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我是于1927年至1933年在南开中学读中学的，当时张伯苓先生担任南开中学的校长。
  张伯苓校长在南开中学建校初期，口袋里总是带着一个小记录本。每逢遇到军政要人或者是巨贾富绅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是先和人家寒暄一番，随后话题一转，引入他想要讲的“正题”上面来，例如宣传一些“中国如果要想强盛起来就必须兴办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兴办教育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上学读书、识字，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书达理，要提高中国人的素质。”等等。同时，张伯苓先生把这些人捧为乐于助学、乐善好施的“大善人”，然后他才从口袋里拿出来事先早已经准备好了的小记录本，请这些人签名捐献助学款。捐款多少不限，但都出于个人的自愿。当年捐献助学款的各界名流人士有：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周学熙等人以及天津卫老“八大家”之一的“益德王”家的后裔王魁章。其中王魁章给南开中学捐献了一块土地；工商实业界的章瑞廷在1934年捐献现大洋500元整，南开中学用这笔钱于同年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的礼堂，命名为“瑞廷礼堂”。当然，张伯苓校长请的这些名流人士中就有不少人他们的子孙就在南开中学读书。
  张伯苓校长特别擅长于识人、用人。每当有新聘来的老师到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张校长总是要和新老师谈上两三天的话。张校长从新老师的言谈举止中了解到该人的思想品德和是否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如果新老师有这方面的素质品德和事业心的话，张校长就聘请他；反之，就会婉言谢绝。平素在张伯苓校长身边工作的教职员工人人恪尽职守，对于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例如：庶务课的主任孟琴襄先生，平素就经常到他负责管理的食堂内去抽查。到了食堂以后往往一句话也不讲，径直走到已经蒸好的馒头笸箩前，拿起馒头就放在秤上称一称，看一斤馒头有几个？每个馒头的份量够不够！有时候，清晨孟主任也要到食堂来看一看豆浆是不是浓淡适度，果子的个头是否够大，烧饼是否够份量等等？在学校的精心管理之下，南开中学的学生们都能够以低廉的价钱吃到高质量的饭菜。黄钰生先生和伉乃如先生（校务主任）都是教师剧团的成员，周恩来同志参加革命运动时就将伉先生家作为联络地点。伉乃如先生曾经多次保护、掩护过周恩来同志。他们都兢兢业业辅助张伯苓校长为办好南开中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每周星期四下午最后一节课（第六节课）都要在学校的礼堂举行集会。在每次集会之前，如果是由张伯苓校长演讲的话，那么事先就会在礼堂门口贴上布告，上面写着：“星期四集会由张伯苓校长演讲”几个大字。如果是其他先生演讲的话，就不事先贴布告了。
  每当张校长演讲的时候，南开中学的礼堂内外全都被学生、教职员工们“塞”的水泄不通。张校长演讲时说着一口地道的、纯正的天津卫方言。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听张伯苓校长不止一次的给全体师生讲，在满清的时候，他曾经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那时，他在山东威海卫的港口看见有许多艘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在肆无忌惮的出进中国的港口。有的外国轮船到了中国的港口，不按照国际惯例和改悬中国国旗。当时没有一艘外国的轮船这样做，他们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人放在眼中！威海卫港口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轮船会这样随便进出中国的港口呢？因为当时的大清帝国太腐败无能了，军队的力量太软弱了，所以我们就受尽外国人的欺辱。这件事深深的刺痛了张校长的心，这使他认识到：要想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就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就要让中国的孩子们上学读书认字！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兴办教育事业，兴办新式学堂，只有兴办教育事业才能够挽救中国！正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兴办的不好，中国人大多数都没有文化知识，所以外国人才敢明目张胆的任意欺辱中国人……这也为张伯苓校长后来积极兴办南开中学立下坚实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