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抗战时期宁河地区综述
  孙万义
  宁河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烟，从古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有燕国刀币及汉五铢钱可证。汉代属渔阳郡，雍奴县。唐代改属范阳郡，武清县。宋时改属南京道香河县。明朝于宁河置梁城千户所，属顺天府，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才设置宁河县。县治在宁河县城（今之宁河镇）。民国二十九年属河北省。解放前夕，属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十五专区。
  抗日战争初期的宁河县，东界丰润县。西界宝坻县，武清县。南临渤海。北接玉田县。下属五个区，一百五十五个乡，二百九十九个村庄。含芦台、宁河、潘庄、新河、塘沽、寨上、北塘等八个镇。
  宁河县位于渤海之滨，地处京、津、唐三角地带。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京山铁路线上的芦台，塘沽港口和盛产海盐的汉沽都在辖区之内。
  宁河县总面积253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700,000亩。人口约28万。境内地势低洼，河流纵横，主要有蓟运河、金钟河、青龙河、还乡河等，多是泄洪河道。地区气候特点为春旱秋涝，一遇暴雨，就水溢两岸，泛滥成灾。因此，水灾是宁河县的主要灾害。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殷汝耕组织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宁河也在其属下的二十二县之中。那时候，宁河各乡村建立保甲连坐制，发放良民证。全县设芦台、汉沽、潘庄等五个警察分局。全县有中等学校二处，小学校六十处。推行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增设日语课程，并有日本教官控制学校。学生多是中产以上人家的子弟，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率极低。
  1938年，正值宁河县特大洪水泛滥之际，日本侵略军占领芦台。8月间，两架日本战斗机轰炸了丰台镇，炸死炸伤无辜群众三十余人，激起了本地人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激励下，宁河人民决心奋起抗日，首先在岳龙庄一带，农民们放下锄头，拿起枪杆，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行列。他们的行动大大激发了县内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情绪。蓟运河以东，百十个村庄，一千多名农民，筹集枪支、大刀、长矛，树起抗日旗帜，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抗日队伍，群众称之为“红军”。
  蓟运河西大八亩坨村，成立了红枪会，设有东武堂、西武堂。9月间，他们联合农民组织起来的“红军”，攻占了宁河县城，赶走了伪县长。驻在芦台的日本侵略军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从芦台乘小汽船来攻打宁河县城。日军从西门、南门包抄过来，机关枪扫射，迫击炮轰鸣，火力密集，十分猛烈。“红军”与红枪会从北河撤退转移，开进丰台镇。
  从此，日军就在宁河县城设下了军事据点。几天后，日军从宁河城内出发，从水陆乘小汽船在丰台东村登陆，在大十字街与红枪会遭遇，展开肉搏战，日本侵略军死伤二十余人。
  西武堂首领张德林率部突围，后来，东武堂的首领张林立叛国投敌，成为汉奸。
  在日军对宁河县全面加强统治的同时，1941年10月，冀东区委决定，把宁河县划为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包括原宁河县蓟运河以东地区。县长是白光、书记石光，县大队长田心。县以下开辟十个区。
  同年年底，冀东军分区部队，攻占丰台伪保安公所，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坚定了人民的抗日决心。
  1941年底，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干部在东西魏甸村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岳龙、埋珠等村政权也相继建立，并为全面建立政权打开了局面。
  1941年，日本侵略军调集重兵扫荡冀东，推行强化治安，施行极其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丰、玉、宁地区的抗日工作，受到严重摧残，很多同志牺牲，县、区干部暂作战略性的转移。
  8月间，军分区八总队队长欧阳波平，率部攻克黄庄、艾林庄、江洼口等三个敌人据点，缴获枪械100多支，俘敌70余人。
  1941年10月，区干部首次在宁河县开展建党工作，吸收境内第一批党员。
  1942年，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坚持反扫荡斗争，组成武装工作队，在宁河境内开展工作。
  早在1937年间，日本侵略者勾结伪冀东政府，强制征购蓟运河以西的马鞍子、于槐庄、马从庄等村以南，共十八个村庄的土地，约五万多亩。以每亩七元的地价，强行占用，开辟农场。并从朝鲜调来农民三千七百多名，为日本人种植水稻。
  1942年又在任凤庄成立了“华北垦业公司”，招收三省、十八县的逃荒难民，为其在田间耕作。广栽水稻，把收获的稻谷称之为“军谷”，不许农民食用一粒。农民靠配给的杂合面维持生活。如果发现有人吃了大米，就被捉去，打得皮开肉绽，关押入狱，甚至丧命。
  1943年7月间，成立了中共武（清）、宝（坻）、宁（河）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县政权机构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管辖原宁河县蓟运河以西地区。
  工委和办事处成立后，首先抓统一征收，统一供应工作。纠正混乱现象。并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着手建党建政工作。青英部队队长田心，率领部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利用敌人强迫青年到据点受训的机会，建立了青年报国会（即后来民兵组织的前身），成为一支抗日游击战争的强劲力量。群众以报国队队员为主体，组成破坏交通大队，积极参加破交活动。一夜之间就把北宁铁路的芦台至三道桥路段拆毁了三里地。丰台至芦台的公路，挖断七十多处。拆毁桥梁三座。丰台至新军屯，丰台至板桥的公路、电线、桥梁，经常被毁。把敌人搞得懵头转向，无计可施。
  在村政权建立之前，又开展了建党工作，1942年6月间，在褚家庄吸收了一批新的党员；同年8月，在褚家庄建立了丰、玉、宁联合县，成为在原宁河县地区的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
  1944年宁河地区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丰、玉、宁联合县所辖各游击队不断扩大。各级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贯彻各项抗战政策，使游击区日趋巩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的前景一派大好。
  破交活动形成高潮，使敌人电话不能联络，车辆不能行驶。日军已经陷入穷途末路，伪军、伪组织士气涣散，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为了扭转败局，进行疯狂的报复。芦台、宁河、板桥、艾林等处的敌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到各村讨伐，制造杀人放火的惨案。杨拨庄、杨富庄、板桥、田辛庄、李麻〓、纪庄子、乐善庄等多处，深受其害。仅在1944年至1945年间，就在宁河县杀害干部、战士和群众二百九十多人。放火烧房二千余间。抢夺粮食、财物不计其数。
  敌人的血腥暴行激起了民族仇恨的怒火，军民联合行动，不断打击敌人。12月26日在苗庄袭击了给敌输送给养的伪治安军两个营，击毙击伤敌人三十多名，缴获机枪四挺，迫击炮一门，枪支八十多条。
  武、宝、宁五区区小队在南淮淀民兵配合下，攻打茶淀附近的日本大兴公司的三叉子试验场。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打死了3名日本军官。区小队又袭击了大八亩坨，东已坨等据点。日军如惊弓之鸟，终日提心吊胆，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讨伐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党和政府号召一切伪军、伪组织人员公开或秘密地脱离敌人，回到祖国人民这边来，并对他们的家属做争取工作。
  武、宝、宁六区小队长冯千成等，曾对造甲城据点的伪军多次喊话，要求他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弃暗投明，回归祖国。
  武、宝、宁四区区长@和军分区特务连连长武宏二人，劝说艾林庄据点的警备队长李连弟起义，获得成功，和平解决了艾林庄据点。在艾林庄据点的警备队长冯长浩，在我党政策感召下，带着全体人员，携有41支长短枪反正。抗日政府对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恶霸等给予镇压。
  朝鲜同志李大成，到芦台农场开展争取朝鲜人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场内二十三个村庄成立了抗日同盟组织和抗日同盟友部。他们利用怠工，偷盗化肥，偷盗稻谷，掘堤放水等手段，破坏水稻生产，有力地配合了宁河地区的抗日斗争。
  宁河地区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手里，他们利用佃田、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手段，剥削贫苦农民，并把官钱，徭役转嫁在农民身上。广大农民不堪重负，生活极为贫困，日不聊生。
  1944年，冀热边区特委决定在全区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经过斗争，使贫苦农民都不同程度的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同时组织了军民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他们开垦荒地，精耕细作，获得了好收成。
  1945年，宁河县军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反攻浪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加主力兵团或游击队，向日本侵略者作最后的血战。男女老少齐动员，老人和妇女都积极参加，运粮、运草、带路、抬担架、筹粮、筹款，供应军队鞋袜等工作。全县军民展开了对敌的全面攻势。据点里的日本侵略军已经陷入人民战争包围之中。
  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对日伪施用攻心战术。扒铁道、割电线、挖公路已经成为经常性的抗日斗争形式。
  从此，宁河县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军事上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进程，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本侵略军走投无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已经感到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而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宁河人民，已经看到民族解放的曙光即将普照全中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歌颂宁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缅怀抗日战士的英雄业绩，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广泛的社会采访活动，并运用亲历者的口碑资料，翔实地记录了那一桩桩血泪斑斑的惨案史，从而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永远不能忘记中华民族沦陷时期的那段艰难岁月，让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日军火焚洗劫田辛庄
  孙万义
  你要让我讲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就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做。就拿我们田辛庄说吧！日军两次放火，竟把一个善良人民世代赖以生活的村庄，化为焦土，成为一片废墟。把深重的灾难，强加在我们头上，使千百口无辜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头一次烧庄的起因是，叛徒刘鸣岐向日军秘报了有关八路军在田辛庄活动的情况。那时候八路军的工作干部，频繁出没在田辛庄，动员群众减租减息，参加抗日活动。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要对田辛庄进行讨伐。
  就在194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正是人们高高兴兴过春节的时候，由日军大队长荣浓和武清县自卫团团长柳士平，率领日军、特务、伪军约七、八十人进村了。首先声言他们这次来是专一搜捕八路的，遂即命令爪牙们挨门搜查。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不留，都被赶逐在大街上，然后集中在一起。
  敌人根据叛徒刘某提供的名单，从人群中指名叫出了村中全部的抗日战士家属。一个朝鲜籍的金翻译说：“你们中国人过年是爱赌钱的日子，我们今天不赌钱，要赌脑袋。你们谁能说出八路军在哪里，就能保你不死。要是不说，你的脑袋就要输掉了。”
  任他怎样花言巧语，威逼恫吓，全村百姓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场上一片寂静。这无声的反抗，激怒了敌人，那荣浓眼睛瞪得象两只牛蛋子，跳着脚喊叫，凶恶的吼声令人毛骨悚然。可是枉费气力，还是没人理他。他的兽性大发，下令把村民李树庭、李桂昌、张存义、刘树星、赵连文等人用绳子吊起来，非刑拷打。几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就把他们按到浅水坑里，用冷水浸泡。等他们苏醒过来继续拷打。当场被折磨致死的有；尚林贵、尚林松、尚林材、张甫德等人。
  日军杀人以后，还不满足，随后又下令点火烧房。他们把柴草堆在屋里，泼上煤油，点起火来，立刻火光冲天，劈劈拍拍燃烧起来。
  日军和特务们，眼看着猛烈的大火熊熊燃烧，发出阵阵满意的狞笑，就下令撤离了田辛庄。
  敌人走后，村民们才敢跑过来救火，一齐动手把火扑灭，幸好没有酿成大祸，仅烧毁房子13间，包括村中的小学校。
  日本侵略军杀人放火，欠下了笔笔血债，村中的群众早已义愤填膺，满怀复仇的怒火。我们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打击敌人，这才引起敌人第二次放火烧庄。
  9月间，区小队队长冯千成来到村里，组织了田辛庄和赵温庄两村的民兵，计划破坏欢坨大桥。这座大桥是欢坨据点和范庄子、霍庄子一带的交通要道，极具战略意义。如果把大桥破坏掉，无异给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就在当天晚上采取行动，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由田辛庄民兵田雨文挑着两桶煤油，会集了赵温庄的民兵，一起来到大桥附近。先隐蔽在路旁的草丛里，观察有没有敌人的踪迹，看着没有动静，就摸到桥边，把煤油泼在桥上，点起火来，我们撤退了。
  不知道大桥烧得怎么样了，第二天派人秘密查看大桥被烧的情况。结果大失所望，因为把煤油泼在桥面上，点着后，把煤油燃尽火就熄灭了，大桥没有受着多少损害，我们这次行动是失败了。
  我们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找出原因，设计了新的方案，又进行第二次破桥行动。这次由武宏县大队带领，仍旧由田辛、赵温两村民兵配合执行任务。这回有武装部队领导，我们的胆子就大了。
  夜间，我们又来到大桥旁边，县大队的战士们从金钟河上弄来一条敌人停泊在岸边的木船，船仓里装满芦苇，固定在大桥下面，泼上煤油，点起火来。这次行动，破坏的效果十分理想，把欢坨大桥彻底摧毁。
  日军得到大桥被毁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气急败坏，马上召集地处大桥附近各村的保长开会，追查破坏大桥的线索。田辛庄保长薄恩普，害怕敌人查出实情，对他不利，就躲了起来，没敢去参加会议。
  在日军召集的会上，各村保长都尽力洗刷自己，不承认有人参与破坏大桥的活动，而且都立下保证。只有田辛庄的保长没有到会，日军就怀疑这次破坏是田辛庄人干的，决定施行恶毒的报复。
  10月29日，驻扎在天津市内海光寺的日军、伪军约100余人，乘着两辆汽车，在一个外号叫范阎王的特务带路，开进了田辛庄。
  敌人进村后，马上挨门搜人捕人，可是村民们早已预料到敌人一定要来报复，就带着可以带走的东西，逃往外村躲避起来。敌人搜遍全村，只剩下几个行动艰难的老弱病残，总共有21人。敌人一个也不放过，都把他们拉到小庙前的台子上。
  七十多岁身患重病的老人张玉林，已经丧失了外逃的能力，只好留在家里，被日军发现也拉到台子上。逼迫老人说出八路军的去向，老人说：“不知道！”日军就把他往台下一推，可怜张玉林老人当场被活活摔死。
  因为敌人得不到半点有关八路军及破坏大桥的线索，更激怒了敌人，立即下令放火烧房。他们先把各家的炕席揭下来，卷〓席筒，竖立在炕上，再浇上煤油，撒上硫磺，一群魔鬼手〓火把，从村民刘树恩家开始点燃。那天正刮西南风，火趁风势，立时烈焰冲天，黑烟弥漫，整个村庄顿成一片火海。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才逐渐熄灭。全村837间民居，焚烧怠尽，成了一片废墟。仅剩下八间半残缺不全的房屋幸存下来。遍地都是焦砖碎瓦，残垣断壁，以及那些没有烧完的余烬，犹自冒着浓烟，萦回不散。现场惨状，令人目不卒睹。
  烧房一个月后，驻在欢坨，贯庄据日军从各村征集了马车50多辆，七、八十人来到田辛〓被火烧剩下的檩木、门窗、桌椅、衣物等，不论好坏，有什么装什么。又把村民饲养的鸡、鸭、猪、羊也都逮了装在车上，一齐拉走，整个村庄被洗劫一空。
  尽管敌人凶恶残忍，手段歹毒，但血和火并没有使田辛庄的人民屈服，他们的抗日热情更高，斗志更坚。没有房子就搭窝棚，没有粮食吃野菜，没有被褥铺柴草，克服一切困难，渡过艰苦的岁月。
  田辛庄虽然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抗日活动却一直没有间断。区委书记佐天，区长马良等同志经常来村，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布置抗战事宜。村民18人首批参加抗日队伍，第二批又有15人走上抗日征途。广大群众下定决心，不把日本强盗赶出国门誓不罢休。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霸占整个中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灾难，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
  （根据韩继春口述整理）
  日军血洗杨富庄
  孙万义
  我是日军血洗杨富庄惨案的幸存者，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的屠杀。目睹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凶恶残忍，欠下了数不清还不完的血债。
  那时候，我是个二十多岁精壮的小伙子，是民兵队长，领导着全村的民兵，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记得那是在1944年10月30日那天，第三区区小队长赵普来到村里，他召开了一个民兵会议，在会上他说：“敌人修建公路，架设电话线，是为了便于集结兵力，加强联系，对我们游击区威胁很大。地委指示我们，要对敌人的这些设施进行彻底破坏。让他汽车不能运输，电话不能联络，这是对敌人致命的打击。日伪在宁河县城和艾林庄之间的电话线，已经遭到我们的破坏。但是他又沿着公路第三次架设起来了，对我们十分不利，绝对不能让他存在。我已经布置了高庄、赵本，大从几个村的民兵，还有你们，就在今天夜里联合行动，对这段电线要进行毁灭性的破坏，以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
  听了他的讲话，我们一致同意参加这次行动。大家情绪很高，议论了一阵就各自回家准备工具，一直到午夜时分就出发了。那天的夜色很黑暗，虽然冒着危险，我们心里却很坦然，一点也不害怕。日军跟特务只是凭藉着炮楼和严密的布防，龟缩在据点里，黑夜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是不敢出来的。即使有什么情况，公路两旁全是齐压压的庄稼，我们只要一转身就可以隐蔽起来，敌人无论如何是找不到的。
  几个村的民兵汇聚以后，由赵普分配任务，各自分开段落，放心大胆一齐动手。顷刻之间就破坏了十几里。把砍断的电杆、电线，有的烧毁，有的拉走。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各自撤回本村。
  宁河据点的敌人，发现电话不通，知道事情不妙，准备派人前去侦察。谁知这一行动被杨富庄保长蔡振明察觉，他就秘密跑到宁河据点，向日军举报了夜间破坏的情况，并说出参加破坏人员的姓名。
  日军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决定进行报复。马上纠集了芦台、板桥连同宁河的日军、特务、伪军、大刀队等约二三百人。在10月31日凌晨时分，来到杨富庄村外，把整个村庄包围起来，封锁了各个路口。
  这时候，枪声四起，人声喧嚷，村中百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惊慌失色，互相询问。就看见特务头子高全友、吴乃宾、朝鲜籍的洪翻译等人，带着日军、特务们围进村里来了。日本军官立即传令，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部集中在一起。特务和伪军立即荷枪实弹，挨户搜人，把全村人都驱赶到村西路口。四周戒备森严，把群众围困在中间。百姓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我心里明白，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知道凶多吉少，想躲是躲不过的，怕也没用。想到这里，反倒镇静下来，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这时，一个日本军官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战刀，大声喊叫，嘴里嚷着结结巴巴的中国话，我听不太明白，但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是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八路军到哪里去了？都是谁参加了破坏电话线的活动？”任他喊得声嘶力竭，群众都低着头，一个出声的也没有。人们的沉默，激怒了那个日本军官，他暴跳如雷，眼露凶光，在人群中来回巡视。最后，把蔡振明拉到跟前，让他指出谁是破坏电话线的民兵。
  在蔡振明的指点下，特务们从人群中揪出了赵长利、刘文凯、李守先、刘连向、王怀秀、王殿奎、赵永、翟殿元、曹万春等共九名民兵。这时候我才明白，这次行动的暴露，原来是蔡振明向敌人告密了。在场的人们对这个叛国投敌的败类，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几个日本兵叽哩咕噜商量了一阵，就把我们九人由几个持枪的敌人押送到村北的一块空地上。我们还没有站定，就被一群手持刺刀的敌人团团包围起来。那个日本军官用战刀指着我们，让我们说出八路军的去向。我们几个人知道这场灾祸是无法躲过的，就把心一横，任你怎样威胁，只用鄙夷的目光怒视着敌人，一个开口的也没有。
  敌人羞恼成怒，大声怪叫：“死了，死了的！”就命令大刀队行凶。这大刀队都是中国人，他们受日本军的雇佣，专一充当杀人的刽子手。当时拿刀杀人的有王金象（崔成庄人）程永发（大麦沽人）等人，当举刀向我们砍杀的时候九名民兵视死如归，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泼口大骂：“日本鬼！汉奸！走狗！你们的日子长不了啦！这笔血债，中国人民会找你们清算的！”英雄的民兵们，横眉怒目，骂不绝口。那个日本军官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大声吼叫。在大刀队一阵狂杀乱砍之下，九名民兵都倒在血泊之中。
  日军杀人以后，就撤出杨富庄，拉着队伍到小从庄讨伐去了。
  村民们赶到杀人现场，只见尸横满地，血流成渠，惨绝人寰，目不忍睹。逐个查看被害的人们，发现有七名民兵惨遭杀害，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们盛殓了死难烈士的遗体，含悲忍泪把他们埋葬。
  只有我——刘文凯和王殿奎两人身负重伤，经过治疗，侥幸得以生存，活到现在。因为一刀砍在我的脑后，被砍的一块头皮没有掉下来，至今仍在我的脑后搭拉着。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后来才知道，就在同一天，日军和特务们讨伐到了小从庄，又杀死了村民三人。
  这血海深仇，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我是这一惨案的幸存者，这段充满血腥的历史，又怎能轻易忘记呢！
  （根据刘文凯口述整理）
  杨拨庄大血案
  刘志芹
  杨拨城距离宁河县城不足十华里，座落在宁河通往芦台大公路的两侧，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1944年8月8日，八路军区小队队长赵普来到杨拨庄，召开民兵会议。主要内容就是组织民兵破坏敌人的交通，并交待了破坏的任务及地段。目标是宁河通往芦台的公路，以及两侧的电线杆。民兵们夜间出发，到达预定地点。
  赵普亲自指挥，大家一齐动手。一组挖掘公路，把公路的路面挖得千疮百孔沟壑纵横，破烂不堪。另一组把电杆锯倒，把电话线剁成碎段，扔在路边的水沟里。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敌人的交通联络。
  日军完全凭藉公路和电话，互通信息，互相支援，频繁对我游击区进行讨伐。这回成了瘫痪，敌人就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就在破交事件发生的当天，宁河城里据点的日军纠集了驻守芦台的日军，带着特务、伪军约四、五十人，沿公路附近各村进行讨伐。他们从谷庄方向奔村而来，当他们临近村北的时候，正赶上赵普和他的通信员在村里布置工作。在他们离村的时候，刚走到村头，恰巧迎面来了两个日军，赵普来不及回避，当即向敌人开枪射击。因为突然遭遇，仓促之间没有打中敌人。这时敌人发现有了情况，就集中火力朝他们射击。因为众寡悬殊，赵普二人不敢恋战，转身钻入村边的玉米地里。那时候地里的庄稼象一片绿色的大海，敌人不敢深入，束手无策，只得任凭他们从容脱险。
  敌人进村后，先找保长张文作，进行审问，并说：“你如果说出真情，保你没事。”他就供出了民兵张德增。
  紧接着就把全庄老幼集中在一起，驱赶到大庙前的空地上。追问八路军的下落。让群众说出谁是参加破坏电线的民兵。无论敌人怎样吼叫怒骂，群众就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一般，一个吭声的也没有。
  敌人无计可施，就从人群中把张德增揪了出来进行毒打，张德增挺刑不过，就承认自己参加了破交活动。敌人又把刺刀尖抵住他的胸膛，让他供出同伙，不然就把他挑死。张德增就供出还有张启照，敌人又把张启照揪出来，用同样的手段威胁，张启照又供出了张启善。敌人把张启善揪出来，又供出了张玉珍。那张玉珍不等敌人来揪，就昂首挺胸从人群中自己走了出来。站在敌人面前，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别人了，就我们四个！”敌人〓，就对他进行恫吓，但是张玉珍一口咬定，没有别人他们四个。敌人无计可施，又对他进行更残酷更恶毒的〓：
  敌人施尽各种伎俩，都不能再问出新的口供，愤怒已极。先把张启照和张启善两人拉了过来，让他们继续咬出同伙。他俩在张玉珍英勇不屈的行为感召下，也没有再供出别人。一个日本军官说：“既然没有别人，这里就没你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他俩以为敌人放了他们，转身就走，刚迈出几步，敌人就在他们的背后打了两枪，张启照和张启善立即倒在地上。
  接着又拷问张玉珍，先把他的胳膊、大腿打得骨断筋折。又在他的手上用刺刀乱剁，手腕的韧带都给割断了。张玉珍自知不能幸免，难逃一死，咬定牙关，不再攀扯别人，一口咬定：“就我们四个，再没有别人了！”
  敌人心里明白，从张玉珍嘴里是讨不出什么口供的，就不容分说，在他身上连刺七刀。因为把腹部刺破，肠子流出腹外，张玉珍倒在血泊之中，还是喊着：“没有别人！就我们四个！”敌人见他没死，又朝他打了一枪。
  敌人转过身来，对准张德增连刺数刀，张德增登时昏死过去，敌人也朝他打了一枪，恰巧是个臭子弹没有打响。因为忙于撤退，敌人匆匆离开杀人现场，没有再打第二枪。
  他们还不满足，又放了一把火。然后，把全村百姓，押解在队伍后面，朝芦台方向而去。一路上，百姓们挨打受骂，疲惫不堪，扶老携幼，哭声震天。走了约十几里路，才把群众放了回来。
  大火燃烧起来，没人扑救，幸好天上下起了雨来，火势减弱，逐渐熄灭，只烧毁了张玉清的三间房子，没有蔓延起来。
  敌人走后，人们急忙去救护被害的几位民兵，来到跟前，只见张启照、张启善二人已经绝气身亡了。发现张玉珍尚有一丝微息，就把他抬到家中，进行救治。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仅活了一天一夜，就含恨离开人世。
  一个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汉子，宁死不屈，挺立在敌人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气节。
  张德增已经苏醒过来，还有一线希望，经过救治，奇迹般的得以幸存，又活了十五年，终因刀伤复发，不治而死。
  杨拨庄惨案发生后，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把破交运动推向高潮，各武装游击队，配合群众，一齐动手，破坏交通的事件，此起彼伏，一次接连一次，遍及各个游击区。
  （根据刘勤口述整理）
  日军火烧纪庄子
  刘志芹
  1945年3月11日，区工作队的克仁来到纪庄子村里，他是来组织群众破坏潘庄据点附近的电话线的。当天晚上，克仁带领着我们二十几个人出发。在行进途中，村民杨春申突然跑到克仁的前面拦住去路。克仁诧异的问他：“你这是干什么？”杨春申说：“咱们今天破坏了电线，明天日本人就会到村里烧杀抢掠，我们可怎么活呀！”克仁怕影响情绪，就斥责了他这软弱的表现，又继续上路了。
  我们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潘庄——宝坻的公路上。克仁指示，分成两组，一组往南，一组往北。任务是把电杆拔出来撂倒，把电线剪断，然后杠着电杆回村。因为距离潘庄据点很近，恐怕被敌人发现，不敢停留，立即动手，时间不大就完成任务，撤回来了。
  3月12日凌晨时分，县武装大队长王全荣率领着大部队约三百人来了。他把部队分驻在三个村里，纪庄子一百人，杨庄子一百人，孙庄子一百人，成为犄角之势。他们在村中选好有利地形，做好伪装，严密的埋伏起来。村中不许任何人擅自出入。
  原来这次破坏行动，是故意激怒敌人，料定他必然到这三个村来讨伐。就预先设好伏击圈，等候敌人上钩。
  果然，一小队日军带着特务和伪军，约七八十人，从潘庄据点出发，朝着我们村的方向而来。那时候地里没有庄稼，旷野里一点障碍也没有，我们的侦察哨兵看得十分真切，就立即向大队长报告情况，王全荣立刻传令，部队进入临阵状态。
  敌人径直来到纪庄子村头。往常日军到村，村长等人早就出村来接迎，今天却连一个人伢也没有。带路的特务知道事情不妙，又不敢明说，就假推拉屎落在后面。日军也看出有些异样，起了疑心，就把一挺歪把子机枪架在村口，然后，以戒备姿态缓缓进村。带路的特务杨学孟和另一特务窜到村西头，发现了埋伏的大部队，就一头扎在草堆里藏了起来。
  这时，隐蔽在房上、地下、墙头后、草垛边的大部队纷纷出击。一时之间，枪声大作。三个日本兵用机枪扫射，火力十分猛烈。隐蔽在房上，指挥战斗的县大队长王全荣，看得明白，但是，他手里是短枪够不上目标，就从战士手中拿过长枪，瞄准敌人连发三弹。一个日本兵当场被击毙，另一个跑了不远，倒在地上死去。还有一个受伤较轻，他想逃回据点，跑出约一里多地死在路旁。大部队缴获了机枪，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回潘庄去了。
  窜到村西的两个特务，被大部队从草堆里掏出来生擒活捉了。这次战斗，我军大获全胜，就押着特务撤退，离村而去。
  盘踞在潘庄的日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于3月13日，集中兵力，向大部队反扑，又来村中骚扰。可是，大部队已经撤离。敌人扑了空，非常气愤，就把一腔怒火发泄在村中百姓身上。
  他们从村西点起一把大火，延烧民居八十多间。直到敌人撤退，人们才把大火扑灭。
  第二天正赶上是潘庄的集日，村中保长借赶集的机会，找到据点的金翻译。偷着贿赂他一些钱，求他把事情给化解化解。钱是收下了，他也答应看机会给办理，可是没见到效果。
  3月15日，发现敌人又从潘庄出发，朝这方向而来。群众预感到来者不善，这次恐怕又要进行更恶毒的报复。不敢在村中逗留，为了保全性命，全村男女老少，各奔西东，四处逃散。
  敌人进村后，挨户搜索村民，把全村搜遍，总共找到老弱病残二十七个人，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一个日本军官扬言说：“打死三个日本人，要杀三十个中国人来抵偿。”就命令架起机关枪，对准这几个人，准备开枪扫射。这时候那个姓金的翻译走过来，对那个军官说：“太君，用机枪把他们一块儿打死，不如用步枪一个个的打来得痛快解恨。”日本军官接受了他的建议，就换了一支步枪，按上一梭子弹，瞄准射击。第一枪，第二枪，村民杨春田，杨万陆应声倒地。第三枪打倒杨中恩。第四枪杨少兰也倒下了。这时倒在地上杨春田的尸体又抽搐了一下，就又给他添了一枪。日本军官还要再打，翻译又说：“不要把人全部打死，把他们的房子烧掉，让他们活着受罪，把他们活活折磨死，岂不是更好！”敌人同意了，就下令点火烧房。
  一群恶鬼一般的日本兵，手执火把，左窜右跳挨次点燃，登时，浓烟翻滚，烈焰飞腾，整个村庄成为火海。
  大火无法扑救，只好任其自行燃烧。不时就有墙倒屋塌，崩腾之声不绝于耳。宛若人间地狱，令人触目惊心。村外的柴草垛也都点燃起来，干柴烈火更是凶猛，人们把一些箱柜，衣服，被褥，农具等物件，藏在壕沟里面，上边用柴草掩盖起来，被敌人发现也都点着，一些也没有保住。
  几天以后，火势渐弱，半个月后才完全熄灭。全村成为一片焦土，仅有四十余间残缺不全的房屋没有倒塌，也已经不堪居住了。
  杨万陆，杨春田二人当场被打死。杨中恩被子弹从嘴里打进去，从腮帮穿出来。杨少兰被子弹打中腰部，不是致命的要害部位，两人侥幸活了下来。
  村庄被烧以后，人们无家可归，不敢再回到村中继续居住，只好投亲靠友，寄居外地。有的背井离乡佣工度日，有的沦为乞丐沿街乞讨，生活苦不堪言。到了种地季节，偷着跑回来把地种上，再偷偷的锄耪。一直到四五个月后，那些上年纪的人才敢回到庄上。从灰烬堆里，瓦砾场中，捡些棍棒支起窝棚，勉强住了下来。
  日本投降以后，在这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了村庄。人们安居乐业，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谁也忘不了当年那苦难的岁月。忘不了强把灾难扣在我们头上的日本军国主义。我们把每年的3月15日做为回忆苦难的纪念日，告诉下一代的儿孙们，永远不能忘记。万恶的帝国主义如果胆敢再来欺侮我们，要让他有来无回。
  （根据刘连和口述整理）
  血染乐善话当年
  刘志芹
  1943年7月。共产党武清、宝坻、宁河三县联合办事处成立了，由寒松同志任主任。建立地方政权，发展武装斗争。因此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日寇加强了特务组织，秘密侦查我部队行动，搜捕抗日工作人员。1943年12月18日武、宝、宁联合办事处，在地处宁河县七里海边缘的乐善庄，召开扩大会议。有工委、办事处、各区领导同志，约70余人参加。会议主要研究，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敌后政权及征粮征款等问题。会议整整开了3天，于20日傍晚方告结束。散会后，部分同志连夜返回本区，少数同志因故未走的住进七里海中的苇棚里，只有寒松等5人住在村里。不料，敌人发觉了我们这次行动。驻在芦台镇的守备队、警备队、新民会员等300余人，立即出动，于次日拂晓时分把乐善庄重重包围。他们先在村庄四周燃起大火，然后由外向内，往村中合围。此时枪声大震。村民邢得兴迅速赶到李学功家，找到寒松让他赶快转移。寒松同志立即组织突围，带着警卫员云朋，交通员志英，从堡垒户李复庭家摸到村子西头。打算越过青龙湾河堤，穿过苇地，够奔七里海。由于村庄南北两面，都有敌人严密把守，熊熊的火光，照得通明。他们刚跑出村，就被敌人发现。开枪向他们射击，并有一部分骑兵也向他们包抄过来。三人自觉散开，向七里海跑去。首先是云朋，没有跑出多远，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当时就牺牲了。志英跑到一块坟地里，向敌人还击，没打几枪，也连中数弹，倒在地上。寒松跑到离北淮淀村约3华里的黄西围时，不幸中弹身亡。至此三位同志全都壮烈牺牲。还有联合县秘书陆英也突围出来，他边跑边打枪还击，由于子弹打光，就把枪支藏在草丛里，又把身上携带的米票仍进水沟，被围拢过来的敌人活捉了。当他被敌人带到村里时，才知道一区区长高英也被逮捕了。敌人为了大造舆论，搞反共宣传，当天将寒松等同志的尸体，用大车拉到芦台镇，游街示众。宣扬：共产党，八路军已全部被消灭，妄图杀一儆百，扑灭人民抗日的烈火。但日寇欠下的血债，更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坚决抗战到底。
  宁河县城沦陷记
  刘志芹
  “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京山铁路沿线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自然，芦台镇也不能幸免。日军进驻后，组织了特务和警备队。因为宁河县政府在宁河城内，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就积极筹划占领。
  那时，正是阴雨连绵的盛夏季节。蓟运河水猛涨，沿河两岸的村庄和田地已全部被洪水淹没。在宁河城内，驻扎着两支抗日的军队。其一是“红军”，是一支匆忙组织起来的队伍。他们从民间收集一部分武器，多是一些陈旧的步枪，鸟炮、大抬杆之类的武器。另一支是大刀队，他们以大刀、长矛为主要武器。
  大约在旧历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日本强盗驾着小汽艇，从芦台出发，够奔宁河县城而来。汽艇行到西关村就开始火力攻击，机关枪和迫击炮，雨点般的集中向城内射击。一时之间枪声大作，炮声轰鸣，城内百姓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是怎么回事。
  那两支守城抗日的队伍，没做任何抵抗，听到枪声就从北坞渡河逃跑了。因为船少人多一时难于过渡，有识水性的就游渡，忙乱之中有许多人不幸溺死水中。
  日军在南河打了一阵，听着没有抵抗的枪声，就大胆的把汽船靠近岸边，抢先登陆，迅疾占好地形，摆开阵势，从南门外向城内射击。直到镇上维持会的头脑们拿着刚刚赶制的日本国旗，到河边迎接，日本军官才下令整队开进城来。一座城池的沦陷，不过二三十个日本兵，没有超过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日军进城以后立即展开大搜索，挨门挨户搜查红军和大刀队。他们走到西街的时候，有一个百姓叫陈士贵，因为他母亲害怕日本兵，就把儿子扣在一只大缸里面。结果被日军发现，把他拉了出来，他母亲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还是被凶残的日本兵用刺刀把肠子都给挑了出来。因为语言不通，好不容易才证明是普通百姓，才算罢休。可是被害人已经奄奄一息，无法挽救，不久死去了。
  日军准备长期驻军，设置了守备队队部。几天后，日军出城讨伐，乘着小汽艇，奔丰台镇而去。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载着战场俘获的破烂旗帜和沾满血污的大刀，列队归来。
  事后听说，日军在丰台镇东街跟大刀队遭遇，展开肉搏，双方互有伤亡。日军包围了驻在一家大宅院的大刀队，几十名队员全部牺牲只有一人从室内顶棚逃脱，幸免于难。
  战斗结束后，日军强迫当地民众把尸体全部抛入蓟运河中。那些浮尸，在水上飘来飘去，数日不绝。当时正是捕鱼季节，以致市上的鱼类无人购买。
  日军在宁河城内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严密设卡，牵着狼狗，盘查过往行人。时有进城农民遭受毒打，骚扰妇女亦时有所闻。在北门外，居住的一个农民朱殿甲，背着粪箕在菜地里干活被两个日本兵当活靶子开枪打死。其家属无处申冤，只好忍痛掩埋。
  此后，日军在宁河城内，不断出城讨伐，在附近村庄制造了数起流血惨案。
  那两支抗日武装从此再也没有组织起来，各自星流云散，无影无踪了。
  七里海畔的星火
  朱守宽
  天津东北方向的渤海之滨，北宁铁路以北，蓟运河以西，有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土地。这里地处九河下梢，盐碱低洼，芦苇丛生，十年九涝，是远近有名的穷困地区，这就是宁河县的西部地区。有一首歌谣说：“有福之人生在条河两岸，没福之人生在八亩坨子淮淀，脚穿牛皮大绑，手使怀镰大钐，身着破衣烂衫，肚里吃的是黄蓿大蛋。”这就是过去人们对蓟运河西部地区人民穷苦生活的写照。从1935年开始，日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步控制这一地区，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里的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践踏下，生活无着，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1年3月以后，日伪调集重兵，对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4月，日伪又推行了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铁壁合围”、“捕捉奇袭”、“辗转剔抉”等残暴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东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县区干部惨遭日伪军杀害，在此情况下，县区干部被迫采取了转移、隐蔽的方式随县基干队（青英部队）转移到长城以北的山区进行活动。
  1942年6月，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撤离冀东，田野里又出现了青纱帐，为抗日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冀东地委决定丰、玉、宁联合县委和武装力量赶赴丰润、玉田、宁河一带，尽快恢复被敌人蚕食的地区。
  月末，丰、玉、宁联合县委决定组织一部分力量，到路（北宁铁路）南敌后去，建立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不久，路南工作团成立，为了活动方便，经研究工作团决定分组活动，由郑辉、刘征、马良、孙英、王大连五人组成一个武工队，负责宁河县蓟运河西部地区的开辟任务。
  宁河县位于天津、唐山之间，是京津东大门，水陆交通便利，蓟运河通达南北，航运发达，北宁铁路从境内通过，成为连接关内外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宁河县辖有塘沽港口和产盐区汉沽，还有方圆百里的七里海和大片荒草地，芦苇茂密，便于隐蔽，情况紧急时，抗日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可以到这里转移。这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十分重要，因此，日伪早已在这里加强了统治，普建伪大乡，设保甲联座制，筑碉堡，修公路，架电话，驻重兵，安插情报员，被敌人称之为“模范县”。由于日伪势力强大，据点林立，封锁严密，加之保甲制度的控制和日伪的反共宣传，群众对抗日顾虑重重，在这样的地区开展抗日工作确实相当困难。武工队临行前，青英队队长田心根据冀东地委指示，全面分析了形势，介绍了宁河地区的情况，指出那里日伪统治森严，任务十分艰巨，作为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要有牺牲的充分准备，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党的期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
  武工队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征程。从丰、玉、宁六分区的大泊（现属汉沽农场）出发，跨过北宁铁路，渡过蓟运河，绕过孟家〓，西奔兴隆淀、齐家埠、邢家坨，又向北转到大月河村、小月河村。由于对敌情缺乏细致的了解，日伪戒备很严，通讯联络方便，武工队员每到一处，总是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一天一夜行程100多里，仍不能摆脱敌人，于是武工队又返回了大泊村。经和田心同志研究，认为用老根据地的办法，依靠基本群众打开局面是行不通的；多派进人目标大，行动不便，必然引起敌人注意，只有以短小精悍的队伍化装成探亲访友的行人，以秘密方式进入，采取联络上层，利用伪乡保长，九宫道首，“广交朋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方法开展工作。同年7月，刘征、马良、孙英三人化装进入了芦台、汉沽之间的小田庄，以朋友介绍朋友，亲戚介绍亲戚的方法，在开明人士家站住脚，然后对伪保长进行争取工作：一、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二、以生动事例，讲述日军暴行，申明只有抗日救国，才是唯一可行之路；三、告诉伪保长不许暴露武工队同志，要忠于抗日，表面上可以支应敌人；四、对敌人摊派的粮、款、物坚持少交，迟交的原则，有重要情况及时向武工队报告。经过武工队同志耐心宣传教育，一般的保长都表示拥护八路军政策，愿意为抗日工作出力。
  小田庄打通以后，西进桥沽村。该村在周围村庄中，九宫道活动盛行，于是武工队通过一个九宫道徒的关系，请了香，买了点心，由九宫道徒引见进佛堂，摆点心，烧香磕头，九宫道首出来迎接，用三教九流的行话问武工队员，武工队员对答如流，于是九宫道首确认来人是道徒，便接上了关系。
  经过艰苦曲折的工作，桥沽被开辟以后，继续西进兴隆淀、齐家埠、八亩坨、邢家坨、南淮淀、造甲城等村庄。这些村庄能吃、能住、能存站以后，武工队员返回丰、玉、宁六分区，向田心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工作，田心同志指出：这种方法可行，你们要继续努力，深入工作，稳步前进，扩大地区。武工队员又以兴隆淀、齐家埠、邢家坨三村为基地，向宁河县西部发展，将桐城、前大安（前蛤蜊堼）、后大安（后蛤蜊堼）、东棘坨、西棘坨、大丛庄、小丛庄、鲁庄子、小月河等村庄开辟出来，南部则开辟了金钟河两岸村庄。金钟河沿岸村庄多住着从山东过来的移民，他们苦大仇深，易于接受革命道理，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基本认识，没费太大力气，就逐渐将这块地方开辟成抗日干部能经常活动的游击区。
  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吃的是黄蓿籽，蒿子籽和日军配给的混合面，许多人都饿得浮肿，不成样子，虽然此地生产稻谷，但日军不许老百姓吃一粒，统统作为军谷交给日军，谁要是吃大米，就是犯罪，但是老百姓得知武工队是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出生入死的，他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想方设法用石头砸一些稻米，给抗日同志们吃，尽管米中掺着没有砸净的谷粒，同志们吃起来仍是津津有味，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和武工队员鱼水相依的关系。武工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他们加强了伪大乡、据点和各特务组织并经常派出特务，密探，甚至化装成抗日工作人员，侦察搜捕武工队同志；有时敌人扮成便衣，不时地在路口守候，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式，武工队同志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改为走田间小路或穿插庄稼地。并千方百计地搞情报，把敌人路卡搞清，因此能在敌人设卡以前进行活动或躲过路卡。武工队员的工作方法也经常改变，晚上在村中开展工作，夜间则到野地里过夜。真可谓：冬天寒风吹，夏天蚊虫咬，一夜换几处，安全尚难保。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1942年底，晋察冀十三专署专员焦若愚先后派佐天、铁锋、陆英、继光等同志到宁河县蓟运河西部工作；1943年春，寒松、云龙等又进入宁河，同年夏天，王书文也分配到这里，从而壮大了这一地区的干部队伍。
  随着人员的增多和地区的不断扩大，原来的斗争形式（即使伪政权表面应付敌人，暗里同情或利用伪政权的合法组织支持抗日），已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因此，经研究决定，每个村选出一名忠实可靠、有民族气节、能保守秘密的办事员负责抗日工作，让这样的人员住在村边偏僻的房子里，便于和抗日工作人员接触，并负责传递信件，提供情报，安排抗日人员食宿等，支应敌人时，仍山保长出面，但须得到办事员同意。
  经过一年多的开辟工作，采取了由秘密活动到半公开，由上层到下层，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方法，工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南北开花，全面发展。在政策上，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的教育，不征粮征款，不使群众增加负担，对伪军、伪组织一般不予打击，主要是利用矛盾，分化争取，通过上层人物及其家属、亲友等关系对其进行工作，教育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当铁杆汉奸；对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秘密处决，以减少开辟工作的阻力；对乡保长等贯彻两面政策，只要不妨碍抗日，保守机密，允许他们支应敌人。武工队员采取多种形式，灵活机动地讲解革命道理，宣传抗日的主张，逐步将一面政权转化为抗日的两面政权。当时群众中有许多传颂：“八路军是神兵，会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八路军是千里眼、顺风耳，谁是坏人，千里能见；谁说坏话，千里能听”。“抓汉奸如取物，对穷人亲如弟兄”。从此，穷苦百姓精神振奋，日伪汉奸胆战心惊。
  开辟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建立抗日政权的条件日益成熟，1943年7月，经晋察冀十三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清）宝（坻）宁（河）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政府机构——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王书文任工委书记，寒松、佐天、马良为工委委员，寒松任办事处主任，继光任民教科长，陆英任办事处秘书，并按开辟的区域划分了三个区，分别任命了区委书记、区长和助理。
  工委和办事处建立后，狠抓了对敌人斗争、建党建政、武装建设等项工作。到1944年底，工委、办事处相继建立了各个职能部门，党政机构健全，游击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南淮淀村抗战纪实
  孙万义
  南淮淀村三百户，一千五百口人，有洼碱耕地六百多亩。不靠山，不近河，处于荒洼之间。这个村是祖先们在这里熬盐住草铺，演变成村，立村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抗战期间，村处于最贫困时期，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实属穷乡僻壤。
  村南边，原是清政府的放马场，以后被天津的吉顺号家垄断，几百顷土地不耕种，任凭放荒收打柴草。村北边，是七里海，基本上是北淮淀村地主所有，专养芦苇。真是哪里的地主越大，哪里的穷人越穷。围村一千多倾土地也大部分放荒，本村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地主富农，广大贫若农民有点土地又洼又碱，再加上常年闹蚂蚱，发大水，十年九不收，大多数人无力耕种。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给地主打柴草，打苇子获得微薄收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地主手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常年靠野菜草籽充饥。有民谣说得好：“有福之人生在条河两岸，无福之人生在南北淮淀，脚蹬牛皮大榜，手使勾镰月芟，身上破衣烂衫，肚里黄蓿菜蛋”。全村仅有一个私塾学馆，只有二十多个孩子上学，全村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华北，南淮淀村属于华北冀东地区，即华北的心脏地区。塘沽港附近，京山铁路中段西侧，是日本侵略军水陆联运的重地。所以，日军加强对这个地方的统治，成立了伪宁河县公署，以韩在余为首的伪三区政府，以李在民为首的伪乡政府，以李学成为首的伪保安公所，每十户就有一个甲长，实行区区、乡乡联合的保甲制。还有大量的军事力量，有伪县保安队，有伪警察特务等。敌人的据点、炮楼星罗棋布。日军和伪军经常来我村“清乡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断的来抓人当劳工，给他们修炮楼，还有的被他们送到日本国当奴隶。数不尽的苛捐杂税，强征暴敛。地主们又把加重了的负担转稼给贫苦农民。广大贫农给地主打苇子、打柴草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仅能维持自己贫困的生活，给地主种地拉坌子，地主管吃，还得给地主一角钱。因货币膨胀，物价猛涨，更是苦了干长工的，议定工价时，一年可买几石粮食，到年终给钱时，仅能够买几斗红高梁，长工们说：“年满价完衣裳破，白干一年没法活。”凶狠狡猾的地主，因官税加重，少种地，多放荒，多放高利贷，扩大剥削范围。穷人出卖劳动力都很难。日本侵略军入侵我们这里不到三年，即从1937年秋至1939年，全村不完全统计，饿死六十多人，卖儿女卖妻的二十多户，一家人女的外出讨饭、男的出外谋生的有三十多户。永未团聚，流离失所，单人出外谋生的不算，光是全家外逃的就有一百多户，全村仅剩一百七十四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求得中华民族的生存，派来了善打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到华北抗日成败关键的冀东地区，与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武、宝、宁联合县的县长寒松、公安局长马良等，来到南淮淀，首先到李瑞庆（保长）家，宣讲革命的道理，并动员了李瑞庆参加了抗日，李瑞庆家作地下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与城市接通关系，供应八路军服装、医药等。在政治方面，为了便于革命活动，把村化名“汉口”作消息交流点。寒松深入群众反复宣讲革命道理，给我们指明前途，明确地提出：劳动人民只有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别无出路，提出革命的现阶段是反帝反封建，打鬼子除汉奸，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最后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启示，受到教育，感到八路军跟过去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过去那些军阀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兵匪不分，兵贼不分，是富人看家的犬，穷人的冤家。那些反动政府的官员们，也都是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共产党是为国为民，给劳动人民撑腰，觉着在绝望中有了救星，在黑暗中见到阳光。都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1942年冬本地的人民就砸了伪大乡，取消保甲制，烧了《良民证》，组织民兵和村干部跟日军展开斗争，有些觉悟高的青年，踊跃地参加了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如，董云堂、李青英、李功成、李子文等，都不怕流血牺牲去抗日。还有些人，也不顾身家性命，在村中半脱产当村干部。1943年建立村政权，李无计任村主任，还有姜国良、冯有福、董云付加入共产党。进行抗日活动。
  日军经常来村“扫荡”，声言要消灭八路军，还说什么他们来中国是帮助搞建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要求“中日亲善”。实际上他们是来烧、杀、抢、掠，叫我们甘当亡国奴。我们宁死不屈。鬼子派造甲城的冯桂株来说服我们，向我们征粮，被村主任一口拒绝。我们坚决实行抗捐、抗税、抗粮、抗勤、抗抓丁等抗日斗争。群众把怕抢的粮食等物资藏起来，并加强通讯联络，设立岗哨，一旦发现敌情就跑。不便回村时就钻地洞躲起来，敌人走了我们仍是积极从事抗日工作。经常地配合我县、区、队阻挠和打击敌人。
  1944年，就有十几人加入共产党，在县里佐天和区里孙英领导下，建立了党支部，李无计任支部书记，姜国良、李洪恩和我为支部委员。在区委和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部、儿童团等。全面地展开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发动群众，经常的配合区、县武装人员，破坏日寇的电话线、铁路、公路和水运，阻挠敌人的通讯、行军和物资供应。敌人在勾楼沽，茶淀办的农场，不断的被我们破坏。他们在据点、炮楼里也不得安生，南淮淀村民兵配合区队经常出去打枪、喊话、叫他们投降，搞得他惊恐万状，曾因刺猬在他们的炮楼下活动的声响，吓得他们打了半夜的枪，一夜没敢睡觉。
  为了反帝反封，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同时进行，开始由村中主要干部把最大地主吉顺号家的经理张德明找到南淮淀村，给他讲述革命的道理，指出凡是中国人都应参加抗日，必须给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吉顺号在抗日根据地，有几百顷土地，不拿抗日负担，而且过重地剥削抗日的人们，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容许的。经过教育，张德明答应向他主人汇报，后来给我们送来一批款，支援抗日，经政府同意，用他送来的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方便群众，防止私商剥削，体现了群众跟地主斗争的胜利。对本村的抗日负担，也作出规定。根据土地的好坏，折成标准亩，每四个标准亩，担负一个抗日勤务工，以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根据减租减息的精神，不准高利贷盘剥，借高利贷时，定的契约一律作废。雇佣劳动力要给合理的报酬，不准过重的剥削。与此同时，进行革新，破除迷信等，拆了村北的文昌阁和西大桥旁的土地庙。拆下的物料兴修本村的水利，泥作的神仙垫了濠沟。迷信道会门经教育不愿活动了。跳大神，相面算卦骗人的不敢了。反动的九宫道，一贯道被取缔了。对虐待工人的罚款，吃他人的顽固，刁婆婆欺负儿媳妇或者儿女不养老人的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要在群众大会上坦白认错，臭贼小偷之类基本绝迹。在共产党领导下，时间不长，就感到换了个天下。当地的反动政权被推翻，反动势力一败涂地，劳动人民满心欢喜。
  1944年为了改变南淮淀村的贫困面貌，地委方远、县长寒松、区委孙英来到南淮淀村，共同研究决定，挖一条引水河，政府给我们六万斤粮食，以工代赈。叫挑河的人有饭吃好干活。组织了施工领导班子，由李无计任主任，李洪恩、李春旺和我为委员，在政府的领导下，领导班子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当年春季挑成全长十五华里的西引河，把金钟河的水引到我村，结束了死旱庄子的历史。引进来的水，既能浇田、运输，又能养苇、养鱼，还能滋润柴草地，并且在抗日战斗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劳动者得到实惠，控制地主，把引河的东西两岸各宽五十二弓（二十五丈）的土地归挑河的工人所有，参加挑河的二百零四个劳动力每人一份，永久为业。
  日军借口说我们挑河是给八路军挖战壕，又来我村扫荡，杀死南淮淀村的财粮委员李占宽，还抢走很多的东西。以后敌人又派造甲城的冯桂株送来恫吓信，叫我们给他送粮、送款、送劳工，被我们一口回绝。在1944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日军带领着汉奸，九宫道的头子们，来到南淮淀村，把我们的房屋烧了二百多间，用刺刀扎伤了许多人，李永芳差点被扎死，他们烧到董云香的房子时，董云香想从屋里背出有病的母亲，敌人不让，把房子点着火以后董云香虽把母亲救出屋来，可是母亲因烟熏火燎和惊吓，不久死去。过了几天造甲城的冯桂株又来说服我们，当然的被我们拒绝。我们早已下定决心，宁死不当亡国奴，坚决地跟日军斗争，直到彻底的胜利。这么说的就这么干了。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压迫越甚斗争越烈。广大人民群众仇恨鬼子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男女老少齐参战，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凶狠狡猾的日本鬼子被我们搞得懵头转向，一塌糊涂。例如：日军在潘庄的岗楼，通往堤头的电话线，经常被我们破坏，大部电线、电杆用车拉来，敌人很难修复，使敌人通讯联络受阻。由北淮淀村至芦台、天津的公路，被我们破坏得常不通车，日军行动很不方便。敌人由茶淀至宁车沽的铁路，也不安全，常被我们炸断铁轨，扒了路基。有时我们全村出动，叫他铁路大翻身，阻止日军的火车运行。给日军运军火和其他物资造成很大困难。宁车沽火车站上的枕木被我们夺来两千多块，我们仅四个持枪的民兵警戒在车站的岗楼旁，吓得鬼子没敢动弹，等我们弄着木头走后，他才开枪给我们送行。车站北边的十三号桥，刚刚卸下的方木，想要修桥，被我们弄来三大车，我们去的时候，赶着大车从伪站长门口过，只一人拿着打不响的六轮子警戒在伪站长门旁，吓得伪站长连大气都不敢喘，叫我们把木头拉过去。日军想从宁车沽火车站下车，来我村扫荡，被我们把宁车沽的大桥拆毁，竟使鬼子改变了计划，行凶未成。民兵们用牲口嚼子，挂在宁车沽火车站旁的高压电线上，电线一断两截，既省人又省事的小动作，比炸翻火车，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还大。我们配合县队和白河部队，一举拿下茶淀火车站的炮楼，打死很多日本鬼子和伪军，缴了他们的武器，挫败他不可一世的威风。我们配合区队打下三叉子（日本大兴公司）杀死鬼子，烧了他们仓库及房屋，敌人的摩托车及其它车辆被我们烧毁，并夺回来很多东西，全村去了一百来人，五十多辆车，都是满载而归。就在打进三叉子时，人喊马嘶，火光冲天，距离三里的茶淀火车站有许多鬼子和伪军，都没敢来救援，等我们走后他才鸣枪给我们送行。日本的建设公署，人称“老公司”被我们跟着区队打下，破坏了他的建设指挥机关，日本鬼子胆战心惊，很久未能修复。“中锅炉”，即日本农场总场，既有日寇又有伪军，我们几个持枪的民兵带领群众，就从那里把火车夺来并破坏它的很多设备。“小锅炉”是日本农场的扬水站，被我们破坏，连场房彻底拆毁并把物料拉来，使敌人的农场长期瘫痪不能生产。日寇想盖宿舍，没等盖齐，就被我们拆了好几十间，拆来的木料搭了我村南的大地洞，那里是给八路军缝纫衣裳的地方。日军从陆地运输不便，从水上运输，也同样地遭到破坏。1945年秋季，日冠用西河大船运硫酸，走在金钟河，被我们截来，通过我们挑的西引河卸在我村南苇洼里，以后沿村转到大后方，作了抗日的军火。同年还截来一船生铁、氧气。又截来一船麻，还截来一船红砖，所截的船只都是通过西引河先卸在村南苇洼，以后转到后方供我军所用。我们自己挑的小河起到了抗日的作用。
  由于我们破坏日军的农场和运输，使敌人的后方供应遭到很大损失，人民群众感到自豪，贫农李玉桂说：“这样整治鬼子，真解气，他无故的来侵略我国，叫我们当亡国奴，我们就得跟他斗，都是齐心努力参军参战，一定能够把他打败。”
  由于党支部紧跟革命形势，顺应民意，党支部指向那里，群众就跟向那里。需要多数人干的革命工作，可以全村出动。如打三叉子、夺枕木、铁道翻身等。需要少数人的工作，就去少数人完成任务。例如：民兵骨干李玉安、董云芳、董步义、董步廷、李万增等，配合县、区队跟敌人作战周旋，常年不休。出去抬担架的群众，没有一个人不完成任务就回家的。成年人跟鬼子斗争，小孩子也跟鬼子斗，如：1944年日寇来村“扫荡”时，有的村干部没跑出村就被日寇圈在群众之中，日本侵略军采取一个一个的过罗方式，追问谁是八路军、村干部，群众坚决不说，才十二岁的李学明被日军单独地拉出去追问，也未暴露八路军和村干部，因此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终于使日本鬼子扫兴而去，村干部及其家属安全脱险。我们除在农村坚持抗日外，还有的协助城市工作，支部书记李无计和我都在县城工部长继光同志直接领导。做城市工作，同敌占区的同志们共同打击敌人。日军虽然很凶，对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村齐心努力，参军参战，日军不敢轻易的来“扫荡”，汉奸伪军们更怕得要死。如我村南大地主天津吉顺号家，多次企图买动南河伪乡团，来镇压我村革命，保全他的土地财产，伪乡团的团长，刘恩相怕死就没敢来。经过斗争的实践证明，日本鬼子是纸老虎，汉奸伪军更是狗熊，一切人民的敌人都是欺软怕硬，要胜利就得斗争，我们这个村不愧是抗日的模范村。这个村的党支部，是村的坚强领导核心，战斗保垒。这村的人民群众，是这村抗日的钢铁长城。
  这村对全县的抗日乃致对全国的抗日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他一举就可把中国吞并，叫几亿中国人给他当亡国奴。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被日寇侵占了很大地面，实行三光政策和制造无人区，糟蹋中国，惨害人民。可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是任何反动势力镇压不住，压不服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积极抗日，深入敌后，开展人民战争。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军参战，打击日寇。日本鬼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于时时处处挨打的地位。我军不断的胜利，收回失地，迫使日军龟缩在铁路线上、岗楼里，而且占的铁路线越来越短，岗楼越来越少。加上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无条件地向中国人民投降了。
  日本投降以后，人民心花怒放，喜气洋洋，有些村干部提前被政府调去，脱产或半脱产去接收城乡敌人的设施。有的接收高丽圈农场（芦台农场），有的接收茶淀农场，有的接收任凤庄农场，还有的接收汉沽盐场。村干部领导群众搞生产建设，自己挑的西引河，已经受益，全村的园田都能及时的浇灌，有些靠河的土地能上水。去天津、北塘等地，就在门口上船，直接到达。苇子、柴草收得多了，并且能够运往城市多卖钱。鱼、虾、蟹都很多，除自吃以外，还供外地，这样可以赚回很多钱。虽然大部分收入属于地主，贫苦农民也得一定的好处。参加挑河的劳力每人分得的河边五亩地，几乎是家家有份，有的户收了两季粮食，没有开恳的土地也多打了苇子或柴草，卖了许多钱，有许多户是第一次吃上自己收的粮，花到自己柴草卖的钱，广大群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不幸的是，八年抗战刚刚胜利，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又遭受了三年内战之苦。
  （根据郑怀仁提供整理）
  苗庄伏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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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下半年，宁河地区形势发展很快，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和武（清）宝（坻）宁（河）联合县所辖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各级抗日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加之，开展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广大军民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同时，日军、伪军及伪政权为挽救其垂危的命运，加紧了对游击区村庄的讨伐和报复，全县的抗日斗争从此进入了新的时期。
  敌人为便于集结兵力，控制游击区，加强交通联系，在据点之间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线，重金收买汉奸、特务充当耳目和打手，并大肆清剿搜乡制造白色恐怖，妄图以此熄灭燎原的抗日烈火。
  为了粉碎日伪的阴谋，有效地配合地方的抗日工作。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四区队一部，受党的委托，在副队长杨正春的带领下，转战丰玉宁地区。他们决定寻找战机，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气焰嚣张的日伪。
  四区队到达丰玉宁地区数日，就有侦察员报告：驻丰台的治安军经常抓丁派夫，强拉民车去芦台运给养。杨队长当即决定选择丰台集日到苗庄设伏。这一天赶集的人流不断，部队提前进入苗庄后，指战员分头控制了路口，截住了过往的群众，并严密封锁了消息。由于没有掌握敌人准确的出动时间，结果整整等了一天，连敌人一个影子也没有看到。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队长一边安抚着指战员，一边及时派出了精干的侦察员，深入丰台外围村庄，进一步了解敌情。很快，侦察员通过抗日基本群众，摸清了敌人活动规律：敌人只要向乡、保强派了民车，第二天没有特殊情况就要到芦台运给养，同时兵分两路，一路押送给养，另一路负责接应。时隔不久，侦察员又来报告：驻丰台治安军集结了丰台附近村庄数十辆马车，准备明日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到芦台运给养，次日派两个营出丰台沿路接应。
  部队得此情报时，正宿营于刘瘸庄，杨队长当即与区队总支书记张圻之、特派员张万如紧急研究作战方案并提交排以上干部会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抓住战机设伏狠揍敌人，并决定：一、避开押运给养之敌，集中力量打击治安军接给养的两个营。二、我方部队在拂晓前，必须进入指定的伏击地点——苗庄和南朱庄，并封锁消息。三、枪声一响要速战速决，总的兵力部署是：一连连长王万珍、指导员华良率两个排，分头埋伏在苗庄几个院内，隐蔽警戒，待敌人进入村中后，即行出击；三连连长朱宝臣到南朱庄隐蔽警戒，待敌人进入苗庄一连打响后出击，勿求将敌拦腰斩断，使其首尾不得救援。
  12月26日，拂晓前，部队由杨队长做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便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夜色之中。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部队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杨队长布置好兵力、火力后，指战员各就各位，象老练猎手一样，专等豺狼踏入防区。10点左右，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由芦台运给养的马车还距我伏击圈20余里。由于这天正刮着六、七级偏北风，其行进缓慢。一会儿，又一侦察员跑来报告：从丰台出来接应给养的敌人，正顺风直下，距苗庄仅5里了。此时，对我出击非常有利，杨队长要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10点30分左右，丰台接应之敌的便衣鬼鬼崇崇地进入了苗庄中间，尖兵随其后，紧接着敌人的部队若无其事，耀武扬威地暴露在我伏击部队面前。时机到了！随着杨队长一声令下，雄壮的冲锋号声骤起，敌人的便衣和尖兵顿时慌做一团，抵抗不行，逃跑也来不及了，只好乖乖地交了枪。一连两个排按照事先的布置，从正面发起了攻击。三连听到枪声，集中火力迅速从敌本队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部队掐成了两截，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头。刹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和敌人的哭爹喊妈声连成一片，走在最后面的敌人，用马车拉着重机枪，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赶紧掉转车头，拼命跑回丰台报丧去了。战斗持续不到20分钟已告结束。击毙了敌副团长杜绍棠，毙伤敌营以下军官30余人，俘7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长短枪80多支，我仅轻伤二人。等压运给养的敌人赶到苗庄后，四区队指战员满载胜利品，带着俘虏早已转移了。
  这次战斗，以少胜多，干净利落，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震慑了反动势力，自此，自恃人多势众的驻丰台治安军如惊弓之鸟，终日提心吊胆，再也不敢轻易出动。广大群众为此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夺取抗战全面胜利的信心。时隔不久，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通令嘉奖了参战指战员，四区队这支英雄的部队，人没歇脚，马不停蹄又投入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