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我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野战部队特招的第一批女兵，曾很早被誉为部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事实上，我们是头戴耳机、手持电键，能接通天南地北，传递军事信息的女通信兵。兴冲冲穿上军装后，我们进行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然后分配到各部队。有10名女兵被挑选到军部当话务员，先到通讯营一连进行业务训练，其中有我。记得当时的军委一号战备令，把驻扎在大城市里的军机关开拔到农村，这为我们体验野战部队机动性和战备性的兵营生活打开了新的界面。我们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穿上军装后就是1名真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我们同男兵一样出操、训练、站岗、值班；同男兵一样拿着25公斤重的线拐子练收放线；同男兵一样蹬着脚扣或套着绳子套爬电线杆；同男兵一样夜间摸方位角；还同男兵一样抢着给老乡挑水……我们这10名女兵个个是好样的，谁也不甘示弱。记得当我们蹬着脚扣，爬上四、五米高的电线杆，手持话筒迎风而立，飒爽英姿中透出几分稚气，不时在电线杆上面高喊：“喂、喂，我是海燕。”那阵子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真好像我们就是在风浪中翱翔，在长空中搏击的海燕！
  高尔基的《海燕之歌》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男兵能做到的我们也要做到。记得第一次夜间训练摸方位角，训练场地设在乡村的开洼野地。冬天已经收割过的田野一片空旷，地显得那么大，天显得那么低，好像天和地连在了一起，除了远处几个星星点点的村庄外，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的方位角设在指挥中心的四周，谁和谁也不同路，都各自完成指定任务。我们女兵两人一组，按照测定的方向去寻找目标。目标有的设在大树下，有的设在草丛中，还有的设在坟头上。不知是部队首长有意安排，是老天故意捉弄我们，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里，连星星都找不到。我和李丹俩人一组，我们手拉着手数着步子翻越着沟沟坎坎。只听见大棉鞋踩在地上，“卡哧卡哧”响，总好像后边有人跟踪，我们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脑子里似乎黑洞洞的……这时，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两手攥出了汗，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脚踩空，两人双双掉到了半人深的沟里。幸亏是一条干沟，还是顾不得拍打身上的土，就爬起来接着往前走。一时间，数的数忘了，方位也辨不清了，甚至连身上系的武装带丢了都不知道。不过，我们还是凭着感觉找到了我们要找的方位，完成任务凯旋而归。
  开始，营里考虑到女兵安全，不让我们夜间站岗。我们却坚决要求“一视同仁”。营部经请示上级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连里安排两个女兵一个班，两个小时一换岗。那时候形势特别紧张，部队驻地附近经常发生夜间有信号弹、野外有篝火、还有不明电台信号声等情况。因此，女兵们的警惕性特别高也闹出了许多笑话。
  一次，我和王彦当班，她背着没有子弹的空枪，我的怀里抱着“金鸡”闹表，在连队驻地附近巡逻放哨。午夜时分，我们巡逻到村子中央，看见一颗微亮的弧线划过夜空。我们认为是信号弹，马上跑到连部报告。连长、指导员正在睡觉，我们隔着窗户喊：“报告，我们在村子中央，水井的上空发现了一颗信号弹！”连长和指导员隔着窗户，半信半疑地问道：“是信号弹吗？”我们肯定地回答：“是。”连长又试探地问：“不会是流星吧？”我们仍然坚决地回答：“不是，我们认识流星。”我们还补充一句：“流星飞得高，这个信号弹飞得低。”连长和指导员心想，敌人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部队驻地、村子中央、水井上空发射信号弹。随即命令我们：“继续观察，有情况立即报告。”我们像临危受命一样，坚定地说：“是！”又继续监视动静，一夜平安无事。后来，连长为了让我们认识信号弹，特意找来几颗放给我们看。当我看到一颗颗红的、绿的、黄的信号弹，像放礼花一样腾空而起，又大又亮，照亮了大片的夜空时，马上叫起来：“那天我们看到的信号弹和今天的不一样！”连长、指导员和战友们听完都哈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也是夜间站岗，我们在连部食堂院子里听到“唰、唰”的动静，以为是敌人在搞破坏。我们躲避在房角后窥探，不敢上前。声音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随着这响动，我们的头发都丛起来了。后来我们壮着胆子往响动的地方扔了一块石头，终于从草堆后面窜出来两只羊，这才舒了口气，原来是这两个家伙把我们吓得够呛！
  我们还学老八路给老乡挑水。挑水，更是美差，缩着脖子，弓着腰，两手托着扁担，一步三晃悠，五步一放下，嘴里还唱着：“小扁担三尺三，三尺三……”一边走，一边哈哈哈，走一路洒一路，挑到老乡家还剩半桶水。新兵就是这样磨炼成老兵，老兵又带起了一批批的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