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父亲很可怜。 虽然是位离休老干部，虽然是活到85岁高龄，虽然晚年子孙绕膝，颐养天年，虽然去世时数车相送，无限风光——但，父亲在我眼中仍然是十分的可怜。 父亲来到这个世上时很可怜。父亲是河北沧县王官屯乡一位贫农团团长的遗腹子。1918年的农历十月初一，即民间所说的为去世的人们送“寒衣”的日子，奶奶为爷爷去上坟送“寒衣”回来后因悲痛过度而早产生下了父亲。接下来的日子，奶奶本想一个人含辛茹苦抚养着可怜的父亲。但据姑奶奶们讲，奶奶好像同爷爷的感情特别深厚，生下父亲不久，善良的奶奶便随亲爱的丈夫绝尘而去，将还不更事的父亲留给了年迈的曾祖母。据说老奶奶曾风雨无阻地抱着嗷嗷待哺的父亲拐着三寸金莲走遍那个贫瘠的小村庄为父亲寻求活命的奶水。故而在1976年我第一次陪父亲回乡时，父亲带着20岁的我也走遍那个温馨的小村庄，去拜谢那些仍然健在的“奶娘”和去世了的“奶娘”的后辈们。可能是在父亲12岁的时候，与父亲相依为命给了父亲无尽的爱的老奶奶撒手人寰。父亲转随叔父家生活。叔父本身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赖以活命的依靠是为村里大地主家看坟地。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自然矛盾接踵而来，不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冬天睡在富人为作古准备的棺材里，脚上的冻疮血迹斑斑，留下深深的印痕；夏天捡一些烂玉米莛过活，因长了火疖子，满头的黑发脱的一丝不剩。风餐露宿，朝不保夕。大约熬到十四五岁，父亲实在是熬不下去了，一个人扒着煤车跑到了关东，在那里参加了部队。开始以为是共产党的队伍，后来稀里糊涂上了战场才知道当的是国民党炮灰。于是，父亲又偷偷溜走，冒着子弹呼啸投奔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样南征北战十几年，在朝鲜战场上是让人抬着下来的——光荣负伤到长春第四军医大学养好伤转业到天津已是1953年的冬天。父亲独特的生长经历着实让人感到特别的可怜！ 父亲在事业上也是很可怜的。大凡同他一个时期参加革命抑或是比他晚若干年的老干部，多数到离休时已是级别挺高的领导了，唯独父亲除外。父亲后背上那比比皆是的或圆或扁的弹痕和抗美援朝蹲坑道、吃冰雪而换掉的满口假牙足以说明父亲战争年代所做的贡献。父亲的工作水平也并不比同类人差，父亲来天津时即已随同当时的天津市市长万晓棠的夫人张露在公安机关崭露头角，深得赏识。我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带到父亲单位参加活动，主席台上，父亲主持会议和指挥数百人大合唱那矫健的身姿还有那斜挎在身上的小手枪曾令我十分自豪。父亲的为人更是有口皆碑，我们住的是父亲单位的宿舍，父亲虽然官职很小，可那个大院里的工人们都亲昵地称父亲为“刘头儿”；而经他帮助渡过难关的人也总是在夜深人静父亲破案归来时倚在门栏处连声道谢，可父亲临到60岁时也只是个等同于科级的离休干部。看着昔日他的部下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了处长，还有在部队上没有负伤转业的小战友一个个来访时最差的也是营团级了，父亲那含笑的脸上似乎总是挂着一丝苦意……我看着甚是觉得可怜。 父亲的婚姻更是可怜。我不想对我那已辞世9年刚强无私的母亲妄加评论。父母亲曾含辛茹苦几十年合力将我们四姐弟供养成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我只说父亲的可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我记事起，父母之间常常出现的无言的冷战令我心惊肉跳。我无论如何搞不懂，父亲也曾为外祖父母还有母亲的“盟父母”养老送终毫无怨言，也曾抢救过舅舅家患脑膜炎垂危的表哥的性命（父亲在医务界结识过一些忠实的朋友），还曾在“文革”中同母亲一道不惜背黑锅几年如一日资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舅舅一家……可为什么就不能够赢得母亲的芳心呢？据说他们还是自由恋爱，父母亲的合影照令母亲纺织厂的姐妹们啧啧称赞。可我记忆十分深刻的是父亲与母亲到最后至少有十余年互不理睬，仿佛有着深仇大恨一样。后来我们归结是父母性格上的差异造成了这场悲剧。及至婚后我回家时常看到的是父亲一个人在冰冷的小平房中守着一只小灯泡，焦黄的手指中间夹着半只忽明忽暗的香烟，埋头在一本描述战争年代的小说中昏昏入睡的身影。那身影令无限伤感——父亲真的好可怜啊！ 然而，父亲又确实是值得人尊敬的。 父亲对普通人的关心是值得敬佩的。在长达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父亲结交的多是普通群众。“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家里经常有穿着十分俭朴的工人们领着孩子来吃饭，那些孩子坐在炕上，我们姐弟在地下小桌子上，好吃的都给他们吃，反正我和弟弟在幼儿园吃的都很好，根本不知道还有“节粮度荒”之说。父亲挣50元工资的时候，他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在普通工人的孩子生病时拿出10元钱“快去给孩子看病，别耽误了！”“文革”中，父亲被强迫“病休”，自己经常被那些胳膊上佩着红袖章人们“骚扰”，但他却毫无惧色的保护了单位里一位有着高深医术的“右派”老中医。在我的记忆里，那位医术高明的老者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母亲也总是热情的招待，父亲更是打来一二两烧酒，买上五毛钱的气腾腾的水馅包子与他对酌解他宽心到深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老者逝世后，他的儿子来家致谢时我们才知晓，当初如果不是父亲的关心，老中医早就自杀了，也就没有了后来留给国家的许多珍贵的中医药方了。父亲好像负责过户口工作，经他手给职工及家属转来的户口很多，那会儿没有人送钱送礼，也不兴这些，只是有时父亲回来很晚，那些人还在我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等着父亲归来千恩万谢的，但父亲总是淡淡的一笑说：“别光记着是我的好儿，要感谢组织，好好干工作”。父亲离休20余年，从未张口向组织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从来没有用过单位的车去看病，身体不舒服时也只是让我们给买点药吃，尽量不上医院。每次弟弟替父亲报销医药费时父亲都要仔细的审单子，他认为不合格的药单子一张都不能报，而且父亲的药费从来都是最低的。即使是在父亲因战争年代被炮弹打断了右腿的主动脉，年老后各种支细血管老化血脉不通，从右脚趾开始溃烂直到右腿全都黑紫，剧痛难熬惨不忍睹的临终时刻，他也是艰难的请求医生不要开贵重的药品，还要求我们不要再给国家浪费钱财，故而父亲的葬礼虽隆重却未给他的组织添任何麻烦。父亲的组织观念也是刻意的强，就是党组织关系转到街办事处了，也是按时参加居委会党员学习活动。后来的一两年父亲腿疼得走不了长路，每月自己将党费用纸包包好写上钱数交给我，让我去居委会交给大娘们。父亲转业后换过好几个工作地方，都留下“耿直、无私”的好名声，是大家公认的“好人”。父亲去世后老干部处的人都这样告诉我们。 父亲抚育子女的美德在家属大院内也是享有盛名的。父母亲结婚晚，我是家里的老大，父亲37岁时才有了我。长大后母亲曾告诉我说虽然我是个女孩，可父亲见我出生高兴的好几天不睡觉，抱着不撒手，上个世纪50年代就专为我一个人请了一位保姆。大约从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认字了。可以确切的讲，父亲是我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父亲积攒了许多的革命书籍，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等。还有好多的《支部生活》。每天晚上，我都盼着父亲早一点回来，然后我坐在床上放的小板凳上，父亲开始从那些书上教我认字，父亲没有进过学堂，可他却写得一手飘逸流畅的好字。父亲晚年时告诉爱同他开玩笑的姑爷们说，他识的字和写的字都是在长春军医大学时一个大辫子护士教的。惹的姑爷们哈哈大笑，非说姥爷之所以同姥姥不和睦原来是有个“大辫子”在捣乱，父亲不置可否只是嘿嘿一笑。父亲后来见我看的认真，也认了不少字，遇到他出差时就总是先让我自己看书，不会的字就用红铅笔划下来，等他回来再一一教给我。父亲的两支宝贵的“英雄”钢笔就是我那时学写字用坏的。从那些书上我不仅认识了许多的字，更重要的是父亲用书中的革命道理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时时教育和感召着我，书中许多的名言警句我都背的滚瓜烂熟。我从小就懂得热心助人，上学时喜欢学语文，下乡回来上“夜大”选的也是中文系，而且至今已50岁了仍然在干着称职的文秘工作并坚持正直做人，不能不说是父亲的一大功劳吧。“文革”时父亲只是个科级干部，没有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却因为不愿意随“红袖标”们去造当时的党委书记的反，还不到50岁的父亲被强迫在家“病休”，父亲心里的滋味应该说是十分苦楚的。但父亲在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后，很快将全部的热情转到我们四姐弟身上。母亲是一位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纺织女工，兢兢业业几十年，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一直是“先进生产者”，每天忙的早出晚归，不亦乐乎。父亲便担当起了所有的家务活，做卫生带孩子，洗衣做饭。我们上学用的书包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们的书皮也都是父亲给包好。最好笑的是，要强的母亲买回来一台上海产蜜蜂牌的缝纫机，却怎么也挪不开在车间里长期移动的僵硬的双腿，蹬不动缝纫机。父亲说了一句“我试试”，这一试就是十几年。我们身上那令伙伴们羡慕的好看的衣服全是出自父亲那双握了十几年枪炮的结满老茧的手。而且每到春节时，父亲还总是为家属大院买不起新衣服的工友们的孩子连夜赶制劳动布的节日服装。父亲和母亲常年处于冷战状态，但在抚育子女的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他们省吃俭用，辛勤工作，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只上过识字班的母亲和“大辫子”教出来的父亲，对我们四姐弟的学习都十分的关心。那个年代，孩子初中毕业有份工作就很不简单了，可父亲和母亲几乎不用商量，坚持供我们上学。现如今我们四姐弟中有当高级教师的，有做银行和邮局公务员的，也有外贸大集团的职员，人人均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 父亲本该有好多房产的。父亲是独子，后来他的叔父也当了贫农团的团长，土改时因为我父亲和几个叔伯兄弟都是解放军，家里分了两个大院子的房子，大约有二十几间。祖叔父也曾讲过这房子是“两支儿”（即祖父兄弟俩）的，十间房里就该有父亲五间。许多年以来，父亲虽然经常讲老家有他的房产，但每次他自己回去，都是请他从小一起长大后来成为村干部的伙伴们帮助寡居的叔伯弟妹和妹妹们修补房子。及至2000年五一劳动节我们陪81岁的老父亲最后一次回乡“省亲”时，父亲破天荒地一改往日不事声张的习性，让我把村里的叔伯亲戚都找来，并由我爱人出面在村里最大的冷库饭店摆上“八大碗儿”请客。一向节俭出名的父亲一边颤巍巍地抽出一张又一张的百元大票分发给面前的孙儿辈们，一边一字一顿地对那些生活拮据的叔伯侄子、外甥们说：“祖上留的房产我不要了，你们都好好过日子吧。”那个时刻我又一次能为父亲不计前嫌，怜悯亲情高尚情操的感动。 父亲对我们及晚辈们的言传身教也是既潜移默化又很有说服力的。父亲几十年勤俭为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很“财迷”。父亲给我们做了一茬又一茬的新衣服，但他自己身上的衣服却都是补了又补，经父亲的巧手补的补丁针脚特密，有时象花儿一样好看。父亲很讲卫生，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身上那件带铜纽扣的老式布军上衣总是洗得发白，脚下那双礼服呢的布便鞋也总是墨黑笔挺的，走起路来似乎带着一阵风。我们四姐弟家庭生活均很宽裕，但对方家里却都有下岗的兄妹或父母无工作，还有的在农村生活。父亲经常“命令”我们去给公婆或岳父母送钱送物，还让我们接济生活困难的对方的兄妹，每当我们给父亲送去好吃的东西时，父亲总要问一句：“给人家爹妈送了没有？”逢年过节，父亲宁肯自己忍受孤独（我经常看到父亲送我们走时，自己慢慢地坐在大门外的石阶上点燃一只香烟，无言地吸吮着），也将我们“轰”到公婆或岳父母家陪爱人的父母过节。父亲对晚辈十分有耐心，从不发脾气，父亲都70多岁了还总是将外孙、外孙女抱在手里或举过头顶“疯玩儿”，父亲哄他们睡觉时左右摇摆，常哼的小曲是那首“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解放军进行曲；单位里每年夏天都发给老干部一箱“可乐”，父亲总是用塑料兜分为五份——四个孙女、外孙、外孙女加上他自己每人一兜。晚年时父亲总算是有了幸福的时光。因母亲早于父亲六年去世，我们四姐弟争先恐后地将对母亲未及尽的孝心一古脑地全都给了父亲。每天父亲身边都有我们陪伴左右，晚辈孙儿们更是将父亲视为最亲近的老人，小的在父亲的身上爬上爬下，大的倚在父亲身边听有趣的故事。算起来，父亲同我一家生活时间比较长，我还在我们住的海关宿舍内为父亲买下了一处带电梯，面积近70平米的独单房，里面家具及电视书柜冰箱空调冷热水一应俱全，在这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父亲每周未几乎都要在这里“打个小牌儿”，同姑爷们喝上几盅好酒。当然，父亲还有一项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每每要嘱咐三个“当官儿”的姑爷千万不能犯错误，那句“别不知足了，共产党让你们当官儿可没让你们犯错误啊”的话每次都得说好几遍，还要附上一句“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难”的座右铭。每年的寒暑假父亲也都要楼上楼下的“上岗”陪外孙女讲革命故事，监督写作业。外孙女也义不容辞的给姥爷准备早、午饭，其乐融融。在姥爷的言传身教下，我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吃饭不撒饭粒儿；不和别的小朋友攀比；不许生在福中不知福；不准讲吃讲喝等等的道理，即便身为领导的“千金”也没有“娇骄”二气，非常朴实近人。在这一点上，父亲的作用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父亲对隔辈人的教诲，将使他们受益非浅，回味无穷。…… 窗外细雨蒙蒙。父亲老院里那刷刷作响的古杨树上飘落的斑驳的黄叶在告诉我：又一个十月初一来临了。那一天也恰是父亲87岁的寿诞之日。 爸，您可怜吗？我怎么忽又觉得，您其实更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