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从1958年到1960年，人们习惯称之为“大跃进”的年代。发动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之后波及到各行各业。“大跃进”中毫无根据的过高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引发出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其中以虚报粮食产量为最甚。 在此之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就把自己假造的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而卫星往往是通过打擂的方式放出来的，所以，人们便把摆擂台与放卫星联系在一起。那时的农村，擂台处处都摆，卫星连连上天，由此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从1958年6月份开始，报纸上时有卫星上天的报道。当月的《人民日报》，就发了河南省某县亩产小麦2105斤和亩产水稻2340斤两则消息。乃至9月份，又有亩产小麦8585斤。亩产水稻130434斤两颗“卫星”上天。此后，粮食亩产与日俱增，卫星越放越大，粮食亩产量达数万斤。于是，就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 或许是迫于形势，或许是受了那豪言壮语的蛊惑，天津郊区的许多农村干部的头脑也开始发热，也争相打擂放卫星。于是，就发生了下面故事的故事。 1958年7月份一天，公社在人民礼堂摆擂，大队即上台打擂，预报当年粮食单产。哪个大队粮食产量高，就争了上游，就成了先进典型。大队干部们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都想放卫星。无奈上台打擂要按次序进行。一个大队的书记自然排在第一。虽说早有准备，还是难免有些心虚。本来，他想把当年水稻的实际单产翻一番作为卫星放出去，又觉得小了点，于是，他一咬牙，又加了码。只见他健步跳上主席台，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们大队明年水稻单产确保3000斤……”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满面春风的他尚未走下台，另一大队的书记已经站在了麦克风前：“我们大队的生产条件不如他们大队，但事在人为，我们大队水稻单产3500斤是不成问题的？前面发言的书记闻听此言，急忙返回，抱过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同志们，我刚才说的那是米！”引来台下一阵哄笑。与会人员中有不少脑子快的，立刻算出，按稻谷出米率70％计算，3000斤米确实比3500斤稻谷多。人们不禁夸赞这位书记思维敏捷。这场擂台擂主属谁，不得而知，但敢肯定不是这两个大队。 还有更为离奇的故事。 某大队的水稻即将成熟时，上级来了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来视察，要求他们放出个大卫星。大队立即召开了个诸葛亮会，请各方贤能出谋划策。会上，有高人出了个搞移植的点子。就是把别的地块的水稻移植到一块地里，加大密度，分社和大队干部欣然采纳。兵贵神速，说干就干。当天就发动百十号青壮劳力移植水稻。有的用铁锨把其他地块的水稻连根带泥铲下，有的用小车背筐、土篮子运送，有的往原来的稻垅中间栽植。实在栽不下，就用木板往一块儿挤压。这样忙乎了几天，移植终于完成。由于稻秧过密。容易发生霉烂，又在地块四周按上了鼓风机，昼夜不停地往里吹风。据说，要向领导汇报亩产35万斤。至于后来水稻究竟收了多少，便无人再去深究。 进入1959年，因为社队干部虚报产量，许多大队亏了粮。队里的大食堂由开始敞开肚皮吃到限量供应，社员们的裤腰带越勒越紧了。加之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食堂里的口粮已难以为继，人们只好靠瓜、菜、代（食品）充饥了。干菜叶子、红薯秧、罗卜缨子、水草以及各种野菜都进了食堂的大锅。有的地区连树叶子都吃光了。还有人发明了哄弄肚子的“增量法”，免强蒸成的窝头比粥强不了多少，吃下去光尿尿。那时，人们想的、说的、研究的，多是肚子问题。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营养，许多人开始浮肿。有的人在好日子到来之前，就过早地逝去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才有了好转。 现在，除了极个别的地区，除了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没有人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有人说，如今天天过年，这话并不为过。乡村的干部们，都懂了实事求是，不管是汇报工作成绩还是上报发展计划指标，都尽量挤干水分。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用多么惨重的代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