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我的父亲刘维新生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抽屉，他总是锁得紧紧的，一把钥匙随身携带，抽屉里的东西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2004年11月29日，79岁的父亲因患脑栓塞过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一家人围坐在写字台前，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了父亲紧锁多年的抽屉，看着抽屉里的东西，家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抽屉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父亲平时紧衣缩食为我们留下的大笔存款，也没有什么金银珠宝，而是装满了捐赠证书、捐款收据、“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和受助学生寄来的感谢信。抽屉里竟然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全家人不禁失声痛哭。我们一时难以估算，自己心中“财迷”的老父亲，到底为公益事业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捐了多少钱。我们终于明白了父亲生前“财迷”甚至是吝啬的原因。
  我父亲1926年7月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赵家洼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11岁起就跟着我爷爷当码头工人“扛大个”，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为挣碗饭吃。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天津市搬运公司工作，组织上让他去学开汽车，这是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带来的。1953年12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我懂事时起，就知道父亲是个以工作为重的人。在我们姐弟6个小的时候，家里极少见到父亲的身影，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操持。父亲在多个单位工作过，运输四厂、五厂、二厂、跃进汽车修配厂、宝坻水源工程指挥部、石化运输公司都曾留下他的工作足迹。而且，他每次调入时都是这些企业的建厂初期，那时候，父亲就住在单位，没有上下班这一说。无论在哪个单位，他带的车队总是标杆。他就是这样，最艰苦的工作他去做，最危险的地方他抢着上。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都很想他，而他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身穿简朴的工作服，来去匆匆。早在1954年，他就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7年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父亲在单位还是个人人都夸的好师傅、好干部。有一次，我嫂子带着孩子顺便搭他的车回农场，他回到单位后，主动向车队交了18元钱，说这是绕路的油费。
  1985年7月，父亲光荣退休。母亲知道后别提多高兴了，满以为为工作忙碌了一辈子的父亲这下子可以好好在家歇歇了。没想到退休后的父亲学习和工作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他自费订购了多种报纸和杂志，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在他抽屉的遗物中发现了大量的学习笔记和党员奉献记录本。在给组织的思想汇报中，他写道：“现在我年岁大了退休了，但是思想不能退，我还要把余热献给党，献给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1994年居委会改选，父亲被群众推选为大王庄街道八纬路居委会治保主任。他在居委会一干就是三年，他当居委会治保主任，那真是以社区为家，不分白天黑夜。组织成立社区巡逻队，维护居民区的治安秩序；组织带领社区志愿者清除乱贴乱画，清整小区环境，我们社区的楼道里没有1张小广告，就是父亲带头用小铲刮下来的。父亲在社区每天都工作8、9个小时。赶上节假日，别人都过节休息了，而他却更忙了。特别是每年的大年三十，家家团圆过除夕，可我父亲为了能让大家过一个祥和的春节，却在社区里巡逻，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防止火情的发生。母亲为此经常抱怨：“上班时工作忙整天不回家，退休了天天巡逻不回家，过年还是不在家。”社区里要是谁家有困难，他都主动上门，问寒问暖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邻里之间有矛盾或是谁家里闹纠纷，他一准儿去调解，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经他之手，没有调解不了的矛盾、解决不了的纠纷，大家都说“我们要是不和好都对不住刘大爷。”在我父亲当治保主任的三年里，居民区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偷被盗的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事故。后来年岁大了不当治保主任了，他也是社区最积极的志愿者，巡逻、清整、宣传、捐赠，他样样都不落。有一年，居委会的两间旧房子的屋顶坏了，居委会没有钱修。父亲知道后，二话没说，自己爬上屋顶修理，全身上下全是土。原三省里社区居委会主任邢东华回忆说：“老刘当时岁数不小了，可他为了公家的事不顾个人的安危，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打心眼里敬佩人家。”父亲的党性觉悟特别的强，那时候交党费，老党员每月交5角钱就行了，可父亲每次至少交2元。父亲还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他经常利用各种场合给年轻人现身说法讲共产党的好，教育青年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父亲的工作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94至1999年，父亲年年被街道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在十年党员奉献活动中，因其成绩突出，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表彰。
  父亲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认识他的人，见他一年四季总是穿一身退休时的旧工作服。我们看他穿得太寒碜，给他买来了棉衣棉裤、新衣服。他却一件也不穿。老俩口儿平时的饭菜就是白菜豆腐，很少买鱼买肉吃。父亲刚退休时，工资只有100多元，最近一两年才涨到1000元多点儿。我父母家有一个饭盒大小的塑料盒，每月父亲只往盒子里放200元，多一分也不放，他让母亲每月也放200元，这就是他俩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许超出。如果超出，超支的部分他一概不管。十多年来，老俩口儿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看他们太节俭了，我们有时就给买些吃的，老俩口儿才借此改善一下。儿女回去看他们，他们从不留我们吃饭。儿女们虽然心疼，但拿这位“抠门”的老爸实在没有办法。可一赶上扶贫救灾，他就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大包小包地送到居委会，捐给灾区人民。今年78岁的老党员、父亲的老同事陈立明清晰地记得，“老刘每次扶贫救灾捐款捐物，都是最积极的一个。钱，他总是捐得最多；衣物，他不仅捐得最多还净是新的。”父亲为公益事业做的事还很多：楼栋口挂的国旗破了、旧了，父亲悄悄买来新的换上。从1996年9月至1998年9月，共与贫困地区的六名学生结成了救助对子。对别人如此大方的父亲，对自己近乎苛刻。一条裤子能穿20多年，打了多个补丁。天热了，他不让母亲开空调，怕费电。房间的吊灯只亮当中的一盏，灯炮瓦数是最小的。老俩口儿一个月有时用水还不到1吨。母亲受不了，曾多次与他吵闹，认为老了老了，还要为几百元过日子钱和父亲着急生气，父亲却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旧社会不知好了多少倍，咱们的国家还很穷，还需要我们过简朴的生活。”父亲最后这次病重，11天住了四次院，每次刚住进去他都吵着要出来。他不愿意进医院，舍不得花药费。他平时就有糖尿病，也不看医买药，看点病，药费从不找单位报销，说是不给单位增加负担。在孙辈们的眼中，他也不是个好爷爷、好姥爷，孩子们过年没得到过一分“压岁钱”。可他在那些受助学生的心里，却是“大恩人”。上小学二年级的受助学生韦忠白在信中用稚嫩的字体这样写道：“您寄来的钱我已收到，感谢您的一片爱心，您省吃俭用来资助我上学，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暗暗想一定好好学习，将来一定做一个有用的人。”陶文秀在信中写道：“我真是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您伸出了那双温暖的手，使我重新回到了校园。”蒋业超在信中说：“您是我的恩人，我永远记得您。”
  11月29日，父亲带着他对党对人民深藏的爱走了。9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给父亲的“保护母亲河行动捐助纪念卡”上记载：“捐植亩数：10亩，植护地点：山西省偏关县万家寨镇破石槽村。”按照捐赠规定，“植树项目是以200元植一亩林为单位结对”，那么父亲这次的捐款数额则是2000元。这是他漫漫人生路上的最后一次爱心的播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