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腊八节
  每逢佳节，思念故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思念家乡的人，思念家乡的土，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更思念家乡的节。
  农历腊月初八，作为节令，人人都认可。可算不算作节，便不得而知。但在我们东北的家乡，却是当节过的。
  我的家乡在洗儿河边，那里是闻名遐迩的科尔沁大草原。谁都知道，东北不咱华北，到了冬季，天气格外的寒冷。可能是全球变暖的原因，现在的东北也不像过去那样冷了。可在三四十年前，到了冬季，东北风挟着小清雪，刮在人的脸上，就像鞭子抽的一样疼。对付天气寒冷的唯一办法是，千方百计地御寒。那时候，恰好我当了知青。在农村，同农民一样，穿上了老羊皮袄，戴上了老狗皮帽子，脚也蹬上了老牛皮乌拉（一种牛皮做的俗称褶子皮鞋，里面是裹着乌拉草的羊毛毡靴）。就是这样全副武装，也抵御不了那刺骨钻心的寒冷。
  记得有一次，我跟车去县城粮库送公粮。我们那个屯离县城三十多里地。为了能排到首尾不见的交公粮车队长龙的前边，我们是顶着星星出发的。一路上，那个冷就没法提了。老农民说得好：“三星歪，鬼都能冻呲呀了，何况人哪！”为了减轻些冻的滋味，我学着赶车的老板子，跟着车后面跑。三十里地的路程硬是跑着来到了库。到了粮库，天亮了，我跟老板子相互看着都憋不住笑了，不但全身挂，满了霜，被长长的树挂般的霜糊住了，只能我看见眼眨巴,嘴哈气儿。可想而那时候，东北该有多冷啊！
  然而,我还不算冷。最冷的天是在刚进了腊月门的头十来天。所以，在东北早就有“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说法。虽看见有冻掉下巴的，可却深切体验到了的寒冷。还得说送公粮。我下乡第一公粮正好赶上腊八那天,由于赶的早，我们的车排在了前头,粮库大门一打开，我们车就进去了。整车过了秤，该往库里送粮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跟车的该有多遭罪。老板子只管把一百八十斤重的粮袋子往我肩上搭，我这个当时体重还没过百的“书生”要将一多个粮袋子，一口气踩着跳板，送上粮垛。
  我咬着牙，拼着命，颤抖着双腿，终于完成了任务,我的羊皮袄、狗皮帽子、还有牛皮乌拉，早已被汗水湿透了。冷风一吹，我感觉冷到了心，那个滋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即便冷，极度的疲劳还是让我躺到了马车上。老板子赶着马车往回赶，尽管道路极其不平，天气极其寒冷，我还是在马车上睡着了。等回到屯子，我已经成了冰人。老板子怎么也叫不醒我,便赶紧来了生产队长。好在队长有经验，把我抬回了知青点，扒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用盆端来了一盆雪，浇到我身上，反复地用手搓使我恢复了知觉，身体也渐渐暖和暖和过来了了。过后，社员们都说：“多悬哪！如果不是生产队长有经验，还不得像前几年裘哑巴一样冻死了！”
  我罗嗦了这些，不只是北的寒冷。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东罕人，也怕冷。于是，东北人便将“腊八”当成了节。想通过一些活动，驱除严寒。不知从哪朝哪代起，便兴起了在腊八这天，家家户户吃腊八饭的习俗。东北的腊八饭不同于咱天津的腊八粥，咱天津的腊八粥是用糯米、大枣、各样粮豆至少八种食物熬成粥。而东北只用一种黄米做成饭，饭里拌上白糖或红糖吃。这样吃的理由是，粘下巴。其实，细想起来很好笑，吃一顿黄米饭，就能把下巴粘住了！可是千百年来，淳朴厚道的东北人一直深信不疑，每年腊八这一天，没有一家不吃黄米饭，而且，吃的那么认真，那么虔诚。这个习俗很可能还要千百年的延续下去。既然腊八被称作节，就不是只吃一顿黄米饭了事。东北有句俗话：“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从中看出，东北的年是从腊八开始的。而开始的标志是杀年猪。三四十年前（现在的农村还保留着这个习俗），无论城里和农村，相当一部分人家都养一到两口猪。到了腊八，就开始杀年猪了。杀年猪是一件大事情。要请杀猪师傅。杀猪师傅不仅对杀猪的一套技术十分娴熟，而且，对杀猪菜做得也十分在行。经过杀猪师傅一顿忙活，一大锅热气腾腾、香得让人淌哈喇子的杀猪菜就出锅了。头一碗五花白肉掺着鲜嫩嫩的血肠的炖酸菜要先给趴着锅台吵着闹着要吃杀猪菜的孩子们。然后，将杀猪师傅，自家的长辈，还有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邻居请上桌，倒上老白干，美美地大吃一顿。
  再然后，杀年猪的主人开始收拾年猪了。首先，将过年吃的肉和头蹄下水准备出来。剩下的肉，肥瘦相间的，抹上大酱，挂到仓房里风干，留作一年的食用。大肥的肉，就得熬油了。将熬好的油盛到一口大缸或大坛子里，也留作一年的食用
  至此，东北的腊八节才算过完了。
  小年
  过小年，我们家绝对热闹，因为，我的女儿就是这天的，每逢小年、每一位家庭会自觉退掉手头的事情，参加或在家或在饭店举行的家庭宴会。宴会上，祝完了“生日快乐”自然就转上了小年快乐”人人都楼慨看时间过得太快，转眼间，孩子长大了，也变老了。还感慨小年刚过，大年就跟者脚到了！忆往昔，看现在，大家还是感觉很和足，很满意，很幸福认为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光景。于是，禁不住又开始回忆三四十年前在老家小年的情形。
  三四十年前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所以，那时候，过小年开始像模像样了。要知道，在我们东北，对千百年传下来的过小年的习俗是十分看重的，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时期，大年要过，小年也要过。而且，即便“破除迷信的风吹得再紧，过小年的习俗都没有变过。只不过有些习俗变得隐蔽些罢了。
  我们东北老家过小年的习俗似乎与天津有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东北历史上游牧与农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有关，也可能与东北寒冷的天气有关。
  在我们东北，临近小年，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活去碾坊碾黄米面（那个时候，尽管已经有磨面机了，可老百姓还是坚持去用驴马拉石头碾子的碾坊碾黄米，他们认为碾出来的黄米面受吃）。再拿回家发黄米面，就是用一头号大泥瓦盆将黄米面和好，放到热炕头上，再用棉被悟上,为的是让面发出酸味来。到了小年那天，家家户户便开始烀豆子，蒸粘豆包了。蒸粘豆包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计，对已发酸的面用碱提，提好了，蒸出的豆包皮是甜的，劲道可口。提不好，皮就是酸的难以下咽。烀豆子也是技术活，烀好的红小豆要一攥一个团，干了散花，稀了不成团，都包不了豆包。街坊邻居都有一个互相品评的习惯，哪家豆包好吃哪家不好吃，都会被议论的，评价好，就意味着来年日子会过得好，粘（年）粘（年）有余嘛。所以，家家都希望自己的豆包比别人家的强。
  小年蒸粘豆包的习俗在我们东北那可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我下乡的韩家窝铺大队二队，在大跃进年代，队长带着社员偷偷地种了一片黍子（黄米）和红小豆，到了小年，全小队家家都吃了顿香香的粘豆包。结果，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被大队知道了，大队干部与二队的乡亲们沾亲代拐，想把这事压下。可没成想被公社知道了。在那个为了放卫星，极力推广种玉米的年代，居然敢偷偷种低产作物，并且私分，这还了得！结果，二队队长被免职批斗，大队干部也写了好几遍检讨书才算过关。可公社的消息再灵通也有疏漏，韩家卧铺大队的其他小队也犯了同样“错误”
  我们东北老家在小年还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可能咱天津也有。就是送灶王、请灶王、供灶王。在我们东北老家，将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当做一家之主，供奉在灶台前。为的是保佑全家人有吃有穿，平平安安。到了小年这天，先给供了一年的老灶王爷爷和奶奶上香、磕头，还给老灶王爷爷和奶奶的嘴沾上灶糖，封口。意思是希望灶王爷爷和奶奶上天向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汇报时，多说好话，不说坏话。然后，恭恭敬敬地请下来（就是从墙上揭下来），在灶坑烧了，意思是送灶王上天。
  过段时间再将新请（买）回来的灶王爷爷和奶奶的木版印制的画像,再毕恭毕敬地贴到灶台的墙上，两边还要贴副对，上联是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横也是：一家之主。不仅要点香，还要上贡品，如酒，馒头和水果。全家人虔诚地磕头，长辈的还要念叨几句请求灶王爷爷和奶奶多多保佑的好话。
  上家要吃上一顿比平常日子好些的饭人家还要放上一挂鞭炮，以示庆祝。
  这就是我的故乡，科尔沁草原深处，洮儿河畔的故乡的“小年”。
  大年
  春节，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对农历年的称谓，可在我的老家东北的科尔沁草原深处洮河畔的城市和乡村居住的人们仍然固执地将春节叫大年，自然，过春节就是大年了。
  我的老家过大年与咱天津有相同之处，都是炎黄子孙嘛。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可能就是地域差异了。比如，咱天津叫贴吊钱，听，听咱天津的朋友说，意指掉钱，发财的意思。我们老家的队叫挂钱，意思是挂起来的才是钱，有钱谁不显摆？掉下去的那是纸，谁要？咱天津贴吊钱就是单贴吊钱，我们老家不仅门要贴春联，的挂钱上贴横批，贴到窗的挂钱也要贴横批。咱天津的吊钱清一色的红，我们老家的挂钱有红、黄、粉、绿等多种颜色，而且，每个横批下至少要摞着贴两张挂钱。看着比咱天津单一色的鲜艳多了。人住的房子要贴横批、挂钱，其他凡是有门脸的都贴，不但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要贴，就连猪圈、狗窝、鸡架、仓房也要贴。猪窝贴“肥猪满圈”，鸡架贴“金鸡满架”，仓房贴“粮食满仓”，狗窝贴“犬保平安”。总之，都是祈福的吉祥话。
  咱天津都是正月十五挂灯笼，我的家乡是除夕挂灯笼，而且，是家家户户都挂。没钱的人家，也要用两个盆子盛上水，端到外面冻成冰坨，再拿到屋里沾热，把两个冰坨对着扣上，再放到院里，中间点根蜡烛，便成了冰灯。我猜，现在哈尔滨每逢冬季开展规模盛大的冰灯节，那些五光十色、形状各异的巨型冰灯，可能就是受到老百姓最原始的盆扣冰灯的启发而产生的灵感。
  我的家乡的大年是从腊月二十五开始的民间有一套嗑，叫做：二十五，做豆腐（到了这天，家家都要泡黄豆，磨豆浆，点一锅白嫩嫩的豆腐。其中，一半保鲜，炒菜用。另一半，拿到外面冻成带毛孔的冻豆腐，熬酸菜吃。）；二十六，坪猪肉（要把一个正月的猪肉、牛肉、羊肉，包括猪牛羊的心肝肺都呼熟，留着慢慢享用。）；二十七，杀年鸡（家里养有鸡、鸭、鹅的，都等到这天杀，为啥？我至今也没弄清楚。）；二十八，把面发（这一天，家家都忙活着发面，蒸馒头。蒸馒头是个技术活，碱小了，馒头是酸的，碱大了，馒头变黄了，只有适中，蒸出的馒头又大又白口感又好。我母亲就是位蒸馒头的好手，左邻右舍都请她使碱活面，经我母亲手做的馒头，没有不爱吃的。）；二十九，满街走（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到那天，满街都是人，拥挤着嬉笑着，连背带扛地往家里搬年货，那个喜兴劲儿就甭提了。）；三十，靠油（这句话可是够古老的，四五十年代，全吉林省，也就是宽城子（旧指长春）几个大点的城市不错的人家点电灯，老百姓家家都是煤油灯或者麻籽油，除夕要守夜，人人都不能睡觉，灯要点一宿，能不费油吗！）；初一，磕头（大年初一,在家里，少的要给磕头拜年。然后，人们还要成帮结对，登门串户，给左亲右临拜年。见了面，同辈的相互作辑，说些拜年话。遇到长辈、就得磕点了。头不白磕，长辈的要给压岁钱，（也就是红包），四五十年前，直近的亲戚给一元钱，平平常常的也就一两角钱。那时候钱实，一角钱能打二两地瓜干酒，九分钱能买一盒绿化遍绿化牌香烟。我下乡的韩家窝铺，张家是个大户，算在一起，能有一百多口人。老辈哥们多，年龄差距大。到了下辈，年龄差就，更大了。再下辈，差的更没谱了。一个九岁的孩子要出门看灯笼，父亲给了他十张一元宵节
  角钱，刚出门，就遇见了子辈的磕头，他给了两角钱。没几步，又遇见仨，又掏出三角钱。没走多远，又碰到了给磕头的，就又给钱。不一会儿功夫，钱没了，可老远又看到了孙子辈的，吓得小孩转身哭着跑回了家，说啥也不出门了。
  过大年的重头戏是晚宴。俗话说：说一千，道一万，难舍晚上也顿饭。这顿饭是一家人的团圆饭,平时,少了谁，饭照样吃，而这顿饭，一个也不能少。全家人齐聚一堂，举杯庆贺，热闹非常。这顿饭也是一年到头，最丰盛的家宴。平时舍不得吃的好吃好喝全摆上了桌，美酒佳肴，香气扑鼻，都想放开肚皮，好好解解馋。这顿饭也是祈福的饭。饭前，家家户户都把老祖宗（也就是家谱）高挂在北墙上，点上蜡烛，供上祭品，然后，在大门口放上一挂上千响的鞭炮，将老祖宗"请进家”，家里最长辈的燃起一著高香，三鞠躬后，跪到地上，全家人也都席地而跪，静听最长辈人向老祖宗的祈福。那仪式是虔诚而庄重的。
  我想，说我们是敬老爱幼的礼仪之邦，很可能有这个原因。过去，有人批评这是封建迷信，我觉得这是一项优良的民族文化的传统教育，不忘记祖先，才能不忘本，不忘本的民族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到了元宵节，已经把过年的氛围推向了最高潮。要不人们怎么将“过”改成了“闹”呢？有歌词唱道：“正月里，闹元宵”，我感觉非常贴切。元宵节的最大特点是红火、热烈。
  在我的老家，人们还在睡梦中，大清早便噼里啪啪响起了鞭炮声，年轻人立刻没了睡意，都纷纷从被窝钻出来，披上衣服，跑出去放鞭炮。爆竹声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震耳欲聋。
  紧接着，伴着悠扬的唢呐和喧天的锣鼓，秧歌队扭上了街。从古至今，东北的大秧歌就是人们最喜爱的民间艺术。不仅成套的曲调千变万化,秧歌的套路更是随着曲调的变化而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那可真是扭出了“美”，扭出了“浪”。扭秧歌的如醉如痴，看秧歌的都看花了眼。
  东北解放前，秧歌队都是有钱人家花钱雇的。解放后，秧歌队单位组织的。大的工厂，自己组建秧歌队，一些系统联合组建秧歌队。我们东北的秧歌队可不像咱天津的秧歌队，十几个人就成队了。我们东北的秧歌队拉出去就是百八十人，那个壮观劲儿就甭提了。而且，秧歌队不是一支两支，上百支都打不住，在长春十里斯大林大街（现已改为人民大街）那是见首不见尾！每支队的风格和形式也有区别，平地走的秧歌以舞蹈花样取胜；踩高跷的以人物妆扮和幽默舞姿取胜；耍龙的、耍狮子的、跑旱船的，都有各自取胜的高招。而且，秧歌队是边走边扭扭到哪家机关、工厂或商店的门前,燃放爆竹，以示欢迎。秧歌队也要根据所放鞭炮的多少决定表演的时间长短。褂有大商场一下子就放了十多挂鞭炮，秧歌队扭得就更欢了，什么老汉推车、悟空翻筋斗表演还不算，还要唱上几段秧歌冒。引得人山人海的看秧歌的人的喝彩起彼伏，喊声震天。
  闹元宵，就不能没有元宵。三四十年前，在东北没有私人开的点心铺。元宵都是国营食品厂组织工人加班加点提前赶制出来的，再由各个食品商店卖给百姓。所以，元宵就成了紧俏商品，家家食品商店前都排起了长龙。大人把元宵买回家，孩子们又将锅台团团围住，直到元宵进了肚子，才算消停。现在回忆起来，才又明白了当年闹元宵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物资匮乏。拿到今天，还用得着起大早去排队买元宵吗？孩子们还能淌着哈喇子围着锅台盼着元宵快点出锅吗？
  元宵节还叫灯节。这一天，不仅家家户户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商店也都彩灯高照。而且，最热闹的要数文化部门统一组织，全市所有单位参加的灯会。各单位都有自己做灯的能手，在单位的支持下，大显身手，做出的灯不仅形状美妙、图案精美，而且，还动用声光控等手段，让灯转起来，动起来，唱起来，扭起来了。临街的单位、明月与彩灯相映成辉，引得家家户户倾家出动，争相欣赏。其实，赏月观灯如此让男女老少，凡是能动弹的都走出了家门。还有一个习俗人们都修循，那便是“走百病”。意思是，这一天要是能出门走一百步，有病的病好，没病的病不侵身。对此，我是不相信的。二十老伴儿患了慢性肾炎，经过医治，好得差不多了，结果，出去溜了一圈，累出了俩加号，只好接着喝中药。
  我认为，我们老家与咱天津过元宵节风俗习惯最大区别是，东北人自己不仅要乐呵呵地观灯赏月，还不忘了让故去的人也与活着的人一齐观灯赏月。元宵节那天，吃过晚饭，每家每户，都要开车、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来到故亲人的墓地，点上好的灯，摆上祭品，再燃放鞭炮、燃烧纸钱、磕头跪拜（像我们这些回不去老家的东北人，也要在十字路口，给故去的亲人烧纸钱，点上用电池和手电灯泡做成的灯，所有仪式完成后，才返回家去，上街观灯赏月，看秧歌。我一直认为我们东北“送灯”这个习俗好，好就好在到什么时候都不忘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