇药王庙园子，买下半亩园田养菊种菜，还盖了几间茅屋当做书斋，并为书斋取了个名字叫“破四万卷之庐”，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远地偏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高庚恩出身书香门弟。祖父高天秩，著有《独树斋集》传世；父高静，有《慎庵古近体诗》传世。高庚恩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小受诗书的浓郁熏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至老，仍手不释卷。一生勤于著述。作品数量之多，学问之广博，涉及领域之广泛，名列天津文人之首，在全国也极其少见。他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深沉凝重，端庄有力，门人求教者甚多，尝云：“几辈门生争树立，此间风气不轻开。”至今，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都有他的墨迹。
高庚恩做官清廉自守，很讲求洁身公正的文人节操。当年芦台镇另一位翰林刘沛然出任安徽太守，高庚恩为他送行，酒后吟诗道：“今把一麾下淮郡，将与召杜争循良。壮怀遂渡江海阔，别忘直与云天长。我欲从之无舟楫，液荷禁柳牵衣裳。”勉励他的同乡要像“召父杜母”那样，做个清官，做个有“惠政”的地方官。最后，又作诗给他的同乡好友：“子之去兮一马羸，子之来兮五马黄。肥马何荣羸何辱，愿载清风归故乡。”意思是说，“先生您离家的时候啊仅有一匹瘦马相伴，先生您回来的时候啊已是五匹肥壮的马为您拉车了。可是肥壮的马能有多少荣耀，羸弱的马又有什么耻辱啊，我只祝愿您满载着高风亮节回到故乡！”
高庚恩的文章诗赋格调清雅，造诣精深，当时在北方很有影响。他和一位姓蔡的巡检有莫逆之交，他回乡以后，与蔡巡检相邻而居，过往甚密。蔡巡检病逝时，高庚恩甚是悲伤，可他只送上一副挽联，再也没有其他祭礼了。然而，礼轻义重，联文令人读之落泪。上联是：“君由幕而官，由官而隐，隐处常无买酒钱，请看杜老篱边，斜日每教扶醉去”；下联是：“我以客为主，以主为邻，邻墙共汲浇花水，那料阮公宅畔，东风忽卷哭声来！”
高庚恩主要著述达七十多部，主要有：《思贻斋古近体诗》二十一卷，存诗约七千首；《周易大象应大学说》一卷，附《卦画生数》；《思贻斋日录迂言》；《古今箴铭集》四卷；《历代儒言要醒集》六卷；《蜀中先正文选》四卷；《清晖校士录》六卷；《土默特志》八卷；《芦中唱和集》二卷；《芦园感旧集》八卷。在上述著作中，有些著作至今在天津、北京图书馆等仍有珍藏。
高庚恩终老乡里，享年78岁。
高殿清
杜立德，字纯一，号敬修，谥号文端。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家乡宁河镇病故。
杜立德是经历明清两代、三朝的老臣。明崇祯末年进士。顺治年间，破格提拔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擢刑部尚书。自康熙亲政起，连任十四载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加封太子太师。
在朝期间，辅佐康熙皇帝治国平天下，建树了一定功勋。康熙皇帝称他“久任中枢，洵称良佐。”曾分别为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题点神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还乡时，康熙帝御制五言律诗一首，及“怡情洛社”图章，以示恩宠之隆。死后，康熙帝亲题“永言惟旧”四字，刻于杜立德专祠。
一、初步仕途
杜立德祖居金陵（今南京）。其始祖杜敬，在明朝初年任昭信校尉时，随明成祖燕王朱棣征战有功，明永乐初年授封于梁城所（今宁河镇）任职，遂定居繁衍，杜立德为梁城杜族八世。父亲杜守礼（字致中），自幼勤奋好学，行为谨慎，一生重学立品，从来“不谈他人之过，不夸个人之功”，其品德素为乡人敬仰。杜立德在其父的教育、影响下，苦读诗书，治学不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考中举人。随后，他继续刻苦学习，意志不衰，终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考中进士。不幸的是，时逢明末乱世，他虽在而立之年成名进士，却没有步入仕途为封建皇朝效力的机会。
明朝末帝朱由检，从当皇帝那一天起，就在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朝纲不振，气息奄奄。崇祯十七年（1644），也就是杜立德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城，将明王朝一举推翻。随后就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的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纪元年号为顺治。顺治皇帝福临六岁登基，继承皇位，谋政多靠他的母亲皇太后，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出身蒙古族科尔沁部，自幼学习汉族文化，精通历史。顺治皇帝在母后的抚养和影响下，也喜欢汉学，主张用汉人的儒家仁政学说来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入关立国，就注意寻访和任用明末遗贤，这就为杜立德步入仕途提供了机遇。当时，青年时代的杜立德虽踌躇满志，但怀才不遇，只好在梁城家乡闲居。幸好顺天府巡抚宋权（曾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发现了杜立德这个人才，他于顺治元年（1644），向朝廷进疏，推荐杜立德为地方上的第一人才。从此杜立德始有机会进京，被授予中书科掌印职。中书科是直接为皇帝
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与之平行机构还有通政使司、奏事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专司缮册文、诰敕等事宜，掌印职也称内阁中书，职级系从七品。这是杜立德步入仕途的开始。
二、任职简谱
杜立德从顺治元年（1644）受人举荐直接进入内阁中书科授掌印职起，时年已三十四岁。顺治二年（1645），参加朝中考核，考选了户科给事中，官职为五品顶带。顺治八年（1651），提升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顺治十年（1653），破格提升为工部左侍郎（正二品）。这次破格提升等于连升三级。同年六月调兵部任右侍郎。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农历，下同），调任吏部右侍郎。同年九月，调任太仆寺卿，后转大理寺卿，比原职降了一级（降级原因后有专叙）。顺治十四年（1657）任刑部左侍郎，次年兼任殿试读卷，武殿读卷。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从刑部左侍郎晋升刑部尚书（从一品）。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由刑部调任户部尚书。
入康熙朝，杜立德继续在户部任尚书。康熙三年（1664）十一月，调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于二月任户部尚书时兼任会试正考。康熙六年（1667），兼武会正考。康熙八年（1669）四月，由吏部尚书升入内国史院大学士，次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同时兼任礼部尚书，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退休回故里，共任相十四载。加上以前在工、兵、户、刑、吏、礼六部任职的时间，居官四十年，阅历丰富，政声显赫。
康熙十八年（1679），杜立德已年近七十。他自知年事已高，不宜再参与朝廷政要，主动向康熙皇帝疏请退休回故里。康熙帝环顾左右阁臣，谓：“在廷诸臣，谁堪大用者？”杜立德面疏数人，皇帝相比之下，觉得都不如立德，因而留之缓退。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天，杜立德再次疏请退休，方得皇帝批准，提升原兵部尚书王熙担任杜立德原职。
在杜立德告老回故里之际，康熙皇帝赐御制诗及怡情篆章，驰驿遣行人保归。《御制赐大学士杜立德旋里诗》曰：“十载资贤佐，劳深致太平。讦谟留紫闼，风度重丹楹。方倚盐梅略，难违邱壑情。餐芝黄绮伴，轩冕有余清。”
三、治平之道
杜立德初登仕途，在任户科给事中时，就向皇帝奏疏，“疏陈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一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于一时，法则昭于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一曰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也。”（《清史稿·杜立德传》）当时正值顺治初年，清朝建国不久，天下初定，国家各方面的法制尚未建立，君子之德品，天下尚不知晓，国家平乱尚在用兵之际。杜立德所进“治平之策”，承袭了汉人治国经验，体现了儒家仁政学说，主张天下敬仰天子，天子注重修身养德；主张以法治国，借鉴古代经验治理国家，提倡兴学，以法制纲伦治世；主张弘扬仁爱宽恕，君臣民应一视同仁。这些意见，在当时明末反清势力尚存，汉人对满人统治普遍不满的形势下，可以说切中时弊，深得顺治帝的欢心，“深嘉纳之”。
在此之后，杜立德多次向皇帝进疏，概括其内容要点主要是：（一）建立经筵制度，择师给皇帝讲学，用儒家学说治国，首先从皇帝做起，“自古帝王致治，必由经术，宜及时举行经筵日讲，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裨益圣治。”（二）对民间荒地要丈量清楚，逃亡民丁要审核登记，以此为蠲免赋税的依据。“凡遇赈蠲，宜分别款项，预行颁示，使小民咸喻，胥吏不能为奸，条编法简。”（《清史稿》赋役）主张税赋公开。提倡用一条鞭之法。指出，近来因为军务纷乱繁忙，征收柴草粮豆未有定额，因临时需要立即开征，使百姓不知详细，往往卖妻卖子，只中饱了贪官猾吏的私囊。如朝廷政令晓喻百姓，就可防止官吏为奸作弊。（三）让朝臣直接面见皇帝，直陈个人意见，使言路畅通。“礼部示知群臣，入朝每月不过三次，请于初一、十五行大朝礼，使群臣能够见到皇上，并直陈自己的意见，让上谕直接下达，下情直接上通。”在清初大臣辅政常有专擅的情况下，提出这些建议，对于顺治、康熙两帝粉碎多尔衮、鳌拜等专擅政权，都是很有益处的。
此外，在诸如反对旗人圈地，兴修水利，用兵等方面，杜立德还提出了许多治国平天下良策。他提出的许多深刻透彻、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意见，对清初立国完善各项政策和制度，平抑各方面矛盾，建立盛世朝纲，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大都被皇帝采纳，杜立德也深受皇帝器重，在职务上不断得到提升。
四、秉公执法
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京城发生了一起光禄寺以菜园不足而圈占民田的案件。光禄寺是属户部管辖的，这起圈占民宅民田案得到户部的批准和支持。当时正在刑部任尚书之职的杜立德，申张正义，敢于为民请命。他不顾得罪户部，挺身给皇帝题本，请旨“查审户部圈占彰仪门内民房园地事”。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是战功显赫的满州旗人车克，并挂有内阁大学士衔。杜立德不畏强权，执法秉公办案。他给皇帝奏本称：“今以光禄寺题请，菜园不足等事一疏。（户）部复查地补给，致使居民失业，哀呼万苦，虽两造未质，真伪不辨，但今查圈未完，诚恐蠹棍借题圈占，骚扰畿民，若不严加穷诘，将来奸棍恣意效尤，何所底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杜立德的题本史料，因上部分残缺，内容不全，余下整理登载的内容约有四千字。主要案件是围绕光禄寺菜户张汝源、马二、秦大、田傻子等，巧立名目扩大菜园为由，依仗户部势力“朦胧圈占城内民园，或强占园地，吞霸菜苗，或拆毁房基，推坏墙屋，或夺坟地，而破冢殃民”。菜户依仗户部后台，横行市井，为所欲为，受害居民，“情词惨痛，纷纷具告”。从菜户张汝源供词中可以看出户部与此案的联系：“我系光禄寺种官菜菜户，因官菜不足，具题添补园地时，本衙门大人马喇，同户部大人将宋福地圈给与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那个时候，圈地是清初入关建国所面临的一重大社会问题。满州贵族以征服者自居，进关后大量圈占土地，建立旗人庄园，尤其在京畿一带更为严重，迫使大批汉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清朝顺治皇帝虽有旨禁止圈地，但屡禁不止。光禄寺以扩充菜园为名，圈占城市民宅和田园案件，是众多圈地事件的一个，而且是同清皇朝中央部门有牵连的，处理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杜立德为了避开户部的干扰，于次年六月再次题本，将此案“请敕吏部查议”。最后皇帝批复：“依议。”
杜立德在治国平天下之策中提出：“尚德缓刑。”处刑取宽大政策，这是他在刑部和以后任内阁大学士职时治狱的思想依据。据《清史稿》记载：“十六年（1659），擢尚书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用法平。”顺治皇帝十分欣赏，对左右朝臣说：“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杜立德公平执法，定案量刑取宽大政策。有的官吏定案不当，就常被退回，令其重新审理，有的即便定案适当，也尽量寻找可以不处死的理由。康熙皇帝和以后接替杜立德任保和殿大学士的王熙，都称赞杜立德襟怀若谷，有古大臣的风度。杜立德为人宽厚，“阁老厚德”的名声，当时响誉京畿乡闾，不仅方志有所记载，就连同朝大臣的著述中也有表述。
清代康熙朝任刑部尚书的王士桢，也是一个学者。他崇尚杜立德的治狱之德。在他的笔记《池北偶谈》中，写有《杜公厚德》一章，夸他“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温之色”。介绍，京师有个无赖子，经常同给王公大臣掌管车马的人挑斗寻衅，无理取闹。有一次，这个无赖子喝醉了酒，就跟在杜立德舆列后，不断地辱骂，而杜公就当没听见。这个无赖子一直跟随到相府大门口，仍然叫骂不绝。骂了好久，杜公问他，“骂可已乎？”无赖子方归。当他醒酒后，有人告诉他，“昨天你辱骂了宰相。”于是他仓惶地跑到杜相府跪地谢罪。杜立德不但没有治罪他，反而给金二两，“令其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岁时必至公门叩拜”。最后这个无赖子成为了一个善良的人，一直到死没有做坏事。从一位大臣笔记的记述看，杜立德确实“位高善下”，温颜和蔼，宽宏大度。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称：“公在内阁十四年，以彝鼎重望为海内仪表。”“勋茂弥谦，位高善下。温然冬曦，蔼若春阳。光大含宏，行以直方。”说杜立德执法不阿，身居高位，对下和善，其温颜有如冬天的丽日，和蔼有如春天的阳光，性格海涵大度，行止正直大方。封建社会撰写碑文，都有溢美、隐恶的局限，但从这些评价中也看到了做为一位封建儒臣的一般修养和气度。
五、赈济大名
顺治十年（1653）闰六月，京畿地区阴雨连绵，“逾旬不停，河溢田淹，房屋倒塌”。畿辅各州县水灾严重。这次水患，在《畿辅通志》也有顺治帝的圣谕记载：“朕朝夕乾惕，冀迓时和。乃兹者霪雨匝月，岁事堪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小民艰于居食，深可轸念。”（《畿辅通志》诏谕）当时杜立德正在兵部担任右侍郎之职，皇帝降旨，遣命他为救灾施赈大臣，到大名府放粮救济灾民。他秉公施赈，不贪不占，家乡遭灾也毫不顾及。据《敕封儒林郎吏科给事中致中杜公墓志铭》记载，在杜立德施赈救灾期间，杜守礼曾写信给儿子杜立德，嘱咐他，“任务完成之后，要即刻回朝复命，不要以老父为念而绕道回乡探望。”杜立德谨遵父命，兢兢业业，完成任务以后就马上回到朝中报到。杜立德在大名府赈济灾民的政绩十分突出，这在《清史稿·杜立德》中也有记述：“畿辅水灾，奉诏赈济大名，全活甚众，再调吏部。”
杜立德调吏部任右侍郎的时间是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同年九月初四（公历10月13日）曾受到降调一级的处分，被调任太仆寺卿，后转大理寺卿。降职原因没有详细史料记载，有关一些史料扼要称：“以前任兵部时旧案，镌一级。”从相关史料记载分析，降级的原因同弹劾大学士冯铨有关。顺治八年杜立德曾在朝上疏，请求皇帝将状告大学士冯铨奸贪的案子，交满汉大臣公议。冯铨受此弹劾，被黜一年，又于顺治十年（1653）三月重新起用，官复大学士原职，一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退休。杜立德因直言弹劾冯铨“纳贿招权”，素为冯铨所忌，降级同此有关。冯铨退休不久，杜立德又从大理寺卿晋升刑部右侍郎。在此之前，杜立德曾因父病故，回乡守孝。杜立德墓志铭有“澄叙官方，铨政以肃”。此“铨政”，指的就是顺治初大学士冯铨参政的那一段历史。
六、整肃吏制
清初建国，顺治六岁继皇位，康熙八岁登基，都经历了大臣辅政，专擅朝纲的一段历史。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辅政，他结党弄权，互相倾轧，吏制腐败。康熙初年，由四大臣辅政，排序第一位的索尼年老多病，不问朝事；遏必隆处事圆滑，不发表政见；苏克萨哈与鳌拜争权，结果为鳌拜借故处死。鳌拜在朝位尊权重，结党营私，阴谋篡位。杜立德透彻看清这一吏制的弊端，认为大臣辅政，必然造成奸臣专权。为整肃吏制，他同专擅奸贪之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多尔衮专擅期间，大学士冯铨同陈名夏等朋比为奸，弄权受贿，奸吏横行，杜立德为此深恶痛绝。因此，他在任吏科给事中时，就不顾官小职微，敢于在朝状劾大学士冯铨之流。有关史料记载的“冯铨奸贪”案这样写道：在弹劾冯铨有奸贪罪之前，检都赵开心就曾上疏，“疏论大学士冯铨、陈明夏等，各植门户，开朋党之渐”。（《清吏稿·赵开心》）当时，因冯铨佐理朝中机务，协助多尔衮辅政，重权在握，很难劾倒。顺治二年（1645），“御史吴达劾铨，向降将姜镶索银三万，许以封拜”（《清史稿·冯铨》），揭发冯铨的儿子冯维淮，经常出入叛将姜镶门下，并“张宴欢饮”。同时揭发冯铨的，还有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等三位给事中，及御史王守履等多人。当疏状上朝后，竟半个月不见消息。杜立德挺身而出，请旨皇帝令满汉大臣共议此事，要当着皇帝和众大臣的面，申张是非曲直。杜立德在奏言中称：“诸臣俱实以告，将逾旬日，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言辞十分激烈。他“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申公议，鼓直言之气”，但由于当时多尔衮专权，此案交刑部处理，以所劾不实为词，凡劾冯者，都分别受到了降调或夺官的处理。顺治八年（1651），皇帝亲政，对此案重新复议，诏谕冯铨“得叛将姜镶贿，便当引去”，这才革职。但时隔不久，又召冯铨入朝，顺治皇帝所考虑的是，国家初建，正在用人之际，况且视冯铨有才，决定官复原职，“以观自新”。冯铨复出，对弹劾者杜立德、赵开心、吴达等人非常不利。结果，杜立德以劾冯铨，“为所切齿，又检都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这就是所谓杜立德兵部旧案降级的原委。冯铨退休的第二年，即顺治十年（1653年）杜立德又升任刑部右侍郎。康熙三年（1664），又进入吏部，担任尚书要职，为以后进一步整肃清初吏制创造了条件。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一举粉碎鳌拜阴谋集团。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时任吏部尚书的杜立德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经过是：
顺治皇帝于1661年死后，由年仅八岁的幼主玄烨继皇位，并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在索尼病故后，鳌拜野心勃勃，胁迫年幼的康熙皇帝杀掉苏克萨哈和大臣苏纳海，集权于自己一人之手，专擅朝政，为非作恶，并图谋杀害康熙皇帝。年已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早已觉察鳌拜图谋不轨，并为除掉他提前做好准备。“选侍卫中之年少有力者，令习捕击（也称布库）之戏，即入奏事也不避。鳌拜以为帝懦弱且好嬉，心益坦然”（《清史编年·康熙朝》上）。康熙八年（1669）六月十四日，鳌拜按定例朝见皇帝，玄烨遂命久经训练的侍卫当场将其拿获，谕吏部定罪。
时任吏部尚书的杜立德接旨后，即展开调查取证，将鳌拜定了欺君擅权，擅杀大臣，结党篡政，阻塞言路等等三十条罪状。康熙帝考虑到此案涉及中央和地方很多满汉官员，便以甄别为名，对京师和地方官员进行审查清洗。当年六月二十六日将鳌拜死党满员吏部尚书阿思哈处斩（当时尚书职满汉各一人），其余在京的满汉官员“革职、降级、休致共八十三员”。随后改组内阁。杜立德协助康熙皇帝粉碎鳌拜集团得到皇帝信任，拜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史编年·康熙朝》上）。
杜立德在吏部和任相时，一贯主张整肃吏制，肃清奸贪。他所提倡的政令，简编易懂，百姓家喻户晓；他主张皇帝上朝，可直接向朝臣下旨令，朝臣亦可直接面君汇报下情；主张地方官不宜频繁调动，以考验政绩等等。这些都为整治官场奸贪腐败恶习起到一定作用。
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对愚骗皇帝的深痛之。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造太和殿、乾清宫告成。举行庆典，康熙帝亲自参加。当时御钦天监奏：“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杜立德当即予以驳斥。他说：“皇就是吉星所在，即是吉神。皇帝迁入新宫，理应从中门进入。”斥责御钦天监是妄奏胡言。皇帝听了杜立德之言，直接从正门入，使钦天监这位专司风水星象的大臣十分难堪。
七、减赋为民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曾发生了一起惊世的“三藩之乱”。所谓“三藩之乱”，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联合反清叛乱。这三个藩王，原来都是明朝边关守将，他们叛明投清以后，因功封以为王。吴三桂驻防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驻防广东。耿精忠驻防福建。这三个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以吴三桂势力最大。他们在南方割据一方，专横暴敛，似如豺狼，每年还要向朝廷索取巨额军饷，“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康熙皇帝亲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可见“三藩”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疏请告老回辽东。吴三桂和耿精忠知道后，惶惶不安，假意上疏，请求撤藩，想以此试探皇帝对“三藩”的态度。康熙皇帝正求之不得。当即下旨撤藩。当吴三桂接到撤藩之旨后，大失所望，于是狗急跳墙，网罗党羽，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动反清叛乱。另两个藩王一起响应，不到数月就占领了两广及云、贵、湘、川六省之地。在危急情况下，康熙帝在大学士杜立德、李蔚、冯溥的协助下，运用安抚、收买、军事压力相兼的手段，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斗争，才使“三藩之乱”得以平息。
杜立德在平息“三藩之乱”中，身负内阁要职，参与制定机务大计。《清史稿》记载：“三藩事起，立德与李蔚、冯溥参与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平叛后，他得知广东赋税杂多。这些杂税并非中央所定，而是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强加给老百姓的，“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便向皇帝请求平乱地区蠲免赋税，以安民生，使天下安定。皇上从其言。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谕户部，吴三桂叛后，各省地方因被侵占，进而从逆，情非得已，故于平定之后，悉免其旧欠钱粮。……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著尽行蠲免。”
据《杜文端公墓志铭》记载，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天下正在除旧布新，同皇帝共议颁布恩赦诏书的大事，都得由杜立德参与。但不巧他因病卧床未能参加。皇帝命近臣携诏书到病榻询问杜公，拟颁诏书还应增加什么内容。一贯处事谨慎的杜立德说：“皇上以天地父母之心，连这么非常细小的地方，都想得很周到了，为臣愚昧，怎么能随便议论呢。”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皇帝过元宵节，为庆贺三藩平定，赐给群臣升平宴，在乾清宫设宴，“君臣一体，共乐升平”。皇帝慰杜公辅佐功劳，在其卧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在杜立德家中赐御宴，并手书诏旨，表示慰问。可见杜公当时在朝中地位和影响。
杜立德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做了许多好事。他自己居官不贪，奉公守法，堪称百官表率。他的这一品德，从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被革职一事可见一斑。熊赐履是粉碎鳌拜的功臣，他曾上万言书指控鳌拜罪行，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反被解职呢？据史料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军务，熊赐履擅开票据，出现失误，受到三法司检举。熊赐履便更改票签，署大学士杜立德之名义，将原来自己草签的票据毁掉，企图将过失嫁祸于杜立德。此案由吏部审查，认为委过于位高德重的杜立德，有失大臣的体面，于是“坐夺官归，侨居江宁”。这件事，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杜立德比较清廉的品德。
八、兼任主考
杜立德在朝为相，属于熟悉和精通经儒之辈中的佼佼者。他在清代历经两帝，从中书掌印升至大学士，在中央六部都任过要职，熟知朝政机务，善于熟练地处理朝廷奏章，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凡有重要的乡试、会试、殿试，朝廷都委任他做主考。有关史料记载，杜立德在主考取士方面，以公正之心待人，没有远近亲疏的界限，虽是平民百姓，生平无一面之交的，如果有一技之长，都要负责荐引。“公曾为浙江乡试主考，又为礼部会试考官，都可称选人得当。”
杜立德在任刑部侍郎时，就先后担任两次殿试的考官。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朝他曾主持过几次殿试和会考，为朝廷荐引人才，这对“康熙盛世”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康熙三年（1664）三月举行的会考，杜立德任主考官，经殿试，取严我斯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及第出身，并给予委任；康熙六年（1667）十月，杜立德担任殿试武考正主考官，赐武举人秦藩信等一百人武进士及第出身，并予委任；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杜立德主持会试，后经殿试，赐韩炎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并予委任。杜立德为人公正，取才不论亲疏，一视同仁，其同父异母弟弟在家课读，进取时同寻常百姓子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关照。大学士王熙称赞他：“这都是平常人所难办到的。”
九、主要著述
杜立德在朝为官四十载，主要从事机要政务，所存遗稿，大多是公文奏章，留给后人的著述很少。从有关史料整理，择其主要介绍如下（奏章除外）：
康熙十年（1671），纂修成《皇帝家谱》。担任《太祖圣训》的总裁官，同年《圣训》告成，由图海、李蔚等重加考订，编成全书。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担任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先后撰写了《仁孝皇后神主》、《孝昭皇后神主》等。
《宁河县志》收录杜立德文章主要有：《问奇集小引》、《工部地修堤记》（节本）。前者是为张洪阳所著《问奇集》作序，主张作学问，要学习古人，治学严谨，求深求精，词句精辟，含义深刻，这样才能够纠正讹误，正传于乡里，正风俗。后者是为当时宝坻县东南海滨（现汉沽区营城西南）工部地修堤所题。他在《记》中指出，要想为人民办些公益事业，是不容易的。人心不齐不好办，而关键在于一县之长是不是有事业心。说利己的事有人干，为了公家的事则不出力，这怎么行呢？他鼓励办公益事业应提倡义举。他的这些思想当时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杜立德是清初四大才子之一。在康熙朝任刑部尚书的学者王士桢称清初四英才是：“大学士高阳李公（蔚）、宝坻（原宁河属宝坻所辖）杜公（立德）、临朐冯公（溥）、掌院学士昆山叶公。”杜立德佐理顺康两朝机务，才华出众，为朝臣所尊崇。
十、皇帝厚待
清初立国，顺治皇帝就十分器重杜立德，一再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康熙皇帝经常称赞他有古大臣的风度，在朝居大学士十几年，“恩泽沾渥尤隆，常赐宴，特准坐于殿堂之内，汉人大学士入殿能坐者，是由立德始”。死后，朝廷震悼。康熙三十年（1691）十一月十三日，皇帝遣顺天府知府刘元慧谕祭（译文）：原任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师、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之灵。朕以国家倚重老臣，有如股肱，勤于国事，呈献良谋，则生前有爵禄之赏，而殁后受褒崇之荣，这是用以酬赐功勋典范最为隆重的了。杜立德心怀恭谨，行秉忠诚。从政初期你就尽职尽责，从未有失；官阶晋升后，更加秉公办事，勤而不怠。朕嘉奖你的功绩，故特提拔你参与机要。你能够认真地议论朝政，确定国家大计，尽心竭力献计献策，堪作居官表率。你秉公正直敢言的风度，既识大体，更识要端，以和颜悦色的仪容，从不偏激，又不苟同。才到告老退休之年，就递上辞官解职的呈请，表现出胸怀高雅。
康熙帝的谕祭，对杜立德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这里足可以看出，他在朝廷中的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又为杜立德赐御制碑文，称他为臣工僚佐的表率，久任中枢要职，堪称辅佐良臣。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二千多字，对杜立德的一生进行了概括性评价，赞扬他乃朝廷鼎辅重臣，为海内臣民师表，功德广布于万众。生前告老还乡之时，皇帝赐御诗表彰其功。在职时杜立德曾以清世祖顺治皇帝“实录”告成，赐给鞍马金币，加太子太傅。康熙皇帝曾在十九年（1680）下旨，诏请杜立德，瀛台赐御书一轴，行书唐诗一卷。在康熙十八年（1679），杜立德自知年事已高，主动请旨退休，没有得到批准，康熙皇帝派册封皇后副史，专门扶持上朝，免行君臣大礼。史料记载：“汉大学士入殿坐，自立德始也。”
十一、故乡梁城
杜立德的故乡在今宁河县宁河镇，古名梁城，原隶属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三月十九日，分设宁河县。因“县无城池，四面环水”，靠蓟运河环绕，借用天然地利，捍御县城安宁。
古代梁城，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镇。因为梁城是清初杜阁老故里，所以这里素有“仁义之乡”的美名。其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
今者宁河县，古者储粮城。
储粮自何代，魏武记分明。
桓桓曹孟德，蹋顿将徂征。
二渠启开凿，汛海来香粳。
南以溯滹沱，军粮犹留名。
其北达泉州，储此给厥兵。
数面水环绕，无假高闬宏。
神龙姜师度，循此旧轨程。
史言避海难，蓟运想早成。
云胡不学者，渠梁妄改更。
渠上架小梁，称城真瞽盲。
陈志及唐书，略举告后生。
这是载入《宁河县志》的一首普通五言诗。它以丰富的历史掌故，记述了梁城的演变历史，这是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资料。这诗的大意是：今天的宁河县（实际指县治驻地，今宁河镇），古代叫储粮城。储粮始于何代呢？这在《魏书·武帝纪》里都有明确的记述。那时威武称雄的曹操，正在准备征战乌桓贵族首领的蹋顿，开始挖了泉州渠和平虏渠，通过蓟运河运输南方的粳米，它南面通着滹沱河，军粮城的名字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它的北面可以到达泉州（今武清地），粮食储在这里是为了给边关军士。这个地方几面都被水环绕着，没有高大的城墙。唐朝神龙二年（公元706），沧州刺史姜师度，也沿着泉州渠的故道开河通漕，史籍都说避海运之险，我想蓟运河早有了。像五代战乱刘仁恭之流，不学无术，号称梁王，妄想把储粮城改为渠梁城，以便符合他的王号，一小渠上架小桥，怎么能堪称“大梁”呢！看来这些无耻之徒是无根据的瞎说。
从署名“前人”的这首诗不难看出，梁城之名始于五代。“渠梁”为含有“大梁”之义，是五代战乱的产物。在此之前则为“储粮城”、“军粮城”。
梁城杜氏为一大族。自明初其始祖杜敬，因武职移居梁城以来，又历经杜宪、杜铭、杜仁、杜朝先、杜守礼、杜立德七代。杜立德堪称封建社会地方一代人杰。清代慕杜公之名游历梁城者不少，有些历史留下的诗赋可知当年杜阁老的声名。清代翟文台所作《过杜相故宅》，其中有这样几句：“城中有宅似官衙，群识当年国老家。开国功勋耀千载，钟鸣鼎食足豪奢。峥嵘甲第邀荣赐，高悬匾额书金字。声气居然仕宦家，街行艳说谁能置。……相公起授中书荐，官阶屡陟人争羡。圣主优崇赐宴时，特恩列坐先皇殿。子弟承恩侍禁闱，一家门第生光辉。……”署名前人的《杜氏宗祠》这样写道：“环城流水映祠堂，开国勋名衍泽长。一代鼎钟隆宠眷，千秋俎豆荐馨香。”
杜立德死后建有专祠，名为“杜大学士祠”，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祠上“永言惟旧”的匾额为康熙皇帝御赐。杜立德的墓，在宁河镇东头约一里，石兽碑碣和皇帝谕祭碑文，50年代均完好无损，在60年代后期已荡然无存。
附：大学士杜立德任职年表
崇祯十六年 1643年 考中进士
顺治元年 1644年 中书科掌印
顺治二年 1645年 考选户科给事中
顺治四年 1647年 任兵科、吏科给事中
顺治八年 1651年 升任太常寺少卿
顺治十年 1653年4月 破格提升为工部左侍郎
顺治十年 1653年7月 调兵部任右侍郎
顺治十一年 1654年10月 降一级调任太仆寺卿
顺治十一年 1654年11月 因父病故回乡服丧
顺治十三年 1656年 由太仆寺卿转大理寺卿
顺治十四年 1657年8月 晋升刑部右侍郎
顺治十四年 1657年9月 改任刑部左侍郎
顺治十五年 1658年4月 刑左殿试读卷
顺治十五年 1658年11月 刑左、武殿读卷
顺治十六年 1659年11月 升刑部尚书
顺治十七年 1660年5月 刑尚、武殿读卷
顺治十八年 1661年8月 改任户部尚书
康熙元年 1662年 继任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康熙三年 1664年12月 调任吏部尚书
康熙六年 1667年10月 吏部尚书、武会正考
康熙八年 1669年5月 拜内国史院大学士
康熙九年 1670年9月 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6月 从大学士任上退归故里
康熙三十年 1691年 农历六月八日病故，享年81岁
史料来源及参考书
1．《清史稿》
2．《清史编年》（康熙朝·上）
3．《清代职官年表》（第一册，大学士部院大臣部院汉侍郎）
4．《清代历史资料丛编》
5．《宁河县志》（乾隆本）《宁河县志》（光绪译注本）
6．《池北隅谈》
7．《北京历史纪年》
8．《前清盛世》（康熙朝）
9．《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卷）
10．《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11．《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
御制杜立德碑文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御制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碑文：
朕惟国家慎简臣工，置诸辅弼，必藉端醇彀谨之彦，以克襄犹烈。表率班联，故生有显秩之劳，殁厚饬终之礼。所以彰德酬庸，俾垂永久，典至隆也。尔杜立德，持躬厚重，赋情朴诚；早陟掖垣，旋跻卿寺。议事每抒侃直，居心力矢公忠。洎简任历试诸曹，而笃棐恒如一日，有伦有要，展综理庶物之材；克慎克勤，尽夙夜在公之谊。朕心嘉赖，命典纶扉，密勿与闻，股肱攸寄。尔更秉怀渊塞，砥节端方，表弼亮之风规；虚哀而衡国是，殚经纶之事业，正色而肃官常。久任枢机，洵称良佐。是以引年遂请，而眷念不衰。尚冀田里优游，遐龄未艾。告终忽至，朕甚悼焉。爰命有司，厚其葬祭，易名考行，谥曰文端。呜乎！老成陨谢，怀风度于当年；纶〓丕宜，播休声于奕〓。岂为尔子若孙之光宠，抑亦百尔有位之观型。爰勒贞珉，昭垂无斁！
译文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帝为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所作的碑文：
朕惟以国家慎重地选任群臣，辅佐朕躬，必审选品行端正、性情淳厚的俊彦之士，以赞襄伟略宏谋。作为臣工僚佐的表率，所以生前有爵禄之荣，殁后有祭葬之礼，用以表彰功德，酬其勋劳，使之名垂后世，恩典最为隆重了。杜立德，居身淳厚，天性忠诚，早年在司曹佐政，后来官职晋升成为朝廷的重臣。论事刚直敢言，秉公无畏。历任各职，勤勉如一，有条有理大展治理政事的才能；谨慎勤奋，尽到了日夜从公的心愿，朕甚嘉许和信赖。因此委以重任，参与机密，倚若股肱。你更有远见卓识，砥砺的节操，表示匡弼之忠诚，虚心衡定国家大计，展现政治之才干，正颜整肃职官行风，久任中枢要职，堪称辅翼良臣。虽然答应了你的请求，允许你告老回乡，但对你一直思念，希望你在乡间生活舒适，健康长寿。忽然间接到你去世的消息，朕心非常悲痛。乃命令有司，厚给祭葬费用，考终定名，谥曰文端。德重年高的人故去，使人怀念他当年的风貌，颁布诏书，广泛传播美名，不仅是你子孙的光耀，也是为在位臣工树立典范。勒工镌石以不朽，流芳千载而永昌。
杜立德家族墓地
杨国奎
杜立德家族墓地坐落在宁河镇镇东约半里处。该墓地早已被毁并辟为农田，现遗址处已无任何遗存。
杜氏墓地在“文革”前保存尚较完好。整个墓区占地约数十亩，地势较高，呈南低北高之势，北端有约两米余高的土垣，东、南为苇荡所包围。墓园最南端有一座大型四柱三进式石刻牌坊，额题康熙帝手书“永言惟旧”四个大字，字态端庄雍容。牌坊往北有长达数十米的神道。进入牌坊，沿神道往北约二十余米，居中有大型石制供桌一座，上设石鼎、石薰、石觥、石碗等祭具。供桌左右矗立巨型碑碣三通，碑体宽逾四尺，厚约尺许，高可丈余。碑座为一长逾两米的龟形石兽，全碑通高超过五米，巍峨耸峙，蔚为壮观。碑制即俗谓“王八驮石碑”。其碑雕工精美，石兽昂首而伏，栩栩如生；碑券藻饰华美；碑文为满汉双语，汉文系正楷官体，字大如盎，虽经两三百年风侵雨蚀犹未缺损。据考，三碑中一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帝遣顺天府尹阎宝印同宝坻知县方之璧谕祭杜立德父杜守礼、母张氏、继母张氏碑；二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遣顺天府尹刘元慧谕祭原任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师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碑；三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御制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谥文端杜立德碑。供桌与碑碣以北神道两侧，相对而置石马、石羊、石骆驼、石翁仲（即石官）等。神道尽处至北端土垣为墓区，其中有封土大墓二十余座，墓前大多有墓碑，碑前有石碗。据考，宁河镇东之处墓地为杜氏老茔，内葬有宁河杜氏始迁祖杜敬及杜立德曾祖杜仁、祖杜朝先、父杜守礼、杜立德，再下则不闻。20世纪60年代初，该墓地已略显荒凉，其中荆棘丛生，蒿草没胫，似久已无人祭扫，但规模尚在，仍不乏庄严肃穆之象。
杜氏墓地不失为一处较有文物价值的古迹，其地上遗存弥足珍贵。其中墓葬规模可供研究古代葬制；坊、碑等均是上乘的石雕工艺品，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碑文不仅是较佳书品，也是研究清初历史的实证。
1964年秋，当时驻宁河镇的“四清”工作队为去坟还田布置统一的平坟行动，杜氏家族墓地被平毁。墓地中的石碑坊被拉倒，石碑被炸断，加上其他石制品均被用作石料修了扬水站。所有墓葬都被一一掘开，将棺木拆散移出后填平；墓主遗骨被扔弃，棺中殉葬物如金、银、玉、珍珠等被收集起来，先是送到县城展览，后被拿到天津变卖，得款用于宁河四村办了有线广播。据说杜立德墓也未逃此劫。其墓穴中共有棺五具（杜立德妻妾可考者有三位，即元配王氏，继配王氏、侧室李氏），其中杜立德之柩为三层套棺，最外为长方形棺罩，均以方木排列构成；罩内为椁，长近丈、宽三尺余，巨大而厚重，质似楠木，通体未朽，罩漆黑亮如新，柩前墓主榜文为烫金宋体，熠熠闪光且历历可辨；椁内有棺，棺呈长方形，质似为柏木，棺与椁之间有灰白色膏泥质防水填充物；棺中墓主肉身已无，仅剩尸骨，其周匝以黄绫塞倚，葬衣未朽，其锦缎官服上以金银丝绣就补服图案及波浪状海牙，华丽绚烂。棺中出土玉带一条、闻烟壶一个、印章一枚（据考，杜立德致仕时，康熙帝亲赐其“怡情洛社”图章一枚，想即是此）；其妻妾棺中则有凤冠、金簪等物；穴中又出土汉白玉杜公墓志铭一方，边长约二尺半，厚约半尺，铭体毫无缺损，上有两千余字铭文。墓志铭和印章后为县文化馆收藏。
另外，杜立德贵为宰相，其里第被称为“钟鸣鼎食”之家，当年在宁河镇内东大街曾拥有杜氏牌坊、杜公祠堂和规模很大的杜大学士府。其中杜公祠在今宁河镇小学处；杜府据说因其后人没落，于清末民初鬻予齐燮元之父，改建为齐府，现为宁河中学。原建筑今均已无存，经访问镇内九旬以上老翁，亦未能忆出其原貌。
宁河镇曾因出过一名阁老而闻名遐迩，如今杜府、杜祠与杜氏墓地均已了无踪迹，想来也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
浙闽巡抚刘兆麒
杨国奎
按：提起丰台刘巡抚，可谓声名显赫，遐迩闻名。有关刘巡抚的传说，在丰台一带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传说，刘巡抚是个大贪官，他先后两任湖广巡抚，专事搜刮，有“穷了湖广两省，富了刘府一家”之说，当地人疾之如虎，所以当他第一次卸任时，楚人皆弹冠相庆，并书“虎去山还在”匾以讽之。刘巡抚自恃有靠山（据说他是孝庄太后的义子），盛怒之下，放言“山在虎还来”，针锋相对地向楚人示威。果然，时隔不久他便再次谋得此任，重返湖广。这一次搜刮更狠，竟将当地地皮刮下一层，用大船载运回乡。据说刘巡抚家族墓地的坟山即是用湖广之土堆成。
这个传说与事实恐怕很有出入。据考，刘氏曾有两代三任湖广巡抚。首代为刘兆麒，只做一任，并未再任。两任湖广巡抚的是刘殿衡，他的生父刘兆麟，是刘兆麒亲兄。刘兆麟生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曾中顺治辛丑（1661年）科武进士，但因当年其弟刘兆麒被任命为湖广巡抚往外省赴任，刘兆麟以才不如其弟，遂自愿不仕而奉亲在乡，并因其弟已过壮年尚无子嗣，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刘殿衡过继给刘兆麒为嗣。刘兆麟死后，因其亲子刘殿衡显贵，被追赠为光禄大夫、湖广巡抚，是其有巡抚之名而无巡抚之实。
刘兆麒在湖广任职八年，卸任后，楚人经请示有司，为其建生祠于武昌；之后三十余年当刘殿衡履任湖广时，“遗民故老犹有拥马首问公（指刘兆麒）起居者”，可知其人誉不错，即使不是廉吏，也够不上贪官。
刘殿衡首任湖广十年后遭父丧（刘兆麒去世）丁忧释官，守孝三年期满又复任，后来死在任上，竟至“身殁萧然无余财”，可知也非贪官。如此看来，传说并不足凭信，刘巡抚身后所负贪名有点冤枉。
那么，何故而有“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之说呢？推测原因如下：当刘兆麒任湖广巡抚时，江南的反清斗争方兴未艾，李来亨（李自成农民军将领李过之子）领导的农民军仍活动于荆襄的群山之中，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在清兵的重围下粮尽援绝，李来亨全家自杀，农民军大部壮烈牺牲。刘兆麒作为镇压农民军的主要官员之一，幸存的农民军乃至明代遗民自然对他恨之入骨，悲愤之余喊出“虎去山还在”的豪言，以图东山再起，是十分可能的。面对农民军的挑衅，身为清朝统治阶级一员的刘兆麒声言“山在虎还来”还以颜色，也是很自然的。后来，反清复明已然无望，而这两句口号却流传下来，不知何时被赋予贪官的内容，演绎成现今的传说，它的原义却被人淡忘了。以上推测当接近于事实。
刘兆麒（1629—1708年），字瑞图，宁河县丰台人。累任康熙朝湖广巡抚、四川总督、浙闽总督、黑龙江水师总管等职，为清初重臣。
刘兆麒祖籍江苏沛县，明嘉靖间其曾祖刘信始迁居丰台。其父刘世则生二子，长子刘兆麟中顺治辛丑科武进士，终生未仕，次子即刘兆麒。刘兆麒生于明末动荡年代，当时的明王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此起彼伏的斗争，外受满州女真族虎视眈眈的窥伺和侵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开始覆灭明朝的军事行动。他经常派兵打进长城，深入河北、山东等地大肆劫掠，同时也顺势在内地网罗汉人中的人才，以备将来所用。刘兆麒“幼而端重，寡言笑，举止如成人；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皆有理法”。1642年刘兆麒14岁时，于清兵在北京附近的一次侵扰中招揽，被带到关外。皇太极“见而异之，令入官学读书”，并编入汉军镶白旗。1644年随清兵入关。后学有所成，在顺治六年（1649年）对汉军的一次考试中名列第一，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和侍从。当时，顺治帝经常亲临内秘书院，发现刘兆麒“年少敏达，心喜之”。此后10年中多次被提拔，先后任都察院启心郎、宗人府启心郎，后晋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顺治帝的亲信。
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的桂王在缅甸被俘，云南、贵州等地被清军平定，但李来亨、郝摇旗等领导的农民军转入荆襄一带的群山中，继续坚持反清斗争。为镇压反清势力，巩固对江南的统治，清廷选派心腹大臣前往镇抚。1661年，康熙即位后不久，年仅33岁的刘兆麒被委以湖广巡抚的重任，开赴武昌，“倚办军兴事宜”。到任后，他一方面“宣布威信”，积极督剿反清势力；一方面“与民更始”，蠲免苛赋繁役，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当时，清廷调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在西山一带围剿农民军，境内“禁旅云集”，官府征粮派伕以供军需，“丁夫困转输，往往颠踣涧谷”，搞得地方上“财殚力竭而功不克”。刘兆麒“悉心经划”，曲为调度，命各州府县“照粮均派，而宽其负任”，使“民无重累，士皆宿饱”，多数民伕能保命还乡，因而“闾里晏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1663年秋，长江发生特大洪灾，沿江一带“人畜漂没者无算”。刘兆麒一边“缮疏”朝廷，报告灾情，请求赈济；一边动用省力“百方赈恤”，使灾民免于饥饿和流离失所。他在湖广任职八年，使“伏莽悉定”，肃清了反清势力，也多少疗治了民间疾苦和战争创伤，史称“仁恩被于江汉”，被加授工部侍郎衔。离任后，当地人立其生祠于武昌大观山南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刘兆麒参予剿杀农民军的行动，自然难辞镇压人民之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清统一全国已成大势所趋，尽快结束战乱，使百姓脱离战争，使国家归于安宁，毕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何况刘兆麒役民尚不太苛刻，也为老百姓办了些好事，对他也就不必过于苛责了。
康熙七年（1668年），刘兆麒升任四川总督，在任仅几个月，仍致力于平叛安民，遂以抚川功加兵部尚书。康熙八年（1669年）调任浙江福建总督。当时台湾为郑氏父子占据，浙闽居于海防前线，他殚精积虑筹划海防事宜，所上奏的条陈，皆“老谋硕划，凿凿然洞中肯綮”，人民“赖之以安”，两省“皆称严疆”。康熙九年（1670年）进阶光禄大夫。此时，他以总督辖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官阶为从一品，一时达于其仕宦生涯的巅峰。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乱起，京师震动。刘兆麒回京述职，被任命为直隶援剿提督，作为特用的三大文臣之一前往平叛。一年后，“三辅清晏”，改任江南崇明水师提督。他积屯粮草，整饬兵备，并严惩克扣军饷的不法官吏，使军威复振。当时，清政府为孤立台湾而实行海禁，使大批沿海居民失业，生活苦不堪言。他下令允许渔民用竹筏下海捕鱼，同时采取措施平抑市价，禁止商人用高利贷盘剥百姓，惩治饮博无赖之徒，使“民乐其业，商旅通途”。在崇明任职十年，号称“内地宁谧，人不知兵”，当地人树仁政碑以颂其德。
参加反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之战是刘兆麒一生中最具光彩的一页。明末清初，俄罗斯帝国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在中国边地强建雅克萨和尼布楚两城，侵入索伦、呼尔喀等部。为制止沙俄的侵略，清王朝决定以武力反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刘兆麒调任黑龙江水师总管，率水师奔赴前线。1685年，他与都统彭春、瑗珲将军萨布素合水陆军一万五千人击败俄军于雅克萨，并捣毁了雅克萨城。撤军后，俄军又重新侵入，筑城固守。刘兆麒等又从黑龙江两岸及江面以水陆军围困该城，终于迫使沙皇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划界；毁雅克萨城，迁俄人出境。雅克萨之战制止了沙皇的扩张野心，奠定了我国东北部边界。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刘兆麒作为主要将领之一，率水师先后三次击败俄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刘兆麒驻守黑龙江八年后，“边塞既靖”，遂以自己年逾六旬而又母老在堂为由，上疏请求退休，获准后还乡。有评论说他“〓如卧虎，屹若长城”，历仕三朝，为“岿然一柱”；又说他年未及老而激流勇退，“可谓报国保身两得之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刘兆麒在家乡期间，奉命以退休大臣的身份监修北运河，工竣，恢复总督兵部尚书从一品衔名。他还捐资维修过丰台天尊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刘兆麒在家乡逝世，终年80岁，葬于丰台刘氏家族祖茔。
刘兆麒去世后，在其履任地湖广省被崇祀为名宦，在其家乡宝坻（原丰台属宝坻所辖）被崇祀为乡贤。
参考资料：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清代《宝坻县志》
丰台《刘氏家谱》
《浙闽总督瑞图刘公墓志铭》
《瀛洲大都护刘公仁政碑记》
《大司马前湖广巡抚刘公祠堂碑记》
湖广巡抚刘殿衡
杨国奎
刘殿衡（1656—1717年），字玉伯，宁河县丰台人。清康熙年间曾两任湖广巡抚。
刘殿衡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生父刘兆麟是武进士，后来过继给其叔父浙闽总督刘兆麒为嗣。他“自少喜读书，负经济才，天资长厚，不治生产，尤笃于伦纪”。稍长，受父荫入国子监为监生，受到良好教育。学成，又以父荫被选任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不久，升任刑部江南司郎中，分巡井陉道，主管刑名狱讼，他“性宽不苛，专务抚循”，使地方上“讼稀盗息”；调任直隶守道，负责钱粮之事，在保定“综理钱谷”，结果“蠹除民〓”；之后改任陕西西宁道（今青海西宁市）道台。当时的西宁是清朝的边塞咽喉，控制着西北诸藩，驻有大批军队。旧例于每年春季向百姓预征当年军粮，使当地“民力甚疲”。刘殿衡上任后，经向上司请示缓征，改为一律到秋后征收，使百姓得以喘息。西宁多回民，清廷为加强对其统治，采取以回治回的办法，责成礼拜寺掌教对回民施以“约束”。当时有人密告西宁掌教冶大魁勾结外藩为乱，冶大魁被逮捕入狱。回民数千人拦住刘殿衡的马车，向他鸣冤。刘殿衡为民请命，代向总督剖白其冤，终使朝廷赦免了冶大魁，并赐其世袭掌教。“诸回人欢喜罗拜，愿世世竭力，以报公德”，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维护了回民利益。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刘殿衡因政绩突出，被越级提拔为湖广巡抚。他为政“简静宽大”，颇知体恤民情。因系履其父旧任，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许多当地情况，“稔知江南赋重民贫”，所以上任伊始便“清隐冒以省版荒之累”，将地主隐瞒的田产和冒名他人的土地清查出来，增加了应征的田亩，扩大了赋税的来源，同时也就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赋役负担。又“经划水利，备旱潦蓄泄”，以促进农业生产。淮扬一带发生饥荒，他“躬历部屋，按口给赈”，全活了许多饥民。为政之暇则“遍视田野”，了解民间疾苦。在其任内，他曾于1699年和1703年两次接待康熙南巡，皆“供张唯预，而无扰于民”。由于刘殿衡在任十年间为江南百姓办了一些好事，所以当地吏民“心归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刘兆麒逝世，刘殿衡依例释官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后，刘殿衡于1711年被再次起用为湖广巡抚，“江汉之人迎公于路，耄稚忭舞”，受到欢迎。复任期间，他考虑到“荆楚泽国，当筹百世之利”，因而致力于兴修水利。当时长江的荆门、沙阳一带江堤薄弱，水患频仍。他倡议官绅捐款，采办石料，调动民工加固了沿江堤防。同时在堤上修筑若干涵闸，依水位定时开合，不仅控制了洪水，而且为沿岸农田提供了灌溉之利。另外，长江宜昌至公安一段，江流湍急，多有暗礁，是长江航运的危险航段，经常发生船只触礁甚至舟毁人亡的情况。刘殿衡决心加以治理，他选择长江枯水季节，募集民工截去突出的礁石尖角，并修筑傍岸月堤，以避免船只磕碰，又便利纤夫行走，同时沿江设置许多救生船，用于抢险救溺。他的这些措施对减少长江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促进长江航运，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是他任湖广巡抚期间最主要的政绩。
刘殿衡重视教育，爱惜人才，为人“宽容正直，不苛细，不矜饰”。他对读书人十分关心，亲自主持官学考课，以“拔其尤”；提调本省乡试中，“恤士周至”，以致“江南人士爱且慕，忘其为上官，公亦接之如乡井”。省内有一知县，因断案公允触犯了上司，考核时被列为下等，面临被黜，刘殿衡为之力争，结果被考定为“卓异”，后来此人成为有名的廉吏。刘殿衡在任时有一次长江突发大水，江陵、监利等县洪水漫堤，部议失防官员一律革职。刘殿衡以江堤是百姓自筑，未费国库帑银，其责不在防官为由，“疏请独当不职之罪而免其余”，甘冒丢官的危险而为属下开脱，其人品从中可见一斑。
刘殿衡比较清廉，他“遇人患难疾苦，周之惟恐不及”；“训子弟以义，不遗以金，谓安贫乃士常”；殁后“萧然无余财”，没给子孙留下多少遗产。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冬，刘殿衡62岁时病死在湖广巡抚任上，终官光禄大夫、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讣闻传出，“士大夫咸悲悼”，“直隶、陕西、江南湖广，公所历处，父老皆涕泣。”其子刘嵩龄奔赴武昌扶柩还乡，葬于丰台北之林亭口。
刘殿衡逝后入湖广省名宦祠，在宝坻（原丰台隶属宝坻）被祀为乡贤。
参考资料：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清代《宝坻县志》
丰台《刘氏家谱》
《巡抚湖广刘公墓志铭》
《前湖广巡抚刘公祠堂碑记》
刘巡抚家族墓地
杨国奎
刘巡抚家族墓地坐落在丰台镇西村村西，南临丰玉公路，北、东、西三面都是民房。该墓地“文革”中被平毁，现遗址处尚存石狮一对。
墓地原先规模颇宏大，总面积约达百亩。墓园呈长方形，东西短、南北长，地势北高南低。其东有小河环绕；西有守墓人庐舍；北端是一带横亘东西的土山，高近两丈，略呈弓形，上植多株松柏。墓园南端为一道东西向与墓地同宽的高墙，长约八十米，高约三米余。高墙居中是墓园大门，有各宽约3米的木栅门两扇，可左右开启。门外两侧各有石狮一只；石狮左右各有高大幡杆两根，其近顶处各置木斗。墙内侧矗立东西相望的华表，高逾两丈，其汉白玉柱身通体雕琢华美，顶端蹲坐一昂首向天的石兽，其名“望天吼”，是该墓的标志性建筑。墓园门一直往北为长约四十米、宽约十米的神道。神道居中距墓园门约二十米处为一巨型石制祭台，台长约五米，宽近两米，上置石祭坛5具；台前有稍低的石供桌，上有石香炉、石鼎、石酒盛等祭具。祭台左右各有大型神道碑一通，碑基是巨大的石赑屃，碑之两面镌有满汉两种文字的碑文。神道碑再往北，神道两侧，由南至北两两相对，排列着石狻猊、石骆驼、石马、石羊和官服执笏的石翁仲。这些墓前设施将整个墓地烘托得极为恢宏、肃穆而又森严。
神道之北、土山之南是墓葬区，区内有坟四十余座，其始祖墓居最北，余坟依次向南呈雁阵形排列。据考，这里是丰台刘氏祖茔，葬有始迁祖刘信、二世祖刘国桢、三世祖刘世则、四世祖刘兆麟、刘兆麒及其后人共十余代。而两任湖广巡抚刘殿衡已分葬于林亭口，故不在其中。
该墓地约在清乾、嘉年间进行过一次修葺。当时，丰台一带屡遭洪灾，墓地也多次被淹泡。刘氏族人遂在墓地四周筑以高墙，其北借土山，东、南、西三面皆夯土为墙，墙体里外再以砖包之。墙高约四米，厚约三米。原墓园的木栅门也改为石闸门，遇水关闸，从此可拒洪水于外，使墓区无水患之忧了。
解放初期，该墓地除墓墙已大半坍塌、四根幡杆已不见外，其它如华表、石碑、石兽、祭台及坟墓尚存。显贵的墓主、华丽的墓表，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据说这块墓地极有风水，早年间，每到深夜，墓园里的石马、石羊等就变成活物，往往跑出来食人禾稼。一天半夜，有个看青人发现一匹马正在啃食庄稼，一气之下挥镰便砍，正中其耳。那马负痛而奔，眼见逃入刘家坟地。转天再看园中石马，果有一匹仅剩一耳。另据刘氏传人、现居丰台北村的刘瑞发说，原国家一位领导人也是丰台刘氏后裔，他的夫人曾率子女亲到丰台拜谒过祖墓。种种传说和故事，越发增添了这块墓地的神秘，使它远近闻名而成为丰台一景。
1967年该墓被平毁。墓内除石闸门太重无法搬动现仍埋于地下、一对石狮幸存外，其它所有石制品如华表、石碑、石兽、祭台等全被运走用于兴修水利，大部分墓葬被掘开。据说有的一穴中有棺四五具之多，且都有棺有椁，棺椁之间尚有木炭、膏泥等防水填充物，材质大多为楠木，罩漆如新，均未糟朽，棺中墓主身着葬衣，发肤尚存。没人注意刘兆麒墓是否被刨开，只说是被刨的有“驸马坟”、“公主坟”，因为其中出土有凤冠，还有玉带、金银、珍珠等殉物，整整装了一大水桶。这些东西被人带到北京欲出售，结果换了许多“红宝书”；因为刨坟时有多人围观，秩序混乱，还有部分殉物散落在民间。据查，刘家未出过驸马；刘兆麒的继室姓钮氏，当为满州贵族，她受封为一品夫人，应戴凤冠入葬。推测所谓的“驸马坟”、“公主坟”实应是刘兆麒之墓，那么他的墓大约是被毁了。
如今的刘巡抚家族墓地已变成庄稼地，其北端原坟山处还建起了民宅。现在只有孑遗的一对石狮还凄凉寂寞地守候在那里，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主人往日的辉煌。
参考资料
丰台《刘氏家谱·坟茔图》
仓场侍郎廉兆纶
高殿清
廉兆纶，榜名师敏，号琴舫，字葆醇，宁河县人。道光庚子（1840）年间进士，选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授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户部侍郎、仓场侍郎。
擅长书法，有著作《深柳堂集》刊行于世。
皇帝重用 连升三品
廉兆纶，少年聪明过人，不仅能写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好。新婚那天，他参加县考，文章写得井然有序，一字不苟，被县令定为首卷。唐宗泰县令夸奖他将来必成大器。道光二十年（1840）进京赶考，果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按清代科举制度，一甲进士可以直接榜下授职，二甲、三甲需选一定名额的进士进庶常馆学习，选中者称庶吉士，三年以后再进行大考，并经皇帝亲试。廉兆纶在庶常馆学习期间，因丧父回家守孝。清道光宣宗皇帝看到兆纶有才，将来得破格任用，“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注1）。”咸丰元年（1850）兆纶服孝期满回京，次年庶吉士大考，获二等，授编修（从五品），入直南书房。咸丰四年（1854）授右赞善，这是詹事府的官职，掌东宫讲读笺奏、记注、纂修等。就在这一年，又被皇帝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随即破格再擢升内阁学士。内阁是为皇帝办理例行事务的枢秘机构，品高位崇，其内阁学士的官职为从二品。（注2）廉兆纶在一年之内官级提升三品，这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咸丰五年（1855），授工部右侍郎（正二品），咸丰八年（1858）改任户部右侍郎，同年改任仓场侍郎。
效忠朝廷 筹饷招兵
廉兆纶在督江西学政期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风靡江西全省。咸丰六年（1856），“湘军以十万兵力投入江西战场”。（注3）廉兆纶奉命同江西广信知府沈葆桢与太平军作战。。据《清史稿》记载，廉兆纶任工部右侍郎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余，逼会城。上命兆纶帮办广信、绕州防剿”。在太平军攻陷很多县城的情况下，广信城遭围困也十分危急。“城兵闻警先溃，葆桢筹饷湖口，夫人林氏，誓以身殉。”（注4）广信知府沈葆桢的夫人林氏，系林则徐之女，在危难中以身殉职。此时，廉兆纶受命替沈葆桢往湖口筹饷招募，但形势已十分紧迫。剿防太平军之战，使廉兆纶充分看清了当时清军的素质，他向朝廷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有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势日张，瑞州、林江相继失守。”（注5）他向皇帝建议招募兵勇，要裁去一切名号，统编成军，每军四五千人，委派有威望的监司统领。在广信城危急之时，廉兆纶动员组织诸生员编成乡团与太平军作战。他亲上前线指挥，冲出城外去筹集军饷，招募兵勇，使衢州镇总率二千一百士兵援救广信城。在防守危城时，他将自己的俸银全部献出，补充军饷，而自己却落得贫病交加，生活不能自给。据《清史稿》记载：“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注6）
咸丰七年（1857），廉兆纶病愈，仍值南书房，任工部侍郎，次年五月，改任户部右侍郎。这时，英法侵略军已陈兵天津大沽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京师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外敌入侵面前，廉兆纶主战态度非常坚决。咸丰八年（1858）五月二十五日，他给皇帝奏折，请旨将沙船水手编勇，以备抗敌。“窃维海运南粮到津已五十多万石，约计沙船不下四五百号，水手即不下一二万人。此项水手，平日本非安份之徒，又往来海道以为常，未必与夷人全无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辈游手多人，欲归则无路可通，欲住又无以自赡，当此津民惶惑迁徙之际，万一该夷暗遣二三奸党，与之潜相构煽，该水手等惟利是视，则天津之患，曷可胜言。臣再三思维，或将此项编为义勇，分布于官兵乡勇之中，则顷刻间得胜兵一二万人，军威可为一振。抑或稍稍津贴，沙船练为水师，联为战舰，亦可自成一队。相应请旨，敕下直隶督臣作速设法，妥为安置。”（注7）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奏议。当年六月，廉兆纶调到户部，任户都右侍郎。九月十四日，又任仓场侍郎。在他刚到户部任上时，就同兵部尚书全庆联名向皇帝递送奏折，认为北塘一带也很空虚，敌人千方百计想阴谋得到北塘，建议皇帝速派重臣，调发劲旅，“兵力既厚，勇气自申”，（注8）待敌穷困时打击其锐气。但这个建议并未被皇帝采纳。
临危受命 统管漕运
廉兆纶担任仓场侍郎一职，正值外患内忧的多事之秋。外敌海口陈兵，粮饷海运受阻，内陆漕运不畅，粮仓不时被抢。
廉兆纶临危受命，格外尽职。当时，他所主管的漕运皇粮，是供职官廪禄，八旗人丁官俸及军饷的主要来源。在那朝政腐败之时，仓场管辖的皇粮，不仅是各级官臣贪欲的一块“肥肉”，也是外寇和“内匪”哄抢的目标。咸丰年间的清廷，各方面已积弊很深，仓储、漕运等环节，常被贪官、奸人所把持，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当时，在户部侍郎任总督仓场的廉兆纶，同仓场侍郎李菡（宝坻县人）一起，验收通州太仓，验收漕船运米，查获奸人、棍徒把持仓务，“奏除之，置于法”，但由于当时朝廷定例：“漕运驳船搀杂亏短之米数，由经纪人查出者，责令船户照数独赔，若经纪人并未查出者，责令船户经纪人各赔一半。”这就造成奸人有机可乘。因此，尽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不大。于是，李菡、廉兆纶于咸丰八年（1858年）联名上疏：“驳船运输亏米，若令船户、经纪人各半分赔，船户持有人代赔，势必任意偷窃；经纪人知异罪同罚，势必徇私隐报，以免赔累。”并奏陈：请将“驳亏米、经纪人未能查出”一条，改为“除责令船户全数赔补以外，再令经纪人加赔二至四成。这样，船户所赔之数，即其所偷之数，即可戢户舞弊之心，经纪人同时补罚，则沿途稽查必严”。然而，奏疏进上，未待允准，上命照旧章办事，以归划一。可见，在那朝政腐败之际，朝臣中虽有改革良策也很难被采纳。
淡泊名利 潜心诗书
咸丰九年（1859），英法等侵略军陈兵津门大沽口，由海上漕运的粮米不能顺利运抵京城。皇帝圣谕廉兆纶，凡有南方江、浙海上运米船过境，“饬令于登、莱等处海口暂行停泊”。当时，军事粮饷筹集遇到空前困难。在这种动乱形势下，在仓场侍郎任上的廉兆纶，如坐针毡。咸丰十年（1860），英军抢掠了京城德胜门外的丰益仓，这是京城十三仓之一。廉兆纶面对粮仓被抢，不得不引咎自责，给皇帝上疏，请求责罚。皇帝念其过去有功，免于处罚，才保住乌纱。
但是，时隔不久廉兆纶就大祸临头了。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历6月4日），“廉兆纶奏，勇目指廉兆纶姓名索诈，请饬拿交直督审办。”这是发生在直隶交河县粮商非法囤积粮食案。当时，因为内外战事吃紧，国储空虚，在形势动乱的情况下，交河粮商乘机囤积粮食。廉兆纶得报，即派勇目捕捉粮商。不料派去的兵勇头目，竟以廉兆纶之名，向粮商敲诈勒索。从翁同龢日记所载内容看，本来是廉兆纶请旨，命直隶总督查办敲诈勒索的勇目，但皇帝不明真相，命刑部将廉兆纶逮捕问罪。审查之后，以用人不当，革职回到原籍，在天津主讲问津书院，以微薄的讲学收入维持晚年生活。
廉兆纶回乡后，心清如水，淡然超脱，对功名利禄漠然视之。他观摩古今名作，潜心研究诗文书法，借以抒发情感，修养情性，著有《深柳堂诗集》流传于世。同治六年（1867）在家乡病故。
廉兆纶与宝坻乡宦李菡同朝为官，曾同级同品，一度接任李菡的仓场侍郎，但李菡在宝坻素有“李半朝”之称，亲族借其威而富者不计其数。相比之下，廉兆纶却远不如李菡名声显赫，这恐怕与他居官清廉，一生清贫不无关系。
据《宁河县志》记载：“诰授资政大夫，户部右侍郎，仓场总都廉兆纶墓在县西南五里谷家庄。”（今宁河镇所辖）随着时光流逝，家乡对这位廉侍郎的名声影响，早已随之淡忘，受皇帝荫封的廉兆纶墓地已旧迹难寻。1958年春天，笔者去谷家庄参加西关引河水利工程时，曾目睹一具被盗的清代女尸，暴晒荒野，也无人知其身份及墓主。后来，发现湮埋在土里的一块墓碑，上刻诰命一品“廉门高氏夫人”模糊字样，与《宁河县志》印证，这正是廉兆纶的墓址。高氏，乃本县岁贡高天池之女。
注①《清史稿（廉兆纶）》
②《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④《清代七百名人传》（沈葆桢）
⑤《清史稿（廉兆纶）》
⑥《清史稿（廉兆纶）》
⑦《筹办夷务始末》（卷四）
⑧《筹办夷务始末》（卷四）
“铁脖御史”陈鸿翊
高殿清
陈鸿翊，字仲銮，宁河县人，祖籍北塘。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始，先后任吏部主事，都察院工科掌印给事中，山西道监察御史，（注1）福建汀漳道。
多次上疏皇帝，主张加固北塘海防，坚决反对僧格林沁的撤防诱敌之下策，未被采纳。致使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侵占津京，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
陈鸿翊在山西道监察御史任上期间，时逢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海防吃紧，外敌入侵十分危急之际。他怀着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多次向咸丰皇帝提出加强海防的御敌之策，坚决反对督办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的错误战略，围绕北塘海口的防务问题，在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力主海口御敌，反对撤务除防
咸丰八年（1858）四月，僧格林沁接替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督办天津海防，受命钦差大臣。他曾任御前大臣，颇受恩宠，战功卓著，曾因屠杀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而名噪京师，加之咸丰九年（1859）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受到重创，由其指挥的这次战斗大捷，更使他身价百倍。
海防的一次胜利，使僧格林沁冲昏了头脑，铸成了骄傲自恃的心态。他认为北塘海口无险可守，不应设防，自信凭借自己指挥的马队完全可以在岸上克敌制胜。咸丰九年（1859）四月，僧格林沁向皇帝递折，奏请撤除北塘海口的防务，拟在离海口四十余里的营城修筑炮台，该位置介于北塘和芦台之间。随后派直隶总督恒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来宁河县勘察地形，决定在营城沿蓟运河东西两岸修筑炮台，为撤北塘海口的防务做准备。当年五月，僧格林沁、西凌阿向皇帝奏报勘察结果，拟建营城炮台，撤北塘海口防务。
僧格林沁的奏章在朝中引起争议。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陈鸿翊，祖居北塘，对天津海防的地理、交通形势了如指掌。他坚决反对撤北塘海口的防务，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之举。而僧格林沁明言，撤北塘防务，就是要空出海口，诱敌上岸，然后靠马队堵剿，并称“北塘炮台后路，即系村宅，民房鳞次，无险可扼”。他不采众议，一意孤行，咸丰皇帝最终采纳了僧格林沁的意见，于当年七月将北塘海口的防务全部撤除。
上疏皇帝详陈御敌之策
力主加强北塘防务的陈鸿翊，针对僧格林沁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于同年九月二日向皇帝递折，奏请加强北塘防务。奏折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当年五月抗敌大捷，在重创敌人之后重修大沽、北塘炮台和添筑营城炮台的必要性。同时指出这场战争之后，敌人败退南旋，意必益饷添兵，再图报复。必须提高警惕，不为敌人表面恭顺所惑。要严加防范英法朋比为奸，将北塘河口作为登陆的进口。指出：“英夷诡诈异常，前在大沽接仗时，彼之所以致败，与我之所以致胜，既已深知，自必变计而思逞。”深刻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设想如果敌人再至大沽，敌人明着与僧亲王接仗，而暗于夜间，令部队从北塘上岸，“阻我营城驻守之兵，不得过河援应。因而南趋大沽北炮台后路，前后夹击，则大沽甚为吃重。虽其间新河地方亦设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绕越。且恐该处弁兵猝不及防，或有惊扰，转致掣动大局，此尤不可不虑者也。”请旨敕谕带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于北塘河口调回兵丁炮位，申谕镇将，严为防守，使该夷无计可施，方为万全之策。或即将营城所驻之兵移至北塘，更为扼要”（注2）。
陈鸿翊的奏折准确指出了北塘撤防的危害，锋芒指向僧格林沁这位领兵大臣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他所提出的御敌之策，在朝中曾引起咸丰皇帝的重视，当即廷寄军机大臣，命僧格林沁“体察情形，密为防范”。同年九月九日，僧格林沁复奏朝廷，重申北塘不能设防，坚持诱敌上岸，自信靠新河的防兵足以打败敌人，就这样拒绝了陈鸿翊的奏议。
密疏引起争论
围绕北塘防务一事，陈鸿翊与僧格林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引起清政府内部秘密争论。陈鸿翊的御敌方案，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敌我形势，主张集中优势兵力，防堵洋人于海口之外，以防敌人上岸、海陆夹击夺取大沽炮台，从而失掉保卫京城的屏障。这个主张引起不少朝臣的赞同。
据《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记载：“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居大沽、营城，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陈鸿翊密疏争于朝。”（注3）当时正在僧王府的幕僚翰林院编修郭松焘等都极力反对撤北塘防务。僧林格沁对郭松焘说：“彼以船来，不能多带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郭松焘以议论怕伤和气而辞去。郭松焘是洋务派，官至兵部左侍郎，为我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抗击外来侵略方面，他主张妥协，认为捻军起义是心腹之患，劝僧王剿捻，认为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应当与之称兵，办理海防无功可言。他反对北塘撤防，主要不是抗敌而是看出僧格林沁在战略指挥上的愚蠢。据《闽侯县志》记载，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林寿图也曾向朝廷进疏，反对撤北塘防务，称“僧格林沁督办海防，狃于大沽之捷，撤北塘之兵而退居营城，期纵敌登岸，劲骑蹙之。寿图抗疏论，北塘驰防非计，宜层层设防，以策万全”。然而，陈鸿翊的正确御敌之策，并未被皇帝采纳。
奏疏为战争发展所证实
陈鸿翊的奏折没有被采纳之后，北塘海口撤防，向英法美俄等侵略者敞开大门，北塘镇成了敌人的大本营，从此悲剧发生了。
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英法政府通告各邦，对中国正式宣战。战争一开局，正如陈鸿翊在奏折中所分析的那样，清军猝不及防，骄傲自恃的僧格林沁，此时他管带的骑兵马队，见了洋枪洋炮，也惊恐地乱了阵脚。他原想敌人从海上来，不可能多带马队，结果敌人从北塘上岸的骑兵就有三千之多，而且有一千多辆双轮独辕炮车。面对敌人的大举进犯，僧格林沁统领的清兵，已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下面是英法联军以北塘为大本营，向津京进攻的简要时间表：
八月十二日，敌军占领了军粮城，随即占据新河；八月十四日，敌军逼进塘沽，十五日塘沽落入敌手，僧格林沁向朝廷奏报，大沽形势危急，“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圣谕僧格林沁先行撤退；八月十六日，僧格林沁为稳定军心，查出在塘沽首先败退的宁化兵，业经正法，传知各营；八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陷落，提督乐善中炮死，僧格林沁驻守的南炮台，已先行撤退；八月二十三日，敌军占据天津城。
面对北塘溃败，诸军尽散的局面，当时有诗云：“一溃军威不再扬，官军逃散似飞蝗。”原来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一路败退，“衣履尽失，每过一县，得银二、三两，充旅食”。万余大军，只剩寥寥数百人到古北口立营。
英法等侵略军自北塘登陆，包剿大沽炮台后路，海陆夹击，先攻陷大沽，后陷天津，随即攻破京城，到处焚掠残杀，清王朝皇室逃往承德，从此，清政府同英法等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铸成千古遗恨。
北塘的失守，实际上是拱手相送的。面对洋人的烧杀奸掠，家乡横遭劫难的惨状，陈鸿翊万分悲愤。当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鸿翊再次向朝廷递上奏折：“窃臣籍隶畿东，世居北塘。现接家信，闻逆夷由北塘上岸，黑鬼子及红头布约有万余，意欲暗袭大沽后路。”他在奏折中再次坚持将驻守在营城之兵调北塘追剿敌人后路。“为今之计，臣愚以为应令北塘以北营城驻守之兵，西由宁车沽直趋北塘，攻击逆夷后路，以分其势。”他请求皇帝发兵二万，速来大沽御敌。如果这样的话，沿河居民必然受到鼓舞。同时指出敌人久居北塘的危害。认为敌人以北塘为基地，不仅要取大沽、营城，而且威胁津京。他在奏折中揭露营城带兵大员，在大敌当前，不思设法防敌，反而查拿难民为奸细，人心极为不平。“沿河居民破家失业，迁徒流离，既遭夷害，又被兵扰，苦累惨不可言。”请旨安抚蓟运河沿岸居民，勿使失所，以收人心。
据奏折的原件看，清朝同治年间，由官方纂辑的《筹办夷务始末》删掉了奏折的结尾部分，因为其内容提及了他上年进疏没有被采纳，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被删掉的奏折结尾写道，“臣生长北塘，地势情形，皆所素悉，是以上年八月，有北塘仍宜设防之请。今接家信，知事已至此，焦急万分，为此不揣冒昧，据实直陈，伏乞皇上圣鉴。”（注4）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陈鸿翊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想的是如何抗敌，对冒犯天颜和王臣威严的后果全然不顾，仍直陈上年的御敌主张，其精神实乃可佳。
办团练雄心报国
就在大沽口陷落的前一天，清廷命陈鸿翊回宁河原籍办理团练。
陈鸿翊胸怀壮志，决心强兵报国。八月三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再次提出了利用民团御敌的计划。他主张在武清和静海筹办团练，表面上以维护治安为名，而暗中调动武清练勇迎剿敌人，利用静海之勇尾追敌人，使入侵之敌首尾不能相顾，不得进犯北京。然而，陈鸿翊的良苦用心已全然无用了。清政府御敌仅是装装样子，妥协求和之心早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抗击外敌。
僧格林沁把北塘拱手让给英法联军之后，有如堤坝溃坍，祸及北京，殃及全国，其情形正像当时津门居士有诗讽刺的那样：“战将谋臣无良策，连营百里一时空。”
大沽溃败之后，有些有识之士终于看出了败绩的实质，认为今日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不在疆场而在朝廷，海口虽极力防御，费过百万，但朝廷怀着必和之心，怎能成功？就在英法联军逼近京城之际，无心抗敌的咸丰皇帝已下令调大兴、宛平两县五百车辆，准备弃城逃跑。
这时，陈鸿翊御史还在致函军机大臣，报告他回宁河本籍所见之情景，再次提出“拟重组芦台练勇，以备抗敌”。
孰不知，此时英法联军已逼近北京八里桥。九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率后妃宫眷及部分王公大臣，离开圆明园逃往热河。十月六日敌人开始抢劫和焚烧圆明园。随即在敌人的枪炮逼迫下，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北塘海口撤防，是僧格林沁一手造成的悲剧。当时有诗讥讽道：“滔滔海水流不尽，难与千秋洗恶名。”由于海防败绩，僧格林沁被清廷先是摘掉顶戴花翊，后又革去爵职。
陈鸿翊在那外患侵扰的动乱之秋，不畏皇权，敢于同最受皇帝恩宠的王公大臣抗争，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他的御敌良策虽然在朝中引起争论，但动摇不了清政府对外“柔远”妥协求和的政策，这就是陈鸿翊虽有良策，而不得施的根本原因。他力主抗敌的思想及正确的防务战略主张，虽为战事的发展过程所证明，但也无功可记，就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宁河县志》也无他的政绩、卓行记载，仅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筹防海口疏》，并在正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它，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还发着光。民间传说中的“铁脖御史”，实际上是对陈鸿翊同王权抗争直陈抗敌主张的褒奖。
文人武官王燮
高殿清
王燮（1848—1900），字襄臣，号湘岑，宁河县芦台镇人。清代著名将领王锡朋的曾孙，著名语音学家王照的大哥。擅长诗文书法。袭承祖荫补任京城右营都司，升至左营游击，后加总兵和仓场待郎衔，特加二品衔。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被义和团误杀身亡。有诗作《秦园诗草》，辑诗词152首传世。
（一）
王燮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祖父王锡朋，出身行伍，善骑射，曾任寿春镇总兵，久经战场，战功累累，1841年10月，在定海抗击英军中壮烈殉国。祖父王承泗，曾任山西代州知州，署蒲州知府。其父王楫太学生，承袭都骑尉兼云骑尉武职。清咸丰年九年（1859），王燮不幸丧父，他年仅11岁，下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二弟就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国最早的文字语音的改革家——王照；三弟王焯和王照一样，都考中了进士，在吏部任职。王燮的父亲病故后，由母亲带着兄弟三个节俭度日，生活拮据，二弟王照由叔父王〓收养。王当时任刑部员外郎（注1）。同治七年（1868）王燮补县学生，娶妻刘氏。同治十二年（1873）举行顺天乡试，王燮因家庭生活困难而错过了参加乡试的机会。后来，靠袭职候补官缺，也就是这一年，25岁的王燮补任了京城右营都司。这是清朝政府的步军统领衙门，俗称“九门提督”统领下的武职，为正四品顶戴。对于初步仕途的王燮来说，这官阶品级可算不低。他感谢皇恩浩荡，格外尽职尽责，成绩突出，很快提升为左营游击（从三品），后又特加二品，赐总兵衔和仓场侍郎衔。
王燮任京城左营游击一职期间，时逢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义和团运动也风起云涌，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大批涌进京城，治安秩序非常混乱。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日，八国联军有二千余名进犯北京，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廊坊落垡遭到了义和团的阻击。这时的京城治安形势日趋严峻。涌入京城的大批义和团仇杀洋人，查拿奸细，烧洋店铺，烧教堂，割电线，砸车站邮局，团民的过激行动也严重地伤及无辜。比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那场大火，有关史料就有这样的记载：“火烧大栅栏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件颇具影响的事。有些论著谈及此事时，只讲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将延烧大片民居事加以讳饬；有的甚至对此事加以颇高的肯定评价，以为表现了义和团反帝和‘严厉禁贩售洋货’的决心。这显然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事实上，由于一场大火给数千家居民带来灾难。”（注2）在这样的治安形势下，王燮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坚持巡逻，惟恐失职。这时清廷为加强京城治安，特命专职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稽查巡逻。义和团的行动是杀灭洋人，但也仇视私通洋人的官军。就在王燮巡逻遇害的前几天，清廷西太后连续四天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招抚义和团。六月十九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就在官军同义和团联合抗击外敌的情况下，王燮在六月二十一日巡逻中，被义和团拿获，误认为是私通洋人的奸细，惨遭杀害。时年52岁。
（二）
王燮在幼年读书时就喜欢诗文和书法，曾拜师书法名家戴彬元。戴彬元（1836—1889），是宁河县小刘庄人，翰林院编修，书法颇有名气，时京城有南黄（黄自元）北戴之称。他的书法主要师承颜真卿而又有发挥，出名后求他写字的人颇多，以能得到他写的字为荣。在光绪十二年写的《司空诗品》曾经石印刊行于世。戴彬元比王燮年长12岁，他们的关系既是师友，又是同乡，感情甚厚。
戴彬元死后，王燮十分悲痛，作了一首“故翰林院编修戴公彬元”哀悼诗。从这首诗中，不仅看出他们同乡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也可对他的书法造诣略见一斑。诗的全文是：
论书善变平原法，
蝯叟雄姿媲石庵。
近代奇瑰谁第一，
得公崛起已成三。
传人艺业吾乡望，
雅度汪洋庶类涵。
援笔昔时承指授，
灯窗回首独何堪。
译释成白话：
论及书法这门艺术，你在师承颜体的过程中又善于有自己的创新变化，其书法奇特、雄伟、强劲的风格可与何绍基、刘墉相比美了。如果有人要问，在清代谁堪称书法第一大家，除刘墉、何绍基，再加上戴公就是你们三个人了。你在书法艺术上的业绩，给咱家乡增添了光彩，你那高尚的品德、宽广的襟怀，就像汪洋大海那样的博大精深。我过去跟着你学习书法，曾受过你的指教，如今你不在了，让我一个人面对孤灯，回首往事怎么承受得了呢！
这首诗作于戴彬元病故的光绪十五年（1889）。前四句颂扬戴公生前的书法造诣，其意境之深邃，非一般熟知书法艺术的人所能理解。后四句，主要是尊崇和怀念戴公的品德，回顾生前的友情。诗中所引用的人物，都是我国书坛著名的书法大家。如第一句中的“平原”二字，是指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曾任平原太守，后封鲁公，所以后人称他为“颜平原”或“颜鲁公”。第二句中的“〓叟”和“石庵”，乃指何绍基和刘墉。清代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叟”，清道光年间进士，“工书，得力于颜真卿而参以北碑及唐欧阳通、李北海笔法，书风遒劲、峻拔，别具一格”。刘墉（1719—1804），号石庵，清代书法家，乾隆、嘉庆两朝先后拜协办大学士和体仁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注3）他的书学董其昌并承颜真卿、苏轼等，用墨厚重，貌丰骨劲，在清代书坛也是有名的书法大家，在诗中排序从时间上应列何绍基之前，这里是求押韵而做了颠倒。王燮诗中颂扬戴彬元是近代（当时指清代）继刘墉、何绍基这两位书法大家之后的第三位。诗的前两句是说戴公的书法师承颜真卿而又不拘泥于颜体，能在书中求变有独自的风格，其造诣可与刘墉和何绍基媲美。后面两句称他们三人都是清一代书坛上的佼佼者。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燮对书法艺术造诣是很深的，如果没有对书法史的深刻了解，没有对各大名家的深入研究，要用高度浓缩的语言写出这样的诗句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王燮在内乱外患的战火中丧生，生前遗稿遗墨传世很少。这首悼亡诗，是《秦园诗草》中的一首。
（三）
王燮的诗也很有特色，是晚清诗苑一束盛开的奇葩，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块瑰宝。现仅存的《秦园诗草》，共三卷，是他三弟王焯从灰烬中找到的，后记为清代著名学者贺涛所作。诗集共辑诗词152首。其中咏物68首，赠友21首，哀故11首，和吟8首，感怀29首，叙事4首，词11首。
王燮在补县学生和袭职进京后，常和文人名士交往，虽为武职，却常以文会友。他在自家院内建起书斋，名曰“漏月轩”，取“林深漏月”之意，并自号“骚坛小都尉”。清代著名学者贺涛、吴汝纶都是他的文友。吴是桐城才子，字挚，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任内阁中书，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佐僚多年，“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奏疏多出汝纶手”。（注4）是当时名噪京师的古文学者。他和贺涛的事迹，在《清史稿·文苑传》均有记载。贺涛是吴汝纶的门生，任刑部主事，在古文诠释方面造诣很高。王燮的诗词受这些名家的影响，古文底韵深厚，有人赞誉他“屡以古学冠顺天”。王燮死后六年，吴汝纶在吏部见到了王燮的弟弟王焯，并将收藏的一篇诗稿交给了王焯，这才连同从灰烬中找到的三册刻印成册，吴并受王焯之托，为王燮撰写了墓志铭。
王燮自幼生长在芦台，进京当官以后，对家乡深怀眷恋之情，他的好多咏诗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故乡的爱，对岁月的感伤。下面辑选几首供读者品味：
野眺
郊原风日暖，孤客意闲闲。
绶带随春去，轻车载句还。
冰痕裂渚外，芳信动林间。
回首芦台望，烟尘起市圜。
天津道中
曲径苍茫古树阴，
马前一片积水涔。
车掀白浪二三里，
霜染红霞千万林。
落叶有情还恋树，
秋风无客不沾襟。
行踪到处原难定，
且任狂生放浪吟。
京师道中
虫吟古道欲三更，
独自轻车古道行。
黑暗深林疑鬼瞰，
荒凉孤冢有狐鸣。
长天夜静星光白，
细草香飘雾气清。
隔岸树中寒犬吠，
遥知村店在前程
秋赴北塘
望眼拓荒遐，鱼盐近海涯。
天光入遥野，云影点平沙。
风爽盈鹰鹘，溪寒绝蝇蛙。
寂寥孤垒外，斜日起悲笳。
南涧沽晓渡
半规斜月没寒云，
野径苍茫曙色分。
日出平原瞻鸽背，
草迷曲岸卧羊群。
棹歌隐隐随河转，
牧笛迢迢隔树闻。
帽影鞭丝榛莽里，
征衣何日净尘氛。
北塘道中
烽火传鲸海，孤城隐豹韬。
书生能默识，大将任贤劳。
身世嗟如梗，风尘防不毛。
十年分鹤俸，未忍就诗豪。
散步宁河城南堤调寄蝶恋花
午睡觉来闲眺瞩，碧草萋萋，恨煞春波绿；搴得芦芽才满掬，风中偶度归来曲。绶带斜飘人懒束，且棹轻舟，撑过重杨渡；信是溪南春意足，柳花阴里蜂相逐。
王燮这些诗词中的景物和地名，都是在家乡司空见惯的。他二十几岁离乡，久居京城，然而对家乡的河光海色、芦涛树影，依然是那样历历在目，那样念念不忘，足见其对家乡眷恋之深，思念之甚。在他的诸多诗篇中，既充溢着“落叶有情还恋树”，家乡难忘，落叶归根的浓浓思乡之情，同时也隐含着“帽影鞭丝榛莽里，征衣何日净尘氛”，感慨乱世之秋，厌倦武官生涯，期盼脱掉战衣早日回乡的感伤。
王燮出身宦门，但他也体察平民生活疾苦，不同于那些为富不仁和麻木不仁的官僚，当社会出现大的灾难时，他从内心发出哀诉，对难民表示深切同情。光绪三年，北方大灾，饥民逃亡甚多。王燮得知后，心绪难宁，特赋诗一首，记述灾民的惨状。
哀饥民
光绪三年，北五省大饥，畿辅难民相望于道，有交河县人赵永平，绝粮于芦，而嫂与叔争鬻子女，以奉其叔父者，余既嘉其义而又悯之，因赋此篇。
天狼光冷风怒号，
北地冻裂夜天高。
大儿啼饥小儿绝，
满街击柝杂嘈嘈。
渤海孤臣罢夜读，
不忍侧听鬓屡搔。
爰命仆人出慰问，
云自西河来遁逃。
年已荐饥冬末雪，
来岁那得种麦莜。
流民之难画难状，
匍伏僵蹶遍四郊。
交河老妇面如鬼，
入门哭诉时艰遭。
骨肉九人未忍离，
相扶叔舅老悴憔。
阿侬小叔直且鲁，
诚将鬻子充腹枵。
贫妇安肯斩其嗣，
愿鬻吾女甘一抛。
我闻斯言独太息，
冻饿犹解礼让标。
可知身被圣人化，
何以未免今嗷嗷。
芦蒲健儿喜游荡，
纨袴相炫矜奢骄。
叶子摴蒲日徽逐，
惯餐珍味轻江瑶。
谁怜流落弃恒产，
寒饿空觅粕与糟。
救苦扶危岂难事，
九牛不肯拔一毛。
忆昔世宗入嗣位，
上承祖德崇唐陶。
神文圣武光宇宙，
四海鼓腹兴歌谣。
即今苏淞达京洛，
长河输运粮万艘。
仁主洒涕念民依，
行将亲慰鸿嗷嗷。
驽钝才疏愧温饱，
问世何人能为我后分忧劳。
王燮是京师的一名武官，他的诗词带有特定的时代的痕迹和生活气息，是当时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他的诗作，措词生动，意境深远，状物细腻，写景逼真，风格简淡而传神，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从其诗作看其文学修养，不愧是一个饱学之士，从他修词润句的娴熟程度，可以看出他古文底韵的深厚，其技巧也超出了一般文人的俗套。
清代著名文人高庚恩
刘宝迎
高庚恩（1840—1917），字曦亭，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后升任四川学政使。清代著名文人，也是芦台三翰林中文才最出众的一位。一生著述七十余部，诗七千余首。著述之多，名列天津文人之冠，在全国亦属少见。
高庚恩，祖居北塘，后迁居芦台。同治元年（1862）考中举人，光绪二年（1876）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侍读、侍讲等职。后授资政大夫，官职为太常寺少卿，弘德殿行走，不久升任四川学政使，陕西汉中道台等职。
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册立总理大臣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因为慈禧太后非常欣赏高庚恩的学识，把他召回宫中做溥隽的老师。没想到时间不长，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溥隽的父亲载漪因唆使义和团围攻使馆，被各国公使指责为罪魁祸首，结果载漪被充军新疆，溥隽被废，当老师的高庚恩至此也就告老还乡离开了清宫。回到乡里，他在芦台镇药王庙园子，买下半亩园田养菊种菜，还盖了几间茅屋当做书斋，并为书斋取了个名字叫“破四万卷之庐”，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远地偏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高庚恩出身书香门弟。祖父高天秩，著有《独树斋集》传世；父高静，有《慎庵古近体诗》传世。高庚恩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小受诗书的浓郁熏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至老，仍手不释卷。一生勤于著述。作品数量之多，学问之广博，涉及领域之广泛，名列天津文人之首，在全国也极其少见。他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深沉凝重，端庄有力，门人求教者甚多，尝云：“几辈门生争树立，此间风气不轻开。”至今，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都有他的墨迹。
高庚恩做官清廉自守，很讲求洁身公正的文人节操。当年芦台镇另一位翰林刘沛然出任安徽太守，高庚恩为他送行，酒后吟诗道：“今把一麾下淮郡，将与召杜争循良。壮怀遂渡江海阔，别忘直与云天长。我欲从之无舟楫，液荷禁柳牵衣裳。”勉励他的同乡要像“召父杜母”那样，做个清官，做个有“惠政”的地方官。最后，又作诗给他的同乡好友：“子之去兮一马羸，子之来兮五马黄。肥马何荣羸何辱，愿载清风归故乡。”意思是说，“先生您离家的时候啊仅有一匹瘦马相伴，先生您回来的时候啊已是五匹肥壮的马为您拉车了。可是肥壮的马能有多少荣耀，羸弱的马又有什么耻辱啊，我只祝愿您满载着高风亮节回到故乡！”
高庚恩的文章诗赋格调清雅，造诣精深，当时在北方很有影响。他和一位姓蔡的巡检有莫逆之交，他回乡以后，与蔡巡检相邻而居，过往甚密。蔡巡检病逝时，高庚恩甚是悲伤，可他只送上一副挽联，再也没有其他祭礼了。然而，礼轻义重，联文令人读之落泪。上联是：“君由幕而官，由官而隐，隐处常无买酒钱，请看杜老篱边，斜日每教扶醉去”；下联是：“我以客为主，以主为邻，邻墙共汲浇花水，那料阮公宅畔，东风忽卷哭声来！”
高庚恩主要著述达七十多部，主要有：《思贻斋古近体诗》二十一卷，存诗约七千首；《周易大象应大学说》一卷，附《卦画生数》；《思贻斋日录迂言》；《古今箴铭集》四卷；《历代儒言要醒集》六卷；《蜀中先正文选》四卷；《清晖校士录》六卷；《土默特志》八卷；《芦中唱和集》二卷；《芦园感旧集》八卷。在上述著作中，有些著作至今在天津、北京图书馆等仍有珍藏。
高庚恩终老乡里，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