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1969年春节后不久，一场铺天盖地的瑞雪刚刚收住了雪花，我们这批67届初中毕业生就胸佩大红花，被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上广阔天地的征途，做为知青组长的我，更是踌躇满怀。
  河北省永清县到站了。我们换乘分赴各个公社的大马车，行走在黄尘弥漫和斑斑点点正在融化着白雪的田野上。这时，几个在家人面前斗志昂扬的女知青却伤心的落泪了：“怎么没有一根小草、一片绿叶、也没有庄稼……”车把式笑道：“现在要见到庄稼，那就要母鸡打鸣儿，狗下蛋了。”逗得她们哭笑不得。
  天色渐渐暗了，单调的马蹄声敲响在月光照亮的小路上，我心里也随之涌起无名的惆怅。忽然前面出现了灯光，我们在一阵锣鼓声和“向贫下中农学习”“欢迎知青”的口号声中被拥进了大队部。这功夫，屋里屋外站满了人，就连窗台上也挤满了小孩。上百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我们，几位女知青被看得羞低了头，乡亲们摆上了瓜子和枣茶，还演出了他们专为欢迎我们准备的节目。为了表示答谢，我们几个男知青即兴表演了天津快板《三个美国佬》；我也为遮掩还在偷偷抹泪的女同学而自报奋勇地唱了一段京剧《沙家浜》。没想到大队广播员偷偷接通了扩音器，寂静的夜晚将唱腔传得很远，土房里在传诵：“瑚琏店村有个女知青能唱戏！”我算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了。
  过后村干部对我说：“咱村有个业余河北梆子剧团，你来演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吧！”我急忙推辞：“我不会唱梆子！”他们却说：“你识文断字，又有嗓子，一学就会；接受再教育吗？这也是其中一项……”我不敢再说什么。转眼便是春耕时节，白天耕种耙锄、挑水送粪累得腰酸腿疼；晚上收工还得撅着屁股烧大锅。好歹扒啦几口饭，又赶紧跑到大队部排练。本来我对梆子唱腔一窍不通，加之没有曲谱，甚至表演动作都是即兴自编。就几句“十三咳”唱腔，直咳得我晕头转向，找不着节骨眼（节奏），更别提一顿乱捶锣鼓，真把我这个虽有舞蹈基础的“吴清华”直锤得“冲出牢笼”而找不到下场门。深夜一、二点钟我还蒙在被窝里悄悄地练习“十三咳”，扰得同屋女知青也一齐唉声叹气：“我们也快成了你的死对头——南霸天啦！”
  白天，我牵着牲口耕地或紧跟在驴屁股后边拉碌碡时，满脑子还是“十三咳”。一天，当我脚踩刚刚耕过的松软的暄土，一步一陷吃力地拉碌碡平地时，实在迈不动步子了。看着甩下我老远的牲口，摸着紧紧勒在我肩头的绳套，感到腰肩一阵阵钻心似的疼痛，不由鼻子一酸：“咳……逃出水牢，冲出城堡”十三咳的腔调几乎是伴随着泪水脱口而出。突然前边牵牲口的老农一声断喝：“格儿啦好啦！”吓得我嘎然而止。老农笑弯了腰：“闺女，别怕，我这是高兴的！这回你这十三咳可唱对了，‘格儿啦好啦’在我们这畹子就是特别好的意思。”原来本村的社员几乎个个都是戏迷；他们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曾和县剧团打过擂台，到天津卫置买过服装……怪不得每天清晨，天还漆黑的时候，我常听到一声声高亢的梆子腔从旷野传来，原来是一位童颜鹤发的八十多岁的老农，身背粪筐，一边拾粪，一边引吭高歌老腔老戏“都督哇，高在这……”等，其声之刚健、其味之浓郁，真可谓燕赵之声慷慨激越。
  我也渐渐地迷上了梆子腔，田间地头劳动休息时，乡亲们总爱叫我唱上两句。我也乐此不疲，似乎演唱的投入能驱除疲劳和愁闷，也因此拉近了和贫下中农的感情距离。
  麦收后的一天下午。在地头休息时，乡亲们又欢迎我唱一段样板戏。当我刚唱完“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时，一声拉长的怪调从身后传来，声音发自一位本村男青年之口，据说就因他总是嬉皮溜讥，姑娘们都不愿和他谈对象。我哭着找到大队，要求对他的调侃讨个说法；没想到队干部却说：“他是夸你唱的好呢，没有恶意。”听队干部这一说，我一顿嘟嚷道：“这梆子戏我不唱啦！”
  不久，知青办负责人专程赶到我村，在全体基干民兵会上“一本正经”的责令这位“嬉皮排长”向我郑重其事的道歉。面对这位低垂着头，脸色比哭还难看的道歉，青年民兵们先是偷偷地窃笑，继而绷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而我这个“女兵”虽然以胜利者的神态昂起了头，但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30年过去了，回忆住事，我确也因自己莫名的执拗而对那位“嬉皮排长”始终怀有几分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