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1929年出生于宁河西关村，原名孙迪，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少年时我就外出自谋生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走自学成才之路，我从一个打工青年成长为新闻专业高级编辑，取得了以产业报为主的办报实践与理论探讨的若干成果，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受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的表彰。我的执著追求与圆梦之路，是一条坎坷艰苦之路，也是党的正确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铺就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
  解放后，我在塘沽新港小学当教员，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交通部筑港工程局局机关任副科长，主管宣传教育工作，开始接触新闻报道。
  1955年2月，局机关从天津调往广东，组建第一航务工程局，承担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湛江港建设任务。南下建港，长途搬家，我们谁也没有提出什么困难，都以参加国家重点建设为荣。前往湛江时，我编入先遣队提前出发，未顾及家中老小，妻子沙贵玉怀孕第二胎已经8个月，抱着女儿，扶着老母，冒着早产的危险，随大队南下，火车在长江轮渡，到广州又陆水兼程，抵达湛江是多么不容易啊！每回忆及此，我都深觉内疚，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是个大型施工单位，创办了企业报《工地生活》，由我们宣传科编辑出版。随着建港工程的快速进展，我采写的建港消息、通讯和拍摄的新闻照片，陆续在《工人日报》、《南京日报》和《中国工人》、《人民画报》、《中国青年》、《儿童时代》等报刊发表，新中国自己设计和施工建设的现代化湛江港，一时成了全国关注的热点。初试新闻工作即与新闻结缘，我开始向往做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立志以此报效国家。
  1956年10月，我奉调进京，任交通部政治部机关报《人民航运报》社编委、副组长，主持航运基本建设报道。上班伊始，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联共（布）中央党校新闻班讲义》和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并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至此，我坚持6年学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基本著作，初步打下从事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础。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后，编辑部调我到时事政治组，主持整风运动报道。直至12月11日《人民航运报》宣告停刊。
  （二）
  交通部下放干部经过“大跃进”的洗礼，惊喜地被召回京，我分配在政策研究室编辑机关刊物《交通工作》。在最佳的年龄经历了较为安定与“动乱不安”两个十年。
  从1959年1月起，我的工作任务是编采并举加上兼管对外宣传。《交通工作》的报道内容与报纸的新闻报道相近，大家把我看成“行家”。我先后编发的各类稿件约三百万字，其中《我国远洋运输船队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之一，曾被中央办公厅报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徐水之行。1960年春，作为记者我随交通部王首道部长一行前往考察所谓“共产主义”建设。我在徐水确实看到木结构的“简易小楼”，其实这是“双层窝棚”，至于徐水的交通建设，那些土路也只能与“小楼”比美。这次采访破天荒地交了“白卷”。我的第二项任务是接待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的采访和约稿，工作也打开了局面，可惜10年的成果包括原稿、文件、资料都在“文革”初期被洗劫一空，我记得的有《新中国海运事业展新容》、《远航归来话友谊》等，经新华社、国家对外文委等单位播发，被国外多家报刊采用，《红旗飘四海，友谊满天下》作为国庆15周年特稿刊发于《中国青年报》。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梦想，1961年我欣喜地参加了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那个时代不讲究学历和文凭，为什么要读业余大学呢？我自幼好学，成绩优秀，有了条件学习自然喜出望外，就成了北京电大的一名好学生。我专心听课，作业认真，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们的教学计划，学完了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课程，经考试合格，于1965年获得吴晗校长颁发的毕业证书，梦想终于成真，后来成为国家第一批承认的大专学历。
  度过艰难的“文革”岁月，对我是又一大考验和锻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学习全会公报，受到莫大鼓舞，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时机已经到来。
  （三）
  1979年4月，主管部门落实政策后，我被调往工人日报社工作，当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兼任部门的党支部书记，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初到科教部，首先按内部分工到石油部、一机部、轻工部、纺织部、电力部、林业部、四机部、劳动总局等部委调研采访，了解和熟悉各行业科技现状、人才培训和科技发展趋势，从而做到心中有数，以准确把握科技报道的方向。1980年初，与孟东明合作，到南京、苏州采访环境保护，撰写了通讯《严重的污染事件发生前后》和消息《南京化工厂“降龙伏虎”治三废》，在一篇评论中明确提出“治三废就是治浪费”，是新闻界较早宣传环保的新观点。任科教部副主任后，曾随国务院环保委李超伯带队的桂林环境污染调查组采访，撰写了记者来信《桂林风景区工业污染还在发展》，体现了《工人日报》的特点，效果较好。
  处理读者来信和群众讲话，是《工人日报》一个重要特色。1980年10月，我愉快地接受调动去任群众工作部主任。我们刊发的翠屏山煤矿工会干部庄树立的来信《红娘啊，你在哪里》，反映龙岩矿务局有1180名男青年为找不到对象而苦恼。这封颇具影响力的著名来信发表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做了批示，煤炭工业部高扬文部长写信要求把这项“甜蜜的事业”办好，全国有22个省市的四百多位姑娘与矿务局“红娘办”建立了联系。不久，《工人日报》一版又发表了《党啊，您就是矿工的红娘》，对一些矿工喜结良缘进行连续报道，宣传效果非常好。西安市建筑工人郝其军反映了一个特殊而又有争议的问题，询问“工人可不可以搞科学研究、治疗再生性贫血病”。我为此写了评论《鼓励钻研，支持创造》，按照有关政策的精神，慎重地给了郝其军必要的支持和符合政策规定的回答。时过20年，我在报纸上看到郝其军已任西安市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足见《工人日报》为群众说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业务实践的基础上，我撰写的论文《给读者来信以应有的地位》、《让读者来信做一版的“常客”》和《大家动手办好读者来信版》，刊发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等刊物。我还当选首都新闻学会群众来信学术研究组副组长，协助人民日报聂眉初大姐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1982年4月，调任经济部主任。经济部是《工人日报》发稿量最多的一个部，每周编发的一版头条占半数，还编有专刊《企业天地》、《生产与生活》、《财贸之窗》、《车间生活》。我参与和组织的重点报道接连不断，包括河南洛阳老集煤场女工赵春娥先进典型报道，第二汽车制造厂各种文体的连续报道，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重大报道，吉林省提高经济效益的系列报道和深圳改革开放全景式长篇报道。这里简要回顾石家庄铁路分局从严治路的报道经验。1983年6月，我两下石家庄，组织座谈，了解情况，研究报道思想，确定和落实报道计划；配合首发消息，我撰写了社论；接着陆续发表五篇记者调查报告《严是爱，松是害》、《从领导严起，从干部严起》、《严得合理，严得合法》、《依靠群众，严格管理》、《严出好风气，严出好队伍》；最后发表铁道部长陈璞如的文章《从严治路搞好路风》作为总结。这次报道受到万里副总理的表扬。
  （四）
  1984年8月，我调到《中国煤炭报》任第一副总编辑（副司局级），行政与党务工作繁重，兼顾采编业务不放松，一篇通讯获大奖。
  在新的工作岗位，有些新闻作品是利用出差或开会“见缝插针”写成的，报道新疆煤田自然火灾的现场通讯《火在呼啸，煤在燃烧》就是其中之一。1988年9月，我带领青年记者到西北参加一次会议，会后采访这个重大主题。我们在戈壁滩上奔波三百多公里，白天乘车赶路夜晚观看火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一气呵成这篇现场感很强的通讯，首次详细披露新疆88个产煤地就有42个火区在自燃的严重状况，每年共约损失煤炭达一亿吨。通讯也反映了灭火专家们的意见，说明新疆煤田自燃火灾是可以治理的，加上同时报道乌鲁木齐铁厂沟煤田火灾已经扑灭的成就，不但反响强烈，效果也更好，国务院领导同志做了批示给予支持。《火在呼啸，煤在燃烧》获当年全国好新闻奖，这是中国煤炭第一篇获得新闻界最高奖项的作品。我“见缝插针”采写的新闻还有：中美合资平朔安太堡露天矿美方经理冈伯斯访问记《并非神秘的高效率》，配发了评论《向我们的合作伙伴学习》；出访波兰采写的《在卡托维兹欢度报刊节》、《他们在升井之后》、《访柴超特煤矿》、《访波日记》、《书画传友谊》等。
  在领导工作岗位，没有埋在稿件堆里经营版面，同时有利于做些研究工作。我忙里偷闲，笔耕不辍，业务研究的文稿主要有：为回答读者呼吁加强基层报道而撰写的《正确处理上头和下头的关系》；采编业务方面的《分析实例话导语》、《用真的活鱼写出“新闻”活鱼的启示》、《在中国煤炭报发稿难吗？》、《一篇迟到的新闻》，以及为新闻班讲课撰写的讲稿《和同行们谈社会新闻》；1985年1月刊发《新闻战线》的《可读性、信息量、报道面》，提出在新的一年改进宣传报道的思路，把指导性与群众性结合起来加强可读性，把长和短结合起来增加信息量，把专和杂结合起来扩大报道面，得到产业报同行的共鸣和赞同。在纪念中国煤炭报创刊15周年时，我撰写的《探索产业报的办报之路》，从总结本报的经验出发，研究探讨如何办好产业报，载入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携手同行》一书。
  1989年初，在我即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意外地有两项收获。那次，我参与主持记者工作会议，受总编辑委托起草并做会议总结，着重谈重点报道问题，包括重点报道的概念、处理好重点报道与一般报道的关系、批评性报道、适当的易地采访、加强计划性搞好组织平衡、重点报道与扩大报道面等，后来改写成《关于重点报道问题》一文发表。第二项是撰写了一份特别文件《办报六年的回顾与今后任务》，是为国家机构改革后准备建立一个联合体来共同办报而提出的工作报告，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的办报思想。巧遇机会，有幸写得这篇有意义的文稿。
  （五）
  1989年3月，我到中国产业报协会工作，从过去兼职改做专职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从“花甲”到“古稀”，这10年间是我出成果最多的时期，作为全国受表彰的“老记协”之一，捧回了中国记协颁发的金色奖牌。
  协会工作的重点是抓好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为办好产业报服务。我们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从策划主题、征集论文、组织评选到主编文集，都由我主持筹备和实际操作，第一至第五届年会，我主编了《产业报论文集》五册，正式出版发行。中国记协副主席、《解放军报》原总编辑杨子才为第三届年会论文集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评价产业报界形成了一支“令国内新闻同行刮目相看的新闻队伍”；论文论述了“带有很强的行业新闻特点的重要问题，都是我们的前人所未曾论及的”，“在我国报业史中都具有开拓性，其作者都具有‘拓荒牛’的可贵品格”。杨子才同志还引用清代诗人袁枚的《编得》诗中一首七绝“编得新诗十卷成，自招黄鸟听歌声。临池照影私心语，不信吾无后世名”，用以鼓励我们应该有此豪情，有此自信，把论文集传给后人。
  开展产业报和产业新闻研究，我积极带头，陆续撰写了大量论文，主要的有《试论产业新闻的若干特点》、《产业报新闻时效性现状与对策》、《产业报苑话特色》、《试论产业报的地位与发展趋势》、《扩版增刊与行业特色》、《正视弱点，攻克难点》、《一个新崛起的报业群体》、《浓重彩笔写丰碑》、《一字之别看“有学”》、《让消息弱项变强项》、《产业报获奖专栏风采录》、《消息写作系列谈》、《读大豆专版的一些启示》等，其中有四篇获省部级奖，首篇论文《关于产业报若干问题的探讨》，被人民日报出版社收入1987年《新闻学论文集》。
  经常参加新闻界评选活动，丰富了我的新闻生涯，有朋友戏称我是“评选专业户”。一是出任中国新闻奖评委，连任五届。中国新闻奖是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首届评选时，参与起草36名评委的呼吁书《多发短消息，减少长通讯》。曾为《深圳特区报》1992年报道小平同志南巡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撰写评语《难得的机遇，可贵的突破》，由新华出版社收入《中国新闻奖作品选》一书。二是应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聘请，于1996年为新闻系博士生陈绚的学位论文《新闻权利论》进行评审，撰写对论文意义和价值的三点评审意见。三是出任中央国家机关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连续九年为约七百位同行取得副高职务资格服务，还发表《评定职称：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引起大家争相阅读。四是担任产业报好新闻评委，至今已连续16届，曾主编两册《产业报好新闻》。五是出任全国报纸编校质量评委，先后参加首都数十家产业报、全国省报、全国晚报、全国中等城市报、全国医药健康报编校质量评比，结合此项活动撰写多篇评选札记和评论。
  我经历了“办产业报—办机关刊物—编综合性日报—再办产业报—研究产业报”较全面的实践过程，形成了我的办报思想。在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中，对我的办报思想做了简单的介绍，我在本文第四部分谈到的《探索产业报的办报之路》一文，是比较全面的表述，从五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我办产业报的办报观。
  在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想禀告家乡父老，离开宁河数十载，我一直未忘家乡，那奔流的蓟运河、碧绿的稻田、鲜肥的河蟹……都记忆犹新，每当听到“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声，我的心就飞向了宁河。
  2002年8月26日于北京和平里科技苑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