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编者按：冯克勤同志的这篇自传体文章，是应本书特邀在百忙中写的。他的学历和学术上的成就，对于激励我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刻苦读书、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报效祖国很有启迪和教益。文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中小学时代
  1941年10月16日我出生于宁河县造甲城村。
  1948年至1952年底在造甲城小学上学，开始只念百家姓、千字文之类。1950年后才有算术课，1951年有高小，始开历史地理等课，当时的小学教师初师毕业，晚上集体自修数学等新课，我曾经跟他们一起自修过一年。小学毕业后潘庄区举行会考，我取得全区第一名。
  1953年上半年，在家里念父亲买的考中学的复习指导书，也在父亲指导下练习毛笔字。这一年，父亲在他工作的合作社（供销社）报纸上看到天津市招生广告，允许外省人考试，用自
  行车把我驮到天津第三十中学（原名究真中学）报名，并参加考试（算术和语文），后被录取。
  初中三年生活，从农村到大城市，到处充满新鲜感：家家的“电匣子”播放评剧和曲艺；有轨电车在街上穿梭而行，奏出有节奏的清脆的响声。看了第一个电影“牧鹅少年马季”（匈牙利片）；看苏联大马戏团表演；参加天津市少年宫的少先队活动……当时寄住在姨爷家里，晚上在学校上自习，喜欢学数学、语文和俄语。最不喜欢地理课，因为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参加文学课外活动小组，听指导老师讲巴金的作品，还是学校诗朗诵队成员，但最喜欢的还是数学。
  初一时母亲去世，随后一个小妹妹也去世，家里生活清贫，大妹妹和弟弟由祖母和婶母带大。父亲在潘庄供销社上班，叔父和爷爷早丧，家里许多事（挑水，拾柴……）多年来都靠村里的亲友帮助。当时农民的朴实、勤劳、不怕艰苦和待人真诚的品格对我一生有相当的影响。
  1956年3月15日参加青年团（后为共青团），在班上任学习委员。
  1956年9月保送到天津市第一中学上高中，住校。
  天津一中是穷学生居多的学校（“富耀华，穷一中”），学生大多生活节俭，淳朴勤奋。学校重视体育，经常与天大、南开、师院一起举办运动会。当时一中有一个体育明星群体，有著名的国家级田径裁判柳占发老师，有穆祥雄（游泳）、白金申（国家篮球队队员）等众多国家级的体育优秀人才，还有代表天津市的棒球队，一批学生是一级运动员，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低年级学生的崇拜对象。我虽然小时身体瘦弱，但在这体育气氛非常浓厚的学校里，也受到很好的体育熏陶，每天坚持跑步，喜欢上了篮球、游泳，既提高了身体素质，又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
  此外，在一中学习期间，正赶上大跃进，我和同学们一起参
  加了修海河的半个月劳动（挑土），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下，每周劳动一天，去修建水上公园，参加过大炼钢铁活动。
  一中有不少在全市著名的老师（特别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其中数学老师陈和对我的影响很大。高中二年级上学期每星期日去天津图书馆阅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中午不吃饭），对数学（特别是数论）有很大兴趣，看了许多数学课外书，华罗庚的《从杨辉三角谈起》，段学复的《对称》，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龚升的《从刘徽割园谈起》等，最为喜欢。还看了许纯舫写的许多数学读物。两年后，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华罗庚是系主任，龚升是数学系的创始人之一，我在这里学习和工作长达33年。正是由于这些课外书的影响，使我在后来也很喜欢写一些数学普及读物。三十多年后，我作为主编（王元和丁石孙先生为顾问）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了一套《走向数学》丛书，姜伯驹先生所写的《曲面的数学》，成为此系列当中公认的最精彩的一本。
  高中期间还阅读武汉大学编的《数学通讯》和北京师范大学编的《数学通报》，做其中征解的数学题，在看到解答人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时，非常兴奋，增强了对数学的兴趣和学好数学的自信心、自豪感。1997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演讲，与刘绍学教授和《数学通报》现在的主编提起这段往事，并建议现在《数学通报》也像当年一样公布解题人的姓名，以我亲身经历来表达它对中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老师多次说教和鼓励。
  二、考入科大
  1956年起，国家向年轻人发起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科技
  人才，1959年初科大来天津一中招生，动员大家报名，我在招生介绍册上见到华罗庚给科大学生讲课的一幅照片，便毫不犹疑地报考科大。1959年9月我考进科大应用数学及电子计算机系，系主任是华罗庚。
  来到首都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天安门游行和夜晚天安门联欢活动，参观了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格外振奋。科大提倡“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精神。开学典礼上，校长郭沫若邀请北京人艺来校为我们学生演出他自己编写的话剧《蔡文姬》，吕骥亲自指挥我们演唱他谱曲的《科大校歌》。当时科大领导有许多是军人出身，号召我们“又红又专”，“我们打天下，今后要靠你们建设好祖国”。系主任大多由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所长兼任，如钱学森、赵九章、严济慈、华罗庚、赵忠尧等所长，均兼系主任。在数学系，有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万哲先等众多著名数学家给我们教基础课，学生倍受鼓舞，都非常珍惜这个良好的学习机会，珍视这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大家学习都非常用功。尽管大学五年当中国家也有不少政治运动（如反右倾等），而且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但是对科大学生的学习干扰不大，我们踏实认真地念了五年书，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坚实的奠基作用。
  科大在当时继承了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昂扬奋发的科学精神，作为新建的学校陈规旧律又较少，非常注重学术自由，鼓励学生个性发展，鼓励学生的创业精神。在这种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老师和学生意气风发、思维活跃，许多同学思想、思维、学业突飞猛进，长足发展。应该说，当时的科大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良田沃土。
  科大是一个提倡艰苦创业的大学。记得我们入学的第一天，把行李放进宿舍之后，就到楼下排队，去新建成的教学大楼擦地板。
  科大也是一个提倡艰苦朴素的大学，当时有些从四川来的学
  生（包括女生）走路还打赤脚，不少学生来自农村，家里比较穷，学习比城市学生刻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一所大学，文化大革命前短短的七八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1970年迁到合肥后，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艰苦创业，在教学和科研上一直保持全国一流水准，至今仍是学习空气最浓厚的少数大学之一，并且在国际上有相当好的评价，这主要靠的是教师群体的创业和学生们的奋发精神。我现在虽然离开科大已六年，但对科大充满怀念之情。
  我们年级（59级）的前三年由关肇直教授教，三年级末华罗庚想在我们年级开设数论与代数专业，由于我从中学就喜欢数论，就报了名，于是包括我在内的15位学生从四年级起进入该专业，由华罗庚亲自讲授“典型群”，王元讲“数论导引”，万哲先和曾肯成讲“抽象代数”，吴方讲解析数论，这集中了当时国内最强大的数论和代数教师阵营。大学五年级，吴方指导我作了一篇论文，内容是把当时陈景润关于圆内整点问题余项估计的最新成果作到椭圆上去，发表在科大校庆五周年论文集上，这是我所写的第一篇论文。
  三、做华罗庚的研究生
  毕业前夕，系领导动员我们专业的裴定一、陈文德和我考华罗庚的研究生，我们都“服从党的安排”，1964年9月考取了华罗庚的研究生。
  华罗庚于1963年来科大任副校长，并把他在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带到科大，连王元的关系也临时转到科大，准备以科大为基地集中力量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他给我的任务是学习代数数论，这是20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做教授的一个数论研究领域，回国后，组织了解析数论的队伍，但由于种种原因，代数数
  论的研究未能充分开展。此外，华罗庚和王元这时也正把数论用于积分近似计算，其中也用到代数数论工具，所以他这时希望在科大的三届共十一位研究生中有人能研究代数数论。这是一个用代数方法研究数论的一门学问，很合我的胃口。
  1964年，在许多科学家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院（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科学院全国各所的研究生，集合在北京中关村集中学习一年，大家的专业从数学、物理、天文，到动物、植物和考古，五花八门。大家来自全国各地，住在一起，交流着不同的专业知识，很有趣味。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和生活了9个月，这期间按照导师的安排阅读专业和文献，参加讨论班，每周见导师一次汇报成绩。到了1965年6月，我去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史家口大队参加农村四清工作。1966年6月回来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所以我做华罗庚的研究生的日子，实际上只有9个月的时间。
  四、到工厂锻炼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随同高我两年的钟家庆（现已去世）等人去广州、桂林、武汉等地串联，在桂林为漓江的山水所陶醉。1968年4月我和科大同学孙淑玲结婚。10月份研究生分配工作，我们六位华罗庚最后一届研究生全部分到外地，我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钢铁公司动力厂做“外线电工”，在太原做了四年半的“工人”，体验了中国国营大工业企业的生活。
  太原钢铁公司是以生产军工钢材（特别是矽钢片、合金钢等特种钢材）为主的国家钢铁重要基地，有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工人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搞得很出色，职工和家属总数有五万人，知识分子成堆，整个公司的设备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展览馆，既有阎锡山时代手工操作的高温炼铁车间，也有苏联支援的变电所，还有从联邦德国进口的用工业计算机控制的
  转炉炼钢和多辊轧机。前两年我在动力厂所干的工作是查寻动力电缆故障，探测到故障后，在地下的要连夜搭帐棚挖电缆沟把电缆取出，重新接上，在天空的要爬电杆把接口修好，浇上环氧树脂。组长是全国劳动模范苏以鑫师傅，组内一些年轻工人来自晋南农村，学技术很用心，工作几年后，准备回家发展当地的工业。我们当年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分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有几十人，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文革”期间生产受到影响，工人分成两派上街游行，没有活干时我们大学生就和年轻工人和转业军人一起打球。记得有一次我回京探亲，我的一位好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庆库（现名刘梦溪，为红学家）托我带给他岳母一个礼物，是他在机工车间亲手制作的一个铁簸箕。
  三年后公司要我组织一些外语好的大学生翻译《国外炼铁技术》（共三集），这期间学习了一些外语。在太钢有不少有趣的回忆，如为清华附中在山西插队的学生讲“什么是拓朴学”，在太钢也为技术员介绍过“优选法”。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于在工业界工作，动手能力差。这时华罗庚在全国推广优选法，他想到山西时从省里把我要回。但他去山西很晚，当时科大已迁到合肥，一家三人在三地（儿子在北京由姥姥照看），所以1973年5月1日我又经过一番周折，回到当时在合肥的科大母校。
  五、在科大、清华
  科大当时在原合肥师专校舍里（师专迁走），条件艰苦，已招收了工农兵学员。数学系曾肯成老师正从事数学应用性研究。20世纪60年代，由于数字计算和数字通信的发展，信息领域所用的数学工具正处于更新阶段，从Fourier变换等分析工具转为用数论和代数工具（有限域）。当时总参三部在这种世界趋势之下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聘请科学院的华罗庚、万哲光，北大的段学复，川
  大柯召，科大曾肯成和龚升为高级数学顾问，带领一批当时的年轻人为部队讲述新的数学知识和培养新领域的数学人才，在北大和科大办起了数学培训班。由于这种数学正是我的领域，所以在科大教了一学期微积分之后，系里派我到北京（1974年）在科学院数学所跟我原来的老师万哲先学习代数编码理论。在万哲先的倡导之下，我们也组织了《代数数论》讨论班，北大的丁石孙、聂灵沼先生等也参加。这样，在事隔八年之后我又重温旧业，回到华罗庚老师曾经指导过的代数数论学习工作中。后来的几年中，与曾肯成等人编写代数编码方面的讲义，为短训班讲课，也开始做编码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中间华罗庚还指导裴定一和我发表过一篇代数数论方面的文章。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来，陈省身等一批国外学者的来访，带来了西方先进数学的气息。在邓小平倡导的“科学的春天”里，一批当时35～45岁左右的年轻人去欧美学习。我于1978年8月至1981年8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学习先进代数数论。
  在南开大学，冯克勤与陈省身教授交流两年间在美国三所大学访问和学习：威斯康辛大学、马里兰
  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师于年轻的杰出学者D.Zagier和资深日本数学家岩泽健吉。当时这群年轻人的绝大多数都抱着“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思想。两年的学习和研究活动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1年回国后，在科大开设了全国第一个《代数数论》课。1983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生。1985年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1988年—1993年为科大数学系主任。
  1990—1991学年，应陈省身先生邀请，主持南开大学南开学术年《代数几何》学术活动，十二位国外学者来访，是我国代数几何与代数数论界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一次盛会。
  1989年我和科大同事陆洪文、张贤科在代数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1年获陈省身数学奖。这期间的数学研究处于一个高峰时期，并去德国、苏联和香港、日本等地做访问教授和出席国际会议。
  1993—2000年任科大副校长，主管研究生教育和外事工作，又去加拿大、意大利、瑞士、韩国、台湾等地访问。
  1996年5月我到科大在北京的研究生院任常务副院长（院长由科大校长兼任）。这个研究生院的任务是为科学院在京各研究所的研究生上课，地址在科大北京原校址，所以又回到了我当年上大学的地方。此期间我仍任科大副校长，以加强与科大合肥本部在研究与教学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1998—2000年还兼任“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做过中国数学会两任（10年）常务理事，华罗庚奖和陈省身数学奖的评审委员等。
  2000年5月任满后，因我喜欢在大学里教书，转到清华大学工作。
  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时叫算学系）成立于1927年，第一任系主任熊庆来就是把只上过初中的华罗庚从江苏省金坛县破格招
  收到清华工作的。清华数学系对于当时中国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地位，培育出华罗庚、陈省身等一批杰出的数学人才。1952年新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被定位为发展工科，数学系被取消，数学教授转到北大和全国各地。1979年又恢复建立应用数学系。1990年之后清华开始发展理科，近年来数学系从国内外引进大批年轻人才，在教学的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我从1993年做科大副校长以来，行政工作占去很多时间，而个人主要兴趣在教书和研究方面，所以本意不在做任何行政工作。后来，清华校领导诚意要我在清华数学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与各位同仁一起建成一个高水准的数学系，我感到这个任务也有意义，所以盛情难却，答应任一届系主任，努力向北大等综合性大学数学系学习，发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支持和组织年轻教授的研究，加强与国内外联系与合作，任期到2003年为止。
  近些年来发表论文（在国内外）六十余篇，撰写专著2本，数学普及读物5种，编写大学和研究生教材7种。
  任下列学校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
  现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数学学报》、《数学年刊》、《代数集刊》等编辑。
  教育部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非数学专业分委员会主任。
  曾任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主席：《代数几何》国际会议（1993年，南开），数论国际会议（1995年，黄山）。
  培养硕士23人，博士17人，学生当中在国内外做教授的有10人，其中两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三位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人才。
  2002年4月20日 于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