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连载） （接上期） 兵团 上文提到的在山头上看到的绿洲是阿克办绿洲的东边缘，叫喀拉玉尔滚，维语“黑红柳”的意思，属于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5团的民族连队。南疆共有兵团三个师：阿克苏是农一师，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参加南泥弯大生产运动的359旅。库尔勒是农二师。这两个师是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解放新疆的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屯垦戍边”的命令下改制的。当时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师”。（天津支青当时去兵团的，都是以参军的名义去的）。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全国：“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全国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兵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总的原则是不与民争地，向荒漠要地要粮。所谓“荒漠”是指“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植被贫乏”的地区。按地表组成物质，分沙漠、岩漠、砾漠、泥漠、盐漠等（《辞海》语）。沙漠自不必言，塔克拉玛干沙漠本身就说明了；砾漠即是俗称的“戈壁滩”，全是由粗沙和砾石构成的；岩漠最是奇特：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石头，有杏子大小的，也有桌面大小的；有鹅卵石形状的，也有带棱角的。试想一下：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布满原野，一望无际，该是多么壮观呐。怪不得一位初到新疆探望支边子女的南京妇女坐在汽车里看见它们会大惊小怪：“乖乖！隆地咚，新疆就是怪，怎么地里不长庄稼，专长大石头。”逗得全车人哈哈大笑。盐漠我没见过，盐碱地我倒是见多了。渠边地头，白花花的，一片片，一坨坨的象积了白雪。前文提到南疆极少雨雪，其实当地农民是极不希望下雨的。因为南疆的农田全凭引来的天山雪水灌溉，同时又因土地多盐碱，必须大水漫灌压碱，每块田地四周还要挖排碱渠。下小雨非但于庄稼无益，反而会使地下水位上升，加剧土地盐碱程度。我曾经去过因盐碱过度严重而废弃了的耕地：田里寸草不生，一片荒芜；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硬壳，踩上去“咯吱”、“咯吱”直响。这就是硝盐土。当地维族老乡把它们拿回家中，用大锅熬好，澄上几天后，就用上面的清水当盐用，煮出的手扒羊肉，和用食盐煮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后了为了防治“大脖子病”（碘缺乏症），强制推行食用加碘盐，老乡吃不惯，仍偷偷熬硝盐水吃（温宿是“大脖子病”的重灾区。我小时候看见很多人脖子底下吊拉着一个比头还大的“嗉袋子”，一走三摇晃。经过几十年的防治，年青人当中几乎看不见了）。维族人烤馕用的馕坑的内壁，必须用硝盐土糊，否则馕贴不上，行家如是说。我想，如果这样的盐碱地连成片的话，会是盐漠吧。泥漠是绿洲的根本，土壤结构70-80％为黄土，20-30％为沙土，很适合庄稼的生长，只要有水就能长庄稼打粮食。农一师1团—6团基本上是围绕阿克苏附近的泥漠进行开垦，7团—13团则分布在塔里木河两岸。他们修水渠建水库，平整土地，种植防风林带，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由于要解决常年征战的指战员的婚姻问题，由王震将军请示中央经毛主席特批，从山东、湖南等革命老区招收不少年青女子入伍，开进新疆，再由组织分配结婚，人们称之为“服务大队”。婚姻结果，圆圆满满的有，无果而散的也有。 1956年招收了大批河南支边青年，他们成为农一师经济建设的主力军。1963年开始招收大批上海市支边青年，他们成为新一代有文化的军垦战士。农一师有一个现象：在这一个团、一个连队里如果河南人占多数，上海支青的子女满口河南腔；如果上海支青占多数，河南娃娃讲的会是上海话。这是新疆明显的绿洲经济特点之一。连队和连队相隔十几乃至几十千米，基本上是个封闭的社会，少受外界干扰，极似世外桃源，只是环境不美，条件艰苦。1971年，我在自治区党校维语班上学时，班上几个伊犁来的维族同学，说汉话竟是杨柳青口音。我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我们那杨柳青人多极了，我们小时候和他们的小孩子玩儿，跟他们学会汉族话，当然就是这个调啦。我爱人有一回出差，住招待所，同屋的客人也说杨柳青话。其实是甘肃人，也是从小和杨柳青人家的孩子玩儿大的，也是伊犁的，在伊犁师范学校工作。可见杨柳青人在伊犁的规模和影响有多大。尽管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在乌鲁木齐买卖做得很大，人也不少，但总因在总人数上中占的比例不大，所以影响力不如伊犁。乌鲁木齐的地方语言是典型的甘肃方言和甘肃腔调。毕竟新疆和甘肃是近邻嘛。 当时阿克苏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农一师，三大怪，赖的吃，好的卖，上海姑娘不对外。”农一师各团有的产大米，有的产小麦和苞谷（玉米）。但是军垦战士基本上吃苞谷面，也就是棒子面。大米，一部分以一斤大米换二斤棒子面换出去了，一部分放在农一师在各地的运输站供应过往旅客换成钞票了。我出差时，中途吃饭，只要有农一师运输站，就去那里吃大米饭，虽然吃四两米饭要收八两粮票。仿效一斤米换二斤棒子面的做法，这也是“增产”的捷径。卖出一万斤大米，收回两万斤粮票，再去粮食局买回两万斤粮食，不费吹灰之力，等于粮食增长一倍。人们可就苦了，几乎顿顿是棒子面。逢年过节发一些白面，吃一顿捞面、包一顿饺子也就没了。我们那时一月每人半斤油都得省着吃。他们平时没油供应，逢年过节给上一斤半斤的。肉也是逢年时节才宰上几口猪，全连按人头，不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平时炒菜连倒几滴哒油也舍不得，象天津摊煎饼果子那样，拿个布卷在锅底抹一下把菜倒进去，放点水搁点盐就吃了。上海支青每逢回上海探亲，回来时几麻袋几麻袋大米、几铁桶几铁桶大油往阿克苏带，算计着吃到下次探亲。上海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倒通情达理，只要是上海支青，两眼一闭，什么超重不超重的，放行。 记得上海支青刚时，师部下命令连队伙房必须保证他们吃三天大米饭，大米由师部供应。谁知才吃了一天上海支青就不干了，纷纷抗议：为什么让我们吃大米饭，却给老战士天天吃蛋糕？连长、指导员听了马上答应：行，下顿就让你们吃蛋糕，而且以后保证让你们天天吃蛋糕。支青们欢喜非常，恨不得马上到下一顿的开饭时间。盼啊盼啊，好不容易听到伙房敲钟开饭了，都迫不及待地拥进饭厅，置雪白的大米饭于不顾，眼巴巴盼着蛋糕快上来。一会儿热气腾腾的蛋糕端来了，端的人眼中带着善意嘲笑的光芒。上海支青们也大顾不得大城市青年应有的矜持，不管不顾地抢起一块蛋糕就往嘴里塞，接着几乎同时又吐了出来：哇，这蛋糕怎么做的，又粗又涩？伙房的人们这时才放声大笑：什么蛋糕，这是苞谷发糕（天津的棒子面丝糕。没糖，也没青丝玫瑰，更没掺白面，纯粹棒子面的。新疆人不蒸窝头，只蒸发糕。我爱人刚去新疆乌鲁木齐上了几年学，在民主路、人民电影院附近就看到好几家杨柳青人开的小食部，就专卖发糕，一毛钱一斤。穷学生，饥肠辘辘，买一斤，三口两口就吃完了。这就是北方人同南方人的差异。）那里是蛋糕。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好政策，可怜的他们，可能要吃一辈子发糕了。 为什么“上海姑娘不对外”呢？因为虽然有“服务大队”解决了部分“单干户”（新疆对未结婚的男人和女人的俗称）的婚姻大事，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再加上当地部队战士退伍，一律就地转业，到兵团安置的也不少，当然都是男单干户。极个别的几个女兵，没等退伍便被各级“长”们订货了。再加上各批支青都是男多女少，所以，对这么一大批如花似玉、娇滴滴的上海少女，如饥似渴的男单干户们那个不是垂涎三尺呢？还有就是地方上的巨大诱惑力。因为兵团是军队建制，所以非兵团的单位就统称为“地方”。为什么说地方的诱惑力巨大呢？举例说吧，一些上海支青支边到农一师后分配到塔里木河南岸的团里，竟然几年不知阿克苏城是什么样。一是因为塔里木河非常辽阔，河上又没桥，只靠几只轮渡交通，而交通工具只有团里有几辆四轮拖拉机，跑团部到师部的运输；连队里最高级的就是两驾的马车了，通常只是驴车和牛车，跑跑营里或团里。所以当个马车夫已是“肥差”，如果能开上四轮拖拉机，经常往阿克苏跑一跑，给个连长都不换（农一师师部驻在阿克苏城里，占据半壁江山）。一天到晚窝在连队的小圈子里，白天在大田干农活，晚上住在低矮的“地窝子”（新疆独特的房屋建筑。由于干燥，地下水位极低，又常年不下雨，人们便在地面挖下去两米左右，人站着能直起腰来就行，再在上面搭上几根细檩条，铺上一些树枝和麦草，再抹上一层麦草泥，“房子”就算建好了，最后再在合适的位置挖一条由高到低的通道，安上一个门，就可以住了。如果再在地面上用土坯垒起一米来高的墙，开个窗户，就是“别墅地窝子”了。阿克苏修飞机场时，我爱人在飞机场银行分理处工作，办公睡觉就是在这种“别墅地窝子”里。邮电局、商店统统如此，就连负责修建飞机场的兵团工建第三师21团的团长、政委们也是如此。不过是临时性的。不象连队的人们，娶妻生子都在地窝子里。“文革”结束后我去过，依然如此。）里，面对昏暗的煤油灯。没有电。几个月团里的电影队下来放一场电影，都是自带柴油发电机。16毫米的片子，在麦场上拉一块白布，从家里拿个小板凳，几个片子连续放，一放就是半宿，这就是最大的文化活动了。没有自来水，喝的是“涝坝”水。所谓“涝坝”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很大的坑，引来渠水灌满就是了。不但人喝，就连牲畜都喝。人畜共饮一池水的现象，不但当时很普遍，就是上世纪末时，在和田地区农村依旧如此。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搞了个改水工程”。就是这么艰难的环境、艰苦的劳动、枯燥的生活，使得一些脑筋灵光女人，希望通过嫁人这个途径来改善生存环境，只要能调到地方上，什么条件也没有，什么人都嫁。而地方上也同样是男单干户多，盼着能娶一个上海媳妇进家，眼都盼绿了。都象饿狼一样，围着圈着无数雪白、鲜嫩的“母羊”的农一师这个大羊圈转悠。“肥水不流外人田”。虽然没明令禁止，但办结婚、调动手续很难。后来兵团撤消，统统纳入地方，不少女人嫁入地方，有门路的男人也纷纷调到地方各单位了。 地方政府也纷纷开办起各级地方国营农、牧、林场，纷纷招收南方城市的支边青年：新和的先锋农场招的是上海青浦县的，温宿水稻农场招的是上海和南京的，拜城大宛其农场招的是常州的，阿瓦提丰收农场招的是南京的，地区红旗坡农场招的是镇江的，还有无锡的。这些人去了以后，绝大部分从事大田农业劳动，一级农工，月工资22.20元。极少数当上老师、会计、出纳等。虽然艰苦，但和兵团相比较，要强得多了。这些人由于来自中小城市，“文革”后绝大部分都回去了。不象北京、上海、天津的支青，由于直辖市地位特殊，加上在事业上略有小成，舍不得放弃，所以调回来的是少数。一部分是退休后回来的，一部分至今仍留在新疆（我做为赶大营人的后裔，能随爱人调回天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后来又恢复兵团建制，地方国营农、牧、林场统统并入了兵团，于是就有了喀什地区的农三师，驻地巴楚。兵团的编制是每个师20个团。农三师自41团开始，42团、43团地排下去。这里相对农一师、农二师而言，天津支青多一些，几乎全在大修厂，都是技术骨干。他们是1964年新疆农垦厅招去的，在乌鲁木齐农垦大学学习了几年后分配到土木休克垦区，喀什第二拖拉机修造厂就是他们筹建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