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直沽已形成聚落。明永乐年间天津市设卫后,外省移入人口渐多。清末至民国期间,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区境城市化进程加快,至40年代人口增至20万人左右。当时受社会经济卫生条件的制约,人口形势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状况。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迅速增长。出生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而死亡率降到13‰左右,人口形势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状况。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时期,而人口发展却未纳入国家计划。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人口政策的失误,致使人口继续无计划地增长。是时,占全区总人口50%的中青年正处在生育旺盛期,致使1953-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40‰的高水平,并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控制人口的增长便提到国家议事日程,并逐步实施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的政策,加上解放初占全区总人口一半的中青年已过生育年龄,使1964-1967年河东区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1964年下降到16.59‰,1967年仅为9.85‰。虽然人口死亡率也下降到4.92‰,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4,93‰,是区内人口自然增长的低谷。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使计划生育更加深入人心。但是由于1953-1962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已陆续进入婚育阶段,所以从1978年起人口出生率开始回升。1983年达到顶峰,全年出生10311人,出生率21.28‰。与死亡率相抵后,自然增长率达15.43‰。这一反弹持续了近10年。
进入9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低出生、低死亡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都在6‰上下,自然增长率不足1‰。1993年出现负增长,自然增长率为-0.16‰。1994-1995年继续保持缓慢的降幅。
人口迁移是导致区境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多年来跨省市迁移和市内人口迁居,使区内净迁移呈缓慢增长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目的为主要原因的流动人口逐年增加,流入人口中农村人口占87%。80年代开始,由于区内新辟万新村等居住小区,市内其它区部分拆迁户到区内定居,促进了区内人口的增长。
截至1995年,全区有人口618301人,分布在全区19个街道,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沈庄子街道,每平方公里53361人;人口密度最小的是鲁山道街道,每平方公里2980人。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河东区在业人口355230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在业人口的62.69%;其次是第三产业,占在业人口的36.95%。河东区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区。至1995年,除汉族外,还有28个少数民族计11827人和汉族居民共同生活在河东区这块土地上,为我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服务。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区内人口寿命逐渐提高。1995年,河东区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5.92岁,其中男性74.71岁,女性77.14岁。80岁以上高寿老人有6000人,其中百岁寿星8人。(河东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开放贸易体系的原则
在WTO的所有法律文件中,自始至终体现出下列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开放贸易体系的核心。
1.非歧视贸易。非歧视贸易原则通过“关贸总协定”第1条,缔约方必须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根据其第3条,缔约方必须相互给予国民待遇。所谓最惠国待遇是指,一成员给予其它成员的产品、服务和人员的优惠待遇,应该立即扩大到所有成员。所谓国民待遇是指,一成员给予本国的产品、企业、服务和人员的优惠待遇,不能低于本国的相同待遇。此外,它还体现在“原产地协议”、“装船前检查协议”等其它一些协议条款中。
2.预见的和不断增长的市场准入。通过多边贸易体系,各国政府可以给予投资者、雇主、雇员和消费者提供某种商业环境以鼓励贸易、投资和创造就业,为市场提供广泛的选择和低廉的价格。而可靠的和可预见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存在主要取决于关税的运用。事实上,贸易条件的可预见性的关键往往在于各国国内法律、规章、措施和透明度。例如,通过官方报刊上登载或通过咨询的方式,或者在多个层次上通过向世贸组织进行正式通知的方式进行披露。
3.促进公平竞争。1947年关贸总协定曾有反倾销、反补贴和在严格前提条件下进行保护的种种规定,但它是一整套致力于开放、公平和非扭曲竞争的规则。非歧视原则是用以实现公平的贸易条件的,抵偿性关税的征收也是如此。如世贸组织农产品协议旨在给农产品贸易提供更高的公平程度;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改善服务竞争的条件。
4.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在世贸组织成员中,有3/4以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有60多个转型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计划。有的国家是作为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的一部分而实施的,有的是在自愿基础上实施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起到了比在以往任何一轮谈判都更加积极的和有影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