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随祖父在故乡生活了许多年。那时一进腊月,故乡的年味便如开了瓶的老酒,从村子的每个角落飘散出来,慵困地偎在火炕上冬闲的人们似乎也慢慢苏醒了。
届时,祖父总要从鸡窝里掏出两、三只肥硕的公鸡或母鸡杀了,再去集上割些猪肉,祖母则一锅一锅地烙大大小小的火烧,蒸大如海碗的馒头和各式花色的面食,作一个大莲花托,上面盘一条蛇或作一个大寿桃,还有许多小刺猥小猪。腊月三十晚上,故乡还有点小萝卜灯的习俗。于是,三十晚饭后,我总是和祖父将青萝卜、胡萝卜切好旋好,插上一节灯芯草,倒进溶化的腊。然后,我便随祖父将点燃的小萝卜灯放置到鸡窝上,树杈上,院门栓上……。放完小萝卜灯回到屋里,又随祖母将小刺猥、小猪之类的面食放进面瓮和粮柜里。这些习俗的含义我一无所知,但做起来却兴致勃勃。
过年也有我不喜欢的事情,便是随祖父去拜年。大年初一,东方微明,他便从暖融融的被窝里将我从梦中拎出来穿上新衣走出家门。此时朦朦胧胧的村庄一片悄寂,偶尔有一两个人影影绰绰地走过来,到了近前随着“噢——”地一声,响起欢快的拜年声。一会儿几个声音重又分开,渐渐远了,四周寂静如初。
“文革”前,一到春节村上家家户户的堂屋都要设置一张八仙桌做供案,上面供有先辈的灵牌。村中的人同宗同族,同出一个高祖,故尔,拜年的人进得门都要跪在八仙桌前的玉米叶蒲团上一通叩头。我从心底不喜欢叩头,总觉得这是件尴尬的事。所以,与祖父进了人家的院门,便乘祖父与主人相拜之际,躲到门后,千呼万唤终不肯出来。直到祖父进屋叩拜过先祖牌位,又与主人匆匆寒喧告退时,我才从藏身之处闪出来,紧随祖父之后逃出院门。跑回家找小伙伴放鞭炮去了。“文革”时,横扫一切,祖宗牌位没了。八仙桌也撤了。繁缛的礼节和有趣的习俗也没有了。年味也淡了许多。再随祖父去拜年,进门问过好,便往炕沿一倚剥着花生嗑着瓜子,听长辈海阔天空地去聊;赶上家里有小孩的,更是催也不走。
1976年是我在故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在故乡渡过的乡情最浓烈的春节。一些村子排练了高跷,走街串村的表演,持续数日,村民们脸上挂着笑容,涌上村道,那年故乡到处都洋溢着喜气。如今阔别故乡廿余年,日子红火了,想必故乡的年味又会如陈年的老酒一般愈来愈香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