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水中浮萍，随波逐流，铺陈绿色，展示顽强生命；
  电建工人，风餐露宿，南北转战，追求光明事业。
  我家父子两代6人，有5人是电建工人。正所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
  在我的电建之家，若推元老级人物，自然当属我的父亲。
  据母亲讲，父亲是在1952年二十岁时，身背小铺盖卷，随村里一帮小伙子出外谋生的。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父亲当挑沙和泥的小工，迎着炎炎烈日肩挑小山样砖筐，往来穿梭于楼上楼下屋里院外，一天下来小褂洇出了汗碱。同来的小伙吃不了这份苦，没干几天就纷纷卷铺盖回归故里，而憨厚、刚强的父亲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电建工人，随队伍开拔京郊良乡建设电厂。
  父亲工作稳定后，就回老家接来母亲和在襁褓中的我。自此我家漂泊小舟，就驶入电建航程，走南闯北，四处迁徙。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在四方转战中出生、长大的。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父亲他们已经在塞外建成包头电厂、呼市电厂后，回返天津扩建发电一厂，我们一家就住在河东区八纬路的一排竹板房里，度过了一段清苦、欢乐的童年时光。
  每天清晨，一等爸妈上班后，我就领上3岁的弟弟，蹦跳着到房后一堆水泥管中玩“捉强盗”、“藏猫猫”的游戏，即便状如泥猴、遭训挨打也照玩儿不误，要不就随隔壁桂英姐跳绳踢毽，拍球打弹，小哥俩就像泼猴一样顽皮好动。
  每天吃过晚饭，我俩就牵手穿过热闹的六纬路，站在海河边看大客船、小火轮乘风破浪、穿梭往来。在人流滚动的大光明渡口，总瞧见一个头大短身黄发的小矮人，无论晨昏寒暑总在渡口吹笛行乞，大家念其可怜，纷纷解囊相助，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妈妈给我买冰棍儿的钢蹦扔给小矮人，后来随父母含泪离津去了山东，仍想念河边的竹板房、房后的水泥管、渡口的小矮人。
  在泉城济南的旅程，正赶上“三年度荒”。粮食不够吃、糠菜当干粮。一到节假日，妈妈就领着我们兄妹三人，到田埂边挖野菜，捡地瓜，包成菜团子给夜值的父亲充饥。因营养不良，父母双腿浮肿得行动困难，却硬是勒紧裤带，挺起脊梁，鼎撑起一座座火力电站。而我也在父辈们的影响下，在学校里钻研学业，磨炼品性，更庆幸遇到一位艺术恩师。我的班主任王老师，是电建业余作家，常有相声佳作问世。每到彩灯高悬的年节，我与同学张百顺那稚声稚气、绘声绘色的相声表演，就成为叔叔阿姨们捧腹大笑的“压轴大戏”。
  1964年国庆节，我家随队伍告别生活了六年的泉城迁往天津，加入了新组建的天津电建公司，第二年便在津郊军粮城摆开了战场。那时父亲已当了吊车班长，母亲也成了食堂炊事员。此后天津就成了我们的“大本营”，原本漂泊的家庭，总算停泊在了平静的港湾。1969年5月，我告别父母，下乡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又到了我4岁时随父母建电厂时所到过的那片草原。因有电建子弟的吃苦品性，漂泊本领，7年的屯垦历练应裕自如，且为生命之树扩展了年轮。
  1975年秋天，大弟在天津六中高中毕业时，得知学校有两个进电建的名额，便找到老师死磨硬缠，得遂了“加入电建，照顾父亲”之心愿，去了唐山陡河建电站。在人声嘈杂的饭厅里，同为电建工人的父亲与大弟相逢。大弟递上一沓新买饭票说：“爸，看你干活太辛苦，以后每天买份肉菜补补身子吧。”此后父子俩同在机械站工作，父亲开吊车，大弟开汽车，二人相依为命，比翼双飞，竣工后陡河工程获得国优工程“银质奖”，父亲和大弟及工友们庆功时喜极而泣，泪水涌流。那金光闪闪的奖牌里，包容着电建工人多少心血、汗水、泪水呀！
  正是有着如此家传渊源，加入电建就成了我们择业的首选。1985年小弟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天津送变电公司，当上了走南闯北的架线工，荒山野岭、河湖港汊、稻田麦场成了他们架设银线的战场。风霜雨雪不歇脚，登高爬杆20年，小弟练成了一身架线的硬功夫。
  到了1990年，经过父亲的努力及单位的关照，我终于结束21年的边塞生活，落叶归根，加盟天津电建公司，当上了企业报的编辑，用手中的笔为电建工人作传，至今已15个寒暑，且将塞北高原托克托当作征途的最后驿站，奋力鼎撑起全国最大电力城。
  最后我想说，描绘中国电业史的最初笔墨，该是辛劳奔波的电力建设者。是他们用心血、汗水、智慧，夯击并铺设着中国电力的永恒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