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第二十六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
  西青作家榜上有名
  东丽杯梁斌小说奖，由中国文化报社、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东丽区人民政府主办，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东丽区文化广播影视局承办的全国大奖，能获奖足见实力。
  《杨柳青》编辑部每届东丽杯都积极组织本区作家参赛，这次报送了六人。刘向阳老师经过重重选拔最终获奖。《杨柳青》编辑部执行主编翁芳芳获得组织奖。
  刘向阳老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诗歌和剧本等作品散见《剧本》《文艺报》《诗刊》《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时代文学》《延河》等四十多省级以上报刊、杂志。著有长篇小说《人间第一情》、小说集《山雨欲来》、中篇小说集《风雨阳光》、小小说精品集《吻》。《谁还记得他》等多篇作品获奖。
  天津市西青区文化馆举办《杨柳青》期刊研讨会
  文/孟宪华
  2017年11月10日上午9时，《杨柳青》期刊讨会在西青区文化馆会议室召开。西青区文广局局长赵文月，文广局副局长、期刊主编郭颖，文广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期刊编委会副主任张之梅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文化馆副馆长、期刊执行主编翁芳芳主持。
  西青区文化馆特别邀请李治邦、邢晓阳、黄桂元、刘新森、雷平、李莹六位专家对《杨柳青》期刊进行指导。大家对《杨柳青》期刊直言不讳地进行了专业、深入地点评，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并举例说明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指明了期刊发展的方向。期刊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文化，要具有地域特色，具体在文字、摄影、采风、图文结合等方面进行了专业指导。
  大家在赞扬期刊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既有鼓励又有厚望。文广局局长赵文月同志结合六位专家的点评作出了重要指示，一是要求全体办刊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立足本职，做好工作，努力担当起先进文化引领者和实践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期
  刊文学创作工作，努力创作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深入基层挖掘创作源泉，引导广大文学工作者创作大量接地气、贴民意的优秀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三是要多方吸纳优秀新生力量加入期刊创作队伍，努力培育一批高水平创作人才。四是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专家们提出的宝贵建议，把此次会议作为一个新的起点，高水平筹划、多方面取经，在期刊文学创作、版面设计、重点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夫下气力，提升《杨柳青》杂志的品质，向国内一流期刊看齐。
  《杨柳青》期刊的编辑一致表示取长补短、再接再厉、这按步就班干好编辑工作，以“内容为王”用心做好刊物。这次研讨会体现了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对《杨柳青》期刊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杨柳青》期刊的副主编、责任编辑、美术编辑以及期刊的骨干作者参加了研讨会。
  杨柳青的一年四季
  文/李治邦
  等候了多年的《杨柳青》杂志重新以新的面貌问世了，这里凝聚着西青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关心，浸透着西青区文化局的呵护，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西青区业余文学骨干的心愿。我想，《杨柳青》杂志的改版就是一种西青区的群众文学盛典，充分反映《杨柳青》杂志在当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作用，它的改变不仅是版面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增加了什么内容，改变了什么形式，更主要是对扩大和宣传西青区的公共文化产生了影响，对提升西青区的文化品位有了追求，对塑造西青区的文化品牌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综观这几年来的西青区群众文学工作，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从每年的全国“东丽杯”全国群众文学评奖就可以看出，西青区的文学成绩一年好似一年。尤其是最近的这一届，西青区在群众文学创作上有了进步，当然这标明了在培养作者和下功夫上走到了全市的前茅。这就是他们借助了《杨柳青》杂志这个平台，而且潜移默的工作着，前进着。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很关注西青区群众文学的如何发展，也阅读了大量作者创作的作品。西青区是天津对外文化开放和经济现行的一个窗口，是天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沿，也是现代化工业的重要基地。它的创业历程，它的发展精神，它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新鲜事物，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都为广大的作者提供了生动和丰富的创作素材。他们创作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以大气而细腻的艺术手法，表现出西青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勃勃生机的精神面貌，把西青区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通过笔端形象地反映出来；生动鲜明地展示了西青区人对理想和事业的美好追求，反映生活中的情趣与奋斗创新的精神。我真心希望，能通过这个《杨柳青》杂志做为更多的载体，或者说搭建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更加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西青区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讴歌重要的现代化企业，以及开放、开拓、励精图大业，求新、求实、众志建新城的精神风貌；形象地描述出西青区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在大运河孕育下的求新求变。能从千年古镇的丰厚的文化积淀中找到新鲜的视角，能从赶大营看到一带一路的西青区人的精神奋进。《杨柳青》杂志有了新的变化，我觉得这只是开始，还需要更加深入挖掘这本杂志的内心表现世界，创作出一批精品，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文学是需要创新的，我渴望再翻阅这个刊物，能看到作者们的创作思维精巧而大胆，手法新颖，现代意识强烈，期待着佳作接踵迩来。我相信《杨柳青》杂志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再新的变化，也会对西青区描绘出新的美好形象。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时代需要好作品，天津需要好作品，西青区更需要反映本身精神面貌的好作品。最好能看到更新的作者，更年轻的作者，当然我也能总看到老朋友。希望《杨柳青》杂志的一年四季总是郁郁葱葱，总是有春天。
  【作者简介】
  李治邦
  1953年出生于天津。曾任天津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逃出孤独》、《城市猎人》两部，中篇小说六十多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与人合作的电视续剧《苍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话剧《希望之星》获文化部“群星奖”银奖，广播剧《咱们工人》获全国广播剧“政府奖”银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简介】
  黄桂元
  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曾任《文学自由谈》主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与批评文章近三百万字，曾获国内文学奖项多次。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读者》《中外期刊文粹》等转载或连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作品选本十余次，已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六种。
  《杨柳青》杂志的文学风采
  文/黄桂元
  《杨柳青》是一本荟萃西青区各个文化战线工作成果的综合类杂志，与文学有关的栏目只是一个重要窗口，但透过这个窗口，还是可以看到西青区文学写作的独特风采。这意味着，《杨柳青》麾下集结着一支有实力的文学队伍，也使人们看到，它不仅是滋养民间艺术的丰沃园地，还是成绩骄人的文学重镇。其中的一线作家多属于中老年，除了已去世的陈子如老师，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王洪海、白青、刘向阳等几位已逾六旬的作家，他们后面有60后孟宪华、70后周童等中年作家，现在看来，也是有一定潜力的。
  我还记得那几年陈子如老师已染重疾，但情绪淡定，谈吐风趣，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写好下一部作品。25万言的长篇小说《溶洞》结构完整，组织严密，叙述流畅，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艺术气象。过去陈老师擅长于表现乡村题材领域，《溶洞》却将目光和视野投向于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是全球化与地域边缘化多重矛盾交织的“中间地带”，对于作家而言，这里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书写空间。之前，陈子如曾出版了散文集《浅陋集》，他的散文恰如其人，在这个喧嚣、躁动、市场化、娱乐化的世界，沉浸在陈子如散文世界，别是一种享受。
  津南区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故乡，但他的后人好像还没有人写出《探访曹雪芹》这样的曹氏传记文学。这件事西青区作家晨曲（王洪海）做到了。如果说《霍元甲》、《赶大营》属于以故事性取胜的民间传奇书写，洋洋40万字的《探访曹雪芹》则是一部具学术含量的经典作家传记小说，其间的写作跨度与审美反差显而易见。晨曲的写作一直风调雨顺，本可以不冒风险，“轻车熟路”他却拒绝自我重复，坚持挑战难度，这在浮躁的文坛并不多见！晨曲的写作动力源自对《红楼梦》的深爱，否则是不会如此甘于寂寞，埋首故纸堆，潜心伏案，数易其稿。晨曲需要做足一系列“功课”：诸如甄别与辨析史料的真伪，吸纳与整合“红学”成果，而这些“功课”不是临阵磨枪能够奏效的。
  白青赢出版过文学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大船》，但我这里要说的是诗人白青。白青的诗歌写作启蒙于年代已遥远了的白洋淀诗群。上世纪六七十年之交，看上去不起眼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竟成为新诗潮“潜流期”的卧虎藏龙之地，是由于这里孕育诞生了一支“朦胧诗”的先觉支队——“白洋淀诗群”，其代表诗人是新时期诗歌史无法回避的根子、芒克与多多。回乡知青白青见证并亲身参与了这个中国新诗史上令人无法忽视的诗群的诞生。白青写诗起步很高，很早有了对于诗歌形式的自觉意识，这在他那个特殊年代是很少见的。
  时下，能与上述几位六七十岁的作家相提并论的年轻一代作家，还不多。在培养文学生力军方面，《杨柳青》显然还有一段任重道远的路。
  有关期刊的装帧设计及排版
  文/刘新森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历史沉积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民间艺术，人文、自然景观资源丰富。享誉中外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就是发生发展于此。谈杨柳青木版年画就不能不谈杨柳青这个魅力名镇。谈杨柳青文化艺术，也不能不谈杨柳青的木版年画，好像这已是了解杨柳青和杨柳青木版年画人的共识。众所周知，在全国著名的几大民间木版年画中，起于宋、兴于明、盛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刻印加手绘的艺术特色，内容丰富和细腻精美的绘画效果，深受不同层次人群的欢迎，因其雅俗共赏，而蜚声海内外，被专家学者推崇为中国木版年画的NO.1。杨柳青镇也以杨柳青木版年画而驰名中外。《杨柳青》作为西青区文化馆办的综合性的文化刊物，由于刊名“杨柳青”，在封面的设计上，编者釆用的也是杨柳青木版年画。不论怎么改版，这一极具地域性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元素，都没有放弃使用。对此，我表示赞同，因为其顺应社情民意。大家都说，在文化艺术方面尤其是在极具地方艺术特色方面，杨柳青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是西青区、是天津市，乃至我们国家的一张名片，我们为何不充分地利用好这张名片呢？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使用不仅能美化《杨柳青》刊物的封面，其刊物所在地区的文化特色，文化品牌也更为突出。还能为宣传和传承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挥积极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装帧设计是刊物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刊物装帧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办刊人的智慧、审美取向、修养与能力。看了改刊后的《杨柳青》，使我眼前一亮，封面的设计，内文的编排，都更加讲究，色彩的运用也更加谐调，整本刊物给人以厚重、雅致之感。可谓是艺术性、欣赏性俱佳。我虽然也做过十多年馆办刊物的美术编辑，但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其创意和刊物的设计水平，编辑技术、设施都比较落后，与今天的设计理念，时代要求，以及设施条件不能同日而语。根据编辑部的同志让这里谈谈对书籍装帧看法，真不知说些什么，一方面过去的经验在今天看来已多是落后的了。另一方面与《杨柳青》的编辑们相比，我自愧不如。要谈也只能谈去自己当美编时，在版式设计方面的一点体会。封面方面就不说了，在内文版式设计方面，我比较注意把握文章的整体性，同一篇文章除了字号、字体的一致外，也要注意底色和图案的一致性。一篇文章或一组短文，不论占几页，要铺底色，就要每一页都铺，而且是相同的底色。所采用的装饰图案（不是题图、插图），也要一致。底色不要过深，以不影响文字的清晰和阅读为好。再有就是注意版心的统一，这里指的是文字，图片甚至题目可以出版心，文字一定要在版心的范围内编排，不论是横排或者竖排，都要规范到统一的版心内，在相同的栏数下（两栏或三栏）、没有特殊的要求（如诗歌）其行数、字数都要一致，不然页面就散了，不整齐。尤其是较长的文章，排版时设计的栏数，每栏的行数，每行的字数，每页都要统一。同时，在排版时注意对开两页的完整性和视觉效果，如：（2、3）（4、5）等。为了两页的整体好看，排版时应该把对开的两页放在一起考虑，如图片的位置，横竖排、留白等......
  参加《杨柳青》期刊研讨会，使我了解了许多新的设计理念、技能，获益匪浅。同时，也看到区文化主管领导和编辑部同志们对办好刊物的自信和奋斗精神。我坚信，也衷心地祝愿《杨柳青》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
  刘新森
  1975年4月，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天津市群众艺术馆，2015年8月退休。曾做馆美术干部、馆办刊物的美术编辑和副馆长的工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理事、美术研究馆员。
  【作者简介】
  邢晓阳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
  《海河文化》《天津社会文化》执行主编
  小期刊大作为
  文/邢晓阳
  西青区文化馆《杨柳青》刊物负责人翁芳芳约我写一篇关于馆办刊物的稿子。自愧于未曾系统地学习过写作，且并不是专业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只能结合这几年负责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刊物工作的经历，谈谈感受。
  目前，全国除个别两三个省级文化馆没有自己的刊物，其他省级、副省级文化（群艺）馆都有馆办刊物。而各省区市所辖的地、县级文化馆的馆办刊物更是百花齐放。由于从事多年本馆《海河文化》期刊、《天津社会文化》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也跟很多省市互寄刊物以便交流学习，天津各区的馆办刊物我都熟悉。
  在很多年前，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搭建一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文化馆馆办刊物集中在一起搞一次评选。当然我的立意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评奖，而是想将这些刊物集中在一起进行展示，并能够与各地的编辑同仁们进行一次提升馆办刊物质量的交流与探讨，了解各地办刊的情况，学习先进经验。没想到若干年过去，当我说出这个想法后得到了局领导和馆领导的大力支持。
  在2015年，首届“文化杯”全国文化（群艺）馆优秀期刊评选成功举办。除没有刊物的几个省以外，其他三十多个省区市全都积极参与其中。天津群艺馆在全国文化馆年会上举办了“文化馆期刊发展专题论坛”，与到会的全国各省区市的同仁们一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大家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本馆办期刊大开眼界，得到很多启发。文化部、文化报、文化馆协会、天津市文广局的领导专家亲临论坛现场，对此项活动予以极大的肯定。
  时隔两年，2017年我们举办第二届全国馆办期刊评选交流的时候，相当于收到了上一届举办此项活动效果的答卷。各地报送的刊物明显地表现出在这两年中对刊物的投入和整体质量上的提升。无论是用纸、印刷、设计、栏目设置、内容等都有很大变化。而更让评委专家们为之眼前一亮的是，各地、县级文化馆期刊中有着一大批极具特色、内容丰富、装帧精良的期刊。天津市西青区文化馆的期刊《杨柳青》就是其中之一。
  西青区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就奠定了其有着丰富得文化资源和厚重的文化积淀。杨柳青的木版年画是中国著名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西青的文化符号。因此《杨柳青》封面设计上就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西青区对文化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拥有很多群众喜爱的文化品牌活动，并且对社团建设、人才骨干培养、群众文艺创作等方面常抓不懈，可以说西青区的文化工作脚踏实地、基础扎实。也正因如此，西青区的群众文学创作、馆办期刊，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层出不穷，并屡获佳绩。从历届“东丽杯”全国群众文学评选的作品中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来自于各地区文化馆期刊，说明各地文化馆刊物培养了很多作者，也输送了很多作品，这也是“东丽杯”群众文学重要的输血渠道之一。进入新时代后，各地文化馆从办刊理念、选稿标准、刊物思想等方面比肩发展，有了更大变化，更合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在每届“东丽杯”全国群众文学评选中，西青区文化馆报送的不乏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这充分体现出《杨柳青》这本期刊当之无愧地发挥了培养作者、挖掘优秀作品的阵地作用。无论是取得全国文化馆期刊奖项还是获得全国群众文学的奖项，这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在有些人眼中觉得一本小小的刊物并没有多么重要的分量。可就这本小小的刊物，它不但承担着培养作者队伍，挖掘作品、宣传推介文化活动这些基础作用，更是本地文化工作的浓缩、提炼和引领。
  有人说:“期刊编辑工作是寂寞的、默默无闻的。”可时至今日，我仍然热爱着这份工作。多年前曾有一位天津宣传系统的领导在收到的《天津社会文化》的报头上写道:“小刊物、大作为。”当时，我们的老馆长李治邦把这份报纸交给我的时候，我真是激动不已，把它钉在了编辑部的墙上，以此来勉励我们所有编辑人员。
  至今，我依然以此与群文刊物的编辑们共勉。
  排版中照片的重要性及应用
  文/雷平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时期，必须为人民奉上丰富的精神食粮”。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群众中，在群众文化系统中引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更在基层文化工作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识，坚持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已成为文化工作者奋进的目标。
  西青文化是一个内涵深厚的广阔的舞台，杨柳青文化丰富多彩，包容开放的民俗文化扮靓着这片土地，《杨柳青》期刊更是以群众文化的精彩微自信，提高了《杨柳青》期刊创新改版的高度，赢得了西青区群众和读者的赞扬。从《杨柳青》期刊的改变又看到了杨柳青文化的创新，看到了一个文化新的天地。
  参加《杨柳青》期刊2017年的研讨会，也感受了《杨柳青》期刊带给我们办刊的自信，翻看文化期刊，如同欣赏了西青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大餐，我从照片的角度为《杨柳青》期刊加些温度，让更多的读者与我们一起享受新容貌带来的视觉热度。
  照片，在一本刊物中是视觉上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于画册以作品为主体，期刊中的照片应该表达出它的内容，直观清晰，有视觉意义，有色彩、有内涵、有深度的可视性，表达出摄影作者的意图，所以编辑十分重要，知道一张照片应该在期刊中的表达意图，要让照片适时适度的在刊物中运用自如，其方法就是在照片的赏心悦目上编辑照片。首先要明确照片的位置用在什么地方，是封面、内页还是文字的插画、位置，照片要直观、简约、悦目，能够深化主题的作用。注重照片在刊物内容的效果，编辑设计手法上要引起重视。
  照片的选择可以独立成篇，好的照片能很快抓住读者的视觉，照片可以通栏跨页编排，也可局部细节表现，独立一张说明不清的照岸用一组照片来强化表现内容的整体性，编辑应该在发刊前认真审读矗照片，用简约、统一、完整的画面让照片产生最强大的视觉效应。技术上可以用裁剪、制作方式增加表现贴切的照片，选用摄影水平高的照片，我们的编辑、采编人员除了自己完成这些工作还要培养与办刊和谐配合的摄影人员，培养一支理解办刊主题的创作志愿者。同步提高摄影人员和编辑人员的水平，摄影人要有编辑的眼光拍好照片；编辑要有摄影人的照片意识，互相提高方能完美的做好期刊工作，提高《杨柳青》期刊的水平达到高水平效果。
  我们更期待《杨柳青》期刊推出更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文化的期刊，有独特的风采，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新需要。
  【作者简介】
  雷平
  一九七五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现任职于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美术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喜欢用相机记录身边的凡人小事儿，热爱生活，用相机看时代看生活……。
  【作者简介】
  李莹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文学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4部，两次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一支接地气的文学队伍
  文/李莹
  天津市群众文学工作在全国艺馆系统可谓名列前茅，除了已实现各区基层群文期刊的基本全覆盖，更有一支长期生活工作在一线的群众文学创作骨干队伍。我常被同行问起，天津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群众文学活动和创作队伍建设长盛不衰的原因。我很自豪地回答：那是因为在天津，我们有一批优秀的群众文学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基层一线，不为名利，踏踏实实地引领、扶持、辅导创作骨干和文学爱好者，以本区域群文期刊为平台，为天津市群众文学事业的繁荣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和优质作品。
  西青区文化馆就有一支在天津市出类拔萃的群众文学创作队伍。在本区域文学带头人，西青区文化馆副馆长翁芳芳的引领下，以《杨柳青》文学沙龙为平台，以《杨柳青》群文期刊为载体，为西青培养了近百名文学骨干，其中还有不少作者已经加入了天津市作家协会，甚至中国作家协会。
  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丰富的文学大餐，西青区的文学爱好者幸福的。《杨柳青》文学沙龙每年都要开展4次文学讲座和2次采风活动，在全市来讲，这样的活动频次和活动质量都是名列前茅的。
  其中，文学讲座主要邀请国家级、省市级著名作家根据本区域作者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多主题、多形式、多层次的讲座和创作指导活动，通过与优秀作家展开创作对话，促进作者创作水平的切实提升。
  而地域釆风活动，更是为西青区的作者们展开了家乡一幅幅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生产生活画面，使来自基层的创作者打开了视野，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更鼓励和引导在现中热情书写家乡的美好生活。
  西青区的群众文学创作队伍，在《杨柳青》编辑部的带领下，已经走访过全区9个街镇的企业、村厂，并在寻访辖区内古迹的过程中探索研讨关于杨柳青古镇的前世今生。我有幸两次参与西青的采风活动，每一次采风都可谓精心策划，行程饱满，使参与者深切体会到西青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充沛活力，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自信。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西青区的群众文学创作群体，也存在“扁平化”现象，如何骨干作者中优中选优，向天津市乃至全国的群众文学活动输送更多优秀精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应改与西青的特色采风活动相结合，引导创作者们从不同角度去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剥离同质化，再有的放矢地进行辅导、扶持，从而真正打造一批具有西青特色的群众文学精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就要“激发全民族化创新创造活力”，更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杨柳青”三个字，本就是天津市一张响亮的历史文化名片。我期待西青的群众文学创作队伍，在《杨柳青》群文期刊这个平台上，能够书写出更多西青故事，展现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大美杨柳青。
  走进赤龙南街讴歌时代风貌
  文/孟宪华
  2017年10月19日上午，《杨柳青》编辑部文学、摄影骨干走进西青区赤龙南街进行了采风活动。
  为宣传和讴歌十九大的精神，进一步夯实文明城区创建成果，西青区文化馆《杨柳青》编辑部组织市区部分知名作家和摄影家30人走进赤龙南街开展了采风活动。大家认真聆听了赤龙南街工委书记刘志同志有关赤龙南街的建设及规划目标，并在刘书记及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下，参观了赤龙公园、佳和荣庭社区工作站和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等地，大家感受着赤龙南街老百姓的社会福利和幸福生活，对活力赤龙南街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期待，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采风活动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编辑部主任狄青为西青文学骨干做了题为《阅读与创作》的文学讲座。
  编者按:《杨柳青》编辑部为了提升本区作家的文学水平，定期举办文学讲座活动。这期分别邀请了著名作家、评论家黄桂元先生和狄青先生进行了专题讲座，大家受益匪浅，长了见识，学了东西。
  黄桂元，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曾任《文学自由谈》主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与批评文章近三百万字，曾获国内文学奖项多次。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读者》《中外期刊文粹》等转载或连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作品选本十余次，已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六种。
  当下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黄桂元
  我第一次听到批评家这个行当，觉得挺有意思，既没有搞过创作，也不是做学问的专家，只以对作家作品说说道道，人家能信服吗？后来意识到，文学批评家的角色应该是文学创作的推手，但这很不容易。批评家写评论需要大量阅读，有意识当下的文学批评，每年的阅读量不在千万字以上，基本上没有资格当所谓的批评家。批评家写一篇评论，看几十万上百万字很平常，而报刊一般只发两三千，三五千字，最多超不过万把字，付出和所得根本不成比例。所以你可以观察，批评家与作家的外表有个显著区别，就是评论家戴眼镜的居多，而且度数都不浅。这意味着，批评家追踪当代文学是相当辛苦的事，每天面对源源不断的新作品要独立作出判断，而这些作家都还活着，精力旺盛，四面开花，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热闹之后，一地鸡毛，待尘埃落定，再由文学史家出面了断，盖棺论定。这个过程中，批评家常常费力不讨好，作家看不起，觉得他们没有能力搞创作才写评论，学者也看不起，觉得搞当代文学批评缺乏学术含量。这显然是偏见。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同代人活的文学现状，而不是古人的历史，必须有直接的、还来不及冷下来的感受，对文学前沿最及时的捕捉、追踪和表述，没有现成可借鉴的成果，更具有挑战的难度和风险。
  创作与评论，作家与评论家，之于文学，如同车的两轮，鸟的双翼，都不可或缺。而当下文学批评现状五花八门，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由于有了很多利益的介入变得微妙起来，以是盟友，也可以是路人。事实上，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矗系古今中外历来有不少说法。一些作家艺术家很需要批评家的锦上添花，摇旗呐喊，给自己抬轿子，听到赞扬自己的可以称兄道弟，听到反对的声音面目狰狞，近乎失态，前几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了一个《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赵本山带着二十几位主创人员出席，而且赵还表示自己“抵抗力很强，非常能接受批评”，结果在会上完全不是这样，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发言：说这部电视剧是“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走，其实是一种伪现实主义”时，赵本山火，说“有本事你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收视率比我的电视剧高，我当场给你下跪。”批评家看上去有话语权，其实许多作家从骨子里瞧不起批评家，总觉得是作家给了他们饭碗。事实上，确实有一些缺乏原创的才气，才转而求其次，操起批评的行当，我问过许多作家，基本上不看批评家的文章，认为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看了没用。
  外国曾有把批评家比喻为马蜂、牛虻、食客、寄生虫的说法，总觉得是作家养活了批评家。歌德就曾大失风度地叫喊:“打死他，这狗东西，他是一个批评家！”王朔嘲讽批评家是阉人，自己生不岀孩子，却还要对人家的孩子品头论足。最典型的说法，一部《红楼梦》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红学家”，一个鲁迅解决了若干就业指标，批评界，确实有一辈子只关注一位作家或几位作家的批评家，比如蒋子龙与夏康达，只要有新作一定表态，一旦听到不同意见，一定誓死捍卫。我身边有的评论家抱怨，作家把咱们当做洗脚水，人家的脚洗光鲜了，那洗脚水可就泼掉了。批评家也是憋了一肚子，也不是那么好惹的，韩石山被称为“文坛刀客”，扬言“谁红跟谁急”，上世纪九十年代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酷评的书《十作家批判书》，有的批评家的书名，干脆就叫《谁红跟谁急》。任何一位作家，你把它当做靶子对待，都不可能无懈可击。德国被称作“文学沙皇”的批评家拉尼茨基认为，那种“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成为批评家”，李建军认为批评家必须严格把关，类似于猪舌检査者，以前在法国，为了保证市场猪肉质量合格，有人专门负责检査猪的舌头是不是健康。
  当今有一位很活跃的批评家，名字就不提了，一直与两位大作家对着干，一是莫言，一是贾平凹，或者说，他以批评莫言、贾平凹而著名。这里不能说没有个人恩怨，当初他很年轻，名气不大，对贾平凹的作品提了些不同意见，贾平凹说，他如果不批评我，怎么出名呢，我不理他，他也红不了哪儿去，一下子惹恼了这位批评家，以后贾平凹出一本书他批一次，露面就打，一有场合就攻击，两人势不两立，对莫言也言辞尖锐，莫言性子更直，受不了，让他放尊重些，一次差点动手，别人拉着才没打起来，如果两位大作家打成一团，会是一道什么风景？这一点，陈忠实比较有智慧，最初李建军对《白鹿原》也挑过毛病，陈忠实主动表示，挑得好，结果两人成了朋友。
  过去年代，谈到文学批评的标准，一定是和社会生活与人的灵魂有关，所以古今中外的大批评家都不认为文学只是一件纯粹艺术的事情。建国后我们的批评标准，要求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实际上是政治标准排在第一位，艺术服从于政治，甚至一度认为文学是政治的工具。说什么不说什么，是不自由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一直是悬在文学上的高压线，文学评论的功能就是为意识形态把关和服务。抗战时期，日军在冀中地区搞五一大扫荡，三光政策，为保存骨干，文化人都撤离，作家王林不肯走，表示如果冀中还有一位干部，那就是王林，于是司令员特批王林不撤，躲在地洞写了《腹地》，被陈企霞在《文艺报》长文批评，渲染战争恐怖，丑化英雄，接下来做了半辈子检讨。有意思的是，没过几年，陈企霞就成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从王林这里，我们简单说几句天津文学。旧中国，天津文学主要是以刘云若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和以宫白羽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到了新中国成立，天津文学基本上就被来自河北老区和延安鲁艺的作家接管，代表人物孙犁、粱斌、王林、方纪、孙振、袁静、鲁藜、万力、王昌定、柳溪、杨润身等，文学批评也是与之配套，方纪、王昌定、张学新等，所以河北文学历史与天津文学历史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叠。天津文学有一个浅浅的支流，以阿凤、董乃相、万国儒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但没有形成天津文学的气候。天津文学开始引人瞩目是从蒋、冯、刘开始的。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与主流意识形态捆绑一起，或上天堂，或下地狱。选择评论，就是选择一条有风险的路。六十年代中期，江青物色批判《海瑞罢官》的手，上海的姚文元被选中，一步登天，十年又成阶下囚，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一波接一波，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提出，文学评论要一一面对，推波助澜，这时候的新时期文学，社会学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用社会学批评方法就可以把问题一网打尽。
  伤痕文学的提法源于一篇小说。《伤痕》写文革初期一个女中学生与妈妈决裂，当时夫妻反目、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并不少见，女中学生当了下乡知青，文革结束，妈妈来信说自己已经被平反昭雪，女孩再去见妈妈，只见到了妈妈的遗体。这篇小说写得粗糙，如果放在现在，可能都难以发表。那时卢新华刚入复旦中文系不到半年，参加班里的文学小组，写了一篇小说贴在宿舍过道的墙报上，《文汇报》编辑发现用整版发表出来，成了1978年中国最轰动的文学事件。以一篇小说题目命名一个文学思潮，前苏联有爱伦堡的解冻文学，中国有卢新华的伤痕文学，这是相似的国情决定的。据说当时全中国《伤痕》的读者眼泪可以流成一条河，人人都有伤，卢新华的伤痕文学，这是相似的国情决定的。据说当时全中国《伤痕》的读者眼泪可以流成一条河，人人都有伤，只是卢新华第一个喊出声，便被写进了新时期文学史，并不是新时期文学史标准宽松，而确实是点燃了一种社会情绪。卢新华毕业分配时多家报社都在抢，他选择了上海《文汇报》，后来有美国高校出奖学金，他去了加州。
  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卢新华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采访，提到《伤痕》，居然调侃地问，你是说那张“彩票”吗?卢新华后来在洛杉矶康姆斯俱乐部当赌场发牌员，我做他的牌桌，亲眼见过他发牌，十个手指像钢琴家弹钢琴一样灵巧。我看着他洗牌发牌翻牌，想着《伤痕》，眼前一阵恍惚。现在看来，有的作家仅仅因技术操作原因，而与这张彩票失之交臂。比如天津新时期旗帜作家之一的冯骥才，写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原名叫《创伤》，中学生白慧表手打死了一个女教师，多年后交了男朋友常鸣，恰恰是那个女教师的儿子，我记得一个细节，常鸣与白慧谈到母亲被打死，一屁股坐在铺得平平的淡蓝色床单上，床单的皱纹向四周张开，就像是做碎了一块玻璃。比《伤痕》还要早，艺术上也更好。因为刊物周期比报纸要慢许多，而发表晚于《伤痕》，否则就有可能是“创伤”文学而不是“伤痕”文学，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卢新华觉得自己中了彩票。
  伤痕文学之后，是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蒋子龙。蒋子龙在《人民文学》发表《乔厂长上任记》时，我还是南开大学的一个大三学生，很受震动，连夜直了篇评论，发表在《天津日报》，这篇小说成了改革文学的旗帜性作品。2008年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回顾，《天涯》杂志发表了程光炜先生的万字长文，批评这篇小说扭转了新时期文学走向，转移了社会大众的注意力，影响了反思文学的深度，我在《文学报》提出商榷，这是后话。
  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受相邻学科如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的影响，文学批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种种新方法，批评概念的更新势在必行，比如我们习惯了审美、崇高的说法，这时候就要接受审丑的概念，其实早在鲁迅的时代，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丑”的现象，阿Q形象就不美。现代诗人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人们通过伤痕、反思，发现了历史的“丑”、现实的“丑”、人性的“丑”，这里就不多说了。
  狄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读者》签约作家，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编辑部主任。出版中篇小说集《闭嘴》《回马村记》，中短篇小说集《缴枪不杀》《我不要你管》，评论集《与文学有关的一些话》，随笔集《恋爱与烹调》《一沙一世界》等。
  阅读与创作
  文/狄青
  古人说过，“开卷有益”，这是个绝对真理。古人还说过“敬惜字纸”，在古代文人抑或说古代读书人的眼睛里，凡是对待有文字的纸张，都应该采取一种小心翼翼进而神圣珍重的态度。这在今天来看当然未必可取，那反映了物质匮乏的时代出版物不普及的小农经济社会中的惜物心态。但也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对书籍崇拜，是咱们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咱们中国文化得以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物质基础，也是古往今来所有那些焚书者遭到全体中国人憎恶和诅咒的根本原因。
  2015年10月11日，布克文学奖在英国伦敦颁奖，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以他的长篇小说《七次谋杀历史》获奖。布克奖是英语世界文坛最高奖，在国际上被公认是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项。詹姆斯的获奖也让世界在知道“飞人”博尔特之外，开始关注牙买加文学和牙买加作家。在发表感言时，詹姆斯说他要感谢阅读，是阅读使他成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没错，詹姆斯从创作伊始，便始终保持着充沛的阅读，在写作《七次谋杀历史》间隙，他就阅读了福克纳、伍尔夫、托尼·莫里森等作家的总计40部作品。
  作家该不该读书，抑或说该不该多读书，原本不该是个问题，然而当下它的确又是一个问题。应该承认，当下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显然比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更加生动，既如此，作家只需要向生活学习就好了，只需要有智慧和技巧结构一个好看的故事就好了，读书与其说是“规定动作”，不如说是“自选动作”，阅读与创作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模糊。创作真的如此简单吗？岛国牙买加曾历经腥风血雨，许多事件马龙•詹姆斯都是亲历者，生活积累不可
  谓不厚实，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位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郊区的家里阅读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经典作家的作品。因为丰厚的生活积累是一回事，阅读是另一回事，二者是创作并行不悖的两翼。
  有人说作家读书多了会“读死”，变得迂腐，作家即使读也该读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书节奏快，故事好看，读者欢迎，作家从中可以学习如何谋篇布局。在我来看，这原本就是个伪问题，作家不读书干脆就去卖红薯算了。但我同意一个观点，多读书未必与多藏书之间可以划等号。换句话说，藏书少的人未见得读书就少。钱钟书的藏书不多，他总是手不释卷，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就说:“钱先生有书就赶紧读，读了总是做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真应了那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哲学家熊十力先生的藏书也不多，甚至有人认为他根本“没有藏书”。但他的学生却说他“殊不知上下四方，万象森列，却是先生的书库，先生平时仰观俯察，观其会通”。熊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的大哲学家，而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便是从宇宙自然以及社会这些个大书中获取精髓的，谁能告诉我，柏拉图又有多少藏书？
  美国作家萨姆•萨维奇的成名作名为《书虫小鼠》，说的是一只靠啃蚀书页充饥的老鼠，有一天却读懂了他所吃下去的所有书籍，变成了一只饱读诗书的老鼠，这只老鼠甚至开始瞧不起那些整天只知道在网络上搜寻所需知识的人类。《书虫小鼠》在美国被称为是对网络化社会的一种反讽。在我们身边，也不断有人预言纸制书籍与纸制媒体一样，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说什么仅仅一张芯片便可以将古今中外所有书籍一网打尽，如此低廉成本，如此轻巧便捷，那还要满屋子书做什么！貌似有道理，可就像有了录像带与光碟，也并没有让电影院消失一样。一本实实在在的书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而网络，更像工具。我始终觉得眼睛盯着屏幕去看，是査资料，与读书关系不大。而且，一本需要你花钱买来，腾出时间，选择一个安静的所在，甚至需要你擦手之后才轻轻翻开的书，与你随意点开网页浏览的文字，从心理到生理的感觉实际上都是不同的，不信你就试试。
  为什么我们身边许多本来还不错的作家，刚写出几部作品就不见了?当然有人是忙于文学之外的事情去了，但我以为，这和一些作家的积累不够、读书不够有很大关系。梁漱溟先生说过，学问是关乎自己生命的事，解决的是自己的生命难题（大意）。曹雪芹的《红楼梦》，李白杜甫的诗歌，苏东坡的词，司马迁的《史记》，等等，莫不如此。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投入进去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留下的文字，所以那才是真正的文学。要知道李白不光能“醉酒诗百篇”，他还是读书的大家；苏东坡即使在杭州做官的时候，少读一日书都是要自罚的。意大利著名作家翁贝托.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至今在全球发行1700万册，多年来，埃科一直是这个世界上反对电子化阅读、反对与碎片化浅阅读妥协的急先锋，他用自己的坚守身体力行着人类与书籍数千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欧洲著名的《巴黎评论》杂志对埃科曾进行过专访，对其书房有如下描述:“公寓里排列的书架，个个顶到特别高的天花板，中间的过道宛若迷宫--共有三万册书，另有两万多册在他的庄园书房。我看见有托勒密的科学专著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有论索绪尔和论乔伊斯的研究著作，有中世纪历史和神秘手稿的特别专区。许多书由于翻得太多而显得残旧，从而赋予这些藏书一种生命力。”我也见过一张翁贝托·埃科在他书房里工作的照片——他坐在高高的活动型书梯上端，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书，旁边是“高耸入云”的书架，而他书房的房高比两个成年人加在一起的高度还要高。
  在我来看，只有高质量的阅读，你才会发现，大师原来都是有来处的。比如湖畔派诗人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影响，艾米莉•勃朗特对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读书并不能让我们变得精明，却可以让我们认清自己以及他人。
  郁达夫说:“绝交流俗为偷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法国作家夏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说:“书，是用来读的，读比拥有重要得多。”其实，二者说的并不矛盾，郁达夫喜欢中国文人坐拥书城的感觉，而丹齐格更有实用主义色彩，说到底，藏书的多与少，最终都要落实在一个读字上。
  我相信这样一种说法，生活是创作的源头，阅读是创作的基础。美国大作家纳博科夫最喜欢的书是卢梭的《忏悔录》。他的小说《洛丽塔》写成于1953年，副标题便是“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这显然是受到《忏悔录》的影响。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叫让-雅克•亨伯特，而卢梭的全名便是让-雅克•卢梭。当今西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意大利作家安贝托•埃科崇拜纳博科夫，阅读过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他创作了一部名为《乃丽塔》的小说，从标题到人物到语言全面模仿《洛丽塔》，埃科称是以此向他崇拜的纳博科夫致敬。可以说，没有《忏悔录》就没有《洛丽塔》，没有《洛丽塔》就没有《乃丽塔》，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阅读。
  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卡内蒂的最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迷惘》，在书中，他所塑造的藏书迷彼得·基恩已经成为全世界藏书迷们不可磨灭的形象。之所以要写一个藏书迷形象，是因为卡内蒂自己就是一个藏书迷，他的阅读就是疯狂的，卡内蒂曾说他在写作时经常混淆了自己与书中要刻画的人物。
  诗人木心先生那部长达1102页的《文学回忆录》是他的世界文学史讲义辑录，读之，你会诧异作者竟然涉猎过如此多的书籍。木心是将阅读与创作结合得很好的作家，他的《文学回忆录》虽然缺少文本分析，但却处处能够体现阅读与创作的关系。浙江乌镇的木心纪念馆里有木心从十几岁开始至新世纪阅读过的文学经典名著，只有看到它们才明白，什么才配叫做“终生阅读”。
  创作为何需要阅读?一定能说出许多理由，而我的理由是，只有充沛的阅读才能使一个作家抑或一个人懂得谦逊、远离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