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位于山西晋南的平陆县，是我当年插队下乡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如诗的青春轨迹，也不乏生活的五味调料。
  打柴一课
  隆冬，我们第一次进深山打柴。往返七十里山路，听说山里还有豹子、野猪什么的，我们兴奋异常。如果真遇见野兽，肯定会屁滚泪流落荒而逃。
  黎明前，我们男女知青10人擦黑上路。所幸，一路连个野兽毛也没见着。
  登上中条峰峦，已经上午九点多。望脚下群山起伏，灌木丛生，积雪掩映，豁朗中透着苍凉。顾不上感慨，大家随即争先恐后开辟各自打柴的领地。一时间，砍柴声、拖柴声、“气冲霄汉”的放歌声、“狼来了”的恶作剧声，闹翻了荒山野岭。
  晌午，大家陆续汇拢。不知谁一嗓子“馍让老鸦吃了！”顿时，初战告捷的叽喳声嘎然而止。定睛一看，果然，干粮袋四处散落，袋里大多空空如也。不知是意犹未尽，还是炫耀偷嘴成功，那群黑老鸦还没完没了地呀呀叫着，不时从我们头顶掠过。这倒不错，一大早跑了几十里路来喂黑老鸦。我们仰天长骂！
  靠几壶凉水，哥几个姐几个一溜歪斜苦熬回村。钻进窑洞，在闪烁的油灯下我才发现，刚穿上的新棉鞋，连冻带磨，鞋底子竟齐刷刷地折断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前来探视的乡亲们说，我们担回的多是既难点燃又不禁烧的质次柴，在当地根本没人要。
  我甩掉破棉鞋，翻出口琴，吹奏起深沉锵铿的《青年团员之歌》。土炕上东倒西歪的同学们动情地哼唱起来：“我们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健美猪”
  见我们每天将刷锅水白白倒掉，乡亲们劝我们养口猪。
  买回猪仔那天，知青们都去围观，议论最多的是那猪长成出栏后，怎么个吃法，连猪下水都派上用场了。
  半年过去，生产队长询问猪为什么不咋见长时我们才注意到，那口充满灵气的小白猪仔，绝对是同龄猪中的超小型，似乎比当初更“苗条干练”了。一米多高的猪圈围墙，它竟能轻而易举地窜出跳回，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想起平时高兴了就喂它一口，忘了就一连饿它几天，有时还用牛鞭子考验它的皮肉，负疚的同时大伙分析认定：磨难中的它为生存练就了一身“轻功”。
  几天后，知青集体“决议”，将那“健美猪”送给了老乡。据说这猪前期喂不好，将来也难长大了。乡亲们听说这事后都挺豁达，说我们还是娃，先照顾好自己再说吧。
  民兵排长的尴尬
  下乡一年多，地里农活几乎干遍了，又在村里任职民兵排长，我自觉“再教育”已经毕业，时常飘飘欲仙。
  一天，我挑着一担青菜去公社赶集卖菜。菜鲜人爱，很快就卖光了。正美滋滋地结算收获，身边突然出现了三位身着军装的“凶神”，张口就找我“借”钱，并且悄声关照：“咱哥们儿挎包儿里是菜刀！”
  事出突然，平日还算有些口才的我，一时只会下意识地用手紧抓着钱包儿。
  关键时刻，一声“你们做啥！”在耳边炸响。扭头一看，村里的大队民兵营长、身高一米八几的黑脸老华来了。那三个人见状转眼窜了。
  我紧紧抓住老华的手，半晌冒出了一句：“来支烟抽！”
  老华哈哈大笑，说这阵子社会治安不太好，村里不放心我，派他来看看，结果撞个正着。
  那天，老华在街里请我吃了顿猪肉泡馍。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泡馍，碗里五花肉片、辣椒油滋滋地泛着香气，我竟没了平时的好胃口。
  当兵情
  1970年末，部队来征兵的消息不胫而走。像是约好似的，我们村的知青们依旧天天出工，默默干活，似没这档子事。大伙忘不了注销城市户口时的决心，依恋着知青小院里亲手栽下的小桃树、杏树、核桃树什么的，也没想何时会分手。直到生产队长通知我去公社体检，我还在犹犹豫豫。
  队长的动员也很简单：“娃，你还年轻，全村就这么一个名额，去吧！”
  我发现，就在我举棋不定时，有些同学背着我偷偷做着什么。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他们谋划着写血书，要争这一个当兵名额。顿时，我一片茫然。最终怀着复杂的心情，参加了体检。很快，入伍通知书便送到了我手上。
  分别之际，“小老头”、“猫头”、“狗熊”、“蓝毛”等一干同学免不了赠我个毛主席语录、笔记本什么的。上面的赠言都是些“四海翻腾”、“永远革命”、“炼红心”、“任鸟飞”之类的豪言壮语。此刻，同学们才把所谓写血书的原委挑明：以写血书为“托儿”，促使我下决心当兵！
  我无言以对，把仅有的一个旧木箱、一床铺盖、一个洗脸盆，把“哪里艰苦哪安家”的理想留给了同学们，抹一把泪水，离开了生活劳动两年的小山村——我那第一个人生驿站。
  作者简介：宋瀛涛，天津市委宣传部干部，《天津宣传广角》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