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76年7月27日下午。我们一行22人由县委副书记张云祥带队，去宝坻参加市农委召开的以学习小靳庄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工作会议，下榻于宝坻饭店。这是一幢地处宝坻县城十字街口的三层楼房，竣工不久，刚刚启用，首次纳客。我县参加会议的男同志，全部被安排住在三楼的房间。本来就时当盛暑，那天又格外闷热，虽然一路颠簸，风尘仆仆，但苦于酷热难捱，许多人很晚了才上床休息。随着一声巨响，大地震颤，人们从酣睡中惊醒，在一片慌乱中，跌跌撞撞地跑出楼外。许多人赤着双脚，只穿一件裤头，有两个女同志合围着一条毛巾被。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余震随时可能发生，连住在一楼的女同志，也没人冒险进楼取出衣服。惊魂甫定，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说是宁河有一位参加会议的同志跳楼摔伤了。我大吃一惊，连忙与同去参加会议的刘焕义、李小明、唐洪录等几个人一起，穿过一楼前厅跑到院里一看，只见岳龙公社党委副书记张玉芳同志正侧身蜷缩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他已经被宝坻饭店好心的工作人员从楼墙根移到院子中央安全的地方。听与他同房间住宿的人说，为了休息好，明天开好会，睡前他服了镇静药，被地震惊醒后朦朦胧胧还以为是在机关宿舍的平房里，于是从三楼的窗子跳了出去，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六个人用一张床屉搭着玉芳同志，一路小跑把他送到二华里外的宝坻县医院。当时医院宽敞的院子里，只有百十位住院的患者和陪床的亲属。玉芳同志是第一位因地震受伤被送进医院的。听说是来宝坻开会的公社副书记，医院很重视，两名医生做了认真的检查后告诉我们，伤者有几处严重骨折，内脏有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确定，当即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输上液，不一会儿，震伤的人从四面八方送到医院。横躺竖卧，院子挤得满满的，医务人员应接不暇。被送进医院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重伤员的比例明显增高。呻吟声，哭喊声不绝于耳，秩序渐渐地有些乱了。再以后找医生也很困难了。好在玉芳同志用的药已经拿到手，于是，曾经做过赤脚医生的芦台公社副书记董承业同志主动担当起护理任务。
  眼前的情况使我预感到这次地震灾情严重，并且从人们的言语中得知，许多重伤员都来自林亭口、八门城一带，据说宝坻县东部邻近宁河的几个公社灾情最重。这使我本来就悬着的心更加不安了。大家都估计到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是不可能开下去了，都急于想知道我们宁河县的情况，都想尽快地赶回家来。
  早晨六点多钟，市农委的一位同志找到我，要我立即集合我们县参加会议的人。他告诉我，有消息说这场地震的震中在宁河，芦台房倒屋塌一片平了。并说：“很快就来汽车，第一车先送你们回去。”我几乎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但仍然心存侥幸，将信将疑，希望这一可怕的消息只是传言而已。这时，我还不知道张云祥同志在此之前已得到这一消息，并且已乘市农委的吉普车先走了。我没有将这一可怕的消息如实地告诉大家，只是说据说我们县的震灾不轻，要求大家立即收拾东西，赶快集合。
  张玉芳同志的伤那么重，随大家一起乘车回去是不可能了。谁留下来看护呢？大震刚过，余震时有发生，几百人挤在一个院子里乱嘈嘈的，风餐露宿雨淋的艰苦且不说，在人地两生找医生都很困难的情况下，看护一个伤势很重的人，困难多、责任大是明摆着的。况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家里都有亲人，谁不想尽早知道家里的情况，谁不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恨不能一步就迈回家呢？我有些为难了。
  “王同志，我留下吧！”赵本公社副书记刘洪云同志可能看出了我为难的心思，主动提出来看护伤员。这无疑为我解了难题。但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倒不是对她信不过。因为我知道，刘洪云同志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没多久，但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对人从来诚恳热情，不久前刚刚被提升任命为公社副书记，做事是绝对可靠的。当时，我只是觉的，在我们一行22人中，她年岁最小，很少出门在外，又是一位女同志，把这么重的担子、这么多的困难留给她未免太过份了。
  “你是女同志，留下来恐怕不方便。”我婉言拒绝了她的要求。
  “这时候还讲方便不方便，我家里有人照顾，还是我留下吧！”她象是早有准备，几乎不经思索地回答了我。我一下子被她的无私精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折服了。当时任丰台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的李晓明和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马文忠也主动担当起看护玉芳同志的任务。鉴于当时医院里混乱的情况，在离开宝坻之前，我与留在宝坻的同志约定，我们回到芦台就立即派车接他们回去。如果中午以后不见家里来车又没有接到电话。那说明芦台的灾情特别严重，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把张玉芳同志送回去。
  七时许，我们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宝坻县城，心里默念着，希望家乡的震灾不象传说的那样严重。路过林亭口镇时，看见一片震损的房屋，其破坏程度比宝坻县城大得多，但多数房子没有倒，我仍然满以为回到芦台可以找辆汽车把他们接回来。车行到老安淀大桥，那里有持枪民兵看守。严重错位的桥面和由东向西驶过来运送伤员的汽车，使大家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起先，车里还有人谈论猜测，汽车驶进大北公社时，看见路旁一排排掩埋尸体的人们，车里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了。九时许，我们到达蓟运河大桥北侧，见到路面下沉了许多，蓟运河大桥拦腰折断。当我趟着齐肩深的水，爬上拥挤不堪的摆渡，过了蓟运河以后，不敢相信眼前这一片瓦砾就是我昨日刚刚离开的芦台，若不是那幢二层办公楼还立着，我简直找不到县委机关在哪里。
  千年古镇，一片废墟，街上躺着尚未掩埋的死难者的尸体；满目狼藉，此难何极！那种惨烈的景象，足以使草木含悲，令风云变色。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同留在宝坻的同志联系，更无法找辆汽车把他们接回来，我唯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祈祷，希望他们能尽早地平安归来。
  我回到机关以后，赶忙派人到马文忠家打探情况。因为我知道，马文忠家住的是老旧房屋，三个女儿最大的只有十几岁，一旦发生点什么事情，这样的娘子军家庭是很难应付的。所幸的是，住房虽然震损了，但母女四人都安然无恙。
  濛濛细雨下个不停。留在宝坻医院的三位同志，将仅有的一件雨衣为玉芳同志遮雨。他们三人一直被雨淋着。直到下午四点多仍不见家里去车接他们，他们也无法同家里取得联系。而张玉芳同志的伤势大有恶化的趋势。先是体温渐渐升高，呼吸有些困难，后来失去了排尿的能力。他们三人费尽周折，好不容易请来一名护士为玉芳同志导了尿。又跑到宝坻县委去求缓。宝坻县委办公室杨主任非常支持，答应负责找车送回他们。但那年月，还没有改革开放，公路交通无法和现在相比，又在大震过后，想找一辆汽车谈何容易，直到天黑以后才找到一辆140大卡车，开车的师傅是张头窝人。地震后他已经一天没休息了。李晓明同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很同情，又是隔河相望的老乡，他答应给予帮助。当天深夜开车将他们送到潘庄后即匆匆离去。至今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位好心的司机师傅的名字了。那天他至少一天一夜没能休息。我们已无法当面向他致谢了，只能祝福他“好人一生平安”。
  在潘庄公社几位同志的帮助下，张玉芳同志暂时住进了潘庄医院。大家整整忙了一夜，谁也顾不上休息一会儿。刘洪云家就在潘庄，跑前跑后，找人找水自然都是她的事。经过潘庄医院的紧急治疗，玉芳同志的伤势有所缓和。
  第二天，李晓明同志到芦台，因摆渡太拥挤，他泅水过河向县委领导汇报了情况，当天又赶回了丰台。后来得知，晓明同志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待晓明同志回到家的时候，没有赶上同父亲见最后的一面。马文忠第二天一早，找到玉芳同志在潘庄粮站工作的弟弟，并和他一起在潘庄医院守护了一天一夜。我是在第三天中午见到文忠同志的。他满身是土，两眼充满血丝，可以看的出他实在太疲劳了。但他没有回家，却先来到机关。我连忙催他回家休息。并告诉他家里人都很平安。刘洪云见玉芳同志的伤势平稳后，第三天骑自行车绕道赵本赶到宁河镇给张玉芳的家属送信。临行还托咐自己的母亲到医院照看。后来张玉芳同志转到外地治疗。
  20年过去了。地震中的许多事情已经模糊了，有的甚至已经从记忆中消失了，唯有这件事却记忆犹新。就象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样。这件事虽小，但它表现出的同志间的那种真诚、热情和无私精神感人至深。张玉芳同志康复后又工作了许多年。如今已经退休了，身体很好且无残疾，应当为他祝福。刘洪云、马文忠、李晓明三位同志，至今仍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他们都住在芦台，经常见面，也许他们对这件小事早已淡漠了，而我每次见到他们，当时一幕幕的情景便清晰地浮现在面前，并且每次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平凡的人只要有可贵的精神便是高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