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南淮淀村三百户，一千五百口人，有洼碱耕地六百多亩。不靠山，不近河，处于荒洼之间。这个村是祖先们在这里熬盐住草铺，演变成村，立村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抗战期间，村处于最贫困时期，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实属穷乡僻壤。
  村南边，原是清政府的放马场，以后被天津的吉顺号家垄断，几百顷土地不耕种，任凭放荒收打柴草。村北边，是七里海，基本上是北淮淀村地主所有，专养芦苇。真是哪里的地主越大，哪里的穷人越穷。围村一千多倾土地也大部分放荒，本村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地主富农，广大贫若农民有点土地又洼又碱，再加上常年闹蚂蚱，发大水，十年九不收，大多数人无力耕种。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给地主打柴草，打苇子获得微薄收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地主手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常年靠野菜草籽充饥。有民谣说得好：“有福之人生在条河两岸，无福之人生在南北淮淀，脚蹬牛皮大榜，手使勾镰月芟，身上破衣烂衫，肚里黄蓿菜蛋”。全村仅有一个私塾学馆，只有二十多个孩子上学，全村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华北，南淮淀村属于华北冀东地区，即华北的心脏地区。塘沽港附近，京山铁路中段西侧，是日本侵略军水陆联运的重地。所以，日军加强对这个地方的统治，成立了伪宁河县公署，以韩在余为首的伪三区政府，以李在民为首的伪乡政府，以李学成为首的伪保安公所，每十户就有一个甲长，实行区区、乡乡联合的保甲制。还有大量的军事力量，有伪县保安队，有伪警察特务等。敌人的据点、炮楼星罗棋布。日军和伪军经常来我村“清乡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断的来抓人当劳工，给他们修炮楼，还有的被他们送到日本国当奴隶。数不尽的苛捐杂税，强征暴敛。地主们又把加重了的负担转稼给贫苦农民。广大贫农给地主打苇子、打柴草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仅能维持自己贫困的生活，给地主种地拉坌子，地主管吃，还得给地主一角钱。因货币膨胀，物价猛涨，更是苦了干长工的，议定工价时，一年可买几石粮食，到年终给钱时，仅能够买几斗红高梁，长工们说：“年满价完衣裳破，白干一年没法活。”凶狠狡猾的地主，因官税加重，少种地，多放荒，多放高利贷，扩大剥削范围。穷人出卖劳动力都很难。日本侵略军入侵我们这里不到三年，即从1937年秋至1939年，全村不完全统计，饿死六十多人，卖儿女卖妻的二十多户，一家人女的外出讨饭、男的出外谋生的有三十多户。永未团聚，流离失所，单人出外谋生的不算，光是全家外逃的就有一百多户，全村仅剩一百七十四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求得中华民族的生存，派来了善打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到华北抗日成败关键的冀东地区，与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武、宝、宁联合县的县长寒松、公安局长马良等，来到南淮淀，首先到李瑞庆（保长）家，宣讲革命的道理，并动员了李瑞庆参加了抗日，李瑞庆家作地下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与城市接通关系，供应八路军服装、医药等。在政治方面，为了便于革命活动，把村化名“汉口”作消息交流点。寒松深入群众反复宣讲革命道理，给我们指明前途，明确地提出：劳动人民只有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别无出路，提出革命的现阶段是反帝反封建，打鬼子除汉奸，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最后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启示，受到教育，感到八路军跟过去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过去那些军阀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兵匪不分，兵贼不分，是富人看家的犬，穷人的冤家。那些反动政府的官员们，也都是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共产党是为国为民，给劳动人民撑腰，觉着在绝望中有了救星，在黑暗中见到阳光。都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1942年冬本地的人民就砸了伪大乡，取消保甲制，烧了《良民证》，组织民兵和村干部跟日军展开斗争，有些觉悟高的青年，踊跃地参加了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如，董云堂、李青英、李功成、李子文等，都不怕流血牺牲去抗日。还有些人，也不顾身家性命，在村中半脱产当村干部。1943年建立村政权，李无计任村主任，还有姜国良、冯有福、董云付加入共产党。进行抗日活动。
  日军经常来村“扫荡”，声言要消灭八路军，还说什么他们来中国是帮助搞建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要求“中日亲善”。实际上他们是来烧、杀、抢、掠，叫我们甘当亡国奴。我们宁死不屈。鬼子派造甲城的冯桂株来说服我们，向我们征粮，被村主任一口拒绝。我们坚决实行抗捐、抗税、抗粮、抗勤、抗抓丁等抗日斗争。群众把怕抢的粮食等物资藏起来，并加强通讯联络，设立岗哨，一旦发现敌情就跑。不便回村时就钻地洞躲起来，敌人走了我们仍是积极从事抗日工作。经常地配合我县、区、队阻挠和打击敌人。
  1944年，就有十几人加入共产党，在县里佐天和区里孙英领导下，建立了党支部，李无计任支部书记，姜国良、李洪恩和我为支部委员。在区委和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部、儿童团等。全面地展开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发动群众，经常的配合区、县武装人员，破坏日寇的电话线、铁路、公路和水运，阻挠敌人的通讯、行军和物资供应。敌人在勾楼沽，茶淀办的农场，不断的被我们破坏。他们在据点、炮楼里也不得安生，南淮淀村民兵配合区队经常出去打枪、喊话、叫他们投降，搞得他惊恐万状，曾因刺猬在他们的炮楼下活动的声响，吓得他们打了半夜的枪，一夜没敢睡觉。
  为了反帝反封，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同时进行，开始由村中主要干部把最大地主吉顺号家的经理张德明找到南淮淀村，给他讲述革命的道理，指出凡是中国人都应参加抗日，必须给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吉顺号在抗日根据地，有几百顷土地，不拿抗日负担，而且过重地剥削抗日的人们，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容许的。经过教育，张德明答应向他主人汇报，后来给我们送来一批款，支援抗日，经政府同意，用他送来的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方便群众，防止私商剥削，体现了群众跟地主斗争的胜利。对本村的抗日负担，也作出规定。根据土地的好坏，折成标准亩，每四个标准亩，担负一个抗日勤务工，以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根据减租减息的精神，不准高利贷盘剥，借高利贷时，定的契约一律作废。雇佣劳动力要给合理的报酬，不准过重的剥削。与此同时，进行革新，破除迷信等，拆了村北的文昌阁和西大桥旁的土地庙。拆下的物料兴修本村的水利，泥作的神仙垫了濠沟。迷信道会门经教育不愿活动了。跳大神，相面算卦骗人的不敢了。反动的九宫道，一贯道被取缔了。对虐待工人的罚款，吃他人的顽固，刁婆婆欺负儿媳妇或者儿女不养老人的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要在群众大会上坦白认错，臭贼小偷之类基本绝迹。在共产党领导下，时间不长，就感到换了个天下。当地的反动政权被推翻，反动势力一败涂地，劳动人民满心欢喜。
  1944年为了改变南淮淀村的贫困面貌，地委方远、县长寒松、区委孙英来到南淮淀村，共同研究决定，挖一条引水河，政府给我们六万斤粮食，以工代赈。叫挑河的人有饭吃好干活。组织了施工领导班子，由李无计任主任，李洪恩、李春旺和我为委员，在政府的领导下，领导班子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当年春季挑成全长十五华里的西引河，把金钟河的水引到我村，结束了死旱庄子的历史。引进来的水，既能浇田、运输，又能养苇、养鱼，还能滋润柴草地，并且在抗日战斗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劳动者得到实惠，控制地主，把引河的东西两岸各宽五十二弓（二十五丈）的土地归挑河的工人所有，参加挑河的二百零四个劳动力每人一份，永久为业。
  日军借口说我们挑河是给八路军挖战壕，又来我村扫荡，杀死南淮淀村的财粮委员李占宽，还抢走很多的东西。以后敌人又派造甲城的冯桂株送来恫吓信，叫我们给他送粮、送款、送劳工，被我们一口回绝。在1944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日军带领着汉奸，九宫道的头子们，来到南淮淀村，把我们的房屋烧了二百多间，用刺刀扎伤了许多人，李永芳差点被扎死，他们烧到董云香的房子时，董云香想从屋里背出有病的母亲，敌人不让，把房子点着火以后董云香虽把母亲救出屋来，可是母亲因烟熏火燎和惊吓，不久死去。过了几天造甲城的冯桂株又来说服我们，当然的被我们拒绝。我们早已下定决心，宁死不当亡国奴，坚决地跟日军斗争，直到彻底的胜利。这么说的就这么干了。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压迫越甚斗争越烈。广大人民群众仇恨鬼子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男女老少齐参战，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凶狠狡猾的日本鬼子被我们搞得懵头转向，一塌糊涂。例如：日军在潘庄的岗楼，通往堤头的电话线，经常被我们破坏，大部电线、电杆用车拉来，敌人很难修复，使敌人通讯联络受阻。由北淮淀村至芦台、天津的公路，被我们破坏得常不通车，日军行动很不方便。敌人由茶淀至宁车沽的铁路，也不安全，常被我们炸断铁轨，扒了路基。有时我们全村出动，叫他铁路大翻身，阻止日军的火车运行。给日军运军火和其他物资造成很大困难。宁车沽火车站上的枕木被我们夺来两千多块，我们仅四个持枪的民兵警戒在车站的岗楼旁，吓得鬼子没敢动弹，等我们弄着木头走后，他才开枪给我们送行。车站北边的十三号桥，刚刚卸下的方木，想要修桥，被我们弄来三大车，我们去的时候，赶着大车从伪站长门口过，只一人拿着打不响的六轮子警戒在伪站长门旁，吓得伪站长连大气都不敢喘，叫我们把木头拉过去。日军想从宁车沽火车站下车，来我村扫荡，被我们把宁车沽的大桥拆毁，竟使鬼子改变了计划，行凶未成。民兵们用牲口嚼子，挂在宁车沽火车站旁的高压电线上，电线一断两截，既省人又省事的小动作，比炸翻火车，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还大。我们配合县队和白河部队，一举拿下茶淀火车站的炮楼，打死很多日本鬼子和伪军，缴了他们的武器，挫败他不可一世的威风。我们配合区队打下三叉子（日本大兴公司）杀死鬼子，烧了他们仓库及房屋，敌人的摩托车及其它车辆被我们烧毁，并夺回来很多东西，全村去了一百来人，五十多辆车，都是满载而归。就在打进三叉子时，人喊马嘶，火光冲天，距离三里的茶淀火车站有许多鬼子和伪军，都没敢来救援，等我们走后他才鸣枪给我们送行。日本的建设公署，人称“老公司”被我们跟着区队打下，破坏了他的建设指挥机关，日本鬼子胆战心惊，很久未能修复。“中锅炉”，即日本农场总场，既有日寇又有伪军，我们几个持枪的民兵带领群众，就从那里把火车夺来并破坏它的很多设备。“小锅炉”是日本农场的扬水站，被我们破坏，连场房彻底拆毁并把物料拉来，使敌人的农场长期瘫痪不能生产。日寇想盖宿舍，没等盖齐，就被我们拆了好几十间，拆来的木料搭了我村南的大地洞，那里是给八路军缝纫衣裳的地方。日军从陆地运输不便，从水上运输，也同样地遭到破坏。1945年秋季，日冠用西河大船运硫酸，走在金钟河，被我们截来，通过我们挑的西引河卸在我村南苇洼里，以后沿村转到大后方，作了抗日的军火。同年还截来一船生铁、氧气。又截来一船麻，还截来一船红砖，所截的船只都是通过西引河先卸在村南苇洼，以后转到后方供我军所用。我们自己挑的小河起到了抗日的作用。
  由于我们破坏日军的农场和运输，使敌人的后方供应遭到很大损失，人民群众感到自豪，贫农李玉桂说：“这样整治鬼子，真解气，他无故的来侵略我国，叫我们当亡国奴，我们就得跟他斗，都是齐心努力参军参战，一定能够把他打败。”
  由于党支部紧跟革命形势，顺应民意，党支部指向那里，群众就跟向那里。需要多数人干的革命工作，可以全村出动。如打三叉子、夺枕木、铁道翻身等。需要少数人的工作，就去少数人完成任务。例如：民兵骨干李玉安、董云芳、董步义、董步廷、李万增等，配合县、区队跟敌人作战周旋，常年不休。出去抬担架的群众，没有一个人不完成任务就回家的。成年人跟鬼子斗争，小孩子也跟鬼子斗，如：1944年日寇来村“扫荡”时，有的村干部没跑出村就被日寇圈在群众之中，日本侵略军采取一个一个的过罗方式，追问谁是八路军、村干部，群众坚决不说，才十二岁的李学明被日军单独地拉出去追问，也未暴露八路军和村干部，因此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终于使日本鬼子扫兴而去，村干部及其家属安全脱险。我们除在农村坚持抗日外，还有的协助城市工作，支部书记李无计和我都在县城工部长继光同志直接领导。做城市工作，同敌占区的同志们共同打击敌人。日军虽然很凶，对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村齐心努力，参军参战，日军不敢轻易的来“扫荡”，汉奸伪军们更怕得要死。如我村南大地主天津吉顺号家，多次企图买动南河伪乡团，来镇压我村革命，保全他的土地财产，伪乡团的团长，刘恩相怕死就没敢来。经过斗争的实践证明，日本鬼子是纸老虎，汉奸伪军更是狗熊，一切人民的敌人都是欺软怕硬，要胜利就得斗争，我们这个村不愧是抗日的模范村。这个村的党支部，是村的坚强领导核心，战斗保垒。这村的人民群众，是这村抗日的钢铁长城。
  这村对全县的抗日乃致对全国的抗日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他一举就可把中国吞并，叫几亿中国人给他当亡国奴。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被日寇侵占了很大地面，实行三光政策和制造无人区，糟蹋中国，惨害人民。可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是任何反动势力镇压不住，压不服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积极抗日，深入敌后，开展人民战争。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军参战，打击日寇。日本鬼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于时时处处挨打的地位。我军不断的胜利，收回失地，迫使日军龟缩在铁路线上、岗楼里，而且占的铁路线越来越短，岗楼越来越少。加上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无条件地向中国人民投降了。
  日本投降以后，人民心花怒放，喜气洋洋，有些村干部提前被政府调去，脱产或半脱产去接收城乡敌人的设施。有的接收高丽圈农场（芦台农场），有的接收茶淀农场，有的接收任凤庄农场，还有的接收汉沽盐场。村干部领导群众搞生产建设，自己挑的西引河，已经受益，全村的园田都能及时的浇灌，有些靠河的土地能上水。去天津、北塘等地，就在门口上船，直接到达。苇子、柴草收得多了，并且能够运往城市多卖钱。鱼、虾、蟹都很多，除自吃以外，还供外地，这样可以赚回很多钱。虽然大部分收入属于地主，贫苦农民也得一定的好处。参加挑河的劳力每人分得的河边五亩地，几乎是家家有份，有的户收了两季粮食，没有开恳的土地也多打了苇子或柴草，卖了许多钱，有许多户是第一次吃上自己收的粮，花到自己柴草卖的钱，广大群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不幸的是，八年抗战刚刚胜利，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又遭受了三年内战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