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地主庄园”已经成为历史，它作为封建制度的产物，在中国曾存在千百年，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当了主人。“地主庄园”当地俗称“庄子”或“财主庄子”。那时候，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土地，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一部分自耕农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种自收，自己缴纳应课的税赋。这种土地叫“富分地”。
  另一种是佃农，是地主庄园的佃户。他们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种，秋收季节，将田里的收获，以分成的形式向地主交租。成数多寡各村互有不同。有三大份的，即地主得一成，佃农得二成，也有三七、四六的不等。国家税赋由地主统一缴纳，地方的花销则由佃户按地亩摊派。这种形式叫做“财主地”。
  财主地，地主不能随意收回，或者退佃。如果不愿经营，只能“原庄一处”出卖或者转让。实际是出卖或者转让“收租权”。对佃农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收租人而已，无任何影响，所以并不关心这些。
  佃农所占有的财主地，也能出卖或者转让。实际上是出卖“耕种权”地主并不干涉。但土地价格与富分地相对而言，是较低的。这种村庄通常称做“佃户村”。
  宁河县境内所属各村，佃户村较多，约占三分之二。情况大体相同，虽不能毫无差别，但以一村为例，即可窥见一斑了。
  田庄坨，现属板桥乡管辖，解放前的概况：全村约二百户人家，人口一千有零，土地面积包括苇田在内有四十八顷。（每顷100亩）是个典型的佃户村。
  这样比较庞大的原庄一处，出卖或者转让诸多不便。财主们就化整为零，把四十八顷土地，做成九十六股。当地把股份俗称“人家”。占有大部股份的有宁河镇廉家、杨庄子刘家、本村也有一些零星小股。
  在这些土地上，地主每年分粮多少没有定额。以年成丰歉为准，多收多分，少收少分，然后再按股均分。
  每年秋熟季节，例于旧历七月十五接财主，就是把财主接到村里来，叫“坐场”。村里有专为接待财主的“官房”。他们在那里办公、食、宿、还备有储存粮食的仓房等等。
  以财主为主，主持和监督秋收工作，但很少是本人亲临，多是雇佣干练能事的人，代替执行。财主以下设“庄头”二名，专为财主操持一切有关秋收事宜。庄头以下，还设有“催头”两人，专供奔走、服役，承办膳食及一切杂项事务。有帐房先生一人，只管会计钱粮出入。此辈人等的供职期间，只是一个短暂的秋收季节。但这一职位却是从前辈承袭而来，世代相传不替。
  财主进村后，村长及庄头等人陪同，到田间勘查。估计田间作物成熟情况，规定开镰收割日期，张贴告示，公布于众。
  收割期间，各条村路，均有“看青人”把守，名为“坐道”。财主们流动巡查，不许携带一穗粮食入村。如有违犯，将由财主裁定，受到罚款或游街示众的惩处。
  开镰之日，佃农下地收割庄稼，必定先到官房报告。须把镰刀放在门外，然后进入办公室。垂手立站，向财主报告：某人到某地去收割某种庄稼。由账房先生记录在案，准许收割，然后退出。
  农民在砍倒的高梁秸杆上，用把芟把穗子掐下来，捆成高梁个子，直接运到官场——全村人合用打轧庄稼的场地。然后再到官房报告：某月、某日、某人、在某地收割高梁若干个，请求验证，由账房先生记录、验讫，才算了结。所有农民都须如此，从不例外。
  官场周围用秫秸夹上寨子，只留一两个出入口。场地中央搭盖窝棚一座，昼夜有看场人巡逻守护。
  收割完毕，开始打轧，农民把扬净、晒干的粮食打成堆，又要向财主报告：某人打轧完毕。庄头到场地粮食堆前，用一方刻着字的木制大印，在堆上周遭打上印记，做为封存的标志，等待分粮的时候，验证无误才准分配。
  分粮时，财主在旁监视，账房先生拿着账，庄头拿着斗，嘴里唱着：一个的一，二个的二……直到分净为止。但量斗必须是尖斗，按规定，官库中的粮食是尖斗入平斗出，括下的“斗尖子”照例归庄头和催头所有，做为他们应得的报酬。
  财主除分粮之外，还要征收一部分苇田的租子、宅基地使用金、地里的秸杆叫“柴根钱”以及在此期间，供给财主的一切费用，都按地亩计算。这些款项，农民必须用现金支付。
  全村农户把粮食分配尽净，官场上拆除所有防范设施。庄头们征集村中的人夫、车辆、口袋等等，准备给财主送粮。
  官库里的粮食，一袋袋装上大车，眼看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一字长蛇阵，驰出村外。农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地主庄园”这一封建剥削制度，历经多少个朝代，延续千百年，直到清王朝被推翻，又经历了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没有丝毫改变。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设想，国民革命时期并未付诸实现。
  直到1946年，共产党号召农民减租减息，才有了改观。解放后，施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这一封建残余，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地主庄园”这个封建剥削形式，在今后的历史上就永远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