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农村。1937年,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山西开赴敌后,华北广大农村迅速建立了抗日政权,翌年又建立了抗日小学,许多从未进过校门的穷孩子也上学了。我们开始受到党在抗日根据地教育政策的哺育。那时,我在村小学读书,自觉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学会了站岗放哨、查路条,也学唱了《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秋天,县抗日政府要求每个区至少建立一所高级小学;每个专区(即军分区)建立了一所抗日民族中学(简称民中)。记得我在当年考入西茼陇高级小学时,校长、老师除本县的文化人士外,还聘有一位八路军干部陈老师,他教我们五、六年级文化课,还教我们懂得了很多抗日救亡的道理。
1941年1月,我考入晋察冀边区四专署所属的民族四中,住在唐县史家佐,插班到七大队。当时全校有两个大队,学生共200多人。学校明确提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当时正处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学校缺少经费,所有的课程都没有课本,完全靠任课老师自编教材,由教务处干部手刻蜡纸印发。如语文课选学了高尔基、鲁迅的文章,包括:《海燕》、《祝福》、《故乡》、《狂人日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也学习过田间等作家的新诗和唐诗宋词;数学有四则、分数、比例、代数;自然有生理卫生、植物、动物,也含有中国地理;政治课除讲社会发展史外,还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此外,还有语文、物理、军事等课程。1942年春由同学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组织批准后,我在村外庄稼地里面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像,举行了入党宣誓,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入党后我才知道学校的党组织尚处在不公开状态,在民二中内建有党的总支部,校部的生活指导处除担负公事项的行政工作外,还是党总支部的办事机构。在每个大队都建有党支部,支部书记和委员由学生中的“老党员”担任。这时的中学,实际上起着为党、为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的职能。同年秋天,大搞“精兵简政”,民二中又与民一中(由原民一、二、五中合并)合并为晋察冀边区中学,迁到阜平县易家庄。1943年春,晋察冀边区中学又先后迁至灵寿县的上庄和平山县的南营。在同年秋季三个月的反扫荡中,日寇占领了阜平县城,并在城郊建起了临时机场。我们学校边打游击边上课。我和几个同学都配发了七九式水连珠步抢和手榴弹,任务是负责在反扫荡中打前站、号民房,领公粮、接老师,常常从校部所在地把某课任老师接来,他讲完本学期的课程,再接另一课任老师讲课:并负责同附近的边区机关、部队联系,随地了解敌情。反扫荡期间,学校驻地经常变换,经常三天两头转移,还不时采用夜行军的方式以躲避日寇扫荡。在边区军民取得反扫荡胜利后,学校又迁至盂平县漫山并增设一个师范班,学生共260人。这里是深山,交通极为不便,公粮常常不能按时运达学校,学校就发动师生自带中式单裤到几十里外去运粮。运粮时同学们把两个裤腿用绳扎上,就变成两条腿的口袋,装完粮食后把裤腰一绑,一前一后地扛在肩上。在边区中学期间,我们继续学习了物理、化学、几何、英语、世界地理和世界史、社会科学概论等文化课。在1944年春又开展了三个月的整风,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文章,着重清算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进一步密切了师生关系和党群关系。在边区中学三年多的学习和生活中,党组织帮助我们基本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树立了终生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到毕业时,我们班48名同学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在抗日根据地已开始形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培育了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守纪律的青年,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准备了一批后备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