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王照（1859—1933），字黎青，号小航，又号水东。宁河县芦台镇人。曾祖王锡朋。
王照是我国著名语音学家，汉字改革的先驱者，汉语拼音的创始人。他创造的“官话字母”，开注音符号之先河，一时风行于世。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是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全国第一所地方小学——芦台第一小学，就是他在1897年创办的。
王照生性耿直，不攀权势。在天津一带，至今仍流传着“王小航打表叔——公事公办”这句歇后语。
著有《小航文存》等。
王照，清咸丰九年五月八日（1859年6月8日）生。曾祖王锡朋，系清末寿春镇总兵，中国近代史著名爱国将领。父王楫，太学生，袭都骑尉兼云骑尉职。王照兄弟三个，长兄王燮，诗人，书法家，曾任京城左营游击，后加总兵和仓场侍郎衔。弟王
焯，进士，吏部主事。王照排行老二，幼年丧父，由叔父收养。从小喜欢观星象，“尝因观星，彻夜不睡，乐而忘餐”。尤其爱读天文、地理、兵书之类。10岁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1891年中举，1894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改任礼部主事。戊戌变法时，因敢于冒颜上奏，被皇帝赏予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变法失败后，退出政界，从此，致力于语音研究。
首创“官话字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与康有为等人被“革职拿办”。10月，王照逃亡日本，在日本居住一年有余。1900年潜行归国，为避开朝廷耳目，身穿僧服，诡称“台湾和尚”，以化缘为生，至秋，回乡隐居。
王照从变法失败后尽10年心血，致力语音研究。他认为，“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易学易认，“无论智愚贫富老幼男女皆能执编寻绎”，“故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朝野自然一体”；而我国，为了通晓文义，竟“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他都干啥了，说是学文章，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且鲁钝之人或读书半生而不能作一书柬”。由于识字困难，大多数人都不认字，“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世界东西各国在进化上也就难免相差悬殊。他还认为，由于各地口音相差很大，相距百里、千里就如同到了“异域”，因而“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正因如此，他决心创制官话字母，用官话即北京话，统一全国汉字发音。他借日本片假名和汉字偏旁，创编官话合声字母，著成《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经推敲，初刻于1901年在日本江户付印发行，署名“芦中穷士”。合声字母共有声母（他称“音母”）50个，韵母（他称“喉音）12个，共62个音符。为了便于普及推广，他还将喉、唇、齿、
舌、腭、小舌六个器官绘成“互助成音图”。为了推敲考证一个音符，他常常“闭户掩卷，逐字审听，口呼手画，积数十日”，直至完全准确无误方肯罢休。为了削繁就简，为了一个音符，要反复拼读无数遍，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喉音”去掉。他说：“此字母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故务求简。”王照创造的官话字母，不仅可用来拼音，还可代替汉字，因此，又有人称之为“简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在汉字改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创作拼音字，在当时被识为是非法的事。惟恐获罪，一位友人向王照建议，应借御定音韻阐微为根据，这样才保险些。王照非常高兴，认为今后有所禀承，就不怕人攻击了。于是，便在出书时特意写明：“世宗在御制序中，称圣祖以国书合声之法，命李光地等作此书。”但在那时，王照仍是奉旨严拿的罪犯，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便隐姓埋名，诡称姓赵，旧友称赵先生，潜踪京津保一带，宣传拼音新字，可谓冒险已极。
1903年，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公开露面，就由门人王璞代讲，自己隔屏静听。后来，学习官话字母的人越来越多，王璞上书管学中臣张百熙，称这种简字好学好记，是看书、读报的便捷之法，要求在全国推广。张迫于呼声，不得不在“保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科内，附入‘官话’一门。”不久，直隶总督袁世凯也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凤荣的请求，令督置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首先在天津办起了简学学堂。再加上严修、吴汝纶等名儒的热心倡导，官话字母迅速推开。
恰在这时，王照的朋友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而被捕，以戊戌余党杖死狱中。王照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大难临头，但又别无良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幸而得到那桐
和庆亲王奕劻帮助，免于一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五月，清廷为缓和舆论，特下赦诏，除孙文和康、梁外，一律赦免。王照方得获赦出狱，并开复原衔，恢复自由。
王照获释后，慈禧仍忌恨他，密遗御医到王照开办的大佛寺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伪装成学生伺察寻隙。房主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息事宁人，便将官话字母一书序文中“推尊御定音韻阐微”及教科书中有太后老佛爷等字样，托人据以回奏，才消除了西太后的忌意。但学部堂司各官，除严范孙先生一人外，皆始终反对，处处干涉掣肘。王照面对重重困难，百折不挠，“坚忍行进”。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刊行的《拼音官话报》，对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都编印了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流传至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江苏等十三个省，传习者多达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编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此，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地方也广为流传。1910年摄政王载沣因拼音官话报“触其忌讳”，悍然发令，严禁传习官话字母，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王照及好友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力求挽回，因学部反对，未果，王照被迫避居江苏。
主张教育教国
辛亥革命后，王照毕半生之精力，致力于白话教育的推广和普及。
王照认为，我国贫穷落后，根源在于教育。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现行的科考制度有许多弊端，被录用者多数只知做空疏文章，而真正有志之士却不被录用，以致使“志士灰心”。他主张，“请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勤学之法，
兴我中国之学。”他还详细提出设“教部”的具体意见，主张，应以翰林院为教部，选拔年事高的大学士统管，辅之以翰詹各官，各省各乡增设学堂，选有学问的人讲课，然后，请乡长族长选品行兼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各州县选拔数人以至二三十名优等生，以备用为教官，或备学部咨取。这样，有用人才就会被发现、选拨和录用。王照的这个主张，鞭挞了延续多年的科考制度的积弊，提出了全新的办学方法，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作用。
王照一生历经坎坷，但他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不泯。他自己说：“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他在与胡适先生交往中说：“下面没普及教育，上面没高等教育，明白人哪里来？”他认为，“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他大声疾呼，国家的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他创造“官话合声字母”，目的就在于普及教育。
王照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积极实践者。1897年，他在京任礼部主事职时，回家乡芦台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小学，后为“芦台第一小学”。翌年3月，又与徐世昌、李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这都是全国最早的小学校，为后来在全国建立学堂、普及教育提供了先例。
参与戊戌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王照积极参与，多次上书言事。
王照在给皇帝的“请布论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阐述了三项主张：一是，指出当前国家形势的危险性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已在
目前，竭力挽回，犹恐不及，勿空言万全以贻误也。”二是劝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开阔眼界，取他国之长，确定本国发展方向。三是主张教育救国，“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王照的这个奏折，提出许多大胆的、有独到见解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梁启超称之为“开人所不敢开之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赞同。但是，却遭到了礼部大臣怀塔布、许应骙等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肯向皇帝代递。王照只好亲自找到礼部，严辞道，如果不递，就往都察院递送。怀塔布等不得已，才答应代奏。许应骙则上书皇帝，说他“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又说他“折请皇帝游历日本，系置皇帝于险地，故不敢代递”。皇帝见奏后，认为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勤”。并准备让他出任日本大使。从此，王照名声大噪。与此同时，以“阻塞言路罪”，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革职。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礼部六堂官事件”。
在变法的策略上，王照认为，自翁同龢被黜后，大臣抗命者皆阴恃太后。本来太后起初也是喜欢变法的，后来因不得干政，才激起太后暗地网罗顽固诸老，反对变法。王照为皇上考虑，主张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也就失之倚赖了。后来，他在评述辛亥革命时，也重申了他的这种主张。他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非上策。因为这样动摇了国家统一安定的基础，是造成军阀割据，长期混乱的主要原因。不如戊戌变法，在君主立宪、国家秩序不乱的前提下，维新图强。可见，他对采取暴力、激进的做法是持批评、摒弃态度的。
王照与康有为
在变法中，王照与康有为频繁来往，但政见却不大一致。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消弱旧党权势；王照则主张温和处之，调和两派斗争，阳弥宫乱。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重军政，王看重教育。王照曾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请王照说服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直隶总督相酬。王照认为这样会使光绪冒险，回绝说：“王小航不做范雎。”光绪的亲信张荫恒力助康有为变法，王照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因此“旧党斥其党康，而党康复疑其党旧”，民间称他为“新旧党”。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照与康有为遭通缉，王照逃亡日本，以后王照退出政治舞台，与康有为关系逐渐疏远。
王照与聂士成
1895年，由于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请，王照回芦台办乡团。这一年，恰逢聂士成也驻军芦台。
聂士成（1837—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武童出身。1862年（同治元年）入淮军当把总，镇压太平、捻军，遂升总兵。中法战争中率军渡海守台湾，屡挫法军。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援朝的清军将领叶志超兵溃被俘。聂士成率其残部，扼守大高岭，收复连山关、分水岭，继又击毙日将富刚三造。甲午之役，清军败绩累累，独聂士成屡建战功，清廷提升聂士成为直隶提督。翌年（1895）奉命入关率武卫前军驻军芦台。
王照回芦台办乡团，枪只、人员都不多，只是个维持地方治安，并准备御敌的武装。他们巡逻放哨，实行宵禁，有犯夜者，例责二十（板）。聂士成的兵，也有骚扰市面的，被乡团发现，即押送公所，摁倒就打，而后轰回大营。聂士成对王照“打狗不看主人”的做法极为不满，常怀寻机报复之意。这事，被聂母知道了，就对聂说：“人家王照替你整顿军犯，谢还来不及呢，何恨之有？”聂母的一句话，促成了王、聂二人的不打不交。从此，二人往来不断，情同手足，经常在一起伤感国事之萎靡，共论富强之道。一文臣，一武将，一个畅谈维新变法，一个痛陈整军御侮，二人虽然结识时间不太长，实已成为忘年之至交。
戊戌变法失败前夕，光绪锐意维新，慈禧守旧作梗，并有废掉光绪的打算。光绪迫于形势，密诏康有为、谭嗣同计议，认为必须有一股勤王之师，将慈禧软禁起来，让皇上真正亲政，变法才会得以畅行。当时考虑可靠的只有驻芦台东大营聂士成三十营武卫前军和袁世凯所统帅的新建陆军。康等知王照和聂士成交谊笃厚，打算派王去说服聂。但王照不同意康的做法，认为应该设法说服慈禧，取得她的支持，方为上策。因为主张不同，只好改由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后由于袁世凯的出卖，变法彻底失败。
1900年7月9日聂士成抵抗八国联军，于天津八里台，陷阵而亡。
王照与胡适
民国以后，王照仍关心国事，发表一些政论文章，在政论中王照倾服胡适之先生。适之亦极敬王照。1931年王照出版一本书，书名《小航文存》。胡适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并附一封书信，对“文存”大加称赞，认为有些篇章“必传无疑”，有些篇章“皆是历史原料，关系甚大”。现将胡适之先生的“序”抄录如
下，从中也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之深。
胡适之先生序
去年（1930年）九月，我来到北京，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中。十月八日，有一位白发老人来访，我不在寓，他留下一大包文字，并写了一张短条子留给我。我看了他的字条，才知道他是三十多年前的革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先生。我久想见见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来看我了。第二天，我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读完了，才又知道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个新同志。他在杂志上见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辩论的文字，对我表示同情，所以特地来看我。我得着他的赞许，真是受宠若惊的了。
第三天，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地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从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
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存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说真的吧”，这四个字看来很平常，其实最不容易。必须有
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说真话。在今日的社会，这三个条件之外，必须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王先生说的最好：“时髦但图耸听，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认假语为真理。”
其初不过是想博得台下几声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会认时髦为真理了。
王先生在戊戌六月，在拳匪之祸爆发之前两年，即已提倡“国人知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议论。庚子乱后，他还是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造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他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后来他被捕入狱，两月余释放后，仍继续宣传新字。到了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主张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的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都只是可以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到了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仍只是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都像是老生常谈，都是时髦人不屑谈的话。但王先生问我们，天下事哪有捷径。
我们试听他老人家讲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我盼望全国的爱国君子想想这几句很平凡的真话，想想这位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的老新党，再问问我们的政
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候几十年才可普及教育。
民国二十年五月三十一夜胡适敬序
高风亮节
王照在做人和治学方面很有风骨，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有尊严，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他时时以民生国运为己任。不惟上，不惟书，更不媚俗，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始终不攀附权势，不随波逐流，不为个人名利风险所动。
戊戌变法失败，王照虽获赦出狱，并得官复原职，但他拒绝在清廷里再做官，而是继续致力于文字改革，著有《官话字母读物》（即现在用的汉语拼音）。辛亥革命后，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照被选为副会长。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照，王照因袁世凯出卖光绪、康有为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段祺瑞当政时，王照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去草堂邀他做国语统一会领袖，他以年老力衰未允。
王照晚年洁身自好，家境清贫，他曾作抒怀诗一首：“奔走万余里，崎岖二十年。知交多作鬼，鼙鼓尚连天，镜有盈头雪，家无一亩田，那能情自已，强说谢尘缘。”北洋军阀时期，江苏省连云港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是芦台人，与王照邻居，到北平公干，以家乡晚辈名义送给王照两千银元，王未收，用十二个字写了回信：
宝山
你的钱，我不要。
老邻叟照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我国，从大沽、北塘口登陆，一部侵入北京，另一部东窜，经芦台、唐山等地直至山海关。芦台有聂士成统帅三十营武卫前军驻东大营。当时王照以京官身份办起乡团，一面准备抵制外夷入侵，一面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每晚施行宵禁。芦台南小庄有个张某，犯了夜禁，被带到公所，实行棍责，张高喊：“小航，我是你表叔。”王照笑着说：“表叔犯了夜禁，也要打屁股的，这叫公事公办。”从此芦台留下一句歇后语：“王小航打表叔——公事公办。”
王照于1933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当时《大公报》用“老新党王照逝世”为题整版登载其一生的经历。灵柩从北京运往家乡安葬，花圈、祭品整整装了一节火车。京、津许多名士及各大学师生致祭送行。当灵柩运至芦台时，宁河县乡绅及中小学校师生列队致祭，人人敬仰，一时称盛。
资料来源：
1．中华书局《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2．《小航文存》
王照是我国著名语音学家，汉字改革的先驱者，汉语拼音的创始人。他创造的“官话字母”，开注音符号之先河，一时风行于世。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是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全国第一所地方小学——芦台第一小学，就是他在1897年创办的。
王照生性耿直，不攀权势。在天津一带，至今仍流传着“王小航打表叔——公事公办”这句歇后语。
著有《小航文存》等。
王照，清咸丰九年五月八日（1859年6月8日）生。曾祖王锡朋，系清末寿春镇总兵，中国近代史著名爱国将领。父王楫，太学生，袭都骑尉兼云骑尉职。王照兄弟三个，长兄王燮，诗人，书法家，曾任京城左营游击，后加总兵和仓场侍郎衔。弟王
焯，进士，吏部主事。王照排行老二，幼年丧父，由叔父收养。从小喜欢观星象，“尝因观星，彻夜不睡，乐而忘餐”。尤其爱读天文、地理、兵书之类。10岁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1891年中举，1894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改任礼部主事。戊戌变法时，因敢于冒颜上奏，被皇帝赏予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变法失败后，退出政界，从此，致力于语音研究。
首创“官话字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与康有为等人被“革职拿办”。10月，王照逃亡日本，在日本居住一年有余。1900年潜行归国，为避开朝廷耳目，身穿僧服，诡称“台湾和尚”，以化缘为生，至秋，回乡隐居。
王照从变法失败后尽10年心血，致力语音研究。他认为，“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易学易认，“无论智愚贫富老幼男女皆能执编寻绎”，“故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朝野自然一体”；而我国，为了通晓文义，竟“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他都干啥了，说是学文章，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且鲁钝之人或读书半生而不能作一书柬”。由于识字困难，大多数人都不认字，“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世界东西各国在进化上也就难免相差悬殊。他还认为，由于各地口音相差很大，相距百里、千里就如同到了“异域”，因而“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正因如此，他决心创制官话字母，用官话即北京话，统一全国汉字发音。他借日本片假名和汉字偏旁，创编官话合声字母，著成《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经推敲，初刻于1901年在日本江户付印发行，署名“芦中穷士”。合声字母共有声母（他称“音母”）50个，韵母（他称“喉音）12个，共62个音符。为了便于普及推广，他还将喉、唇、齿、
舌、腭、小舌六个器官绘成“互助成音图”。为了推敲考证一个音符，他常常“闭户掩卷，逐字审听，口呼手画，积数十日”，直至完全准确无误方肯罢休。为了削繁就简，为了一个音符，要反复拼读无数遍，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喉音”去掉。他说：“此字母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故务求简。”王照创造的官话字母，不仅可用来拼音，还可代替汉字，因此，又有人称之为“简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在汉字改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创作拼音字，在当时被识为是非法的事。惟恐获罪，一位友人向王照建议，应借御定音韻阐微为根据，这样才保险些。王照非常高兴，认为今后有所禀承，就不怕人攻击了。于是，便在出书时特意写明：“世宗在御制序中，称圣祖以国书合声之法，命李光地等作此书。”但在那时，王照仍是奉旨严拿的罪犯，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便隐姓埋名，诡称姓赵，旧友称赵先生，潜踪京津保一带，宣传拼音新字，可谓冒险已极。
1903年，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公开露面，就由门人王璞代讲，自己隔屏静听。后来，学习官话字母的人越来越多，王璞上书管学中臣张百熙，称这种简字好学好记，是看书、读报的便捷之法，要求在全国推广。张迫于呼声，不得不在“保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科内，附入‘官话’一门。”不久，直隶总督袁世凯也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凤荣的请求，令督置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首先在天津办起了简学学堂。再加上严修、吴汝纶等名儒的热心倡导，官话字母迅速推开。
恰在这时，王照的朋友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而被捕，以戊戌余党杖死狱中。王照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大难临头，但又别无良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幸而得到那桐
和庆亲王奕劻帮助，免于一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五月，清廷为缓和舆论，特下赦诏，除孙文和康、梁外，一律赦免。王照方得获赦出狱，并开复原衔，恢复自由。
王照获释后，慈禧仍忌恨他，密遗御医到王照开办的大佛寺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伪装成学生伺察寻隙。房主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息事宁人，便将官话字母一书序文中“推尊御定音韻阐微”及教科书中有太后老佛爷等字样，托人据以回奏，才消除了西太后的忌意。但学部堂司各官，除严范孙先生一人外，皆始终反对，处处干涉掣肘。王照面对重重困难，百折不挠，“坚忍行进”。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刊行的《拼音官话报》，对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都编印了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流传至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江苏等十三个省，传习者多达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编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此，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地方也广为流传。1910年摄政王载沣因拼音官话报“触其忌讳”，悍然发令，严禁传习官话字母，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王照及好友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力求挽回，因学部反对，未果，王照被迫避居江苏。
主张教育教国
辛亥革命后，王照毕半生之精力，致力于白话教育的推广和普及。
王照认为，我国贫穷落后，根源在于教育。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现行的科考制度有许多弊端，被录用者多数只知做空疏文章，而真正有志之士却不被录用，以致使“志士灰心”。他主张，“请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勤学之法，
兴我中国之学。”他还详细提出设“教部”的具体意见，主张，应以翰林院为教部，选拔年事高的大学士统管，辅之以翰詹各官，各省各乡增设学堂，选有学问的人讲课，然后，请乡长族长选品行兼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各州县选拔数人以至二三十名优等生，以备用为教官，或备学部咨取。这样，有用人才就会被发现、选拨和录用。王照的这个主张，鞭挞了延续多年的科考制度的积弊，提出了全新的办学方法，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作用。
王照一生历经坎坷，但他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不泯。他自己说：“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他在与胡适先生交往中说：“下面没普及教育，上面没高等教育，明白人哪里来？”他认为，“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他大声疾呼，国家的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他创造“官话合声字母”，目的就在于普及教育。
王照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积极实践者。1897年，他在京任礼部主事职时，回家乡芦台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小学，后为“芦台第一小学”。翌年3月，又与徐世昌、李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这都是全国最早的小学校，为后来在全国建立学堂、普及教育提供了先例。
参与戊戌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王照积极参与，多次上书言事。
王照在给皇帝的“请布论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阐述了三项主张：一是，指出当前国家形势的危险性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已在
目前，竭力挽回，犹恐不及，勿空言万全以贻误也。”二是劝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开阔眼界，取他国之长，确定本国发展方向。三是主张教育救国，“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王照的这个奏折，提出许多大胆的、有独到见解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梁启超称之为“开人所不敢开之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赞同。但是，却遭到了礼部大臣怀塔布、许应骙等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肯向皇帝代递。王照只好亲自找到礼部，严辞道，如果不递，就往都察院递送。怀塔布等不得已，才答应代奏。许应骙则上书皇帝，说他“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又说他“折请皇帝游历日本，系置皇帝于险地，故不敢代递”。皇帝见奏后，认为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勤”。并准备让他出任日本大使。从此，王照名声大噪。与此同时，以“阻塞言路罪”，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革职。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礼部六堂官事件”。
在变法的策略上，王照认为，自翁同龢被黜后，大臣抗命者皆阴恃太后。本来太后起初也是喜欢变法的，后来因不得干政，才激起太后暗地网罗顽固诸老，反对变法。王照为皇上考虑，主张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也就失之倚赖了。后来，他在评述辛亥革命时，也重申了他的这种主张。他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非上策。因为这样动摇了国家统一安定的基础，是造成军阀割据，长期混乱的主要原因。不如戊戌变法，在君主立宪、国家秩序不乱的前提下，维新图强。可见，他对采取暴力、激进的做法是持批评、摒弃态度的。
王照与康有为
在变法中，王照与康有为频繁来往，但政见却不大一致。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消弱旧党权势；王照则主张温和处之，调和两派斗争，阳弥宫乱。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重军政，王看重教育。王照曾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请王照说服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直隶总督相酬。王照认为这样会使光绪冒险，回绝说：“王小航不做范雎。”光绪的亲信张荫恒力助康有为变法，王照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因此“旧党斥其党康，而党康复疑其党旧”，民间称他为“新旧党”。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照与康有为遭通缉，王照逃亡日本，以后王照退出政治舞台，与康有为关系逐渐疏远。
王照与聂士成
1895年，由于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请，王照回芦台办乡团。这一年，恰逢聂士成也驻军芦台。
聂士成（1837—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武童出身。1862年（同治元年）入淮军当把总，镇压太平、捻军，遂升总兵。中法战争中率军渡海守台湾，屡挫法军。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援朝的清军将领叶志超兵溃被俘。聂士成率其残部，扼守大高岭，收复连山关、分水岭，继又击毙日将富刚三造。甲午之役，清军败绩累累，独聂士成屡建战功，清廷提升聂士成为直隶提督。翌年（1895）奉命入关率武卫前军驻军芦台。
王照回芦台办乡团，枪只、人员都不多，只是个维持地方治安，并准备御敌的武装。他们巡逻放哨，实行宵禁，有犯夜者，例责二十（板）。聂士成的兵，也有骚扰市面的，被乡团发现，即押送公所，摁倒就打，而后轰回大营。聂士成对王照“打狗不看主人”的做法极为不满，常怀寻机报复之意。这事，被聂母知道了，就对聂说：“人家王照替你整顿军犯，谢还来不及呢，何恨之有？”聂母的一句话，促成了王、聂二人的不打不交。从此，二人往来不断，情同手足，经常在一起伤感国事之萎靡，共论富强之道。一文臣，一武将，一个畅谈维新变法，一个痛陈整军御侮，二人虽然结识时间不太长，实已成为忘年之至交。
戊戌变法失败前夕，光绪锐意维新，慈禧守旧作梗，并有废掉光绪的打算。光绪迫于形势，密诏康有为、谭嗣同计议，认为必须有一股勤王之师，将慈禧软禁起来，让皇上真正亲政，变法才会得以畅行。当时考虑可靠的只有驻芦台东大营聂士成三十营武卫前军和袁世凯所统帅的新建陆军。康等知王照和聂士成交谊笃厚，打算派王去说服聂。但王照不同意康的做法，认为应该设法说服慈禧，取得她的支持，方为上策。因为主张不同，只好改由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后由于袁世凯的出卖，变法彻底失败。
1900年7月9日聂士成抵抗八国联军，于天津八里台，陷阵而亡。
王照与胡适
民国以后，王照仍关心国事，发表一些政论文章，在政论中王照倾服胡适之先生。适之亦极敬王照。1931年王照出版一本书，书名《小航文存》。胡适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并附一封书信，对“文存”大加称赞，认为有些篇章“必传无疑”，有些篇章“皆是历史原料，关系甚大”。现将胡适之先生的“序”抄录如
下，从中也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之深。
胡适之先生序
去年（1930年）九月，我来到北京，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中。十月八日，有一位白发老人来访，我不在寓，他留下一大包文字，并写了一张短条子留给我。我看了他的字条，才知道他是三十多年前的革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先生。我久想见见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来看我了。第二天，我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读完了，才又知道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个新同志。他在杂志上见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辩论的文字，对我表示同情，所以特地来看我。我得着他的赞许，真是受宠若惊的了。
第三天，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地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从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
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存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说真的吧”，这四个字看来很平常，其实最不容易。必须有
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说真话。在今日的社会，这三个条件之外，必须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王先生说的最好：“时髦但图耸听，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认假语为真理。”
其初不过是想博得台下几声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会认时髦为真理了。
王先生在戊戌六月，在拳匪之祸爆发之前两年，即已提倡“国人知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议论。庚子乱后，他还是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造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他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后来他被捕入狱，两月余释放后，仍继续宣传新字。到了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主张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的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都只是可以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到了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仍只是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都像是老生常谈，都是时髦人不屑谈的话。但王先生问我们，天下事哪有捷径。
我们试听他老人家讲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我盼望全国的爱国君子想想这几句很平凡的真话，想想这位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的老新党，再问问我们的政
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候几十年才可普及教育。
民国二十年五月三十一夜胡适敬序
高风亮节
王照在做人和治学方面很有风骨，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有尊严，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他时时以民生国运为己任。不惟上，不惟书，更不媚俗，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始终不攀附权势，不随波逐流，不为个人名利风险所动。
戊戌变法失败，王照虽获赦出狱，并得官复原职，但他拒绝在清廷里再做官，而是继续致力于文字改革，著有《官话字母读物》（即现在用的汉语拼音）。辛亥革命后，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照被选为副会长。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照，王照因袁世凯出卖光绪、康有为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段祺瑞当政时，王照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去草堂邀他做国语统一会领袖，他以年老力衰未允。
王照晚年洁身自好，家境清贫，他曾作抒怀诗一首：“奔走万余里，崎岖二十年。知交多作鬼，鼙鼓尚连天，镜有盈头雪，家无一亩田，那能情自已，强说谢尘缘。”北洋军阀时期，江苏省连云港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是芦台人，与王照邻居，到北平公干，以家乡晚辈名义送给王照两千银元，王未收，用十二个字写了回信：
宝山
你的钱，我不要。
老邻叟照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我国，从大沽、北塘口登陆，一部侵入北京，另一部东窜，经芦台、唐山等地直至山海关。芦台有聂士成统帅三十营武卫前军驻东大营。当时王照以京官身份办起乡团，一面准备抵制外夷入侵，一面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每晚施行宵禁。芦台南小庄有个张某，犯了夜禁，被带到公所，实行棍责，张高喊：“小航，我是你表叔。”王照笑着说：“表叔犯了夜禁，也要打屁股的，这叫公事公办。”从此芦台留下一句歇后语：“王小航打表叔——公事公办。”
王照于1933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当时《大公报》用“老新党王照逝世”为题整版登载其一生的经历。灵柩从北京运往家乡安葬，花圈、祭品整整装了一节火车。京、津许多名士及各大学师生致祭送行。当灵柩运至芦台时，宁河县乡绅及中小学校师生列队致祭，人人敬仰，一时称盛。
资料来源：
1．中华书局《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2．《小航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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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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