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姨夫捎信来邀我回家过中秋节，坐在车上往事似云彩般大片大片在我眼前浮动——
  村口那棵大柳树，伸向村内的黄土路，满村拖着长腔的牛哞羊咩犬吠声，那遥远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真快，一晃大姨去世三年了，重新再踏入这片熟悉的土地，一种欢悦掩饰着几丝悲哀不知不觉中眼睛湿润了。
  迈进姨夫家的院门，已是暮霭浓浓，我惊诧地收住脚，这哪是记忆中的模样？迎面新盖两层小楼，一律用琉璃瓦封面，被夕阳映照的一片金光。院子用水磨石铺地光溜溜、平坦坦。院墙全部用花砖镶围，再加上满院盛开的花卉和爬满青藤的凉棚，绿盈盈的一片生机。唯有那棵熟悉的枣树，依然威风凛凛地伸向院外。姨夫笑呵呵地迎出门来，他依旧黑瘦，但白发盖过了黑发，看上去比先前苍老了许多，身子板倒还硬朗。姨夫看着我一个劲儿的笑，满脸的皱纹赛过盛开的菊花。难得看见姨夫这么高兴过，心想是日子过得好了吧？可一想起故去的大姨，心里又不是滋味。
  坐在枣树下休息，喝着热茶，一阵风过后，几颗红枣坠落在我脚下。我怦然心跳，朦胧中往事又隐现在我眼前。我是在河间县苗庄乡大姨家长大的。大姨有个挺怪的名字叫韩大可，为什么叫大可呢？我问大姨。大姨拍拍我的脑门说：“你去问姥爷啊！”那年她大约三十几岁，眉眼长得挺俏，个头不高，行动极灵巧，肤色也像乡下人那般黝黑，总爱穿一件浅黄色花外套，干净素雅。特别是走路，一对三寸金莲，一摇一晃像台上唱戏的。在我当时的年龄是无法用词汇来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丽，妈妈从城里邮来的连环画，有不少女人的头像，我并不觉得她们美，看一眼就不喜欢了。对大姨我永远也看不腻，常趴在炕边看她搓麻绳、纳鞋底、缝衣服，一举一动都带着韵律，一边干活，还一边给我讲故事，讲仙女，也讲鬼神，常讲得我一惊一乍的，然后又把我拥在怀里。尽管她自己有三个孩子却对我格外喜爱。每到夏天傍晚，大姨就麻利地收拾好碗筷，放一盆温水给我洗澡。她的手细长而滑润，动作也轻柔，生怕把我这个瓷人儿碰坏似的，一边洗还一边逗笑说：“东来的风，西来的风，好凉快。”这时枣树下早铺了一张大草席，洗完后把我放上面任我玩耍，偶尔树上落下几个红枣，我和哥、姐抢着吃，大姨看着我们嬉闹的场面，只是窃窃地笑。等屋里屋外忙完后，她举着一把大蒲扇，坐在席旁为我赶蚊子，嘴里还哼着听不懂的小曲，眯着眼，唱啊、唱啊，那土里土气的小曲，一直响在我童年的梦里。
  大姨的脾气特别好，从未打过我一下。60年代农村生活是很苦的，许多孩子穿得破破烂烂，我穿着城市人的衣服，便显得小公主似的，再加上大姨的精心打扮，随便领进哪个乡亲家都会受到一番赞美。每逢这时，大姨也像受到表扬一样，满脸生辉。村里的人走动的比较勤，消息也传得快，妈妈一邮来东西，少不了乡亲来串门，大姨心肠好常把我换下的旧衣服送给乡亲的孩子，糕点糖果也分给临近的孩子吃。小伙伴们对我越加亲热，常带我去田野捉蝴蝶、逮蝗虫，或是上树掏小鸟给我玩。我们经常钻进绿茵茵的玉米地里捉迷藏，大山坳里采集野花。秋天，新鲜的玉米烤熟之后又嫩又香；而爬在地上刨花生，更叫人吃得津津有味，我都乐疯了，就差忘了天津还有爸爸妈妈。大姨不识字，每次妈妈来信，总要请姥爷给念，姥爷上过几年私塾，又写一手好字，在村上是名人。念到要接我回津的事时，大姨忙摆手道：“不念了。”转脸对我说：“没你的事，快跟哥哥姐姐玩去吧。”没想到就在第二天晚上我被送上火车，渐渐远离了家乡。
  当我第一批带上红领巾，立即照上一张照片给大姨寄去，大姨夫从乡下来看我们带来了我爱吃的红枣、花生，还捎来了大姨亲手为我做的布鞋，样子土了点，可特别厚实，鞋底纳得密密麻麻，还依稀可辨出花纹图案，真像一件艺术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活条件稳定了，妈妈让我写信请大姨来。我去火车站接大姨时，正下着毛毛细雨，左等不见，右等不见，焦急中看见一个女人正挽着一个老人向汽车站走去，看那女人背影极像。我追过去一看，果然是大姨。原来那个老人回津看儿子，要上汽车不慎崴了脚，热心的大姨主动上前帮助他。没想到，那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团聚。
  此刻，空落落的大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抬头遥望夜空，皎洁的月光为院中撒下一片银白，我又想起那铺在地上的大草席，那挥动的大蒲扇，还有大姨哼的土里土气的小曲。大姨已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是否知道我正在思念她呢？
  作者简介：王文淑，女，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天津人艺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