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独自踏上被尘土与砖块侵蚀了的教堂北街,去看望我的母校。老街依旧那么狭小,道两边的平房已被拆得狼藉一片。但街道是那么安静,涂满了冬日稀薄的阳光。右拐就是振生里,前不远就是我梦中的母校,这时我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
屈指一算,离开母校竟有二十七年了,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还依稀记得是个夏天的早晨,母亲高声唤我回家。她擦了擦我满头的汗,说:“光知道在外边疯跑,你该去上学了!”说完,就拉着我去考学。深绿色的铁门边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字,上写着“振生里小学”。还记得一位戴白框眼镜的中年老师先问了我的名字,又问:“茄子是什么颜色?”“紫色。”“黄瓜是什么颜色?”“绿色。”“既是绿色,那怎么不叫绿瓜呢?”沉默。教室的空气一下子凝结了。我想不出其所以然,却看见几位老师在窃声地笑,我一急,泪就止不住流下来。这时眼镜老师又问:“想上学念书吗?”我忙不迭地点头。那眼镜老师沉吟片刻,对母亲说:“那就回去吧。准备好书包和学杂费,开学前有人通知你们。”后来,我才知道那眼镜老师竟是校长刘振生先生。
眼前还是那两扇绿色的铁门,但看上去似乎小了许多。还是那两排红砖平房的教室,却已显出岁月的沧桑。只是教室前的那棵老槐树变得又粗又大,屹立在冬天的阳光里,冷静地凝望着我,在微风中摇曳着枝桠,但不久她也将被迁移别处。校园里静得出奇,我看见教室里的老师和学生在上课。墙上的阅报栏里,贴着“因拆迁,下月食堂小饭桌停止”的通知。
我突然想起遥远的往事:
音乐老师王秀琴一直对我关爱有加。但有一天突然把在“百人大合唱”中担任领唱的我替换下来,叫我朗诵;更有甚的是喝令我只能空张嘴对口形而不得出声。问其原因,她说:“你正在变声,不宜嘶喊。”说罢给我两粒“黑药丸”(胖大海),叫我冲水喝;我虽没说什么,却早已憋足了气,出门便把那“黑药丸”扔了。等到实地演出那天,我铆足了劲,放开嗓门演出,哪还顾得上别的!演出刚结束,王老师就劈头盖脸对我一顿批评。她说道:“你变声比别人早,不知保护自己反倒狂喊乱叫,你成了百人合唱队的大喇叭。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那里受得住,竟顶撞道:“唱也是唱了,你看着办吧。”她默然了,转身便向后台走去……
直到上初中后的一天,天津戏校来“选苗子”,我终因“声带嘶哑”而落选。在那一瞬间,王秀琴老师尖亮的声音又响彻在我耳边,我并不因失去这次机会而遗憾,但我悔恨当初曾因此而伤了一位好老师的心!
踩着依旧是红砖铺就的甬道向校园深处走去,那个宽大的办公室就在走道的尽头。那时,在教室与办公室之间,我不知走过多少个来回?那下课铃声响的喧闹,孩提小伙伴的身影笑貌,而今都哪里去了呢?
走进大办公室,一眼便望见三个老师。其中的一位是担任过大队辅导员的张兰英老师。迎着她诧异的目光,我叫了一声“张老师”。她慢慢站了起来,目光似乎有点惶惑。我摘下毛线帽子,笑道:“忘了我么?我是你的学生呵!”她眼里闪出亮光,张嘴叫道:“你是吴金江?!”27年了,她竟能直呼我的名字,我不竟周身一热:“您记性真好呵!”“我还记得你能跳舞蹈?”舞蹈?少年的舞蹈,红领巾的舞蹈?是的,我是来寻找舞蹈,寻找孩提时的梦。为了找到你,我穿越了都市喧闹的街道,穿跃了夏日的浮躁和冬天的寒冷,鲜活的心里充满着希冀与真诚,我是在寻找那并不存在的时间隧道……她问我怎么想起回母校来,我说政府派来搞拆迁,工作地离这儿不远。她说:“好呵,振生里的学生有在政府工作的啦!”
这时门口闪过一个人影儿,张兰英急忙叫道:“何老师,有人来看你!”那声音,仿佛我是来自远方的客人。何老师还是那灰色的中山装,头发已没有几根,小而有神的眼睛兴奋的打量着我,“哎呀,哎呀!”我素来仰慕的语文老师说不出话来。张兰英不让我报名,只望着何老师笑道:“再想想,想想吧!”我再也难抑此时心情,背起了何老师几近口头禅的唐诗:“床前明月光……”我惟妙惟肖的模仿感动了何老师。这时我看见,眼泪在何老师眼眶里转,我握住他的手,说:“我是吴金江呀!”
离开母校的时候,何张二位老师送我到门口。呵,这朴实无华的校舍曾是我少年的摇篮。而我此刻,正按照市区规划图,不久将它拆除一净。我贪婪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要把它深深铭记在我心海里……
如今,一条叫“民族路”的宽畅大道直贯南北。道路两边高楼大厦林立,尽显繁华都市风采,教堂北街不见了,振生里小学也不见了。
但这一切将始终鲜活在成千上万个振生里小学校友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