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个追求。有人追求过大富大贵的日子，有人追求住宽宽敞敞的房子。我虽是穷孩子出身，却偏偏追求学文化，上大学。为此吃了不少苦。现在眼看奔70的人了，回过头去看看，还真“追”到了目标。不仅我自己学到了大专水平，我的孩子们也有7个人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研究生。朋友们称我家是“阎家大学”，邻居们说我和老伴教子有方，创了个东孙台小胡同里的“奇迹”。其实，我心里明白，要不是赶上了好时候，我和老伴再有方，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我小时候别说上大学，连能小学毕业都成了幻想。解放前兵荒马乱，我刚上了四年初小，就因家里生活困难不得不离开学堂去跟父亲“打八叉”。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我才跟父亲回老家鲁西南，在村里报名上了小学，那年我已经18岁了。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蹦着高”地学，一年就拿到了毕业文凭。别看只是个“高小毕业证”，这在当时我的家乡已是“知识分子”啦。
  后来当地政府招聘教师，我被“点了红点”，培训三个月后分到了新华书店工作。我就象一块海绵掉到了“书海”里，一下子被这么多书吸引住了。我是卖书先看书，看懂了书再给顾客推荐。就这样，我抓紧一切时间看书，不管是鲁迅的还是赵树理的，也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文的武的都看。不会就查字典拜老师。这一时期的“大开书戒”还真受益不浅。
  几年后，我回天津工作，立刻报名上业校。我白天工作，晚上上课，紧张得了不得，但一想到上大学已不是梦想，心里就痛快极了。我既学基础知识，又学文学理论，还学新闻写作，竟不间断地学了10年，终于取得了夜大学文科的毕业证书，成了一名自学的“大学生”。还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通讯员，从此不间断地为党报写新闻写消息，有了“学有所用”的感觉。
  后来，我的孩子们虽都想上大学，却都眼瞅着“阴差阳错”地与上大学“擦肩而过”。大女儿“70届”留城，当了工人；二女儿又是班长又是高材生，却赶上“上山下乡”；儿子们也分配上了技校。
  然而我学知识的那股玩儿命劲儿深深影响了孩子们。改革开放后，他们个个报名上了业余大学，而且经过努力又一个个地学成毕业，大女儿选择了她所从事的会计专业。二的回城后边工作边学习，补高中，学大专，考大本，一气学了10年，如今已是学有所用，体会到了知识就是力量。我的小儿子技校毕业后考上了大专班，学的还是先进的计算机专业，儿媳妇是他大专的同学，俩人都爱学习，情投意合。最幸运的要数老闺女，生下来就赶上好时候，上的重点学校，又考上了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边当教师边自学，考上了研究生，被一家企业聘用当了工程师。老闺女的对象也是“同窗好友”，难怪人家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数数我家，连我在内竟有8名大学生。成了名副其实的“阎家大学”，我成了当之无愧的“老校长”。我对孙子孙女们管的很严，常常给他们讲我家父一辈子一辈求学的故事，鼓励他们学好知识，考大学，将来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还在家为他们搞“总结”搞“表彰”，有时还给一点“物质刺激”，所以我这个当“校长”的不仅没有“岗位津贴”，反而要掏自己的“腰包”去“助学办学”
  俗话说，“知书才能达理”。现在，全家16口人，年迈的母亲已94岁高龄，年幼的小孙女刚刚三岁，一家人四世同堂和睦相处，孩子们争先恐后孝敬老人，老人千方百计疼爱小辈，真叫“合家欢乐”。
  虽说快70岁了，可我还不想“隐退”，每天读书看报写稿子跑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小孙女笑我：“爷爷，您还想考研究生啊？”我瞪她一眼，没“好气儿”地说：“这，背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