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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判文研究（二）
  陈文静
  唐代判文的语言极具文学艺术特色，制判者在进行判文写作中，普遍运用表达技巧，在词语的选择上、用句的调配上、音韵的平仄上、修辞的使用上、谋篇的构思上，都极大地增添了判文的文学性，“唐代判词的重要成就之一，即是形成了语言庄重、凝练，表达准确、铿锵有力的中国古代判词语言风格”。［汪世荣：《中国历代判词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在唐代极具代表性的判文中，《龙筋凤髓判》、《甲乙判》和西域等地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麟德安西判集残卷》与类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以及笔记《容斋随笔》等书目中，所表现出唐代判文的共通性：用典凝练、对偶工整、精工准确。
  虽然在司法语言体系中，很少有华美的语言，但，在唐代判文中，非但不排斥绮丽的语言，而且还在探究着审美价值，并且将注重典雅美感的社会精神，注入到了司法语言体系中，使得原本属于司法应用文的判文，不再是冷冰冰，而是充满了温存与人文。
  （一）用典凝练
  由于汉魏六朝开创性的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及语言应用技巧的发挥，这些对于唐代文人士子来说，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随着隋代开创了科举制度以来，有唐一代又在诗赋取士方面加强完善，加之格律诗、辞赋等文学体式的不断发展，使得判文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兴盛。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讲求文辞审美的传统，不仅根植于诗词创作中，对于唐代判文同样是语言运用的重点。在唐代判文中，使得语言精美简洁的表现之一，就是用典掌故。在判文中使用典故，不仅可以显示制判者的学识之渊，而且还可以简明扼要的表达出制判者的观点所在。如，在《文苑英华》卷五四五中，所收录的《宫门误不下键判》：
  安上门应闭，主者误不下键。
  对：
  设险守国，金城九重。迎宾远方，朱门四辟。将以昼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阍人，实司是职。当使秦王宫里，不失狐白之裘；汉后厩中，唯通赭马之迹。是乃不施金键，空下铁关。将谓尧人可封，故无狗盗之侣；王者无外，有轻鱼钥之心。过自慢生，陷兹圭误。而报关为事，空欲望于候羸。或犯门有人，将何御于藏迄？固当无疑，必真严科。
  梳其大意，是依据忘记上宫门的门闩而所制得判文。全文仅仅一百多字，用典就多达十处。如，“设险守国，金城九重”是出自《汉书？蒯通传》里的“金城汤池”的典故；“有轻鱼钥之心”，是出自南朝梁简文帝《秋闺夜思》的“夕门掩鱼钥，霄床悲画屏”；“朱门四辟”源自《尚书？尧典》中：“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不失狐白之裘”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有能为狗盗者……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可以看出，此判文虽大量用典，但整体含蓄圆华，却无生涩拗口之弊。并且在说理立论方面，讲理充实有力，并用“鸡鸣狗盗”和“窃符救赵”的典故，一反一正，说明宫门严防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以通俗平实见常的白乐天，在拟判文中，亦不乏用典：
  马牛于牧，蹄角难防；苟死伤之可征，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尔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为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轻。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勿听求过。
  这是一道关于如何对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来进行赔偿的判文。全文首先总论马和牛一起进行放牧，就很难免出现伤害的现象，因此，如果有死伤，可进行征讨赔偿，但须区分是故意还是过失行为。在白居易的这篇判文中，虽然仅有一百零九字，但同样用了明显易懂的典故：“既谷量以齐驱”，则是出自《史记·货殖传》；“或风逸之相济”则是巧妙的反用了“风马牛不相及”的故实；“皂栈”便是出自《庄子·马蹄》；“桃林”的出处《尚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这道拟判，即使讲求用典，但无形式之痕，依旧通俗易懂。
  不仅是名家判文如此，西域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中同样如此。
  经纬乾坤，必藉九功之力；克平祸乱，先资七德之功。最尔朝鲜，久迷声教，据辽东以狼顾，凭蓟北以蜂飞。
  但人之秉性，工拙有殊；军事多权，理不专一。陵或不便乘马，情愿步行；或身拙马弓，性工投石。不可约其军器，抑以不能。苟在破军，何妨取便。若马非私马，弓是官弓，于战自可录勋，言失亦须科罪。今若勋依旧定，罪更别推；庶使勇战之夫，见标功而励己；怯懦之士，闻定罪而惩心。自然赏罚合宜，功过无失。失纵有罪，公私未分，更仰下推，待至量断。
  在这道判文中，同样存在着用典现象，如第
  一段中，就连用了两个典故：“九功”，出自《尚书·大禹谟》“九功惟叙”；“七德”，源自《礼记·王制》中“明七教以兴民德”——简洁地讲明帝王亲征朝鲜，目的是使那里的人们知教化，懂礼乐。此判文除了用典之外，还有一个较为凸显的特点，就是对句的美感。或两句一对，或三五一排，错落顿挫，句式骈整。在内容表现方面，不仅词义丰雅，同时，作为判文，不失论说精辟之意。
  唐代判文，用典凝练，一方面与前朝文学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在初唐时期，类书的编纂，为制判者提供使用典故技巧的同时，也为制判者提供了隶事用典之源。
  （二）对偶工整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由此可见，骈俪双出，两两相对，是我国文学文字特点所决定的，这在唐代判文的语言风格方面，同样也具备这样的特点，骈俪工整而对偶精巧。
  所谓“对偶”，“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在唐代，骈文发展得相当成熟，于是，这对于判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唐代判文多以论事言理为主，用典切当，在对偶方面，句法整齐，对仗工稳。如，《龙筋凤髓判》卷一《中书省》：
  中书舍人王秀泄露机密断绞，秀不伏，款于掌事张会处传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判词为：
  凤池清切，鸡数深严，敷奏帝俞，对扬修命。召为内史，流雅誉于周年，苟作令君，振芳尘于魏阙．张会掌机右掖，务在便蕃，王秀负版中书，情惟密切。理宜克请克慎，慕金人以缄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温树之号，问且无言，恶木之阴，过而不息。岂得漏秦相之车骑，故犯疏罗，盗魏将之兵符，自轻刑典。张会过言出口，驷马难追，王秀转泄于人，三章莫舍。若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
  张鷟《龙筋凤髓判》不仅在骈俪对偶，同时还追求着花样的多变，并且将刘勰所言的“四对”，诠释的淋漓尽致。正如引文中，“张会过言出口，驷马难追，王秀转泄于人，三章莫舍”，则是将事对与正对进行的结合。此外，“张会掌机右掖，务在便蕃，王秀负版中书，情惟密切”一句，则是六四六四骈体文的句式节奏。从现代语法角度而言，“凤池清切，鸡数深严”一句，则是主谓结构相对；“召为内史，流雅誉于周年，苟作令君，振芳尘于魏阙”则是动宾结构相对。此外，在具有唐代判文的代表性《龙筋凤髓判》中，在对偶方面，运用的最多的，则为“事对”，再如，“相如健笔，高谈上苑之芳；子云清词，盛述长杨之丽”（《苑总监》第二道）、“温树之号，问且无言；恶木之阴，过而不息”（《中书省》第一道）。在音律方面，如《少府监》第一条，“沈沈少府，掌其山海之资；隐隐内藏，职在瑰奇之货”，则为“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的韵律。
  同样，在《文明判集残卷》中，对于骈体对偶的运用，更是的心应手，没有文人拟判中的单板，如《赵寿申请义门判》中，“人耻薛苞之异居，慕姜
  肱之共被，一荣花萼，三纪于兹，亲亲之义既隆，怡怡之颜斯在。虽尺布斗粟，俱怀饮啄之欢，弟瘦兄肥，无惮干戈之险。遂使恒山四乌，长销离别之声，田氏三荆，永茂连枝之影。”义门是我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人伦典范，因此，在这篇判文中，多处运用典故，已讲明这个道理。此外，判文对偶工整，没有刻意雕琢之痕，一气呵成。在词语运用方面，凝练典丽，不失判文严谨性之态。
  综上所述，“骈体文的语言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是语句方面的特点，即骈偶和四六；第二是语言方面的特点，即平仄相对；第三是用词方面的特点，即用典和藻饰”。
  （三）精工准确
  判文，就其狭义本质而言，是法律裁判的文字记录，因此，与其他文学体式相比，则更具有严谨精准性。就以《文苑英华》中所录的判文为例，无不感受到其逻辑的缜密与论理的充分以及依律的准确。加之，在判文体例形式上，有着自己的专业术语，进而强化了判文语言的规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判文语言风格的发展方向，使得判文更具有精工准确的特性。
  关于这些术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术语的程式化。这一类术语基本上是判文的体式中业已固定的程式化语句。一篇案判或拟判，其发语词是较为固定的。如在《文苑英华》中所用的“对”、在敦煌判文中所用的“奉判”等，都是作为判文的固定术语出现的，起到引出案判拟判的事实的作用。当然，在行文位置上，这些发语词是比较灵活的，有前有后，如在《文苑英华》中，便将“对”置于案判拟判的事实之后，将拟判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判文本身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而在敦煌判文中，将发语词“奉判”置于拟判案判的事实之前，将拟判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判文本身是为一体。其次，判文的裁决断语实现格式化，这在敦煌判文中的“中间判词”，尤为明显。所谓“中间判词”，是指“制判者通过对拟判事实的分析，认为对其尚需作出进一步查证，才能正确适用法律”，这样形成的判文称为“中间判词”。这种判文不仅要对已经确定的案件进行法律上的定性，而且还有指出待查部分的问题，进而进行事实证据的补充，最终做出裁决的判文。这些“中间判词”有以下几种：
  “更仰下推，待至量断”，即存在不清事实，须进一步核实取证，再做裁量；
  “宜牒市定估，待至量科”，即对于（赃物等）没有获得具体的事实与金额，需要进行评估，再做裁量；
  “宜更下推，待到量断”，即不明是否存在欺骗，需进一步核查，再做裁量；
  “宜勘问得实，待实量科”，即需对尸体做进一步验查，再做裁量；
  “宜下某某，任彼科决”，即被告为某处人，须某处管辖裁量；
  “更问盗脏，待至量断”，即须查明盗窃数额后，再做裁量。
  以上这些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判文作为一种法律文书，是不同于其他的文学体式的。判文更多的需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衡量标准，以进行写作。最后，判文的体例格式固定化。在判文的体例格式方面，除了前述的“双关判”之外，还有“多人一事多判”和“一人一事多判”。“多人一事多判”，即同一题目，多人作判；“一人一事多判”，则是指根据一个事实，要求制判者写作出两道以上的判文。例如，孙钦望所做的《溺死判》三道，就是典型的“一人一事多判”。
  唐代判文，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文学文体，是社会生活发展的结果，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如政治体制、社会因素等等，逐渐演进发展，而往往又反作用于社会的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