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编者按
  6月26日，运河沿岸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论坛在西青宾馆成功举办。来自京津冀的多位非遗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杨柳青》编辑部现将各位专家的发言进行文字整理，并设置“运河记忆”专栏，分两期进行集中展示。让我们在御河的故事中，从杨柳说起，从年画说起，以运河的名义拉动京津冀的文化串联，再以历史的名义回顾和回返我们的活态文化遗产。细化文化基因，强化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以中国年画数据库的建设为例
  王坤
  一、年画的价值及其现状
  年画在形成发展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民间重要的精神投射和出口，它寄寓了国民对幸福生活的种种期盼，可以说，年画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民间向往幸福生活的历史，年画呈现出的是中华民族本质性的幸福图像。为了让这个幸福图像持续发挥作用，始终活态地承载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就需要坚持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并进。因此，尽快建立起“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对于年画的传承、保护和研究十分必要。
  1．年画的价值
  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年画，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细小的民风民俗变迁，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民众的生活。然而，让人颇为遗憾的是传统绘画史对年画的记载可谓少之又少，多报以“难登大雅之堂”的态度，即便是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普通百姓绘制的作品没有可供研究的价值。事实上，年画是民间传统绘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门类，可以说，没有年画的中国绘画史是不完整的、跛脚的。
  我们从各历史时期的年画作品中，能窥见不同时代的世俗民风，这为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实物材料，其价值不可估量。比如，“断国孝”年画，直接体现了旧时封建政权对民众生活的禁控和影响。又如，《文明娶亲》一类的世俗年画，为我们呈现了辛亥革命后天津出现婚事简办的市井风俗。
  作为中国民间艺术龙头的木版年画，不仅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同时为人们探究地域审美心理，感受丰富的年俗风貌，以及进一步透析创作者创作之初的情感与想象，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
  2．年画的现状
  （1）销售的现状。销售是年画“活态”延续着的一个重要生命体征。曾经贴满千家万户的木版年画，在20世纪初开始被石印年画、胶印年画所替代。尽管这个过程十分迅速，且在占领木版年画市场的同时还影响了传统年画的审美情趣，但是手工绘制的木版年画却始终没有完全画上句号。
  （2）版与画的现状。由于年画每年都需更换，其材质又多为廉价纸张，因此传世的老画数量不多，但凡有流传至今的老画，大都是珍贵的精品，多由博物馆、画店传承人或私人藏家收藏。老版相对于老画而言，其存留状况稍微好些，多由年画作坊祖辈相传，这是他们生画、生财的根本。尽管这些年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不绝于耳，售卖老画版的情况仍旧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那些萎缩情况比较严重的年画产地，不少品相优良的画版以几百元的价格被文物商贩收走，一些精品画版更是被海外藏家高价收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不少年画产地尽管还保留着为数不多的古版，但画面里的许多含义已经无人能解。“内容待考”式的标注是年画普查人员不愿写下的无奈现实。这种民间记忆的中断亟待我们关注。在此意义上，“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的建设将为研究和阐释该未知领域提供可能。
  二、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的价值
  1．年画研究的现状
  2002年10月，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上，文化学者冯骥才指出：“从时间层面上看到年画意义的，也就是最早把年画作为文化来对待的是王树村、薄松年这一代人。50年代的中国年画正走向衰落。一种文化将要消亡和开始消亡的时候，是丢失得最快的时期。幸亏有这一代年画专家，他们在那个时期，先觉地开始了抢救中国民间年画的工作，使得我们一大批最重要的年画遗产保留下来了。尽管我们对年画的现状还要进行大普查，但总的说来比较好抢救，不像有些民间艺术或存或亡乱无头绪，完全没有底数。”早在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的第2期即开辟“年画专号”，而时至今日，国内尚未出现以年画研究为特色的专业期刊，这是否也值得我们反思？
  “当中国人尚未意识到木版年画及纸马等一年一换的粗糙艺术品的潜在价值时，外国人就开始有目的、大量地收集中华民族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了。”一般而言，本国人容易看不起民间文化，因为它是来自生活的文化，不够“阳春白雪”，而外国人却对它十分有兴趣。大概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竟然藏有6000多幅中国传统木版年画，日本竟藏有众多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精品年画。除了珍藏数目惊人的中国木版年画，在海外专门研究中国年画的学者也有许多。“国外收集中国民间年画及纸马等艺术并编印成册者，以英国出版的《中国风俗画》为最早。该书于1800年出版。可知国外早有对中国木版年画之类的民俗艺术感兴趣并著书立说者。”已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收录了大量日俄两国所藏的珍贵年画图片，以及10余篇两国学者所著的研究论文。这些图文数据，也将悉数纳入“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日本《中国版画研究》杂志总编泷本弘之先生在《近现代日本的中国民间版画研究史及诸问题》一文中，明确表示盼望中国建立年画数据库，他认为：“构筑中国民间版画的国际性合作，建立历史作品的数据库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2．数据库建设与年画保护、传承、发展之间的关系
  任何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需要传承与发展，年画更是如此。可以说，没有传承人的年画产地是濒临消亡的境地。而年画若脱离发展，其艺术生命同样面临终结。不少学者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办法就是杜绝开发，而许多不合理的开发，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开发与发展毕竟不同，对于年画的保护，应当遵循其艺术发展规律，为其创造灵活发展的空间以确保其活态地传承。
  就年画的现代发展而言，目前，礼品化、商品化、收藏化、解构化的情况较为常见。其中，尤以将手工制作的传统年画，经过装裱，包装成高档的礼品为最多。冯骥才先生曾说：“商品化是民间艺术的当代变异。这种变异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着。这种貌似‘茁壮成长’的民间艺术，在文化意义上却是本质性的消亡。”
  民间艺术的有些部分可以变，有些却不能变。譬如，年画的民族性、地域性、手工性3者是不可改变的。民间艺术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承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其民族性、地域性和手工性正是民间艺术多样性的根本所在。那些抛弃手工制作而由丝网技术印制的年画，多半是作为商家开发旅游纪念品的又一个卖点，消磨的却是木版年画的手工内涵。将传统木版年画中的元素解构后重组的情况也较常见，特别是在一些装饰、设计项目中，随处可见源自年画的色彩审美观和造型符号的运用。
  民间艺术是我们民族情感与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年画又是民间艺术的龙头。所以，迫切地将“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所记录的资料梳理建设成为数据库，就其目的而言，便不只是为了将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充满情感的美数字化保存和展示，更是为了见证与记载一种历史精神。
  三、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的建设方式
  妥善、安全地保存“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的全部资料，并对其进行高效利用，这不但可以使日后的检索、查阅、浏览变得更为准确快捷，而且能有效地避免因各种因素造成的纸质资料的遗失和损坏。年画数据库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拥有资料录入、展示、整理分类、查询检索等功能的年画数字信息管理平台。
  首先，数据库汇集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首个重要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的主要成果，即22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以及14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的全部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数字图书馆并非简单地将已出版的书籍扫描成JPG格式图片，然后按页码顺序连起来供点击浏览。这种图片像素大小固定的电子书较为死板，尽管文字信息相对纸质书籍还能正确还原，但是图片信息往往不能提供大图阅览，这在需要通过图片获得细节的研究中显得力不从心。
  除了静态页面，针对年画的代表作部分，数据库还提供丰富多样的检索功能。经过细化分类的检索设置有：关键词检索、图对图检索、跨库检索、音频检索和高级检索。其中，图对图检索，是通过分析一张作品图片的构图、设色等艺术特征在全库中搜索与之相像的其他年画作品，这对于“文化因缘关系”的研究，以及解读一些未知内容的年画极具意义。高级检索（见图1）则将检索需求细分为：作品名称、功能、题材、体裁、材质、年代、品相、画店、作者、产地名称、是否装裱、收藏者、绘制形式、内容描述等。
  数据库中的音频检索设置，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原始数据库。田野工作人员在每一个年画产地考察调研时，都会录制几十小时的录音，并将其整理成毛坯稿，这些口述文字有时多达几十万字。研究人员可以不必到年画产地调研，只通过在数据库检索，便可获得采访艺人的现场录音。年画产地的部分艺人或因年事已高，或已过世，这就使得数据库中的田野调研音频文件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数据库还汇集了近10年来“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的全部原始资料数据。这是一个浩大的信息库，包括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数据。这些原始的记录，其信息量是已出版书籍的几十倍，并且带着鲜活的田野气息，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把这些数目惊人的信息录入数据库，可以从不同维度呈现年画，同时也是对年画产地立体地、动态地、全方位地记录，可以称其为一个文化资料与影像资料共存的档案性数据库。
  四、一些问题的思考
  1．虚拟数据的记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濒危，是目前多数学者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定位。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靠口传心授、动作表演的方式世代维系。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更易暴露在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从而加快消失的速度。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通过记录转化为文本性、物质性、有形性、固化性的存在，使其成为可以分析研究的对象、鉴赏传播的对象、储存传世的对象。”可以说，记录就是一种保护，甚至是首要的保护。因为记录是为了未来而记录历史。数据库则是将记录在不同媒介上的“非遗”信息进行科学地保存、整理、归类，以满足日后查阅、研究的需要。可以说，在当今社会，虚拟数据的记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息息相关。
  在未来的年画保护上，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确保年画中传统的、含有稳固文化价值那部分基因的持续性，在此基础上，可预期国家对传承人提供生产生活保障的同时，新媒介、公共媒介应当积极介入，使年画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利用民间对精英文化的传统认同心理，从上至下宣传年画的审美性与艺术价值。此外，还要注重对民间艺术专家队伍的培养，专家了解文化艺术发展的规律，只有专家从一定程度上把握方向，才能确保民间艺术始终在正确的轨迹上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向商业化社会的转型，我们由印刷时代迈入电子时代。这一转变的性质不容低估，它使文化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超越性。数据库作为一种电子媒介，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传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2．数据库的局限性与开放性
  在历次田野普查过程中，尽管工作人员持有相同的调研手册和普查提纲，但因为个体差异，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加入主观能动选择，这种主观选择势必影响日后进入数据库的各类信息。同一个年画产地，不同调研人员的普查记录自然各不相同，而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仅采用那些受委托的田野工作者提供的资料数据，这就使得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
  随着国家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到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包括年画在内的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境况已大为好转。但现阶段人们年节意识的淡薄以及年画使用功能的弱化，极大地阻碍着年画恢复昔时普遍使用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年画以传统张贴方式存在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因此，能够进入数据库的新作信息相应会越来越少，但是，可以推断人们对于年画的研究、年画产地的调查势必越来越多。这些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日后无疑将成为年画数据库源源不断的新鲜数据来源。由此，数据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中，始终是敞开的，而非封闭的，它的体量也将不断增加。
  近几十年，许多传统木版年画店制作的年画销量及销路向人们传达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年画不再如以前那样被视作敬神祭祖、辟邪纳福的对象，它的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多数时候人们购买年画仅仅是由于它的艺术魅力，而非它所承载的文化习俗魅力。人们把精致的年画买回家去，并不张贴，而是束之高阁，有些年画即便被装裱在镜框中挂于墙上，也并非遵循以前的悬挂习俗，人们甚至不知道不同题材的年画应当张贴在与之相应的不同位置上，更不知道还有张贴时间，供品讲究等说法。殊不知缺失了这些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年画这一重要的年俗物品，所蕴含的文化基因也将随之消逝，进一步说，年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亦在不断消亡。
  传统木版年画在未来将是怎样一种形态，现在还不好断论。目前看，在工业文明背景下，手工制作是颇受珍惜的，也许人手绘制的木版年画将来会成为历史的经典。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相信年画都能以新的观念和新的姿态融入人们的生活生产。面向未来，这些数字化的“记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让天津的非遗立在舞台上
  李治邦
  有人问我，相声做为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天津有什么优势？众所周知，天津是北方曲艺之乡，也是相声的大码头。相声作为报送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以顺畅地批准是必然的。在相声界公认的四位相声大师张寿辰、马三立、刘宝瑞和侯宝林都是在天津发展起来的。张寿辰和马三立都一直活跃在津门，而先前的弟子已经成为当今舞台的主角。除此之外，常连安、郭荣启、赵佩茹等同等辈份的相声导师也在天津创下了灿烂的辉煌。这个阵容是全国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如今，相声的高峰期再度到来，常宝霆、马志明、苏文茂以及李伯祥、魏文亮等已经扛下相声这杆大旗。后辈也迅速赶上，抢占了这个老百姓都喜欢的舞台，不断地发扬光大。天津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还不算多，已经批准下来的几十项，方方面面都有，涉及面比较广泛。比如京剧、评剧、京东大鼓、天津时调、快板书、雷琴拉戏等，静态的有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等大家熟知的，我认为其中的相声还是拔得头筹。现在天津能演出相声的大小茶馆和剧场多达几十家，上座率可观，也吸引了北京以及来天津旅游的大量客人。这种相声热持续，有发展壮大趋势，在全国不多见。说明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丰厚，也说明相声作为一个码头文化的前驱者的后劲十足。相声的流派纷呈，名家荟萃，这也是能传承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经去过苏州，想去听评弹，但扫听也就是一两家。记得我三次去苏州，都是跑到茶馆去听评弹，实在是太喜欢了。茶馆都是在白云观附近，进去后很是冷清，让我这酷爱评弹的不是滋味。结果我点了几首曲子，唱完以后只得再点。当我和朋友走后，回头看见两个演员孤零零坐在舞台上，下面已经没有人了。而走进天津的茶馆或者剧场看到这么多观众，喝彩声连踵而来，真比喝了蜂蜜都甜。另外，天津的相声已经形成了风格，著名相声评论家薛宝琨称为说是卫派。我觉得天津相声继承传统很突出，这个继承包括多方面，比如作品结构和表演手段，包括演出场地的氛围，不能说是原汁原味，但能看出骨髓的部分。
  在全国非遗宣传日期间，我策划了市非遗保护中心组织的四场戏剧曲艺系列演出，没有经费，一位喜欢曲艺的朋友提出帮助，我对他们坦率地说，没有回报，你们就是投入。四场下来不敢说场场爆满，但也是人潮涌动。当初参与策划这四场目的很清楚，我想就是把天津的非遗立在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喜欢它。我作为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的主任，联络了几家有关单位，说明举办这次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曲艺演出的想法，回答都是支持，而且怎么支持都不过分。久违曲艺舞台的京韵大鼓刘派代表小映霞上台时，尽管已经快深夜了，但观众没有走的。年过八旬的小映霞头顶满头白发，唱的是拿手好戏《闹江州》。还没唱完已经淹没在观众的喝彩之声，我的眼泪瞬间流下来。其实，我就是想让天津的老百姓品尝到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艺术真品，叫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不能在天津断了根脉，应该让后代也能享受到中华文化的大餐。其实，这一阵子举办戏剧曲艺的晚会不少。而我们作为天津非遗单位举办就显得不同，没有多少商业色彩在里边，就是纯粹的欣赏。
  我经常爱在天津茶馆里走动，看曲艺，听相声，品戏曲。天津的茶馆都驻扎在热闹的商业区，比如估衣街的谦祥益，劝业场的天华景，古文化街的名流等。即便劝业场晚上关门歇业了，也有直通七楼的电梯。这就是天津非遗项目中曲艺和戏曲的艺术魅力，而且多少年不衰。我曾经陪着冯巩去茶馆看相声，一边看一边咂着嘴，说，都是好玩意。可就在二十年前的天津，茶馆里还一片萧条。天津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地就这么养人，观众就这么喜人，可形势就这么逼人。没有好玩意，没有新人在成长，多少的土壤都会贫瘠。天津茶馆是一个容纳百川的大舞台，是一个能把传统艺术得以继续伸展的风水宝地。我不能早早地把天津这些非遗宝贝送进博物馆。我参与举办的这四台非遗戏剧曲艺系列晚会，年龄最大的八旬，最小的正当年，不同辈份的演员同操守，共献技，传统的非遗联络了一个大家庭。久未见面的小映霞上台与观众见面时讲了一句话，我很想念观众。董湘昆是坐着轮椅上台演唱，王毓宝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登台，也是焦急万分。今年年初的一次传统相声晚会上，常宝霆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声的唯一传承人，上台后我看见他激动地一张脸，嗓音都在颤抖，于是我的心也热起来。
  从小到现在，不知道去了天后宫多少次，每次去都有很多的心得。以前去是看新鲜，后来再去就看文化。妈祖到了天津怎么就赋予这么多内容，首先是称呼，天后、天妃、天后娘娘，到了塘沽一带又叫大娘娘。我曾经听过塘沽人喊大娘娘的神态，那就是一种从内心发出来的感情。妈祖到了天津，很有生活感的天津人就给妈祖带来了更多的幸福延伸，比如拴娃娃的寄托。我在杨柳青画馆看到了一幅精致的年画《天仙送子》，上面描绘着妈祖慈祥着乘风而来，左右都是眉清目秀的童子。从妈祖的眼神看出是一种急渴渴的样子，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寄托送过来，而且要送到老百姓的手中。送子，这是对一种生命延续的满足，更重要的是期盼生活美满的结局，老百姓想的就是这个，虽然简单但很实际。为此，天津人传说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谁谁拴娃娃得子，而且多年未得而得了。于是，左邻右舍的人都为此高兴，说是天仙送的。于是，妈祖在天津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天仙。
  天津有众多的妈祖庙，在塘沽和汉沽就有海神庙、潮音寺等。出海的渔民对妈祖情有独钟，出海之前捕捞之后，都是载歌载舞。潮音寺庙会从明永乐年间建寺后，形成民间社火活动，当时船民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都汇集潮音寺拜观音菩萨，逐渐形成庙会活动。塘沽的大沽龙灯就要出会表演。大沽龙灯含着天津沿海百姓在妈祖感召下，向往太平、祈盼吉祥、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望。在传承了100多年后，大沽龙灯没有消亡，而是越来越有气氛。鼓声响起，龙缓缓启动，随着鼓点轻重快慢缓急的和谐调整，龙如同在云雾中穿梭，灯在水中畅游。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汉沽飞镲，气势如虹，边打边跑，渔民手里的铜镲真的跟飞起来一样，铿锵有力，彩绸满天。满脸都是喜庆，震天的飞镲声响就是渔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汉沽飞镲在每逢娘娘庙会时都是最能吸引大家的场面，特别每年阴历四月中旬，为保一年的出海平安、渔虾丰收，都要结队去酬请护海娘娘护驾。为了渲染气氛，一路上便带着锣、鼓、镲随行敲打。在上海世博会上，天津的汉沽飞镲队伍打出了气势，那种纯朴而火爆的打法让围观者掌声一片。我在其中喝彩，觉得那么酣畅淋漓。
  说到天津的非遗，由于工作的缘由，我接触了不少。其中法鼓是最有天津民俗文化特征的项目，目前河西区挂甲寺庆音法鼓、杨家庄永音法鼓和北辰区刘园祥音法鼓都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法鼓表演道具主要有鼓铙钹镲铛裆等。表演时鼓乐齐鸣，颇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壮观之势。说起天津的法鼓，就要说到天津的皇会，那就是给妈祖出行时的一种民间花会集中展示，每次出会都会有上百道天津皇会是一种典型的民俗活动，也是天津年文化中的重头戏。皇会一般都是在天后娘娘诞辰吉日，也就是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举行。而现在每逢大年十五左右，在古文化街特别是津南区的葛沽，皇会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青睐。法鼓是当年皇会中不可或缺的随驾音乐，是天津皇会的耳朵，在整个皇会队伍中位置靠前，最为威武和显赫。大家穿戴整齐，鼓乐齐奏，雄浑嘹亮，节奏变化也很丰富，起承转合，阴阳顿挫，委婉时清醇悦耳，高潮时激奋昂扬。演奏时，表演者还加上耍钹和飞铙等舞蹈动作，很是好看，其中不乏有武术的动作，场面十分壮观。天津法鼓是在特定的妈祖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的，它综合了音乐、舞蹈、武术、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独具特色。天津人创造了天津法鼓，天津法鼓也塑造着天津人对妈祖的热爱。
  流动的文化纽带——元明清大运河
  罗澎伟
  年画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大都用于新的一年来临时装饰居住环境,以祈福迎新和营造喜庆、吉祥的气氛。传统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制作，画面线条古朴、色彩鲜明，节日气氛浓郁，画面情趣盎然。千百年来，每逢新春来临，张贴年画几乎覆盖了从南到北的所有中国家庭，甚至包括皇宫大内。
  年画的最初形式是由画家手绘，直到唐宋还是如此；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市井文化异军突起,手绘年画已不能满足社会需
  求；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渐成熟，木版年画遂应运而生。
  最初的木版年画尚无套版技术，只有墨线，色彩部分需要手工镇绘，制作中心是河南的朱仙镇，后来发展到苏州的桃花坞，四川的绵竹，广东的佛山；元明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全线通航，又进入北方的山东潍坊、高密，以及天津城西的杨柳青。
  一、大运河带给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独特优势
  杨柳青在天津城西20公里，地处南运河畔，子牙河南，是一座水木明瑟的古镇；周围遍地垂柳，每值初春，河水荡漾，柳树发华，颇具江南水乡风貌，因而远近闻名。
  关于杨柳青年画的产生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出现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但也有人认为杨柳青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传说当时有一名掌握雕版技艺的民间艺人来杨柳青避难，逢年过节刻些门神、灶王之类赖以谋生，生意兴隆，以致村民争相模仿。
  客观原因是，杨柳青出产木质细腻坚硬杜梨木，特别适合画版雕刻，不仅本地居民、就连外地人也都先后迁入杨柳青，从事木版年画的刻印和经营。由于受到纸张和颜料的限制，最初的木版年画不过是在黄色的土纸上，用木版刷印墨线或朱线而已。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时，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每年要有五、六百万石漕粮经直沽运抵北京。为减少漕运投入，朝廷准许漕船上的运军附载南北方的土特产品，免征税钞，这样，每年至少有200万石以上的土特产品通过运河北上或南下，于是运河成为变相的商路，漕船和运军也就成了变相的商队。南方生产的各色纸张、笔墨、颜料得以运进杨柳青，促进了杨柳青年画由单色向彩色的发展。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杨柳青靠近北京。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文化古都，雕版印刷技术发达，善于雕版技术人员较多，随着大运河的贯通，自然也带动了雕版技工和技艺和样式的流动。杨柳青有雕版的技艺基础，有雕版技艺人员的发展空间，这种技术环境的优势，为杨柳青年画雕版技艺的发展，提供了他处无法比拟的条件。
  不少研究者认为，杨柳青年画源于苏州的桃花坞。这是因为杨柳青靠近大运河，得以在桃花坞年画制作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即便如此，杨柳青仍然有着自身的地缘优势，这就是在大的文化环境影响下，杨柳青年画没有受到桃花坞传统套印模式的限制，而是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即制作方法上的半印半画，即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印在纸上，经过两三次的单色套版，再用彩色填绘，既保持了版画的刀法韵味，又增加了绘画的笔触色调，使木版年画开始脱离了原始的呆板和单调状态，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在全国的年画制作技艺中独具一格。
  二、全国唯一进入首都制作和进入宫廷的年画
  京杭大运河不但为杨柳青带来了独特的技术优势，还为杨柳青带来了独特的制作技术优势和经营资质优势。
  从清代中叶开始，杨柳青年画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首都北京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也因此成为杨柳青年画的最大的销售市场，所以那些著名的大画庄先后在北京建立了生产车间。据调查，使杨柳青年画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并起到奠基作用的，有两大画庄，这就是戴廉增和齐健隆。
  戴廉增的先人于明代永乐年间自江南沿运河北上，到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经过几百年的悉心经营，生产规模已极为宏阔。为方便年画制作以及存储由苏州等地采购的颜料纸张，沿运河修建了11所大的四合院用为年画作坊，内有石碾、石磨以研制颜料，自行调配的各色颜料分别储存在100多口大缸内。乾隆后期，戴廉增画庄沿运河进入北京，建立分店，就地生产年画，兼营灯画、扇画及文房四宝，还特制金贡笺，专供皇宫内府使用。
  齐健隆先人于康熙年间自山东沿运河来到杨柳青，初以裱画为业，后与戴廉增结为亲家。1815年（嘉庆十九年）开办了齐健隆画店，齐氏精于画艺，尤善“揭白传影”，即为人物写真，为死者绘影。店面的规模虽稍逊于戴廉增，但产品之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套色一项即可达20余版，而且画面细腻，人物传神。到嘉庆末年，也在北京建立了分店。
  另有杨柳青南乡南赵庄的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三兄弟，合资在北京开设义成永画店，规模很大，产品精美。当年，北京各大城门楼张贴的巨幅门神，全部出自义成永。由于门神幅大，需要拼接，从雕刻画版到印绘成品，义成永均能做到天衣无缝，堪称一绝。除此之外，杨柳青在北京开设的年画店尚有忠兴、三益斋等十余家。
  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入关前的满族以渔猎为生，进入新春是一年渔猎活动的开始，因此对于祈福全年吉利的新正春节特别重视。入关后这种习俗也带到了关内，每到新春，上自宫廷、下到王府都要布置一新。清代中叶以后，随着杨柳青年画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些技术高超、构图精美、色彩鲜艳、具有喜庆吉利内涵杨柳青年画，成为皇宫大内、王府乃至达官贵人布置环境的最佳选择，结果使杨柳青年画成为全国唯一一种有水平、有资质进入宫廷的木版彩绘年画。
  三、全国唯一有著名文人画家参与创作的年画
  杨柳青年画在北京开设作坊以及在北京市场的畅销，标志着年画的用户层次不断提高，最终成为了御用的贡品。在这样的市场下，倒逼杨柳青年画制作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平，创新发展。
  当年的北京与今天一样，人才聚集，人文荟萃，一批“北漂”的文人画家为谋生糊口，在画店店主的招徕下，开始为杨柳青年画创作和提供画稿，从此文人画家、其中不乏名家竞相加入到杨柳青年画的画师队伍中来，为杨柳青年画的精细制作，提高质量，向传统的中国画创新发展，提供了他处没有的新生力量。
  另一方面，杨柳青一些技艺精湛的画师也因年画的进入宫廷而声名日隆，于是奉旨进入皇家画院“如意馆”当差，如杨柳青著名画师高桐轩，就曾经到宫里给慈禧画过写真。当年，如意馆内聚集了许多著名画师，通过耳濡目染，使原本画艺精湛的杨柳青年画画师的技艺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与此同时，一批有影响的江南地区著名画家，有的从如意馆出来后受聘来到杨柳青，有的径直受聘来到杨柳青，聘期往往长达十余年，他们为杨柳青年画创作了很多不同题材的画稿，为年画创作带来了独特的高雅气息，大大提升了杨柳青年画的艺术水平和审美情趣。如上海著名海派画家钱慧安，于光绪中叶来到杨柳青，服务于齐健隆等画店，创作出著名的画稿《南村访友》、《风尘三侠》、《桃园问津》、《钟馗嫁妹》以及红楼故事《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等，使杨柳青年画的题材和制作水平迈上了新台阶。江苏画家吴友如长期在上海为《点石斋画报》进行创作，来到杨柳青后，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年画中，为丰富杨柳青年画的内容创作带来了新的思潮。此外，浙江籍海派画家朱梦庐，江苏画家尹铨等，对杨柳青年画的创新发展，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到了清代乾隆、光绪年间，杨柳青年画由于有了一批文人画家的“加盟”，精心制作的那些精品“细活儿”，无论创作水平或印制水平，不但传承了传统工笔画的风格，保持了构图严谨、描摹传神的特点，而且脱离了一般年画的“匠气”，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构图水平最高，制作最精致，画面最唯美的境界。这些，都是他处木版彩绘年画望尘莫及的。
  四、全国唯一传播范围最广的年画
  文明，总是伴着水的源流而诞生、发展和传播的，举世闻名的杨柳青年画亦是如此。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民间版画艺术的瑰宝。几百年来，为人们的除旧迎新和日常生活增添了无数的喜庆与欢乐，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即便是在今天，欣赏和读取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时，仍会使人感到其中充满着值得回味的鲜活场景。
  由于杨柳青地处海河水系的，附近河流纵横，水陆交通发达；又因京杭大运河的关系，使所产年画得以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销往海外。至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以及俄、日、德、法、英、美、澳等国，均藏有杨柳青年画的精品画作。
  有人统计，杨柳青年画的全盛时期，全镇操此业的多达三四十家，从业者四五千人。著名的戴廉增画店，平时有家族从业人员近百人，雇工200余人，聘有名师专事创作画稿，从事雕版印刷、手绘、装裱的住店画师也有上百人；后来业务扩展，又建立了美丽和廉增利两家分号，并将年画运抵奉天（沈阳）批发，嗣后在归化（呼和浩特）建立分号。自乾隆至光绪年间，戴廉增共建画店19处，一举成为北方画业的巨擘。
  另一家著名的画店齐健隆的生产规模也不小，杨柳青镇有齐健隆胡同，胡同里均为齐家作坊，雇有画师及雇工250多人，各种工序齐全、配套，是杨柳青年画的第二大作坊。后来也因业务量过大，分别成立了惠隆与健惠隆两家分号，在丰润县东丰台建立分店，也在奉天设庄批发。
  即便如此，由于年画销量的迅猛增加，各家画坊感到难以承受费时费力的着色工序，于是便将这道工序分散到南乡36村进行加工，一时间杨柳青附近出现了“家家点染，户户丹青”壮观局面。
  当年，杨柳青年画的“粉本”（画样）至少有几千种。到了清代中后期，仅戴廉增画店，一家一年生产的年画就达2000件，每件500张，高达一百万幅。由于南运河从杨柳青穿过，从而为杨柳青年画的外运、批发提供了有利条件。每年秋后为杨柳青年画的销售旺期，大批年画通过大运河进入海河流域的其他河道。杨柳青的各色各档年画，不仅销售到直隶、山东、河南，安徽，还远销到山西、陕西、东北和蒙古地区，遂使杨柳青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年画生产和集散市场。
  占有如此广泛的销售区域，保有这样巨大的销售量，可以说，全国的木版彩绘年画生产基地中没有一处可与杨柳青相比。
  五、全国唯一快速跟进时尚的年画
  天津曾是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开放城市，杨柳青距天津不过40里之遥，滔滔的运河之水，不但滋养了杨柳青人的天才和灵感，而且能使他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着城市的发展，注视着时代的变迁，聆听和反映城市的近代文明，并勾画出令人难忘的时代气息，最终使杨柳青年画成为全国唯一内容不断发展并能够快速跟进时尚的木版彩绘年画。
  19世纪末的天津，在北方各通商各埠中已是天翻地覆，头角峥嵘。齐建隆的一幅《天津图》年画跋语说：“天津府城，自昔即为各省仕商荟萃之区。中外互市以来，建设通商口岸，督宪亦行辕移住。交涉日繁，商贾云集；近益增建洋楼，电线、铁路、火车次第创办，倍形热闹。凡足迹未履是地者，不免兴一览为快之思。兹特绘此图，以备卧游之助焉”。
  天津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铁路的城市。杨柳青年画《铁道火轮车》，忠实记录了天津通车伊始，火车站内贩夫走卒、华洋杂处，车厢里满载乘客，车头由洋人司机、添煤，以及站外中外建筑并立的场景。
  自行车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于19世纪末进入天津。《新刻天津紫竹林跑自行车》的画面中，两辆自行车上有三名中国青年男女表演双人和单人车技，中外观众齐声喝彩，叹为奇观，生动反映出天津人对于外来新鲜事物接受程度和速度，以及对车技的创新的贡献。
  1905年清王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各级和各类学堂纷纷建立。《女学堂演武》集中表现出女学堂把军事训练纳入正式课程、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情形。画面中的学堂女生英姿飒爽，不让须眉，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婚礼的繁文缛节，在华洋杂处的天津率先出现了改革，香车宝马开始取代花轿和仪仗，并成为时尚。《文明娶亲》中的婚礼马车与迎新花轿并存，如实地表现出传统婚俗逐步迈向现代的演进过程。正如画面所写：“改良维新去娶亲，香车彩轿对迎门。从今文明成婚礼，富贵荣华满门庭。”
  杨柳青年画的快速跟进时尚，是处于近代社会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对于当代内容的表达和提炼；在艺术史领域，则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产生力的转型，以及中华民族对于新文化的包容与感悟。
  500多年来，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的产生和发展，与运河文化关系至为密切。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杨柳青年画的研究和价值认同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杨柳青年画在中国年画史上究竟占有怎样一种特殊的位置，目前尚缺乏站在全阈视角下进行全面、综合的考量与定位。
  滔滔的运河之水，会不断诱发人们灵感，会使人们顿悟哲理，然后寻迹溯源，并进行永无终极的追求。本文远未达到这样的要求，只不过是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稍微作了一些不成熟的思索而已。