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1949年4月21日至5月27日，遵照毛泽东和朱德“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杭州、南昌、九江、武汉、上海等120余座城市，歼灭敌军44万人，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在华北教导团的一个大队里任卫生员。天气燠热的六月下旬，部队奉命南下，但战事频繁，小股敌人仍不时对我进行骚扰；铁路线有的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所以行军速度缓慢。当部队穿越河南、湖北抵达江西省南昌市时，已经是八月一日。“八一”是南昌起义纪念日，同志们都很兴奋。不久，我所在的大队被改编为中南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崔永明，政委是李连璧；我的爱人仇明经任二中队队长。按照大队部的命令，二中队负责战俘营的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因为，大军南下势如破竹，不及时处理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会增加我后方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战俘管理工作难度很大，它的对象大多是渡江战役后被俘人员，成份复杂，有正规军、杂牌军，也有匆匆收编的土匪武装。下一步将由战俘营对他们进行甄别，并根据战俘的不同历史背景、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家庭情况，决定他们的去向。其中少数罪大恶极者交法庭审判，大部分人或重新安置或发放路费遣回原籍。
  战俘营位于南昌市东北郊一个名叫胡家坊的地方。四合院很大，里面院子套着院子，共有几十间房屋，墙院内还有个大操场。这里原来不是营房，就是地主老财的庄园。我们二中队进驻后，第一天就清理卫生，全队熟悉地形地貌，并设定了卫兵的哨位和整个营地的安全保卫措施。晚上，中队在大操场全体集合，中队长仇明经同志宣布了战俘营正式开营，并就各分队的具体分工下达了命令。我作为中队卫生员随同陈排长负责女俘工作。解散后，我找到陈排长请示工作，这才知道：战事发展太快，许多敌军官还来不及安排家眷就被俘了，所以战俘营里破天荒的出现了大批女俘。陈排长是一位年仅21岁的女同志，她言简意赅地说：这是战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第一批战俘被押送进营。这些放下武器的敌人，身上还带着骄奢之气，但经过长途跋涉，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蔫头耷耳围坐在大操场上。在墙角阴凉地里有二三十个如同惊弓之鸟的女人，她们中有的人还穿着旗袍和高跟鞋。
  这时，中队首长正在同押送部队的同志办理交接手续。我们大部分人都忙着为路途辛劳的战士以及这100多名战俘开饭。当时正是战争状态，部队的给养还都是战士们用肩膀从华北地区背来的。那天，炊事班特意煮了一大锅黄灿灿的小米饭。战俘排着队一个个拿着铝制军用饭盒去打饭，但是，一会儿功夫，就听见战俘群里有人高声嚷道：“这是啥子饭，像鱼子似的，我们不吃！”接着，又有一部分战俘哄闹起来……
  我们听了都很生气。这些都是老解放区人民交的支前公粮，给你们这些祸害百姓的人吃就不错了，还嫌好嫌歹的！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靠的“小米加步枪”打垮了你们蒋家王朝！但想是这么想的，战俘的工作还要做。为了达到教育广大战俘的目的，晚上中队开会决定：为适应这批南方战俘的饮食习惯，立即派人去换粮。深夜，几辆军用卡车拉了一车车当地的大米回营。而这时，白天带头闹事的几个战俘，心里忐忑不安，随时等待传讯。一宿无事，第二天开早饭时，当战俘们喝上香喷喷的大米粥，都很惊讶；继而得知是看守战士连夜去换粮时，这种惊讶又变成了感动。
  这批战俘中，有许多军官是和他们的太太一起被俘的。刚收管时，他们要求住在一起，但被拒绝了，因为按照营规“男女战俘须分别押管”。于是，有的战俘便大喊大叫，说：“你们共产党安得什么心，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住？！”女俘们也是惶惶不安，时间一长，那所谓的“共产共妻”也就不攻自破。
  但是，这些从敌人营垒里过来的战俘，他们头脑里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当我们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战俘登记，又编成若干小组开展战俘营的日常工作时，他们那种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等级观念就渐渐暴露出来。有的战俘为了逃避罪责，谎报姓名、身份（往往以大报小），每每熄灯号吹响后，为了上铺下铺或是睡门口、窗口还是屋内开始吵架。这种内哄也说明战俘在日渐分化
  三
  接受战俘后，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对战俘随身携带的金银财宝及鸦片烟要进行收缴。当战俘听到这个消息时，就开始沉不住气了，因为营地与外界隔绝，空旷的屋子也无处藏匿财物。
  我们及时召开会议，郑重宣布了战俘营的纪律和有关规定。这时，下面几个战俘就带头闹事了，他们嚷道：“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为什么要收缴我们的钱财？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其他战俘也开始沸沸扬扬地闹腾起来。面对战俘猖狂的挑战，为了达到震慑他们的目的，我中队首长拍案而起，大喝一声：“给我押起来！”几位战士立刻将带头闹事的战俘押了起来。
  接着，中队首长向战俘们说：“我们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军队。但你们不是群众，而是人民的罪人。你们的钱财是掠夺来的不义之财，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战俘们开始陆续上营部交出钱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收、登记的同时，还开具了收据。直到暮色降临，还有近三分之一的战俘没有来交，而其中大部分是被俘家属。中队长决定明天由陈排长和我继续收缴。
  翌日，我们召开了女俘会议，再一次向她们交代了政策，随后当场进行财物登记。在登记中，我们察言观色很快发现其中有几个女俘表情十分紧张，她们的目光躲躲闪闪，有的低下头看自己的下身。
  我同陈排长会意地交换了眼色，两个人走出来悄声商议了一阵子，不约而同地认为：经过这一夜，她们有了准备，已经提前做了手脚，现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革命工作要求我们随机应变。
  我们回到屋里，当即命令一名神色特别紧张的女俘交出财物。她只交出一枚金戒指，并一口咬定“再也没有了”！我们向她交代政策：你如不自己交出来，我们就要搜身了！她仍然嘴硬地说：“那，你们搜吧……”我们命令她脱下裤子，露出了卫生带，又命令她解下卫生带，她面对我们的威严只好将里面藏着的一包鸦片，两根金条交了出来。但在她准备穿裤子时，陈排长锐利的目光发现她的阴道处有个小线头，急忙命令她将线抻出来！她一看躲不过去了，只好从阴道里掏出核桃样的小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昂贵的宝石和钻石。这么一来，算是打开了缺口，那些女俘也都乖乖地从自己的月经带和阴道里掏出了隐匿的财宝。之后，收缴财物的工作就进行得十分顺利。
  四
  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战俘的收管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在战俘中，大多数是敌军将领，他们受的反动宣传很深，对我党我军的政策有抵触情绪。尽管我们大会宣传、小会演讲，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治，甚至让他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但收效始终不大。他们既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也不检举别人，似乎一个个都长着花岗石的脑袋。
  中队领导开会研究了战俘中的情况，决定发动全队干部战士寻找突破口，以展开强大的思想攻势。
  我也为此苦苦思索着。突然，我想起星期天会见时发生的事。按照营规，夫妻战俘平时是不许见面的，只有星期天在战士们的监视下允许他们会见。会见地点在大操场。但是，我无意中发现：每次男俘同他们太太见面时，有几个女俘表情冷淡，且夫妻俩坐的间距很远，也没有什么话要讲，根本看不出来是夫妻。我想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于是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排长。
  陈排长听后十分赞许我的观察力。她说：“小凌，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说，都是女人嘛，想抱着孩子和她们谈谈！陈排长沉吟不语，最后才说：“先别盲动，一切等我向队里汇报后再定。”
  几天后，队里批准了我的方案。
  那年，我才18岁，我的女儿也刚刚出生。我为了完成任务，特意怀抱着孩子，装作很随便的样子专门接近那几个“目标”，有意无意同她们聊天。她们开始对我警惕性很高，但见我一味轻松地逗弄孩子，也就不再介意。一次，其中一个女俘不由自主地握着我孩子的手亲了又亲。我不失时机把孩子递过去，让她抱着，并问她：“你这么爱孩子，怎么不生一个？”
  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的江西女子，原先在我印象里她和那个长得高大魁梧的男俘挺般配的。不料，江西女子说：“我生过孩子。”我仍然装作无心地说：“爱孩子是女人的天性。我只要一天看不见孩子，就睡觉不踏实，饭也吃不香！”江西女子听罢，眼角涌出了泪水。我问，你为什么哭？她说，我想孩子。只要一闭上眼，我就看见孩子在哭着找我！后来，在我的循循善诱下，江西女子终于向我讲述了她的遭遇。她说：自己是江西安乐县人，丈夫是个种田的，有一个孩子。这个国民党军官的部队驻扎在安乐县，看她长得漂亮，就派人抢来当了临时老婆。其实，那当官的有太太，打仗时失散了。江西女子还说，原来一直不敢说实话，是听他们说“共产党是要共产共妻共一切的，特别是年轻女人抓住就要充公”……后来，我趁热打铁同她又深谈了几次，并鼓励她大胆揭发检举，争取早日与亲人团聚。江西女子反映的情况调查落实后，队里及时召开了大会，会上几个受害女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揭发检举，我们在大会上当场释放了4名女俘，还为她们发了路费和证明信。此举像一包炸药，炸开了战俘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堡垒。
  大会后，在战俘中进行了大学习、大揭发、大检举，使战俘营的甄别、安置工作进入正常状态。直到1950年5月，战俘中一部分表现好的被留用充实了我军战斗力，大部分被释放，其中罪大恶极者被移送军法处。随着大陆全部解放，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不久南昌胡家坊战俘营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史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