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周思聪1939年1月出生于宁河县芦台镇，1955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学习。195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写意人物画，先后受教于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郭味蕖诸名家。在长达9年的学习中，受到中西绘画的严格训练，培养了优秀的道德品质，具备了多方面深厚的文化素养。她品学兼优，二年级时（1959年）就以作品《颐和园一角》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银奖。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专业创作。从此，她以全部赤诚投入生活与创作。60年代她积极深入生活，努力搜集素材，同时虚心向老画家们学习，艺术上进步很快。她在70年代创作的《长白青松》，即以刻画一代青年的纯真和师生情感的真挚，而令人耳目一新。70年代以后，她的才华得以充分的发挥和完满。1977年她和卢沉创作的《清洁工人的怀念》曾经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1979年创作的《人民和总理》获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一等奖。她用自己的艺术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充分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爱国的艺术家与全国人民命运与共。与此同时，她酝酿已久的，反映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挣扎与斗争的煤矿工人生活组画《矿工图》问世。此作运用水墨形式，探索史诗性主题，其悲壮沉郁的风格，巨大的尺幅，新的时空处理手段和变形方法，充分体现了她在艺术上勇敢的探索精神。1984年她应日本著名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之邀，于访日举办画展时展出《矿工图》，以其深沉激越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而产生重大影响。在《矿工图》创作的同时，她深入四川凉山地区，以持续10年的时间陆续创作了关于彝族同胞生活与形象的作品，抒发了她对当时仍在贫困中生活然而又极为勤劳与坚强的彝族姐妹的无限同情。其中《母与子》、《高原暮归》系列、《落木萧萧》、《风雪夜归》等作，不仅标志着她在写意人物画方面的高度成就，作为80年代中国人物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伟大母爱精神的颂扬，为当代中国画开拓了一个新的精神领域。这组作品的风格更为朴实单纯、简淡深醇，标志着她的艺术走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周思聪深入生活实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地创作，使她患上了难于治愈的类风湿病。长期疾病的折磨，给予她身体与精神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但她仍在与疾病斗争中创作了《荷塘系列》等作品。她以深沉的情怀和精微的趣味，在作品中抒写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美好憧憬，她在自己的一本画册上写道：“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们。”1993年夏，她不顾病痛赴新加坡、香港举办了个人画展。
  周思聪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画家的优秀代表，是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杰出艺术家，她所作的《矿工图》组画、《凉山彝族人物》组画与《荷塘系列》、《山水系列》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蒋兆和等大师开创的现实主义画风，创造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水墨画的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她给当代美术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她的艺术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光辉优秀的中国画传统。她出版有《周思聪画集》、《周思聪水墨画》、《周思聪画人体》、《卢沉周思聪画集》等。她的艺术在未来岁月中必将得到更多的海内外人民的衷心热爱。童年时代就爱上了绘画艺术
  周思聪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的大家庭里。幼时，在外祖父的影响下对书画产生了兴趣。她曾回忆说：“我出生在北方乡镇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里。记得生着白胡子的祖父（周绍亭）是镇里女子完全小学的校长，我四岁时曾被白胡子牵着混到那所小学里念书。生着黑胡子的外祖父是同一镇里的一位有名的中医，他很受乡里人敬重，闲暇时常写诗作画，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跟母亲去姥姥家，坐在黑胡子膝下玩耍，我对画画的爱恋大约就是从姥姥家开始的。”祖父和外祖父渊博的学识，给了周思聪最初的文化熏陶和艺术启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六岁的周思聪随家人迁居北京。在北京上小学时，美术教师张怡贞发现了周思聪这棵艺术嫩苗，给予周思聪良好的早期教育。初中时，周思聪非常喜欢收集《图画世界》、《连环画报》和各种画片，进行学习和临摹，也经常试画些小画送给要好的同学，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有一次，她从杂志上偶然见到了德国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画，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是第一位让她最崇拜的画家。初中毕业前，在美术老师张怡贞的指导下，她试着创作了一幅题名为《小队会上批评打架的人》的图画。画面上十几名少先队员在批评两名衣帽不整，满脸顽皮相，刚刚打完架的男孩子。这幅画后来被《光明日报》刊登发表。一个孩子的作品被大报发表，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但家里都没有人知晓，事隔多日，当父亲从报纸上偶然发现的时候，她却表现极为平淡，毫无自得之色。这可以说是周思聪艺术创作的开端，也是她务实、远大、淡泊名利性格的最初显现。
  周思聪的父亲是个美工师，在旧社会尝尽了“笔墨生涯苦食艰”的滋味。他虽然看出了女儿的绘画天才，但又怕女儿也走上自己这条路。父母曾设想她长大后学医，成为一名医生，像外祖父那样为他人解除痛苦。因此，总是嘱咐女儿刻苦读书，却从不提起学画的事。周思聪初中毕业时，提出投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意向，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希望她在师大附中读完高中再行选择，但女儿对艺术的挚诚热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打动了父母的心，终于同意在读完高中一年级以后转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中央美院的高才生
  1955年，周思聪考入中央美院附中。附中三年，她一方面学习文化课，一方面学习素描和色彩基础课，同时也尝试学一些油画、中国画、版画等专业课程。她回忆说：“老校长丁井文先生对我们这些孩子关怀备至，年轻的老师们都极平易而负责，我在附中接受了严格的素描基础训练，度过了难忘的三年。”1956年，日本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创作的《原爆图》在北京展出。17岁的周思聪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说：“这幅巨作曾使我的心为之颤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24年后（1980年）周思聪去日本参观访问时，专程拜访了丸木夫妇，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4年她还应丸木夫妇之邀赴日，在东京上野美术馆展出《矿工图》等作品。
  1958年，周思聪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开始在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刘凌沧、李苦禅、郭味蕖等著名艺术家的指导下，学习人物、山水、花鸟的写生和临摹。
  一年级下学期（1959年春），国画系师生到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实习。那时，正处于“大跃进”高潮，同学们画的都是些大跃进的场景，惟独周思聪的画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她画了一幅题为《我病了》的画，画面上，那简朴的农村土屋土炕，那些淳厚朴实的农民形象，和那大红枣、鲜鸡蛋、热气腾腾的面条汤，使构图显露出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个创作稿受到系主任叶浅予的特别表扬。直到三十多年后，叶浅予还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详细的追述：“……实习结束时，我们开了一次创作小稿观摩会，小稿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不用问，当然全是南吕村的疯男疯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击队啦，吃饭不要钱啦，诗歌满村墙啦，婆婆扭秧歌啦，结果当然是构思雷同，题材撞车。独有一幅小稿，画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车的题材，而是画了一个女学生，躺在炕上，房东老大娘坐在炕沿给她喂汤，同院的妇女都来慰问，题目是《我病了》，这个不同凡响的构思，使我那浑浑然的头脑立刻清醒起来……”
  1959年下半年，李可染带领学生们到颐和园上写生课。那时正是李可染画写生、讲写生最出色的时候。本来就喜欢大自然的周思聪，对山水风景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画得特别认真。她画的题名为《颐和园一角》风景画，虽然只是一幅写生作业，却表现出她对艺术严肃热诚的态度，扎实而严格的训练基础以及质朴的艺术风格。这幅画受到李可染的特别赏识，亲自为它题了字，推荐参加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会青年美展，并获得银质奖。这极大地鼓舞了周思聪学习山水画的决心。但到三年级分专业时，她却被分配到蒋兆和工作室专攻水墨人物。人物画是难度最大的尖端画科。她虽然酷爱风景画，为了艺术的需要，还是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并认真地学习水墨人物画。
  初入画坛，栉风沐雨
  1963年，周思聪以优秀的成绩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画院，成为专业画家。正当她准备在绘画创作的天空中展翅高飞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禁锢了她的翅膀。从1964年开始，文艺界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要求艺术家们走出工作室深入工农兵生活，下乡下厂，改造思想。周思聪和广大画家一样，被政治和艺术的矛盾困扰着。她多次到工厂、农村、服务行业参加劳动，深入生活，并搜集素材，进行创作。她创作了《售票员》、《周总理和纺织女工》、《童工血泪》等作品。然而这些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却无法令周思聪自己满意。她被深深地困惑着。不久，“文革”开始了，艺术被当作“四旧”横扫。周思聪不得不放下画笔，和同龄人一样去参加运动，停止了正常的创作活动。1969年，她与画家卢沉结婚，第二年生下了孩子。在丈夫下放外地的情况下，她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让一部分画家恢复了创作活动。周思聪重新投入了创作。她在这一年中，创作了《长白青松》、《画家蒋兆和》、《山区新路》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流传很广，大江南北几乎是家喻户晓。《长白青松》的最初创作契机，源于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周思聪的启蒙老师张怡贞的女儿（兵团战士）在扑灭森林大火中牺牲。周思聪熟悉这个女孩子，也深知老师心中的悲痛。《长白青松》这个标题对她来说，是语义双关的，既歌颂了知识青年扎根边疆，也内含着纪念牺牲者，安慰老师的潜台词。画中怀抱松枝的兵团女战士，便是参照张怡贞老师女儿的生前照片创作的。这幅作品以其构思新颖，人物形象平朴亲切和情感真实，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74、1975两年，她创作了《鲁迅与陈赓大将》（为鲁迅纪念馆作）、《井下告捷》、《重返前线》（为白求恩纪念馆作）。1976年创作了《抗震小学》、《周总理会见印度医疗队》（为柯棣华纪念馆作）。创作历史人物画，虽然也是一种政治任务，构思和形象接受一定模式的约束，但是周思聪真诚地崇敬这些人物，画起来有内在动力，因此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在这段时间里，她还与同事合作了《深山创业》、《毕业答卷》、《沸腾的广场》等颂扬学大寨内容的作品。这些具有宣传性质的合作画，是“三结合”创作方法的产物，因此也是更为典型的遵命艺术，画家的个性被完全消融了。周思聪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历次不厌其烦的运动、批判，使我们许多人丧失了自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情，不敢相信自己的理解思索，不敢表现自我。”这正是对“文革”和“文革”环境下艺术家情状的准确描述。
  精神解放，硕果累累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多年来桎梏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被打碎了。人们充分地体验到了解放的感觉。文艺界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周思聪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创作激情和创作能量迅速释放，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高潮。1977年，她与卢沉合画了《清洁工人的怀念》，这幅作品不仅反映了民众的感情，也标志着他们夫妻精神上的变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对周总理的怀念是和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否定，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周思聪深入邢台地震灾区，创作了水墨画《人民和总理》。这幅画以1966年邢台地震为题材，描绘了灾区群众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关系，反映了一种不忍割舍的伤痛之情，表达了亿万民众的心声，感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这幅画获得了第五届全国美展一等奖。《人民和总理》是新时期中国人物画画坛的扛鼎之作。新时期的中国人物画创作，因为有了《人民和总理》而不再沉寂，于是，周思聪的名字与新时期的中国人物画创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80年代，周思聪横溢的才华、人生体验和对生命的真诚与挚爱在她的艺术实践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她连续创作了《矿工图》组画、《凉山彝族人物》组画、《山水系列》和《荷塘系列》等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和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画坛留下了一笔丰厚和宝贵的遗产。“人物系列”、“荷魂系列”、“山水系列”，演绎成她艺术审美上的“三部曲”，构成了她广凌绝响的艺术之魂、生命之歌。
  人物画：情感世界的真实流露
  周思聪性格善良，富有同情心，关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是一个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极强的画家。在她看来，画画决不止于供人欣赏、消遣。它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表现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唤醒人类的良知，促进社会进步。她主张要用感情画画。形式的选择，取决于感情、感受，感情决定形式。她讨厌艺术上的矫柔造作，哗众取宠，反对形式主义。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致力于促进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向现代的转变，努力创作反映时代面貌、反映历史和社会真实的作品。在人物画创作上开创一代新风，“给几十年以来中国水墨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人物画的革新开辟了无限的前途”（邵大箴语）。著名美国学者、中国美术史专家高居翰，对周思聪也有过高度、精辟的评价：“周思聪的人物画中包容了对人的深刻同情心，甚至在她那最苦涩的人物外貌上，所展示的仍是真挚的人类温情，是画家和她笔下人物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也是中国现代人物画中颇让西方人感到最难欣赏的部分。”
  《人民和总理》是一幅典型的主题性绘画。这幅画，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和中心式结构的造型方式，对历史与艺术的空间进行了双重开拓。个性与共性，典型化与具体化相统一的形象刻画和情境烘托，传达出一种悲痛、安慰、希望转换交织的复杂情绪。这不仅是特定场景下特殊情绪的展示，而且代表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普遍心态。艺术语言质朴凝炼，充分展示了她深厚的写实功力和对画面的营构能力。此画在人们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在中国画坛上具有重要意义。
  创作于1980—1983年的《矿工图》，是周思聪艺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这是一幅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具有沉郁、悲壮性格的巨型组画。与《人民和总理》相比，《矿工图》在写实风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画的写意表现风格。这组由《王道乐土》等9幅相互连贯又相对独立的反映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挣扎与抗争的煤矿工人生活的巨型组画，构成了当代人物画创作宏大开阔的场景。无论是人物塑造、结构空间、造型处理，还是悲壮风格的表现，以及对民族灾难悲剧性的体验与升华，都不愧为当代人物创作上的史诗性作品，画作仿佛在述说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在《王道乐土》中，在沉重得将要崩裂的煤层背景上，勾画出层层被压弯了的脊背，那贫穷、饥饿、茫然的表情背后，深藏着满腔热血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人间地狱》中，那黑暗处的一丝光亮，是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沉默中一股将要爆发的岩浆！在《遗孤》中弃婴、孤儿、母女、祖孙的凄惨喊叫、挣扎，呼唤着对生的渴望……民族的灾难，悲愤与不屈的奋斗、抗争汇成了一曲悲壮激昂的颂歌。《矿工图》是声讨日军侵华罪行的檄文，是周思聪用心血和生命铸成的述作。1984年，周思聪应邀访日期间，在日本东京上野美术馆展出了《矿工图》，顿时震惊了日本美术界。日本著名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非常激动地表示：要抬着《矿工图》走遍全日本。
  著名画家李宝林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她后来创作了矿工图，当我看到这件作品时，心里有一种震惊的感觉。这种震惊不仅是由于这个沉重的题材本身，也使我难于把这个题材和思聪联系在一起，她如何能承担起如此沉重的负荷。当然，在学校时，我知道她对赤松俊子的《原爆图》在感情深处所受的震撼，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和教育给每个人心里和双肩上所加的一种民族的社会的使命感。思聪最后选定《矿工图》这一重担，正是对这种使命感道义上的承担。这对一个本性是‘热爱平凡人’、‘热爱静谥的大自然’蕴涵的女画家来说，她的负荷实在是太重了，太重了。但她承担起来了。虽然这一组画创作最后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她尽力了。几乎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在体力上，特别是在感情上她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矿工图》作为20世纪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悲壮史诗性作品，紧紧地与时代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它所具有的深刻文化含义，正是在于它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坎坷的历史命运和不屈不挠、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精神。《矿工图》与蒋兆和的《流民图》，构成了50年来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两座高峰，在新时期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周思聪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重复古人，不重复他人，更不重复自己。继《矿工图》之后，她走进了四川凉山深处，把艺术的视角对准了平凡、质朴的彝族女子，所关注、表现的仍然是“民族性、历史感”这样的主题，推出了她人物画中“彝族女子系列”。与前期以表现风格类型为旨归的《矿工图》相比，《彝女系列》明显地凸现出她的抒情意蕴。在这组画中，周思聪一扫过去那种歌颂少数民族新生活的肤浅形式，第一次将对少数民族的表现深入到“人”的层次和人性的深度，第一次站在“人”的角度表现彝族妇女那种纯朴而原始的人性之美。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对生活的热切关注，对生命的真诚歌颂始终如一。所不同的是，前者浓重、激烈，是史诗性、悲剧性的；后者恬淡、悠远，凝结着画家对人生真谛的咀嚼和理解。
  荷魂系列：自我人格的审美写照
  周思聪喜欢荷。尤其是在她患了严重的类风湿病之后，更寄情于画荷。她说：“我只是感觉画荷花时水和墨的痕迹使人很愉快，在生病时间给我许多安慰……特别是一两朵荷花、残枝败叶也和我的心境比较吻合。”她渴望大自然。在她全身关节剧痛，骨骼严重变形，五指已不能弯曲的情况下，她依靠人生的信念，凭借顽强的毅力，驱动变了形的指关节作画、画荷，连续创作出《雨亦奇》、《晚妆残》、《荷塘正凉雨》、《清凉世界》等“荷魂系列”优秀作品。在墨韵、朝露、暮霭、天宇、月色的交融磨合、转换轮回中，弥漫着超越自然、超越时空的梦幻般的世界，闪耀着对生命的眷恋和热爱。
  郎绍君在回忆周思聪的文章中写道：病中画荷首先是生命和心境的需要。她希望一种艺术情境，能把疼痛的苦寂化为愉悦，给灵魂以平衡。我们看到的这些荷花，花少叶多、新荷少残荷多，晴荷少雨荷多。没有“红莲沉醉白莲酣”盛景，不乏“月晓风清欲坠时”的幽忧。浮萍淡如泪痕，枯叶恍似乱云。墨色轻淡，飘忽迟滞；忽而晕开，忽而收敛。泼墨略加矾水，又以破墨参之。淋漓微茫中，时见梗茎交互，折落参差。一切都在朦胧中，烟痕里……《彝族女子系列》对人生的咀嚼，在荷花中又悄悄继续着，而其味更淡，且笼罩了一层抒情的忧郁。凋残与生机，寂寞和热情，愁思和愉悦，交织在一起，融化成墨、色、景、象。这是单纯又丰富，直抒心曲又不带杂质的美。画家的创造力，在疾病中变得更富敏感性更纯粹了。
  荷（莲）是中国人喜欢的植物，在中国文化中占了一席之地。周敦颐《爱莲说》曰：“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历代文人画家之爱荷，正与这种公认的隐喻意义相关。但宋代以来，画荷者不衰，却不是因了理性喻意，而是由于画家们创造的荷花各个不同，各有其美的价值。八大的荷，奇而简，清狂冷逸，寓静于动。金冬心的荷，淡而平，素朴拙稚，意趣悠远。吴昌硕的荷，重而厚，沉凝圆浑，苍古遒劲。齐白石画荷近吴昌硕，而多天真与生气。潘天寿独成一体，尖利雄怪，寓动于静，虽与八大、吴昌硕均有承继关系，面貌却绝不相同。近人画荷，多摹仿前人，独创者寥寥。周思聪画荷，无吴昌硕、齐白石之金石笔力，亦无潘天寿之奇崛气质，不以笔线见长。她巧于用墨，但不是没有控制的晕染一片。她适当利用现代水墨家造肌理的方法，但从不依仗肌理的偶然效果。她关注的荷花，不是它的结构与色相，而是它的存在状态——荷景，即荷叶、荷花在空气中、雾霭中、风雨里的情状。没有鸳鸯、翠鸟相陪，亦无蜻蜓、蝴蝶相伴，似近又远，似影如幻，迷离扑朔，让观者感受到的，不是具体的花、叶、苞、茎，只是一种诗意的情境。使人想到“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荷香随坐卧，湖色映晨昏”或“秋风吹白波，秋雨鸣败荷”那样的诗句。画家也特别的喜欢雨荷，给她作品的命名也和雨相连。如《荷塘正凉雨》、《轻云疏雨一时来》、《听雷亦知足》、《微雨种花时》、《雨洗故园花》等等。她在荷花中捕捉着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境界，一种梦幻。那里，宁静，清净，平淡，和谐，远离尘嚣，天人合一。
  单纯，是周思聪荷花（及人物）的一大特质。大结构单纯，大色调单纯，整体性强。单纯但不单调、不空乏，才是艺术的品质。整体性即统一性，统一的画面才单纯。周思聪自80年代初期以来，总是追求单纯又耐看的效果——不是她想得简单，亦非对象不复杂，是她删除了庞杂，纯净了意象，把结构、形象、节律和笔墨统一化、简化了。和文学性划不清界限、和写生划不清界限的画家难求得单纯。缺乏创作形式能力的人也难以获得单纯，单纯的意象是凝聚，是“炼”出来的。心灵不丰富的人不能得真单纯；心灵丰富而不会凝聚的人也不能得真单纯。单纯意味着含蓄，所谓珠玉潜水，秀隐于内，但又不失之晦涩和玄奥。周思聪在荷花造型上力求自然简洁，在笔墨方法和韵味上力求丰富。她同时使用墨、丙烯和广告黑，利用它们在颗粒、明度和渗透性诸方面的不同，刻画荷叶在不同情境中的微妙变化。她用羊毫两面画，即便薄如轻雾的荷影，也绝不留下刻露外张的笔划，而尽可能慢行笔，如屋漏痕。外形简朴自然，笔墨蕴涵机趣，这是中国艺术的崇高品格，也和周思聪的气质个性相一致。
  “荷魂系列”中，周思聪对人生的品味仍在继续着。只是比以前的咀嚼更加了一种心灵上的清寂，多了一份雾霭般的情思。她洒下的甘露滋润了萍荷仙境，渗透着她永不泯灭的个性和品格。它如一章章朦胧诗，比梦更美，比幻想更动人。荷花风与《矿工图》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脱俗超凡，展示了她艺术上的突破、再生与升格。周思聪爱人，爱荷，爱山水，爱家乡。1990年，她怀着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为家乡《宁河县志》著成题画《朝露图》，作品以饱满的热情表达了对家乡人民和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爱。
  山水画：入法出法，独标品格
  周思聪在中国画人物系列、荷魂系列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新时期当代画坛上的杰出画家。而她在山水画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备受世人瞩目。在她从事人物画创作的同时，对山水画的挚爱始终不能割舍。就像眷恋她家乡的故土、眷恋她的人物画一样，对山水画同样是一往情深。她的山水画在注重恢弘气势，水墨交融、气韵淋漓的同时，同样充满着悲壮、浑穆、深沉和孤独的格调。《云归山色深》、《月寒山色共苍苍》、《晨曦》等是她山水画中的优秀代表作品。在她不多的山水画中，这些作品显得更为珍贵。它记下了周思聪山水画艺术创作上跋涉的足迹和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就。特别是参加上海美展的大型山水画《晨曦》，使观众一睹了她山水画的灼灼风采。高居翰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幅周思聪的山水画原作。这张格外具有独特风格和个性的山水画和她巨型悲剧《矿工图》之间，无论在心理上或在技巧上竟都有众多共同之处。”这是对周思聪山水画成就的高度赞誉。
  1981年，周思聪代表中国文联，陪同她访日期间结识的日本友人、著名老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来华旅行写生。沿江南——苏、杭、无锡，转桂林、湘江、嘉陵江而行，为期一个多月。朝夕相处，交谈作画，成为周思聪放手山水画的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契机。她始终珍藏着丸木先生大手笔留下的整体山水册页，那粗笔豪放的大写意山水，对周思聪后来的山水艺术产生不可忽视的灵启作用。她此行由一批西湖雨景、嘉陵江雾开始，成为审美观照的中心结。从而朝着“山水系列”、“荷魂系列”双向展开，与写意人物同轨携进，预示着一个全面丰收期，也是艺术成熟期的到来。1992年，“周思聪水墨画展”先后在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展出，获得巨大成功。山水艺术成为周思聪艺术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山水出云》、《云归山色深》、《野趣》、《小屋》展示了艺术造诣的高度成就。浑穆大气和空灵相互渗透，滋养情致与天趣童心熔融一起，传统精神与现代情愫称矛盾的两极，在这里相反相成，入法出法，独标品格。石鲁论山水云：画山就是画人：画人格、画精神，画自己。以周思聪山水艺术相印证，终可信焉。
  艺术道路：从写实、表现到抒情
  著名画家卢沉在谈到周思聪的绘画风格时说，周思聪的艺术道路，大体经历了从写实、表现到抒情三个阶段。
  周思聪早期的作品，即1963年美院毕业至“文革”前，属于写实阶段。周思聪自己评价说，那个时期，“作品有生活气息，但肤浅；思路、技法单一”。如《长白青松》、《山区新路》等，受到广泛好评，但个人风格不明显。“文革”之后，1979年，周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是她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摆脱了单一的人物画创作模式。《人民和总理》是周思聪写实风格的代表作。
  《矿工图》是周思聪从写实走向表现、追求个性化造型语言的开端。《矿工图》在笔墨处理、人物造型、构图上都有突破性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运用拼贴、分割、并置、重叠等现代艺术中常用的手段打破单一时空，强化抽象结构以及人物形象的大胆夸张变形。《矿工图》组画是周思聪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开创了水墨人物画从写实走向表现的一代新风。《矿工图》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褒贬不一。痛苦、扭曲的形象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同时，触目惊心、形式感强烈的新画风也得到许多的赞赏。
  关于《矿工图》的变形表现手法，周思聪有自己的理解。她说：“我在70年代末就开始有点变形。那时候我就感到原来那种完全写实的和真的差不多的画法，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有时候觉得不对劲、不够味，非得变一变才觉得话能说清楚。开始在插图里，那时大家都不太注意我画了些插图是变形的，后来画《矿工图》的时候，它的内容表现中国人做亡国奴时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就是扭曲的，在被压抑的状态下，它本身不变不行。我就想画那种受压抑的状态，压得透不过气来那种状态。在这种思想感情要求下，开始把人有些变形了……”日本著名画家丸木一语道破艺术创造的真谛。他说：“作者的眼睛不同于照像机。”李可染大师的一方图章也写道“不与照相相争功”。周思聪从绘画实践中深悟其中的奥妙。她认为，“艺术境界是审美观的自我体现”。“形式就是表达感情的语言”。“如果‘自我’没有进入自然当中去，就只能机械地再现眼睛所看到的，而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心中所感受到的，即体现人的感情，‘意境’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所谓‘写意’，是指写‘心中’之‘意’，‘心中’无‘意’，谈何‘写意’？更谈何高度的艺术概括呢？”周思聪描绘的女人体，也不是画女性形体的优美曲线，肌肉的弹性，以及姿势的动人之类，而是女人体历操劳之后的变异：粗大、肥胖、干枯等等。所有这些变形手法，都显示了周思聪艺术最值得珍视的价值。
  周思聪的《荷魂系列》是她创作上进入抒情阶段的代表作品。她通过创造独特的似梦如幻、朦胧多变的荷花系列，展示了她所向往的清净世界，展示了她清纯超越的品格。
  周思聪作为当代中国画画坛上杰出的画家，她成功了。在中国人物画系列、荷魂系列、山水系列三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称道艺术成就的同时，为宁河出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女画家而感到自豪。同时，更为她作品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而感到自豪。越是具有民族性的艺术，才越有世界性，才愈能带给人类心灵的净化和升腾，愈能鼓舞一个民族自立、自强。这就是我们从周思聪中国画中得到的启示。
  周思聪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她的艺术是永恒的。57岁的周思聪无声无息地走了，中国画坛少了一位杰出的女画家。在那如血的残阳里，她笑着去了，带着昔日的辉煌与对生活的无限眷恋，把遗憾和怀念留给了今人。

本文参考书： 《周思聪纪念文集》 《周思聪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