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几年来，我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武警系统评为优秀科主任，去年被武警部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今年被天津市卫生局评为医疗系统诚信标兵。我觉得，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忠诚卫士，就要行医为民，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
  在我行医的道路上，先后从师于耳鼻喉科知名专家教授及内窥镜专家教授。在他们的谆谆教诲下，我在头颈部肿瘤、耳外科、神经耳科、喉显微外科、鼻内窥镜外科等领域不断探索，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我从1988年开始从事面神经疾病的研究工作，重点加强了对Bel1麻痹的预后诊断研究，摸索了不同的电生理检查对Bell麻痹的预后诊断价值。先后完成了课题——眨眼反射对面神经麻痹及其它神经疾患的预后诊断。这一课题被评为天津市医药卫生应用新技术。近年来，我仅用这项新技术，就为200名患者解除了病痛。我刚到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时，科里的病人除了外伤的就是几个战士。当时科里人员少，也没有几件像样的仪器，一年只能做20多台简单的扁桃体、鼻中隔手术，无法满足军地患者的求医需要。对此，我一方面向院里打报告，要求配备现代化医疗设备，让住院的战士和干部回去后向亲戚朋友做宣传；再者亲自下去义诊，足迹遍布我们河东区的每个角落，一边为病人义务诊疗，一边宣传科里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情况。短短几个月，病人门诊量逐渐增多，病房床位使用率也越来越高，最高曾达120％。手术台数由上任前的每年20多台，发展到2003年非典过后半年的198台，再到2004年的392台，今年则达到了500多台，手术的病种也由只能做简单的扁桃体摘除等手术发展到具有各种疑难风险大的手术。
  我刚到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时，恰逢医院成立全国首家军地联合河东社区卫生服务集团。我强烈要求到社区的香山医院担任名誉副院长。虽然在这个院长的位置上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我坚持每月都要到医院去两次，我认为这是为民服务的好机会，先后举办了数期业务培训班。此外，我还坚持到万新村、程林里、向阳楼等地义诊20多次，先后为1000多名群众进行了义诊。两年多来，我先后为前来找我看病的100多名河东区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的群众免去了专家挂号费，虽然这点钱在一些人看来微不足道，但表达了我的一点心意。我记得有一位家住河东区万新村12区姓张的孤寡老人，患中耳炎多年，非常痛苦，由于膝下无子女，到医院看病成了老人的一个难题，我听说这个情况后，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老人，让她遇到情况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后来，我干脆每月无论工作再忙，身体再累也要到老人家中去看一看，给老人检查检查。作为一名医生，出急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有一次出急诊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已经凌晨1点多了，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冷风刺骨、寒气逼人，梦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急诊值班的医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位4岁的女孩母亲精神病发作将孩子喉部砍伤，让我立即赶往医院抢救。我接到电话后，立即跑出家门。平时川流不息的“的车”，由于气候“变脸”、夜深人静而变的稀少，我在路上等了10几分钟也没有看到出租车，情急之中，我骑上自行车艰难地往医院赶。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距医院还有200米时，自行车又出了问题，此时此刻我真是感到了自己的弱小和无助，当我看到四周一片白雪皑皑而且没有一个身影时，恐惧、心悸、不安和紧张感等一起涌上心头。我镇定了一下自己，为了抢救患者，自己鼓足勇气在厚厚的积雪上奔跑，接连摔了几个跟头，但我全然不顾，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力抢救患者。在手术台上，我发现患儿喉部环状软骨及甲状软骨均被切割，而且左侧颈总动脉裸露，生命非常危险，好在经过及时抢救治疗，终于保住了惠者的生命，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每当我为病人及时解除疾苦，挽救回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生命，看到病人身体康复如初与亲人团聚，我内心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愉悦。在我行医过程中，我一直坚持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原则，那就是不论贫富贵贱，只要是患者，在我这里都能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有一名70多岁的老人，我发现他自住进我们科以后经常暗自流泪，出于当医生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老人肯定有难言之隐，于是我主动接近他，起初他还不说，但反复几个回合后，老人终于向我透露出了他的烦恼。原来，老人的老伴去世多年，自己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儿子拉扯成人，如今三个孩子都在做买卖，由于工作忙，除去第一天把他送到医院后就再也没有来看过他，为此这位老人伤心失落之余，不免倍感孤独。了解到这位老人的想法后，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三个孩子，劝他们不要光关注自己的事业，在挣钱之余也要尽一下做子女的责任，可一连两天，老人的三个孩子仍然没有露面，面对此景，我没有放弃，根据老人提供的地址，对三兄弟逐一进行了家访，我的真情终于打动了他们，从此以后，他们总是轮流看望守护老人，老人由此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然而，有自豪也有内疚，内疚对自己的孩子。2005年女儿小升初，我没时间给孩子辅导功课，而我爱人也因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孩子，致使孩子学习成绩有所下降，而往日对孩子的种种承诺也不能兑现。有一次，孩子满怀怨气的对爸爸说：“我最怕电话铃声，对我妈妈来说工作和病人比我重要，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我听到这话时，心里酸酸的，我确实没尽到当母亲的责任，每当提起孩子，我总是内疚不已。
  我从小就有个心愿：就是做一名医生，为人民解除病痛。从行医的那天起，我就时常告诫自己，面对患者，绝对不能分三六九等，给患者开药，绝对不能越贵越好、越洋越好，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一名患者把装有巨款的皮包往我桌子上一放，说自己有的是钱，只要把自己的病治好了，花多少钱都行，并说自己吃了多少名贵药品。我听后就给他解释：“治病吃药，可不是越贵越好，越洋越好，关键在于能治病。”在认真地检查完他的病情后，我就给他开了几十元的药品，一个月后，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他的病好啦。看到患者高兴，我自己也非常高兴，因为作为一名医生还有比受到病人的赞许更高兴的事情吗？俗话说救人一命，如同再生父母。患者总是想以各种方式表示谢意，而我每次都要婉言谢绝：“国家给我发工资就是让我为人民服务的，额外的钱，我一分也不能拿。”两年多来，我拒收“红包”40余次，金额达数万元。有一次，我了解到家住河东区万新村一名下岗女工家中十分困难，他的丈夫生病后住在我们科，每到吃饭时间，这名女工总是凉馒头拌咸菜吃，看到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我把自己身上仅带的800元钱都捐给了这名下岗女工。有人说我傻，说现如今都是病人给医生送“红包”，哪有医生给病人送“红包”的啊，我听后只是一笑。
  去年7月，我们《人民武警报》的一名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是如何做好拥政爱民工作的，因我不善言谈，致使这名记者一个劲地叹息。当他看到我记事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我为60多名驻地家庭困难的患者进行义务家访看病、捐款的记录后如获至宝，由此写了一篇《军民鱼水情深似海》的长篇通讯，我想，这也是我爱民为民的真实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