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革命英烈
（以卒年先后为序）
卢绍亭（1901年—1927年） 原宁河县岳实庄人。1918年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1919年，领导高工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革命青年领袖之一。早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代理地委组织部长，负责指导工人运动。在宝成、裕大等纱厂以举办平民学校的方式教育工人，组织工会，发展党员。1926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到方振武部队任政治主任。1927年5月调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许国忠部政治委员，指导“华渭暴动”。当年9月，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一同在渭南南苑阵地作战时，壮烈牺牲。
于方舟（1900年—1927年） 原名于兰渚，宁河县俵口村人。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著名革命家，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
于方舟家世务农，父名际刚，兄弟5人，他排行在末。6岁时入村塾，后就读于本村小学堂，13岁入县立高级小学学习。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5月6日，天津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奉行媚外政策。于方舟为省一中学生代表，担任总指挥。继之，天津第一个学生会组织“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救国团”成立，于方舟为团长，并开始筹备天津学生联合会。12月23日省长曹锐发出布告，禁止调查和抵制日货，命令学生回家。于方舟针锋相对，毅然发起成立“救国跪哭团”，和学友一起头戴麻冠，身披孝服，脚穿白鞋，手持哭丧棒，专在贩卖日货的商店门前跪哭，投机商人手足无措，影响遍及津城。街头巷尾曾传颂“谁人不识于兰渚，奸商最怕跪哭团”的歌谣。
1920年1月23日晚，学联和群众代表在魁发成货铺查处没有登记的日本灯罩77篓，该店老板扩大事态，勾结日本浪人殴打检查人员，抢走检查证。曹锐即派警察逮捕请愿代表和学生。杨以德查封了学联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于方舟发表文章，喊出“爱国不怕进狱门”的口号，鼓舞学生斗志。1月27日，于方舟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一起主持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第二次国民大会。29日，1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集合于东马路青年会，开始请愿斗争。周恩来、于方舟等4位代表，在省署前请愿被捕。反动军警大打出手，酿成闻名的天津“一、二九惨案”。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于7月6日至8日开庭审理此案。8日上午，代表们从容就席。当
审判长宣布所谓“骚扰罪”时，于方舟连连发问，列举事实，痛加驳斥。于方舟等人被当庭释放后，天津人民组织慰问团，召开欢迎会，把大红绸花和缀有“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的纪念章佩戴在于方舟胸前，但教育当局无理开除他的学籍，只得回乡自修。
在此期间，国民党宁河县议会议长刘瑞武等人，假借“地方自治”，提出盐、碱、洼地，每亩增收二钱六厘银子的附加税。于方舟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会长名义，召集暑假回乡同学，代表农民到县政府请愿，他质问刘瑞武：“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说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途，盐、碱、薄、洼之地，又多数不在地主豪绅之手，如此附加税，岂不是为害于民吗？”县府无奈，只得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
1921年暑假，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五四”运动期间，于方舟创办“新生社”，出版《新生》杂志，介绍新思想，力主改革，带有社会主义色彩。1921年至1922年之间，于方舟与李大钊同志取得联系，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把“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会刊。不久，又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团小组”，于方舟为主要负责人。1922年，于方舟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区执行委员会，于方舟任委员长。
1924年1月15日，于方舟遵照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经李大钊介绍出席会议，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2月回津后，组织建立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任执行委员。不久，中共天津地委成立，任地委书记，同时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改组天津地委，于方舟辞去书记职务，致力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各界联合会，成立天津总工会。1926年，天津地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于方舟多次到自己亲戚家借钱分给同志们维持生活，他个人生活尤为艰苦，一天仅能买一枚铜元的开水和两枚铜元的大饼充饥。在他主持下，由于掩护措施得力，直隶省和天津地区党组织没有遭到其他损失。
1927年，玉田县发动反对“旗地变民”运动。中共顺直省委派于方舟以党代表身份前往组建冀东人民革命军指挥部，改组特委，亲自担任特委书记职务，在平安城子镇首战告捷。后遭遇地主武装，因寡不敌众，于方舟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同时被捕。于方舟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1927年12月30日牺牲于玉田县南门外刑场。时年27岁。
康景星（1891年—1932年） 芦台镇人。著名铁路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生前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正执行委员。
康景星出生于贫民家庭，父亲是铁路装卸工，生活极度贫困。他17岁入唐山铁路工厂学徒，3年后调长辛店火车房当铆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景星参加长辛店工人联合会，游行示威，发表演说，在工友中颇有声望。1921年初，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他入学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率先加入邓中夏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同年5月，长辛店工人开始组织工会，他首先联络14名义气相投的火车房工友组成“铁路工人小组”，不久，发展到24人，并集体加入工会。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康景星成为我党第一代工人党员，并且接受组织派遣，前往正定开展工运。他在机务段深入宣传群众，播撒革命火种，拉开了正定工运序幕。不久，正定工人俱乐部成立，康景星任委员长。1922年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
召开第二次筹委会，他被选为筹备委员，任正定铁路工会委员长。8月24日，长辛店爆发了京汉铁路第一次罢工斗争。消息传到正定，康景星立即召开俱乐部委员会和全体委员大会，宣布开始同盟罢工。他组织并领导敢死队，把车厢推出南闸口，挡住南来列车，控制了正定站所有闸口。罢工一直坚持到铁路局接受长辛店工人的全部条件才复工。在这次罢工风潮影响下，12月15日，正太铁路工人也举行大罢工，康景星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们提出9项要求，限路方3天内答复。随后又增加5项补充条件。法国资本家采取强硬手段，拖延时间。罢工坚持了10天，仍不答复复工条件。为使斗争早日取得胜利，这一天，他用板车拉着满满四箱“银元”，站在大石桥头喊话：“长辛店的工友为我们送资金来了，京汉铁路总工会还将继续援助我们，坚持到底。”资本家闻听慌了神，不得已才全部答应工人的要求，正太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事后才弄清：那四箱“银元”，仅是表面摆了一层，底下装的全是石子。
1923年2月1日，康景星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天上午，代表们列队前往普乐园会场时，遭到军警阻拦，康景星奋力砸开大门，使大会按时召开。会上作出了全路2月4日举行同盟罢工的决定。会后，康景星连夜赶回正定，组织工人，准备罢工。2月4日，他用专车把南至内邱北至寨西店各站工友接到正定，开始联盟罢工。2月8日，吴佩孚电令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树屏武装镇压。总工会决定由康景星、李斌、丁桂山、卞庆臣4人为代表参加谈判。谈判僵持到深夜，葛树屏竟命令军警捆绑、殴打工人代表，强迫他们下令复工。康景星坚贞不屈，历数资本家的种种罪行。军警举枪对准他的胸口说：“不服从就枪毙你们！”围在一旁的军警，一起举枪瞄准，这时康景星开口道：“为争取自由，我们没把死当回事，等我们把话讲完，你们就开枪。”接着说：“当兵的和工人同是无产阶级，受人欺侮，当牛作马。你们别忘了自家的生活。每月6块，买了你们的人格，甘替军阀作走狗，这是对的吗？有枪不去打敌人，却来对付穷工人，你们觉得光彩吗？”康景星讲了近一小时，说得军警们面红耳赤，围观的群众声泪俱下。最后说：“我的话讲完了，你们开枪吧！”这时，一个军警挤上前来，伸着拇指对康景星说：“好样的！要是人人都象你，中国早就好了！”
二七罢工失败后，康景星不幸被捕，关押于保定监狱。在狱中，与史文彬等人秘密建立党小组，领导狱中斗争，并介绍张士汉等入党。1924年11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在高邑恢复工作。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重新成立，康景星再次当选委员。1926年，北伐军建立京汉铁路铁道大队，康景星任大队副官，11月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他为执行委员。1927年，党组织委派康景星打入京汉铁路黄色工会，并担任监察委员。1932年秋季的一天深夜，康景星被人暗杀于河南郑州。终年41岁。
陈荻（1909年—1940年） 原名陈世雄，字临武，化名陈白荻、陈荻。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镇河东人。丰润县商职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6月，在京东特委召开的京东党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共遵化县委书记，同年参加“黄林暴动”。暴动失败后抵哈尔滨市，曾主编《哈尔滨新报》。“九·一八”事变后转至安徽省芜湖邮政局任工会委员。
1934年夏末，中共京东特委调陈荻北上，在芦台建立地方党组织，任宁河县委委员兼芦台党支部书记，设立秘密联络站。与同乡进步医生张家声、张家庆兄弟，以及司药田泽林一同开设新生医院门诊部，以行医为掩护开始地下斗争。“门诊部”地址在原芦台中街天齐庙东侧，由陈
荻任负责人。不久，即在丰台镇设立第一个联络点。在此期间，陈荻深入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商会、绸缎庄、书店等宣传动员各界人士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投身抗日斗争。仅宁河中学一次就有16名师生在陈荻启发下奔赴延安，参加抗战。陈荻不仅保证了党的交通联络畅通无阻，使李楚离、胡锡奎等党的领导人能较长时间住在新生医院指挥对敌斗争，而且多次购置军需物资和医疗药械送往前线。一次，上级指示迅速运送一批药品，而敌人封锁甚严，他动员妻子高田化妆成走亲戚的样子，抱着孩子携带药品通过封锁线，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6月，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陈荻奉命率领芦台部分地下党员投身这一壮举。暴动后，曾任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部长等职。1940年6月17日傍晚，部队转移行至丰润县郭庄村时被敌人包围，突围须渡过泉水河。当时正值山洪下泄，水深流急。陈荻游到对岸后发现供给部长阎锡九等还离岸很远，毅然下水回游进行抢救。不幸被卷入漩涡遇难。时年31岁。
寒松（1909年—1943年） 名张喆，化名寒松。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村人。
寒松出身贫寒，1939年前投身革命，系丁官屯村第一任抗日救国会主任。1939年起，在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任股长、区长等职。1943年7月7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共武（清）、宝（坻）、宁（河）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办事处，任命寒松为联合办事处主任。
寒松任职后，着力于游击区的开辟和地方政权的筹建工作，迅速纠正了财政上的混乱现象，逐步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在县内首先试行办事员（即村干部）制度，由办事员统一管理本村各项工作，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着手创建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他是宁河、武清、宝坻地区党组织和民主政权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3年12月15日，他与王书文一起，在乐善庄村主持召开武、宝、宁工委和联合办事处工作扩大会议，主持制定了各级政权组织、财经等制度。为游击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2月21日凌晨，驻芦台的日本守备队、警备队及新民会人员近300人包围了乐善庄。会后因工作未能及时撤出的寒松和警卫员云朋、交通员志英3人被围。他们从堡垒户李复庭家转移到村西，渡过引河（今潮白河新堤），穿过芦苇地，朝七里海方向突围。由于敌人把守严密，不久即被发现，当突围到荒西围（地名）时，3位同志先后中弹牺牲。
第二节 著名学者
高静（1808年—1873年）字慎庵，祖籍北塘，后迁居芦台镇。1808年生。13岁始读私塾，常以古名儒自期，19岁入泮。1844年中举，1862年大挑二等，选授容城教谕。
高静性淡泊，不慕荣利。工诗文，风格雄深瑰异。且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等身。著有《看诗随录》八十九卷，《慎庵古今体诗》四卷，《诗余》、《诗话》、《诗注》、《周易参考》、《清华集全注》、《试帖典题钞注》、《著书随录》等多种。
王照（1859年—1933年） 字黎青，号小航，又号水东。芦台镇人。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八日（1859年6月8日）生。曾祖王锡朋作过安徽寿春镇总兵。父王楫为太学生，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王照幼年丧父，由叔父收养。从小喜欢观察星象，尤其爱读天文、地理、兵法书籍。10岁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1891年中举，1894年取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
当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为维护地方秩序并准备御敌，他在芦台办起乡团。曾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说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1895年王照赴京应散馆试，改任礼部主事。中日战争后，朝野要求改革之风日炽。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897年回芦台创办了一所小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地方小学，后为“芦台第一小学”。是年冬，仍返京供职。翌年3月，又与徐世昌、李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
1898年戊戌变法时，王照参与维新运动，多次上书言事。在“请布纶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批驳守旧派言行，说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提倡设立“教部”。他在奏议中请求“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由此可见他思想的温和性。他劝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以教治镇服天下”，希望慈禧到海外去开阔眼界。这份奏折递到礼部，尚书许应睽不允代奏，并劾王照包藏祸心，企图置太后于险地。而光绪却称赞王照“勇猛可嘉”，超擢四品京堂候补，并赐三品顶戴；同时，怒斥许应睽阻塞言路，将礼部6名堂官一并革职。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礼部六堂官事件”。
在变法中，王照与康有为频繁往来，但政见却不大一致。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间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削弱旧党权势，王坚持温和处之，调和两派斗争，阴弥宫乱；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重军政，王却看重教育。他曾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请王照说服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直隶总督相酬。王照认为这样会使光绪冒险，回绝说：“王小航不作范雎！”光绪的亲信张荫桓力助康有为变法，王照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因此，“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民间称他为“新旧党”。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照与康有为等遭通缉，王照于1898年10月逃亡日本。受到日本国文部大臣犬养毅款待，并与犬养毅有长篇笔谈。以后，王照退出政治舞台，与康有为的关系逐渐疏远。在流亡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游历了东京、高知等地，作诗200多首，内容大半是抒发胸中郁愤之情。后自选一部分编成《雪泥一印草》。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日本的假名文字，为以后创造“拼音新字”奠定了基础。
1990年，王照潜行归国。为避开朝庭耳目，他身穿僧服，诡称“台湾和尚”，从烟台上岸后，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以化缘为生，备受艰辛，写下《行脚山东记》，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同年秋，王照回到家乡隐居。
他回乡后即致力语音研究，开始仿照日本片假名创编官话合声字母，并著《官话合声字母》一书。几经推敲，初刻本于1901年在日本江户付印发行，署名“芦中穷士”。该字母共有声母50（初为49），他称作“音母”，韵母12（初为15，后省去衣、鸟、迂3字），他称作“喉音”，总计62音符，均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构成。他着眼于普及教育，“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在拼音法上，概用两拼，反对三拼。言文一致，只拼北京白话。拼音字母可用来注音，也可代替汉字。有人称他为“简字”，实际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比以往的切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文字改革史上有重要意义。
为推行新字，1901年王照冒险进京求见李鸿章，李托病不出，王照只得扫兴而归。1903年，
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与众人见面，用门人王璞为教员，自己隔屏听之。同时化名赵世铭往来津保之间，暗中进行传播，取得不少人的同情。先是王璞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这简字是使人人能看书、读报的便捷之法。张迫于呼声，勉强在同年奏“保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语’一门”。其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也曾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风华请求，督署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在天津办起简字学堂。此外，名儒严修、吴汝纶等皆热心提倡，于是官话字母不胫而走，学习的人日渐增多。
随着官话字母的流行，王照正在为推行官话字母而尽力时，他的处境日趋危险。有人向他提出忠告，开始他尚不以为意。后他的朋友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捕，忽以戊戌余党杖毙狱中，王照才感到大难临头。但别无良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幸而得到那桐和庆亲王奕劻帮助，免于一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不久，奕劻为缓和舆论，建议慈禧太后宽赦党人。清廷特诏：除孙文和康、梁外，皆赦。王照获赦出狱，并得开复原衔，但他于仕途意冷，不愿做官，继续致力于汉文字改革，著有《官话字母读物》等。
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所刊行的《拼音官话报》销路甚广。又印有伦理、史地和自然科学等拼音官话书，发行多达6万部以上。一时间官话字母颇为风行。除河北外，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均令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都有人学习和推广，迅速流传至13省区，识者不下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而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也得以习用。但是当时学部诸要人多反对以北京音为官话，处处掣肘。至1910年，摄政王载沣竟借口恐汉文废绝，严禁官话字母传习，并将官话书报社封闭，王照被迫避往江苏。
辛亥革命后，王照住在南京水明楼，曾撰《救世以教育为主脑论》一文，继续致力白话教育的推广和普及。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照被选为副会长。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照，王因袁出卖光绪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段祺瑞当政时，王照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去草堂邀请他做国语统一会领袖。他以年老力衰未允。
1922年直奉战争之前，王照写信给徐世昌，反对财、内两部征收房捐，并批评了徐世昌纵弟食脏的行为。又致书劝王士珍不要组阁，谓“不能以恢复国会，容纳南方护法之意，不必登台”，“不能废止妖异之督军团制，不必登台”。不久，直奉之战结束，黎元洪任总统。当时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王照作《屯田议》一文，主张“寓兵于农”，上书黎元洪，还提出了十项具体办法，然而根本不能实施。
1923年以后，王照专心著述，主要有：《三体石经时代辨误》、《表章先正正论》和《读左随笔》、《读易随笔》等，均持古文经学家的立场。1925年曾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说纲》一文，主张维持儒家的“三纲”。1927年又撰《方家园杂咏记事》，揭露清廷内幕，较有价值。
王照才器隽秀，志存匡济，晚年洁身自好，家境清贫。他曾作述怀诗一首：“奔走万余里，崎岖二十年。知交多作鬼，鼙鼓尚连天。镜有盈头雪，家无一亩田。那能情自已，强说谢尘缘”。但他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不泯：“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1928年和1930年先后致李石
曾、阎锡山、梁漱暝书多篇，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非上策。因为这样动摇了国家统一安定的基础，是造成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主要原因。不如戊戍变法，在君主立宪、国家秩序不乱的前提下，维新图强。所以，他对孙中山持有非议。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学说一样，都是主张共产。把两者等量齐观，认为这种不适合民情的理论不能实现，所以也持摒弃态度。
王照于1933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其著作多收于《水东集》，含《水东集初稿五种》、《水东集下编四种》二集。
解殿臣（1863年—1933年） 字连圃，东板桥村人。
解殿臣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立志教育救国，倡导新学。于1903年捐资辟村中三义庙配殿为教室，开办板桥小学堂。首聘村塾教师李凤滨到校任教，设国文、算术课程，施行新学体制，解亲任堂长。至此，学堂略具雏形。
时新潮叠起，民风渐开，民众多愿送子女入堂读书，临近村庄儿童入学者与日俱增。解殿臣在初等小学的基础上，增设高等班，建成完全小学。但校舍狭小，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于是他提出扩建校舍的建议，得到知县夏仁沂的支持，并请求本村乡绅李子林、周洁忱协助，四处呼吁，募集义捐。号召本村民众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村中富户解竹元捐款2000元，盆罐庄李子明也拿出500元，连贫苦农民，也乐于赞助；并有津、京及东北三省同乡商号代筹布施，经过数年努力，终使筹款就绪。
1916年，扩建工程动工。但要拆毁庙宇，搬走神像，民工们则没有人敢动手。工程几乎停顿。一天，解殿臣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抡起镐头把泥胎砸得粉碎，民工们才大胆兴工，当年校舍建成，同时增开女校，吸收了许多女生入学。新学堂开学伊始，夏仁沂手书楹联一副，上联是：“教育为强国之基，萃燕赵英才，革故鼎新成绩著”，下联是：“名胜是平生所好，趁春秋佳日，桃桂馥香远朋来”。校内设图书室、仪器室、成绩室、大礼堂、体育场等；其中仪器室内全部教具仪器设备，均由日本购进。体育场内设篮、排、足、网球场地及单、双杠等田径设施，大礼堂内置乒乓球台，为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殿臣治学严谨，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端庄朴洁。所聘师资多为师范高才生，不允无真才实学的教师进校。校门内设整容镜，教导学生要仪表整洁，每年春季均组织学生春日旅行，届时鼓乐队列队奏鸣，活泼壮观。同时学费征收也贫富有别，富户子弟学费可高达十数元，家境贫困者仅一二元或免费入学，且教学有方，成绩优良，名闻遐迩。
不久，解殿臣受聘为县劝学所所长。后历任直隶省参议员，涞源、易水县县长等。此间，仍不忘兴学救国，先后捐资或倡导办起宁河镇、丰台镇、倒流村、田庄坨等数所小学，是为宁河县大众教育创始人之一。
解殿臣晚年因病辞职，1933年卒于故里，享年70岁。
高赓恩（1840年—1917年） 字羲亭，先世北塘人，后迁居芦台镇。为清代著名文人。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
光绪二年（1876年）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侍读、侍讲等职。赐进士出身，授资政大夫，又为太常寺少卿，弘德殿行走，升任四川学政使。后授陕西汉中道台，但到任未满3个月，以慈禧太后重其学识，召回任溥仪讲师。当时慈禧欲立溥仪为帝，适义和团事起，载漪被各
国公使指为祸首，充军新疆，溥仪遂废。赓恩旋亦解职归里，居于芦台药王庙园子。园田半亩，茅屋数间，自题斋额：“破四万卷之庐”。与故旧往来，诗酒唱和，消度晚年。
高赓恩系高静之子。因其出身书香门第，又沉毅好学，自幼至老，手不释卷，博览群籍，文章冠于时。书法自松雪得路，浸淫晋贤。故宫博物院及颐和园都有他的墨迹。门人求教者甚多，尝言：“几辈门生争树立，此间风气不轻开。”
高赓恩为官以清廉自守，兼以助人，及门承教者皆为贤吏。在朝任职时，同里刘沛然（字润生，光绪六年入翰林院，为官清廉，卓有政声），出任安徽太守，为之饯行，并以长句为别，诗中有：“今把一麾下淮郡，将与召杜争循良。壮怀遂渡江海阔，别忘直与云天长。我欲从之无舟楫，液荷禁柳牵衣裳。”之句。又最后数句云：“子之去兮一马羸，子之来兮五马黄，肥马何荣羸何辱，愿载清风归故乡。”于此可见他的道德文章均所固有，不只独善其身，而是善与人同。晚年居芦台时，与东邻蔡巡检相契，时相过往。蔡卒，他写送一副挽联，上联是：“君由幕而官，由官而隐，隐处常无买酒钱，请看杜老篱边，斜日每教扶醉去；”下联是：“我以客为主，以主为邻，邻墙共汲浇花水，那料阮公宅畔，东风忽卷器声来。”
高赓恩殁后，清帝溥仪赐谥文通。
高赓恩主要著述有：《思贻斋古近体诗》共21卷，存诗约7000首；《周易大象应大学说》1卷，附《卦画生数》；《思贻斋日录迂言》（钞本）；《释言别义》2卷；《古今箴铭集》4卷；《历代儒言要醒集》6卷等共70余部。
侯树彤（1872年—1938年） 笔名伧北、秧子等。倒流窝村人。经济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银行货币学家。
侯树彤少年时入村塾读书，聪颖好学。“五四”运动期间，侯树彤在天津直隶一中求学时，与同乡革命志士于方舟等义气相投，结成异姓兄弟。投身学生运动，时常以“秧子”为笔名，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抒发爱国情怀。于方舟同志蒙难后，许多遗稿仍被侯树彤珍藏于自家阁楼上。并嘱家人好生保管，万勿丢失。
1928年在燕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以论文《清末宪政运动纲要》通过答辩，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旋留校任助教，并致力于金融货币学研究，有数种中、英文专著出版。
1931年，接受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中国委员会邀请，赴东北三省对日本银行系统对华侵略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考察，于当年写成《JAPANESE BANK-NOTES IN MANCHURIA》（《满洲的日钞》）一文，以自己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结合当时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态势，对日本在满洲开办的三家大银行的性质、服务于军事侵略的经济垄断、经济渗透活动、伪币的媒介作用以及对中国金融业构成的严重威胁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日本在满洲的银行的终极目的是将满洲开拓为殖民地。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首先通过银行货币播下了财政权力的最早种籽。其通过投机谋取的暴利数额是任何在华列强所无法比拟的”。“只有经过货币改革，在满洲形成统一的货币，他们的金融投机才能从中国领土上铲除掉”。“我们必须指出：发行货币是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国土上有外国货币发行。”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经与英国兰烟囱轮船公司反复周旋，为本校争取到一笔奖学金。经他举荐，侯树彤抵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此间，因所学多有独到见解，受到李自罗斯等经济学家关注。3年后，以论文《The currencg and Banking Proble mof Chian》（《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通过答辩，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归国抵燕京大学任教。
在任教期间，除授课和开展学术研究外，兼任《大公报·星期论文》主笔。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经济急剧衰落，混乱的银行货币制度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崩溃。侯树彤再也不愿关起门来作学问。于当年秋季向学校提出辞职，不久经上海抵达武汉。
侯树彤在学术上多有建树，是当时国内为数较少的权威学者之一，所以很受张公权、孔祥熙等国民党财政首脑重视。离开燕京大学后，他担任了铁道部研究秘书职务。不久，又被王雪艇先生聘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专员，主持了西南五省经济调查。在此期间，政府邀请英国经济学家李自罗斯爵士来华，帮助整顿币制，侯树彤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提出关于完善法币制度，黄金白银收归国有，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纸币的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侵吞。当年，他还写成了3万余言的《战时金融计划书》，对战时外汇管理及法币发行问题做了详尽阐述。在呈送蒋介石审核时，因资格限制，中途搁浅。为此事，他对好友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说：“我觉得我活着已无用，因为我所学的无人懂，也不会被人采纳。”
侯树彤勤于思考，性情倔强。一生著述甚丰。王芸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到：“伧北是个笨型人。但是他能用笨劲，死研究，所以学有根基，造诣精深。民国16年夏天，在一个会议席上，为观点的不同，我们两个红着脸吵起来。吵嘴之后，他几天关起房门不见我。我心里尚在暗笑他太孩子气，但他却举着一篇文章来见我，题目是《关于国民党的左右派问题》，是他几天闷在屋子里写成的一篇2万字的文章。我的见解虽然没被他折服，但对他那股子犟劲，不免令我大为惊叹。”《战时金融计划书》，他也是仅用一周时间完成的。
1938年6月，侯树彤携家眷赴重庆，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28日，《新华日报》登载题为《侯树彤先生的意见》的记者专访。在问及关于第三期抗战阶段金融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时，侯树彤说：“只要政府能切实注意统制外汇，防止伪钞流行，节约国民经济，则亡羊补牢，犹不为晚”。在参政会上，他就收回海外游资，利用官僚资产补充战费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博得进步人士热烈赞同，就连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说侯树彤的发言“精思谠论，裨助良多”。9月20日下午5时许，3名持枪匪徒闯入戴家巷4号侯树彤寓所，以搜查毒品为名，逼迫侯夫人交出衣箱钥匙。这时侯树彤从外边归来，拦住匪徒辩理，匪徒随即开枪击中侯树彤胸部后逃走。侯树彤在送医院途中不幸逝世，时年36岁。
刘彭寿（1875年—1948年） 字壬三，宁河人，清末秀才。民国初年随其在津经营同顺永斗店的父亲来津定居。1912年当选为顺直省议会议员，1913年任国会参议员。旋调任道尹、政事堂纪录，后入内务部。1915年入国民议会，任立法院议员。1918至1919年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1920年至1924年任直隶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天津海关监督。1924至1927年任裕蓟盐务公司董事及津武口岸义生盐务公司副董事长，又投资于德兴盐务公司任常务理事，同时，承担沧州六县、邢台等八县盐务运销，为长芦盐商中河东派主要人物。1919年后集资30余万元兴办天津福星面粉公司，任董事长。
杜心耕（1880年—1956年） 名书田，以字行，宁河镇人，生于1880年，晚清秀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潜心县内教育事业。系本县近代科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矢志教育救国，义无反顾。毕业之初，因与军阀齐燮元自幼同窗，又是同科秀才，加之品学兼优，很受官僚阶层青睐，所以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长。然而他冷于仕途，辞官不就。说：“为官要两袖清风，我的家产不多，肯定是不够赔垫的”，甘愿在家中闲居。他多才多艺，工书善画。书法山谷，苍健遒劲；画宗板桥，尤善作竹。于是挂起“力行”的牌匾，以卖书画为业。不久，经人推荐，从事河务管理工作。本以为这是为民造福的事业，能施展自己的才智。谁料想刚干1年，除自己搭上160元钱外，并未能为民众带来一丝利益，只好愤然辞职。继而齐燮元出面要委任他为冀东道尹，他婉言回绝，表示自此远离政界，投身教育，“不在别人压制下去作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1919年，河北省教育厅任命杜心耕为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校长，校址在芦台镇北街董家院内，十分狭窄，若重新建校，则经费无着。杜心耕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只得游说于宁河籍齐燮元、白宝山、刘壬三、苏锡麟等军政要人之间。经先后5年不懈努力，终得到他们的支持，筹齐资金，精心施工，于1924年上半年将新舍建成。
杜心耕教育思想的主旨是：勤奋、慎行、朴素、整洁。首先是能劳动，有劳动习惯和技能。并把“勤慎朴洁”四字题为校训。并亲著校歌，歌词是：“广厦平开芦水岸，大庇寒士尽欢颜。好从实际求生活，不把虚名误少年。勤劳作，苦钻研，准备心身发展，前途努力莫迁延，三载一瞬间”。他主张“学校即社会”。为使学生在校期间就熟悉社会，了解社会，他倡导学生成立“宁中市政府”（即学生会，后改称“学生自治会”）。学生会主席任“市长”，下设“民政局”、“教育局”等。其中局长等各位“官员”，均由学生选举产生。设“宁中市银行”，学期开始，学生们自愿把生活费存入“银行”，兑换成本“银行”发行的“货币”，可在本校“商店”、“伙食团”内流通。经理、会计、出纳、售货员等则由学生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
为奖励学生勤奋学习，他规定：凡考试名列第一，并操行列甲等者，免学费及住宿费一学期（学费5元、住宿费3元）；名列第二并操行甲等者，免学费一学期；名列第三并操行甲等者，免住宿费一学期。对一时难以凑齐学费的穷学生，自己时常解囊相助，或设法使其半工半读。
在任宁河中学校长期间，曾主持筹建宁河女子高级小学校（1920年选址宁河镇），宁河女子职业中学（1941年于宁河镇），李公祠小学（今芦台第二小学）。筹建女子职业中学时，经费不足，他毅然拿出自己仅存的800元钱予以资助。筹建女子高级小学时，把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于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而李公祠小学则不收学费，以招收更多的穷苦儿童入学。任校长时，校董会商定校长薪俸为每月140元，杜心耕仅领70元，其余充作学校经费。尽管自己家庭开支时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仍乐此不疲，清风两袖。就连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放公私两套文具，式样、牌号不致混淆。公事私事，分别使用。
杜心耕先生自1948年后长期赋闲。先后在天津、北京两地儿女家中闲居。1956年因病逝世，享年76岁。
李丕济（1911年—1968年） 宁河镇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水工实验室主任，水力学校教研室副主任，九三学社成员。
李丕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8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员。1936年6月，经考核，以优异成绩取得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的公费留学机会，先后抵荷兰和德国专修水力学。1939年应聘瑞士公立工业大学水工试验所任研究员、研究工程师，1943年该校授予
他土木工程师博士学位。1947年2月归国，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同年8月，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
李丕济学识渊博，为人敦厚纯朴，治学严谨，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生很少著述。每当论及此事，总是说：“书不能随便写，稍有差错，即会误人子弟”，仅在1960年间，编写一部《水力学》，至今仍为各大学水利系必修课教科书，其水平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1960年开始带研究生，为祖国培养专业人才。
他热心于祖国建设事业，曾先后主持三门峡、官厅、密云水库等数项大型水利工程的水工模型试验，为工程提供了关键性数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丕济惨遭迫害，终因不堪凌辱，于1968年11月2日坠楼自尽，时年57岁。
李昆璞（1910年—1974年） 名玉山，以字行。丰台镇北村人。
李昆璞幼入私塾，长则爱好绘画。从工笔开始，以羽毛、花卉最为擅长。喜好收藏。家产虽不殷富，但只要见到名画古玩，不吝高价，一定要购买到手。学画也舍得下本钱。一年春季，宝坻县朱子德在丰台举办画展，其画工底扎实，风格俊逸，很受李昆璞赞赏。于是他把朱子德请到家中，互相研究画法，住了约半年之久，获益匪浅。
李昆璞30岁后，在天津开一纸庄。经商之暇，经人介绍，与著名画家刘子久、刘奎龄等相识，不断虚心求教。3、5年后，经友人怂恿，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即取得成功。成为天津颇有名望的画家之一。求他作画的络绎不绝，天津火车站（东站）内也悬挂起他的巨幅作品。从此之后，便将纸庄停业，专以作画为生。当时，李昆璞住东门里双立园10号。入其门下，从其学画的青年与日俱增，此往彼来，而李先生则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从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画家。
新中国建立后，除继续教授学生外，曾任天津市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62年在美协天津分会支持下，举办画展，报刊杂志也多次发表他的作品。同年美协组织老画家赴两粤写生，归来后，画法发生较大变化，一改原来的丽密浓艳风格。作品趋于雅淡简劲，数笔点染即生气勃然。1980年，美协出版《李昆璞画选》，收其精品33幅，代表他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
李昆璞不仅精于绘画而且工于书法，其楷书习魏碑，笔力苍劲，气势雄浑；行书学赵孟頫，端朴秀丽，神采外溢，有“书画双绝”的赞誉。
常小川（1895年—1979年） 名鸿钧，以字行。芦台镇人。1910年入天津成美学堂。1919年于北京汇文大学毕业后任哈尔滨东华中学教员。1922年赴日本留学，不久转赴美国，考入密执安大学研究院。1925年获硕士学位。其后受中国政府交通部委派，为伦敦万国铁路会议、巴黎国际有线电报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6年任察哈尔都统公署顾问兼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平津外交主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事。同年出席华盛顿国际无线电报会议，任秘书。1927年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1928年任青岛法院院长。1930年任豫皖鄂边防督办公署驻京办事处处长。同年秋返津，重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1935年任天津商品检验局、财政局长。1937年脱离政界居家赋闲。40年代投身新闻界，1945年创办天津《新生晚报》，任社长、总编。建国后，被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李家驹（1909年—1985年） 字筱林，芦台镇人。
李家驹1934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授土木工程学士学位。生前曾任陇海铁路、滇缅铁路、中印公路、中长铁路、平塘公路工程师，云南飞机场主任工程师。建国后，历任交通部公路总局、水电部辽宁省大伙房水库、水电部第一工程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李家驹家学渊源。祖父李维城，博览典籍，文章名冠一时。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拔优贡，历任平乡、望都训导，主讲书院。父李鸿穗，系光绪壬寅科举人。先后任县知事、大理院副郎职，为官清廉自守，卓有政声。李家驹学有所成后，多有建树。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修建中印战略公路，他出任工程师。力排众议，选择越过高黎贡山路线（此山在云南省腾衡县东60公里，又名磨盘山，在怒江、龙川江之间。如按美方所提方案，沿峡谷迂回，则里程长，工期久，缓不济急）。自行规划，领导施工，既节省工料，又赢得时间，使外援内运迅速实现，对夺取战争胜利，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美国政府授予他“最能干的工程师”称号及自由勋章1枚，美国总统为他颁发了奖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建国前夕，蒋介石曾劝他飞往台湾，被他婉言谢绝。新中国建立后他发奋报国，设计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场外排水导流工程，事半功倍，工艺精湛，苏联设计院专家誉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北京市医院、公安大楼、剧场等大型建筑作结构设计；为清河农场农田水利规划，为铁路建设作施工设计等均做出贡献。
李家驹晚年蒙受冤屈，然赤子之心不泯，病中仍表示，自己尚有余热，还能为四化建设发些光。终因医治无效，于1985年逝世，享年77岁。
万国儒（1931年—1990年） 王石庄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
万国儒1931年出生在蓟运河畔的王石庄，9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一直到14岁。抗日战争后期，参加儿童团，初步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到天津大华染厂学徒。新中国建立后，工人文化生活蓬勃发展，因工厂离第一文化宫很近，他就每天到图书馆借阅文艺书籍。1954年，在大量革命文艺作品的熏陶下，开始业余写作。1956年，他参加工人文学社，在许多文学先辈栽培和关注下，他刻苦努力，创作有很大飞跃，先后在《天津日报》、《人民文学》和《新港》文学月刊上发表《踩电铃》、《风雪之夜》、《欢乐的离别》等短篇小说，引起文艺界的轰动，受到茅盾的好评。其中有些作品被收入大中学课本，并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1961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万国儒虽是工人作家，但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受到无情的批斗，并被下放到炼钢厂劳动。“四人帮”覆灭后，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深入工厂、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人们称道的好作品。1990年3月10日病逝于天津。
主要著作有：《风雪之夜》短篇小说、散文集，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龙飞凤舞》短篇小说集，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欢乐的离别》短篇小说集，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上述三个短篇集中的18篇作品及1964年前后写的5篇小说重新出版，仍题以《欢乐的离别》书名。
张高峰（1919年—1989年） 芦台镇人。著名记者。曾任天津市政协驻会委员。
张高峰7岁丧父，家境清寒。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即以半工半读方式在天津、北平读完初、高中。1933年在天津《中南报》上发表《可杀的汤玉麟》一文，开始写作生涯。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敌宣传队，随军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台儿庄战役，以采写战
地通讯见长，文笔犀利，作品均发表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后转赴长沙，加入“国际新闻社”，在范长江先生领导下工作。翌年，兼任中国共产党邵阳《观察日报》特约记者，曾只身北渡黄河，抵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除采写新闻通讯外，有新体诗《儿童哨》、《狂流》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儿童哨》经著名作曲家麦新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张高峰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因主办《新闻部队》壁报，主持“全国报展”，展出八路军根据地报刊，被国民党特务列为监视重点。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及教育部联合通知武汉大学，强令张高峰离校。第二年初，任《大公报》战地记者，赴河南采访。
1943年2月1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为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之苦的河南人民呼救。当天上午，冯玉祥先生手拿报纸，提着灯笼，在蒋介石官邸门前大呼“黑暗至极”。次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撰写《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将灾区的凄惨景象与重庆官僚的奢糜生活相比较，因此触怒蒋介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造成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案。不久，张高峰也在河南以“共产党首领”罪名被捕，因查无实据，半月后释放。事后化名张大雷写成《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
1944年秋，张高峰再入武汉大学读书，兼《大公报》通讯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大公报》记者，负责外交、财政新闻采访。曾因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无理挑衅，与著名记者曾敏之、鲁明一起罢宴“总统”官邸，拒发蒋氏夫妇宴送美军“飞虎队”新闻。1946年后，任《大公报》驻天津、北平、沈阳特派记者，驻东北特派员。1947年7月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杜聿明命令余纪忠率中外记者团抵四平采访，旨在扩大影响，掩盖内战罪责。张高峰随团前往，目睹残垣断壁，弹痕硝烟，他悲愤交集，写下长篇通讯《哭四平》。指出：军中仍在使用美制武器，还有日本军人当炮手，侵略者还在屠杀中国人。为此，杜聿明责问余纪忠说：“他张高峰到底想干什么？”1948年12月，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和重庆市政府起诉《大公报》于重庆地方法院，计开列十大“罪状”，其中记在张高峰名下的罪状就有三条。即，“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刺激学潮，毁谤政府”。因解放在即，并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朋友保护才幸免于难。
1949年，张高峰先后任《大公报》商业组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1963年后，转而从事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并被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秋，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近代人物录》、《化工先导范旭东》等。晚年体弱多病，仍坚持写作，在海内外发表文章约30万字。
张高峰为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河县及芦台镇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1989年病逝于天津。
第二节 军政人物
刘仁恭、刘守文、刘守光刘仁恭，唐朝人，深州（今河北安平县）籍，因善用挖掘地道的办法攻打城池，故在军中得“刘窟头”绰号。初以裨校之职辅佐李匡威。后来李匡威被逐，他投奔
太原沙陀军陇西郡王李克用，因攻打幽州有功，被任命为芦龙节度使。乾宁元年（894年）十二月，李克用攻陷幽州，以刘仁恭为兵马留守，在宁河境内驻军，开始修筑梁城（今宁河镇）屯兵，受封为梁王。不久在芦台镇设重兵防守，称芦台军（亦名乾宁军）。897年（乾宁四年）2月，河西行营招讨副使、中书令朱全忠接连攻取郓、郑等14州，刘仁恭旋即叛附朱全忠。10月，他在安塞与沙陀军交战获全胜，李克用单骑逃脱。光化初年（约公元898年）刘仁恭派遣其子刘守文攻打魏州罗绍威，被朱全忠的大将李思安击溃。于是刘仁恭复求救于李克用。906年（天佑三年），朱全忠率兵北上，讨伐刘仁恭、刘守文，被刘守光战败。事后刘仁恭被次子刘守光囚禁起来，至后梁乾化四年正月（914年），被李克用之子晋王李存勖杀死并埋葬于芦台。
刘守文，系刘仁恭之子。光化初年（约公元898年）袭取沧州，任沧州节度使。继而攻取魏州，被李思安击败。刘仁恭被刘守光囚禁后，他率兵征伐刘守光。天佑七年（公元910年）正月，在芦台被刘守光杀死。
刘守光，仁恭之子，守文之弟，早年因与父爱妾通奸被刘仁恭驱逐。开封初年（约907年），其父被攻，守光自外杀回，替父解围，旋即与父火并。在梁城（宁河镇）至芦台一带征战数月，于7月将刘仁恭囚禁，被梁封为卢龙节度使。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被封为燕王。第二年与其兄刘守文战，获胜，并杀死刘守文。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8月），自立为燕帝，改元为“应天”。其势力达到鼎盛阶段。“晋王将代梁，患强燕在后不敢发”，“守光讽调诸镇共尊已”。在位2年，到913年12月，被张师造击败并活捉。914年正月，晋王李存勖将刘守光和刘仁恭一同杀死于芦台。
刘氏父子征战期间，“令征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男丁充军”，“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
赵德钧 后唐人，幽州籍，勇猛善战，精于权略，屡著战功。初随刘守光为军校怀才不遇。后投奔后唐，唐庄宗李存勖称其为奇才，赐姓李，名绍武。
起初，庄宗派遣大将周德威攻下芦台军，继而又攻取燕京，活捉刘守光。同光年间，令赵德钧镇守芦台。当时芦台地处海滨，土地碱卤，于是动工兴修盐场。又造船运盐销往上游地区，并在上游修筑盐仓，开辟贮盐场所。同时开挖河道漕渠，将盐运往瀛州（即今河北省保定、清苑、任丘、文安及徐水、唐县南部地区）等地贩卖。凭借这项利润，芦台镇日渐富足。商贾集处，成京东望镇。因此，赵德钧更受王室器重。唐明宗李嗣源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赵延寿，成为国戚。
赵德钧镇守芦台10年间，曾多次与契丹兵交战，并擒契丹军首领赫邈。为芦台古代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杜立德（1611年—1622年） 字纯一，号敬修，宁河镇人。明崇祯癸未（1643年）进士。
顺治元年（1644年），杜立德经顺天巡抚朱权推荐，开始入清廷为官，任中书科中书。第二年考选户科给事中。这一年，他上书顺治皇帝，陈述治理国家的三条意见：一、敬天。要求皇帝不断修身反省，“以迓天庥”；二、法古。建学明伦，立纲陈纪，“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三、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又疏奏道：“牧民之官，宜久任以验成功。凡遇赈蠲分疏款项，预行颁示，使民监喻，胥吏不能为奸”。又奏道：“近因军兴旁午，草豆无定额，往往取办临时，愚民无知，卖妻鬻子，徒饱奸吏之囊橐诚可怜悯。宜饬该部，酌定价值，使民先事为备。”
顺治八年（1651年）任吏科都给事中时，疏请举行经筵，选择深明治国之道的大臣任讲师。又上谏请定朝期，“使群臣得以陛见，陈所欲言。若进见稀阔，则上下之情不通。且非臣子尊王之意”。同时，请求“肃禁地，杜加派”。顺治皇帝“深嘉纳之”。
睿亲王多尔滚摄政时，给事中许作梅、御史吴达、李森先、蔡芸等联名奏章弹劾大学士冯铨，但疏上旬日，未下廷议。杜立德于是“请令满汉大臣集议，鼓直言之气，以伸公论”。冯铨被黜，杜立德又谏言请求起用被冯铨诬陷去官的许作梅、杜开心等人，获准后均官复原职。不久，杜立德迁任太常寺少卿，又破格提拔为工部侍郎，调兵部侍郎，调吏部侍郎。服父忧后，任太仆寺卿，刑部侍郎。顺治十六年（1659年）加太子少保衔，擢刑部尚书。
杜立德办案“尚仁恕，用法平”，深得清世祖敬重。有一次入对既出，皇上对左右大臣们说：“杜立德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康熙元年（1661年），调任户部尚书，复加太子少保衔。康熙三年（1664年）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八年（1669年）拜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1670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康熙十年（1671年）任《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官。《祖章皇帝实录》成，进太子太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反清，三藩之乱起。杜立德参预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康熙十六年（1677年）广西尚之信降清后，有关官员把正、杂赋数目奏闻于朝庭。杜立德上疏说：“广东杂税多尚之信所加，为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玄烨采纳了他的意见。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玄烨召集群臣议定恩赦诏书，杜立德告病未能参与。皇帝“遣大臣持诏旨就其家咨询，俟还奏乃下诏”。一次玄烨见群臣询问杜立德：“在朝的大臣中谁能担大任”？杜立德当面疏奏数人以对。退朝后，同僚中有人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不隐讳一些，免遭嫉恨？他回答说：“自筮士以来，惟此心可邀帝鉴，他非所计也”。又说“我待罪都官数年，不能自必无过。但见得一分，尽我一分职份，以仰誉圣恩于万一耳”。
杜立德在朝期间，得皇帝恩宠。曾分别为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题点神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季致仕还乡时，玄烨赐御制诗一章，御书《勒石心经》一卷，“怡情洛社”篆章一方，柏粱体诗一册。御制诗《大学士杜立德旋里》：“十载资贤佐，劳深致太平，讦谟留紫闼，风度重丹楹。方倚监梅略，难违邱壑情。餐芝黄绮伴，轩冕有余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太宗实录》成，加封杜立德为太子太师。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杜立德病故。玄烨闻听后，对身边的大学士说：“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正言敷奏，不肯苟随同列，可谓贤臣。”旋即赐谥号“文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玄烨亲自题“永言惟旧”四字，刻于杜立德墓地。
王锡朋（1785年——1841年） 字樵庸，芦台镇人。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博览典籍，“慨然有澄清宇宙之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锡朋考中武举，补兵部差官，后升任固原营游击，福建汀州镇和安徽寿春镇总兵。其一生曾参与平息维吾尔族暴动，镇压瑶民起义和抗击英国侵略军。
清道光元年（1820年），维吾尔人张格尔暴动，攻取南疆四城。1826年，王锡朋任陕西庆阳营参将，随陕甘总督杨遇春发兵征剿。在大河拐至回庄、沙布尔回庄、阿瓦尔特等地连战得胜，首先夺回喀什噶尔城，继而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仅大河拐一仗，王锡朋就“斩首万余级，擒六千余”，俘获并处死张格尔，暴动被平息。因“战功显赫”，赏顶戴花翎，升任湖南林武
营参将。
道光十二年（1832年）瑶族同胞赵金龙在湖南起义。王锡朋奉命追剿，“山深菁恶，冒雨径入”，在羊泉、麻岗冲等地镇压得手。道光皇帝授予“锐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满语勇士）。两个月后，文东瑶胞赵仔率义军攻入湖南，王锡朋围剿获胜，升任宝庆协副将。然后出兵广东，先后镇压了连州大洪桥、蛇儿岭、马鞍山、五排山、莲花汛、冷水冲等地瑶胞起义，深得朝廷器重。被提升为福建汀州镇总兵，后任安徽寿春镇总兵。
王锡朋治军严谨，体恤兵卒。一次行军遇雨，将雨具送给士兵，自已“甲襦皆透”。“故每战，士皆死力。”“寿春兵遂为天下雄师，骁勇善战”。他告诫士兵，“战利呼人共之，获倍多；既人不利趋救之，可两全”。因此，寿春兵“战必有功”。
定海，位于浙江省东北部舟山群岛南端。一面衔海、三面环山，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5日），英军第一次攻占定海时，王锡朋奉命镇守上海吴淞、宝山一带，“以寿春兵镇地，英人闻风远遁，数月不敢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王锡朋与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郑国鸿起兵收复。后钦差大臣裕谦，留三总兵共守定海，统兵4800，号称5000。裕谦对王锡朋的军事才能尤其赏识，命为调翼长，守城西九安门。葛云飞驻城北晓峰岭，郑国鸿守城东竹山门。1841年10月1日，英军“大船30，小船90，计不下2万人”进犯定海。葛云飞要求增兵，然而“裕谦嫉恨云飞耿直，故不允”，英军登陆后，“即去其舟，以绝反顾”，率先强攻九安门，被“寿春兵”击退后，又全队攻打晓峰岭。王锡朋除留少数士兵留守外，亲率1000多名军卒驰援晓峰岭。但晓峰岭没有装备大炮，仅有小型抬炮数门，官兵只得“挥短刃左冲右突”、“前队阵亡，后队从之”，无奈敌人“愈战愈多”，而王锡朋所用抬炮已“至于红透不能装打”。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分出部分兵力援救竹山门，自已率领亲兵，“手执短刃，陷阵拼杀”，与敌人展开肉搏。到中午时分，王锡朋一条腿被乱炮炸断，靠在山岩上，“仍手刃蜂拥而上之敌数人”，且击且骂，抵死不变色，终“力衰死于英军乱刃之下”。
三总兵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入朝廷，道光皇帝，“览奏为之坠泪”。在奏折上批道：“王锡朋屡著战功，被害尤惨，著加恩照提督例赐恤，予谥刚节”，并在定海和宁河建专祠祭奠。但遗骸已无法查找，家乡宁河王锡朋墓实际是一衣冠塚。浙江省人民政府已在定海县建立纪念馆。
关廷牧 字丛桂，号西园，广东南海县人。清乾隆癸未（1763年）考取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宁河县知事。当时，县治初创，大量文献档案失于稽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关廷牧请命纂修《宁河县志》，并且捐献自已的奉银，广贴告示网罗人才，采昔日见闻，求遗失史乘，在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志书全稿，该书计分10门，65项，是宁河县第一部完整的志书。
关廷牧任县知事期间，曾用自已的俸银，在文昌祠（今宁河镇小学）创立书院，聘人主讲，是宁河县第一所官办学校。
乔邦哲 字溥泉，山西徐沟县人。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任宁河县知事，执法恩威并用，颇受百姓敬重。因宁河地势低佳，连年水灾，他慨然说：“水能为害，也可以为利”。于是劝导人民种植水稻，并制作水车，给农民做示范。可惜未能付用即离任。然而宁河水稻大面积种植，是在乔邦哲倡导下开始的。
王朝渠 江西万年县人，乾隆己亥年（公元1779年）中举。嘉庆甲戌（公元1814年），任宁
河县知事。到任后，每月举行课考。当时书院久已残破，便以朝阳寺北阁为考试场所。每到课考之日，先把一天的吃用及学生的饮食运入寺内。将北阁的隔扇，封三面，只留一面，为学生出入之路。士子交卷后才回署。文章好的，给予奖励；不太好的必给批改。尤其是必先拟作一篇，使士子有所摹式，发卷时把此篇撕掉。对士子奖励提掖，犹如老师教诲弟子，县中文风，从此日盛一日。著作有《艾学闲谈》、《需次燕语》、《十三经拾遗》、《唐石经考》等。
史荣椿、龙汝元 史荣椿，大兴人，行伍出身。清咸丰三年（1853年）跟随僧格林沁剿杀太平军，被任徐州镇总兵，后长任直隶提督。龙汝元，苑平人，与史荣椿同为僧格林沁部将。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京营参将升大沽协副将。
清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十七日，英国侵略军将战船驶抵大沽口外。事先清朝特使曾与英军约定，军舰不得越过鸡心滩。但英军肆意违约，拔掉铁桩，毁坏防具。为此，僧格林沁曾多次发出照会。二十五日，10多艘英国军舰接连而来。是时，守卫南岸中炮台的史荣椿，守北岸前炮台的龙汝元，奉命“抚绥士卒，隐忍以待，不欲衅自我开”。不料英军忽然开炮，并直闯河口。史、龙2人，亲自点炮还击，而且首发命中敌舰。“英凶焰正炽，炮火横飞。二公酣战多时，有请回帐少息者，辄大声叱之”。是时，波涛汹涌，风雷激荡之中，“二公遂先后中炮”。龙汝元在北岸前炮台阵亡后，史荣椿“度势难支，犹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片刻即中炮殉国。二位主将阵亡后，士兵们“悲愤之余，勇气百倍，击沉夷舰多只，浮尸海面。英夷皆鼠窜而去”。史荣椿、龙汝元死后，咸丰皇帝命立专祠，取名“双忠祠”。清志载有碑记。
聂士成（1836年——1900年） 字功亭，安微合肥人。幼年因家境贫苦，读书不多。清同治元年（1862年）投身行武，参加了袁甲三军队。后来改属李鸿章的淮军刘铭传部队，曾参与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1885年中法战争中，聂率偏师援助台湾，连败法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率军去朝鲜。在公州战役中，他率领5个营驻守成欢驿，勇猛果敢，连创日军。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守鸭绿江岸虎耳山。后来在辽阳扼守大高岭，偷袭敌营，予敌重创，并一举收复连山关。战后，因功勋卓著，被提升为直隶提督。
光绪十七年（1891年）率淮军驻扎芦台，“扼守北洋门户”，担任大沽、北塘至山海关以北防务。第二年任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练兵。“兵不扰民”，饮食起居，与士卒共甘苦。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率武备学堂学生考查东北边境防务，往返1万余公里，并著《东游纪程》一书（详见《近代稗海》第一辑），对沿途各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等，均作记载，尤详于兵要地理、驿站驻军等情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驻芦台淮军增至30营。北洋创立武卫军，聂士成所属30营，为武卫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袁、聂二军用新法练兵。袁世凯学习日本陆军，聂士成效仿德国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直隶总督裕禄调聂士成去新城、涞水、定兴等地镇压义和团，起初聂士成对义和团取节制态度。据文声著《拳匪纪略》记载：“有聂功亭军门所派兵17名入城，拳民见其衣帽似洋人，皆缚之，经参将代为乞命，幸未杀害”，后来则遵命朝廷，于当年6月在落垡“绝毁匪村5处，毙匪600余名”，继之在芦沟桥附近、北仓等地，对义和团大施杀戮。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大规模开展起来之后，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御外侵，转而对聂士成大加斥责。那拉氏上谕中说：“倘因此激成变故，惟该提督是问。”但又惧他手握重兵，近在畿辅，过触其怒，恐生他变，于是由总统武卫全军的军机大臣荣禄写信向聂士成解释：“公
军装颇类西人，易为团民所误认，故致寻隙。团民志在报国，具有忠义之忱，似不宜肆行剿戮，惟公慎之！”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六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战上谕。聂士成奉命进攻天津的外国租界。《天津一月纪》纪录了这段史实。“自开仗以来，聂军无日不战，斩获伤亡，较别军围攻甚力，恶战者十数次。相持八日。炮声不绝。西人谓自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但在敌人不断增援下，聂军伤亡殆尽，所以八国联军攻击天津西沽时，聂军不得不弃守。他的同乡曾为此写信责备他。他见信说：“岂谓我怯也！”事实上，他已决心与天津共存亡。故曾向裕禄表示：“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士成不见大帅！”七月二日，武卫左军统帅马玉琨部到津与聂士成相约合攻紫竹林。九日，聂士成率军出海光寺，进攻跑马场。八国联军重兵抵御，聂士成冒着炮火，麾师攻击。到达八里台时，部队伤亡惨重，聂士成也身受重伤，并连换四匹坐骑。这时，营官宋占标哭求后撤，聂士成冠服立桥上，手刃退卒，愤谓诸将曰：“此致命遂志之日也。及死，不得逾此一步！”最后，一弹由口入，穿脑而过；又一弹穿太阳穴，一弹中胸方才仆地。死后，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在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中，清朝将领除罗荣光战死大沽口外，只有聂士成“持之以力战，期之以必死。”
聂士成生前曾授“力勇巴图鲁”“巴图隆阿巴图鲁”名号，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衔。芦台、天津两地均建有聂公祠，芦台一座有专人守护，后塌。天津八里台现有聂公纪念碑，正中刻：聂忠节公殉难处，左右刻有一副对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批是：“正气凛然”。
齐燮元（1879年－1946年） 字抚万，号耀珊，宁河镇人，陆军上将，为北洋军中直系军阀核心人物之一。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投敌叛国。
齐燮元幼年家境贫寒，其父齐茂林系县仆役，收入微薄。他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时值清政府筹建新军，旋即投考北洋保定陆军学堂，在二班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先在北洋新军第六镇任管带，后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任第六师参谋长，并率部开赴湖北前线抗击革命军，任豫南剿“匪”司令部参谋长。1913年提升为江西督署参谋长。1916年投于冯国璋部下任第一军第六师师长，转年冬升任江苏省江宁镇守使。在江苏期间，他与督军李纯关系密切，颇受器重。1920年5月，当上了军务帮办，10月任苏皖赣巡阅副使。李纯被部下刺杀后（一说系齐所为），齐燮元兼任江苏督军。直奉战争爆发，他全力协助吴佩孚，被提升为苏皖赣巡阅使，成为华东势力最盛的军阀。1922年10月授陆军上将衔，称“宁武上将军”。
1924年9月，为争夺势力范围，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动江浙大战。他下令招募新兵“凡年龄四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确系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人民皆得应募”，致使百姓惨遭涂炭。这场战争以卢永祥下野，齐燮元获得上海控制权告终。1925年1月，齐燮元因吴佩孚战败而放弃职务，由上海东渡日本。
1925年11月归国出任吴佩孚的14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在此期间曾捐款1万元，修建宁芦（宁河一芦台）公路。长18公里，宽6米，是当时县内最宽的自动车道。
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委其为江北招抚使。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邀请齐燮元任北平分会顾问。1935年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接管北平分会，齐燮元为伪政务委员会常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华北。12月14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
成立。齐燮元任伪行政和立法委员、内务部长，继任伪华北自治区政府治安总署督办、治安部长、华北绥靖司令部司令等职。
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燮元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监禁于南京。1946年经蒋介石署令执行枪决。
齐燮元著有《东野文编》、《东野诗存》两种。
白宝山 字峻青，芦台镇人。生于1875年。白宝山年少时，家境清苦，他曾以拾粪为业，早年投身行伍。民国初年，任张勋定武军第四路统领。1915年2月任海州（今连云港）镇守使。1923年11月被封为郁威将军，1924年兼任江苏陆军暂编一师师长，海疆防守总司令，海军护军使，孙传芳五省联军第八师师长。1927年，因所部溃败而去职。一度在天津闲居。1938年任陇海铁路护路司令。40年代死于四川重庆市。
李廷佐（1896年——1957年） 号铁民，后米厂村人。少年时就读于本村私塾，后辍学，经人介绍到辽宁船厂京货庄（布店）学徒。直奉战争前加入西北军，驻潼关。任文书、排长、连长，后任张冠五部师部参谋。1934年在李长江部任师参谋长兼河北省涞源县长。1926年就职于韩复榘部，任辎重兵团团长、旅长职。1942年任汪伪南京将校团上校衔总务科长。同年抵徐州，任苏淮特别区工程局长、淮海省建设厅厅长。1944年任徐州市市长。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任郝鹏举第六总部副官处少将衔处长，曾兼代总司令职，当年年底，率部队北上，在山东台儿庄起义，经陈毅同志批准，部队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李廷佐任第三师师长。1947年初，李廷佐随郝鹏举军叛变，把部队带到海州，被国民党军改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当年秋季，率部队移防苏北，于盐城战役中被俘。后在南京、北京及后米厂村闲居。1957年病故，终年61岁。
陈之骥（1884年——1964年） 别号叔良，丰台镇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家兄弟三人，之骥排行在末。少年时，就读于刘氏塾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振武学校、陆军测量修技所、联队士官学校等处学习陆军军事，并见习士官半年。此间加入同盟会。清宣统元年（1909年）归国，由广西兵备处派任陆军干部学堂科长，旋升监督。同时，兼任教练处总办。第二年，因涉有革命党嫌疑被广西巡抚张呜岐撤职。清朝末年（1911年），被派到军谘府任科员。当时，各种进步思潮迭起，陈之骥受维新思潮影响，主张君主立宪。并与“华北新军”首领人物过从甚密。不久，他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在滦州起事，函请宣统帝立宪。事后，王怀庆率兵入城，陈之骥撤离滦州。此时，恰值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授山西巡抚，邀陈之骥一同赴晋，筹划发动华北新军起义，但行至石家庄，吴禄贞即被袁世凯刺杀，致使起义计划遭到破坏。陈之骥旋即被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黄兴召往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署令任命他为陆军第八师师长。民国2年（1913年）7月15日，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之骥在黄兴领导下参加讨袁战争。7月29日，黄兴自南京出走，陈之骥宣布江苏取消独立。9月1日，张勋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陈之骥被迫逃亡日本。第二年归国后，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冯国璋在江苏习军及在北京代行大总统期间，陈之骥因翁婿关系，经常随其左右，仅以私人名义赴各省联络交往，未公开明确职务。民国7年（1918年）8月12日冯国璋通电下野后，陈之骥移居天津做了寓公，当时仅3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务院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受聘时间是1960年8月。1964年7月，陈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0岁。
郑思卿（1897年－1969年） 字相臣，北淮淀人。郑思卿少年时家境殷实，其父郑学苏，系清代武秀才。他初中毕业后，经考试，被天津中国银行录取为练习生。后来被提拔为绥远包头中国银行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筹措资金，在五原地区帮助农民大面积开垦稻田，为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为此得到傅作义先生敬重。在1936年居家时，遇特大水灾。腊月，他拿出家存白高粱米开设粥厂，连续舍粥20天。使南北淮淀及乐善一带，许多灾民得以活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思卿把绥远银行库存现款全部带到陕西，交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事后，他就任陕、甘、宁三省中国银行总经理，兼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经傅作义先生推荐任命为河北省银行总经理。1969年郑思卿先生病逝，时年72岁。
苏锡麟（1881年－1972年） 字玉书，芦台镇人。青年时在聂士成学兵连骑科学习，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六年（1900年）在聂士成开平武卫前军骑兵队当教练。庚子年参加抵抗八国联军战役，后移驻雁门关、宣化。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张勋定武军，任江防军骑兵营管带，营务处长兼步兵营长，驻军苏北灌云、涟水一线。辛亥革命时驻南京负守粮台之责，参加阻击革命党人进攻南京之役。1917年6月14日，张勋打着“维护京城治安”旗号，命苏锡麟带领1营卫队、1营炮兵、2个营步兵，李廷辅带领6营步兵随同进京，为“张勋复辟帝制”做准备。
当时，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定武军统帅，而总司令由张文生担任。进京后，苏锡麟受命于张文生，游说张勋夫人曹琴女士阻止复辟。在张勋下令悬挂龙旗的当天，苏锡麟抵南河沿儿张公馆，劝说张勋审时度势，以免被人利用。但在张勋执意不从，“死亦情愿”的情况下，他也表示要陪着张勋干到底。并且立即到丰台、廊坊等地巡视防务。这时，李廷辅倒戈。苏锡鳞立即派部队在前门、天安门、东交民巷北口、南池子一带修筑工事。此后，王士珍、吴炳湘、苏新甫及其舅父刘彭寿、刘彭诩（芦台镇人，有传）等先后前来劝止，要他效法李廷辅，脱离张勋辖制，按兵不动，以京城治安及百姓生命财产为重，并许以高官厚禄。然而均被他以大帅（张勋）生命受到威胁为由而拒绝。7月1日，张勋、康有为拥废帝溥仪复辟，改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黎元洪避居东交民巷日本使馆。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讨逆，苏锡麟遂下令开火。当时，他手下仅有1500多人。12日，张勋遂入荷兰公使馆，苏锡麟率残余部队撤回徐州。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他回到芦台，被乡人推为保安团长。张作霖乘车去天津时，在芦台火车站与苏锡麟会晤，并一同赴津。战后，即任命他为骑兵第三旅旅长。1924年，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苏锡麟前往武昌与萧耀南、吴佩孚密谈，凭借同学关系说服吴佩孚开展张、吴合作，受到张作霖嘉奖。第二年当上了蓟榆镇守使，衙门设在开平。直隶督办李景林任命苏锡麟兼津榆警备司令。不久，直系军阀靳云鹏切断津浦铁路，在曲阜、兖州一线与张宗昌大战。苏锡麟奉张作霖派遣抵鲁调停，并且达成了停战协议，转而合兵攻打冯玉祥。苏锡麟任第十军军长，与张宗昌、李景林一同攻取天津。
1927年，苏锡麟脱离军旅，事先，在张学良帮助下，取得了永七（旧永平府附近七县）引岸盐业经营权，开始经营裕蓟盐业公司，至1945年取消引岸为止。在此期间，他曾加入世界红十字会。担任济南总会会长及天津分会会长，热心于公益事业。1930年，曾邀请四大名旦及谭鑫培、杨小楼、侯喜瑞等著名演员在新明大戏院（今天津人民剧场）义演，所得款数万元，皆用于修建天津大红桥及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
新中国建立后，苏锡麟被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恬淡乐观，不耆烟酒，以协助文史研究
委员会整理文史资料为乐事。1972年病逝，终年92岁。
刘述先（1912年－1973年） 宁河镇人。刘述先家境贫寒，15岁时经人介绍，去哈尔滨鸿兴金店学徒。后考取铁路北平车站（今前门车站）车童。1935年后，任永定门～山海关客车列车长。在此期间，经其妻舅李光宇（冀东抗联第五总队副总队长、抗联第一路指挥部副总指挥）介绍参加革命。不久，因秘密为抗联运送枪支弹药被日军宪兵队发现，旋经组织安排，抵冀热察军区，任《挺进报》编辑。后调太行纵队任秘书职。因作战负伤，转平西敌工委员会任协理员。1943年接受组织委派创建平西专区新华书店，任经理。1948年参加华北局土改工作队，任山西孟县土改工作队长。当年南下，参加桐柏战役。后调入湖北省委，先后任总务科长、动员处长职。1953年，参加创建沙洋农场工作（该农场居江汉平原，系我国较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后任黄土坡农场副场长。1958年9月，我国第一家劳改农场人民法院在沙洋农场建立，他为第一任院长。1963年曾任沙洋市人民法院院长。
刘述先为人谦和，严于律已，善以自已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太行山区养伤期间，山洞被敌人包围，他把自已的干粮送给其他重伤员，自已在3天内，仅吃下7枚山楂果。因此在随部队转移时因极度饥饿，从担架上滑落山涧，造成胫骨骨折，门齿也被摔落。
刘述先于1973年10月4日因患脑溢血经医治无效，逝世。
杨志恒（1918年－1974年） 原名杨小马，曾用名杨志恒，河北省博野县北小王村人。杨志恒幼年家境贫寒，父亲租种8亩薄地兼营轧花业。至3年级时，父亲辞世，全家人靠母亲做针线已难于维持生计，故被迫辍学。先后在博野县城内华美利鞋店及安国县城内华美利鞋店学徒。1934年鞋店停业，旋经人介绍到高阳县一私人打井班做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志恒回家务农。在此期间，受中共地下党人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斗争。当年11月，经朱振国、杨鸿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因工作卓有成就，1939年7月由中共博野县委任命为该县第一区宣传部长，成为县内较早的脱产革命干部。
1940年3月至9月，杨志恒任博野县一区武委会部长。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任区委会组织部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任区委副书记，1942年7月至1944年12月任区委书记。1945年1月至12月任博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1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涿良宛县委组织部长。1949年9月至1951年6月任宁河县委组织部长，1951年7月至1953年1月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2月至1957年2月任宁河县委书记，后改为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59年至1961年6月随区域变更任汉沽区委、汉沽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7月任河北省唐山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后任唐山地委委员、宁河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遭受迫害折磨，但仍关心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1966年7月任中共廊坊地区杨柳青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1974年12月20日病逝。
杨志恒自1949年抵宁河，历时17年，领导宁河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肃反、镇反、农业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作风稳健、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廉洁奉公、吃苦耐劳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他热爱农民，时刻关心、爱护并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广大农民非常尊敬他。1957年担任第一书记期间，他经常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并亲自动手，指
导农业生产。县委号召农民积极发展生猪生产，他率先垒起猪圈，带头养猪，摸索经验。当时，县境内水源充足，但水稻生产发展缓慢，他亲自动手，搞试验田，并总结出一套水床浅灌、旱育秧、苗高一寸即可按水床方法管理的成功经验，用于生产实践，取得了明显效果。
李鹏图（1898年－1975年） 号翊山，宁河镇人。1921年毕业于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法经济科。1924年任苏皖赣巡阅使署机要秘书。1928年任直隶实业厅第一科长。1930年任河北官产总处秘书长。1936年任河北高阳县县长。“七、七”事变后，先后任津海监督公署总务课长、代理天津海关监督兼整顿关税委员会委员，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委员、处长。1939年任汪伪天津市财政局长，1943年8月任汪伪天津剿共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任汪伪天津特别市代市长、天津市新民会总会长。1945年因汉奸罪被押受审，不久保外就医。新中国建立后接受管制，1975年病故。
赵国强（1909年——1990年） 芦台镇人。1937年春，参加“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二分队指导员，中共太南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太北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任。1945年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8月任太行区总工会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华北总工会副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劳动局副局长。
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全国总工会五金工会主任，中国兵工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重工业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60年至197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书记处书记。
赵国强是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至第八届执委会常委；并于1957年至1969年先后担任世界工联候补理事、候补执委。赵国强为中国的工运事业贡献了一生。
陈恭澍 宁河镇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2年春，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受训。结业后被派往天津站，为王天木助手。1934年接任天津站站长，是暗杀张敬尧及逮捕吉鸿昌、任应歧两案的幕后指挥者。1939年继王天木之后任华北区区长，同年秋，军统华北区组织被日军特务破坏，陈恭树旋调往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布署）处长。不久派往上海，任上海区区长。1941年5月被汪精卫所属特工人员逮捕，除供出军统局在沪潜伏组织外，并写了一本《蓝衣社之内幕》小册子，把军统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及活动情况等全部披露。1945年日军投降后，戴笠到上海时将其逮捕，解往重庆关押。后扣押于上海提篮桥看守所，被判死刑。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复经特务处旧僚属说情，被改判12年徒刑。后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共政策需要，陈恭树被保释，并被郑介民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0760部队总队长驻北平，组织特务武装活动。1949年初平津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在台从事著述，出版《河内汪案始末》等书。
第四节 其他闻人
刘彭翊（1894年－1941年）字宇民，芦台镇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任青岛税务局长，凤阳关监督，两淮盐运副使等职。生平喜好京剧，为京津一带著名票友。宗师汪笑侬，余叔岩，新艳秋等曾为他配戏。中年淡于仕途，钻研佛法，笃信“密宗”。与安钦活佛过从甚密，成为挚友。活佛进京，即住在刘家。刘彭翊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菩提学会常务理事。于1941年逝世，终年47岁。
李心斋（1861年－1943年） 名人，以字行。民间著名中医。祖籍青坨庄，顺籍芦台镇，秀才出身。幼年时过继于伯父母，考取秀才后，连续为生父母和继父母守孝，多次错过科考机会。闲暇时喜读中医药典籍，多有心得。后感觉功名无望，于是潜心于医药研究，所创“清腑化淤汤”等疗效显著，所开处方，在芦台镇“大同仁中药店”、“万和堂中药店”均有收藏。
李心斋为乡邻诊病数十年，从未收过诊费。生活仅依靠教书度日。瘟疫流行时，他将亲手煎制的“瘟疫汤”用大壶盛装，摆放在三官庙园中街自家门外，供往来行人饮用。许多病人因此痊愈。同时，他思想开明崇尚科学，在芦台开中西医结合诊病之先，对中毒性痢疾、蛤蟆瘟（即麻诊）转发肺炎等危重病人，自费购备“红药丸”（合霉素类抗菌素）赠予患者服用，疗效甚好。他情性豁达，不慕名禄。清末翰林高赓恩赠他一帧条幅，上写：“试问朝中宰相，不如林下为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白昼眠。”杜书田在为他画的墨竹上题诗说：“夕阳芳草画桥东，榆柳中间一径通，此处居人知不俗，几竿修竹绿梳风。”
傅剑秋（1880年－1956年） 原名长荣，芦台镇人。自幼演习武功，初随尚会川学少林拳术，后从形意拳师申万林习内家拳。1908年，拜中华全国武术会会长李存义为师，溶形意、八卦、太极等武功于一身。学成后回芦台镇设馆传艺。
1919年，抵奉天（今沈阳）收徒练武时，曾与一白俄武师角力获胜，在武林显露头角。1921年，日本武士小佐次郎师徒4人在奉天小河沿摆设擂台，部分中国武师击擂受挫，甚至重伤致残。傅剑秋闻讯后毅然登擂，先后将4名日本人击败，其中1名重伤。事后小佐次郎欲拜傅剑秋为师，遭到拒绝，表示不再来中国比武。张作霖也招见傅剑秋，并请他出任侍卫官兼奉天讲武堂武术教员。在此期间，曾教授张学良、张学成、韩光第、胡文通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形意门武功。皇姑屯事件，傅剑秋幸免于难，旋即回到芦台镇收徒传艺。
1927年，他到湖北武当山以武会友。与徐本善道长结为挚友，相互研习切磋，掌握了乾坤球、玄武棍等武当击技。1932年杭州武术比赛时，傅剑秋任裁判员。他的徒弟天津人李春芳技压群英，获得冠军。此后，他即在无锡、上海一带设馆传武，至1953年回乡。1956年农历7月13日辞世，享年75岁。其子傅少侠，亦为武术名家，1977年病故，终年64岁。
唐紫园（1894年－1960年） 名宗芳，以字行，汉沽双桥村人。1918年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专业毕业。1920年受聘于宁河中学（芦台一中）任教务主任兼教数学课。1924年着手于创建渤海化工厂。经3年时间，建成投产。唐紫园任厂长，并仍兼宁河中学教务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将工厂资产转卖给中国银行，在该厂任技师、顾问。
1928年，唐紫园邀请宁河中学教师张壮一，永利碱厂工程师苗震民，芦台完小教师崔锡麟等，一起组织芦台济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建成60千瓦发电厂1座，以解决芦台镇民用照明用电。厂址选于芦台镇渡口西侧约200米处．因资金仅够支付厂房建设，线路架设及用户照明设备安装等开支，只得由唐紫园亲自出面，借用永利碱厂蒸气电机两台，并由该厂负责机械测试安装，由渤海化工厂支付工资。发电厂当年投入生产，3年后即倒闭。1929年唐紫园任宁河县教育局局长。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1951年7月被人民政府逮捕，1952年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1960年10月病故于汉沽谭家港，终年66岁。
董晓轩（1893年——1973年） 芦台镇人。粮商出身。15岁时在芦台镇庆太和粮栈学徒，
后任司账、釆购。1923年到天津治厚德粮行当职员。1928年,倪幼丹出资经营益生大米庄（后改称永增厚），由董晓轩出任经理。1945年，天津粮业与杂粮公会合并为批发粮业公会,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又是佛教居士，曾当选天津佛教协会副会长。新中国建立后，被选为天津粮食批发公会主任委员、市工商联常委、市政协委员。
（以卒年先后为序）
卢绍亭（1901年—1927年） 原宁河县岳实庄人。1918年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1919年，领导高工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革命青年领袖之一。早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代理地委组织部长，负责指导工人运动。在宝成、裕大等纱厂以举办平民学校的方式教育工人，组织工会，发展党员。1926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到方振武部队任政治主任。1927年5月调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许国忠部政治委员，指导“华渭暴动”。当年9月，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一同在渭南南苑阵地作战时，壮烈牺牲。
于方舟（1900年—1927年） 原名于兰渚，宁河县俵口村人。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著名革命家，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
于方舟家世务农，父名际刚，兄弟5人，他排行在末。6岁时入村塾，后就读于本村小学堂，13岁入县立高级小学学习。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5月6日，天津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奉行媚外政策。于方舟为省一中学生代表，担任总指挥。继之，天津第一个学生会组织“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救国团”成立，于方舟为团长，并开始筹备天津学生联合会。12月23日省长曹锐发出布告，禁止调查和抵制日货，命令学生回家。于方舟针锋相对，毅然发起成立“救国跪哭团”，和学友一起头戴麻冠，身披孝服，脚穿白鞋，手持哭丧棒，专在贩卖日货的商店门前跪哭，投机商人手足无措，影响遍及津城。街头巷尾曾传颂“谁人不识于兰渚，奸商最怕跪哭团”的歌谣。
1920年1月23日晚，学联和群众代表在魁发成货铺查处没有登记的日本灯罩77篓，该店老板扩大事态，勾结日本浪人殴打检查人员，抢走检查证。曹锐即派警察逮捕请愿代表和学生。杨以德查封了学联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于方舟发表文章，喊出“爱国不怕进狱门”的口号，鼓舞学生斗志。1月27日，于方舟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一起主持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第二次国民大会。29日，1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集合于东马路青年会，开始请愿斗争。周恩来、于方舟等4位代表，在省署前请愿被捕。反动军警大打出手，酿成闻名的天津“一、二九惨案”。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于7月6日至8日开庭审理此案。8日上午，代表们从容就席。当
审判长宣布所谓“骚扰罪”时，于方舟连连发问，列举事实，痛加驳斥。于方舟等人被当庭释放后，天津人民组织慰问团，召开欢迎会，把大红绸花和缀有“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的纪念章佩戴在于方舟胸前，但教育当局无理开除他的学籍，只得回乡自修。
在此期间，国民党宁河县议会议长刘瑞武等人，假借“地方自治”，提出盐、碱、洼地，每亩增收二钱六厘银子的附加税。于方舟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会长名义，召集暑假回乡同学，代表农民到县政府请愿，他质问刘瑞武：“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说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途，盐、碱、薄、洼之地，又多数不在地主豪绅之手，如此附加税，岂不是为害于民吗？”县府无奈，只得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
1921年暑假，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五四”运动期间，于方舟创办“新生社”，出版《新生》杂志，介绍新思想，力主改革，带有社会主义色彩。1921年至1922年之间，于方舟与李大钊同志取得联系，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把“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会刊。不久，又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团小组”，于方舟为主要负责人。1922年，于方舟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区执行委员会，于方舟任委员长。
1924年1月15日，于方舟遵照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经李大钊介绍出席会议，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2月回津后，组织建立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任执行委员。不久，中共天津地委成立，任地委书记，同时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改组天津地委，于方舟辞去书记职务，致力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各界联合会，成立天津总工会。1926年，天津地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于方舟多次到自己亲戚家借钱分给同志们维持生活，他个人生活尤为艰苦，一天仅能买一枚铜元的开水和两枚铜元的大饼充饥。在他主持下，由于掩护措施得力，直隶省和天津地区党组织没有遭到其他损失。
1927年，玉田县发动反对“旗地变民”运动。中共顺直省委派于方舟以党代表身份前往组建冀东人民革命军指挥部，改组特委，亲自担任特委书记职务，在平安城子镇首战告捷。后遭遇地主武装，因寡不敌众，于方舟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同时被捕。于方舟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1927年12月30日牺牲于玉田县南门外刑场。时年27岁。
康景星（1891年—1932年） 芦台镇人。著名铁路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生前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正执行委员。
康景星出生于贫民家庭，父亲是铁路装卸工，生活极度贫困。他17岁入唐山铁路工厂学徒，3年后调长辛店火车房当铆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景星参加长辛店工人联合会，游行示威，发表演说，在工友中颇有声望。1921年初，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他入学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率先加入邓中夏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同年5月，长辛店工人开始组织工会，他首先联络14名义气相投的火车房工友组成“铁路工人小组”，不久，发展到24人，并集体加入工会。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康景星成为我党第一代工人党员，并且接受组织派遣，前往正定开展工运。他在机务段深入宣传群众，播撒革命火种，拉开了正定工运序幕。不久，正定工人俱乐部成立，康景星任委员长。1922年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
召开第二次筹委会，他被选为筹备委员，任正定铁路工会委员长。8月24日，长辛店爆发了京汉铁路第一次罢工斗争。消息传到正定，康景星立即召开俱乐部委员会和全体委员大会，宣布开始同盟罢工。他组织并领导敢死队，把车厢推出南闸口，挡住南来列车，控制了正定站所有闸口。罢工一直坚持到铁路局接受长辛店工人的全部条件才复工。在这次罢工风潮影响下，12月15日，正太铁路工人也举行大罢工，康景星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们提出9项要求，限路方3天内答复。随后又增加5项补充条件。法国资本家采取强硬手段，拖延时间。罢工坚持了10天，仍不答复复工条件。为使斗争早日取得胜利，这一天，他用板车拉着满满四箱“银元”，站在大石桥头喊话：“长辛店的工友为我们送资金来了，京汉铁路总工会还将继续援助我们，坚持到底。”资本家闻听慌了神，不得已才全部答应工人的要求，正太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事后才弄清：那四箱“银元”，仅是表面摆了一层，底下装的全是石子。
1923年2月1日，康景星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天上午，代表们列队前往普乐园会场时，遭到军警阻拦，康景星奋力砸开大门，使大会按时召开。会上作出了全路2月4日举行同盟罢工的决定。会后，康景星连夜赶回正定，组织工人，准备罢工。2月4日，他用专车把南至内邱北至寨西店各站工友接到正定，开始联盟罢工。2月8日，吴佩孚电令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树屏武装镇压。总工会决定由康景星、李斌、丁桂山、卞庆臣4人为代表参加谈判。谈判僵持到深夜，葛树屏竟命令军警捆绑、殴打工人代表，强迫他们下令复工。康景星坚贞不屈，历数资本家的种种罪行。军警举枪对准他的胸口说：“不服从就枪毙你们！”围在一旁的军警，一起举枪瞄准，这时康景星开口道：“为争取自由，我们没把死当回事，等我们把话讲完，你们就开枪。”接着说：“当兵的和工人同是无产阶级，受人欺侮，当牛作马。你们别忘了自家的生活。每月6块，买了你们的人格，甘替军阀作走狗，这是对的吗？有枪不去打敌人，却来对付穷工人，你们觉得光彩吗？”康景星讲了近一小时，说得军警们面红耳赤，围观的群众声泪俱下。最后说：“我的话讲完了，你们开枪吧！”这时，一个军警挤上前来，伸着拇指对康景星说：“好样的！要是人人都象你，中国早就好了！”
二七罢工失败后，康景星不幸被捕，关押于保定监狱。在狱中，与史文彬等人秘密建立党小组，领导狱中斗争，并介绍张士汉等入党。1924年11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在高邑恢复工作。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重新成立，康景星再次当选委员。1926年，北伐军建立京汉铁路铁道大队，康景星任大队副官，11月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他为执行委员。1927年，党组织委派康景星打入京汉铁路黄色工会，并担任监察委员。1932年秋季的一天深夜，康景星被人暗杀于河南郑州。终年41岁。
陈荻（1909年—1940年） 原名陈世雄，字临武，化名陈白荻、陈荻。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镇河东人。丰润县商职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6月，在京东特委召开的京东党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共遵化县委书记，同年参加“黄林暴动”。暴动失败后抵哈尔滨市，曾主编《哈尔滨新报》。“九·一八”事变后转至安徽省芜湖邮政局任工会委员。
1934年夏末，中共京东特委调陈荻北上，在芦台建立地方党组织，任宁河县委委员兼芦台党支部书记，设立秘密联络站。与同乡进步医生张家声、张家庆兄弟，以及司药田泽林一同开设新生医院门诊部，以行医为掩护开始地下斗争。“门诊部”地址在原芦台中街天齐庙东侧，由陈
荻任负责人。不久，即在丰台镇设立第一个联络点。在此期间，陈荻深入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商会、绸缎庄、书店等宣传动员各界人士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投身抗日斗争。仅宁河中学一次就有16名师生在陈荻启发下奔赴延安，参加抗战。陈荻不仅保证了党的交通联络畅通无阻，使李楚离、胡锡奎等党的领导人能较长时间住在新生医院指挥对敌斗争，而且多次购置军需物资和医疗药械送往前线。一次，上级指示迅速运送一批药品，而敌人封锁甚严，他动员妻子高田化妆成走亲戚的样子，抱着孩子携带药品通过封锁线，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6月，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陈荻奉命率领芦台部分地下党员投身这一壮举。暴动后，曾任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部长等职。1940年6月17日傍晚，部队转移行至丰润县郭庄村时被敌人包围，突围须渡过泉水河。当时正值山洪下泄，水深流急。陈荻游到对岸后发现供给部长阎锡九等还离岸很远，毅然下水回游进行抢救。不幸被卷入漩涡遇难。时年31岁。
寒松（1909年—1943年） 名张喆，化名寒松。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村人。
寒松出身贫寒，1939年前投身革命，系丁官屯村第一任抗日救国会主任。1939年起，在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任股长、区长等职。1943年7月7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共武（清）、宝（坻）、宁（河）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办事处，任命寒松为联合办事处主任。
寒松任职后，着力于游击区的开辟和地方政权的筹建工作，迅速纠正了财政上的混乱现象，逐步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在县内首先试行办事员（即村干部）制度，由办事员统一管理本村各项工作，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着手创建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他是宁河、武清、宝坻地区党组织和民主政权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3年12月15日，他与王书文一起，在乐善庄村主持召开武、宝、宁工委和联合办事处工作扩大会议，主持制定了各级政权组织、财经等制度。为游击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2月21日凌晨，驻芦台的日本守备队、警备队及新民会人员近300人包围了乐善庄。会后因工作未能及时撤出的寒松和警卫员云朋、交通员志英3人被围。他们从堡垒户李复庭家转移到村西，渡过引河（今潮白河新堤），穿过芦苇地，朝七里海方向突围。由于敌人把守严密，不久即被发现，当突围到荒西围（地名）时，3位同志先后中弹牺牲。
第二节 著名学者
高静（1808年—1873年）字慎庵，祖籍北塘，后迁居芦台镇。1808年生。13岁始读私塾，常以古名儒自期，19岁入泮。1844年中举，1862年大挑二等，选授容城教谕。
高静性淡泊，不慕荣利。工诗文，风格雄深瑰异。且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等身。著有《看诗随录》八十九卷，《慎庵古今体诗》四卷，《诗余》、《诗话》、《诗注》、《周易参考》、《清华集全注》、《试帖典题钞注》、《著书随录》等多种。
王照（1859年—1933年） 字黎青，号小航，又号水东。芦台镇人。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八日（1859年6月8日）生。曾祖王锡朋作过安徽寿春镇总兵。父王楫为太学生，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王照幼年丧父，由叔父收养。从小喜欢观察星象，尤其爱读天文、地理、兵法书籍。10岁后从塾师学诗文，1877年入书院，1891年中举，1894年取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
当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为维护地方秩序并准备御敌，他在芦台办起乡团。曾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说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1895年王照赴京应散馆试，改任礼部主事。中日战争后，朝野要求改革之风日炽。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897年回芦台创办了一所小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地方小学，后为“芦台第一小学”。是年冬，仍返京供职。翌年3月，又与徐世昌、李石曾等在北京设立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
1898年戊戌变法时，王照参与维新运动，多次上书言事。在“请布纶言以祛众惑；广慈训以定众志；设教部以释众疑”一折里，批驳守旧派言行，说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提倡设立“教部”。他在奏议中请求“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由此可见他思想的温和性。他劝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以教治镇服天下”，希望慈禧到海外去开阔眼界。这份奏折递到礼部，尚书许应睽不允代奏，并劾王照包藏祸心，企图置太后于险地。而光绪却称赞王照“勇猛可嘉”，超擢四品京堂候补，并赐三品顶戴；同时，怒斥许应睽阻塞言路，将礼部6名堂官一并革职。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礼部六堂官事件”。
在变法中，王照与康有为频繁往来，但政见却不大一致。面对新旧势力和两宫间的激烈斗争，康主张扶帝抑后，削弱旧党权势，王坚持温和处之，调和两派斗争，阴弥宫乱；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重军政，王却看重教育。他曾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反驳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在康等私下策动袁世凯行兵谏之前，谭嗣同等两次请王照说服聂士成保护光绪帝，并许聂以直隶总督相酬。王照认为这样会使光绪冒险，回绝说：“王小航不作范雎！”光绪的亲信张荫桓力助康有为变法，王照以张奸贪，不顾康的劝阻严劾张。因此，“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民间称他为“新旧党”。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王照与康有为等遭通缉，王照于1898年10月逃亡日本。受到日本国文部大臣犬养毅款待，并与犬养毅有长篇笔谈。以后，王照退出政治舞台，与康有为的关系逐渐疏远。在流亡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游历了东京、高知等地，作诗200多首，内容大半是抒发胸中郁愤之情。后自选一部分编成《雪泥一印草》。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日本的假名文字，为以后创造“拼音新字”奠定了基础。
1990年，王照潜行归国。为避开朝庭耳目，他身穿僧服，诡称“台湾和尚”，从烟台上岸后，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以化缘为生，备受艰辛，写下《行脚山东记》，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同年秋，王照回到家乡隐居。
他回乡后即致力语音研究，开始仿照日本片假名创编官话合声字母，并著《官话合声字母》一书。几经推敲，初刻本于1901年在日本江户付印发行，署名“芦中穷士”。该字母共有声母50（初为49），他称作“音母”，韵母12（初为15，后省去衣、鸟、迂3字），他称作“喉音”，总计62音符，均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构成。他着眼于普及教育，“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在拼音法上，概用两拼，反对三拼。言文一致，只拼北京白话。拼音字母可用来注音，也可代替汉字。有人称他为“简字”，实际是中国文字由衍型过渡到衍音，实行拼音化的初步尝试，比以往的切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文字改革史上有重要意义。
为推行新字，1901年王照冒险进京求见李鸿章，李托病不出，王照只得扫兴而归。1903年，
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不便与众人见面，用门人王璞为教员，自己隔屏听之。同时化名赵世铭往来津保之间，暗中进行传播，取得不少人的同情。先是王璞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这简字是使人人能看书、读报的便捷之法。张迫于呼声，勉强在同年奏“保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语’一门”。其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也曾依从保定大学堂学生何风华请求，督署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翌年，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在天津办起简字学堂。此外，名儒严修、吴汝纶等皆热心提倡，于是官话字母不胫而走，学习的人日渐增多。
随着官话字母的流行，王照正在为推行官话字母而尽力时，他的处境日趋危险。有人向他提出忠告，开始他尚不以为意。后他的朋友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被捕，忽以戊戌余党杖毙狱中，王照才感到大难临头。但别无良策，只好于1904年春向提督衙门投案自首，幸而得到那桐和庆亲王奕劻帮助，免于一死，但仍定为永久监禁。不久，奕劻为缓和舆论，建议慈禧太后宽赦党人。清廷特诏：除孙文和康、梁外，皆赦。王照获赦出狱，并得开复原衔，但他于仕途意冷，不愿做官，继续致力于汉文字改革，著有《官话字母读物》等。
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该社所刊行的《拼音官话报》销路甚广。又印有伦理、史地和自然科学等拼音官话书，发行多达6万部以上。一时间官话字母颇为风行。除河北外，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均令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都有人学习和推广，迅速流传至13省区，识者不下数万人。1907年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而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也得以习用。但是当时学部诸要人多反对以北京音为官话，处处掣肘。至1910年，摄政王载沣竟借口恐汉文废绝，严禁官话字母传习，并将官话书报社封闭，王照被迫避往江苏。
辛亥革命后，王照住在南京水明楼，曾撰《救世以教育为主脑论》一文，继续致力白话教育的推广和普及。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照被选为副会长。读音会期间，袁世凯曾有意晤见王照，王因袁出卖光绪破坏变法而不愿为伍，以“闲人不便搅忙人”婉辞。段祺瑞当政时，王照一度入幕，但很快离去。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去草堂邀请他做国语统一会领袖。他以年老力衰未允。
1922年直奉战争之前，王照写信给徐世昌，反对财、内两部征收房捐，并批评了徐世昌纵弟食脏的行为。又致书劝王士珍不要组阁，谓“不能以恢复国会，容纳南方护法之意，不必登台”，“不能废止妖异之督军团制，不必登台”。不久，直奉之战结束，黎元洪任总统。当时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王照作《屯田议》一文，主张“寓兵于农”，上书黎元洪，还提出了十项具体办法，然而根本不能实施。
1923年以后，王照专心著述，主要有：《三体石经时代辨误》、《表章先正正论》和《读左随笔》、《读易随笔》等，均持古文经学家的立场。1925年曾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说纲》一文，主张维持儒家的“三纲”。1927年又撰《方家园杂咏记事》，揭露清廷内幕，较有价值。
王照才器隽秀，志存匡济，晚年洁身自好，家境清贫。他曾作述怀诗一首：“奔走万余里，崎岖二十年。知交多作鬼，鼙鼓尚连天。镜有盈头雪，家无一亩田。那能情自已，强说谢尘缘”。但他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不泯：“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1928年和1930年先后致李石
曾、阎锡山、梁漱暝书多篇，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非上策。因为这样动摇了国家统一安定的基础，是造成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主要原因。不如戊戍变法，在君主立宪、国家秩序不乱的前提下，维新图强。所以，他对孙中山持有非议。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学说一样，都是主张共产。把两者等量齐观，认为这种不适合民情的理论不能实现，所以也持摒弃态度。
王照于1933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其著作多收于《水东集》，含《水东集初稿五种》、《水东集下编四种》二集。
解殿臣（1863年—1933年） 字连圃，东板桥村人。
解殿臣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立志教育救国，倡导新学。于1903年捐资辟村中三义庙配殿为教室，开办板桥小学堂。首聘村塾教师李凤滨到校任教，设国文、算术课程，施行新学体制，解亲任堂长。至此，学堂略具雏形。
时新潮叠起，民风渐开，民众多愿送子女入堂读书，临近村庄儿童入学者与日俱增。解殿臣在初等小学的基础上，增设高等班，建成完全小学。但校舍狭小，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于是他提出扩建校舍的建议，得到知县夏仁沂的支持，并请求本村乡绅李子林、周洁忱协助，四处呼吁，募集义捐。号召本村民众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村中富户解竹元捐款2000元，盆罐庄李子明也拿出500元，连贫苦农民，也乐于赞助；并有津、京及东北三省同乡商号代筹布施，经过数年努力，终使筹款就绪。
1916年，扩建工程动工。但要拆毁庙宇，搬走神像，民工们则没有人敢动手。工程几乎停顿。一天，解殿臣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抡起镐头把泥胎砸得粉碎，民工们才大胆兴工，当年校舍建成，同时增开女校，吸收了许多女生入学。新学堂开学伊始，夏仁沂手书楹联一副，上联是：“教育为强国之基，萃燕赵英才，革故鼎新成绩著”，下联是：“名胜是平生所好，趁春秋佳日，桃桂馥香远朋来”。校内设图书室、仪器室、成绩室、大礼堂、体育场等；其中仪器室内全部教具仪器设备，均由日本购进。体育场内设篮、排、足、网球场地及单、双杠等田径设施，大礼堂内置乒乓球台，为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殿臣治学严谨，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端庄朴洁。所聘师资多为师范高才生，不允无真才实学的教师进校。校门内设整容镜，教导学生要仪表整洁，每年春季均组织学生春日旅行，届时鼓乐队列队奏鸣，活泼壮观。同时学费征收也贫富有别，富户子弟学费可高达十数元，家境贫困者仅一二元或免费入学，且教学有方，成绩优良，名闻遐迩。
不久，解殿臣受聘为县劝学所所长。后历任直隶省参议员，涞源、易水县县长等。此间，仍不忘兴学救国，先后捐资或倡导办起宁河镇、丰台镇、倒流村、田庄坨等数所小学，是为宁河县大众教育创始人之一。
解殿臣晚年因病辞职，1933年卒于故里，享年70岁。
高赓恩（1840年—1917年） 字羲亭，先世北塘人，后迁居芦台镇。为清代著名文人。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
光绪二年（1876年）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侍读、侍讲等职。赐进士出身，授资政大夫，又为太常寺少卿，弘德殿行走，升任四川学政使。后授陕西汉中道台，但到任未满3个月，以慈禧太后重其学识，召回任溥仪讲师。当时慈禧欲立溥仪为帝，适义和团事起，载漪被各
国公使指为祸首，充军新疆，溥仪遂废。赓恩旋亦解职归里，居于芦台药王庙园子。园田半亩，茅屋数间，自题斋额：“破四万卷之庐”。与故旧往来，诗酒唱和，消度晚年。
高赓恩系高静之子。因其出身书香门第，又沉毅好学，自幼至老，手不释卷，博览群籍，文章冠于时。书法自松雪得路，浸淫晋贤。故宫博物院及颐和园都有他的墨迹。门人求教者甚多，尝言：“几辈门生争树立，此间风气不轻开。”
高赓恩为官以清廉自守，兼以助人，及门承教者皆为贤吏。在朝任职时，同里刘沛然（字润生，光绪六年入翰林院，为官清廉，卓有政声），出任安徽太守，为之饯行，并以长句为别，诗中有：“今把一麾下淮郡，将与召杜争循良。壮怀遂渡江海阔，别忘直与云天长。我欲从之无舟楫，液荷禁柳牵衣裳。”之句。又最后数句云：“子之去兮一马羸，子之来兮五马黄，肥马何荣羸何辱，愿载清风归故乡。”于此可见他的道德文章均所固有，不只独善其身，而是善与人同。晚年居芦台时，与东邻蔡巡检相契，时相过往。蔡卒，他写送一副挽联，上联是：“君由幕而官，由官而隐，隐处常无买酒钱，请看杜老篱边，斜日每教扶醉去；”下联是：“我以客为主，以主为邻，邻墙共汲浇花水，那料阮公宅畔，东风忽卷器声来。”
高赓恩殁后，清帝溥仪赐谥文通。
高赓恩主要著述有：《思贻斋古近体诗》共21卷，存诗约7000首；《周易大象应大学说》1卷，附《卦画生数》；《思贻斋日录迂言》（钞本）；《释言别义》2卷；《古今箴铭集》4卷；《历代儒言要醒集》6卷等共70余部。
侯树彤（1872年—1938年） 笔名伧北、秧子等。倒流窝村人。经济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银行货币学家。
侯树彤少年时入村塾读书，聪颖好学。“五四”运动期间，侯树彤在天津直隶一中求学时，与同乡革命志士于方舟等义气相投，结成异姓兄弟。投身学生运动，时常以“秧子”为笔名，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抒发爱国情怀。于方舟同志蒙难后，许多遗稿仍被侯树彤珍藏于自家阁楼上。并嘱家人好生保管，万勿丢失。
1928年在燕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以论文《清末宪政运动纲要》通过答辩，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旋留校任助教，并致力于金融货币学研究，有数种中、英文专著出版。
1931年，接受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中国委员会邀请，赴东北三省对日本银行系统对华侵略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考察，于当年写成《JAPANESE BANK-NOTES IN MANCHURIA》（《满洲的日钞》）一文，以自己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结合当时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态势，对日本在满洲开办的三家大银行的性质、服务于军事侵略的经济垄断、经济渗透活动、伪币的媒介作用以及对中国金融业构成的严重威胁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日本在满洲的银行的终极目的是将满洲开拓为殖民地。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首先通过银行货币播下了财政权力的最早种籽。其通过投机谋取的暴利数额是任何在华列强所无法比拟的”。“只有经过货币改革，在满洲形成统一的货币，他们的金融投机才能从中国领土上铲除掉”。“我们必须指出：发行货币是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国土上有外国货币发行。”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经与英国兰烟囱轮船公司反复周旋，为本校争取到一笔奖学金。经他举荐，侯树彤抵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此间，因所学多有独到见解，受到李自罗斯等经济学家关注。3年后，以论文《The currencg and Banking Proble mof Chian》（《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通过答辩，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归国抵燕京大学任教。
在任教期间，除授课和开展学术研究外，兼任《大公报·星期论文》主笔。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经济急剧衰落，混乱的银行货币制度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崩溃。侯树彤再也不愿关起门来作学问。于当年秋季向学校提出辞职，不久经上海抵达武汉。
侯树彤在学术上多有建树，是当时国内为数较少的权威学者之一，所以很受张公权、孔祥熙等国民党财政首脑重视。离开燕京大学后，他担任了铁道部研究秘书职务。不久，又被王雪艇先生聘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专员，主持了西南五省经济调查。在此期间，政府邀请英国经济学家李自罗斯爵士来华，帮助整顿币制，侯树彤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提出关于完善法币制度，黄金白银收归国有，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纸币的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侵吞。当年，他还写成了3万余言的《战时金融计划书》，对战时外汇管理及法币发行问题做了详尽阐述。在呈送蒋介石审核时，因资格限制，中途搁浅。为此事，他对好友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说：“我觉得我活着已无用，因为我所学的无人懂，也不会被人采纳。”
侯树彤勤于思考，性情倔强。一生著述甚丰。王芸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到：“伧北是个笨型人。但是他能用笨劲，死研究，所以学有根基，造诣精深。民国16年夏天，在一个会议席上，为观点的不同，我们两个红着脸吵起来。吵嘴之后，他几天关起房门不见我。我心里尚在暗笑他太孩子气，但他却举着一篇文章来见我，题目是《关于国民党的左右派问题》，是他几天闷在屋子里写成的一篇2万字的文章。我的见解虽然没被他折服，但对他那股子犟劲，不免令我大为惊叹。”《战时金融计划书》，他也是仅用一周时间完成的。
1938年6月，侯树彤携家眷赴重庆，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28日，《新华日报》登载题为《侯树彤先生的意见》的记者专访。在问及关于第三期抗战阶段金融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时，侯树彤说：“只要政府能切实注意统制外汇，防止伪钞流行，节约国民经济，则亡羊补牢，犹不为晚”。在参政会上，他就收回海外游资，利用官僚资产补充战费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博得进步人士热烈赞同，就连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说侯树彤的发言“精思谠论，裨助良多”。9月20日下午5时许，3名持枪匪徒闯入戴家巷4号侯树彤寓所，以搜查毒品为名，逼迫侯夫人交出衣箱钥匙。这时侯树彤从外边归来，拦住匪徒辩理，匪徒随即开枪击中侯树彤胸部后逃走。侯树彤在送医院途中不幸逝世，时年36岁。
刘彭寿（1875年—1948年） 字壬三，宁河人，清末秀才。民国初年随其在津经营同顺永斗店的父亲来津定居。1912年当选为顺直省议会议员，1913年任国会参议员。旋调任道尹、政事堂纪录，后入内务部。1915年入国民议会，任立法院议员。1918至1919年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1920年至1924年任直隶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天津海关监督。1924至1927年任裕蓟盐务公司董事及津武口岸义生盐务公司副董事长，又投资于德兴盐务公司任常务理事，同时，承担沧州六县、邢台等八县盐务运销，为长芦盐商中河东派主要人物。1919年后集资30余万元兴办天津福星面粉公司，任董事长。
杜心耕（1880年—1956年） 名书田，以字行，宁河镇人，生于1880年，晚清秀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潜心县内教育事业。系本县近代科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矢志教育救国，义无反顾。毕业之初，因与军阀齐燮元自幼同窗，又是同科秀才，加之品学兼优，很受官僚阶层青睐，所以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长。然而他冷于仕途，辞官不就。说：“为官要两袖清风，我的家产不多，肯定是不够赔垫的”，甘愿在家中闲居。他多才多艺，工书善画。书法山谷，苍健遒劲；画宗板桥，尤善作竹。于是挂起“力行”的牌匾，以卖书画为业。不久，经人推荐，从事河务管理工作。本以为这是为民造福的事业，能施展自己的才智。谁料想刚干1年，除自己搭上160元钱外，并未能为民众带来一丝利益，只好愤然辞职。继而齐燮元出面要委任他为冀东道尹，他婉言回绝，表示自此远离政界，投身教育，“不在别人压制下去作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1919年，河北省教育厅任命杜心耕为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校长，校址在芦台镇北街董家院内，十分狭窄，若重新建校，则经费无着。杜心耕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只得游说于宁河籍齐燮元、白宝山、刘壬三、苏锡麟等军政要人之间。经先后5年不懈努力，终得到他们的支持，筹齐资金，精心施工，于1924年上半年将新舍建成。
杜心耕教育思想的主旨是：勤奋、慎行、朴素、整洁。首先是能劳动，有劳动习惯和技能。并把“勤慎朴洁”四字题为校训。并亲著校歌，歌词是：“广厦平开芦水岸，大庇寒士尽欢颜。好从实际求生活，不把虚名误少年。勤劳作，苦钻研，准备心身发展，前途努力莫迁延，三载一瞬间”。他主张“学校即社会”。为使学生在校期间就熟悉社会，了解社会，他倡导学生成立“宁中市政府”（即学生会，后改称“学生自治会”）。学生会主席任“市长”，下设“民政局”、“教育局”等。其中局长等各位“官员”，均由学生选举产生。设“宁中市银行”，学期开始，学生们自愿把生活费存入“银行”，兑换成本“银行”发行的“货币”，可在本校“商店”、“伙食团”内流通。经理、会计、出纳、售货员等则由学生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
为奖励学生勤奋学习，他规定：凡考试名列第一，并操行列甲等者，免学费及住宿费一学期（学费5元、住宿费3元）；名列第二并操行甲等者，免学费一学期；名列第三并操行甲等者，免住宿费一学期。对一时难以凑齐学费的穷学生，自己时常解囊相助，或设法使其半工半读。
在任宁河中学校长期间，曾主持筹建宁河女子高级小学校（1920年选址宁河镇），宁河女子职业中学（1941年于宁河镇），李公祠小学（今芦台第二小学）。筹建女子职业中学时，经费不足，他毅然拿出自己仅存的800元钱予以资助。筹建女子高级小学时，把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于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而李公祠小学则不收学费，以招收更多的穷苦儿童入学。任校长时，校董会商定校长薪俸为每月140元，杜心耕仅领70元，其余充作学校经费。尽管自己家庭开支时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仍乐此不疲，清风两袖。就连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放公私两套文具，式样、牌号不致混淆。公事私事，分别使用。
杜心耕先生自1948年后长期赋闲。先后在天津、北京两地儿女家中闲居。1956年因病逝世，享年76岁。
李丕济（1911年—1968年） 宁河镇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水工实验室主任，水力学校教研室副主任，九三学社成员。
李丕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8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员。1936年6月，经考核，以优异成绩取得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的公费留学机会，先后抵荷兰和德国专修水力学。1939年应聘瑞士公立工业大学水工试验所任研究员、研究工程师，1943年该校授予
他土木工程师博士学位。1947年2月归国，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同年8月，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
李丕济学识渊博，为人敦厚纯朴，治学严谨，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生很少著述。每当论及此事，总是说：“书不能随便写，稍有差错，即会误人子弟”，仅在1960年间，编写一部《水力学》，至今仍为各大学水利系必修课教科书，其水平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1960年开始带研究生，为祖国培养专业人才。
他热心于祖国建设事业，曾先后主持三门峡、官厅、密云水库等数项大型水利工程的水工模型试验，为工程提供了关键性数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丕济惨遭迫害，终因不堪凌辱，于1968年11月2日坠楼自尽，时年57岁。
李昆璞（1910年—1974年） 名玉山，以字行。丰台镇北村人。
李昆璞幼入私塾，长则爱好绘画。从工笔开始，以羽毛、花卉最为擅长。喜好收藏。家产虽不殷富，但只要见到名画古玩，不吝高价，一定要购买到手。学画也舍得下本钱。一年春季，宝坻县朱子德在丰台举办画展，其画工底扎实，风格俊逸，很受李昆璞赞赏。于是他把朱子德请到家中，互相研究画法，住了约半年之久，获益匪浅。
李昆璞30岁后，在天津开一纸庄。经商之暇，经人介绍，与著名画家刘子久、刘奎龄等相识，不断虚心求教。3、5年后，经友人怂恿，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即取得成功。成为天津颇有名望的画家之一。求他作画的络绎不绝，天津火车站（东站）内也悬挂起他的巨幅作品。从此之后，便将纸庄停业，专以作画为生。当时，李昆璞住东门里双立园10号。入其门下，从其学画的青年与日俱增，此往彼来，而李先生则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从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画家。
新中国建立后，除继续教授学生外，曾任天津市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62年在美协天津分会支持下，举办画展，报刊杂志也多次发表他的作品。同年美协组织老画家赴两粤写生，归来后，画法发生较大变化，一改原来的丽密浓艳风格。作品趋于雅淡简劲，数笔点染即生气勃然。1980年，美协出版《李昆璞画选》，收其精品33幅，代表他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
李昆璞不仅精于绘画而且工于书法，其楷书习魏碑，笔力苍劲，气势雄浑；行书学赵孟頫，端朴秀丽，神采外溢，有“书画双绝”的赞誉。
常小川（1895年—1979年） 名鸿钧，以字行。芦台镇人。1910年入天津成美学堂。1919年于北京汇文大学毕业后任哈尔滨东华中学教员。1922年赴日本留学，不久转赴美国，考入密执安大学研究院。1925年获硕士学位。其后受中国政府交通部委派，为伦敦万国铁路会议、巴黎国际有线电报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6年任察哈尔都统公署顾问兼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平津外交主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事。同年出席华盛顿国际无线电报会议，任秘书。1927年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1928年任青岛法院院长。1930年任豫皖鄂边防督办公署驻京办事处处长。同年秋返津，重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1935年任天津商品检验局、财政局长。1937年脱离政界居家赋闲。40年代投身新闻界，1945年创办天津《新生晚报》，任社长、总编。建国后，被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李家驹（1909年—1985年） 字筱林，芦台镇人。
李家驹1934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授土木工程学士学位。生前曾任陇海铁路、滇缅铁路、中印公路、中长铁路、平塘公路工程师，云南飞机场主任工程师。建国后，历任交通部公路总局、水电部辽宁省大伙房水库、水电部第一工程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李家驹家学渊源。祖父李维城，博览典籍，文章名冠一时。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拔优贡，历任平乡、望都训导，主讲书院。父李鸿穗，系光绪壬寅科举人。先后任县知事、大理院副郎职，为官清廉自守，卓有政声。李家驹学有所成后，多有建树。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修建中印战略公路，他出任工程师。力排众议，选择越过高黎贡山路线（此山在云南省腾衡县东60公里，又名磨盘山，在怒江、龙川江之间。如按美方所提方案，沿峡谷迂回，则里程长，工期久，缓不济急）。自行规划，领导施工，既节省工料，又赢得时间，使外援内运迅速实现，对夺取战争胜利，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美国政府授予他“最能干的工程师”称号及自由勋章1枚，美国总统为他颁发了奖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建国前夕，蒋介石曾劝他飞往台湾，被他婉言谢绝。新中国建立后他发奋报国，设计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场外排水导流工程，事半功倍，工艺精湛，苏联设计院专家誉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北京市医院、公安大楼、剧场等大型建筑作结构设计；为清河农场农田水利规划，为铁路建设作施工设计等均做出贡献。
李家驹晚年蒙受冤屈，然赤子之心不泯，病中仍表示，自己尚有余热，还能为四化建设发些光。终因医治无效，于1985年逝世，享年77岁。
万国儒（1931年—1990年） 王石庄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
万国儒1931年出生在蓟运河畔的王石庄，9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一直到14岁。抗日战争后期，参加儿童团，初步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到天津大华染厂学徒。新中国建立后，工人文化生活蓬勃发展，因工厂离第一文化宫很近，他就每天到图书馆借阅文艺书籍。1954年，在大量革命文艺作品的熏陶下，开始业余写作。1956年，他参加工人文学社，在许多文学先辈栽培和关注下，他刻苦努力，创作有很大飞跃，先后在《天津日报》、《人民文学》和《新港》文学月刊上发表《踩电铃》、《风雪之夜》、《欢乐的离别》等短篇小说，引起文艺界的轰动，受到茅盾的好评。其中有些作品被收入大中学课本，并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1961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万国儒虽是工人作家，但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受到无情的批斗，并被下放到炼钢厂劳动。“四人帮”覆灭后，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深入工厂、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人们称道的好作品。1990年3月10日病逝于天津。
主要著作有：《风雪之夜》短篇小说、散文集，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龙飞凤舞》短篇小说集，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欢乐的离别》短篇小说集，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上述三个短篇集中的18篇作品及1964年前后写的5篇小说重新出版，仍题以《欢乐的离别》书名。
张高峰（1919年—1989年） 芦台镇人。著名记者。曾任天津市政协驻会委员。
张高峰7岁丧父，家境清寒。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即以半工半读方式在天津、北平读完初、高中。1933年在天津《中南报》上发表《可杀的汤玉麟》一文，开始写作生涯。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敌宣传队，随军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台儿庄战役，以采写战
地通讯见长，文笔犀利，作品均发表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后转赴长沙，加入“国际新闻社”，在范长江先生领导下工作。翌年，兼任中国共产党邵阳《观察日报》特约记者，曾只身北渡黄河，抵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除采写新闻通讯外，有新体诗《儿童哨》、《狂流》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儿童哨》经著名作曲家麦新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张高峰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因主办《新闻部队》壁报，主持“全国报展”，展出八路军根据地报刊，被国民党特务列为监视重点。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及教育部联合通知武汉大学，强令张高峰离校。第二年初，任《大公报》战地记者，赴河南采访。
1943年2月1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为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之苦的河南人民呼救。当天上午，冯玉祥先生手拿报纸，提着灯笼，在蒋介石官邸门前大呼“黑暗至极”。次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撰写《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将灾区的凄惨景象与重庆官僚的奢糜生活相比较，因此触怒蒋介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造成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案。不久，张高峰也在河南以“共产党首领”罪名被捕，因查无实据，半月后释放。事后化名张大雷写成《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
1944年秋，张高峰再入武汉大学读书，兼《大公报》通讯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大公报》记者，负责外交、财政新闻采访。曾因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无理挑衅，与著名记者曾敏之、鲁明一起罢宴“总统”官邸，拒发蒋氏夫妇宴送美军“飞虎队”新闻。1946年后，任《大公报》驻天津、北平、沈阳特派记者，驻东北特派员。1947年7月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杜聿明命令余纪忠率中外记者团抵四平采访，旨在扩大影响，掩盖内战罪责。张高峰随团前往，目睹残垣断壁，弹痕硝烟，他悲愤交集，写下长篇通讯《哭四平》。指出：军中仍在使用美制武器，还有日本军人当炮手，侵略者还在屠杀中国人。为此，杜聿明责问余纪忠说：“他张高峰到底想干什么？”1948年12月，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和重庆市政府起诉《大公报》于重庆地方法院，计开列十大“罪状”，其中记在张高峰名下的罪状就有三条。即，“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刺激学潮，毁谤政府”。因解放在即，并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朋友保护才幸免于难。
1949年，张高峰先后任《大公报》商业组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1963年后，转而从事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并被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秋，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近代人物录》、《化工先导范旭东》等。晚年体弱多病，仍坚持写作，在海内外发表文章约30万字。
张高峰为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河县及芦台镇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1989年病逝于天津。
第二节 军政人物
刘仁恭、刘守文、刘守光刘仁恭，唐朝人，深州（今河北安平县）籍，因善用挖掘地道的办法攻打城池，故在军中得“刘窟头”绰号。初以裨校之职辅佐李匡威。后来李匡威被逐，他投奔
太原沙陀军陇西郡王李克用，因攻打幽州有功，被任命为芦龙节度使。乾宁元年（894年）十二月，李克用攻陷幽州，以刘仁恭为兵马留守，在宁河境内驻军，开始修筑梁城（今宁河镇）屯兵，受封为梁王。不久在芦台镇设重兵防守，称芦台军（亦名乾宁军）。897年（乾宁四年）2月，河西行营招讨副使、中书令朱全忠接连攻取郓、郑等14州，刘仁恭旋即叛附朱全忠。10月，他在安塞与沙陀军交战获全胜，李克用单骑逃脱。光化初年（约公元898年）刘仁恭派遣其子刘守文攻打魏州罗绍威，被朱全忠的大将李思安击溃。于是刘仁恭复求救于李克用。906年（天佑三年），朱全忠率兵北上，讨伐刘仁恭、刘守文，被刘守光战败。事后刘仁恭被次子刘守光囚禁起来，至后梁乾化四年正月（914年），被李克用之子晋王李存勖杀死并埋葬于芦台。
刘守文，系刘仁恭之子。光化初年（约公元898年）袭取沧州，任沧州节度使。继而攻取魏州，被李思安击败。刘仁恭被刘守光囚禁后，他率兵征伐刘守光。天佑七年（公元910年）正月，在芦台被刘守光杀死。
刘守光，仁恭之子，守文之弟，早年因与父爱妾通奸被刘仁恭驱逐。开封初年（约907年），其父被攻，守光自外杀回，替父解围，旋即与父火并。在梁城（宁河镇）至芦台一带征战数月，于7月将刘仁恭囚禁，被梁封为卢龙节度使。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被封为燕王。第二年与其兄刘守文战，获胜，并杀死刘守文。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8月），自立为燕帝，改元为“应天”。其势力达到鼎盛阶段。“晋王将代梁，患强燕在后不敢发”，“守光讽调诸镇共尊已”。在位2年，到913年12月，被张师造击败并活捉。914年正月，晋王李存勖将刘守光和刘仁恭一同杀死于芦台。
刘氏父子征战期间，“令征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男丁充军”，“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
赵德钧 后唐人，幽州籍，勇猛善战，精于权略，屡著战功。初随刘守光为军校怀才不遇。后投奔后唐，唐庄宗李存勖称其为奇才，赐姓李，名绍武。
起初，庄宗派遣大将周德威攻下芦台军，继而又攻取燕京，活捉刘守光。同光年间，令赵德钧镇守芦台。当时芦台地处海滨，土地碱卤，于是动工兴修盐场。又造船运盐销往上游地区，并在上游修筑盐仓，开辟贮盐场所。同时开挖河道漕渠，将盐运往瀛州（即今河北省保定、清苑、任丘、文安及徐水、唐县南部地区）等地贩卖。凭借这项利润，芦台镇日渐富足。商贾集处，成京东望镇。因此，赵德钧更受王室器重。唐明宗李嗣源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赵延寿，成为国戚。
赵德钧镇守芦台10年间，曾多次与契丹兵交战，并擒契丹军首领赫邈。为芦台古代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杜立德（1611年—1622年） 字纯一，号敬修，宁河镇人。明崇祯癸未（1643年）进士。
顺治元年（1644年），杜立德经顺天巡抚朱权推荐，开始入清廷为官，任中书科中书。第二年考选户科给事中。这一年，他上书顺治皇帝，陈述治理国家的三条意见：一、敬天。要求皇帝不断修身反省，“以迓天庥”；二、法古。建学明伦，立纲陈纪，“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三、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又疏奏道：“牧民之官，宜久任以验成功。凡遇赈蠲分疏款项，预行颁示，使民监喻，胥吏不能为奸”。又奏道：“近因军兴旁午，草豆无定额，往往取办临时，愚民无知，卖妻鬻子，徒饱奸吏之囊橐诚可怜悯。宜饬该部，酌定价值，使民先事为备。”
顺治八年（1651年）任吏科都给事中时，疏请举行经筵，选择深明治国之道的大臣任讲师。又上谏请定朝期，“使群臣得以陛见，陈所欲言。若进见稀阔，则上下之情不通。且非臣子尊王之意”。同时，请求“肃禁地，杜加派”。顺治皇帝“深嘉纳之”。
睿亲王多尔滚摄政时，给事中许作梅、御史吴达、李森先、蔡芸等联名奏章弹劾大学士冯铨，但疏上旬日，未下廷议。杜立德于是“请令满汉大臣集议，鼓直言之气，以伸公论”。冯铨被黜，杜立德又谏言请求起用被冯铨诬陷去官的许作梅、杜开心等人，获准后均官复原职。不久，杜立德迁任太常寺少卿，又破格提拔为工部侍郎，调兵部侍郎，调吏部侍郎。服父忧后，任太仆寺卿，刑部侍郎。顺治十六年（1659年）加太子少保衔，擢刑部尚书。
杜立德办案“尚仁恕，用法平”，深得清世祖敬重。有一次入对既出，皇上对左右大臣们说：“杜立德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康熙元年（1661年），调任户部尚书，复加太子少保衔。康熙三年（1664年）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八年（1669年）拜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1670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康熙十年（1671年）任《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官。《祖章皇帝实录》成，进太子太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反清，三藩之乱起。杜立德参预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康熙十六年（1677年）广西尚之信降清后，有关官员把正、杂赋数目奏闻于朝庭。杜立德上疏说：“广东杂税多尚之信所加，为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玄烨采纳了他的意见。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玄烨召集群臣议定恩赦诏书，杜立德告病未能参与。皇帝“遣大臣持诏旨就其家咨询，俟还奏乃下诏”。一次玄烨见群臣询问杜立德：“在朝的大臣中谁能担大任”？杜立德当面疏奏数人以对。退朝后，同僚中有人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不隐讳一些，免遭嫉恨？他回答说：“自筮士以来，惟此心可邀帝鉴，他非所计也”。又说“我待罪都官数年，不能自必无过。但见得一分，尽我一分职份，以仰誉圣恩于万一耳”。
杜立德在朝期间，得皇帝恩宠。曾分别为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题点神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季致仕还乡时，玄烨赐御制诗一章，御书《勒石心经》一卷，“怡情洛社”篆章一方，柏粱体诗一册。御制诗《大学士杜立德旋里》：“十载资贤佐，劳深致太平，讦谟留紫闼，风度重丹楹。方倚监梅略，难违邱壑情。餐芝黄绮伴，轩冕有余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太宗实录》成，加封杜立德为太子太师。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杜立德病故。玄烨闻听后，对身边的大学士说：“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正言敷奏，不肯苟随同列，可谓贤臣。”旋即赐谥号“文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玄烨亲自题“永言惟旧”四字，刻于杜立德墓地。
王锡朋（1785年——1841年） 字樵庸，芦台镇人。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博览典籍，“慨然有澄清宇宙之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锡朋考中武举，补兵部差官，后升任固原营游击，福建汀州镇和安徽寿春镇总兵。其一生曾参与平息维吾尔族暴动，镇压瑶民起义和抗击英国侵略军。
清道光元年（1820年），维吾尔人张格尔暴动，攻取南疆四城。1826年，王锡朋任陕西庆阳营参将，随陕甘总督杨遇春发兵征剿。在大河拐至回庄、沙布尔回庄、阿瓦尔特等地连战得胜，首先夺回喀什噶尔城，继而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仅大河拐一仗，王锡朋就“斩首万余级，擒六千余”，俘获并处死张格尔，暴动被平息。因“战功显赫”，赏顶戴花翎，升任湖南林武
营参将。
道光十二年（1832年）瑶族同胞赵金龙在湖南起义。王锡朋奉命追剿，“山深菁恶，冒雨径入”，在羊泉、麻岗冲等地镇压得手。道光皇帝授予“锐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满语勇士）。两个月后，文东瑶胞赵仔率义军攻入湖南，王锡朋围剿获胜，升任宝庆协副将。然后出兵广东，先后镇压了连州大洪桥、蛇儿岭、马鞍山、五排山、莲花汛、冷水冲等地瑶胞起义，深得朝廷器重。被提升为福建汀州镇总兵，后任安徽寿春镇总兵。
王锡朋治军严谨，体恤兵卒。一次行军遇雨，将雨具送给士兵，自已“甲襦皆透”。“故每战，士皆死力。”“寿春兵遂为天下雄师，骁勇善战”。他告诫士兵，“战利呼人共之，获倍多；既人不利趋救之，可两全”。因此，寿春兵“战必有功”。
定海，位于浙江省东北部舟山群岛南端。一面衔海、三面环山，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5日），英军第一次攻占定海时，王锡朋奉命镇守上海吴淞、宝山一带，“以寿春兵镇地，英人闻风远遁，数月不敢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王锡朋与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郑国鸿起兵收复。后钦差大臣裕谦，留三总兵共守定海，统兵4800，号称5000。裕谦对王锡朋的军事才能尤其赏识，命为调翼长，守城西九安门。葛云飞驻城北晓峰岭，郑国鸿守城东竹山门。1841年10月1日，英军“大船30，小船90，计不下2万人”进犯定海。葛云飞要求增兵，然而“裕谦嫉恨云飞耿直，故不允”，英军登陆后，“即去其舟，以绝反顾”，率先强攻九安门，被“寿春兵”击退后，又全队攻打晓峰岭。王锡朋除留少数士兵留守外，亲率1000多名军卒驰援晓峰岭。但晓峰岭没有装备大炮，仅有小型抬炮数门，官兵只得“挥短刃左冲右突”、“前队阵亡，后队从之”，无奈敌人“愈战愈多”，而王锡朋所用抬炮已“至于红透不能装打”。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分出部分兵力援救竹山门，自已率领亲兵，“手执短刃，陷阵拼杀”，与敌人展开肉搏。到中午时分，王锡朋一条腿被乱炮炸断，靠在山岩上，“仍手刃蜂拥而上之敌数人”，且击且骂，抵死不变色，终“力衰死于英军乱刃之下”。
三总兵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入朝廷，道光皇帝，“览奏为之坠泪”。在奏折上批道：“王锡朋屡著战功，被害尤惨，著加恩照提督例赐恤，予谥刚节”，并在定海和宁河建专祠祭奠。但遗骸已无法查找，家乡宁河王锡朋墓实际是一衣冠塚。浙江省人民政府已在定海县建立纪念馆。
关廷牧 字丛桂，号西园，广东南海县人。清乾隆癸未（1763年）考取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宁河县知事。当时，县治初创，大量文献档案失于稽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关廷牧请命纂修《宁河县志》，并且捐献自已的奉银，广贴告示网罗人才，采昔日见闻，求遗失史乘，在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志书全稿，该书计分10门，65项，是宁河县第一部完整的志书。
关廷牧任县知事期间，曾用自已的俸银，在文昌祠（今宁河镇小学）创立书院，聘人主讲，是宁河县第一所官办学校。
乔邦哲 字溥泉，山西徐沟县人。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任宁河县知事，执法恩威并用，颇受百姓敬重。因宁河地势低佳，连年水灾，他慨然说：“水能为害，也可以为利”。于是劝导人民种植水稻，并制作水车，给农民做示范。可惜未能付用即离任。然而宁河水稻大面积种植，是在乔邦哲倡导下开始的。
王朝渠 江西万年县人，乾隆己亥年（公元1779年）中举。嘉庆甲戌（公元1814年），任宁
河县知事。到任后，每月举行课考。当时书院久已残破，便以朝阳寺北阁为考试场所。每到课考之日，先把一天的吃用及学生的饮食运入寺内。将北阁的隔扇，封三面，只留一面，为学生出入之路。士子交卷后才回署。文章好的，给予奖励；不太好的必给批改。尤其是必先拟作一篇，使士子有所摹式，发卷时把此篇撕掉。对士子奖励提掖，犹如老师教诲弟子，县中文风，从此日盛一日。著作有《艾学闲谈》、《需次燕语》、《十三经拾遗》、《唐石经考》等。
史荣椿、龙汝元 史荣椿，大兴人，行伍出身。清咸丰三年（1853年）跟随僧格林沁剿杀太平军，被任徐州镇总兵，后长任直隶提督。龙汝元，苑平人，与史荣椿同为僧格林沁部将。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京营参将升大沽协副将。
清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十七日，英国侵略军将战船驶抵大沽口外。事先清朝特使曾与英军约定，军舰不得越过鸡心滩。但英军肆意违约，拔掉铁桩，毁坏防具。为此，僧格林沁曾多次发出照会。二十五日，10多艘英国军舰接连而来。是时，守卫南岸中炮台的史荣椿，守北岸前炮台的龙汝元，奉命“抚绥士卒，隐忍以待，不欲衅自我开”。不料英军忽然开炮，并直闯河口。史、龙2人，亲自点炮还击，而且首发命中敌舰。“英凶焰正炽，炮火横飞。二公酣战多时，有请回帐少息者，辄大声叱之”。是时，波涛汹涌，风雷激荡之中，“二公遂先后中炮”。龙汝元在北岸前炮台阵亡后，史荣椿“度势难支，犹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片刻即中炮殉国。二位主将阵亡后，士兵们“悲愤之余，勇气百倍，击沉夷舰多只，浮尸海面。英夷皆鼠窜而去”。史荣椿、龙汝元死后，咸丰皇帝命立专祠，取名“双忠祠”。清志载有碑记。
聂士成（1836年——1900年） 字功亭，安微合肥人。幼年因家境贫苦，读书不多。清同治元年（1862年）投身行武，参加了袁甲三军队。后来改属李鸿章的淮军刘铭传部队，曾参与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1885年中法战争中，聂率偏师援助台湾，连败法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率军去朝鲜。在公州战役中，他率领5个营驻守成欢驿，勇猛果敢，连创日军。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守鸭绿江岸虎耳山。后来在辽阳扼守大高岭，偷袭敌营，予敌重创，并一举收复连山关。战后，因功勋卓著，被提升为直隶提督。
光绪十七年（1891年）率淮军驻扎芦台，“扼守北洋门户”，担任大沽、北塘至山海关以北防务。第二年任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练兵。“兵不扰民”，饮食起居，与士卒共甘苦。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率武备学堂学生考查东北边境防务，往返1万余公里，并著《东游纪程》一书（详见《近代稗海》第一辑），对沿途各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等，均作记载，尤详于兵要地理、驿站驻军等情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驻芦台淮军增至30营。北洋创立武卫军，聂士成所属30营，为武卫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袁、聂二军用新法练兵。袁世凯学习日本陆军，聂士成效仿德国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直隶总督裕禄调聂士成去新城、涞水、定兴等地镇压义和团，起初聂士成对义和团取节制态度。据文声著《拳匪纪略》记载：“有聂功亭军门所派兵17名入城，拳民见其衣帽似洋人，皆缚之，经参将代为乞命，幸未杀害”，后来则遵命朝廷，于当年6月在落垡“绝毁匪村5处，毙匪600余名”，继之在芦沟桥附近、北仓等地，对义和团大施杀戮。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大规模开展起来之后，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御外侵，转而对聂士成大加斥责。那拉氏上谕中说：“倘因此激成变故，惟该提督是问。”但又惧他手握重兵，近在畿辅，过触其怒，恐生他变，于是由总统武卫全军的军机大臣荣禄写信向聂士成解释：“公
军装颇类西人，易为团民所误认，故致寻隙。团民志在报国，具有忠义之忱，似不宜肆行剿戮，惟公慎之！”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六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战上谕。聂士成奉命进攻天津的外国租界。《天津一月纪》纪录了这段史实。“自开仗以来，聂军无日不战，斩获伤亡，较别军围攻甚力，恶战者十数次。相持八日。炮声不绝。西人谓自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但在敌人不断增援下，聂军伤亡殆尽，所以八国联军攻击天津西沽时，聂军不得不弃守。他的同乡曾为此写信责备他。他见信说：“岂谓我怯也！”事实上，他已决心与天津共存亡。故曾向裕禄表示：“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士成不见大帅！”七月二日，武卫左军统帅马玉琨部到津与聂士成相约合攻紫竹林。九日，聂士成率军出海光寺，进攻跑马场。八国联军重兵抵御，聂士成冒着炮火，麾师攻击。到达八里台时，部队伤亡惨重，聂士成也身受重伤，并连换四匹坐骑。这时，营官宋占标哭求后撤，聂士成冠服立桥上，手刃退卒，愤谓诸将曰：“此致命遂志之日也。及死，不得逾此一步！”最后，一弹由口入，穿脑而过；又一弹穿太阳穴，一弹中胸方才仆地。死后，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在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中，清朝将领除罗荣光战死大沽口外，只有聂士成“持之以力战，期之以必死。”
聂士成生前曾授“力勇巴图鲁”“巴图隆阿巴图鲁”名号，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衔。芦台、天津两地均建有聂公祠，芦台一座有专人守护，后塌。天津八里台现有聂公纪念碑，正中刻：聂忠节公殉难处，左右刻有一副对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批是：“正气凛然”。
齐燮元（1879年－1946年） 字抚万，号耀珊，宁河镇人，陆军上将，为北洋军中直系军阀核心人物之一。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投敌叛国。
齐燮元幼年家境贫寒，其父齐茂林系县仆役，收入微薄。他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时值清政府筹建新军，旋即投考北洋保定陆军学堂，在二班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先在北洋新军第六镇任管带，后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任第六师参谋长，并率部开赴湖北前线抗击革命军，任豫南剿“匪”司令部参谋长。1913年提升为江西督署参谋长。1916年投于冯国璋部下任第一军第六师师长，转年冬升任江苏省江宁镇守使。在江苏期间，他与督军李纯关系密切，颇受器重。1920年5月，当上了军务帮办，10月任苏皖赣巡阅副使。李纯被部下刺杀后（一说系齐所为），齐燮元兼任江苏督军。直奉战争爆发，他全力协助吴佩孚，被提升为苏皖赣巡阅使，成为华东势力最盛的军阀。1922年10月授陆军上将衔，称“宁武上将军”。
1924年9月，为争夺势力范围，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动江浙大战。他下令招募新兵“凡年龄四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确系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人民皆得应募”，致使百姓惨遭涂炭。这场战争以卢永祥下野，齐燮元获得上海控制权告终。1925年1月，齐燮元因吴佩孚战败而放弃职务，由上海东渡日本。
1925年11月归国出任吴佩孚的14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在此期间曾捐款1万元，修建宁芦（宁河一芦台）公路。长18公里，宽6米，是当时县内最宽的自动车道。
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委其为江北招抚使。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邀请齐燮元任北平分会顾问。1935年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接管北平分会，齐燮元为伪政务委员会常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华北。12月14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
成立。齐燮元任伪行政和立法委员、内务部长，继任伪华北自治区政府治安总署督办、治安部长、华北绥靖司令部司令等职。
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燮元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监禁于南京。1946年经蒋介石署令执行枪决。
齐燮元著有《东野文编》、《东野诗存》两种。
白宝山 字峻青，芦台镇人。生于1875年。白宝山年少时，家境清苦，他曾以拾粪为业，早年投身行伍。民国初年，任张勋定武军第四路统领。1915年2月任海州（今连云港）镇守使。1923年11月被封为郁威将军，1924年兼任江苏陆军暂编一师师长，海疆防守总司令，海军护军使，孙传芳五省联军第八师师长。1927年，因所部溃败而去职。一度在天津闲居。1938年任陇海铁路护路司令。40年代死于四川重庆市。
李廷佐（1896年——1957年） 号铁民，后米厂村人。少年时就读于本村私塾，后辍学，经人介绍到辽宁船厂京货庄（布店）学徒。直奉战争前加入西北军，驻潼关。任文书、排长、连长，后任张冠五部师部参谋。1934年在李长江部任师参谋长兼河北省涞源县长。1926年就职于韩复榘部，任辎重兵团团长、旅长职。1942年任汪伪南京将校团上校衔总务科长。同年抵徐州，任苏淮特别区工程局长、淮海省建设厅厅长。1944年任徐州市市长。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任郝鹏举第六总部副官处少将衔处长，曾兼代总司令职，当年年底，率部队北上，在山东台儿庄起义，经陈毅同志批准，部队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李廷佐任第三师师长。1947年初，李廷佐随郝鹏举军叛变，把部队带到海州，被国民党军改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当年秋季，率部队移防苏北，于盐城战役中被俘。后在南京、北京及后米厂村闲居。1957年病故，终年61岁。
陈之骥（1884年——1964年） 别号叔良，丰台镇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家兄弟三人，之骥排行在末。少年时，就读于刘氏塾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振武学校、陆军测量修技所、联队士官学校等处学习陆军军事，并见习士官半年。此间加入同盟会。清宣统元年（1909年）归国，由广西兵备处派任陆军干部学堂科长，旋升监督。同时，兼任教练处总办。第二年，因涉有革命党嫌疑被广西巡抚张呜岐撤职。清朝末年（1911年），被派到军谘府任科员。当时，各种进步思潮迭起，陈之骥受维新思潮影响，主张君主立宪。并与“华北新军”首领人物过从甚密。不久，他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在滦州起事，函请宣统帝立宪。事后，王怀庆率兵入城，陈之骥撤离滦州。此时，恰值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授山西巡抚，邀陈之骥一同赴晋，筹划发动华北新军起义，但行至石家庄，吴禄贞即被袁世凯刺杀，致使起义计划遭到破坏。陈之骥旋即被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黄兴召往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署令任命他为陆军第八师师长。民国2年（1913年）7月15日，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之骥在黄兴领导下参加讨袁战争。7月29日，黄兴自南京出走，陈之骥宣布江苏取消独立。9月1日，张勋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陈之骥被迫逃亡日本。第二年归国后，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冯国璋在江苏习军及在北京代行大总统期间，陈之骥因翁婿关系，经常随其左右，仅以私人名义赴各省联络交往，未公开明确职务。民国7年（1918年）8月12日冯国璋通电下野后，陈之骥移居天津做了寓公，当时仅3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务院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受聘时间是1960年8月。1964年7月，陈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0岁。
郑思卿（1897年－1969年） 字相臣，北淮淀人。郑思卿少年时家境殷实，其父郑学苏，系清代武秀才。他初中毕业后，经考试，被天津中国银行录取为练习生。后来被提拔为绥远包头中国银行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筹措资金，在五原地区帮助农民大面积开垦稻田，为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为此得到傅作义先生敬重。在1936年居家时，遇特大水灾。腊月，他拿出家存白高粱米开设粥厂，连续舍粥20天。使南北淮淀及乐善一带，许多灾民得以活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思卿把绥远银行库存现款全部带到陕西，交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事后，他就任陕、甘、宁三省中国银行总经理，兼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经傅作义先生推荐任命为河北省银行总经理。1969年郑思卿先生病逝，时年72岁。
苏锡麟（1881年－1972年） 字玉书，芦台镇人。青年时在聂士成学兵连骑科学习，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六年（1900年）在聂士成开平武卫前军骑兵队当教练。庚子年参加抵抗八国联军战役，后移驻雁门关、宣化。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张勋定武军，任江防军骑兵营管带，营务处长兼步兵营长，驻军苏北灌云、涟水一线。辛亥革命时驻南京负守粮台之责，参加阻击革命党人进攻南京之役。1917年6月14日，张勋打着“维护京城治安”旗号，命苏锡麟带领1营卫队、1营炮兵、2个营步兵，李廷辅带领6营步兵随同进京，为“张勋复辟帝制”做准备。
当时，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定武军统帅，而总司令由张文生担任。进京后，苏锡麟受命于张文生，游说张勋夫人曹琴女士阻止复辟。在张勋下令悬挂龙旗的当天，苏锡麟抵南河沿儿张公馆，劝说张勋审时度势，以免被人利用。但在张勋执意不从，“死亦情愿”的情况下，他也表示要陪着张勋干到底。并且立即到丰台、廊坊等地巡视防务。这时，李廷辅倒戈。苏锡鳞立即派部队在前门、天安门、东交民巷北口、南池子一带修筑工事。此后，王士珍、吴炳湘、苏新甫及其舅父刘彭寿、刘彭诩（芦台镇人，有传）等先后前来劝止，要他效法李廷辅，脱离张勋辖制，按兵不动，以京城治安及百姓生命财产为重，并许以高官厚禄。然而均被他以大帅（张勋）生命受到威胁为由而拒绝。7月1日，张勋、康有为拥废帝溥仪复辟，改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黎元洪避居东交民巷日本使馆。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讨逆，苏锡麟遂下令开火。当时，他手下仅有1500多人。12日，张勋遂入荷兰公使馆，苏锡麟率残余部队撤回徐州。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他回到芦台，被乡人推为保安团长。张作霖乘车去天津时，在芦台火车站与苏锡麟会晤，并一同赴津。战后，即任命他为骑兵第三旅旅长。1924年，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苏锡麟前往武昌与萧耀南、吴佩孚密谈，凭借同学关系说服吴佩孚开展张、吴合作，受到张作霖嘉奖。第二年当上了蓟榆镇守使，衙门设在开平。直隶督办李景林任命苏锡麟兼津榆警备司令。不久，直系军阀靳云鹏切断津浦铁路，在曲阜、兖州一线与张宗昌大战。苏锡麟奉张作霖派遣抵鲁调停，并且达成了停战协议，转而合兵攻打冯玉祥。苏锡麟任第十军军长，与张宗昌、李景林一同攻取天津。
1927年，苏锡麟脱离军旅，事先，在张学良帮助下，取得了永七（旧永平府附近七县）引岸盐业经营权，开始经营裕蓟盐业公司，至1945年取消引岸为止。在此期间，他曾加入世界红十字会。担任济南总会会长及天津分会会长，热心于公益事业。1930年，曾邀请四大名旦及谭鑫培、杨小楼、侯喜瑞等著名演员在新明大戏院（今天津人民剧场）义演，所得款数万元，皆用于修建天津大红桥及宁河中学（今芦台一中）。
新中国建立后，苏锡麟被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恬淡乐观，不耆烟酒，以协助文史研究
委员会整理文史资料为乐事。1972年病逝，终年92岁。
刘述先（1912年－1973年） 宁河镇人。刘述先家境贫寒，15岁时经人介绍，去哈尔滨鸿兴金店学徒。后考取铁路北平车站（今前门车站）车童。1935年后，任永定门～山海关客车列车长。在此期间，经其妻舅李光宇（冀东抗联第五总队副总队长、抗联第一路指挥部副总指挥）介绍参加革命。不久，因秘密为抗联运送枪支弹药被日军宪兵队发现，旋经组织安排，抵冀热察军区，任《挺进报》编辑。后调太行纵队任秘书职。因作战负伤，转平西敌工委员会任协理员。1943年接受组织委派创建平西专区新华书店，任经理。1948年参加华北局土改工作队，任山西孟县土改工作队长。当年南下，参加桐柏战役。后调入湖北省委，先后任总务科长、动员处长职。1953年，参加创建沙洋农场工作（该农场居江汉平原，系我国较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后任黄土坡农场副场长。1958年9月，我国第一家劳改农场人民法院在沙洋农场建立，他为第一任院长。1963年曾任沙洋市人民法院院长。
刘述先为人谦和，严于律已，善以自已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太行山区养伤期间，山洞被敌人包围，他把自已的干粮送给其他重伤员，自已在3天内，仅吃下7枚山楂果。因此在随部队转移时因极度饥饿，从担架上滑落山涧，造成胫骨骨折，门齿也被摔落。
刘述先于1973年10月4日因患脑溢血经医治无效，逝世。
杨志恒（1918年－1974年） 原名杨小马，曾用名杨志恒，河北省博野县北小王村人。杨志恒幼年家境贫寒，父亲租种8亩薄地兼营轧花业。至3年级时，父亲辞世，全家人靠母亲做针线已难于维持生计，故被迫辍学。先后在博野县城内华美利鞋店及安国县城内华美利鞋店学徒。1934年鞋店停业，旋经人介绍到高阳县一私人打井班做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志恒回家务农。在此期间，受中共地下党人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斗争。当年11月，经朱振国、杨鸿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因工作卓有成就，1939年7月由中共博野县委任命为该县第一区宣传部长，成为县内较早的脱产革命干部。
1940年3月至9月，杨志恒任博野县一区武委会部长。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任区委会组织部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任区委副书记，1942年7月至1944年12月任区委书记。1945年1月至12月任博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1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涿良宛县委组织部长。1949年9月至1951年6月任宁河县委组织部长，1951年7月至1953年1月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2月至1957年2月任宁河县委书记，后改为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59年至1961年6月随区域变更任汉沽区委、汉沽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7月任河北省唐山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后任唐山地委委员、宁河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遭受迫害折磨，但仍关心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1966年7月任中共廊坊地区杨柳青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1974年12月20日病逝。
杨志恒自1949年抵宁河，历时17年，领导宁河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肃反、镇反、农业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作风稳健、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廉洁奉公、吃苦耐劳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他热爱农民，时刻关心、爱护并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广大农民非常尊敬他。1957年担任第一书记期间，他经常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并亲自动手，指
导农业生产。县委号召农民积极发展生猪生产，他率先垒起猪圈，带头养猪，摸索经验。当时，县境内水源充足，但水稻生产发展缓慢，他亲自动手，搞试验田，并总结出一套水床浅灌、旱育秧、苗高一寸即可按水床方法管理的成功经验，用于生产实践，取得了明显效果。
李鹏图（1898年－1975年） 号翊山，宁河镇人。1921年毕业于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法经济科。1924年任苏皖赣巡阅使署机要秘书。1928年任直隶实业厅第一科长。1930年任河北官产总处秘书长。1936年任河北高阳县县长。“七、七”事变后，先后任津海监督公署总务课长、代理天津海关监督兼整顿关税委员会委员，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委员、处长。1939年任汪伪天津市财政局长，1943年8月任汪伪天津剿共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任汪伪天津特别市代市长、天津市新民会总会长。1945年因汉奸罪被押受审，不久保外就医。新中国建立后接受管制，1975年病故。
赵国强（1909年——1990年） 芦台镇人。1937年春，参加“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二分队指导员，中共太南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太北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任。1945年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8月任太行区总工会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华北总工会副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劳动局副局长。
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全国总工会五金工会主任，中国兵工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重工业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60年至197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书记处书记。
赵国强是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至第八届执委会常委；并于1957年至1969年先后担任世界工联候补理事、候补执委。赵国强为中国的工运事业贡献了一生。
陈恭澍 宁河镇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2年春，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受训。结业后被派往天津站，为王天木助手。1934年接任天津站站长，是暗杀张敬尧及逮捕吉鸿昌、任应歧两案的幕后指挥者。1939年继王天木之后任华北区区长，同年秋，军统华北区组织被日军特务破坏，陈恭树旋调往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布署）处长。不久派往上海，任上海区区长。1941年5月被汪精卫所属特工人员逮捕，除供出军统局在沪潜伏组织外，并写了一本《蓝衣社之内幕》小册子，把军统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及活动情况等全部披露。1945年日军投降后，戴笠到上海时将其逮捕，解往重庆关押。后扣押于上海提篮桥看守所，被判死刑。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复经特务处旧僚属说情，被改判12年徒刑。后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共政策需要，陈恭树被保释，并被郑介民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0760部队总队长驻北平，组织特务武装活动。1949年初平津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在台从事著述，出版《河内汪案始末》等书。
第四节 其他闻人
刘彭翊（1894年－1941年）字宇民，芦台镇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任青岛税务局长，凤阳关监督，两淮盐运副使等职。生平喜好京剧，为京津一带著名票友。宗师汪笑侬，余叔岩，新艳秋等曾为他配戏。中年淡于仕途，钻研佛法，笃信“密宗”。与安钦活佛过从甚密，成为挚友。活佛进京，即住在刘家。刘彭翊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菩提学会常务理事。于1941年逝世，终年47岁。
李心斋（1861年－1943年） 名人，以字行。民间著名中医。祖籍青坨庄，顺籍芦台镇，秀才出身。幼年时过继于伯父母，考取秀才后，连续为生父母和继父母守孝，多次错过科考机会。闲暇时喜读中医药典籍，多有心得。后感觉功名无望，于是潜心于医药研究，所创“清腑化淤汤”等疗效显著，所开处方，在芦台镇“大同仁中药店”、“万和堂中药店”均有收藏。
李心斋为乡邻诊病数十年，从未收过诊费。生活仅依靠教书度日。瘟疫流行时，他将亲手煎制的“瘟疫汤”用大壶盛装，摆放在三官庙园中街自家门外，供往来行人饮用。许多病人因此痊愈。同时，他思想开明崇尚科学，在芦台开中西医结合诊病之先，对中毒性痢疾、蛤蟆瘟（即麻诊）转发肺炎等危重病人，自费购备“红药丸”（合霉素类抗菌素）赠予患者服用，疗效甚好。他情性豁达，不慕名禄。清末翰林高赓恩赠他一帧条幅，上写：“试问朝中宰相，不如林下为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白昼眠。”杜书田在为他画的墨竹上题诗说：“夕阳芳草画桥东，榆柳中间一径通，此处居人知不俗，几竿修竹绿梳风。”
傅剑秋（1880年－1956年） 原名长荣，芦台镇人。自幼演习武功，初随尚会川学少林拳术，后从形意拳师申万林习内家拳。1908年，拜中华全国武术会会长李存义为师，溶形意、八卦、太极等武功于一身。学成后回芦台镇设馆传艺。
1919年，抵奉天（今沈阳）收徒练武时，曾与一白俄武师角力获胜，在武林显露头角。1921年，日本武士小佐次郎师徒4人在奉天小河沿摆设擂台，部分中国武师击擂受挫，甚至重伤致残。傅剑秋闻讯后毅然登擂，先后将4名日本人击败，其中1名重伤。事后小佐次郎欲拜傅剑秋为师，遭到拒绝，表示不再来中国比武。张作霖也招见傅剑秋，并请他出任侍卫官兼奉天讲武堂武术教员。在此期间，曾教授张学良、张学成、韩光第、胡文通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形意门武功。皇姑屯事件，傅剑秋幸免于难，旋即回到芦台镇收徒传艺。
1927年，他到湖北武当山以武会友。与徐本善道长结为挚友，相互研习切磋，掌握了乾坤球、玄武棍等武当击技。1932年杭州武术比赛时，傅剑秋任裁判员。他的徒弟天津人李春芳技压群英，获得冠军。此后，他即在无锡、上海一带设馆传武，至1953年回乡。1956年农历7月13日辞世，享年75岁。其子傅少侠，亦为武术名家，1977年病故，终年64岁。
唐紫园（1894年－1960年） 名宗芳，以字行，汉沽双桥村人。1918年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专业毕业。1920年受聘于宁河中学（芦台一中）任教务主任兼教数学课。1924年着手于创建渤海化工厂。经3年时间，建成投产。唐紫园任厂长，并仍兼宁河中学教务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将工厂资产转卖给中国银行，在该厂任技师、顾问。
1928年，唐紫园邀请宁河中学教师张壮一，永利碱厂工程师苗震民，芦台完小教师崔锡麟等，一起组织芦台济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建成60千瓦发电厂1座，以解决芦台镇民用照明用电。厂址选于芦台镇渡口西侧约200米处．因资金仅够支付厂房建设，线路架设及用户照明设备安装等开支，只得由唐紫园亲自出面，借用永利碱厂蒸气电机两台，并由该厂负责机械测试安装，由渤海化工厂支付工资。发电厂当年投入生产，3年后即倒闭。1929年唐紫园任宁河县教育局局长。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1951年7月被人民政府逮捕，1952年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1960年10月病故于汉沽谭家港，终年66岁。
董晓轩（1893年——1973年） 芦台镇人。粮商出身。15岁时在芦台镇庆太和粮栈学徒，
后任司账、釆购。1923年到天津治厚德粮行当职员。1928年,倪幼丹出资经营益生大米庄（后改称永增厚），由董晓轩出任经理。1945年，天津粮业与杂粮公会合并为批发粮业公会,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又是佛教居士，曾当选天津佛教协会副会长。新中国建立后，被选为天津粮食批发公会主任委员、市工商联常委、市政协委员。
相关地名
宁河县现代产业园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