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编者按：
  这篇回忆研习书法的文章，是郭景兴同志应本书特邀而写的。郭景兴同志从艺数十年来，所表现的自强不息、勤苦不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很令人钦佩。
  （一）
  我7岁开始学习书法。由伯父澄斋亲授教导，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玄秘塔”帖，对书法渐渐产生兴趣。小学毕业后，在校长刘联舫的安排下，在苗庄小学当教师，教一、二年级，那年我刚满15岁。第二学期结束，父母将我送到丰台镇一个小香店（制供香的小作坊）当学徒。一面做工，一面学写毛笔字。那时，我常常回想起郑伯平老师讲的高尔基的故事。高尔基艰苦自学，从一个乞丐成为世界文豪的事迹，对我鼓舞很大。心想，高尔基青少年的经历跟我相似，他能办到的事，我为啥不能办到！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掌握一门本领，长大后有所作为。从何做起呢？我觉得还是得一点点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于是，我给已到北京教书的郑老师写信，要来中学课本，利用工余时间，自修中学课程。郑老师还经常给我寄来报刊、杂志，有些藏在报缝的真实消息都划上红线，提醒我注意。所以，尽管我身在闭塞的乡村小镇，也能了解不少天下大事。
  在香店干了两年，天天练毛笔字，记流水账，业务往来的信件，都用毛笔写。店主见我能写一手流利漂亮的毛笔字，很是高兴，时常鼓励我，支持我。我也更加珍惜学书法的好机会。这二年，我还自学了初中课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非常高兴，立即找到北京教书的郑伯平老师。郑老师是地下党员，到了北京，就和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铁路工程段临时工。没几天，铁路工会一个姓杜的秘书主任见我毛笔字写得有水平，便向工会主席提出让我替他抄文件。从此，每天上午8—12点，下午2—6点，天天写小楷，抄写文件，每篇都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不苟，字字都是颜体小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既完成了上头交办的工作，又练就一手好字。那两年，我把工作当成艺术实践，工笔小楷的基本功练得扎扎实实。
  1947年，在北京的地下工作环境恶化，组织上通知我暂离北京，我又回到老家。不久，投奔在沈阳经商的一个远门亲戚，经他介绍到沈阳被服公司学徒。在那里，因为我的书法优秀，得到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赏识，还是让我抄写文件、信件，余下的时间打扫卫生。这样干了一年，直到1948年解放军围攻沈阳，被服公司倒闭，才步行回到天津。不久，经本家哥哥郭景福（解放区区委委员）介绍，到宁河县公安局工作。1949年2月北京刚解放，我又去北京找到郑老师。那时郑老师已是丰台区军管会成员，负责教育工作。我们一起接管了“宛平县简易师范”（北京十二中前身），我负责行政财务工作，工作余暇随班听课，补学文化。
  自此，我真正体会到了翻身解放的喜悦，一门心思为党工作，决心把全部知识献给新社会，学书法的劲头也更足了。1961年，北京首先办起了电视大学，我深感自己文化底子薄，就积极去报考电大，经过四年刻苦学习，终于在1965年7月毕业。这为日后的深造、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解放前的那些年，我学书法，除了临帖练字外，就是利用当学徒工抄抄写写的机会，练习楷体字。
  我还有个练字的好机会，就是给乡亲们刻印章，写春联。
  在那个年代，印章的实用价值可大了。到邮局取信件，证件交往等都得用印章。乡亲们知道我会刻字，纷纷找上门求我，一者为的方便，二者也为了省钱。我也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自1939年到1944年间，我免费给本村及邻村乡亲们刻印章近五百个，书体都是颜体小楷，材料有的是用旧印章磨平了再用，有的就用的梨木的干树枝，刻刀是用坏钟表上的废发条磨制的，工具材料都很简单，却为乡亲们解决了大问题，同时也使自己在提高刀工上受益匪浅。
  在农村，贴春联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个传统习惯。每逢春节，乡亲们都愿意求我，我就认认真真地写，有的一户就几十张，写的数量很多，从没有厌烦过，我觉得乡亲们求我，是喜欢我的字，也是看得起我，对我来说，更是难得的练字的好机会，何乐不为呢！
  由于成年累月的刻章、写春联，现实造就了比别人更多的实践练习的机会，再加上我在刻章、写字上严肃认真的态度，十几岁时书法、篆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三）
  名家的指导、启迪，是我书法艺术跃入新的境界的重要阶梯。
  我在幼年时，就跟伯父澄斋学习书法。伯父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当时颇具影响。开始时是学颜体，后来又临习苏轼、黄庭坚的字帖，广泛阅读了吴昌硕、邓不如、赵之谦、赵孟、欧阳询等历史上书法家的碑贴、画册。1949年初我到北京十二中后，有一位老师是书法名家吕廷立，他擅长魏碑，专门研究清朝名画家赵之谦的书法。他说：“只写唐楷是不全面的，应当写魏碑，魏碑气势磅礴，掌握了魏碑体，再挥毫时便有胆量有气魄”。这番话对我启示很大。这次遇到吕廷立，又是工作在一起的同志，很快就结成亲密书友，书风也一改为赵之谦的魏碑体，书法面貌大为改观。从那时起，广集赵之谦的书帖、印谱，经过刻苦研习，根基更加牢实，书风也显得更加奔放，气势更加浑厚。当时在北京丰台区已有影响，与很多学校的美术教师、文化馆、少年宫美术组的画家，都有来往，并且很快结为挚友，相互指点，切磋技艺，还经常为画家刻章、题款。
  1981年我调到卢沟桥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是在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大修卢沟桥期间、，结合开展工作，广泛结识了北京以至全国的著名书法家，二十多年来一起活动，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书法、篆刻和艺术理论，逐步进入更高的境界。
  我从事书法、印石六十年，有两点切身体会：
  其一，必须下苦功夫学，集百家之长，夯实基础。而要学得好，必须选好师，选好帖。在浩如烟海的名迹面前，不能盲目地乱学乱临，必须有所选择，寻找与自己个性相适宜的名家名帖，细心领会揣摹，融会贯通，然后大胆取舍，熔铸自己的个性，不拘泥于前人，有所发挥，有所创新，既继承传统，又融入现代意识和时代气息，即所谓“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放任”。
  其二，必须多方面提高素质。书法也好，篆刻也好，不是光会写字刻字就行的，而是综合知识的体现，是与政治修养、文化知识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与美术、绘画、诗词、文学的修养分不开的，当书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再往上提高，更要依赖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我在练字的同时，还在研究书法史、美术史、文学史上下功夫，这样，运起笔来，才有高屋建瓴的感觉，才有气度，不小家子气。我还注意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比如商店的牌匾，宣传广告、标语，书店、画店，各种展览等等，都有意识地去学习、去理解，随时随地汲取艺术营养，从书屋走向社会。这样，日久天长，日积月累，自己的书法篆刻水平与日俱增，日臻完善，逐渐体现出了比较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深邃的艺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