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九月廿日下午，我在天津电视台参加评论会议，向关金滕老师询问“杨柳青”刊物情况，准备把我家庭亲历的杨柳青年画变迁情况以后写稿，以便完成作家协会成员每年向大众服务的任务。真像老舍先生儿子舒乙给我赐画标题那样，《老天有眼》。我刚回到家，邻居转告有几位北京老人来找我，我一见留言名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名片上书“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我没想到老人在百忙之中来看望我这个晚辈，又赶上去电视台开会没能见面款待这位七十年如一日的杨柳青年画守护神，替父亲完成人生中最大遗愿，最没想到的是晚上王树村又来到我家，我代表父亲向王树村致谢，感谢他对我父工作中的倾心相助，感谢他对中国年画工作的奉献。由其是对中外闻名的杨柳青年画的抢救，老人从1959年至今共写成五十五种类型的年画史料书籍，为杨柳青年画在世界各地播下了友谊文化种子。老人因急于去外地讲学，没有久坐，当我望着老人的小车消失在视线后，我拿着父母遗像第一次痛哭，正好四十年了，这些年里我一听杨柳青年画，心头如刀割一样，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画店创世经理，从文革开始阻止造反群众不要烧毁百年以上历史年画画板起，到北京上访回来被关押两年牛棚，又被在画店强迫劳动改造正正四年，我家中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我在十六岁身背黑邦子女的结论去农村下乡插队，在生产队还得接受批判，让我和杨柳青年画划清界线，母亲因为家中被抄，才47岁就患中风一病不起，在床上整躺了二十八年，父亲因护理她几次得肺气胸住院，最后竟先于母亲两年去世。我也落下右臂严重拉伤的后果，这一切是杨柳青年画在文革灾难中造成的直接联带恶果。没想到年画专家王树村前来探望，终于抚平了我心中的创伤，许多人认为王树村只是收藏研究年画的鼻祖，其实他的另一面为国为家乡为朋友的事迹别人不知道，只有亲历他的多年熟知，才能真正知道这位杨柳青好人的心境。 1956年，父亲担任杨柳青画店前身德裕公画庄公方经理，从此和王树村结下了深厚工作感情，当时画庄的私营老经理胡文翰专门向父亲介绍了王树村研究抢救杨柳青年画史料的事绩，王树村自幼在杨柳青镇长大，少年时代目睹了日本鬼子在镇上的种种滔天罪恶，见到了数以千计浸透着杨柳青人民智慧和血汗的木刻画板被抢到炮楼里当柴烧毁，每年年画和纸张被掠抢到日本，还在日本和中国报纸上无耻宣扬这些物资的品种数量，年仅15岁的王树村冒着危险从赶往鬼子据点的马车上抢下几块画板，用自己的饭钱到农舍中换下了百年画样，从此开始了抢救保护家乡文化的漫漫人生。1957年苏联版画代表团来津访问，苏联牌画家对画庄的几百块年久画板产生了浓厚兴趣，是王树村用多年研究整理的年画背景史料为画庄解了围，翻译人员解说中还出了笑话，苏联版画家非常喜观这些史料，准备到杨柳青参观，看看这村里的各家画坊，父亲说王树村是我们中国美术杂志的记者，在北京专门做搜集整理年画的报道，并拿出美术杂志上王树村署名的文章请苏联老大哥观看，才使翻译摆脱了尴尬局面。此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举办杨柳青年画展，都是王树村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画样及史料，因选展的年画突出了体显杨柳青传统喜庆年画题材，引起了苏联人民特别浓厚的兴趣，直接写信找大使馆索要或购买年画，中苏友协专函给画店扩大出口交流。随着1959年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杨柳青年画王树村专著出版，当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的大部分国家都对杨柳青这个中国年画之乡有了一定的认识，来华的专家对我国赠送他们的礼品中指名要杨柳青年画，作为回国后的珍藏留念。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准备拍一部反映杨柳青年画的记录片，父亲到天津市委宣传部送交年画资料，方纪部长认为父亲所写资料介绍太单调，不能反映出杨柳青特色和历史内涵，父亲只好回家中把王树村专著抄了一遍送交，中影导演决定请王树村做艺术指导，父亲和同志们都翘首以盼这部电影问世，方纪部长带队考核后决定缓拍，理由是杨柳青没有多少农户还在作画，体现不了户户染青的效果，又加上镇上房屋破旧，会给国庆10周年抹黑，所以多少年后，方纪部长还婉惜这次原汁原味反映实况的影片没能拍成。父亲一直很理解方部长的苦衷，在解放后，杨柳青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艺人坚持年画生产，其中霍玉堂、朝春荣带着各自女儿在自己家中靠印祖传门神，灶王像勉强渡日。王树村在家乡几十年寻访年画中，对这些年画为生的老艺人们非常同情，见到画店和出版社领导就反映情况，希望公家组织这些老艺人在工作生活上得到妥善帮助。郭均社长在1978年病危住院时，对已经调回公安局的父亲讲；“王树村不但关于年画写的书好，人品更好，一直关心自己家乡的年画事业和老艺人的生活，在1960年动员部份家属还乡时，就是看在王树村的善心建议上，才没有让老艺人们的家属走出公职队伍”。父亲补充道“王树村从1956年到1960年两次帮年画老艺人有了公家饭碗，学员们和家属也没动员回乡，可他自己却无辜下放到农村八年，到现在也没落实政策。”由于王树村的相助，老艺人们成为杨柳青画店正式一员，并在杨柳青镇加工车间继续完成年画创作，直到文革开始，他们才撤回市区画店总部。而王树村却在唐山农村一边劳动一边还用晚上时间去整理记录自己对每一张年画考证，周围老乡称他为画迷，因为他可以少吃一顿饭，但必须每天写年画考下文章从未间断。 1962年在天津出现了一件全市闻名的政治谣言，说火柴厂出的杨柳青年画娃娃造型火花盒有政治问题，娃娃脚上穿着毛头鞋是想把毛主席踩在脚下，娃娃拿桃祝寿是给蒋介石祝寿，一时搞的人心紧张，身为画店经理的父亲也不知如何应对这复杂局面。公安局介入此事调查，父亲对专业知识欠缺非常着急，母亲一语点破让他请教王树村，这样在王树村权威年画论证的帮助下，使火柴厂避免了一次政治风波。多少年后，父亲在被火花收藏者询问价值时说；“这套火花有价，但王树村帮助这套火花设计者情谊无价”，因为在当时是要担当很大政治风险。 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之日庆典的时候，王树村应在特别功臣之列，不是他的年画书籍在宝岛普及宣传多年，而是在1960年，父亲特别把王树村损赠的“庄稼忙”、“吉庆有余”、“家谱画”等传统杨柳青年画老画样加以生产，运到了福建前线，由当地民兵把这不寻常的思乡年画飘流到海峡对岸，当年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如获至宝般地收藏起来，家在北方的老兵更加思乡，从心里盼望祖国统一早日回家。王树村赠献画稿从未要过一分钱，连收据也不要，父亲和画店毛会计想报销他的火车票，都被拒绝，每次王树村到天津办完无偿捐助后，都是啃着凉馒头坐慢车回北京，用他的话讲：“这是为我家乡杨柳青做应该做的事”。 1960年春节，周总理来到杨柳青视察杨柳青画店加工车间，给予了极大关怀，1964年又委派老舍先生来杨柳青指导工作，父亲参加了对老舍先生的全程接待。老舍先生对年画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方案，使千百古老画版躲过了文革风暴。父亲在临终时专门向天津市委写信，要求把老舍先生和王树村两人功绩陈列在年画博物馆中，我们在病房中打这份报告时，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这两人报恩，不光是王树村几十年抢救年画和老舍保护年画的共知丰绩，更重要是在他们帮助下，杨柳青年画出口换取了大量外汇，在国家困难时期，用外汇买了粮食，使中国人渡过了最危险时期。父亲见到最近书籍中介绍河南农村1961年饿死数万人的记实报道时，感慨地讲：“当时应该多找王树村再征集一些新画样，扩大出口，让农村不要发生饿死人的悲剧。”其实王树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完成抢救年画工作，从五十年代中期，在王树村多方奔走呼吁下，杨柳青年画老画样及刻板已被列为国家文物，他是率先把自己藏品全部捐给国家经营单位，为祖国艺术宝库增添财富的第一人。 父亲去世前三个月，在家中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我这辈子谁的也不欠，我就只欠老舍和王树村的，他们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无法报答，别人不记着，我让儿孙们永远记着。”根据父亲遗嘱，用他的抚恤金买了上千本纪念册，把鞍山道二楼集邮门市部所有杨柳青年画纪念册买光了，我们分别做了老舍纪念册和王树村祥合画册，由原农学院院长谢宝华刻了四方纪念印章，替我父亲加盖在册子上，分别送给亲朋邻居，表达我父对两位老友的谢意。我儿子准备把王树村为家乡年画奉献一生的感人事迹刻成光盘，来完成父亲的心愿。 请大家记住我父的两首临终诗文： 忆老舍 木版年画方寸中，石家院内思舍公， 护画壮举情再现，杨柳有情送春风。 思兄树村 重回故地杨柳青，久思王兄相助情， 献身国艺七十载，丰碑永留树村名。 凡是对杨柳青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楷范，后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为杨柳青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