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丹青不知老将至
  张扬
  金秋十月，阳光灿烂，我们来到北京市北太平庄。在这车水马龙的闹市，有一座红色的中式四层小楼，这就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因为是如约来访，为我们开门的正是李仲耘老先生。老人家虽早已年逾古稀，但身体还很健朗，行动间没有一点老态，只是因为从年轻时便重听，对来访者的问候反映得有些迟缓。
  老人的居室虽不讲究，但还舒适。个人画室，十分敞亮。淡米色的画案上铺着大玻璃，壁间的橱柜里积满了资料和画具。墙上挂着我国著名国画大师陈半丁老先生的行书条幅，在卧室与画室的相通处悬挂着一方黑色匾额——“听雨楼”。
  老人家1918年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这样一座依靠蓟运河水滋润养育的小镇上。对乡土的深厚感情，让老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我家世清贫父母早丧，是靠祖母抚育成长的。先父李洁尘是乡里书画能手。记得父亲善画关公象，还能画牛和兰草，并工写小楷和行书。每逢过年，总要为亲友书写春联。我七岁时，便跟父亲学习写字画画，常为父亲伸纸磨墨。后来，也为父亲代笔写字应酬。曾记得为人家写过《懿德常照》，《天作之合》等匾额。父亲见我如此热爱书画，便托人把我引荐给地方宿儒张信儒先生，宁中校长杜心耕先生，求他们指点我书画学习。
  待年龄稍长，我又去天津和同乡张壮一先生一起学习，从事装璜美术设计工作。
  1940年，我二十三岁时，经族兄李锡五先生介绍，到北平拜国画大师陈半丁先生为师，学习国画。并在天津明星印刷厂担任画师。不久宁中老校长杜心耕先生又邀我回母校任教图画课。这段教学生涯虽然不长，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由于求学心切，1946年，我辞去了教学工作，赴北平考入辅人大学美术系学习国画，从此离开了我所热爱的家乡。”
  老人呷了一口清茶，继续回顾着往事：“辅仁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几座名牌大学之一，在这清静幽雅的恭王府花园内，汇聚着我国许多著名的书画大家：溥雪斋、汪溶、陈缘督、陆九如、陆鸿年、启功、溥松都是名满华夏的画家与学者。我国最早留学英国的水彩画家关广志先生也在系里任教。我在他们的亲切教诲下专心攻读l山I水、花鸟画，使我眼界大开，画学益进。由于我学习勤奋、刻苦，进步也较快，被推为班长，因而常与系主任溥雪斋先生联系交往，颇蒙这位道光皇帝的五皇子亲王之孙，清世袭贝子爵的老先生的关心与照顾。1953年，我与溥先生的七小姐结了婚，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姻亲。”谈到这里，大家看到静静地坐在一旁的端庄贤淑的老夫人嫣然一笑，觉得气氛十分和谐。
  老先生今天兴致非常好，要为我们画一幅画。大家围在画案的一边，先生慢慢地理纸磨墨。先是提起一支斑竹捍的大兰竹画笔，如书狂草一般地在纸上挥出了疏落有致的几条苍劲的藤蔓，遂后扬扬洒洒地画了几组藤叶，又以数种颜色合着点染了几串晶莹的藤花，顿时画面上如春风抚动飘飘曳曳。当李老最后点上几只俏皮的小蜜蜂时，在场的人无不发出惊叹声，大家被李老笔下的生气深深感染了。一位古稀老人能对生活中的一枝一叶如此充满感情，而且能表现得这样淋漓尽致，真是精妙绝伦！
  老人休息片刻又和我们谈起了自己在电影美术事业上的成就。1949年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美术师，到1984年离休。老人在电影美术事业中默默耕耘了四十个春秋，许多著名影片的摄制工作中都有老人倾注的心血。在《梅兰芳舞台艺术》这部蜚声海内外的艺术片的制作过程中，李老与著名剧作家，本片导演吴祖光先生密切合作，深入研究了梅氏的舞台资料，充分发挥了李老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在老人负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摄制工作时，他刻苦研究了张大千所有的展出过的作品，并做了详尽的速写记录。由于老人又精于书法，融合各家之长，运笔挺拔劲健，章法落拓不凡，形成了个人淡雅清新的书风，所以许多著名影片，特别是毛主席接见外宾的若干影片的片名都是由李老题写的。
  李老除了在电影美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成为当代名家，自己还一直在山水花鸟画领域从事创作。早在五十年代初，即有《向黄河进军》、《咱们一齐长大》、《春天》、《鹫峰春早》、《川江航运》、《藤花》等作品参加全国展览，出国展出，其中不少作品被出版、收藏。
  老人治学非常刻苦，勤恳耕耘，苦学不辍，作画常常通宵达旦，不以为苦，而以为乐。他学古人而不拘泥，取现代素养而不呆滞，收放自如，意在功在。他常说：“画山水，要讲求“情景”，画花鸟要看“情趣”，而人物画则要求“情节”；艺术之所以产生引力，不只是完善地表达物象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省思不尽的意念和情趣。因此，老人的画作总是充溢着俊逸淡雅的风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老人是第三、四届全国文代会的代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员，是中国电影美学会的理事。
  1984年离休后，老人的艺术生涯进入了第二个辉煌时期。他集中精力潜心于书法、绘画的创作与研究工作。在短短的数年间，完成了千余件书画创作作品，并在几十种辞书、报刊上介绍、发表。老人离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85年回归故里，举办《李仲耘探乡书画展》用了一周的时间访问故乡，母校旧友，进行了书画表演活动。1989年又在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举办了《李仲耘书画展》。1992年又在台湾出版了《李仲耘书画集》。在北京大学印制了《中国山水画》的讲稿。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纪念性文章。
  1989年夏天，老人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以来，书画交流活动更是日益频繁，与许多名家及同行朋友朝夕相处，相互磨砺、研讨。
  1992年5月老人还应老同学董玉林之邀，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做友好访问，广会海外旧友，饱览域外风光，考察了当地的美术活动及画廊的情况，并在新加坡首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李仲耘书画观摩展览会》，每日宾朋踊跃，喜庆满堂，老人载誉而归。至今还不断有友人热情邀请再游东南亚诸国。
  老人热心公益事业，曾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非洲人民抗灾，为抢救大熊猫，为希望工程酬集资金参加义展，义卖活动，向社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老人还不断应邀去各地讲学，参加笔会，为大宾馆创作巨幅国画足迹大江南北，有时还飞往海南。
  老人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公职，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师大二附中等名牌学校讲授山水、花鸟、书法课，并在高参干休所《天津书画研究社》任课。老人还是辅仁大学校友会理事，中山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国书画研究社顾问以及海峡两岸书画联谊会的理事。为此北京电视台对老人曾做过专题报导。
  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虽然老人的情绪还很好，但我们怕他过劳，就准备作别。老人站起来为画题写了“青藤紫雪点春风”的诗句，落上了“古稀叟李仲耘”的下款，送给我做纪念。
  老人说：“名利对于我这样年纪的人已经无所谓了，我的事业和生活都很充实，我所看重的是艺术的创新和人间的真情，对于家乡、故土、旧友我总是满怀深情的……。”由此，我想到前些年老人曾为天津宾馆宁河会堂创作了7米长的巨幅国画——“芦汀帆影”，并书写了歌咏家乡的物阜民丰的诗句，更体会到老人真是“丹青不知老将至，妙笔挥洒无限情。”
  著名女画家周思聪
  孙万义
  周思聪，我国当代著名女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画院人物画创作室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兼任副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对于她的人品艺格，《北京日报》、《天津日报》等刊物曾载专文评价。
  1939年，周思聪出生于宁河县芦台镇一个书香门第。四岁时她就被领进由她祖父任校长的小学校里念书。周思聪的外祖父是镇上一位受人敬重的草药郎中，闲暇时常吟诗作画。幼年的周思聪在这两位长辈那里受到浓厚的文化熏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思聪随家人迁居北京，上小学时，美术教师张怡贞先生发现了周思聪这棵艺术嫩苗，给了周思聪良好的绘画早期教育。初中时，周思聪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见到法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画，这使她受到极大的震憾，珂勒惠支成了她最早崇拜的画家。
  1955年，周思聪考进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她在正规的艺术道路上得到老校长丁井文等师长的精心教诲。1958年，经过三年严格的基础训练，周思聪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在美院五年中国画系的学生生活中，她有幸得到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叶浅予先生、刘凌沧先生、花鸟大师李苦蝉先生、郭味蕖先生的亲传指教，这些艺术大师为周思聪日后艺术发展辅平了坚实道路。1963年，周思聪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画院作了专业画家。但经过了漫长的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开始美术创作活动。这期间她创作了《长白山青松》、《山区新路》等作品。1976年，周恩来总理病逝，周思聪怀着对总理崇敬的心情，于1978年深入到邢台地震灾区体验生活，她以切身感受，完成了水墨画《人民和总理》的创作，作品得到极大的成功，被评为全国美展一等奖。1980年，周思聪又赴吉林省辽原矿区，开始了大型组画《矿工图》的创作，早在学生时代，周思聪在心灵深处就已刻下珂勒惠支笔下的人物形象，这些因压榨和仇恨被扭曲了的形象如今又浮现在画家眼前，并得到新的升华。《矿工图》在造型上受到珂勒惠支的启迪，在近乎写实的手法上，大胆进行了变形，强化了受难者的外貌与精神特征，显露出画家激奋的情感变化。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周思聪愤懑中蕴藏着坚毅，对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血泪控诉。
  近年来，周思聪把创作的选题转移到对少数民族风俗方面来，彝族女子系列前后共画了十多年，至今兴致不衰。画家通过对她们拾柴、采果、放牧、携子、幽会等生活不同侧面的描绘，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系列中以《荷物女》形象的最为典型。《荷物女》最早出现在1981年春季她画的一幅藏族妇女的作品上。那时周思聪还未去过大凉山。从大凉山归来创作第一件作品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幅描绘在暮归途中歇息的两个背柴彝族妇女，作品极富民族风味。作品中，彝族妇女弓身背桶，在高原上坚苦地跋涉着。她们在低垂的云天下过着艰苦的生活。周思聪把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关切通过对这些风俗的人物景象的描绘宣泄出来，让观者从中细嚼人生滋味。
  从《矿工图》到彝族女子系列，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心境的变化：由强烈和沉郁转入平静和空寂。周思聪完全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这种时而激浪排空、时而淡如秋水的情思正是画家心绪的真切流露。1984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周思聪画辑》，画辑集中展现了画家艺术才华和成就，新收入的102幅作品都是画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精品。1990年，她为家乡县志著成题画《朝露图》，作品以饱满的热情表达了对家乡人民和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爱。
  正当她创作旺盛时期，风湿病侵入她的肌体，创作活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长达8年多的患病期间，周思聪硬是支撑着身体，没有让自己停止作画，她顽强地驱使着变了形的指头画荷、画风雨小屋、画山山水水。轻淡的水墨朦胧之中但见梗茎参差，蕴动着勃勃生机。这些作品能使人得到静谧。周思聪追求的是：不求十分完整，仅求纯朴无杂的纯真。
  周思聪在美术思潮异常活跃的今天，始终坚持自己熟悉的水墨写实传统，并努力吸收外来艺术营养，谨慎地把握住自己的艺术地位。她不好虚名，而是努力使自己艺术功力走在时代的前面，使自己的作品永葆时代的青春。
  罗兰回乡记
  赵建英
  踏着徐徐的春风，沐着明媚的阳光，1992年5月26日，73岁的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回到了她阔别44年的故乡——宁河县芦台镇。县委统战部，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同时还有尚且健在的她的旧时同学，好友也都陪同就坐。
  罗兰的名字，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她的《罗兰小语》寓深情、爱意、哲理、聪慧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深受台湾和大陆读者的喜爱。罗兰原名靳佩芬，宁河县芦台镇人，其家庭为中国传统的书香门弟。她的祖父，志在金石文物收集和研究；父亲既谙熟旧体诗词又长于国乐乐器。传统的书香给了幼年的罗兰以浓厚的文学艺术熏陶和良好的启蒙。罗兰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时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减轻父亲的生活重担，师范毕业，19岁的罗兰，在那兵慌马乱的年代，单枪匹马一人独自出门谋生。她先在乡下一个设在娘娘庙里的小学任教，那时，用她自己的话说：生活虽然艰苦，但因地处偏僻，得以躲避日寇的铁蹄。用这段时光，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她如饥似渴的学习，吸收文化滋养，遍读了《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红楼梦》等名著，她说：当时连《辞源》都拿来当小说细细的读了。她自己曾调侃地说：这段“娘娘庙”里的“修行”生活，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受同学的引荐，她到天津女师附小教授音乐，这使她从小对音乐的热情迸发出来，并正式投入了音乐的怀抱。在这里，她一边教，一边学，还组织音乐团体到广播电台主持《音乐欣赏》和歌唱指导节目。罗兰是位有抱负有追求的知识女性，她又以惊人的毅力投考大学音乐系，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女师学院，由此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音乐专业的学习。连年的战争，破碎的山河，使罗兰心情无比忧郁，大学尚未毕业，1948年4月，罗兰独自到了台湾，凭着敢闯世界的恒心，她找到台湾广播电台，毛遂自荐当上了播音节目主持人。在这里，她一面用新奇的眼光辨认亚热带的奇花异草，一面用快乐的心情试着去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罗兰主持的节目谈生活、谈抱负、谈道德、谈修养、谈友谊、谈爱情，只要是关于人生的无所不谈，她用自己生活经历、经验、智慧去启发诱导青年人走正确的人生之路，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个节目很有朝气很简洁，很受听众的欢迎。对此，罗兰干的很开心，一干就是32年，她主持的这个节目在美国都产生了影响，1972年，美国国务卿特别邀请她访问美国。
  在从事播音的同时，罗兰还不停地写作，到目前为止，她已出版长短篇小说5部，散文10余部，加上其他作品，共计27部，她的作品充满了温馨和爱意，两次荣获台湾的文学大奖。现在大陆已出版了她的《罗兰小语》、《寄给飘落》等七部作品，很是畅销。最近《天津日报》又发表了她的《往事云烟》等回忆性散文多篇。也都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热情、开朗、乐观、进取、向上的罗兰，愿你永远精神不老，再返故园。
  工人作家万国儒
  王福政
  万国儒（1931年至1990年），著名工人作家，出生在宁河县板桥乡王石庄。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1931年在蓟运河畔的王石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他就是万国儒。万国儒9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一直读到14岁。在抗日战争后期，参加了村儿童团，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初步接受革命教育。16岁那年，因家乡闹水灾，为生活所迫到天津大华染厂当学徒。在旧社会，他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亲身感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后，工人阶级由奴隶变为国家的主人，获得了新生。但他当时想，工人阶级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外，还应该在文化上当家做主人，“书架上要有工人自己写的书。”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一面积极参加业余文化学习，一面开始学习写作。他们厂离天津第一文化宫很近，他就每天到图书馆借阅文艺书籍，并虚心向老师请教，回到他住的工人集体宿舍后，就废寝忘食地埋头学习写作。当时，写作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宿舍里没有桌子，到晚上又怕打扰别人休息，他就扒在床板上，用手电照着读书和写稿。写作屡屡失败，但是他抱着为工人阶级争气的朴素感情，一直锲而不舍，终于在上百万字的退稿中，发表了一两篇反映工人生活的小故事，这给他一个极大的鼓舞。
  万国儒有一颗赤诚的事业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他一手拿榔头一手拿笔，在许多文学先辈的培养和关注下，创作上有了很大进步，先后在《天津日报》、《人民文学》和《新港》文学月刊上，发表《踩电铃》、《风雪之夜》、《欢乐的离别》等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了《风雪之夜》、《龙飞凤舞》、《欢乐的离别》等小说集，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他的作品以饱满的激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讴歌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阶级火热的工作和生活。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在《夜读偶记》中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有的作品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对青年一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作品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他是建国后党培养的一批成就卓著的工人作家之一，曾有南胡（上海胡万春）北万（天津万国儒）之说，1961年，万国儒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万国儒是天津工人文学社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精心尽力，以一个工人作家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培养扶持工人作家的成长，他邀请一些知名作家、编辑作辅导报告，讨论和分析社员的作品，定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以明确写作方向。他并亲自为社员们讲“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说搞文学要有一颗对党的事业心。“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厄运，被打成“黑线人物”，“修正主义苗子”，受到无情批斗，被关进“牛棚”。
  1969年他被下放到天钢改造，他头戴安全帽，身穿帆布工作服，脚蹬大头鞋，双手挥舞钢钎和炼钢工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就是这样，他仍不忘自己是一名文艺战士，工作之余他写了剧本《炉边烽火》，搬上了钢厂礼堂舞台，深受工人们称赞。
  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返文坛，深入工厂、农村、写出了很多好作品，他本想用自己的笔弥补十余年的损失，谁想接着而来的，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逐渐泛滥，使他的思想无法与此搭调，创作处于长期苦闷的状态，创作愈来愈少。在这一阶段他虽然写的很少，但丝毫未曾割断和工农群众的联系，他深入工厂，下农村并在自己的家乡宁河县深入生活，写出了《县委书记轶事》被《小说月报》转载，受到人们的好评，歌颂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劳动者形象，他偶有所得，必能传达普通劳动者的心声，闪烁出亮晶晶的火花。
  后来，他渴望的春天终于来了，他正欲奋笔疾书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夺走了他钢筋铁骨般的身躯，夺走了他那颗对党的事业耿耿的赤诚之心，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他惋惜自己对党的文艺事业贡献太少了，他说：“我刚刚59岁呀！我还计划写两部中篇，一部长篇哩！”1990年3月10日凌震2点20分，万国儒走完了他一生坎坷的旅途，一步一个脚印地按他的“座右铭”走完了他一个工人作家的文学生涯。
  万国儒的一生，有什么丰功伟绩吗？没有，他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的人，一个与多年弥漫文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迷雾格格不入的人，他虽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跨入作家行列，却始终不失工人的本色。他嫉恶如仇，表里如一，快人快语，是非分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屈从显赫的权贵，从不取媚于一时一地的不正常气候，从不说违心的话，从不写违心的文章。这样的人是值得纪念的，这样的人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也将永远被故乡人引为自豪和纪念。

附：主要著作 《风雪之夜》短篇小说、散文集，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龙飞凤舞》短篇小说集，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欢乐的离别》短篇小说集，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上述三个短篇集中的18篇作品及1964年前后写的5篇小说重新出版，仍题以《欢乐的离别》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