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每年“八一”，单位召开复员军人座谈会时，总不免心里一动，虽不能入列共话，又总是想起那一段军旅生活。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高潮，全国开展了第二次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军干校运动。我也为爱国热情所激励，投笔从戎，坐着敞蓬的“解放”大汽车，从本县甘谷出发，经过三天三夜酷热行程，越过秦岭到达宝鸡，然后坐火车到西安。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群众便列队欢迎又欢送。我们佩戴着大红花，在行军中与夹道群众一起高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接着就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
  军干校设在陕西三原县的一个古寺庙里，前后三进大院，所有大殿和偏房的泥塑神像均已清除。记得入学的前半年学习政治，课程有《社会发展史》、《党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大众哲学》等，主要是做学员的历史思想总结，清理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受的精神污染，如：“日本投降是美国的两个原子弹打的”、“富人养活穷人”、“人是上帝创造的”等等。刚开学时1000多人，最后只留下300人学业务，半年后即分配工作。学员们有的到军区，有的上朝鲜前线，他们继续军旅生活；我则分配到党的机关——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于是很快便结束了军旅生活，没有军籍，也不算是军人。
  回忆起来，一年的军干校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早晨上了操、练拳和射击，下午是政治和业务课，晚上自习后集合点名，一日讲评。吃的是大锅饭，8人一桌，四菜一汤，吃饱为止。记得每一桌都有一个吃菜班长，谁夹菜快了，用筷子打一下，表示警告；衣服被褥以及日用品全是供给的。每人每月2元津贴，毕业时我还结余15元钱。
  这一年有两件事给我终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是有次我病倒了，嗓子发炎，不能说话，疼痛难忍，保健军医治不了，半夜里便由战士用担架抬了20华里到县医院，经两周治疗痊愈，当时感慨很多，便写了一篇稿子刊登在军校黑板报上，大意是第一次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要是在家里得了这样的病，只能求神弄鬼，后果不堪设想。这篇稿子引起了良好反响，编委会便吸收我为板报编辑，这对我日后从事宣传工作有了初步的锻炼。二是毕业时评了一次“学习模范”，我荣登榜首。这使我与政治学习结下了不解之缘，使我在日后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工作中，受益匪浅，为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奠定了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