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性大型纪念馆之一，它的前身是郭景兴创建的卢沟桥史料陈列馆。抗战纪念馆的建立，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郭景兴付出了半生心血，一世真情，立下汗马功劳。今年7月《中华锦绣》（《求是》主办）专访郭先生，给予高度评价。
  （一）
  郭景兴青少年时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起侵华战争。他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的罪行，幼时就参加了八路军的儿童团，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仇视日本侵略之心一生不忘。中日建交后，日本右翼势力祸心不死，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仍然做着昔日的大日本帝国梦，而我国不少人却逐渐淡忘了当年日军侵华的暴行，甚至有很多青年人不知我们曾受日本侵略，这使郭景兴深感不安。1979年郭景兴调到文化局主管文物工作，就下决心全力投入策划、促成在“七七事变”爆发地卢沟桥，建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
  为实现此目的，郭景兴主动要求到卢沟桥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当时实在是困难重重。他是空手来到卢沟桥的，两年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只有一个桥和一座被日军炮火轰过的宛平城。他一个人带一个退休临时工，借用桥边铁路工程队的值班室，放了一张办公桌，便开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抗战纪念馆是不现实的，只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从基础工作做起。他四处求援，得到北京自来水公司的支持，无偿拨给一块报废的水源土地（约二亩），建起了“卢沟桥文物保管所”，从此在卢沟桥有了落脚点，又经市规划局批准在卢沟桥头盖了一间70平方米的“卢沟桥史料陈列馆”。1981年7月7日丰台区文物管理所和卢沟桥文物管理所成立，郭景兴被任命为两所所长（两个牌子一套人马），陈列馆陈列“七七事变”和卢沟桥的历史沿革，这便是郭景兴在卢沟桥的宣传阵地。从此演绎了“一个人，一座城，一个馆”的故事。
  （二）
  陈列馆建起后，郭景兴就积极向社会宣传、呼吁，建抗日战争纪念馆。他认为，只要宣传舆论工作做到家，引起社会和上级领导关注，建纪念馆不是没可能的。事实验证了他的这一想法。
  那几年，到卢沟桥来参观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华侨，他们大多是和七七抗战有关的人，有抗战将领的亲属，日本反战的友好人士，来的最多的是大、中、小学生。青年工人搞活动，入团入队举行宣誓仪式，党员过党的组织生活，都来到卢沟桥。他们都想亲耳听到有关日军暴行的讲解，都想亲眼看到一些抗战时期的实物图片。
  参观后，很多人说，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是个重大历史事件，在卢沟桥应有所表现，苏联就建了一座高大的卫国战争纪念馆，朝鲜也有。日本是一个侵略国，在广岛还建了一座纪念馆，侵略者反而宣传为被害者，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没有反抗侵略的宣传阵地！有的人就直接提出应在卢沟桥建抗日战争纪念馆。
  郭景兴还积极组织纪念活动，比如：“七七”、“八一五”纪念日等，他们和市政协一起邀请抗日将领亲属、历史专家、学者举办座谈。培训一些待业青年利用卢沟桥的抗战遗迹，大力宣传日军罪行和我军抗战事迹。
  1982年日本右翼势力又一次掀起一股反华高潮，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1983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等16名国务大臣参拜东京靖国神社；在各地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宣扬天皇和东条英机等中心人物，歌颂武士道精神，大赞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功绩。此事激起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爱国华侨、东南亚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来卢沟桥参观的归侨和青少年学生人数剧增，有的悼念抗战英烈，有的举行抗议活动，都提议应当在卢沟桥建一个永久的教育阵地——抗日战争纪念馆。
  为了教育青年反击日本反华行径，在当时艰苦条件下，郭景兴带领几名待业青年，搭起了一个临时大棚，办起了个《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并培训、组织讲解员，分派到当年七七事变战场旧址，包括城墙弹痕处、卢沟桥头、铁桥等处讲解日本侵华罪行。当时北京市委组织全市青工轮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工人观看图片展览，都反映受到了一次真实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1984年间共接待观众五十二万人之多，其中外宾和归国华侨二十六万人。
  （三）
  卢沟桥是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的杰出创造。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爆发地，是导致中华民族走向胜利复兴之路的起点。卢沟桥本身就是八年抗战的见证。因此，在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成立之初，郭景兴就把宣传、保护卢沟桥，定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卢沟桥自金代建成后，一直是北京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但那时没有机动车，只有人力和兽力车，且数量很少，空气和自然环境并无人为的毁坏。解放以后，经济发展很快，车辆巨增，宛平城门洞和卢沟桥面都很窄，为消除交通的卡口，1958年拆掉了宛平城东西城门、闸门和瓮城。1967年10月将卢沟桥面加铺柏油路面，桥的南北两侧用钢筋水泥过梁悬空展宽1.5米作为人行道，将拦板及石狮望柱，设置在悬空的过梁两边。重型车辆驶过时，悬空过梁颤动，拦板和望柱很多被震毁。
  卢沟桥的西北是石景山，首钢的烟尘污染、高井发电厂粉尘通过永定河排流下来。永定河干枯后，桥下河床厚厚堆积一层酸性粉尘。距卢沟桥以北800米处是首钢炼钢废渣的堆放场，占地200亩，堆积废渣200万吨，每天倾倒7—8百吨废渣，倾倒时由于高温，立即形成黄褐色的蘑菇云，排出大量氧化钙、硫、磷、硅、锰、铝等有害物体和粉尘。从桥上驶过的车辆（绝大多数是载重卡车）从上午8:30—10:30两个小时内统计，共通过1440多辆。平均每分钟12辆。卢沟桥坐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被毁的速度加快，望柱、拦板多处被震掉震裂。自1982年8月—1986年3月，郭景兴连续发出九次紧急报告，详细报告了桥梁被毁情况，提出保护卢沟桥，建设抗战馆的建议。
  卢沟桥遭人为毁坏的情况公诸于世后，引起了广泛重视。全国政协和市政协13名委员联名写了“抢救卢沟桥，筹建抗战馆”的提案，全国政协和市政协几次联合组织政协委员到卢沟桥视察。1985年7月27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市政协文化组联合举行“保护卢沟桥”专题讨论会。1985年7月30日，以全国政协常委萨空了为首的13名政协委员联名给北京市长写信，要求“抢救卢沟桥”，并于11月2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听取北京市政府（张健民副市长参加）的汇报。1985年8月15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北大历史地理系教授侯仁之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的文章。
  在全国政协和市政协的鼓动呼吁下，进一步引起北京市政府的重视。
  1985年8月6日，市政府（1985）第36次市长办公会议通过成立“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副市长陈昊苏任主任委员，郭景兴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85年8月11日召开“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成立大会。1985年8月24日，市政府批准卢沟桥禁止机动车、兽力车通行。从此卢沟桥宣布退役，作为珍贵文物保护。1986年12月5日北京市成立修桥指挥部，陈昊苏副市长任总指挥，丰台区副区长叶上诗和市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任副总指挥，郭景兴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1986年12月25日开始大修卢沟桥，1987年7月7日竣工。与此同时，经市政府出面工作，首钢停止在卢沟桥以北倒废渣。高井电厂停止排泄粉尘，并在卢沟桥上游永定河修建一座拦洪坝。卢沟桥保护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四）
  1982年5月，宋哲元之女宋景宪由美国来北京，在抗日将领的亲属陪同下来卢沟桥参观。第二天邓颖超副委员长接见她，她向邓颖超副委员长谈了参观“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的情况，提出陈列馆为什么没有宋哲元的照片？在“七七事变”爆发地建这样寒酸的小馆，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太不相称。邓颖超同志很重视，并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宋哲元是抗战将军，卢沟桥现有的陈列馆应当由小变大。
  1982年6月18日邓颖超同志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联络委员会主任侯镜如，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思德、中共中央对台办王亿、北京市文物局刘子章以及市民革的领导同志，来卢沟桥观察，落实邓副委员长的指示。领导们详细讲了“七七事变”重大意义，并提出“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充实、扩大的具体意见。
  之后的几年内，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多次来卢沟桥视察，习仲勋、胡启立、万里、胡乔木等中央领导都做出批示，决定卢沟桥退役保护，由文化部牵头，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84年11月成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前期郭景兴任主任。
  1985年8月成立“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任主任，郭景兴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1986年3月筹委会成立了陈列办公室，马仲廉任主任，郭景兴任副主任。馆舍基建方面，北京市成立了筹建指挥部，主抓人员几次更换，最后由市建委主任王建民任总指挥，下设办公室，郭景兴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6年7月7日破土动工，举行奠基仪式。
  1987年7月6日落成，举行落成典礼。城墙修复1984年6月2日动工，1987年7月7日竣工，城墙上保存“七七事变”被日军炮弹轰毁的弹坑，作为日军罪行遗迹，教育后代。东西城楼、闸门和瓮城的修复于1987年7月竣工。
  （五）
  为了搞好陈列展出，郭景兴提早就动手征集资料，为馆展做准备。抗战初期，由于我们只重视作战，并没有考虑到胜利后写历史的事，没有存下具体记录。而日方右翼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千方百计颠倒是非，说“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中方先打的，诡辩说中日战争是中方挑起的。我们的资料最详细的是王冷斋写的《卢沟桥事变始末》，是他在战后回忆的。他当时并未天天在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城里和日方谈判。作战的情况是从电话中得知的。真正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的是29军27师110旅219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和团长吉星文。但所有的文件及文字记录一点也未存下来。因此，从1982年开始，郭景兴就抽出大部分精力收集资料。他感到这件事不能等，“七七事变”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大部分参加者都去世了，活着的人也七八十岁了，必须抓紧访问尚存的几位关键人物。他和市政协一起召集在北京的原29军部分将士和亲属、近代史学者、教授、文物博物馆专家开座谈会。到河南省固始县访问金振中。到南京访问原29军军训团第三大队副朱军（海军学院院长，已离休）。同时，访问了原宛平县秘书洪大中，原29军军训团大队长过家芳。到山西太原访问了全国政协委员（原29军驻守永定门的一营营长）周树一。先后在卢沟桥、丰台召集当年目击者佟德麟、扈志刚等老人，开五次座谈会，详细了解“七七事变”时双方驻军、作战地物等具体情况。多次访问专家、学者和永定河管理处的老河工，了解卢沟桥的历史沿革、永定河的地物地貌。
  经过几年的调查整理，先后编辑出版了《卢沟桥文集》、《卢沟桥事变战场考》、《七七事变》专辑、《北京名胜词典》（丰台区部分）、《卢沟桥碑文录》、《卢沟桥简介》、《武俊碑与宛平城》，以及金振中、洪大中、王冷斋等人的传记等大量专著、文章。采访整理有关“七七事变”抗战资料237册共150万字。所有这些，都为全面了解“七七事变”真像提供了较详细的第一手材料。
  （根据郭景兴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