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印从不承认自己是文化人,他说,我是个工人。
1965年,天津针织厂来了个初中生。进厂第一件事,就问有没有俱乐部。当有人领着他进了工会俱乐部,他抄起竹板就打,字正腔圆一段《学雷锋》,引来不少人又拍巴掌又叫好。大伙端详着这个细眯眼小毛头,记住了他的名字刘德印。
那一年,他十六岁。
刘德印步入真正意义的曲艺创作,还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参加天津市首届相声大赛,他创作的相声《创新业》因为立意好,获好评,发表在《天津演唱》上。参加市里的巡回演出,三四个月的时间同相声名家刘文亨、班德贵、魏文亮、孟祥光在一起,学习了不少相声创作及表演的知识。自那以后,他的创作逐步走向成熟,《家庭药房》、《铁门》、《越陷越深》、《光棍翻身记》、《向前与向钱》、《三斤桔子》、《少林寺外传》、《卖小报》等作品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段子。
他创作的相声《卖小报》,在观众捧腹中,酣畅淋漓的揭露一些小报粗编滥印,毒害群众的现象,曾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可贵的是,他的这段相声作品,是早在1985年《天津演唱》上发表,且多次在社会上演出。
平凡的生活现象,令人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然而对刘德印来说,他要在这平凡中发现素材,深入挖掘,仔细解剖人们的心态,把平凡的生活搬上舞台,用艺术的真实折射生活中的现象,引起人们的思索。他在这方面确实才华横溢,他能够在严肃的创作中,借助群众生活的语言进行创作。如形容女方讲究婚事排场:“电线杆子搅面条——大办(拌)。”形容男女青年搞对象:“对着花盆举喷壶——正交(浇)着哪。”语言大俗大雅,不流于圆滑庸俗。他的“包袱”抖的响,但决不迎合一些人追求刺激,有乐就行的欣赏口味,而是让你在笑过之后,能够不由自主地琢磨琢磨。他就这样有滋有味地写了相声、小品、快板书、相声剧、天津快板等一系列曲艺作品,并有多部作品获创作奖、表演奖、鲁迅文艺奖,全国一等奖,金奖……
继1989年刘德印曲艺作品专场演出后,1997年天津电视台“今晨相会”栏目录制并播放了《访工人曲艺家刘德印》的个人专访;1998年天津电视台“鱼龙百戏”栏目录制并播放了《曲艺家刘德印作品专辑》;他的快板TV,在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很大,应观众要求,已成为TV系列。
1992年,刘德印从针织厂调到河东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成为一名曲艺干部。文化馆的工作历来没有硬性指标,工作全靠自觉,尤其是群众文化工作,创作也好,排练也好,演出也好,全靠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心。一杯茶一份报可以坐一天,看看电影聊聊天可以泡一天。刘德印却把他曲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的曲艺队伍,创作排练演出好像一只充满电的电子表,周而复始,从不间断。“破闹钟,不拨拉不动”是人们形容懒人的语言。而人们形容刘德印干工作,总是说他“上满了弦”。他负责的河东区业余曲艺团和天津市少儿曲艺团,深入基层深入部队,为区重点工作一线职工演出近百场,许多节目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播放。经他培养的小演员,有8名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3名被部队文工团和部队文艺宣传队录取。
经常有人这样问他:“说一段不少钱吧?你可大发了?!”
刘德印只是笑。不能和青蛙谈论大海。他从没考虑过钱。写作和演出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他的这种享受如同有人爱喝啤酒,有人爱吃大餐一样。他认为比别人多一种精神生活,很幸福。
工厂和街道来请他演出,人家说,我们这可没钱。他说:“别提钱,咱是宣传精神文明来的,不是来挣钱的。不给钱,照演!”
走穴风刮起时,穴头找到他,“一段一百到二百,干不干?”他憨厚而坚决地说:“不行。咱不是干那个的!”
在将近三十年的创作演出中,他从未为金钱写过或演过有污染的作品,用他的话说,“咱不能为金钱掉价”。
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天,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认真对待每一段作品,在看似轻松的工作中,他认真地生活着。
慰问环卫工人,只一场演出,他认真创作了两个段子:天津快板《鲜明对照》和京东大鼓《闪光的青春》,都成为保留节目。
军民共建文明小区小型联欢会,他创作的《大杂院的变化》被评为“鲁迅文艺奖”。
就是这种认真,他打出了知名度,企事业单位搞宣传纷纷找上门来请他创作、演出,编导或指点。难怪人们说他“上满了弦”。
就是凭着这种认真,刘德印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天津曲协理事;1989年被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工作者;1997、1998年连续两年被天津市总工会授予“九五”立功先进个人;1998年被河东区评为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他是1998年度天津市劳动模范;1999年市文联授予他“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德艺双馨,刘德印真是一个地道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